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业与政府责任论文

[摘要]展览会中各种安全责任与潜在风险相对集中,主办方与承办方之间是代理关系;基于委托关系,安全责任首先在主办方,但对外部关系中双方是共同责任人,由于具体的安全保障事务主要是由承办方实施,因此安全责任事故的后果也将由其承担。为规避巨大的责任风险,应在法律措施上明确与参展商的责任划分,在手续上完善安检督促程序，并引入博览会相关商业保险。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保险业与政府责任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保险业与政府责任论文 篇1：

责任保险市场的政府干预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摘 要：政府干预责任保险市场的原因包括潜在加害人低估自己面临的责任风险、无赔偿能力以及逃避责任。我国的生产企业不但普遍存在低估风险和逃避责任的问题，而且在一些外部性极大的领域存在严重的无赔偿能力问题。因此，有必要引入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来保障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利用保险公司管理风险的专业能力和提升利润水平的动机来管理企业安全生产风险。要想通过商业保险市场实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政府就必须与商业保险人充分合作，创造有利于保险人控制道德风险的环境。

关键词：责任保险；政府干预；损害赔偿；安全生产

一、政府干预保险市场的原因分析

1．信息问题 保险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假设社会福利等于各主体的期望效用之和，将风险从风险厌恶者转移至风险中性者就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实现帕累托改善)，更一般地说，将风险从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主体转移至风险厌恶程度相对较低的主体就会提高社会福利。而且，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主体愿意支付等于期望损失或略高于期望损失的价格将风险转移给风险中性的主体或风险厌恶程度相对较低的主体，这种交易能够使前者和后者的期望效用都得到提高。事实上，在面临事故发生后所造成的损失规模相比自己的资产规模较大的风险时，绝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而保险公司可以看成是风险中性的。所以，在保险价格合适的情况下，绝大多数面临较大风险(损失规模可能超出自己的资产规模)的潜在致害方都愿意购买责任保险，通过保险手段转移责任风险，降低自己因为责任事故而破产或遭遇困境的可能性。但是，当潜在加害人不能精确估计他面临的责任风险以及购买责任保险的收益时，信息问题就发生了，这时，低估风险将导致加害人做出不购买责任保险的错误决策。立法者可以通过要求所有潜在加害人普遍投保责任保险来矫正这个信息问题。

但是，这种观点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会成立：如果受害人信息充足，他们本来愿意支付一笔保费以转移风险。但是，事实上不同的人对于同样大小的风险(可用损失频率、损失程度来度量)具有不同的风险态度，即便都是风险厌恶者，厌恶程度也有所不同，所以对保险的需求也不同。一个亿万富翁不会在乎可能发生的30万元的损失，而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往往将同样的风险视为巨灾。因此，要求普遍投保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会使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程度低的投保人面临效用损失，最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自愿投保相比，强制保险制度会造成社会效用损失。另外；一个所有潜在加害人必须购买责任保险的制度将会导致消极的财富再分配，一些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潜在加害人可以从保险中获益，而另一些风险厌恶程度低的加害人却因此遭受损失，普遍投保将导致程度低的加害人补贴程度高的加害人。程度低的潜在加害人还通过自己本来不愿缴纳的保费(主要是附加保费和附加利润)向政府提供了税收，为保险公司的雇员提供了工资，为保险公司的投资者提供了投资收益。

2．通过无赔偿能力而外部化

另一个引进强制责任保险的理由经常被法律界使用，那就是潜在加害人无赔偿能力，即如果责任事故造成的损害规模超出了加害人的财富水平，那么，即便法院判决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且执法措施有效，加害方也无法足额赔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由此引发了对受害人的不足赔偿。无赔偿能力问题也常被称为“判决无法赔偿问题”。也就是说，判决无法赔偿问题使加害人可以外部化其带来的伤害或损失，他们可以从事可能带来第三方人身和财产损失的活动，这种损失可能大幅超过其资产水平，这些超过其财富水平的损失将会被抛向社会。因此，法律界希望通过强制责任保险解决受害人足额赔偿问题，将强制责任保险视为保证向受害人提供有效赔偿的工具 。

这种更加注重分配效应的观点往往会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度认同，因为加害人无赔偿能力造成的受害人损失往往要由政府承担部分甚至全部的责任。以环境污染损害为例，据权威部门估算，我国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达1200亿元。但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地域广，涉及人数多，赔偿数额异常巨大，污染方或有关企事业难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而绝大部分损失最终只能由受害人、国家和社会来承担。在2005年一年内，仅政府因重大环境污染事件而支付的赔偿金额就高达118亿元(仝春建，2006)。

然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加害方无赔偿能力还会导致其保持较低的风险控制水平(或安全管理水平)。原因是，法律责任既可以保证对受害人的赔偿，也会形成对加害人的风险控制激励，责任越大，风险控制激励越大，如果加害人的财富水平低于其造成的预期损失规模，那么，加害人就会将其造成的超过其财富水平的损失仅仅视为等于其财富水平的损害赔偿责任，责任规模的降低自然会造成风险控制激励的降低。Jost(1996)指出在无赔偿能力情况下，强制责任保险可以提供较好的风险控制效果。因为，在无赔偿能力情况下，尽管加害人会选择较低的风险控制水平，但将风险全额转移给保险人后，面临着足额责任风险的保险人将会有控制被保险人行为风险的激励，凭借控制道德风险的传统工具，保险人能够激励加害人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所以，如果道德风险问题能够被完全解决，强制保险将会提供比判决无法执行情况下更好的结果。但是，强制保险制度将使保险业变成某些行业的许可证颁发机构。显然，根据“无赔偿能力而外部化”实施强制保险的结论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1)保险人有足够的动机而且有能力控制加害人的道德风险，(2)保险市场是竞争性的。

3．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下的无赔偿能力

无赔偿能力带来的风险控制激励降低的程度显然取决于加害人造成的损失规模与其财产水平之间的对比关系，但同时也取决于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事实上，无赔偿能力造成风险控制激励问题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比在过错原则下更加严重。

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无论加害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加害人就应当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只要加害人采取了适当的风险控制水平，达到了法院认可的无过错状态，加害人就可以避免向受害人进行赔偿。Shavell(1986)证明：假定加害人是风险中性的，那么，(1)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如果加害人的财产足够少，他不会采取任何风险控制措施，随着加害人财产的增加，他会施加一个正的、水平逐渐上升的风险控制。但是，’只要加害人的财产低于其可能造成的损失，其采取的风险控制水平就是次优的(低于社会最佳风险控制水平，即加害人必须承担风险控制成本和所有损害成本且不存在无赔偿能力时会自觉采取的风险控制水平)。(2)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假定法院判断是否存在过错的风险控制水平标准等于社会最佳风险控制水平，则如果加害人的财产低于一个某一特定水平(这一水平绝对低于加害人可能造成的损失规模)，加害人会选择低于社会最佳水平的风险控制投入。如果加害人的财产超出那

个特定水平，加害人会选择社会最佳水平的风险控制投入。而且，要使加害人选择低于社会最佳水平的风险控制，在过错责任原则下的财产水平必须低于无过错责任原则下的财产水平，原因在于，在过错责任原则下，选择合理风险控制水平的动机是非常强烈的，加害人只要选择合理风险控制水平就可以完全避免承担责任，但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选择合理风险控制水平只能降低承担责任的概率。因此，如果没有赔偿能力保证，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无赔偿能力能够导致更低的风险控制水平。所以，在政策制定时，无过错责任最好与充足偿付能力保证一并推行，例如无过错责任与强制责任险_并推行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4．通过逃避责任而外部化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越不健全，社会公众的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越淡薄，加害人逃避责任的可能性就越大。加害人成功地逃避责任后，其造成的损失往往由受害者和政府承担，也就是说，加害人通过逃避责任而将损害外部化了。加害人逃避责任的可能原因包括：(1)致害方有财务能力，但采取转移资产手段或公开蔑视法律判决而拒不承担责任，而且法院存在执法不力的问题；(2)加害人逃跑或消失。如我国煤矿事故中经常出现的“业主发财、政府发丧”问题；(3)未发现真正的加害人。在环境污染问题中经常存在损害已经发生，但责任方却难以确定的问题；(4)受害人缺乏法律知识或因对诉诸法律解决问题的信心不足或负担不起诉讼成本而未起诉。

当存在逃避责任的可能性时，加害人预期的逃避责任的可能性越大，预期受到制裁或赔偿受害人的概率就越低，则加害人购买保险和进行风险控制的动力就越小，从而造成事故频率的上升。如果法律要求加害人事先购买足额的责任保险，否则不能进行生产，加害人购买足额保险后就不需要在事故发生后逃避责任了，而且，如果保险人能够区分不同投保人的风险并且制定相应的差别费率，还可以修复对加害人的风险控制激励问题。

二、我国实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处在生产安全事故的“易发期”，近几年矿难、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安全危害。生产安全问题的持续严重甚至恶化显示出我国安全监管制度存在严重失灵现象，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国家环保局等安全监管部门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强大有力。在我国法律制度不健全、执法力度不足、高度重视经济增长而忽略职工健康安全和环境污染侵害的环境下，我国的事故损害赔偿领域存在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1)由于企业利益往往与地方经济增长和地方利益连在一起，企业不但忽略污染成本、忽略职工和社会公众的健康和安全成本，而且在造成损害后还会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受害者就很难通过行政渠道和法律诉讼渠道获得肇事企业的损害赔偿。这一方面使我国的企业没有建立损害赔偿预期，往往严重低估损害赔偿责任风险，另一方面使企业轻松地逃避责任。

(2)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尤其是环境污染事故具有极大的外部性，在监管不力或监管失效的情况下，很可能会给范围广泛的第三方造成严重损害，损害规模可能远远超出肇事企业的赔偿能力，从而出现严重的无赔偿能力问题。

也就是说，我国的生产企业不但普遍存在低估风险和逃避责任的问题，而且在一些外部性极大的领域存在严重的无赔偿能力问题。由此引发的后果是，受害者往往得不到损害赔偿、企业严重缺乏购买责任保险的积极性，严重缺乏采取合理安全控制水平的积极性，往往视保险费和安全控制费用为一种额外的不必要的支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的责任保险市场长期低迷，而企业生产事故却愈演愈烈。

因此，有必要引入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来保障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并且通过保险公司分析客户风险、降低客户风险从而提升利润水平的动机来利用保险机制和保险业资源来管理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尤其是在生产事故外部性较大的领域。

三、具体实施中关注的问题

1．道德风险问题 道德风险总是与保险并存的，而道德风险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安全性的降低。这就意味着，如果政策制定者决定实施强制责任保险，就不应该限制保险人控制道德风险。否则，道德风险问题将使社会在实施强制保险制度后变得更加不安全，事故发生频率和损害强度都会增加，或者说，不控制道德风险，强制保险创造出的问题会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但是，为了保证对受害人的足额赔偿，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往往要求保险人提供足额保障，不许设置免赔额。在将所有风险都转移给了保险人后，投保人的道德风险相对于投保部分保险加剧了，此时，保险人控制道德风险的唯一可能的工具就是监督被保险人了。如果监督被保险人相当困难或成本高昂，实施强制责任保险就确实会带来严重的问题(不是高昂的监督成本，就是社会安全水平的下降)。Shavell(1986)甚至认为：如果道德风险问题不能被控制，政府干预保险市场的手段应该是禁止责任保险，而不是实施强制责任保险。总之，如果道德风险问题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引进强制责任保险确实会带来其他问题。

2．必须接受承保和费率上限

或者是迫于社会公众或潜在投保人施加的压力，或者是为了实现全面的强制保险以保证所有公民获得平等的服务，政府监管部门往往要求参与经营强制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接受所有的投保风险。而且，为使整个行业全部投保，政府部门往往会规定费率上限，以便保证不是太高的、可以接受的投保成本。

允许保险人拒绝承保的巨大优点是，一方面可以激励那些难以取得保险的投保人采取风险控制措施，降低风险，以便获得保险，从而可以持续经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拒绝承保将那些风险很高却坚决不采取任何风险控制措施的投保人赶出市场，提升整个投保行业的安全水平。但是，如果要求保险人不能拒绝承保，并且设置费率上限，就使保险业失去了上述安全激励功能，引起社会安全水平的下降，并会造成低风险投保人向高风险投保人的补贴。因此，如果监管部门认识到有效控制道德风险的重要性，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接受承保某行业的风险就隐含着极端的危险。

3．强制保险制度对保险市场的依赖

政策制定者谨慎面对的问题还有：一旦实施了强制保险，该政策的实施就依赖于保险人履行必须承保的义务，依赖于保险市场上保险人的意愿。因为，最终是保险市场决定是否愿意承保特定的风险，而不是监管机构。如果保险人不愿意承保某高风险行业而政府部门强制承保，就可能出现大家不愿看到的情形：立法机构引进了购买强制保险的义务，但是，保险市场拒绝提供这类保障。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德国自1990年12月10日开始实施的《环境责任法》要求能够导致巨额损失的装置或设施的所有人购买责任保险或者提供充分的财务保证，该法还以附件方式列举了存在重大环境责任风险的设施名录。但是，该法律一直难以实行，因为保险业不愿提供这种保险，保险人认为提供此类保险会面临如下问题(Faure，2001)：(1)由于缺乏承保经验以及环境风险的特殊性，保险人在评估投保企业的环境责任风险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如果接受承保，必然会显著增加保险公司以及整个保险业的承保风险。(2)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把得到保险保障作为企业开业或运营的先决条件，保险企业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行业许可证颁发机构，成为事实上的“环境警察”或“环境监管机构”，而环境许可涉及的往往是大项目或大企业，涉及到地方甚至国家的经济发展，保险人可能并不愿意使自己处于这类经济发展甚至政治问题的中心。(3)还会带来的问题是，保险人为了控制承保风险，一般会在保单条件中将被保险人因不遵守政府环境管制相关法律法规而造成的环境损害作为除外责任，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控制道德风险的工具。然而，如果在强制责任保险下事故发生了，依据这个除外责任条款，被保险人(造成污染的企业)不能向保险人索赔，这就使得政府实施强制责任保险的意图难以实现，受害人仍然面临损害赔偿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强制保险中，在政府的压力下，保险合同中往往要求保险人对第三方不可抗辩，结果是，保险人不得不赔偿受害人，然后有一个(法定的或合同规定的)向被保险人追索的权利，但由于被保险人很可能存在无赔偿能力和／或逃避责任的问题，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追索往往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这也是保险人不愿意承保强制责任保险的原因之一。

所以，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意识到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对保险市场的高度依赖性，要想真正推行强制责任保险，就必须同时审慎地考虑保险人面临的风险和保险人的利益。

作者：郭振华

保险业与政府责任论文 篇2：

论展会组织者的安全责任及风险规避

[摘要] 展览会中各种安全责任与潜在风险相对集中,主办方与承办方之间是代理关系;基于委托关系,安全责任首先在主办方,但对外部关系中双方是共同责任人,由于具体的安全保障事务主要是由承办方实施,因此安全责任事故的后果也将由其承担。为规避巨大的责任风险,应在法律措施上明确与参展商的责任划分,在手续上完善安检督促程序，并引入博览会相关商业保险。

[关键词] 展览会各方关系安全责任风险规避

一、展览会面临的责任风险和一般采取防范措施

展览会是展览行业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我国是一门新兴产业，就如何对该行业进行管理，建立一套有效的符合行业特色的法律运行机制、风险规避和保险保障机制，无论对政府主管部门和主办方承办方来说，均是个全新的课题。就政府来说，我国现在还未有统一的、专门的会展行政组织机构来管理、协调、监督会展市场，就安全管理上应归属公安部门管理还是生产安全监督部门管理尚未有法律规定；这一行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单位时间内风险高度集中，多种风险因素交错。通常说来，商业性会展行业的参与者主要分为组织方（主办、承办、协办）和参展方两大类，前者的风险远比后者要高。

一般而言,展览期间可能面临以下风险：物质损失风险、 财务损失风险、法律责任风险、人员损失风险（非展览期间的风险不在此列）。这么多的风险中尤其应该关注的是安全责任，它涉及人的宝贵生命、社会的和谐安定。而展会的组织方一般都会采取以下的安全防范措施——在规范参展商行为方面，各展览会一般都专门制定了安全规定。如规定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和放射性危险品进馆，各特装展位参展商或设计施工单位进场布展前须与组委会签订安全保证书，保证此展位的整体设计结构安全、承重安全、消防安全，若因违反相关规定，或因设计和布展质量问题引起的一切后果，由该签订单位承担所有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责任。一般会展的秘书处还规定了《展馆防火安全管理规定》《展馆用电安全管理规定》。但这些规定尚不足以分清责任方关系。

二、一般商业会展各方关系及安全责任划分

我国既没有专门的会展法，虽说组织方采取了众多安全措施，但如果出现安全事故，就要分清责任关系，因此应首先依法明确各责任方及其相互间责任范围划分。

1.组织者内部各方的关系及责任划分

一个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必须要对它的安全责任负责。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组织者在这里包括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场地提供方。

关于主办方与承办方的定义，2005年3月15日上海市政府颁布的《上海市展览业管理办法》规定：主办方是指负责制定展览的实施方案和计划，对招展办展活动进行统筹、组织和安排，并对招展办展活动承担主要责任的单位。而承办单位，是指根据与主办单位的协议，负责布展、展品运输、安全保卫以及其他具体展览事项的单位。《中国计算机学会学术会议组织条例》中规定：仅在道义上支持某会议而不承担组织、经济和法律方面的责任的单位称为“协办单位”或“支持单位”。

从上述定义可知，我们所指的主办方是起主要的组织策划及决策工作，并由其对展会承担主要法律责任，承办方则根据主办方的方案，服从主办方指挥，从事具体事务性工作的协议方。两者的定义决定了承办方要承担次要责任。对于协办方,一般而言，只是提供道义或赞助性质的支持，不享受实质权利，也无义务进行管理，因此不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协办方享受了权利如从会展中取得了收益，则需承担相应责任。

對主办方与承办方、协办方的责任划分我国法律仅有一些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如2005年6月14日公布的《济南市会展场所安全管理规定（试行）》规定活动主办方与会展场所管理方要签订明确的安全责任书，制定相应的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对会展期间的安全工作共同负责。审批单位承担监管责任。在此明确规定主办方与会展场所管理方共同负责。

而在北京，2005年9月9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北京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了“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由主办者对安全工作全面负责。” “大型活动有承办者的，主办者应当与承办者签订安全协议，就前款内容明确各自的具体职责。承办者应当按照安全协议规定的职责，与主办者共同落实安全工作。” 从条文理解，济南的规定是主办方与管理方共同负责，北京的规定是主办方对安全工作负责，有承办方的则由双方按协议共同承担。

在明确了主办方与承办方都负有安全责任后，还必须明确他们之间承担责任的法理依据与范围大小的划分。

从法律上来说，主办单位与承办单位的关系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在两者内部而言，是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代理人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因此主办单位应当对展会的一切法律责任负责，主办单位负责以后才可以依据承办合同追究承办单位的法律责任。而在实际操作中，会展具体事务的处理一般是承办单位在起作用，整个会展的运作也是承办单位在执行。因此许多安全保卫的工作责任应当由承办方按承办协议负责。

2.组织者与参展商和观众间的关系

组织单位对参展商与观展者负责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两重性质：一是平等的民事关系，如果一方疏于履行义务造成另一方不必要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办展者具有中介的性质，即在参展商与观展者之间架起桥梁，让他们各取所需。

对于外部关系主体而言，包括参展商与参观者来说，并不清楚主办方与承办方的责任划分，一旦出现安全责任事故，这两者可以成为被追索的对象。2004年2月间，由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乘大风车玩动画城”充气动画城展在玄武湖公园巡展，一个女孩参加动画城游玩活动时，从气垫上摔下来受伤。为了索赔她的父母代表她将活动的承办方南京梦舟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和协办方为活动提供场地的玄武湖公园管理处双双告上法院。南京玄武区法院认定两家被告依法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负有过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只向当地两被告追索，如果把主办方列入被告，也是符合法理的。最终判决也确认了两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如果出现观众或参展商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事故，就需要按法律规定处理。

我国处理人身财产损失的法律依据一般而言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博览会中的损害一般而言都属于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对参展商而言，安全事故可能来自于参展设备和不当使用会展设施给观众带来的伤害,也可能来自于观众给其带来的伤害。

如前所述,商业性博览会中,主办方与承办方属于民法上的委托关系,双方对外共同承担安全责任问题，对内按安全责任协议分担。

在此，要区分安全责任事故的成果。如果造成事故是由参展商造成，其责任适用《民法通则》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因为参展商也要承担起必要的责任。因为展览会秘书处大多已经在招商过程中有了相关规定，如各地展览中的《参展商手册》《展馆防火安全管理规定》《展馆用电安全管理规定》。如果是因为参展商没有遵守，导致展台结构搭建不合理而导致坍塌事故发生，或是因展台漏电而引发用电事故或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应由参展商负责。但组织单位因为对安全保障有监管职能，也会因此承担责任，有可能成为共同的索赔对象，虽然最终责任是由参展商承担，但以往的大型群众活动中的司法实践表明，当责任方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时，往往由于经济实力问题，无力承担重大事故的经济赔偿责任，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最后只有由政府出面处理善后工作，这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相关责任方都会产生极大影响。

如果安全责任事故是由于组织方因组织不力原因，方案有缺陷，未能妥善安排，或是不能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或其他可归责于组织单位的原因导致的，无疑应由工作存在过错的一方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由于展览会具体负责安保任务的力量来源一个是举办方组织的人员负责，另一个是基于公共安全保障而由举办地的政府的公安部門组成，因此如果因承办方的原因出现安全保障事故，在责任划分上如果哪一方面没有尽到职责也应按过错归责原则各自承担责任。从法理上，此时有可能成为被索赔的对象有：展会主办方、承办方、应承担责任的协办方和不能依法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地方政府部门。

为了在各责任方内部分清责任范围，应该将主办方与承办方的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责任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在对外承担共同责任的情况下，主办方承担主要的法律责任，但如果其与承办方之间以合同形式对安全责任进行了授权与划分，则在主办方已经尽到安全检查与督促的义务时由于承办方工作上的过失而发生了安全事故，则主办方在内部可以免责。而承办单位如果提供场馆，负责安全保卫及其他约定的服务，收取场馆使用费与服务费，承办单位也只对自己的服务瑕疵负法律责任。

三、总结与建议

西方国家的商业性展览已建立统一的国家级展览管理机构和高度自律性的展览业协会，通过运用政府展览运算支持、对外信用保证保险、展览行业自保基金、组建相互保险机构，形成了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尽可能地减少了主办方和承办方所要承担的风险，促进了本国展览业的风险管理工作。

在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的背景下，应自己采取尽可能完善的安全保障机制，在内部责任范围中用合同形式进行调整。由于主办方与承办方大多都是公司法人因此可以享受有限责任，而政府公共安全部门只要依法行政就可以免责，但只要产生安全责任事故，赔偿责任自不可少。因此作为主办方与承办方及地方公安部门目前减少自身风险的方法，一是划分责任范围；二是有效规范参展商的行为，在安全规范和责任书上予以细化明确，在安全监督检查中如果发现问题，应使用书面通知以增强自己已尽义务的举证能力；三是通过商业保险来转移责任。

西方国家展览业保险相对比较发达，依托保险业自身高效又全面的微观产品创新服务机制，展览业发展获得了强有力的风险保障与经济补偿支持。保险公司针对展览业经营中各种可能的风险损失（包括展览单位的营业延迟损失、展品与摊位的意外损害与灭失、未及时腾空展位的额外费用、展览或出售存货的风险、展位工作人员的影响、参展人员的意外伤害、交通延误、旅行意外等等）都在保单中予以明确提示。

展览会人员集中，风险也集中，责任大小难以预测，因此保险对于潜在的责任方来说都是一个规避风险的好办法。国内一些保险公司也开发了相应保险产品，如2001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专为承保“三高”演唱会而特别在“公众责任”项下设计推出了一条扩展条款“偶发事件险”。

对于主办方与承办方还是地方政府来说，展览相关的财产方面的损害或灭失、因展览意外取消所引起的损失、甚至于展览活动当中的公共责任（公众所受意外伤害或财产意外毁损）等方面都可以通过投保相关险种而使潜在的责任得以规避。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卢明威　聂月凤

保险业与政府责任论文 篇3：

责任保险：市场失灵、立法强制与道德风险管理

摘要：责任保险看起来能够解决安全事故受害者的补偿问题，但单靠市场力量很难形成有规模的责任保险交易。为保证对受害人的赔偿，政府可以在一些关乎百姓生存权的领域实行强制责任保险。不幸的是，强制责任保险会带来被保险人（致害人）的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可能降低整个社会的安全水平。鉴于保险人控制被保险人（致害人）道德风险的目标与社会安全目标的一致性，政府和社会应该允许保险人使用社会已有的风险监控系统、支持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系统、给予保险人拒绝承保的权利以及由保险人对特殊行业进行强制风险监控。

关键词：受害人补偿；强制责任保险；道德风险；社会安全

Key words: compensation for victims; obligatory liabilities insurance; moral hazard; social security

引言

据国务院最近发布的《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国办发[2006]53号）公布的数据，我国近10年平均每年发生各类事故70多万起，死亡12万多人，伤残70多万人，并且具有特大事故多（尤其是道路交通事故和煤矿事故）、职业危害严重（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高达25０0万人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等特点。近年来，交通事故、企业产品缺陷损害事故、企业环境污染事故（如吉林石化爆炸案、甘肃铅中毒案）、企业工伤事故（煤矿瓦斯爆炸、透水事故）、医疗事故、建造单位造成的工程质量事故等频频被媒体曝光，而社会对这些损害事故的关注焦点，除事故发生原因外，几乎都集中于对事故受害方的赔偿处理问题。按照法律，事故发生后受害方应该得到致害方的赔偿。

但是，由于致害方无财务能力或财务能力不足；致害方有财务能力，但受害方因各种原因不予起诉；致害方有财务能力，但在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后，采取转移资产或公开蔑视法律判决而拒不承担责任；致害方逃逸等原因。受害方往往根本得不到致害方的赔偿或得不到足额赔偿，人为事故仿佛是天灾一样无法向致害者追偿。此时，政府往往成为部分事故成本的承担者，广大受害者成为事故成本的最大承担者，严重危及社会的安全、稳定以及百姓对于公正、公平制度的信心。

从社会角度，尤其是从政府角度看，解决上诉问题应该在保证对受害者补偿的基础上不降低甚至提高社会的安全水平。

如大家所知，致害方购买足额责任保险（也称第三方保险，即由潜在致害人购买责任保险来保障潜在受害人的利益）就能够解决对受害者的赔偿问题，这里的足额是指该责任险的赔偿限额应该不小于对潜在受害者的最大可能赔偿额。但是，这里存在的问题是：1．潜在的致害方愿意购买责任保险吗？保险人愿意销售责任保险吗？2．事实上，我国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有规模的责任保险市场，那么，哪些因素会阻碍致害方购买责任保险和保险人销售责任保险呢？3．如果市场力量难以形成有规模的责任保险交易，是否需要强制责任保险？4．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显然会带来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事故的发生频率和损害程度，降低社会的安全水平。那么，如何降低这种负面影响？以下几个部分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一、责任保险市场失灵分析

（一）潜在的致害方愿意购买责任保险吗？保险人愿意销售责任保险吗？

保险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假设社会福利等于各主体的期望效用之和，将风险从风险厌恶者转移至风险中性者就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实现帕累托改善），一般来说，将风险从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主体转移至风险厌恶程度相对较低的主体就会提高社会福利。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主体愿意支付等于期望损失或略高于期望损失的价格来将风险转移给风险中性的主体或风险厌恶程度相对较低的主体，这种交易能够使前者和后者的期望效用都得到提高，而风险转移的价格和数量与两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初始资产等因素有关。

可以证明，如果不存在与保险运营相关的任何行政管理成本，保费等于期望损失或纯保费，则风险厌恶者通常愿意投保，而且是足额投保。事实上，在事故发生后所造成的损失规模相比自己的资产规模较大时，绝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而保险公司可以看成是风险中性的，因为大量风险相互独立的投保人投保同质风险时，依据大数定律，在保险人看来，未来赔付的不确定性非常小，也就是说，保险人面临的风险非常小，而且，保险人承保的同质风险越多，自己的承保风险就越小（在承保能力范围内）。

所以，在保险价格合适的情况下，绝大多数面临较大风险（损失规模可能超出自己的资产规模）的潜在致害方都愿意购买责任保险，通过保险手段转移责任风险，降低自己因为责任事故而破产或遭遇困境的可能性，而保险人也愿意销售责任保险以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

（二）阻碍致害方购买责任保险和保险人销售责任保险的因素分析

要想在事故发生后给予受害者足额赔偿，致害方购买保险的足额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其购买的责任保险的赔偿限额是足额的，即保险人可以赔偿的最大金额大于等于致害方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就意味着对受害方的赔偿有了可靠的保障。

1．阻碍致害方购买责任保险的因素分析。从致害人角度来看，阻碍致害方购买责任保险的因素至少包括三点：

（1）保费中附加保费和附加利润的大小。真正的保险制度并非没有交易成本，保险人除收取纯保费外，还要收取附加保费和附加利润。附加保费主要包括保险公司的营销成本、一般费用和理赔费用，随着不同的险种有所不同，通常在40％左右。从我国2005年全年财产保险业的保费收入（1229．8．6亿元）和理赔支出（671．7亿元）粗略来看，附加保费和附加利润占到保费收入的55％左右。附加保费和附加利润越高，则致害人购买责任保险的足额程度就越低。

（2）判决无法执行的问题（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ｐｒｏ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即致害方无财务能力或财务能力不足引起的，即便法院判决赔偿但受害者仍然得不到赔偿的问题。假定致害人拥有的资产小于其可能带来的损害规模。则判决无法赔偿问题会降低致害人购买责任保险的动机。

（3）致害人逃避责任的问题。致害人逃避责任的可能原因包括：①致害方有财务能力，但采取转移资产手段或公开蔑视法律判决而拒不承担责任，而且法院存在执法不力的问题；②致害人逃跑或消失，如“业主发财、政府发丧”问题（煤矿事故中经常出现）；③未发现真正的致害人。在环境污染问题中经常存在损害已经发生，但责任方却难以确定的问题；④受害人缺乏法律知识或因对诉诸法律解决问题的信心不足或负担不起诉讼成本而未起诉。

当存在逃避的可能性时，致害人预期的逃避责任的可能性越大，即预期受到制裁或赔偿受害人的概率就越低，尽管损害规模或赔偿规模可能不变，但致害人预期赔偿概率的降低仍然会降低致害人购买保险的动力。

2．阻碍保险人销售责任保险的因素分析。从保险人角度来看，至少有两种原因阻碍保险人销售责任保险：

（1）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对保险人销售责任保险的影响。足额责任保险的购买必然伴随着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即被保险人在足额投保后将变得比原来更加不谨慎小心，可能会由此增加事故的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为了控制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保险人通常会：①在保单中设置免赔条款和赔偿限额（赔偿限额低于致害人造成的最大可能损失），使致害人自担部分风险；②采用“经验费率”的方法在续保时调整费率，以便对致害人风险控制的好坏进行奖惩。这两种方法的目的都是对致害人形成一定的风险控制激励，降低其道德风险。但是，如果为了保证对受害者的足额赔偿而要求保险公司不设免赔额和赔偿限额，再遇到“长尾巴”责任险业务而使“经验费率”难以发挥作用，保险公司就面临风险失控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其销售责任保险的动力。

（2）责任风险度量的困难程度对保险人销售责任保险的影响。由于责任保险标的的不确定性（一个驾驶员驾车发生碰撞事故，被撞的可能是只身一人，也可能是一个手持价值连城的易碎古董的人）以及民事侵权法律和法院判决的不稳定性，责任风险基本是无法精确定价的。如果责任风险具有长尾特性，定价就更加困难。在无法度量承保风险大小的情况下，谨慎的保险人将不会出售保险。

二、立法管制：实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可以看出，附加保费、判决无法执行的问题和致害人逃避责任的问题会使致害人购买责任保险的动机减弱甚至不购买任何责任保险，而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和责任风险难以度量的问题降低了保险人销售责任保险的动机甚至导致谨慎的保险人不愿意销售责任保险。

在缺乏责任保险，而且存在判决无法执行或致害人逃避责任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将来对受害者的不足额赔偿或者根本无法赔偿。在市场力量无法解决受害者赔偿问题的情况下，政府往往需要充当救济者的角色，但绝大多数损失还是需要由受害者自己承担，这样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经济压力，更严重的是，重大事故不予赔偿严重危害着百姓的基本权利，危及社会稳定。那么，政府应该如何干预呢？1．可以在一些关乎百姓生存权的领域实行强制责任保险。2．为了保证对受害者的足额赔偿，强制责任保险一般要求足额投保，并且不设免赔额。因为免赔额的存在和不足额的存在仍然会造成对受害者的补偿不足问题。

三、管理道德风险：强制责任保险对致害者安全激励的负面影响及其纠正

正如商业责任保险会带来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或者安全激励不足一样，强制责任保险也会带来同样的问题。而且，由于强制保险经常是不设免赔的足额保险，所以，被保险人（致害人）的安全激励问题会更加严重。所以，必须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来减弱或消除这种负面影响。

从保险人角度来看，保险人控制被保险人道德风险的手段通常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限制保险责任范围（设置免赔、赔偿限额）。在实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实现足额赔偿的目标，限制保险责任范围的方法通常是政府所不允许的。二是采用“经验费率”。经验费率的基础是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的事故索赔情况，并且费率调整只能等到续保时才能进行。对于一些“长尾巴”责任险业务（如建造者责任保险的保险期限通常为10年），很难像短期保险业务那样通过在续保时根据理赔情况对保费进行调整以达到激励致害人进行有效风险控制的目的。也就是说，经验费率方法的安全激励作用可能非常有限。三是时刻有效地监控被保险人的风险控制情况，并据此调整保险费率。可以证明：如果责任保险人不能够观察被保险人的风险控制水平，则强制足额保险将导致被保险人的风险控制水平为零；如果责任保险人能够观察到被保险人的风险控制水平并将其与保费挂钩，则强制足额保险将导致社会最优风险控制水平，条件是不存在逃避责任的问题。那么，保险人能否观察到被保险人的风险控制状况呢？或者说，保险人能否对被保险人时刻进行监督呢？答案是基本不可能，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巨大（监控成本最终都会转移给被保险人承担），可能远远超出被保险人的承受水平。

在这三种手段都失效的情况下，保险人会显得非常绝望，可能想要退出强制保险市场。而事实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对保险人或保险业有非常大的依赖性。所以，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为保险人控制道德风险创造条件或提供已有的条件：一是允许保险人使用社会已有的风险监控系统。如保险人在实施交强险中就借用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道路监控系统来发现和记录被保险人的违规情况，并据此调整费率来增加对驾驶者的安全激励。二是逐渐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系统。在所有保险公司间建立关于强制责任保险理赔的共享数据库，最好由技术中介进行运作，一方面可以针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整理，编制相关技术报告提供社会共享，以提高致害人所处行业（如建筑业、医疗业）的安全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扩大数据来源，增加保险定价的可靠性，便于实施经验费率。还可将事故理赔数据向所有保险人和社会公众公布，提高社会信用水平。三是要给予保险人拒绝承保的权力。这样就使保险人间接地成为事实上的行业许可证颁发机构，一方面可以直接降低保险人的承保风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保险市场淘汰风险高的致害人。四是由保险人对特殊行业进行强制监督。在其他手段都无法奏效的情况下，可以授予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行为进行强制监督的权力（当然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法国的强制工程质量保险制度中，就同时确立了“强制工程质量技术监督制度”，由保险人委托工程质量监控机构对建造过程进行检查监控，并根据最终检查结果确定是否承保和保险费率。应该看到，在控制被保险人道德风险的问题上，保险人的目标与社会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降低事故发生频率和损害程度，提高社会安全水平。所以，应该赋予保险人相应的权力或手段。

四、结论

1．我国存在严重的事故受害者无法获得赔偿的问题，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责任保险显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2．附加保费、判决无法执行的问题和致害人逃避责任的问题会使致害人购买责任保险的动机减弱甚至不购买任何责任保险，而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和责任风险难以度量的问题降低了保险人销售责任保险的动机甚至导致谨慎的保险人不愿意销售责任保险。

3．在市场力量无法解决受害者赔偿问题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在一些关乎百姓生存权的领域实行强制责任保险，以保证对受害人的赔偿。

4．强制足额责任保险会带来被保险人（致害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可能降低整个社会的安全水平，为此，政府和社会应该为保险人控制道德风险创造条件或提供已有的条件：如允许保险人使用社会已有的风险监控系统、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系统、给予保险人拒绝承保的权力以及由保险人对特殊行业进行强制监督。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文·萨维尔著，翟继光译．事故法的经济分析[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张庆洪．保险经济学导论[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０04．

[3]郭振华．法国ＩＤＩ保险制度的内在机理分析及其借鉴[Ｊ]．上海保险，2006，（4）．

（责任编辑：张艳峰）

作者：郭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