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调查制度探讨论文

摘要：量刑建议制度是检察机关近年来在刑事诉讼中探索并取得阶段性成果的重要课题之一。构建量刑建议制度可以进一步完善公诉权，扩展辩护权，制约自由裁量权，对于实现宽严相济，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提高司法效率，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量刑调查制度探讨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量刑调查制度探讨论文 篇1：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规范化问题的实证研究

[摘 要]上海法院基本上全面贯彻落实了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有关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并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与实践特色，但是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是以成年人为基础建立起的罪刑体系，而刑事诉讼证据的法定分类正是为认定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事实而建立的证明体系，这就导致社会调查报告无法纳入刑事诉讼证据的法定种类中，这极其不利于未成年人人格责任论与刑罚个别化理论的落实。因此，目前需要做的就是在证据种类上区分未成年人的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社会调查报告具有未成年犯罪人量刑上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应为独立的新证据。法院在量刑时在区分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前提下，首先按照定罪程序对未成年人的行为性質做出正确的认定，然后再根据《刑法》第17条和第61条等刑事法律中明文规定的量刑情节对未成年人作一个刑罚的裁量结果，最后再根据社会调查报告中反映的的内容对涉罪少年的刑罚从利于未成年人的教育与回归的角度出发，进行合理的修改，包括刑罚执行方式的选择和刑种或刑度的修改。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少年犯罪；社会调查；品格证据；上海

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制度是以成年犯为基准建立起来的罪刑体系，即《刑法》在设置定罪量刑情节、《刑事诉讼法》在设置证据种类及其适用程序时，都是以成年人为模式进行的。因此，我国尚未形成专属于未成年犯的量刑规范化体系，对于未成年犯往往是比照成年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012年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的社会调查制度全面实行已近五年之久，但是不仅在理论中，而且在实践中，有关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主体及其权利义务，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和适用程序，尚无明确统一的标准。本文结合实证研究，对完善社会调查制度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上海地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实行概况

本文选取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内的基层法院为研究对象。一中院辖区包括长宁区、闵行区、浦东新区、松江区、徐汇区、奉贤区、金山区等7个基层人民法院。其中，只有长宁区、闵行区和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有专门的少年庭，其他没有少年庭的法院都会将涉少刑事案件移送至有少年庭的法院审理。

（一）建设成效考察——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已全面落实

各法院均要求对涉罪少年必须进行社会调查并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呈现出调查结果。当然，也存在犯罪嫌疑人身份不明等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例外情形。

1.注重涉罪未成年人的保护。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保护主要体现在调查的平等性和隐蔽性两方面。

（1）平等性。国内有些地方，对外地籍涉罪少年不开展社会调查[1]。但是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辖区内，各法院无论对本地或非本地籍未成年人都会开展社会调查，有区别的只是调查方式。有些地方以书面调查作为社会调查的主要方式，但是书面调查在具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优点的同时，由于调查者不直接接触调查对象，也会具有所取得信息在可靠性、准确性和针对性上都不如直接调查的缺点[2]86。目前上海地区的调查方式采取熟地主义，具体操作方式分为两类：一是实地走访。针对生活场所、社会关系较固定的本地或非本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员前往其生活、学习、工作等社会关系地，向亲友、老师和同事等相关知情人了解情况，并笔录化。二是函调，针对交际范围较少的外来务工的未成年人。调查员在本地很难找到熟悉其情况的社会关系人，法院或司法行政机关为提高办事效率、节约司法资源，采取函调形式请求未成年人户籍等主要社会关系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协助调查。

（2）隐蔽性。调查员在调查时一般不显露身份，而是穿着便服，以不影响到未成年人声誉、隐私的方式到社区进行走访。少年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审理原则就是不公开原则，它所要求的不仅是审判机关应该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审判、司法机关应当消灭其犯罪记录，还要求办案过程中所有知悉涉罪少年身份的人员都不得向第三方透漏其信息。其基础在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以期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因此，以隐蔽方式调查，避免对未成年人生活、入学、就业、人身安全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的做法具有合理性。

2.法院居中裁判。主要体现在法院不再亲自开展调查和调查报告随案移送两方面：

（1）不再亲自开展调查。在社会调查制度实行的起初阶段，法院会参与调查，一般由办案法官或者法院的专职社会调查员进行。但是这种方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批判：法官作为调查主体，不可避免地会掺杂个人的主观色彩，导致先入为主[3]81，造成先定再审、合而不议[2]86。面对理论的诘难，上海法院逐步由法官或法院专职调查员调查转变为委托第三方社会组织或司法行政机关进行涉罪少年的社会调查。2010年“中央综治委意见”以规范形式肯定了该做法，明确了第三方社会组织和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主体的地位。

（2）调查报告随案移送。公检法三机关和综治委均出台过司法解释以规范调查主体，且范围各不相同。《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主要贡献在于社会调查制度的确认，但其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都可以进行社会调查，在实施层面上缺陷较大[4]101，可能导致三机关各行其是、调查报告内容不统一。为避免混乱，实践中一般在侦查阶段就开展社会调查，调查报告由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前诉讼阶段已完成了调查，后诉讼阶段原则上不需再调查[5]198。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材料后，认为应当提起公诉的，便会将社会调查报告附随案卷材料移送至人民法院。

3.对调查报告的作用和内容理解一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调查报告不影响定罪、只影响量刑。有观点提出，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前科劣迹可以起到定罪作用，比如，报告记录的先前盗窃次数会成为认定多次盗窃依据[6]68。各法院对其予以否定，认为前科劣迹是所有刑事案件，包括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案件必须要调查的内容，而不是调查报告的专有内容，调查报告专属内容仅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条件等与定罪无关的情况。此外，随着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实施，前科劣迹已无影响犯罪认定的余地。二是调查报告不应包含量刑建议。法院均认为社会调查员没有调查案件事实的权力，调查案件事实的权力通常属于公安机关，刑罚裁量的权力专属于人民法院。既然社会调查员没有相应的事实调查、刑罚裁量权，加上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其也就无法提出合适的量刑建议。

4.调查报告的适用程序较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专设社会调查员席位。有关社会调查员的法律身份，理论上多有争议。有人认为是专家证人，有的认为是鉴定人，有的认为是普通证人，详述请见下文有关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性质部分。上海地区人民法院的意见比较统一，认为社会调查员应该具有独立的身份，而不依附于任何一方。因此，法院在法庭上为其在辩护人与公诉人中间专设了“社会调查员”席位。二是社会调查报告反映在裁判文书中。2009年，最高法有关刑事判决书样式的司法解释，要求各人民法院在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书的事实部分概述社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以及记录控辩双方对未成年被告人调查报告所反映的情况提出的意见。上海地区法院贯彻落實了上述司法解释的要求，在判决书中反映出了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

（二）实践缺陷考察

上海法院基本上全面贯彻落实了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有关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并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与实践特色。主要体现在对未成年人的平等保护，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贯彻，保持法院中立的裁判地位，调查方式的科学性与效率性，实施过程的规范化等方面。但是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调查报告法律性质理解不一。闵行区人民法院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该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证据，因为调查报告在案件审理中已经实际地影响到了刑罚的裁量，主要体现在刑罚执行方式的选择和刑罚幅度的衡量上。法院在综合考虑案件事实、量刑情节和报告内容后，如果认为未成年人悔罪态度、帮教条件较好，会选择适用缓刑等刑罚执行措施，这样可以同时兼顾到惩罚与教育。尤其对于未成年学生而言，这样的措施有利于其学业的完成与最终回归社会。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目前不应作为证据使用。第一，《刑事诉讼法》第48条明确了证据的“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之范围，因此刑事诉讼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相联系。而社会调查报告涉及的只是性格特点、监护教育等与案件事实无关的情况。第二，刑事诉讼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关联性，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因此不宜作为证据使用。

2.调查报告庭审适用程序不一。有关调查报告庭审程序的规范仅有“三机关两部”2010印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其要求公检法或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然而该规定的可操作性并不理想，与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性质相联系，对调查报告的性质理解不同，法院在实际庭审中适用的程序也会不同。闵行区人民法院在承认调查报告之证据属性的前提下，要求在庭审中对调查报告进行质证，由社会调查员或检察机关宣读、控辩双方质证。法院在综合各方意见后认定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可采性。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否认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首先，其认为只有证据才需要质证，而社会调查报告不是证据；其次，社会调查报告由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委托有关方面制作，具有足够的公信力，无须再进行质证以证明其真实性。因此，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庭审中不对社会调查报告进行质证，只要求社会调查员出庭宣读或由法官自己宣读报告。

3.社会调查员的权利义务不明。有关社会调查员享有何种权利、承担何种义务及其法律地位尚无法律或司法解释予以规定。这导致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调查员法律地位不明，不能保证中立地位，其调查结论的客观性有可能受到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等的影响。二是调查员法律权利不明，会导致调查对象不配合，不利于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法律、司法解释没有强加社会调查员以出庭义务，社会调查员往往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不配合，导致出庭率低。四是调查员责任不明，在调查报告不真实的情况下，缺乏法律追责机制，导致调查员在调查时往往不认真、不负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调查结论的全面性、客观性、真实性。

4.社会调查报告在量刑适用中缺乏统一具体的规范。有关未成年人量刑的规范多为政策性、原则性的规定，涉及社会调查报告的规范更是寥寥无几。仅有的零星规范也只是概括地提及法院在量刑时应当综合考虑犯罪情节与调查报告的内容，至于社会调查报告在量刑中发挥何种作用尚无明确具体的规定，各法院在实践中也尚未无具体化的适用体系。因此，社会调查报告对量刑的具体影响只能依靠法官比照成年人进行自由裁量。这导致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由不同的法官审理相差较大，不能实现罪刑均衡。

二、对社会调查制度完善的构思

未成年人作为家庭、社会和国家未来的希望，其身心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少年之所以会犯罪，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同样有责任[7]，不能仅强调惩罚。因此，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司法应该以教育、感化和挽救为主，贯彻教育性司法理念。社会调查制度正是为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应运而生的制度，但是，经过调查研究该制度的司法运用尚有不完善之处，不能完全发挥该制度的应有价值，需要对其继续完善，以期实现失足少年的挽救。

（一）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独立的证据地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确认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地位，但并未对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性质进行说明，这导致理论和实践对其性质理解混乱。

1.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性质争议。目前，针对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证据主要有两种观点。

（1）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在承认报告具有证据属性的前提下，根据对调查报告内容的不同理解，其究竟是何种证据存在不同看法。

第一，专家证据。该观点认为调查报告具有相关性、专业性、科学性和应用性，因此，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一种专家证据[8]。但是，专家证据并不属于法定的证据种类，该观点对于专家证据的具体归属未作明确说明，即究竟属于鉴定意见，还是专家辅助人意见？如果属于专家辅助人意见，其也并非法定的刑事诉讼证据。

第二，品格证据。该观点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与英美法系的品格证据有一定差别，但从其内容看，其应该属于品格证据的一种[9]。根据品格证据规则，特定的案件事实虽然符合犯罪嫌疑人以往的不良品格，但是对于认定案件事实的责任归属上，不具有关联性，因此，一般情形下品格证据的证明作用受到严格的限制；而社会调查报告完全不能起到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且法院必须对其进行参照适用。此外，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远远多于品格证据的声誉、性格倾向、历史上的特定事件等内容。因此，这种照搬西方品格证据的概念的做法不太妥当。

第三，新一类证据。该观点认为，社会调查有着独立诉讼价值，并非其他诉讼制度的附庸。根据内容和适用程序，调查报告可以具备不同的属性，因此，目前难以准确归入新刑诉法规定的某一种证据种类之中[5]198-200。

第四，鉴定意见。该观点认为，从形式、内容和形成的程序来看，社会调查报告都符合鉴定意见的要求[3]73-74。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鉴定人需要具备鉴定资质，即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和知识。而社会调查员并不需要鉴定资质，而且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未成年人的性格特征、成长经历、犯罪前后表现等情况对专业知识并没有太多的要求，一般人员均可进行调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调查报告属于鉴定意见的看法并不妥当。

第五，证人证言。该观点认为，社会调查报告类似于一种专家证人出具的专业意见，然因其非法定证据，只能将其归类为证人证言[4]104-105。该观点从书面化的角度考察调查报告的性质，具有相当大的可采性，但是社会调查报告所包含的性格特征、犯罪前后表现、帮教条件等内容并不是证人证言所能涵盖的，即证人证言的范围仅限于证人对案件事实的认知，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与案件事实无关。因此，将其作为证人证言并不合适。

（2）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证据。此种观点与法院观点一致，其认为认定案件事实并非社会调查制度承载的功能，且其反映的内容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不具有证据所要求的客观性；此外，《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根据证据法定的原则，目前并不能将其视为证据。

2.社会调查报告应为独立的新证据。笔者赞成将社会调查报告看作新的一类证据，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1）社会调查报告具有未成年人量刑上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仅从《刑事诉讼法》第48条对证据的定义上看，调查报告所记載的内容由于与案件事实无关，从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第48条的内容进行分析，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主要是以定罪为内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没有分开，但是这样的规定与未成年人的独特性与特殊保护政策不相一致，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前提应是将定罪与量刑分开[10]。因此，未成年人的证据体系应有别于成年人，不应只包含与定罪有关的证据。

第一，考虑未成年人特殊化处遇具有国际法基础和理论现实基础。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提出了要求；品格证据也有深厚的学理依据，一是人格责任论，二是刑罚个别化理论[6]67-68。为实现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的目的，需要特别考虑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成长经历等情形，而社会调查正是为此应运而生的制度，因此，对调查的内容在量刑中应当予以考虑。

第二，为实现教育性司法理念，需要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分开。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是以成年人为基础建立起的罪刑体系，而刑事诉讼证据的法定分类正是为认定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事实而建立的证明体系，这就导致在证据的收集过程中无法容纳独立的量刑证据，也即社会调查报告无法纳入刑事诉讼证据的法定种类中。这极其不利于未成年人人格责任论与刑罚个别化理论的落实，因此，目前需要做的就是在证据种类上区分未成年人的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

因此，从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在刑事诉讼法中单独为未成年人规定一类与定罪无关的量刑证据，从而有别于成年人的量刑标准，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合理性。

（2）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未成年人独立的证据种类。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在法律上被区分为人证、物证和书证三类，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进行了专门且详细的分类，但八种证据基本上也是人证、物证和书证的具体化，且是以形式和内容的双重标准进行的分类。固然，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书证来使用，但是如果将其作为一类单独的证据种类，可以特别体现出对未成年人独特的量刑制度。在目前《刑事诉讼法》尚未明确调查报告证据地位的情况下，实践中可以暂时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未成年人的书证来使用。

（二）细化社会调查报告的量刑标准

对法院贯彻社会调查制度提出要求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如下：

年份内容

1991最高法少年刑事案件若干规定（试行）开庭审判前，审判人员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家访。

2001最高法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庭审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调查，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调查或者自行调查。

2006最高法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解释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

2009最高法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书样式概述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

2010最高法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还要充分考虑其……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

2010中央综治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若干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审查……社会调查的书面说明、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并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教育和量刑的参考。

2010三机关两部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意见（试行）法院委托有关方面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

2010最高法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应当综合考虑……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14≤x<16，可减少基准刑30%～60%；16≤x<18，可减少基准刑10%～50%。

2010最高法关于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若干意见根据……个人成长经历、一贯表现等，从有利于未成年人教育、矫正的角度正确适用刑罚。

2012全国人大刑事诉讼法公检法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刑事诉讼法》对社会调查制度进行了确认，但并没有对其如何影响量刑作出规定，只是2006年和2010年的若干司法解释对法院在量刑时要结合社会调查报告提出了要求，但是都无明确具体的适用规则。笔者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在区分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前提下，首先按照定罪程序对未成年人的行为性质做出正确的认定，然后再根据《刑法》第17条和61条等刑事法律中明文规定的量刑情节对未成年人作一个刑罚的裁量结果，最后再根据社会调查报告中反映的内容对涉罪少年的刑罚以利于未成年人的教育与回归的角度出发，进行合理的修改，包括刑罚执行方式的选择和刑种或刑度的修改。为此，要将社会调查报告细化到对刑种、刑度和刑罚执行方式的具体影响上，规定一定的适应标准及细则。

（三）明确社会调查员的权利与义务和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程序

社会调查员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利，其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就会遇到一定的阻力，不利于调查过程的顺利开展；社会调查员没有一定的义务，很可能造成调查结果的随意性，不能充分反映涉罪未成年相关情况的真实性，也会造成社会调查员不配合出庭的现象。为此，法律或司法解释应当赋予社会调查员一定的权利，以便于其顺利开展社会调查；同时，赋予其不受国家机关、其他组织和个人影响的独立地位，以保证调查报告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社会调查员也应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如配合出庭的义务、社会调查报告不真实情况下的追责机制等。

仅2010年“三机关两部”印发的《通知》第11条对调查报告的庭审程序进行了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但是，司法解释的效力层级较低，加上实践中各法院对调查报告的性质理解不一，導致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能被统一贯彻落实。较好的做法是，通过法律对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性质及运用程序进行明确规定，针对社会调查报告专门开展质证程序。

三、结语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自1991年最高法确立了雏形已有26年，自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进行了制度确认已近5年，上海法院在少年犯罪领域一直发挥着先锋模范的作用，展现出自己独特的实践特色。社会调查制度在上海地区的运行总体上很完善，体现在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保持法院中立的裁判地位，调查方式的科学性与效率性，实施过程的规范化等方面。但是，社会调查制度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报告的法律性质不明确、庭审适用程序不一、调查员权利义务不明确等。这些不足亟待法律进行规范，以保证涉罪未成年人能够得到有效的教育、感化和挽救，以期顺利回归社会。笔者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为未成年被告人规定一套与成年人不同的刑事诉讼证据体系，区分刑事诉讼中的定罪与量刑程序，明确社会调查报告专属于未成年人的量刑证据地位。同时明确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与权利义务，使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运用都能有序进行。

[参 考 文 献]

[1] 徐贤飞.社会调查制度实证研究——以C市Q区人民法院114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视角[J].法治论坛，2013，（2）：113-121.

[2] 王东明.未成年人犯罪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研究[J].前沿，2011，（24）.

[3] 陈立毅.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6）.

[4] 王志坤.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J].法学杂志，2014，（10）.

[5] 曾新华.未成年人全面调查制度若干问题之探讨[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2）.

[6] 吴燕，吴翎翎.未成年人品格证据若干问题初探[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5）.

[7] 冯锐.关于少年犯罪与完善少年司法制度的思考[J].江苏社会科学，2005，（3）：205-211.

[8] 罗芳芳，常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分析[J].青年法苑，2011，（5）：106-108.

[9] 张静，景孝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定位与审查[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5）：102-105.

[10] 高一飞.论量刑调查制度[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5）：81-90.

〔责任编辑：徐雪野 李彬琳〕

作者：何鑫

量刑调查制度探讨论文 篇2：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有关问题

摘要：量刑建议制度是检察机关近年来在刑事诉讼中探索并取得阶段性成果的重要课题之一。构建量刑建议制度可以进一步完善公诉权，扩展辩护权，制约自由裁量权，对于实现宽严相济，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提高司法效率，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量刑建议;自由裁量权;立法完善;保障人权

一、量刑建议制度概述

量刑建议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在公诉刑事案件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的有关情况，就被告人所应判处的刑罚向审判机关提出具体请求的一种制度。量刑建议制度的核心是量刑建议权的性质。量刑建议权，亦称量刑请求权或“求刑权”，是指检察机关在量刑裁判前的某个诉讼环节，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认罪态度和社会危害程度等,代表人民检察院提出建议,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法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请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刑罚的权力。

（一）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

公诉机关行使公诉权，其请求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定罪建议权与量刑建议权。定罪建议权和量刑建议权都属于公诉权的具体权能，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定罪建议权和量刑建议权有机结合，共同构成公诉权的主要内容。

（二）量刑建议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

从根本上讲，量刑建议权是参与刑事诉讼的一方根据自己的认识向居中裁判的法官请求对另一方进行制裁的权力，是一种司法请求权。

（三）量刑建议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力

量刑建议权只是一种程序性权力，不具有实体判定权能。审判权是法院的专有权力，由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独立于量刑建议权之外，不受量刑建议权的限制。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否采纳、采纳的程度完全由法官自己掌握，对被告人量刑的最终决定权也在审判机关。

（四）量刑建议权是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新途径

量刑建议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开辟了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新途径。这种监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检察机关当庭发表量刑建议，可以将有关量刑的问题公开化，使原本封闭的量刑过程完全处于公众视线的监督之下，量刑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增强，有效地防止了暗箱操作和司法腐败的产生；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后，控辩双方专门就量刑问题在法庭上展开辩论，发表各自的意见，通过这样的程序可以让法院兼听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使法院能够慎重对待量刑问题，尽可能减少量刑的随意性，确保最终判决的公正性。

二、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的依据

（一）量刑建议制度的法律依据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法律依据：

第一，宪法和法律的概括性规定。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整个审判活动有权实行法律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讲，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责，是应当行使的监督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运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就刑事诉讼的目的而言，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定罪问题，也是为了使被告人受到应有的刑事制裁，因此，公诉人在履行公诉职责时必然会涉及量刑问题。提出正确的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法律的具体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等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2）“两高”和司法部制定的《意见》第7条第（四）项规定：“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确定罪名、量刑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0条规定：合议庭认为本案事实已经调查清楚，应当由审判长宣告法庭调查结束，开始就全案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问题进行法庭辩论。

第三，量刑建议权的隐性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实践中罪犯是否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却是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认定的。

（二）量刑建议制度的法理依据

第一，量刑建议制度符合诉讼原理。诉讼，不管何种类型（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都要以提起诉讼为必要。而任何诉讼在起诉条件方面都应该符合诉讼的基本原理，如应当具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以突出诉讼的对抗性和审批的针对性。原告明确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是人民法院立案的前提，这种诉讼请求既包括要求法院确认被告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请求，又包括要求法院对被告进行具体制裁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启动审判程序的人民检察院，实际上扮演了类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原告的角色，除了应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被告追究刑事责任的请求外，就被告所应判处的刑罚也必须明确提出自己的量刑意见，只有这样，才算是一种完整的诉讼请求。

第二，人权保障的法律思想。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具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终极意义。这是因为：首先，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在客观上是对法院裁决的监督。法院裁决是解决社会纷争的最后救济手段，如果法官的权力被滥用，对社会秩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量刑建议权本身所体现的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判权的监督及其所引起的更为清晰的公众监督，是对于刑事诉讼结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手段。其次，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对于犯罪行为的追诉权，也是对被犯罪行为所伤害的被害人及其所赖以生存的正常社会秩序的保护。

（三）量刑建议制度的价值依据

第一，量刑建议制度有利于统一的量刑规范的制定。量刑作为刑事审判中的重要问题，一直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由法院单方决定，不需公开讨论，不用说明理由。而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在法庭上控辩双方辩论，法官居中裁判，这无疑是将量刑置于一个公开的场合下，成为控辩审三方关注的焦点，形成法院内部之间、检察院内部之间、律师之间关于量刑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逐渐会促进法院内部之间形成关于某个具体犯罪的量刑规范。统一的规范出台后，情节相近或相类似的案件就可以参考该规范来量刑，保证量刑的公开、透明和公正。

第二，量刑建议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一方面，法官在听取控辩双方关于量刑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能够迅速形成判决，提高当庭宣判率。另一方面，能够减少不必要的上诉。因为推行量刑建议制度，在法庭公开审判时，被告人一方能够与控方就量刑展开辩论，被告人对于控方有关量刑的观点及法院的最终判决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增加对判决的认同感。

第三，量刑建议制度有利于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强化刑事审判监督。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虽然只是一种请求权，对法官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官在判决时要对控辩双方的意见进行说理，事实上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起到了制约作用。人民检察院是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刑事审判实行监督，可以依法对刑事判决提起抗诉。当法官没有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检察院认为违法就可以依法行使抗诉权。所以，法官对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必然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在判决中就量刑问题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说理。

三、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的建议

量刑建议的司法操作性很强，根据我国目前诉讼模式的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量刑建议制度也需要经历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2005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将量刑建议权作为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全国各地检察机关试点推行。2005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讨论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将“实行量刑建议改革试点”明确列入其中，量刑建议权由此成为全国检察机关一项长期存在的检察改革举措。2009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决定在全国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并下发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下发了《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点参考稿)》，对实施量刑建议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但是，由于量刑建议制度在我国司法的理论和实践中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关规定仍有一些模糊之处。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量刑建议制度。

（一）要尽快制定统一的量刑建议规则和量刑标准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具有量刑建议权，导致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在量刑建议权存在的法律依据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论，为定纷止争，因此应在立法上对此问题予以进一步明确。笔者建议在未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具有量刑建议权，使检察机关发表量刑建议时有法可依，也能使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更加重视，自觉接受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目前，我国关于量刑建议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有三个，分别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点参考稿）》。但是《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只规定了部分犯罪的量刑标准，不能适应当前打击犯罪的需要；《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全文只有13条，内容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而《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仅是由公诉厅制定。由于没有统一的操作规范和完备的量刑参照标准，在实践中制约了量刑建议制度的推行和发展。

首先，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总结试行量刑建议权多年积累的经验，同最高人民法院加强磋商和研究，联合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量刑建议实施办法，确立量刑建议的适用原则、适用范围、审级范围、提出的时间、种类及方式等，统一规范刑事案件量刑建议的提出行为，使各级司法机关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其次，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量刑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量刑不均衡，具体表现在量刑情节基本相同的同一罪名的案件，在同一地区、同一时间段内量刑相差较大。要建立完善量刑建议权制度，就必须制定具体的量刑标准。由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共同协商，规定具体的量刑原则、量刑基准、量刑要素的适用规则、个别刑罚的适用规则、量刑的平衡机制等。机关另行制定实施细则。

（二）要规范量刑建议的形式、内容

1.量刑建议的形式的规范。量刑建议要确保其一定的法律效力，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提出。而书面方式分为两种：一是在公诉意见中表述；二是以单独的量刑建议书的形式提出。笔者认为，单独的量刑建议书有较强的针对性和严肃性，可以不受庭审方式的影响，并且能够根据庭审进程灵活的予以变更，有较强的适应力。该文书内容可以包括被告人的基本情况、量刑建议、求刑理由、法庭辩论后量刑建议及其理由等四个方面。量刑建议书要有统一的格式和编号，与起诉书一样实行正副本，正本送达法院，副本附起诉卷备查，作为审查判决的依据。

2.量刑建议内容的规范。从前期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对量刑建议的尝试情况来看，量刑建议的方式不外乎三种：一是提出据以量刑的法律条款，即概括性量刑建议，此类建议的幅度最大，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量刑建议；二是在法定刑幅度内进一步压缩量刑空间，提出一个小于法定刑幅度的量刑建议，即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如法定刑为三至十年的，提出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的刑期；三是提出具体的刑种和刑期，即绝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如提出应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笔者认为，应当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做法：对建议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以及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提出确定的量刑建议；对于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其他案件，尤其是重大复杂的案件一般应建议适用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量刑建议的范围必须小于法定刑的范围，并且具体量刑幅度不宜过大，否则就没有意义，上下幅度要结合具体案件确定；对于一些特殊的案件，如在定性上有较大的分歧意见，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无实际意义，甚至会导致公诉被动，因此只建议应适用的法律条款即可；对于数罪并罚的案件，应先对每一个罪名提出量刑建议，最后再提出合并执行的量刑建议。

（三）要建立监督制约和测评机制

检察机关要提高量刑建议的质量，必须要有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来制约。具体监督制约办法可以是在案件判决后，公诉机关可将所提出的量刑建议与法院判决结果进行对照，如果出入较大，要求公诉人书面说明原因，报相关领导审查。同时建立测评机制，制定关于案件量刑质量的测评标准，将量刑建议案件列为案件质量检查的一项内容，量刑建议工作的好坏，直接与个人年度考核挂钩，促使公诉人更加重视量刑建议工作。此外，还应通过人大监督及人民监督员监督机制来加强，完善对量刑建议权的外部监督机制，将量刑建议情况列入向人大常委会汇报的专题报告中，邀请人大代表和人民监督员观摩旁听公诉人的出庭公诉，收集其对量刑建议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提出改进措施，不断提高量刑建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量刑建议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

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不应处于被忽视、被遗忘的地位。检察机关在对被告人进行量刑建议前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可以使检察机关充分注意被害人由于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经济、肉体和精神的损害，这样，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就建立在综合考虑被告人和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情况之上，更具有科学性。此外，征求被害人对被告人的量刑建议意见，也有利于提高被害人对法院判决的认同性，减少检察机关事后的息诉工作。

参考文献：

[1]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张智辉.中国检察———强化法律监督的制度设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刘家勇.构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之探讨[J].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5）.

[4]王志刚.量刑建议制度全面推行的障碍及其破解[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5）.

[5]陈志程.量刑建议制度研究[J].法制与经济，2009,(10).

[6]何文妍,林亮景.量刑建议制度的法理分析与实践构想[J].南昌高专学报，2010,(2).

[7]泮建辉,吴能将.量刑建议制度运作构想[J].中国律师和法学家，2009,(4).

[8]刘浪.浅析量刑建议制度的价值[J].经济与法，2009，（10）.

作者：郑重

量刑调查制度探讨论文 篇3：

浅议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摘 要：在刑事诉讼中，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履行公诉职责的一项重要权利，对被告人的处罚结果、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以及司法公正都有重要的作用。自量刑建议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以来，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但在实践中仍然碰到许多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并进行政策研究来解决并完善量刑建议制度。本文试图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施行后新旧问题凸显的背景下，以检察机关为立足点，对量刑建议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加以分析，并提出完善量刑建议的方法，以期能够更好的进行量刑工作。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量刑建议、检察机关

量刑建议权，也称求刑权，是指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就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建议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特定的刑罚，即在刑种、刑期、罚金数额及执行方法等方面提出的具体建议①。因此，量刑建议除了是检察机关综合整个案情以及民情、社会现状等情况做出的预判，也是检察机关履行公诉权重要的内容。同时，检察机关对案件提出的量刑建议，也是在履行法律赋予其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目的不言而喻，自然是保障当事人正当的诉讼权利，也强有力的监督制约着量刑裁判，促进法院能够公正的量刑。但在实务中，由于检察院及法院对量刑建议的认识角度不一样，对一些量刑情节的量化标准不统一，容易产生个别案件量刑建议偏重或者偏轻的现象，而采纳率也偏低的问题。因此，关于量刑建议，能否在公诉案件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对法官在量刑时进行必要的监督，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近几年，最高检对量刑建议下发了《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后又对十五种罪名在全国检察机关普遍试行量刑建议工作。而2013年最高院最高检关于盗窃罪的最新司法解释颁布之后，浙江省的盗窃犯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追诉标准分别为3000元、80000元以及400000元人民币。其他诸如敲诈勒索、抢夺、诈骗等等常见的罪行，追诉的数额标准都已经或者即将要做相应的调整，而相关的量刑指导意见却没有及时做出配套的调整，也使得检察机关在进行量刑建议时容易与法院产生较大的分歧。

一、量刑建议存在的问题

（1）量刑标准不统一。检察院要开展量刑建议的工作，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量刑标准，量刑标准不一，容易导致量刑出现偏差。如我们常见的盗窃罪和故意伤害罪，《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浙江省《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的规定就有不一样的地方：前者规定盗窃数额达到较大起点时，建议量刑起点为一年有期徒刑，达到数额巨大标准时，则量刑起点为三年有期徒刑。但是后者却将该两种情况的量刑起点分别定在三个月至六个月拘役以及三年至四年的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特别是在新的盗窃罪司法解释出现之后，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当中幅度很大，如若不统一适用一样的标准，则相同数额的盗窃案件，在量刑上可能有巨大的偏差，笔者目前所经办的盗窃案件中，数额未达到6000元的，一般法院会在拘役四个月至六个月处刑。按照浙江省盗窃数额的追诉标准，应当是26000元左右刑期增加一年，但在拘役和有期徒刑之间的界限还没有明确。

（2）量刑标准不精细。法院虽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会提供相应的量刑指导意见，但是该些意见的内容存在不合理、不精细的地方，有些仅提供指导意见，但是并没有说明指导意见的科学依据。刑法罪名如此繁多，却只有 15 种罪名罗列其中，而且对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该如何科学增减刑罚量未明确规定，只以适当增减一语带过，因此实践中容易出现量刑偏差。② "例如靳克虎盗窃案、王海柳过失致人死亡案，量刑建议理由与判决理由一致，但由于双方增减的幅度不一，使得判决结果超出了量刑建议范围。"③可以看出，正因为相关的规范存在漏洞，才使得量刑建议没有发挥出真正的作用，这是刑事诉讼法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开展量刑建议的关键问题。

（3）缺乏制度予以保障。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法院是否采纳量刑建议，法庭也缺乏相应的判决说明。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不够充分，使得量刑建议的提出经常受到突袭证据的干扰。从而影响了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而量刑建议与抗诉之间又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④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都是在法定刑的范围之内做出判决，属于合理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检察机关很难以法院的判决"畸重畸轻"为由进行抗诉。而因为缺乏相关的说明解释制度，法院在判决书中即使没有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也不会做出相关的说明。因缺乏量刑建议制度和抗訴制度的衔接机制，在量刑建议不被采纳，法院量刑虽符合法定量刑范围，但量刑确有较大偏差的案件不能得以及时纠正，故检察机关在何种情形下针对量刑行使抗诉权缺少法定的抗诉规则。⑤

（4）量刑证据的固定难以把握。量刑证据主要是在侦查阶段固定的，但是在司法实务中，侦查机关更容易注重搜集有罪、罪重的证据，对于犯罪嫌疑人罪轻甚至无罪的证据容易忽视，导致在搜集证据的最佳时机错失量刑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外地籍贯的犯罪嫌疑人在本地犯罪时，因财力物力等方面的影响，许多与量刑情节有关的酌定情节难以收集，因此，在新《刑事诉讼法》出台后，关于量刑事实的调查和辩论阶段容易产生控辩不平衡的状态，使得法庭的审理效果不好，甚至可能会出现社会将矛盾指向检察机关的情况。

（5）量刑程序如何开展不清晰。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有关的量刑建议只是做了概括性的规定，但是实务中碰到的案件复杂程度不一，情况也各不相同，对于简单的、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可以根据先定罪后量刑的顺序分别进行调查和辩论，但是对于做无罪辩护的案件、多人共同犯罪的案件等等，在能够保证庭审效果的前提下，如何合理开展量刑程序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完善量刑建议的几点意见

对于在司法实践中关于量刑建议产生以及碰到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提高司法干警的思想认识，尽快适应新形势下公诉工作的要求。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如何转变我们的陈旧观念，正确去理解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非常重要，我们应当树立社会主义刑事执法理念，即能够保障人权，又能打击罪犯，并做到定罪与量刑并重，不断提高自身的办案水平和能力，实现办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有机统一，能够将量刑建议放在与定罪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在平时办案的过程中能够深入调研，借鉴其他检察机关的一些典型机制，比如江苏常州市检察院在量刑建议试点中形成的"回头看"机制。⑥同时，我们也可以根据办案的实际情况，不断对量刑建议进行归案总结，定期分析具体案件的量刑建议，加强业务培训，能够确保经办人有科学的量刑建议方法，提高对案件的敏感性以及对量刑情节、幅度的整体把握。

（2）统一明确量刑规范。同一个地区有多部量刑指导意见，或者对案件的量刑有较大分歧的，检察机关与法院应该加强沟通，如召开列席审委会等方式统一明确适用的量刑规范和量刑标准，使量刑统一化、规范化。同时要细化量刑标准，就现在的状态，直接在立法上统一适用明确的量刑标准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因此检察机关可以在当地范围内与法院进行沟通，制定明确的基准刑的计算方式，确定量刑起点以及如何计算幅度比例等，能够让量刑建议有一个规范的标准。此外，应当充实量刑情节，引入监所表现。从目前的量刑指导意见中，量刑建议的内容过于机械化，只是对某个案件的一般情节进行罗列，但是在判决中需要考虑的量刑情节却没有在意见中体现，检察机关可以在该块内容上进行充实。而且大多数案件的被告人是被羁押的，在看守所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反映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等情况的，因此，可以在实务中将监所表现引入量刑情节中。

（3）正确把握量刑证据。可以让公检配合，提前介入，侦查阶段是收集固定证据的最佳时机，如果能进行公检联席会议等方式，让侦查机关能够支持并且及时了解量刑程序的相关情况，在实务中形成共识，让侦查人员明白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同等重要，及时引导个别案件在侦查阶段的取证活动，在认定和收集罪轻、法定、酌定情节证据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重视对罪重罪轻、法定、酌定情节证据的收集和认定，以书面材料、电话通知等方式固定量刑证据，让量刑建议的事实依据得到充实，奠定开展量刑庭审的基础。其次是检法联席，界定证据。正确把握量刑，需要与法院加强沟通，对关于被告人的一些社会调查材料以什么形式在庭审中出示加以明确，以保证庭审效果和量刑建议的证据支持和效果。

（4）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的配套及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在构建量刑建议的制度时，应当设立相关的配套制度，否则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能起到很好的制衡作用，也无法提高诉讼的效率，让司法工作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展。因此，只有从宏觀上整体进行把握，以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度的整体性以及内在性为大局，将两者进行协调，对与量刑建议制度相关判决书对量刑建议的回应机制、量刑答辩机制、不采纳量刑建议的说明机制及不采纳量刑建议的抗诉规则等配套机制一并进行确立以形成体系，保障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具有切实可行性。⑦此外，关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简单的扩大，也并不意味着量刑建议权不会被约束，必须用相关的监督制约机制来制约。该监督机制首先要从检察机关的内部入手，提高自身的量刑建议质量，建立相关配套的量刑建议考评机制，组建相关的绩效考评小组或者有专门的绩效考评部门联合办公室考评监督办案人员的量刑建议，并以此作为检察官公诉工作考核的一个重要标准。关于滥用量刑建议权的问题，可以按照检察官法的相关规定，对滥用量刑建议的办案人员追究相关的责任并给予相应处分，对严重违法的，还要追究法律责任。此外，还应通过人大监督及人民监督员监督机制来加强、完善对量刑建议权的外部监督机制，将量刑建议情况列入向人大常委会汇报的专题报告中，邀请人大代表和人民监督员观摩旁听公诉人的出庭公诉，收集其对量刑建议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提出改进措施，不断提高量刑建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⑧

（5）进一步明确量刑建议实施阶段和适用条件。根据《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只要是提起公诉的案件，检察机关都可以提出量刑建议。这就表示不是所有案件都必须提出量刑建议，对于有些较复杂的案件，给予检察机关是否提出量刑建议一定的机动权，在不合适提出量刑建议的情况下，可以不提出量刑建议。同时，对不宜提出明确具体量刑建议的特殊案件，可以只发表依法从重、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的概括性建议。但是，推行量刑建议应结合各地实际，探索其运行的一般规律，循序渐进地开展。鉴于市级院、基层院业务发展水平不平衡，现阶段市级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以提出量刑建议为原则，不提出明确建议为例外。⑨各基层单位应当在时间中累积经验，逐渐推行量刑建议的适用，可以对常见的罪名制定相关的量刑指南，让量刑工作稳健运行。

结语

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对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这一块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之以前一些量刑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存在很多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需要我们站在大局的角度，既要宏观上把握这项制度的重要性，也要在微观上制定详细的规则来完善这项规定。相信我们从提升干警自身的素质、统一明确量刑规范、正确把握量刑证据、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的配套及监督制约机制以及明确量刑建议实施阶段和适用条件等方面着手，不断完善量刑建议制度，必能让量刑建议越来越规范，也越来越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陈淑霞：《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机制研究--以从化市人民检察院常见刑事案件为视角》，载《法制与经济》2012年7月，第91页。

②高峰、晏磊、姬凯：《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合理模式--以职务犯罪案件为视角》，载《政法学刊》2011年4月第28卷第2期，第59页。

③皮勇、王刚：《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几个问题》，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6月第13卷第3期，第77页。

④任志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在审判监督中的法律探析--以司法实践为视角》，载《法制与社会》2012年11月份，第113页。

⑤王志凯：《量刑规范化与检察机关刑事抗诉工作问题之初探--以唐山市某基层检察员公诉办案实践为视角》，载《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2期，第55页。

⑥承办人在审查判决书时，要对判决书量刑是否恰当作出说明，对于与量刑建议有较大差距的判决，则在作出说明的同时，提出是否提请抗诉的意见和理由。

⑦李晓雯：《对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司考》，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5月，第129页。

⑧塔青甲：《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分析》，载《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3月第3期，第98页。

⑨钟小奇：《检察机关推行量刑建议有关问题的思考》，载《法制与经济》2012年10月，第129页。

作者简介：王超超，男，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书记员。

作者：王超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