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建构外国文学论文

摘要：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与接受从诗人加里•斯奈德的寒山译诗开始，到著名比较文学学者白芝《中国文学选集》和其它多种文学选集的争相收录、再到全译本的面世以及在美国伯克利地区的“诗歌道”留名，走过了一个最富传奇色彩的经典建构历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典建构外国文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典建构外国文学论文 篇1：

《新青年》编辑部对《娜拉》经典化的赞助路径探析

摘要：

五四语境下，翻译文学的经典建构在新文化精英们建设新文化和新道德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赞助人理论的观照下，本文从译者的译介、编辑部文化精英的介绍与评论、刊登特别启事及译作的再版等方面，探讨了《新青年》编辑部对《娜拉》经典化的赞助路径。对《娜拉》经典化赞助路径的探析，对当前通过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赞助，来推动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启迪意义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新青年》 编辑部 《娜拉》 经典化 赞助路径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也是文化的转型期。由于其特定的历史境遇，翻译在中国的多元文化系统中从边缘进入中心，在文学和文化的嬗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实现其建设新文化和新道德的目的，新文化精英们不仅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且有效推动了翻译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挪威戏剧家亨里克·易卜生的话剧《娜拉》是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经典之作。长期以来，学界对五四时期《娜拉》在中国经典化的历史语境、文化及意识形态动因进行了探讨。林丹娅[1]、罗列[2]、任淑坤[3]从五四时期的历史语境的视角解读了《娜拉》经典化的源起；王宏志[4]、邵毅[5]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娜拉》的经典化进行了解读；张春田[6]分析了五四时期“易卜生热”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娜拉》在五四时期经典化的源起被较多关注形成对比的是，对五四时期《娜拉》经典化的赞助人研究尚无人涉足。《新青年》编辑部在《娜拉》的经典化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赞助人角色。本文拟从《新青年》编辑部对《娜拉》经典化的赞助路径的视角，对五四时期《娜拉》的经典化进行解读，以期对当前通过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赞助推动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赞助人与翻译文学作品的经典化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翻译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多集中在译文、译者及目的语国家的历史境遇、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译者是翻译过程的操作者，是翻译的主体，而译文则是翻译过程的成果，理应受到较多的关注；处于多元社会文化系统之中，翻译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也必然受到目的语国家的历史境遇、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受到广泛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整个翻译作品经典化过程里，其他一些极具影响的元素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却往往被忽视的课题是翻译作品经典化的赞助人问题。翻译赞助人指那些足以促进或阻碍文学作品的翻译、阅读乃至经典化的力量。

正式提出要认真探讨赞助人在文学活动中扮演的角色的是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他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指出，社会上有两个确保文学系统紧贴该社会内的其他系统，不致脱离得太远的控制元素。元素之一在文学系统内部，主要指一些“专业人士”，包括批评家、评论家、教师、译者等，他们虽然不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但却能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提供服务。第二个元素是在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人”（ patronage）。 “赞助人”指那些“足以促进或窒碍文学的阅读、创作和重写的力量（包括人和机构）”，他们可以是一些人、宗教团体、社会阶层、政党、出版商，乃至杂志、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大众传播媒介等，他们协调文学系统跟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7]勒菲弗尔把文学系统看做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subsystem），从文学系统内外不同的视角进行文学研究的方法对翻译研究很有启发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文学也可视为整个文学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翻译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并不是由翻译文学系统内部的元素单独决定的，往往受到翻译文学系统之外赞助人的操控或影响。《新青年》编辑部的文化精英们是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倡导者，为实现其建设新文化和新道德的目的，他们在《娜拉》的经典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赞助人角色。

二、《新青年》编辑部对《娜拉》经典化的赞助路径

1. 译者的翻译

晚清以来的文学翻译带有鲜明的强国保民的政治动机。《新青年》编辑部进行的翻译活动秉承了晚清以来文学翻译注重其社会功用的传统，特别重视其改造国民、改造社会的作用。《新青年》一至九卷中，翻译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作为一个文化批判刊物，《新青年》尤为重视文学翻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对以《娜拉》为代表的易卜生作品的译介，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文化精英们启蒙女性、塑造新女性，以推动社会和文化建设的一种重要路径。

挪威戏剧大师亨里克·易卜生是欧洲近代戏剧新纪元的开创者，他在戏剧史上享有不朽的声誉。易卜生一生共写了20多部剧作，主要是现实主义的散文剧即话剧。易卜生的作品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探讨了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如反对传统道德，倡导妇女解放、个性自由等。其目的在于唤醒民众，从而改良社会。为易卜生赢得世界声誉的是他的力作《娜拉》，该作品通过女主人公与丈夫情感决裂的过程，暴露了男权社会中的妇女地位與解放问题，激励受传统婚姻和伦理观念束缚的人们为争取自由平等而努力。《新青年》编辑部的文化精英们从《娜拉》中很容易解读出新文化运动中较为振奋人心的两个主题——女性解放与个性主义。易卜生作品所表现的社会改良思想契合了《新青年》编辑部文化精英们的建设新道德和新文化的期待视野。因此《新青年》编辑部对其作品倍加青睐。《新青年》第四卷第六期推出了易卜生专号，刊发了罗家伦、胡适翻译的《娜拉》。自此，《娜拉》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并逐步走向经典化。

2. 编辑部文化精英的介绍与评论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文学和文化批判刊物。在刊发罗家伦、胡适翻译的《娜拉》的同时，作为五四时期青年们的精神导师的《新青年》编辑部的文化精英们对《娜拉》剧情和人物的介绍与评论，在《娜拉》经典化过程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了“易卜生专号”，在刊登《娜拉》全剧的同时，也刊登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袁振英的《易卜生传》。胡适和袁振英在各自的文章中都对《娜拉》进行了介绍与评论。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评论娜拉：“那娜拉戏里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戏的戏台，他自己是台上的猴子。他有胆子又不肯再装假面子，所以告别了掌班的，跳下了戏台，去干他自己的生活……娜拉戏里写娜拉抛了丈夫儿女飘然而去，也只为要救出自己。”[8]袁振英在《易卜生传》一文中评论娜拉：“当娜拉之宣布独立；脱离此玩偶之家庭；开女界广大之生机；为革命之天使；为社会之警钟；本其天真烂漫之机能，以打破名分之羁绊，得纯粹之自由……”[9]

以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编辑部的文化精英们，是文学革命的发起人和倡导者，是许多青年学生的精神导师和偶像。他们对《娜拉》的介绍与评论引发了人们对娜拉这一新女性形象的深刻思考，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震动，有力推动了《娜拉》在中国的经典化进程。

3. 刊登特别启事和译作的再版

在译介《娜拉》之前，《新青年》编辑部刊登了两次特别启事，告诉读者《新青年》将推出易卜生专号。第一次启事指出：“易卜生为欧洲近代第一文豪，其著作久已风行世界，独吾国尚无译本……除拟登载易卜生所著名剧《娜拉》全本及《易卜生传》之外，尚拟收集关于易卜生之著作，以为介绍易卜生入中国之纪念。”特别启事的刊出，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为《娜拉》的经典化之路做好了铺垫。

1919年，《新青年》再版一至五卷。再版预约广告称，该刊物“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思想……可算近来极有精彩的杂志。识见高超的人，都承认本志有改造思想的能力，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出版物”。[10]《新青年》编辑部对一至五卷的再版扩大了《娜拉》的读者范围和社会影响，有力推动了《娜拉》的经典化。

结 语

通过译者翻译、编辑部文化精英的介绍与评论、刊登特别启事及译作的再版等路径，《新青年》编辑部有力推动了《娜拉》的经典化，对當时的新文学、新文化和新道德建设，乃至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新青年》编辑部对《娜拉》经典化的赞助路径，对我们通过对翻译文学的经典建构来推动当前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译者主体性视角下体育新闻中的隐喻翻译研究”（SK2012A11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林丹娅.华文世界的言说：女性身份与形象[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3）：85-86.

[2] 罗列.女性形象与女权话语——20世纪初叶中国西方女性形象译介研究[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43-44.

[3] 任淑坤.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3.

[4]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1.

[5] 邵毅.女性身份的构建与本土文化身份的塑造——中国20世纪文学翻译中女性形象探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81.

[6] 张春田.论五四时期的“易卜生热”及其文化逻辑[J].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8（1）：88-101.

[7]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4-15.

[8] 胡适.易卜生主义[J].新青年，1918，4（9）：492-503.

[9] 袁振英.易卜生传[J].新青年，1918，4（6）：613.

[10] 再版预约广告[J].新青年，1919，6（5）.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外语教育学院

东华大学外语学院）

作者：王彬　黄培希

经典建构外国文学论文 篇2：

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与接受

摘 要：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与接受从诗人加里•斯奈德的寒山译诗开始，到著名比较文学学者白芝《中国文学选集》和其它多种文学选集的争相收录、再到全译本的面世以及在美国伯克利地区的“诗歌道”留名，走过了一个最富传奇色彩的经典建构历程。

关键词：寒山诗；美国；传布；接受

一、引言

在2000年美国翻译家赤松（Red Pine）的《寒山歌诗集》（The Collected Songs of Cold Mountain）修订版的译序中，译者深有感触地说到：“如果中国的文学评论家要为自己国家过去的最伟大诗人举行一次茶会的话，寒山可能不会在众多被邀请之列。然而受邀的那些诗人却与中国的庙宇和祭坛无缘，但寒山的画像却能被供奉于众多神仙与菩萨当中。在韩国和日本，寒山也受到了相同的礼遇。当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58年将《法丐》（The Dharma Bums）题献给寒山时，寒山还成了西方那一代人的护佑天使”。［1］从故国文学史的“被边缘化”到美国翻译文学中的“被经典化”，寒山在文学史书写中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绚丽华章，在翻译文学经典中更是塑造了一个不朽的神话。

二、加里•斯奈德与寒山诗

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 1930-）一直被认为是垮掉派星散后创作成绩最大的垮掉派诗人，几乎是垮掉派中唯一对“今天”拥有发言权的声音。［2］斯奈德迄今共发表诗集近20部。1975年，其反映北美大陆生态的诗作《龟岛》(Turtle Island)获得普利策诗歌奖，1997年，斯奈德获得美国波林根诗歌奖（Bollingen Prize）和约翰•海自然写作奖（John Hay Award for Nature Writing）。除《龟岛》(Turtle Island，1969)外，另有《砌石与寒山》（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 1965）、《僻乡》（The Back Country,1968）、《非自然》（No Nature，1992）、《山水无尽》（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 1996）等一系列反映生态和环保的自然诗歌作品。在翻译方面，除寒山外，斯奈德对中国诗人孟浩然、杜甫、王维、王昌龄、白居易、杜牧、苏轼以及中国禅僧百丈怀海等人的作品及思想均有译介和研究。此外，他还译有宫沢贤治（Miyazawa Kenji）等日本著名诗人的作品。

加里•斯奈德与寒山的文学因缘缘起于斯奈德参观1953年日本赴美交流的一次画展。当时他看到的仅仅是一小幅水墨素描的寒山像，但却给了他强烈而震撼的印象。同时1954年韦利寒山诗译本的面世也成了斯奈德译诗的动力。“韦利译本一方面激起了他的兴趣，同时让他并不满意”。［3］再加之此时的斯奈德对于禅宗与佛教诗歌的迷恋，于是，在1955年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东方语言文学研究生课程期间，斯奈德便开始在著名汉学家陈世骧教授的指导下翻译寒山诗。其间还蒙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方志彤（Achilles Fang）和日本著名寒山研究专家入矢义高的点拨。因此，他所译的这24首寒山诗实际上就是当时学术界的共同产出。

1958年，斯奈德在《常春藤评论》秋季号第2卷第6期（Evergreen Review, Vol. II, No. 6）发表了他的24首寒山译诗。1965年，斯奈德将其并入诗集《砌石与寒山》（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出版。1966年，斯奈德的另一本诗集《诗选》（A Range of Poems）也全部收录了1958年发表的这24首译诗与闾序以及译诗短序。由于五、六十年代适逢“垮掉派”运动，所以“佯狂似癫”的寒山受到美国年轻一代的热捧。“寒山诗”也因此在大洋彼岸“死而复活”并成了“垮掉一代”的精神食粮。（斯奈德的）寒山诗英译本成了美国青年最喜爱的读物之一。［4］

一般认为，唐代诗人寒山和寒山诗命运的重大转折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美国学者罗伯特•科恩（Robert Kern）曾感慨地回顾：“在当时的语境下，斯奈德笔下的寒山——这位唐代诗人、疯癫的山之隐者——就变成了一位‘垮掉’英雄（a beat hero）和反文化的先锋。借用大卫森（Davidson）的说法，他成了一个‘反对符号’。如果科勒(Kenner)称《神州集》（Cathy）为战时畅销书的话，那么，《寒山诗》就是一本冷战时期的畅销书”。［5］以此为契机，寒山和寒山诗开始了在美国翻译文学史中最具传奇意义的文学之旅。

事实上，正是诗人斯奈德的译诗在美国读者心目中成功复活了中国诗人寒山和寒山诗。在目前的各种寒山诗版本中，就社会影响与知名度而言，斯奈德的译诗恐是最能体现诗人寒山性状和寒山诗风貌的译本。中国“斯奈德”研究专家区鉷教授分析说，斯奈德所译寒山诗之所以影响最为深远，恐怕是因为他本人当时的作为和思想活脱脱就是一个美国寒山。［6］这样的说法固然没错。斯奈德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加州北部山区度过的，他自己也承认他生活的西埃拉?内华达山就象他笔下人物寒山栖居的寒岩。两位诗人在生活方式的类同自然可以吸引目标读者，但我们以为，除此之外，译本在语言转换方面的独到之处、以及由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所共同营造的和谐的翻译话语场、加之目标读者的期待规范为译本的接受所赢得的砝码来看，这些因素在寒山诗的传布与经典化过程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关于斯奈德寒山诗译本的特点，胡安江已有专文论述。

三、寒山诗在美国的文学之旅

在斯奈德之后，各种寒山诗译本在美国纷纷问世。继1962年著名汉学家华生（Burton Watson）发表《唐代诗人寒山的100首诗》（Cold Mountain: 100 poems by the T’ang poet Han-shan）后，7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更是出现两本以寒山诗为题的博士论文：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鲁宾达纳（S. H.Ruppenthal）的《寒山诗中佛理之传通》（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in the Poetry of Han Shan，1974）与俄亥俄州立大学斯塔堡（Robert H Stalberg）的《寒山诗》（The Poems of Han-shan Collections，1977）。以这两本学术论文为开端，八、九十年代的两个全译本也尽走学术翻译之路。1983年赤松（Red Pine）的全译本《寒山歌诗集》（The Collected Songs of Cold Mountain）（307首）与1990年韩禄伯（Robert Henricks）的《寒山诗：全译注释本》（The Poetry of Han-shan: A Complete,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old Mountain）（311首）都有详尽的注释和考证。最近的寒山诗美国译本是2003年著名学者赫伯逊（Peter Hobson）翻译出版的《寒山诗》(Poems of Hanshan) （106首）。

其实，早在斯奈德发表寒山译诗的前四年，即1954年，美国汉学家亨利•哈特（Henry Hart）就在《百姓诗》（Poems of the Hundred Names）中开始介绍寒山诗。《百姓诗》中选入一首寒山俗语诗：“城北仲家翁”。译者还给这首诗加了一个标题“仲氏”（The House of Chung）。不过，这短短的一首诗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在眩目的“星辉”映照下，寒山诗只有被忽略的份儿了。

1961年，纽约的托马斯•克罗维尔出版公司（Thomas Y. Crowell Company）出版了美国学者托马斯•帕金森（Thomas Parkinson）编辑的《“垮掉一代”论集》（A Casebook on the Beat），其中收录了斯奈德翻译的24首寒山诗。实际上，因为帕金森编辑的这部论集是较早真实反映“垮掉一代”生活与创作的资料来源，所以在学术界有较好的口碑，其卓越的史料价值也深得学术界的认可。因此，在研究“垮掉一代”和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文化方面它一直都是很核心的研究材料，斯译寒山诗也因此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传布与接受。[注：

美国著名学者马隆尼在1982年8月就曾提到说：“我首次是在一本皱巴巴的二手书中接触到寒山诗的，它就是托马斯•帕金森编辑的《“垮掉一代”论集》。其中收录了加里•斯奈德德24首寒山译诗，其率直(direct)而明晰(luminous)的特点让我印象深刻。从那以后，寒山诗就一直感染着我，并常年带给我愉悦和快乐”。参见Dennis Maloney. “Foreword”, in Arthur Tobias et al (trans.). The View from Cold Mountain, Poems of Han-shan and Shih-te. New York: White Pine Press, 1982. 无页码。1963年，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世界著名汉学家与语言学家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之异国情调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又有两首寒山诗选入。1965年，由美国著名比较文学教授白芝（Cyril Birch）编辑的《中国文学选集：从早期到十四世纪》（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也选录了斯奈德所译的全部24首寒山诗以及闾丘胤序。该文学选集由著名的丛林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初就受到了各方好评，后被用作美国多所大学的文学教材。寒山诗在美国翻译文学中的经典地位也因为这本文选的收录在形式上也得以最终确立。

1974年，汉学家亨利•哈特的另一本译诗集《炭烧者及其它》（The Charcoal Burner and Other Poems）中译了三首寒山诗：即原诗中的“天高高不穷”、“人生不满百”和“报汝修道者”。1975年出版的、由著名学者柳无忌、罗郁正编辑的《葵晔集》（Sunflower Splendor）则收录了比较文学学者薛爱华与欧阳桢（Eugene Eoyang）翻译的寒山无题诗四首。在《葵晔集》的附录中有薛爱华为“寒山”撰写的词条：“寒山是地名同时也是人名。对于将寒山当作避难所的这个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寒山是他的精神象征也是他的笔名。……在他死了数百年之后，他成了禅教神话，尤其在日本更是备受推崇。在之后的艺术作品中，他经常被描述成一个疯疯癫癫的人物：一个衣冠不整、咧嘴傻笑的、快乐的社会弃儿。很难相信他的诗为他造就了这么大的名声”。［7］ 1976年，著名汉学家傅汉思（Hans Frankel）的《中国诗选译随谈》（一译《梅花与宫女》）(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中亦选入“老翁娶少妇”、“东家一老婆”以及“欲识生死譬”三首寒山诗，该书由著名的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76年，由翻译家吉姆•哈迪斯荻（Jim Hardesty）与阿瑟•脱拜厄斯（Arthur Tobias）合译出版了英汉对照的寒山诗选集《寒山揽胜》（The View from Cold Mountain）。该译本仅薄薄的21页，不过却是由鼎鼎大名的白松出版社（White Pine）出版。1977年，美国威斯康辛州拉克罗斯(La Crosse)的Juniper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乔治•埃利森(George Ellison)据阿瑟•韦利等人的寒山诗英译本改译的《荒野啸笑：寒山诗十三首》（Guffawing in the Wilderness: 13 Poems）。相对而言，该译本的影响比七十年代的其它寒山译诗要沉闷许多。1978年，一部收集了寒山诗和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Basho）与弟子越智越人（Etsujin）的俳句作品的译诗合集《白鹤无哀者：译自中国寒山//雁叫：译自日本芭蕉&越智越人》（The White Crane Has No Mourners: from the Chinese of Han shan / Honking Geese : from the Japanese of Basho & Etsujin）由三藩市的斯通出版社（The Stone）出版。寒山诗的译者仍为1976年发表《寒山揽胜》的译者哈迪斯荻与脱拜厄斯二人。

1980年，布朗大学的拉铁摩尔（David Lattimore）教授翻译的中国诗集《和谐社会》（The Harmony of the World）选了一首“家有寒山诗”。1982年，由翻译家脱拜厄斯等三人合译的《寒山揽胜——寒山拾得诗》（The View from Cold Mountain: Poems of Han-Shan and Shih-te）更是收录了由脱拜厄斯翻译的34首寒山诗，该书与1976年出版的《寒山揽胜》一样，均由著名的白松出版社出版。不过比起前译而言，该译本加入了拾得诗的翻译。编者马隆尼（Dennis Maloney）在该书前言中说：“他们（寒山和拾得）的诗已不仅仅是宗教意义上的布道了，而是包涵了深邃的、让人震撼的精神境界。此外，在视阈和叙事上又保持了鲜明的个人特色”。［8］

1984年，美国著名翻译家伯顿•华生（Burton Watson）编辑的《哥伦比亚中国诗选》（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收录了华生自译的25首寒山诗。值得一提的是：华生在诗选中将中国文学史中的边缘诗人寒山与唐代著名诗人韩愈和白居易并置于“唐代重要诗人”一章。在译序中译者说：“实际上，贯串寒山诗集始终的是禅，或者确切地说是佛的思想。这种思想坚信一切日常生活的经验，无论是痛苦还是宁静，卑微还是高贵，都由心而发”。［9］事实上，这部中国诗选也被美国多家大学用作讲授中国文学的教材和范本。寒山诗的经典地位在形式上再次得以有力的保障。

1986年，香港中文大学的《译丛》杂志刊登了美国学者保罗•卡恩（Paul Kahn）的《英语世界中的寒山》（Han Shan in English）一文。文章追溯了寒山诗在东西方的流布史，并对比研究了韦利、斯奈德、华生、赤松四个寒山诗译本的特色。文章结束部分还记述了寒山寺、张继的《枫桥夜泊》以及斯奈德游寒山寺时所作的应和诗《在枫桥》。这篇寒山研究文章具有较好的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1993年，美国学者伊士曼(Roger Eastman)编辑的《宗教面面观》（The Ways of Religion）在第三章“禅教”部分选入斯奈德的9首寒山译诗。1994年翻译家杰罗姆•西顿（Jerome Seaton）与马隆尼合编的《不系舟：中国禅诗选》（A Drifting Boat: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Zen Poetry）也收录了由脱拜厄斯译的22首寒山诗。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了美国著名汉学家、宗教研究学者司马黛兰（Deborah Sommer）的《中国宗教》(Chinese Religion: An Anthology of Sources)。该宗教读本选集中选入她本人翻译的9首寒山诗并有简短的译序言介绍寒山其人其诗，该书被美国多家大学用作中国宗教课程的入门教科书。1996年，由诺顿出版社（Norton）出版的《中国文学选集：起源至1911年》（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 to1911）则由当代极负盛名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编译，选集收录其自译的五首寒山诗。宇文认为：“在唐代，最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诗”的诗作是寒山和他的同伴拾得所作的为数不多的诗”。［10］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著名汉学家巴雷特教授称宇文选集中的寒山“在整个中国文学中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11］

1999年5月，在美国前佛教协会主席陈健民（Yogi C. M. Chen，1906-1987）居士的个人官方网站上贴出了陈生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供嬉皮阅读的寒山诗》（Selected Han-Shan Poems for Hippie Reading），该文指出尽管嬉皮们称自己师承寒山，但实质上却严重误读与歪曲了寒山和寒山诗。陈健民因此翻译了近80首寒山诗，并从《遁世》（Drop Out）、《修身》（Turn On）、《冥想》（Tune In）三个方面来对照这二者在言行上的殊异之处。文章颇有见地，在宗教界影响极大。1999年，由翻译家赤松和奥康诺（Mike O’Connor）主编的《白云应知我——中国诗僧诗选》（The Clouds Should Know Me by Now: Buddhist Poet Monks of China）在扉页选用了斯奈德所译的寒山诗第8首《登陟寒山道》，编者显然是想用该诗的最后两句“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为全书的僧诗翻译定调。在引论中，美国学者谢林（Andrew Schelling）将寒山诗归结为“石树诗”，并追溯了闾氏集诗的传说，论者认为布莱思（R. H. Blyth）、斯奈德、赤松与华生的寒山诗译使得寒山在近几十年名声大振。［12］

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对于寒山和寒山诗依然热情不减。200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著名翻译家闵福德（John Minford）与香港学者刘绍铭(Joseph S. M. Lau)合编的《含英咀华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Volume I: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内收斯奈德的寒山诗译序与十四首寒山译诗。2001年，由著名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也于多处（页20；页431；页980等）论及寒山与寒山诗。2002年，由Counterpoint出版社出版、美国学者大卫•兴登（David Hinton）编译的《山居：古中国的荒野诗》（Mountain Home: The Wilderness Poetry of Ancient China）选入13首寒山诗。2003年，由美国著名翻译家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编辑、资深出版社新方向（New Directions）出版的《中国古典诗歌选集》（The New Directions Anthology of Classics Chinese Poetry）收录15首斯奈德寒山译诗。2005年，由Anchor Books（著名的兰登出版社的分部）出版的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与周平（Chou Ping，译音）编译的《安克尔中国诗歌史》（The Anchor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Ancient to Contemporary, The Full 3000-year Tradition）更是用了一节的篇幅专门介绍寒山和寒山诗，并选译23首寒山诗。同样是在2005年，一本题为《寒山：唐代禅派诗人寒山的超验诗》（Cold Mountain: Transcendental Poetry by the Tang Zen Poet Han-shan）的小册子在美国印行。译者自称“云游诗人”（Wandering Poet）,是北加州的一位僧人。简短的译序之后是译者选译的33首寒山诗。其中5首据原文直译译出，其余28首意译的成分居多。毋庸赘言，这些中国诗选对于寒山诗的经典性在新世纪的延传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寒山诗与美国公众

除了学术界，在通俗小说领域，美国人对寒山诗亦是青睐有加。其影响从五、六十年代的“垮掉运动”和“旧金山文艺复兴”一直延续至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小说家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ier)于199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Cold Mountain[注：中国大陆惜译为《冷山》，如周玉军、潘源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冷山》。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大陆也被译成了《冷山》。在香港，也许是为了追求票房与商业效应，Cold Mountain还被译成了《乱世情天》。在扉页上就援引斯奈德所译的寒山诗第六首的前两行：“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Men ask the way to Cold Mountain / Cold Mountain: there’s no through trail）。有学者评论说：“美国作家弗雷泽从中国诗人寒山那里读到了禅宗的基本性情与意境：坚忍不拔、自信自力、明心见性、纯任自然……”。［13］

更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的陶洁教授在《美国诗歌一侧面》一文中见证说：在美国的伯克利地区有一处名为“诗歌道”的“美国诗歌文物建筑”，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译的李白和斯奈德译的寒山都入选了此“诗歌道”。［14］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寒山诗已走近了美国的公共社区和普通大众。至此，寒山诗在美国的经典化历程从斯奈德的译诗开始，到白芝和其它多种文学选集的争相收录、全译本的面世以及“诗歌道”留名，走过了一个最富传奇色彩的经典建构历程。

五、结语

如果说，胡适、郑振铎和余嘉锡举三人之力使寒山和寒山诗进入中国文学话语和中国文学史的关注视野的话，那么斯奈德等西方汉学家则无疑将寒山带入了另外一个更为璀璨的文学世界。在那里，中国文学中的“边缘诗人”和“边缘文本”堂而皇之地迈进西方文学“中心”与“经典”的殿堂。此后，“寒山热”在欧美就一直在热闹非凡地上演着。寒山诗更是全面进入美国各大文学选集和和东亚文学的大学讲堂。甚至，这股滚烫的寒山诗热潮此后还回流至寒山的故国。从而掀起寒山诗研究的“第二波”。

综观寒山诗在美国五十年的经典建构历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寒山诗自“旧金山文艺复兴”以来在文学界建立的持久影响，也看到了在自然和生态话语日益受到重视的今日美国，人们对寒山诗中所折射出的宇宙观和生命观的认同与接受。九十年代美国学者伊士曼(Roger Eastman)编辑的《宗教面面观》（The Ways of Religion）和美国翻译家杰罗姆•西顿（Jerome Seaton）与马隆尼（Dennis Maloney）合编的《不系舟：中国禅诗选》（A Drifting Boat: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Zen Poetry）以及本世纪初美国学者大卫•兴登（David Hinton）编译的《山居：古中国的荒野诗》（Mountain Home: The Wilderness Poetry of Ancient China）选入寒山诗就是明证。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但深受环境危机侵害的美国社会，寒山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以及寒山诗中所体现的那种追求自然、社会与精神和谐共存的生态视野还将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强劲的生命力，而这也将进一步巩固寒山诗在美国翻译文学中的经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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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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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loney, Dennis. “Foreword” , in Arthur Tobias et al (trans.). The View from Cold Mountain, Poems of Han-shan and Shih-te［M］. New York: White Pine Press, 1982. 无页码。

［9］ Waston, Burton. 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260.

［10］ Owen, Stephen.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M］. New York: Norton, 1996: 405.

［11］ Barrett, T.H.. “Hanshan in Translation”, in Peter Hobson. Poems of Hanshan［M］.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2003: 149.

［12］ Schelling, Andrew. “Introduction”, in Red Pine & Mike O’Connor (eds.). The Clouds Should Know Me by Now: Buddhist Poet Monks of China［M］.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99: 3.

［13］ 子规. 中国的寒山与美国的冷山［J］, 文史杂志. 2004 (6): 29-30.

［14］ 陶洁. 美国诗歌一侧面［A］, 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wenhua/40473/40474/2996603.html），2004年11月18日。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Hanshan Po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Zhou XiaolinHu Anjiang

（School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y, Nanjing, 210093 )

作者：周晓琳　胡安江

经典建构外国文学论文 篇3：

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教学模式论

【摘要】在新时代“三全育人”背景下，将文学文本中的思想政治元素潜移默化地貫彻到课堂教学模式之中，通过文本阐释与思政阐释的有机融合，课堂教学与师生互动的无缝对接，立德树人与课程育人的整体贯通，建构外国文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的新模式、新样态。

【关键词】外国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复活》

一、高校外国文学课程思政现状分析

当前，一部分高校师生认为，外国文学主要是讲西方文学与文化，不需要而且也无法开展课程思政，因为外国文学本身就是向学生讲授他国文学与文化，与中国文学课程的国别属性存在根本差异。实际上，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误区。课程思政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重要的育人功能，要面向全体学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都需要立足这样的政治站位，都需要实施课程思政。进一步说，恰恰因为是“外国”文学，更应该深入研究课程思政的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在中西文化互通互释的过程中，引导学生立足未来、吸收未来、面向未来，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断推进与发展，海南岛对外开放与合作程度的不断扩大与深入，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都在不断接受着多种多样、日新月异的外来文化，面对这种情形，海南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中也必须筑牢意识形态阵地。外国文学既是中小学语文课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高校文学专业的重要课程。因此，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推行课程思政，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是目前学校教学改革的重要问题。

然而，有的高校教师尽管意识到了其重要性，但是如何挖掘具体的课程要素却无计可施，教师应当创新挖掘和阐释外国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道德元素，系统建构立德树人的话语体系，帮助学生树立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同时，对外国文学的立德树人教学模式创新不够。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的重要渠道，教师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通过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创新阐释，以及对课堂环节的创新设计，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将文本的知识元素与潜在的道德元素有机结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

从学生的角度来分析，青年人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由于认知与心理发展的限制，再加上年轻人易于接受新兴事物，他们在面对外来文化时普遍缺乏正确的认识与判断，极易盲从跟风西方的价值观、世界观，导致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不正确的观念盛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日益扩大与深入，海南岛与国际的接轨会越来越紧密，交流也会越来越频繁。因此，教育者应该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扣好人生中的“第一粒扣子”，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外国文学虽然属于外来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它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众多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中充满了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人文主义的关怀、科学真理的求索，也体现了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理想信念的追求，更表达了对人性真善美的赞美与发扬以及对假丑恶的否定与鞭笞。

因此，将课程思政融入外国文学课程教学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挖掘其中立德树人元素，不仅可以引导学生了解外国的社会、历史与风土人情，领略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和文化，还可以帮助学生建立一种宏观的、全球性的开放视野，在这种开放视野中启发学生在与中国文学、文化的比较中深入思考两种文学文化的交融与差异，在跨文化探讨中进一步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增强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同。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将文学知识的学习与价值观培育结合起来，可以克服传统思想政治课中理论性与说教性过重的缺点，于学生而言又更易于接受。因此，本文将以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为例，挖掘外国文学中的育人元素，探讨在课程思政背景下的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二、托尔斯泰《复活》中的课程思政元素

《复活》是19世纪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最为重要的代表作，而在这一创作时期，他的世界观也发生了剧变，由贵族思想完全转变为站在宗法制农民思想的立场上，否定骄奢淫逸，不事生产的贵族生活，致力于“平民化”工作，主张“人性的自我完善”。小说中对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与平民女性玛丝洛娃的人性从堕落到复活的人生经历的描写，也引发了无数读者对人性、伦理道德乃至现实社会的思考。因此，《复活》也被作为选文编入了高等学校“马工程”版《外国文学史》教材以及部编版高中语文教科书选择性必修上册中。毫无疑问，《复活》是一部极具教育意义的作品。这本小说所展现出来的立德树人的人文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人性的反思与救赎

聂赫留朵夫的“复活”是从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本身的兽性与黑暗开始的。当他在法庭中见到被审判的昔日恋人玛丝洛娃时，他意识到了自己当年的对玛丝洛娃始乱终弃的行为是卑鄙下流的，明白了玛丝洛娃的苦难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内心痛苦而复杂，他心中的理性开始苏醒。他也在救赎玛丝洛娃的过程中，不断地去反思人生，关于土地问题，他认识到土地私有的不合理，选择了将土地交给种地的农民;对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他也深刻地认识到他们肆意挥霍、纵情声色、不事生产这种行径的卑鄙可耻、毫无人性。他堕落之时成为了贵族夫人玛丽亚的情夫，但他最后却反思了这一段与有夫之妇的不伦关系，意识到这段关系是可耻的，不符合道德规范的。因此聂赫留朵夫自觉地与自己原来的阶级划清界限，放弃土地，解散仆人，搬出自己的庄园，住进公寓，过平民的简朴生活，他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脱离了原来的上流社会。他在为玛丝洛娃被捕一事奔走求情时，也看透了各级官僚形形色色的丑恶嘴脸，他在监狱中见到了蒙冤入狱的穷人，怀揣理想的革命者，也见识了法律与执法的不合理与不公平。聂赫留朵夫的精神世界不断升华，意识到自己当年骄奢淫逸生活的荒唐与不齿，他对待各个阶层的感情也产生了变化，他对劳动人民充满同情与爱护，对革命者充满敬意，对贵族与官僚充满憎恶与批判。此时的聂赫留朵夫，脱离了对金钱与享乐的低级趣味，他身上的人性在深刻认识社会伦理、人生价值之后进一步升华，克服了错误的价值观对其人生的扰乱，完全从“兽性的人”重新上升为“精神的人”。聂赫留朵夫在反思自己前半生的错误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了救赎与升华。

2.对理性的高尚人格的追求

正如小说的结尾中所说，聂赫留朵夫读《福音书》时想到，“就是因為我们抱着一种荒谬的信念在生活，认为我们自己就是生活的主人，人生在世就是为了享乐。可是，这显然是很荒谬的。要知道，既然我们被派到世上来，那就是奉有某某的旨意，有所为而来的。可是我们却认定，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自己图快活。只要这些人奉行戒律，人间就会建立起天堂，人类就能得到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玛丝洛娃的“复活”是从她用理性去约束自身，追求高尚人格开始的。当聂赫留朵夫发现自己是造成玛丝洛娃的悲剧的罪魁祸首时，他还是决心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唤醒她的灵魂”，当聂赫留朵夫在监狱中向她提出了第一次求婚时，她情绪激动，对其痛声怒骂，发泄了自己的满腔怨恨与痛苦。而正是因为这一次求婚风波，也让玛丝洛娃重新去反思了自己“又恨又不理解、受尽折磨之后离开的那个世界”，反思了自己当年浑浑噩噩的日子。最后，她再一次在为她、为穷苦之人奔走疾呼的聂赫留朵夫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与善意，她选择了原谅聂赫留朵夫，也意味着她身上的人性也慢慢复苏。而她在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途中，也认识了众多沦为政治犯的革命者，尽管服苦役的条件是艰苦的，但她觉得这种生活很充实。她被这些人坚韧不拔、追求理想的精神所感染，对他们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带有敬意与激情的爱，玛丝洛娃也想成为像他们一样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并且与他们之中的一员西蒙松结为伉俪，而西蒙松对玛丝洛娃的爱，爱的就是“现在这样子的她”，一个拥有美好品质的她，这种爱是平等的、纯粹的，与聂赫留朵夫出于怜悯与同情的爱不同，西蒙松的爱让玛丝洛娃更加感到亲近自在，也让她的精神世界进一步升华与丰富，在人性因子的引导下彻底复活。最后，玛丝洛娃即使对聂赫留朵夫心生爱意，却依然拒绝了他的求婚，不仅仅是因为不愿意用自己的罪犯身份拖累爱人、从而牺牲自己，更是她在基于自己的理想追求做出的合乎理性的选择，也是玛丝洛娃对高尚人格的追求的体现。

3.对社会平等公正的追求

聂赫留朵夫一生的经历不仅仅是人性复活的经历，也是追求社会公正的过程。他为蒙冤入狱的玛丝洛娃四处奔走，为监狱里的无罪者、革命者四处呼号，是对法制公正的追求。而他作为一个地主，却自觉地意识到土地和水、空气一样，不应成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地主也不应该占有土地，因此他选择将土地交给了农民。一开始，他还向农民收取低廉的地租，随着他精神的升华，他也认识到地主无权收取任何地租，最后他把土地全部交给了农民，也不收取任何代价，他也选择了搬出自己的庄园，过上了和平民一般朴素的生活，这是对经济平等的追求。而原本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将玛丝洛娃视为自己泄欲的工具并诱奸了她，但是他最终在不断地对玛丝洛娃的忏悔与赎罪之中，慢慢地去正视这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女人。最终，他向玛丝洛娃提出了求婚。这是对人格平等的追求。从托尔斯泰对聂赫留朵夫人生经历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的眼光和见解是超越了时代的局限的，他把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见解与追求都融入到了这本小说中，正如托尔斯泰所说：“我以为，这是我所写的全部作品中最好的东西。”

三、课程思政视角下《复活》的教学模式探究

通过对文本的重新解读，我们从立德树人的角度，挖掘出至少三个方面的课程思政元素，那么这些思政元素如何融入到高校外国文学教学课程之中呢？

1.用“知人论世”法引导学生沉浸“思政体验”

“知人论世”是一种多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批评中的模式，主要为了了解作者各个方面的情况与创作意图，以及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而这种运用于中国古诗文阅读的读书方法，也能够创新迁移到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以《复活》这部作品为例，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当时十九世纪的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场合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描写，不论是贵族官吏，还是底层百姓，还是革命者，读者都能够在小说里从聂赫留朵夫的视角中看到其原貌。托尔斯泰与聂赫留朵夫也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聂赫留朵夫不仅仅是托尔斯泰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托尔斯泰追求仁爱、平等的价值观的载体。因此，在这一本小说的阅读与教学中，采用“知人论世”的解读方法与教学模式，在引导学生了解托尔斯泰的思想与世界观的同时，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复活》中所展示的人生的真谛与伦理道德的价值。

2.用“以意逆志”法引导学生阐释“心路历程”

与中国传统小说通过侧面描写神态与动作来塑造人物的不同，外国小说特别是俄国小说中注重通过细致缜密的心理描写来塑造人物性格。无独有偶，心理描写也是《复活》中重要的写作特征。托尔斯泰运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绘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的心理变化。其中，最典型的一处心理描写即小说第一部第四十三章中聂赫留朵夫去监狱看望玛丝洛娃，向她忏悔自己的罪恶，祈求她的宽恕的场景。在这一段描写中，托尔斯泰在两人的对话中插入了二人心理和思想感情变化的过程，向读者展示了聂赫留朵夫从羞愧到悔恨再到内心真正的反省，还有玛丝洛娃从蔑视到痛苦再到宽恕的心路历程，让读者看到二人身上“精神的人”在不断复苏与成长，看到了更加丰满的人性。也能够让人更加明白去发扬人性中的“真善美”，从而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3.用“中西互释”法引导学生展开“思想对话”

跨文化专题研讨即研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文化经典作品，增进对人类文明史上多样文化并进的事实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复活》中所展现的反省、仁爱、救赎、公平等道德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有着共同之处，可以引导学生更加深入了解核心价值观的意义，看到其普世价值。在中外文化的比较中，也可以深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解，树立文化自信与正确的价值观。

以《复活》为例，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学作品对封建社会的思想批判。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描绘了19世纪广阔的俄国社会风貌，以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这一对青年男女堕落与复活的经历为主线，通过二人的生活视角展示了当时沙皇俄国上上下下各个阶层，不同身份人物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风貌。在小说所描绘的广袤的沙俄封建社会中，托尔斯泰塑造的形形色色的群体与人物都不可避免的带有非道德的、非理性的色彩。其中，统治阶级中贪婪、暴戾、纵欲的动物性最为显著。上流社会的贵族不事生产、挥金如土、通奸成瘾、豢养情人，可以视作是全书中最不具备道德观念的群体。在军队中，暴行与屠杀是合法的，军人无所事事，既不从事有益的劳动，也不负担人类共同的义务，游手好闲，欺下媚上。而那些官僚则贪赃枉法、残忍暴戾、麻木不仁，他们原本也是善良宽厚之人，进入官场之后，却变得麻木残忍。而底层的穷人虽然勤劳坚强，但为了在畸形社会中生存，也会铤而走险，违背法律。至于教会，也不过是打着博爱、平等的旗号去愚弄人民、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就连道德水平高于一般人的革命者，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反抗压迫也会采取暴力恐怖手段去冲击政府，这种行为显然与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的世界观相违背。托尔斯泰用聂赫留朵夫的视角与心理批判了沙俄封建社会中的丑恶性、虚伪性与不公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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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立德树人创新实践模式研究”（项目编号：Hnjg2021ZD-19）及2022年度海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高校外国文学课程思政育人体系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超?郑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