民族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论文

[摘要]民族院校与城市多民族社区问题在地理上存在必然联系，在协同治理上具有宏观、中观和微观条件，完全可以充分发挥民族院校的文化教育强大功能，将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引导和融入社区文化、大众文化，走出一条以文化为根、教育为绳、文旅为台的柔性路径。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民族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民族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论文 篇1：

民族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背景

民族院校学生偏远地区生源比例大，离异、单亲、孤儿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多，重组家庭导致亲子关系失和多，留守、寄养经历学生多缺乏关爱，性格内向、偏激学生较多。综上所述，民族院校生源结构特殊，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意义重大，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门民族院校学生培养方案必修课程极为必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研究改革方面，王磊等设计了适合民族院校文化特征的心理健康课程[1];于见伟分析了目前民族院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现状并就如何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分析了对策[2];欧晓霞等提出了民族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改进对策[3]。本文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进行探究和实践，分析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现状，进行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模式改革探究，开展了课堂实施模式改革与实践，并开展了第二课堂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究与实践。

二、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校充分意识到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必要性，并已将其明确列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目前已开展2018和2019两个年级课程教学，经分析课程实施中仍存在如下问题：

1）学生对于心理健康教育问题认识不足;

2）多数学生对该心理健康课程兴趣不足，课堂敷衍应付问题突出;

3）学生不能主动融入课程、参与课堂教学环节;

4）课程资源单一，亟需开展丰富多样的课程资源建设;

5）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

综上所述，目前进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迫在眉睫。

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模式改革探究

针对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开展课程改革方案探究，制定了改革方案如图1所示，该方案主要包括课堂实施模式改革、第二课堂模式探究与实践。

四、课堂实施模式改革与实践

1.课堂实施环节改革

教学过程以互动体验式为主，第一堂课对学生进行分组，后续课程以活动、讨论的形式让学生以组为单位完成，适当建立奖励机制来调动学生积极性。

2.考核评价方法改革

为有效推动案例式自主学习教学方法实施，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进行考核评价方法改革：

1）平时成绩考核（20%）

考核学生课堂教学活动参与情况，课堂考勤10%，课堂表现5%，作业5%。

2）线上学习成绩（30%）

考核学生线上课程学习完成情况，考核内容包括：视频学习和章节测试等。

3）期末笔试考核（30%）

考核学生课堂学习情况。

4）课后实践活动成绩考核（20%）。

根据学生课后参与学校、学院组织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及阅读、浏览心理健康教育相关书籍和影视资料后撰写心得体会等情况评分。

4、教学质量提升效果分析

较2018级学生相比，2019级课堂出现了明显变化，学生上课兴趣明显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环节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上课听课率、到课率有了明显改善，后排学生开始前移。

五、第二课堂模式探究与实践

1.构建心理健康教育帮扶体系

新生入学组织统一使用教育部心理健康测试系统参与心理健康测试，以便全面系统的掌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根据测试结果对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访谈，班导师、辅导员等所有学生工作者参与访谈工作，对存在心理健康危机的学生建立宿舍心理使者-班导师-辅导员-院领导四级帮扶体系，要求帮扶老师定期通过当面疏导或侧面打听等方式全面掌握其状态，建立心理健康档案，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制定精准帮扶对策。

2.制定重点对象精准教育方案

1）针对危急学生实施周报制度，对这类学生每周从学习、生活、情绪、人际交往、是否有刺激性事件等多方面进行评估研判，排除风险点;

2）对高风险关注对象启动家校联动机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由监护人带回治疗，待平稳符合复学条件评估风险降低但依然存在的采取远程教学或者签署相关协议及责任书确保家长陪护监督用药;

3）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关注对象，通过临时困难补助，勤工助学以及从学生工作经费中为其发放一定补助等方式为其解除经济困扰;

4）对关注对象中学习困难的学生，通过导生制，为其安排一对一帮扶对象，安排同年级，同专业尽量同班且同宿舍学习成绩优异且各方面表现积极向上的同学，对其开展学业帮扶及谈心疏导活动。

六、结论

针对民族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问题开展研究，分析了我校大学生健康问题现状，总结了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学课程实施现状，开展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学课程改革模式探究，制定了课程改革方案。针对第一课堂，开展了课堂实施环节改革、考核评价方法改革、教学质量提升效果分析;针对第二课堂，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帮扶体系构建、制定重点对象精准教育方案。本文研究内容为提升我校大學生心理健康课程教学质量、推动大学生心理健康第二课堂机制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王磊，邢诗怡.一体三翼：民族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成效的关键[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8，6（05）：67-73.

[2]于见伟.民族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践与思考[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5，24（01）：86-90.

[3]欧晓霞，王崇，乌云娜，董玉瑛.民族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2013（01）：203-204.

（作者单位：赵丽，北方民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夏佳琦，北方民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伊力扎提江·依马木，北方民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作者：赵丽　夏佳琦　伊力扎提江·依马木

民族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论文 篇2：

民族院校协同治理城市多民族社区的柔性路径

[摘要]民族院校与城市多民族社区问题在地理上存在必然联系，在协同治理上具有宏观、中观和微观条件，完全可以充分发挥民族院校的文化教育强大功能，将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引导和融入社区文化、大众文化，走出一条以文化为根、教育为绳、文旅为台的柔性路径。

[关键词]城市多民族社区;民族院校;硬性治理;柔性治理

民族院校校园周边几乎都多多少少聚集了诸多少数民族，有的成为协会，有的成为小区，有的成为街道，有的成为社区。民族院校与城市多民族社区问题在地理上存在必然联系，在协同治理上应该有天然优势。城市多民族社区问题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根源是文化，是民族文化。异质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城市社区文化相冲突，激烈时导致各种民族纠纷与冲突。而民族院校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文化教育活动促进各民族团结繁荣，在理论研究方面具有明显的科研优势，实践中也为国家的民族团结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理应积极协同治理城市多民族社区[1]。民族院校协同治理城市多民族社区的路径，更可能是发挥文化教育的柔性治理作用。

一、城市多民族社区问题根由

城市多民族社区问题一般表现为四个“多元化”：一是居民民族成分多元化;二是居民身份结构多元化;三是居民文化背景和需求多元化;四是居民生活习惯与方式多元化。[2]

四个方面的总源头是多元化的少数民族文化，正是因为多元化的民族成分使得社区内各民族传统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碰撞，促使民族意识的边界在动态调整过程中断裂;社区居民身份多元化的背景之下，民族差异、民族竞争被彰显与放大，民族整体利益诉求作为社会竞争的博弈手段日趋强化，极大地消解各民族协同发展的意识，严重时影响社区的和谐;居民的文化背景和个人需求的多元化、生活习性与方式多元化使得多民族社区居民疏离感相当强烈，甚至同一民族一个家庭的老中青三代人对于传统民族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看法都有着明显的分层。[3]

内在大体一致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尽管在城市文化冲击下会逐渐消融、汇合，但这个过程却是相当漫长的，且彻底消解的可能性很小，哪怕是文化弱势民族也一样[4]，一旦诱因出现，深埋在潜意识里面的文化基因就会冒出并强烈反弹。正如已经加入到外国籍的中国人，在国家取得巨大成就或者遭受巨大灾难时自然会表露出自豪或者悲愤的情感一样，城市一旦发生针对少数民族的不适当行为，文化的天然认同就会强化其民族内聚力，集腋成裘，严重时骚乱甚至暴恐就会发生，且极易被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利用，使日常纠纷上升到民族矛盾，演变为政治问题。

现实生活中，很多城市多民族社区处理这类问题有两种极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淡化甚至漠视民族文化，一视同仁处理问题[5];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以暴制暴，从加强治安巡逻到派驻武警，从增加便衣到驻扎特警，尤其是特殊节假日时期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这种“硬性管理”对处置城市暴恐具有强大的威慑力，短期内很见成效，但却营造了一种异样的紧张气氛，而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从长期来看，更严重的是强化了敌对情绪，为更隐蔽、更大规模、更具破坏力的暴动埋下了不祥的种子。

这种以暴制暴的硬性管理是有必要，见效快，但却是非常手段，作用时间短，只能起到外部威慑作用。如何从内心、内部建立一种治理机制，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就显得必要而迫切。这种内心、内部治理机制就需要从文化基因中寻找，看似缓慢，却很持久并将起到根本性的作用[6]。之所以说是根本性的作用，是因为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当中，许多民族的传统文化在逐渐消失，代之以标准化的现代用品、现代观念、现代习俗，但是在文化生活、精神世界等方面，少数民族依然十分珍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有必要努力保持这个地球上的“文化多样化”[7]。

二、民族院校协同治理的可行性

民族院校本身的办学宗旨以及教育科研优势使得协同治理变得可行。

经典描述民族院校办学宗旨，可以用“二为”来体现，即“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城市多民族社区主要构成成分肯定是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多半来源于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协同做好多民族社区工作，看上去只服务了极少数少数民族，但他们背后联系着众多少数民族，联系着众多民族地区，关联着国家民族发展，这是责无旁贷的职责，也是其优势所在。

比如，作为民族院校之一的西南民族大学，校园内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声有色，独具特色的校园民族文化活动不仅凝聚了校园各族学子，而且吸引了周边群众甚至周边高校学子。以“五讲五做五风尚”为主题的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在每年新生进校的9月集中展示，不仅在学校、在成都产生了积极反响，而且提炼升华的《各美其美，和合偕习——西南民族大学三舞四节五风情系列活动》荣获全国第七届2013年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特等奖，《民族团结隐性教育“4S模式”构建》获得了四川省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这些优秀成果的取得，源于校园内的理论提炼和实践探索。《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作为民族院校学子的必修课，搭建了民族团结进步的理论框架，校园内的各式建筑、校园精神、主题活动以及教育制度发挥着隐性教育的功能，56个民族学子沐浴在民族团结进步的和睦氛围中，共同进步，共同繁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强大功能融合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彼此尊重，相互包容，和合偕习，自信自强。

在这样的氛围中，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科得到快速发展：获得了学校第一个博士点授权学科，催生了学校的“一体两翼”发展战略①，诞生的民族博物馆荣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称号。

民族院校的上述办学宗旨、教育和科研优势具备了协同治理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的宏观条件。

同时，作为一所高校，三大功能之一的“社会服务功能”是民族院校协同治理城市多民族社区义不容辞的担当。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民族院校始终坚持“二为”办学宗旨，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直接或间接地服务民族地区。西南民族大学近年来以“六个服务”彰显责任，促进了民族地区科学发展：推进“一体两翼”建设，服务民族地区科学发展;建设科研实践基地，服务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做好地震灾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灾区基层干部群众;开展专题培训培养旅游人才，服务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签订合作协议发展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为成都军区培训人才，服务国防建设。[8]民族院校在践行社会服务中，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为协同治理城市多民族社区提供了中观条件。

此外，民族院校毗邻城市多民族社区，可以方便地就近开展文化教育，进行科学研究，孵化科研成果。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藏学学院就在毗邻的洗面桥社区建立了教学实践基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科研方面，部分学者围绕城市多民族社区展开了实地调查和研究：贾秀兰老师的成都市构建民族团结和谐社区研究——以成都市浆洗街街道社区为例[9]，杨西老师的关于城市多民族社区和谐构建的研究——以成都市浆洗街民族社区为例[10]，单菲菲进行了西北城市多民族社区管理模式探究——以新疆伊宁市为例[11]，柳建文的文化的融合、冲突与抗拒多民族社区内的族际互动——一项基于新疆伊宁市的实证分析[12]，潘彤的乌鲁木齐多民族社区管理新思路——以乌市五星南路社区为例[13]。赵志浩的走出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集体行动的困境——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14];民族院校的这些就近的教学科研实践活动为协同治理城市多民族社区提供了微观条件。

三、协同治理的柔性路径

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条件是具备了，但是，民族院校参与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的心胸还不够开放，民族文化教育的大门不但没完全打开，甚至有逐渐关上门的趋势。这种回避、躲避的态度不利于城市多民族社区的治理，也不利于民族院校的发展。

民族院校协同治理城市多民族社区不但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具有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的可行性，完全可以充分发挥民族院校的文化教育强大功能，将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引导和融入社区文化、大众文化，走出一条以文化为根、教育为绳、文旅为台的柔性路径。

（一）坚持几个观点

城市多民族社区协同治理必须坚持几个基本观点：

其一是少数民族进城是现实的需要，尤其是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趋势下更是一种必然，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进城将是一种常态，堵塞少数民族进城的通道和进程将是徒劳的。

其二，少数民族融入城市生活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漠视、歧视尤其压制文化差异只能加剧对立、激化矛盾。

其三，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渴望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制造事端扰乱社会治安毕竟是极少数，不能因为极少数破坏分子而兴师动众打击一大片。

其四，城市多民族社区表象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但根本的问题还是文化差异问题，激发少数民族内心文化自觉，从而采用自我约束、群策群力的柔性治理建立起共同社区文化[15]，促进其经济条件好转，从而达到不治而治的目的。

其五，柔性治理不是不需要硬性治理，毕竟民族问题始终是敌对势力渗透的薄弱环节，只是在城市多民族社区协同治理中硬性治理应从明转为暗，而柔性治理应从暗转为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二）敞开民族教育的大门

民族教育的大门分为显形和隐形两种。显形的大门是校园的大门。国外高校几乎没有正式的大门，大学与城市深度融合在一起。我国固然有自身人口众多素质参差不齐难以管理的因素，但为了方便管理而闭上大门或经常以查证手段确保校园秩序平安的做法常令群众不满，非但执行艰难且诟病诸多，传递了“闭门锁校”的狭隘胸襟。关上大门固然可以保持校园秩序良好，但却减少了在此深造的各族学子磨砺翅膀的机会，阻碍了优秀校园民族文化普惠大众的通道。

隐形的大门是学校教育资源的网络共享平台。高考的设置固然有利于竞争优胜者，但大学公共产品的属性表明大学有义务服务社会，回馈社会，包括有偿服务和无偿服务。这就是教育资源的共享。在网络已经大大改变社会生活的今天，教育资源的网络共享呼之欲出，尤其是国外以MOOC（大规模网络开放在线课程）平台为核心的冲击已经迅速蔓延全球，固步自封的大学教育资源已经到了不得不开放的时候。民族院校更不例外，不抢先开放，主动迎战，校园周边多民族社区的诸多问题就会不断积聚，就会被敌对破坏势力渗透，迟早殃及校园安全。

民族院校有必要破除思想藩篱，敞开民族文化教育的大门，以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校园氛围，以民族教育的优质资源使每一个步入校园的人们沐浴民族文化的光辉，感悟团结进步的可贵;使每一个走出校园的学子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播使者，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维护力量;使每一个享受民族教育资源的大众热爱民族文化，尊重少数民族，帮助少数民族，共同团结进步。

（三）搭建柔性治理的平台

实践证明，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最有效路径是与旅游经济结合，通过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挖掘民族文化的优秀因子，创意民族文化的传统内核，通过政府的有形整合，在整合中传承[16];通过市场的选择洗礼民族文化，在淘汰中传承。民族院校周边的多民族社区可以尝试这样的路径。

西南民族大学周边的洗面桥社区具备这样的条件。

首先，洗面桥社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民族文化商贸圈影响不断扩大，“买国内卖国际”的态势正在形成，商贸收入已经占居民收入的绝对比重，旅游发展的天然基础良好。

其次，50米外就是国内外著名的三国文化景点武侯祠，近年来更是因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锦里”景点的成功打造，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成熟的客源市场为洗面桥社区旅游发展提供了可能条件。

目前突出的问题的是人员构成越来越复杂，打砸抢治安事件时有发生，堪忧的治安环境不得不靠武警加以维护，但这种森严的硬性管理却阻碍了游客进入。

西南民族大学可以借助学校学科优势，整合文学、历史、旅游、管理、经济、艺术等等学科优势搭建一个文化旅游圈，将校园、社区和武侯祠整合为一体，将校园及周边所属街道设置为步行街，侧重民族文化旅游，武侯祠侧重三国文化旅游，打造成类似于丽江那样的文化旅游区，做大武侯祠文化旅游名片。游客在感受厚重历史文化后，可以体验现代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参观国家民委直属院校西南民族大学的浓郁民族文化校园;参观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民族博物馆;参加周末晚上藏族锅庄舞会、彝族达体舞会和新疆少数民族舞会;挑拣各式民族文化街上出售的少数民族文化产品。

相信其余民族院校都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只要搭建起这个平台，肯定有利于游客旅游内容的丰富，有利于社区居民收入的增加， 肯定有利于民族院校各种学科优势的发展，最终促进社区多民族和睦相处。

（四）做好柔性治理的保障

文化旅游圈的构建只是搭起了协同治理的基础平台，还需要“四位一体”的协同保障机制。

一是对学校而言，协同开放文化教育资源。可以充分发挥民族文化教育优势，建立教学科研实习实践基地，定期开展相关研讨会，不定期免费培训社区居民;开办公益讲座;录制并共享少数民族文化视频课程（讲授少数民族文化特点，从语言上、信仰上、餐饮上、服饰上、住宿上、购物上、娱乐上、游玩上、礼仪上、规范上等诸多方面介绍给游客）;开展“民族文化N进活动”（进街道、进社区、进小区、进机关、进家庭……）。

二是对社区而言，协同开放社区居民资源。社区应尽可能实行网格化管理，全面掌握辖区居民资源，包括民族、性别、家庭背景、家庭变迁、经济条件、人口常驻性和流动性、居民尤其是少数民族需求、困难等等，为理论研究和实践管理提供依据。

三是对自治组织而言，要鼓励成立若干社区少数民族自治组织，比如各种协同、联谊会，及时反馈本民族的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体现社区居民利益。

四是对政府而言，开放区域发展资源。在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中，政府需要科学、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各个民族的利益需求， 依据科学的发展观稳健地处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还需要始终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族际政治安排， 将完善和发展旨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民族优惠政策，普惠到社区治理中，才能实现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17]。而要做到协同治理，当地政府有必要从宏观上开放区域发展资源，比如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近期和远期目标、发展目标、相关战略以及辖区定位，尤其是少数民族社区发展规划，还有社会稳定机制以及危机干预反应等。

上述四个方面需协同一体，形成由政府牵头、社区为主、少数民族自治组织和高校积极参与，各负其责的协同机制。

注释：

①“一体”，是指通过统筹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统筹教学立校、科技兴校与人才强校，统筹办学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统筹学校发展与社会需求，深化教学改革，推进科学研究，提高育人质量。“两翼”，是指建设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畜牧业高科技研发示范基地、民族文化艺术创新实践研发基地，着眼于夯实和提高学校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推动学校持续、健康、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纪.协作治理城市多民族社区民族工作创新的探讨[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12）.

[2]蒋连华.上海对多民族社区文化建设的探索[J]. 党政论坛.2008，（1）.

[3]李晟赟.共同社区文化：城市多民族社区和谐的纽带[J]. 昌吉学院学报， 2012，（2）.

[4]盛健.多民族社区中：文化弱势民族的发展途径[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1，（2）.

[5]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与马戎教授的几点商榷[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1）.

[6]李晟赟.需求迫切与发展困境_城市多民族社区文化建设研究[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5）：113-118.

[7]马戎.“文化化”民族关系[N].中华读书报，2007 -10 -24.

[8]张立辉，何宗，李永政.西南民族大学：“六个服务”显责任 促进民族地区科学发展[N].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06-04.

[9]贾秀兰.成都市构建民族团结和谐社区研究——以成都市浆洗街街道社区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科版 ） ，2009 ，（11）.

[10]杨西.关于城市多民族社区和谐构建的研究——以成都市浆洗街民族社区为例[J]. 改革与开放，2010，（1）.

[11]单菲菲.西北城市多民族社区管理模式探究——以新疆伊宁市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2010，（11）.

[12]柳建文.文化的融合、冲突与抗拒多民族社区内的族际互动——一项基于新疆伊宁市的实证分析[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9，（5）.

[13]潘彤.乌鲁木齐多民族社区管理新思路——以乌市五星南路社区为例. 商界论坛，2000，（1）：164.

[14]赵志浩.走出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集体行动的困境——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J].红河学院学报， 2012，（5）.

[15]李晟赟.共同社区文化：城市多民族社区和谐的纽带[J]. 吉昌学院学报，2012，（2）.

[16]滕驰.论城镇化进程中的多民族社区文化整合[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4，（5）.

[17]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J]. 世界民族，2005，（ 5）.

收稿日期：2015-09-21 责任编辑：王 珏

作者：刘毅 郎玉屏

民族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论文 篇3：

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研究

摘      要：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时期，加强城市社区治理，提高城市社区服务能力，形成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已成为城市社区建设的方向。北方民族大学开展的“校社共治”实践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其从民族院校参与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角度承担了为民族地区服务、促进民族团结和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责。在推动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帮助民族地区城市社区解决了治理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也为民族地区城市社区的稳定、进步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开创了新时期城市社区治理的新局面。

关  键  词：城市社区治理;民族院校;民族地区;校社共治

收稿日期：2019-08-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城市民族工作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2019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临潢家园社区考察调研时强调，社区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民族团结一家亲。要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把社区打造成为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大家庭，积极创造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社区环境。[1]民族院校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是推动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建设的主体之一，因此，将民族院校的优质资源运用到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建设中，能够为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开辟新路径，推动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一、国内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和研究成果概述

城市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城市社区治理的水平和效果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因此，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都十分关注城市社区治理及其模式研究，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国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

社区一词来自于拉丁语，原意为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有学者最早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角度使用了社区的概念，认为社区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有着共同价值观念、关系亲密、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有人情味的社会生活共同体。[3]其后，西方许多学者都认同这一观点并對此作过相关阐释。随着社区理论的发展，社区治理成为社区研究的主题。关于国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成果包括：吴晓林、郝丽娜在《“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中认为，国外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主要着眼于三个视角，即政策网络视角、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和社会资本视角，进而阐释了国外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进展情况，分别为突破了以往“社区内部互动论”的研究范畴、国家的“元治理”作用被拉回到社区治理研究中“审视”和在“合作治理”的研究框架下审视“新问题”。[4]边防、吕斌在《基于比较视角的美国、英国及日本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中认为，美国城市社区治理具有高度的自治性，第三方力量的崛起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英国城市社区治理具有较强的政策驱动性，逐渐形成和完善为政府和公共及私有部门，政府与营利及非营利机构的多方互助合作参与社区治理模式。日本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理论趋于完备，技术不断成熟，组织不断完善，市民参与意识不断提高，形成了具有日本地域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5]赵岩、孙涛在《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知识图谱评述：基于近十年Web of Science》中认为，国外学者对社区治理的研究包括社区治理理论，什么是好的社区治理（治理理念），社区环境治理，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公共服务，社区社会资本等，研究范围广泛且全面;从深度来看，国外学者在分析某一问题时更为细致，已经进入到了更为微观的层面。[6]通过对国外相关社区治理模式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对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均在特定社会环境和发展诉求中产生，与实际国情相适应。

（二）关于国内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是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的一种新理念，目前，城市社区治理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三种比较典型的模式，分别是以自治为主导的沈阳模式、以追求政府和自治协作的江汉模式和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上海模式。这三种模式都是结合不同城市的历史背景、治理目标、资源优势等因素进行的探索。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于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厚。唐文娟在《民族地区社区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构建模式研究——以四川凉山彝区为例》中认为，在民族地区的社区构建中，既要考虑时代发展对社区建设的新要求，又要立足于自身特点，在社区形式的选择、社区资源的整合、社区服务的完善和社区文化的融合等方面有所创新。[7]王平、李江宏在《乌鲁木齐市多民族混合社区建设研究》中认为，应通过居民参与、权力分享的社区治理，促进各民族居民之间的交往和了解，形成居民基于共同利益和目标的联合，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8]因此，多元主体参与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其不仅推动了社区治理理念的创新，也增强了社区治理效果。

基于对国内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的分析，总体来看，大多数研究都是将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及完善协调参与机制等作为切入点，对国内外经验借鉴、经验总结等方面的研究较多，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验证性研究略显不足，对多元主体参与的融合式治理模式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以北方民族大学的“校社共治”为例进行探讨，以期为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提供借鉴。

二、北方民族大学“校社共治”的实践探索

在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进程中，要真正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采取多种措施，这样，才能使社区居民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真正实现心理和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北方民族大学坐落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是全国唯一一所建立在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部委高校。长期以来，银川市西夏区由于经济发展和地理区域等因素，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北方民族大学作为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在社区党建、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社区卫生、社区服务等方面为西夏区城市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提供物质帮助、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近十年来，北方民族大学积极发挥民族院校的资源优势，制定并出台了《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施方案》，与多个社区达成共建协议，建立高校党建与城市社区党建合作机制，发挥高校党建的理论优势，实现资源共享、组织共建。由学校教师和大学生共同构成的少数民族志愿服务团队在民族团结、社区环境整治和宣传教育等方面为社区治理提供了物质保障和智力支持，实现了融合共治、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搭建民族院校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互动平台

民族院校通过发挥人才资源、基础研究等方面的优势，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搭建民族院校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互动平台，可以及时了解社区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利用自身的专业资源优势为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

⒈搭建组织共建、资源共享的党建服务平台。近年来，北方民族大学与周边社区开展了一系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活动，通过加强与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合作，实现了资源共享、组织共建，充分发挥了社区党组织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引领与统筹作用。如北方民族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党总支与西夏区朔方路街道恩和社區党支部、西夏区第七小学党支部签署了党支部共驻共建协议书，根据所签订的协议，机电工程学院党总支将积极配合上述两个党支部抓好区域化党建工作，积极协助社区开展党员教育活动和居民文体活动，与西夏区朔方路街道恩和社区党支部一起做好社区公共设施联建和社区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文史学院党委与银川市正茂社区党支部开展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内容，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北方民族大学利用民族院校的独特资源优势，充分调动民族院校党组织与城市社区党组织的积极性，与城市社区搭建组织共建、资源共享的党建服务平台，为城市社区提供了不同需求的服务。

⒉搭建便民利民、灵活多样的志愿者服务平台。随着城市社区志愿活动的蓬勃开展，民族院校志愿者活动的整体优势开始显现，其服务内容不断拓展，从早期的打扫卫生、小修小补的社区服务拓展到帮困结对、医疗咨询、法律援助等各个领域。如北方民族大学法学院志愿者服务社和法学社在西夏区长城须崎社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为社区各族群众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手册，并依据相关的法律知识和案例耐心地为他们讲解有关规定。马克思主义学院志愿者在西夏区二一七社区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帮助打扫社区卫生，向社区各族群众发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应知应会知识手册、健康教育知识手册等，帮助他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自身的一点一滴做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北方民族大学通过灵活多样、富有个性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志愿组织活动行列中，将服务社会、奉献爱心与充分发挥个人专业知识优势、特长结合起来，搭建了便民利民、灵活多样的志愿者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各方力量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对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强化民族院校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协作与互动

现阶段，民族院校参与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是推动城市社区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的有效路径。北方民族大学通过与民族地区城市社区的协作与互动，创造性地解决了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各种问题。

⒈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人力资源。城市社区治理工作队伍是社区工作的重要主体，是社区工作的基石和中坚力量，建设素质优良的民族院校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工作队伍，是民族院校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必然要求，这支队伍能力的高低和综合素质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到社区的治理效果和所在城市社区的凝聚力。北方民族大学各院系通过发挥自身的专业特色优势，建设了一支优秀的社区志愿者队伍，为城市社区提供道德讲堂、医疗咨询、法律援助、政策解读等服务。与此同时，还结合不同院系专业实际，制定与城市社区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设置与社区实践、社区管理和社区教育相关的专业课程，为城市社区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

⒉强化二者之间的文化资源交流。社区文化作为基层社会的地域性文化，其特殊的内涵和功能能够对社区成员的精神面貌和社区的整体风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城市社区应该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加强与民族院校的联系，合作开展文化活动，共同探索民族院校与城市社区文化资源共享的有效形式，使二者之间优势互补、扬长避短。如北方民族大学连续数年开展“清凉宁夏”广场文化专场演出，在展现民族院校文化特色、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同时，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北方民族大学龙狮俱乐部到银川市民族综合福利院开展慰问演出，为福利院的孩子们带去了精彩的舞龙舞狮表演，让他们近距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北方民族大学通过拓展城市社区文化事业，为社区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加强了社区各族群众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强了社区各族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了社区文化的繁荣发展。

（三）创新民族院校参与城市社区民族团结教育载体

2019年7月26日，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民族工作创新与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创新加强民族团结的方式，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9]因此，只有创新民族院校参与城市社区民族团结教育载体，搭建和谐稳定、团结友善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服务平台，才能使民族团结的观念深深扎根于城市社区各族群众心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营造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

⒈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民族团结教育的始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取决于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北方民族大学基层党组织通过加强与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合作，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工作调研活动，实现了资源共享、组织共建，搭建了社区公共服务联建和社区环境综合治理平台。与此同时，北方民族大学还组织从事民族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与长期从事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优秀党员定期到城市社区进行培训和指导，及时了解并帮助城市社区解决在民族团结教育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形成推进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如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琳教授到西夏区长城须崎社区讲解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带领社区各族群众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的重要论述。马惠兰教授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从我国国情和党的民族政策出发，为泾源县宗教界人士详细解读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和全国、全区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北方民族大学通过加强与城市社区的交流、合作，促进了各族群众相互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相互学习、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

⒉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贯穿民族团结教育的始终。即把民族团结教育作为促进民族院校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载体，坚持重在平时、重在交心、重在行动，注重将民族团结教育与社区的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建立的星火民族情志愿者服务社，团队中少数民族学生占80%，团队积极与银川市共享社区党总支、共享社区民族团结促进会开展“结亲互助”活动，通过签订“结亲互助”爱心联系卡，以“结亲互助”家庭为单位开展活动，有效增进了各民族间的感情，推动了社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2018年，中央电视台以《巴特尔们和宁夏妈妈》为主题，专题报道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星火民族情志愿者服务社与共享社区民族团结促进会开展的“结亲互助”活动。

⒊大力表彰先进典型，发挥典型的引领作用。北方民族大学坚持以点带面、典型引路，评选出了一批政治素养高、各族群众公认的师生模范典型，通过评选先进典型并对典型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报道，引领各族师生和群众学习模范、崇尚模范、争当模范。与此同时，将民族团结先进模范典型融入和谐社区建设之中，努力营造民族团结进步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各族群众搭起了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

三、北方民族大学“校社共治”在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北方民族大学通过为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政策解读、法律咨询、技能培训以及志愿服务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阶段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缺乏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困境，在社区文化、教育等各项社会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开展“校社共治”以来，北方民族大学与周边多个社区开展共治共建合作活动40余次，签署共建协议10余项，直接参与教师和大学生1000余人次，已经成为学校教师和大学生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途径。经过多年的实践，北方民族大学“校社共治”促进了包括城市社区党建、城市社区管理、城市社区服务以及城市社区文化等多种形式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形成，对打造与周边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的合作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主动适应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的变化，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在201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10]北方民族大学各院系党委、党支部通过与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开展共建活动、主题党日活动以来，大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每月定期到结对帮扶家庭通过打扫卫生、陪护老人等方式开展帮扶活动，进一步坚定了党员的理想信念，提高了党员的党性修养。北方民族大学“校社共治”利用高校与社区党组织的有效互动、开展灵活多样的活动、发展和完善社区党组织等方式，进一步整合了社区党建工作资源，真正发挥了党组织在建设文明和谐社區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促进了城市社区党建工作合作新格局的形成。

（二）城市社区道德与法治建设的引导者

城市社区建设包含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两部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领域，“社区建设的目的之一是要建设一个基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上的守望相助、尊老护幼、知礼立德的现代文明社会， 这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一部分”。[11]与此同时，社区治理必须依法进行，遵循法治化原则。社区治理是否有效，取决于社区道德和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城市社区的道德与法治建设水平关乎城市社区的文明进步。北方民族大学通过开展倡导健康理念以及普法宣传教育等活动，增强了社区各族群众的法律意识。北方民族大学“校社共治”通过利用高校的学科优势和教育资源，将其切实地融入到社区道德与法治建设中，使城市社区的道德与法治建设能够与民族院校参与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相结合，依托社区现有的资源优势，引导社区道德与法治建设不断向前发展，实现了融合治理。

（三）城市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因此，在推动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应当以社区为视角，发挥民族院校具有的民族团结教育资源优势，定期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活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北方民族大学“校社共治”通过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将教育活动同增强社区服务功能、丰富社区文化生活、构建融合式社区紧密结合起来，确保民族团结教育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北方民族大学开展的“校社共治”运用民族院校的民族团结教育资源，借助学校与社区共同搭建的互动平台，充分发挥民族团结教育的成果优势，将民族院校的民族团结和睦氛围融入到城市社区文化中，在城市社区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城市社区各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互学互助，相亲相爱。

结论与启示

北方民族大学开展的“校社共治”在民族院校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中具有鲜明的特点，在不断的实践和完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民族院校在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实现了与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融合共治。“校社共治”在通过民族院校为城市社区建设提供丰富资源的同时，城市社区也为民族院校提供了实践平台，提升了民族院校教师、大学生的专业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坚定了教师和大学生党员的理想信念，创建了融合共治的社区环境。总之，加强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建设，不仅是外在环境的建设，而且是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心灵家园的构筑。北方民族大学开展的“校社共治”是立足民族地区实际，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的有效载体。因此，对于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而言，应该充分发挥民族院校的资源优势，形成与民族院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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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学贤.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1.

[4]吴晓林，郝丽娜.“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J].政治学研究，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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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民族工作创新与发展座谈会[EB/OL].中国之声，http：//china.cnr.cn/news/20190726/t20190726_524706309.shtml.

[10]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组工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EB/OL].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709/c419242-30135534.html.

[11]费孝通.居民自治：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目标[J].江海学刊，2002，（3）

（责任编辑：高  静）

作者：高国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