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研究论文

摘要：以2010年关于中美汇率问题的中英新闻报道为语料，专注于出现频率最高的“战争”概念隐喻进行对比研究。从战争实体、交战手段、战争特征及战争进程四个方面对战争隐喻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对比，并从认知和文化角度进行异同分析，证明人类认知的普遍性和民族文化的相对性，同时阐明，在同一事件上，中美双方运用概念隐喻来表达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研究论文 篇1：

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外资企业清算和破产法律制度存在漏洞。要解决该问题，必须转变观念，尊重外资企业市场退出的正当需求，消除过度管制现象，疏通外资企业清算和破产法律渠道，同时强化对违法者的责任追究制度。

[关键词]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清算；破产；责任追究

[文献标识码]A

外资企业的非正常撤离现象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已经有零星外资企业从中国“一夜消失”，但并未引起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集中关注。从2007年下半年起，中国部分地区韩资企业非法撤离现象开始密集出现，引起了社会关注。据统计，青岛市自2003年至2007年非正常撤离韩企达206家，涉及工人2.6万，拖欠工资1.6亿元人民币，拖欠银行贷款近7亿元。2007年，有244家外企从广东“不辞而别”。大量外资企业未经清算而非法逃离，给工人、供货商、贷款银行等相关债权人造成了巨大损失，留下了大量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

由于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问题出现较晚，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尚不够充分。关于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的原因，普遍观点认为是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和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对劳动密集型和加工贸易型中小外资企业冲击较大，加之这些企业本身规模较小，经营管理水平低下，在近年来员工工资、原材料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面前缺乏竞争力，导致这些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失败退出市场是一种客观现象，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必须通过合法解散和清算程序进行，蓄意逃避清算义务而“一走了之”，则是一种为法律、道德和舆论所不能容忍的违法行为。然而部分外资企业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且此种行为有蔓延之势，从侧面说明了中国相关法律规则存在制度失灵现象，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检讨和完善。

一、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民事法律责任问题分析

准确定性非法逃离者的法律责任并予以追究，是解决外资企业非法撤离问题的基础。从理论上分析，外商投资企业控股股东、董事或实际控制人的非法逃离行为，可能会引起民事、刑事和行政等多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但根据中国公司法和外资企业法相关规定，民事责任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责任，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民事责任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一)来履行清算义务的外资企业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责任分析

外资企业属于中国法人，依法应当遵守中国法律规定。1986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21条规定：“外资企业终止，应当及时公告，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清算”。2005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4条规定，除因公司合并或分立之外的公司解散，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2001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73条规定，外资企业终止的，应当在终止之日起15天内对外公告并通知债权人，并在终止公告发出之日起15天内，提出清算程序、原则和清算委员会人选，报审批机关审核后进行清算。由此可见，中国法律对外资企业解散或终止时赋予了明确的清算义务，该清算义务主体为公司的股东、董事等。对于不履行清算义务的当事人，2008年5月份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也明确了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上述情形系实际控制人原因造成，债权人主张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通过上述法律规定，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公司清算法律责任体系，上述法律规定依法适应于以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形式注册的外资企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未经依法清算而选择“夜半逃离”的外资股东和董事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由于其“逃跑”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来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的丢失和无法进行清算，因此依法应该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法理上讲，那些未经清算逃回各自国家的控股股东或董事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仍然应该对在中国开办公司期间的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无限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未履行清算义务的控股股东、董事或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连带债务清偿责任的司法解释是2008年5月份公布并施行的，对于在此之前已经逃离的外资企业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一个必须予以明确的重要问题。中国现行法律没有关于民事法律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规定，但是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其中明确，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自发布或者规定之日起施行，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尽管这是对刑事案件司法解释适用的原则规定，但是其确立的基本原则也同样可以为民事法律司法解释所借鉴。司法解释具有溯及力是司法解释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早在古罗马时期，查士丁尼就赋予对法律整体进行解释的《法学阶梯》和《学说汇纂》追溯效力。现代西方国家，除了司法机关外，立法机关也对法律进行解释，或者制定解释性法律，这些立法解释或者解释性法律和我国的立法解释以及司法机关作出的“解释”、“规定”类司法解释相同，都是一般的、抽象的，但这些一般的、抽象的解释都是溯及既往的。人们之所以自古至今赋予法律解释以溯及力，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律解释是对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法律的具体规定，其内容是法律的已有或应有之义，因而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应该具有被解释法律的法律效力。在时间上，应当回溯至被解释法律施行之日发生作用。由此分析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中明确的逃逸外资企业控股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的连带民事清偿责任是具有溯及力的。逃逸外企负责人头脑中那种“一走了之，到了国外没人追究”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二)追究非法逃离清算义务主体法律责任的法律和经济障碍

尽管从法律上讲，中国方面债权人完全可以诉诸法律，

追究非法逃离的清算义务主体(控股股东、董事、公司实际控制人等)的债务连带清偿责任。然而，据笔者调查，目前外资企业逃离案件中的大陆受害者能够通过民事诉讼渠道得到现实救济的案例凤毛麟角。尴尬的现实背后是法律制度安排的困境。从债权人诉讼便利和诉讼经济角度来看，在中国大陆法院对非法逃离外资企业控股股东、董事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提出民事赔偿要求，并在中国大陆法院进行审理，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和主要国家已经签署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中，仅限于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基础上的相互承认与执行对方的仲裁裁定，并不包括法院民事判决。以在中国大陆发生非法逃离现象最为严重的韩国为例，2003年7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25条仅规定了双方相互承认和执行在对方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而在此种情形下最为常见的民事判决文书则不在相互承认之列。由此，一旦外方投资者非法撤离回国，中方债权人就面临着两难选择：若在中国法院起诉，则判决结果不能被被告方所属国承认和执行，在中国诉讼变得毫无意义；而如果到被告方国家法院起诉，则不仅要承受高额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还要承受因外国法院适用外国法所造成的法律风险。因此，对于大多数小额债权人来说，现实中的他们只能被迫选择放弃债权。法律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变相鼓励了部分无良外商逃避债务的行为。

二、外资企业清算障碍问题分析

外资企业“夜半逃逸”问题的实质是外资企业当事人故意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从而逃废债务。部分韩资企业从中国非法撤离现象发生后，韩国媒体寻找韩商非法撤离的原因，提出两个法律方面的“理由”，一是中国的清算“手续复杂”；二是需要返还当初进入中国时接受的各种优惠。此种说法无疑具有片面性。在中国注册的外资企业是中国法人，必须服从中国法律，外资企业解散和清算的法律渊源有《外资企业法实施条例》、《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和《公司法》，这些法律确立了外资企业普通清算和特别清算、正常清算和破产清算的一系列规范。公司清算是公司退出市场时结束公司债权债务的重要程序，事关公司债权人和公司股东的切身经济利益，必须严肃对待。以所谓“手续复杂”为理由逃避清算义务显属托词，并不能构成合法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8条规定，“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1年和第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3年至第5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实际经营期不满10年的，应当补缴已免征、减征的企业所得税税款”。由此，退还减征、免征的所得税是法律的明确规定。所得税减免本身是一种超优惠待遇，享受优惠需要符合东道国一定条件本无可厚非。因此外商抱怨“返还当初进入中国时接受的各种优惠”并无充分道理。

当然，大量外资企业非法逃废债务的行为之所以发生，除了前述对违反清算义务当事人责任追究不力外，中国清算法律制度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检讨中国清算法律制度的问题，对于寻找外资非法逃逸的制度原因和完善我国相关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外资企业解散与清算的前置审批程序问题

《外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72条规定，外资企业在解散之前，除因期限届满解散或被有关机关依法撤销外，均需要事先提交终止(解散)申请书，报审批机关核准。该条例第73条规定，外资企业应当在终止(解散)之日起15天内对外公告并通知债权人，并在终止公告发出之日起15天内，提出清算程序、原则和清算委员会人选，报审批机关审核后进行清算。根据以上条款，外资企业在解散和清算之前，被要求履行两道前置审批程序：一是企业解散需要审批机关(外经贸部门，下同)批准，二是在清算程序、原则和人选方面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在实践中，由于各地方外经贸部门囿于地方税收、就业考量和“招商引资”政绩观的影响，对于拟解散撤资的外资企业态度消极，企业难以顺利取得批准。一些中小外资企业老板知难而退，遂“一走了之”。上述制度规定构成了外资企业解散和清算的制度障碍之一。

从立法目的来看，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中国投资，在带来投资、税收、就业机会的同时，会影响中国外汇、外贸进出口平衡和国民经济产业布局，国家出于经济安全利益考量对外商投资进行管制是必要的，因此《外资企业法》设立了开办外资企业的前置审批程序。但是，已经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如果因市场原因或其他原因难以为继，其决议解散企业的行为是否还需要审批，则是一个值得重新考虑的问题。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审批机关不允许外资企业解散，则势必会置当事人企业于尴尬境地。资本的存在目的是获取利润，如果在中国市场难以取得利润，审批机关不允许外资企业解散从而延宕时日造成财产价值的巨额贬值或营业亏损，应该由谁来负责?外商是否可以以政府不作为为由而请求国家赔偿?因此，在此种情况下，负责任的审批机关只能作出同意的批准。既然一旦外资企业提出解散申请，审批机关并无其他选择，那么此种审批的必要性就大可质疑。同样，在外资企业的普通清算过程中，现行清算委员会组成和清算方案必须报审批机关批准的制度安排也是不合理的。由于普通清算要求资产大于负债，能够完全偿还债务，此时审批机关介入并无特别需要，如果勉强介入，势必形成审批机关(行政机关)干涉企业清算事务的局面，这既不符合法治理念，引起外商种种顾虑，还可能造成个别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插手外资企业清算事务，寻求权力寻租的机会。如果企业资不抵债，则依法必须转变为破产清算，破产清算由法院全面主导，审批机关更无介入必要。因此，外资企业普通清算过程中的前置审批程序并无充分的法理依据。

(二)申请破产外资企业的受理问题

分析已经发生的外资企业逃离案件，当事企业绝大多数在逃离前已经陷入经营困难、资不抵债状态，依法应该申请破产清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法院对外资企业破产案件受理受政府干预程度较大，态度消极，致使正常破产清算渠道壅塞，“迫使”这部分外资企业弃债外逃。当然应该看到，部分外资企业在中国内地经营过程中，采取了与国外关联公司相勾结，通过“高进低出”、“两头在外”的手段秘密转移利润，导致留在大陆的外资企业人为亏损，从而逃避税收、逃废债务。此种情况下，如果允许该企业正常破产清算，则会造成该企业的利害关系人事实上的不公平。此种问题需要在破产清算过程中，通过适当的程序和方式加以解决。

(三)特别清算的组织问题

根据1996年实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外资企业清算分为普通清算和特别清算，企业能够自行组织清算委员会进行清算为普通清算，企业不能自行组织清算委员会进行清算或者依照普通清算的规定进行清算出现严重阻碍的，企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等权力机构、投资者或者债权人可以向企业审批机关申请进行特别清算。企业被依法

责令关闭而解散，进行清算的，依照特别清算的规定办理。“企业进行特别清算，由企业审批机关(政府外经贸管理部门，下同)或其委托的部门组织中外投资者、有关机关的代表和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委员会”。在实践中，有大量的外资企业因不参加年检等原因被吊销营业执照，依法应该由审批机关进行强制清算。但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终止后财产清算难度大，事务繁杂，审批机关往往不愿意组织特别清算，时而会引发以审批机关不履行特别清算义务的行政诉讼案件。由于审批机关没有司法机关的处罚措施和强制执行手段，组织强制清算措施不力，加上需要特别清算的外资企业数量众多，审批机关人力物力难以承受，因此长期以来，大量依法应该进行强制清算的外资企业只能“一拖了之”。此种情况下，把不进行清算的责任完全归于逃逸外资企业股东、董事等当事人，似乎也不甚合理，这里显然存在着制度安排失灵的因素。令人欣慰的是，新修改的《公司法》完善了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的清算程序，把组织清算的义务主体明确为股东，特别清算的组织者为法院，从而消除了上述制度障碍。《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也于2008年1月被国务院明令废止。

三、外资企业清算问题的法律经济分析和理性选择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企业优胜劣汰，乃是平常之事。对于不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经营失败的外资企业，我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尊重市场选择和投资者意愿，提供给他们顺利退出的机会，通过普通清算或破产清算等途径来了结陷入困局中的外资企业，体面地终结其市场主体地位；另一种是不能正视外资企业经营失败的现实，从地方局部利益或狭隘政绩观出发，为外资企业正常撤离设置障碍，导致外商“有来无回”，或者被“困住拖死”，或者干脆悄悄转移资产，最后“一走了之”。经济问题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在规律面前易疏不宜堵。采取第一种态度，尽管在破产或清算过程中，债权人只能按比例得到清偿，势必会损失一部分利益；但采取第二种态度，债权人却可能血本无归，丧失全部债权。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外商逃逸企业案件中，地方政府为了稳定，可能不得不出面收拾残局，从而付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因此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应该转变观念，在对待外资企业清算和破产的态度上变消极为积极，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外各方利益。在该问题上，中国大陆还存在着较大的帕累托改进余地。

国际金融公司在对世界130多个国家进行调查研究后做出的《2004年商业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评价一个国家是否适合公司发展，有五项基本标准，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国家是否有健全的企业退出机制。其他四项标准为：1.在这个国家创办公司是否容易，2.能否自由解雇和雇佣工人，3.合同的执行是否困难，4.信用体系是否完善。中国各地招商引资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出于鼓励外商投资目的，纷纷采取外商投资“一条龙”式服务，使得设立外资企业的过程十分高效。但是由于前面分析的原因，外资企业的退出却十分困难，这是中国投资环境的软肋。中国要成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就必须顺应时代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转变观念，完善企业的退出机制。使企业“进得来，退得出”，这既是外资企业的迫切要求，也是广大内资企业的共同愿望。

四、防控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的法律对策

(一)完善对妨害清算行为人的责任追究体系

对于违反法定清算义务的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和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已经加以明确，其责任人需承担未清算公司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这是恰当的法律制度安排。为了走出目前外逃当事人民事责任追究的司法困境，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进行制度完善。主要措施有：

1.积极推进双边或多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的签署工作。目前中国只和20余个国家签有条约，而中国许多重要的贸易伙伴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恰恰不在其列。

2.积极推动双边或多边《民事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条约》。目前已经签署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大多数只包含了相互承认与执行民商事仲裁裁决的条款，并未包括民商事司法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这对非法撤离外资企业的中方债权人极为不利。

3.积极引导中方当事人在民商事交往中事先签订仲裁协议或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条款，以争取发生纠纷时将案件提交中国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权利。中国已经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加入公约方各国相互承认和执行在对方境内做出的仲裁裁决。中国大陆市场主体与外资企业从事经济交往，应该提高防范意识，尽可能利用仲裁手段来保障己方的合法权益。

(二)取消外资企业解散和清算过程中的前置审批程序，消除外资企业清算的人为制度障碍

基于前文分析的原因，现行外资企业解散和普通清算的前置审批程序是过度管制的产物，并且构成了外资企业进行清算的人为障碍，应当明确废除，以鼓励外资企业履行清算义务。鉴于外资企业清算过程中前置审批程序的准据法一《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业已在2008年1月份被国务院废止，因此目前只需要通过修改《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取消外资企业终止(解散)的前置审批程序即可。在未完成法规修改之前，作为过渡措施，审批机构应该转变态度，积极为申请解散、清算的外资企业提供方便。

(三)切实解决申请破产外资企业的法院受理问题

根据《破产法》、《公司法》的规定，企业股东、债权人或清算组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申请法院依法进行破产清算、重整或和解。这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义务。长期以来各地法院拒绝受理企业破产案件的做法，违背了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造成部分外商非法撤离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必须予以纠正，全面及时受理外资企业破产案件。至于部分外商存在通过“两头在外”方式转移资产和利润的问题，应该通过债权人的民事诉讼或《破产法》中的破产财产保全制度加以解决。

(四)建立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的预警法律体系

对于外资非正常撤离问题，我国还可以建立包括事前控制、事中监管、事后救济在内的一整套过程性法律防范机制。主要措施包括：1.企业债务预警与报告机制，2.外资企业劳动者工资保护制度，3.外资企业资产处置与转移预警与报告机制，4.建立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担保制度，5.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偿债特别风险基金等。当然上述措施的建立和实施，必须按照法治原则进行，必须符合“WT0规则”和国际惯例的要求，因此需慎重决策。

总之，治理和预防外资企业非法撤离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法治建设和制度完善是根本。外资企业的非法逃离问题，暴露了中国市场主体退出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软肋。该问题不仅仅困扰着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同样也深受其害。因此必须彻底转变观念。疏通企业清算和破产的制度渠道，使企业“进得来，出得去”，才能兴利除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　祁丽华]

作者：王金堂

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研究论文 篇2：

涉及中美汇率问题的中英新闻报道中战争概念隐喻对比研究

摘要：以2010年关于中美汇率问题的中英新闻报道为语料，专注于出现频率最高的“战争”概念隐喻进行对比研究。从战争实体、交战手段、战争特征及战争进程四个方面对战争隐喻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对比，并从认知和文化角度进行异同分析，证明人类认知的普遍性和民族文化的相对性，同时阐明，在同一事件上，中美双方运用概念隐喻来表达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关键词：战争概念隐喻；新闻报道；中美汇率

引言

概念隐喻研究是现代语言学及认知科学研究的重点问题，而新闻语言的研究是文体学研究的热点。英汉新闻报道大量使用隐喻性语言。从识解本身看，隐喻是属于认知层面的语言活动；而从体现的成因看，隐喻在新闻报道中的使用也具有社会语用功能。因此，通过新闻语篇中概念隐喻的对比研究，不仅可以揭示英汉两种语言使用者认知机制的异同，还可以发现其语言背后蕴涵的不同立场和态度。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修辞学、哲学、语用学以及认知视角对隐喻做了大量研究，经历了由浅入深，从修辞形式到系统认知的过程。随着大众传媒的深入和发展，人们也开始关注新闻语篇中概念隐喻的使用。但笔者对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进行搜索后，发现几乎没有基于经济新闻报道语料的中英概念隐喻对比研究，且对于频繁出现的战争隐喻的研究多限于体育新闻[1]。鉴于此，本文收集了关于2010年中美双方争论的焦点“中美汇率问题”的中英新闻报道各15篇，基于最新的新闻语料，并专注于出现频率最高的“战争”概念隐喻进行对比研究。本文旨在对中英新闻报道中的战争隐喻进行识别、分类及对比，并从中发现中美两国人民认知机制和民族文化的异同，以及对待中美汇率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

一、概念隐喻的相关理论

莱可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开辟了隐喻研究的新纪元，隐喻不再被看成是一种仅仅起装饰作用的修辞现象，而是深层的认知机制。Lakoff认为，隐喻的本质是以人体对世界的感知和社会经验为基础，把一个事物（始源域）的某些特征投射到另一事物（目的域）中去[2]。根据始源域的不同可将概念隐喻分为三类：空间隐喻、实体隐喻、结构隐喻。结构隐喻是用一种概念结构来构建另一种概念，用谈论一种概念的词语来谈论另一概念。通常也就是用源域已知的、具体的、较熟悉的概念去类比目标域中未知的、抽象的、较生疏的概念。战争隐喻是英汉经济新闻报道中最常见的结构隐喻[3]。人们根据“战争”经验去理解“经济”，由此产生有关“经济”的隐喻说法，例如price war （价格战） currency war（货币战）等。我们用“战争”的模式来构建“经济”，通过对“战争”的认识来理解、谈论“经济”。

概念隐喻有其深层的认知机制，即将始源域的图示结构映射到目标域，通过源域的结构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3]。这种映射的产生植根于人类相似的生理特点和社会经验。Lakoff针对映射的系统性提出了“不变原则”，即映射在与目标喻内在结构保持一致的前提下，保留原始喻的认知布局。

二、中英新闻报道中战争概念隐喻的分类对比

基于上述理论，并根据战争隐喻的特征，本文将关于中美汇率问题的中英新闻报道中战争概念隐喻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类对比分析。

（一）战争实体

战争隐喻的使用是基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竞争和战争的诸多相似之处而构成的。战争有其基本构成要素，即战争中的实体，主要有战场、武器、交战对手、争夺焦点等。这些战争实体都系统地映射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有助于人们理解中英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较抽象的货币战要素。如下页图1所示。

图1体现了始源喻“战争”各实体特征被映射到目标域中，这种映射源于人们对战争的经验基础。战争起初是交战双方为争夺猎物、领土等而采取的暴力行动，投射到经济、政治领域后，主要指利益各方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展开的无形斗争。

汇率问题一直是中美双方争论的焦点，巴西财长曼特加最先提出美联储的印钞计划开启了中美的“货币战争”。中英新闻报道中，战争实体隐喻的使用情况存在很大相似之处，关于中美“货币战”、“汇率战”的战争隐喻频频出现，其中“战场”（battlefield）和“对手”（rival）使用频率最高。下面试举几例：

（1） China， whose currency battl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reatened to derail global economic cooperation. （22/10/2010， the New York Times）

（2） Countries blame each other with weapons that range from quantitative easing （printing money to buy bonds） to currency intervention and capital control… （14/10/2010， the Economist）

（3） 人民币的汇率未来应该是中美角力的一个战场，就是中美的经贸冲突以前在局部领域，但它会进入一个核心领域。（2010-02-06， 环球外汇网）

（4） 中美两国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互信则进，猜忌则退。（2010-09-24，新闻晨报）

例1明确指出中美打响了“货币战”（currency battle），而这场战争对全球的经济合作构成了威胁。例2将国家间制定的政策和措施隐喻为“武器”（weapons），如美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是这场“货币战”中采取的有利“武器”，其使美联储启动印钞机，通过滥发钞票和购买国债来对巨额债务进行大規模的“货币化”，刺激国内经济的同时也使中国陷入了“美元困境”。例3将抽象的“人民币汇率”隐喻为具体有形的实地“战场”，从而形象地引出中美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而例4则将中美双方隐喻为货币战中的交战“对手”，并用“战争”的预期结果“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来说明中美应该采取协商谈判而不是冲突对抗的方式来处理双方的矛盾。

（二）交战手段

战争中，双方军队所采取的各种交战手段如运用的战略战术也被映射到了经济、政治领域，用来表述利益集团间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而采取的方法策略。

在关于中美汇率问题的中英新闻报道中，交战手段隐喻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中文报道中出现了大量相关的战争隐喻，如表示战略的“进攻战略”、“ 防御战略”、“闪电战”、“持久战”；表示战术的“夹击”、“强攻”“诱敌深入”；表示战术部署的“货币冲击波”、“排兵布阵”等等；而英文报道中则相对贫乏。且有关隐喻的使用也可以窥见双方对于此问题的不同态度。例如：

（5） 温家宝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一改中国惯用的太极拳套路，采取了单刀直入的方式。（环球视线）

（6） WTO已经拒绝为国际汇率作裁判，美国选择IMF年会为新战场，其抛出胡萝卜大棒，建议将中国在 IMF的权力和角色与汇率改革的意愿挂钩，但被拒绝。（南方网）

（7） …中国外贸必须准备好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货币冲击波”。 （综合新华社）

（8）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China manipulates its currency in order to subsidize Chinese exports.（the New York Times）

例5和例6中，中国的新闻报道用“强制”和“胡萝卜大棒”来隐喻美国用软硬兼施的方法逼迫人民币升值；而用“单刀直入” 的战术来隐喻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对美国的“出招”予以回击，对汇率问题进行明确表态，指出中国人民币币值并未被低估。例7用“货币冲击波”描述美方在“货币战”中对中方采取的战术部署，隐喻美国的货币政策正如战争中的“冲击波”一般给中国带来新一轮的威胁。而例8中，美国的新闻媒体《纽约时报》则借用战术隐喻“manipulate”明确指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暗示应对中国实施反补贴措施。这个隐喻的使用反映了美方的态度，实际上，美方是利用舆论施压于中国，从而寻求国际上的“战略同盟”，共同采取措施逼迫人民币升值[4]。从上述实例可以看出，中美双方都通过新闻报道的方式，借用战争隐喻来表达各自对汇率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以期借用大众传媒力量来博得“战略”优势地位。

（三）战争特征

中英新闻报道中，战争的激烈性、残酷性、灾难性和对抗性等特征也从始源喻映射到了目标域。提到战争，人们总会联想到硝烟弥漫、横尸遍野的战场；冷酷无情、你死我活的较量以及流血死亡、血腥悲惨的战况。在政治、经济领域，虽肉眼看不到这些血腥的场景，但依然可以从隐喻中体会到利益双方抗争的激烈程度。

在描述中美汇率问题的争斗时，中英新闻报道都倾向于使用富于对抗性的战争隐喻如“敌对的”（hostile），“激进的”（aggressive）来表达双方利益的冲突和局势的紧张；但中文报道中出现了更多表达中美“战争”悲惨战况和双输结局的隐喻，如“两败俱伤”、“奄奄一息”、“双输格局”、“毁灭性”等。以下试举几例：

（9） 美国对华剑拔弩张，人民币汇率成为美国上下热衷的话题并不突然。 （期刊网）

（10） 时下，中美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论战，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期刊网）

（11） 中美汇率之争：升则两败俱伤。 （中国教育报）

（12）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decided to act more aggressively and engage in further quantitative monetary easing. （Moody‘s Economy.com）

前三例中文报道用“剑拔弩张”和“ 白热化”隐喻了中美汇率之争的激烈程度，用“两败俱伤”隐喻了这场斗争灾难性的本质。由于战争会给双方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中方明确表示不愿意卷入中美“战争”的态度。相反，后一例英文报道则借用战争隐喻明确表述了美方将加大其 “战略”力度，继续推进其富于“侵略性”的货币政策，并迫使世贸组织对中国的“贸易违规”采取惩罚措施。

（四）战争进程

从进程来看，战争有开战、发展、僵持、高潮及结束等阶段。中英新闻报道中，也采用描述战争进程的词语来描述中美之间抽象的斗争过程。但通过对比发现，中文报道中描写战争进程的隐喻在数量上和表达上明显占优势，其中包含描述中美“货币战”开战前期的“兵临城下”、“点燃战火”、“吹响号角”；战争中期的 “胶着”、“僵持”局势；以及停战的“偃旗息鼓”、“鸣金收兵”等。例如：

（13） Ever since Brazil’s finance minister， Guido Mantega， declared on September 27th that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war” had broken out. （the Economist）

（14） 俯瞰全球，货币战、贸易战声音此落彼起，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美国已然吹响了“反汇率操纵立法”的号角。面对兵临城下的全球货币乱战，中国当以何应对？（环球财经）

（15） 伴随双方的攻守战，中美两国汇率战再陷胶着。（财经国家周刊）

（16） 中美货币论战暂时鸣金收兵，人民币将面临最佳的国际环境。（中国山东网 ）

三、中英新闻报道中战争概念隐喻异同及原因分析

（一）相似性分析

从第三部分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中英新闻报道中都使用了大量的战争隐喻来描述中美汇率问题，“货币战”（currency war）、“贸易战”（trade war）等字眼频频出现，并且有很多相似的隐喻表达，如都倾向于将中美双方说成交战“对手”（rivals）， 将采取的措施称为“武器”（weapons）等。这些都是中美两国人民对于战争的认知具有跨文化和跨语言共性的体现。人类有关战争的概念隐喻由来已久， 从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到现代社会的国家战争，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与战争相伴， 由此与战争相联系的概念隐喻成为人类生活与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和英国的发展历史中都经历了多次战争，包括国内革命，也包括世界大战。这些有关战争的知识深入人们的思维体系，形成了明确的概念系统，沉淀在了语言的词汇里。人们往往参照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思维无形的、难以定义的概念，形成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认知方式。中英新闻报道借助战争概念隐喻来描述那些无形的利益冲突、经济对抗和国际局势，力图使抽象的事物成为“可见的”、“可感觉的”。

此外，通过对语料进行定量分析，笔者得出，在这30篇中英新闻报道中，出现最多的隐喻均为战争隐喻，中文报道中有51个，英文中有25个，共占总数的33.78%，其数量超过了空间隐喻（22.67%）、人类隐喻（21.77%）和旅途隐喻（12%）。由此可见，战争的认知思维在经济篇章中无处不在，显示出人们更倾向于用争夺、对抗的态度来处理和描述经济问题，而不是更为温和、和谐的家庭隐喻和旅途隐喻等。战争隐喻所带来的战场的杀戮、血腥气氛及你死我活的竞争状况是人们在谈及汇率、货币等经济问题时最容易联想到的情形。人们也已把“贸易”、“货币”和“战”紧密结合。在当今“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承诺不打贸易战、货币战难以为人信服，这些“战”早已打響并将持续下去。在冠冕堂皇的政治说辞下，我们不应忽略新闻语言带给我们的暗示。从大量战争隐喻的使用中可以看出，中美汇率问题局势严峻，其思维模式和处理问题的态度常由暴力、蛮横的战争角度出发，未来汇率问题争论的走向或许将更趋激烈。

（二）差异性分析

1.中文战争隐喻表达占优

上述相似性分析反映了中英新闻报道中战争隐喻的共性，然而其在使用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文战争隐喻在数量上和表达上明显占优势。下面还以语料中战争实体隐喻为例来说明。

从表1可以清晰地看出，中文战争隐喻在数量上和表达上占优，存在着汉语特有的战争词汇如“重拳”、“组合拳”等。且在本文前面提到，中文新闻报道中描写“战争进程”的隐喻在词汇表达上也比英文更丰富，其大量借用古代军事典故和四字成语，如描述中美“货币战”开战前期的“兵临城下”，以及停战的“偃旗息鼓”、“鸣金收兵”等，相比之下英文则略显单调。这是因为相对而言，中国拥有更长的战争历史和更悠久的军事文化。距今约4600多年前皇帝、炎帝和蚩尤部族之间的“涿鹿之战”就开启了中国的“战争”史。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对于战争的经历和军事的研究造就了如今汉语中丰富的战争隐喻表达。如古代众多兵书中流传了大量的用兵韬略，便有了“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等战略、战术隐喻。而一些汉语特有的战争隐喻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语言见证。例如，中国古代冷兵器时期主要靠步兵和骑兵作战，马是战场主要的交通工具，便产生了“招兵买马”、“中箭落马”等隐喻表达。

2.中美雙方态度立场差异

从第三部分的分析可以得出，虽中英新闻报道中都大量使用战争隐喻，但其在表达上存在差异，且这些语言事实可以体现中美双方对于汇率问题的不同立场和态度。中文新闻报道中出现了各种“战略战术”隐喻来描述双方采取的措施、手段，但通过总结发现，描述美方时使用的总是处于强势、主动出击的 “出招”隐喻，如将“美国对中国钢管出口征收高额关税”称为“宣战”，将其“定量货币宽松政策”称为“火药”、“导火索”，将其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方法称为“胡萝卜大棒”等等。而描述中方时则使用的是处于守势、被迫反击的“接招”隐喻，如“反击”、“反围剿”、“防御战略” 、“突破重围”等。由此可见，中国媒体认为中方是属于“防守”的一方，是出于美方咄咄逼人的“攻势”才被迫采取强硬态度予以回击，表明人民币并未被低估。而英文报道则很少涉及战略战术隐喻来明确表明双方的攻守地位，相反，美方媒体如《纽约时报》、《赫芬顿邮报》的新闻报道中都频繁出现“manipulate”字眼来明确指出中国“操纵汇率”，违反了WTO和IMF的规定，并控诉其对美国造成的影响。例如： China illegally subsidizes its export industries and unlawfully manipulates its currency.（ Huffingtonpost） 这实则是美方媒体采取的一个“战术”手段，其利用舆论施压于中国，以期寻求国际组织的认同，对中国采取反补贴措施，从而让中国陷入“四面楚歌”之境。

此外，中文新闻报道中出现了更多表达“战争”悲惨战况和灾难性特征的隐喻，如“两败俱伤”、“奄奄一息”、“重伤”、“双输”、“毁灭性”等。例如：“一旦开打贸易战，将是一场影响广泛的双输格局。”（第一财经日报）借此隐喻，中方媒体清楚表明了中国不愿卷入“战争”以及被迫反击的立场。而英文报道中则较少类似隐喻，相反，其出现较多的是用“aggressive”来表述美方将加大“战略”力度，继续推进其货币政策，并进一步指控中国“操纵汇率”。《纽约时报》刊载的的一篇报道，其标题甚至是《拿下中国》（Taking on China）。由此看出，美方借用这些触目惊心的语言来为“货币战”造势，在美国国内危机重重，经济尚未恢复之时，其一方面开启印钞机对内进行债务“货币化”，另一方面则对外逼迫人民币升值，以期获得复苏经济、遏制中国之“一箭双雕”的效果[5]。从上述实例分析可以看出，中美经济新闻报道中战争隐喻使用的差异也清楚地反映了中美双方对于汇率问题的不同立场和态度。

结语

本文以2010年中美汇率问题的中英新闻报道为语料，从四个方面对战争概念隐喻进行了系统地分类及对比研究，并从认知和文化的角度阐述语料中战争隐喻的异同。其相似性在于，中英新闻报道中战争概念隐喻的使用源于人类认知的共性，双方频繁使用战争隐喻反映中美汇率之争局势的严峻性。而差异性在于，由于战争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中文战争隐喻在数量上明显占优势；同时，中美双方都借用战争隐喻清晰地表达各自对汇率问题的不同看法和立场，实则利用大众传媒来表达政治、经济态度。分析表明，美方显然处于攻势，采取主动出击“战略”，利用货币政策及舆论压力的“战术”，打起“反对汇率操纵”的宣传口号，来发动“货币战争”；而中方明显处于守势，在咄咄逼人的局势下被迫“接招”，在奋起反击的同时也为这场灾难性的“战争”不断叫停。通过深入对比和合理阐释，本文证明了认知的普遍性及文化的相对性，并丰富了战争隐喻的研究。本文选择一段时期的经济金融领域的热点话题为语料，着重分析战争概念隐喻，也为结合时事热点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苏卉.体育新闻用语中的战争隐喻解析[J].学术探讨，2009，（2）：74-76.

[2]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3] 蓝纯.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4] 沈建光.“货币战争”下的人民币汇率[J].金融博览，2010，（11）：9-10.

[5] 张茉楠.货币战争本质是财富战争[J].卓越理财，2010，（11）：12.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夏婵

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研究论文 篇3：

基于ＡＨＰ层次分析模型的企业竞争力分析

［摘要］AHP层次分析模型能够层层深入决策问题的本质，将抽象的问题细化成多个具体的因素，使问题的分析变得简单、直观、可行和可比，所以它被认为是分析企业竞争力的一种有效而重要的方法。文章通过使用AHP层次分析模型设计出一个企业竞争力状况的评价模型。这个模型包含三个层次，将企业的竞争力分解为6个财务和非财务指标，然后，以湛江冠豪高新企业竞争力为例，进行分析评价，并揭示该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水平。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企业业绩、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和加强创新机制等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企业竞争力；AHP层次分析模型；冠豪高新

［作者简介］梁戈，湛江师范学院商学院2004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广东湛江，524048；陈四辉，湛江师范学院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师，广东湛江，524048

［

企业的竞争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命脉和动力源泉。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对内产业保护力度的不断减弱，以及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冲击，我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有效分析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一、企业竞争力分析的理论基础

（一）企业竞争力的概念

企业竞争力代表性观点可以概括归纳为四个方面：（1）企业竞争力是企业所拥有的一种综合性能力。（2）企业竞争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3）企业竞争力是企业具有高度价值的独特性。（4）企业竞争力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基于分析的需要，本文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由企业的经营管理所决定的，并能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为该公司带来领先的优势和持续的超额利润的能力，它主要包括该公司的财务能力和非财务能力两方面。

（二）AHP层次分析模型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法）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A.L.Saaty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系统的分析方法，通过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大系统进行综合的分析，从而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决策规划问题，是一种简捷而实用的方法。层次分析法的原理是根据问题的性质和目标，将问题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因素，并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和隶属关系将其设置成一个树形层次模型，最后通过逐层比较各种关联因素的重要性或者优劣次序来为分析提供定量的依据。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层层深入决策问题的本质，将抽象的问题细化成多个具体的因素，简化了问题的分析，而且在分析的过程中只需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就可将定性、半定性或半定量的问题转化为定量的计算问题，这样更使问题的分析具有直观性、可行性和可比性，尤其适合决策结果难以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

运用AHP层次模型对企业竞争力的分析牵涉到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相应择取的分析指标也不尽相同。对企业竞争力的分析主要从财务能力和非财务能力两方面展开，所以本文选取了企业业绩状况和企业能力状况两项作为一级指标。

在对企业业绩状况与企业能力状况的分析上，本文分别参考了《企业业绩评价方法与运用》和《企业可持续发展之源能力法则与策略应用》两书的观点，并根据它们认为最重要的竞争力分析要素设置二级指标（待测指标），然后根据两书提供的要素分析方法将二级指标延伸为若干个三级指标进行具体的分析评价。具体框架设置如下图（图1）：

二、企业竞争力分析

（一）湛江冠豪高新企业概况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1994年开始立项建设，1995年初建成投产，由原湛江冠豪纸业有限公司改制而成，目前注册资本1.6亿元人民币，属于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2003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并首次发行6000万股A股。

冠豪高新目前的年生产能力达到了65000吨，主营业务包括生产和销售微胶囊、热敏记录纸、无碳复写纸等系列产品，今后也向着产销彩色喷墨打印纸、特种防伪纸等特种纸方向发展。其在科研开发能力与品牌知名度上处于国内同行业中的领跑位置，先后获得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0012计量检测体系认证和德国TUV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多项国际认证证书。该公司现在通过对上下游产品的延伸开发，逐渐向着产品多样化、生产规模化和科工贸一体化发展，市场前景看好。

（二）业绩状况分析

1.财务增长率状况分析

财务增长率反映的是企业的整体成长能力，企业的成长只有超过或跟上行业的增长速度，才能脱颖而出，领先对手。在这里，冠豪高新的财务增长率包括总销售收入增长率和总利润增长率两个指标。其中总销售收入增长率＝企业本年的销售收入增加额/去年的销售收入总额，显示的是企业在销售上的竞争能力；总利润率＝企业本年度利润增长额/上年度总利润额，显示的是企业主营业务获利能力和企业的利润的变化情况。

由表1可见，在销售增长率方面，2006年该公司销售收入增长率创造了4.29％的较高涨幅；然而，在2007年行业内竞争对手大幅增加了新增产能的投放，使国内市场竞争急剧增温，加上国家取消了对小卷热敏纸13％的出口退税的政策以及美国对来自于中国的低克重热敏纸提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措施，使得该公司的来料加工业务和热敏收银纸出口业务严重受阻，削弱了企业在国外市场销售上的竞争能力，影响了销售收入的增长，公司2007年的销售收入增长率有所减缓。

利润增长率方面，2006年实现利润总额16,301,122.36元，其中主营业务利润103,617,219.25元，同比增长13.37%，增长幅度在行业内名列前茅，各项经营指标呈现出蓬勃的增长势头；2007年，该项指标值却直线下滑，后退到了历史的新低点，利润负增长率竟然高达67.43％，这在行业内也是罕见的。业绩恶化的原因，大致可归纳如下：

（1）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尤其是燃料油、化工料、原纸等；

（2）市场竞争激烈，产品销售价格无法提升，经营成本不能有效转移；

（3）人民币升值，国家取消出口退税政策，美国进口限制等减少了产品出口；

（4）对库存商品中规格特殊及不适销部分进行了价格折让销售，对利润产生影响。

2.各地区销售状况分析

各地区的销售状况反映的是企业在过去的一定时间段（通常是一年）的经营状况，直接显示了企业在某地区市场的竞争表现。世界500强的排名以及企业在某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就是按照销售收入这项来确定的，其主要包括地区销售收入和销售收入增长率两项指标。

根据表2，销售份额方面：（1）就国内市场而言，其各地销售收入所占份额极不平衡，单是总部地区（即湛江地区）就已经占据了高达49％的比例，而其他的15个地区的份额分布不均而且份额较小，可见该公司的经营范围的局限性很大，扩张性不强；（2）国内一线城市中，上海、广州和北京的销售收入所占份额仅次于本地市场，可见当地市场前景广阔，公司拥有的客户数量较多较大，极具开发潜力。其次，就销售业绩看来，北京、青岛、新疆和西安的销售收入跌幅最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2007年的销售业绩，可见调整当地的销售策略将会成为2008年的当务之急。然而，在外地市场业绩普遍下滑，本地市场增长率却能够稳健上升，而且上升幅度较大，另外郑州市场的增长率竟高达66.57％，可见当地市场极具开发潜力，估计该公司的总体销售战略并没有太大的失误。

3.各产品销售状况分析

各产品的销售状况反映的是企业在过去的某段时间内（通常是一年）的各类产品的最终经营成果，直接显示的是企业各种产品的赢利能力和竞争能力，是企业持续经营和制定产品生产战略的前提。其主要包括各类产品的利润率和利润增长率两项指标。

由表3可见，冠豪高新的两种主力产品无碳纸和热敏纸的利润率较高，是该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在国内市场分别拥有16％与18％的市场占有率。因此，估计冠豪高新将继续对这两种产品加大投资和开发力度。

（三）能力状况分析

企业能力是指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它与企业的竞争力有着深刻而明显的联系，既反映了企业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适应力，又显示了企业进行市场争夺的竞争力。企业能力，特别是其核心能力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而目前的相关理论普遍认为，企业的核心能力一般包括人力资源能力、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等。

1.人力资源能力分析

企业间竞争力的对比说到底是高素质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对比，企业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排号座次，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该公司目前在职员工总数为745人，需承担费用的离退休职工为0人，员工主要分布在行政、财务、生产和销售四类岗位上，岗位分工较为细致、特点突出，其中销售人员占10.2%，财务人员占5.6%，生产人员占57.6%，行政人员占26.6%。总的来说，其目前的人员总量和类别构成相对合理，形成了一定的人才梯队，人力资源基础较好；但是另一方面，该公司的高级专业人才数量略显不足。尽管近年来吸引了不少的管理、技术和营销精英，但整体人员的平均教育程度不高，其中本科以上的人数只有68人，相对同行企业来说，数量较少，可见不具备人力资源的高端优势，这样势必影响企业的竞争潜力和长足发展；另外，新出台的劳动法在制定上较倾向于保障底层员工的权利，对于国内生产型企业来说这是一种政策上的不利，而冠豪高新的一线生产人员就高达了57.6％的员工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今后的人力成本和人员处置困难。所以，对于如何在保障员工的基本权利和维持企业的比较竞争优势之间取得平衡点将会是国内生产型企业今后面临的又一大难题。

2.技术能力分析

1997年，该公司的无碳复写纸微胶囊项目被国家科委列入“97重点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并获得世界著名化工集团——德国BASF公司迄今为止在我国唯一颁发的微胶囊生产的“质量证明书”；而生产的“冠豪”牌无碳复写纸被评为“广东省名牌产品”；1998年，扩建第2条涂布生产线建成投产，年生产能力达到2.3万吨；同年，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成立；1999年，获德国TUV颁发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2000年，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技术部推荐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上市的双评审；通过了ISO10012计量体系认证。2004年，扩建的第3条涂布生产线建成投产，年生产能力达到6.5万／吨；2005年，引进第4条涂布生产线,建成投产后公司年总产能达12.5万吨；2006年，《防伪纤维无碳复写纸》获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技术发展潜力。冠豪高新建立了自己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机构——冠豪高新特种纸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该中心完成了多项科研成果和新产品开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功申请专利7项，完成了近50个技术改造项目，开发出30多个新产品。

总的来说，冠豪高新的技术发展后劲足、潜力大，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动力和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的前提。

3. 组织能力分析

冠豪高新自2003年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后，由冠豪高新组织结构现状图可见，该公司各部门的职责分工细致清晰，岗位设置不存在重叠现象，对于材料采购、储运、生产、监管、销售等环节都指派了相应的部门负责实施，基本符合普通造纸企业的经营需要，而且该公司的直线职能制度有利于上下层之间的顺畅沟通，提高了信息反馈传递的效率，公司目前的组织架构是基本适宜的。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公司的部门设置只是简单地搬用了典型的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缺少对公司本身具体情况的考虑，缺少创新和改进，从而显得有点僵硬，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有些职能部门构架仍需调整，组织管理细节还待完善。

（四）竞争力指标的综合评价

通过网络对造纸行业内的专业人士进行问卷调查，在收回的60份有效问卷中统计指标权重系数值和待评价指标得分值为：（1）指标权重系数值＝该项指标权重系数总值/60，其中一级指标层内，企业业绩状况的权重系数为0.4，企业能力状况为0.6；二级指标层内，财务增长率为0.4，各地区销售情况为0.3，各产品销售情况为0.3；人力资源能力为0.4，技术能力为0.4，组织能力为0.2。（2）待测指标得分值的确立则分四步进行：第一步，由笔者根据文章分析分别对各项待测指标的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价；第二步，由专业人士对照各项待测指标的综合评价一一给相应的指标打分；第三步，运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各项待测指标的初步得分值，得分的设计采用百分制；第四步，参考网上关于冠豪高新（600433）个股价值评估的得分数据，结合待测指标的初步得分值，然后通过加权平均法计算出待测指标的最终得分值，如表5所示：

最后，结合各项指标权重系数和待测指标得分值对冠豪高新企业竞争力的各项指标进行定量计算，得出其竞争力最终结果。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设各项待测指标（二级指标）得分为a,权重系数值为q，一级指标得分为b，权重系数值为p，目标得分值为m，则b1=a1?凵q1+a2?凵q2+a3?凵q3，b2=a4?凵q4+a5?凵q5+a6?凵q6，m=b1?凵p1+b2?凵p2。

综合以上的分析，冠豪高新2007年的业绩状况不甚理想，人力资源能力有待提高，组织能力还需改善，从而导致其竞争力得分较低，在造纸行业的竞争排名中，其竞争力水平只徘徊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在与上市公司的对比上，更处于下游的位置。该结论与其“股票不被市场看好”，最近的股价回落不少等不利情况相符，同时与“其财务状况在行内43所造纸企业中排名23，在国内1725所上市公司中排名1184”的现状吻合。但这并不等于说该公司缺乏企业竞争力。根据上述分析，该公司的技术发展潜力后劲十足，而且在某些一线城市中的市场前景广阔。到目前为止，冠豪高新仍是我国特种纸行业的领军企业，其热敏纸制造具有明显的中高端市场优势，无碳复写纸占据着国内60％的高端无碳纸市场份额，“冠豪”品牌在国内和国外都拥有很好的美誉度，连EMS、NCR、福彩中心、国家税务局和国家检验检疫居等高端企业都是它的客户。相信随着科技化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现代办公设备的不断普及，国产优质热敏传真纸和无碳复写纸将供不应求,这无疑为该公司今后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另外，该公司目前实施了ERP项目的上线工作，为今后的信息化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可见，冠豪高新仍然拥有不容小觑的竞争优势。

三、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途径

研究企业竞争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对于如何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回答丰富多彩，而本文仅以冠豪高新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通过该公司的各项指标得分结合文章的相关研究，进而推广到一般企业，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改善企业业绩

企业的财务管理犹如企业的血液，运行于企业日常的经济活动之中，支撑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财务业绩状况最能直接反映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和竞争力水平。要改善该公司的财务业绩状况，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需要从加强资金管理和成本管理两方面出发。

在资金的管理上，做好“开源”的工作。一是加强公司对各资金账户的统一管理，及时清欠各种应收账款，避免重大坏账、呆账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拖欠和沉淀问题，提高资金运作效率；二是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手段，积极筹备资金，以满足公司发展规模经济的需求；三是在争取银行和其他金融部门贷款的同时注重融资质量和数量，使企业负债率维持在合理水平；四是通过开发新产品和多元化经营（主要指进出口贸易）来增加企业经济效益，进行自我积累。

在成本的管理上，做好“节流”的工作。与2006年相比，冠豪高新2007年业绩不佳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生产经营的成本增加，降低了企业的毛利率。成本管理至关重要，必须上升为工作的重心。具体的措施有以下几点：一是加强与原材料供应商合作，降低采购成本；二是加强设备供应商的伙伴关系，降低设备及零部件的采购和维修成本；三是继续推行循环经济生产模式，降低水耗和能耗，从而减少生产运营成本。

（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升企业各项能力

1.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首先，加强企业内部员工的培养，为员工提供多种多样的关于职业生涯发展的培训机会，从而在增长员工能力的同时，相应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整体素质。另外，应建立起人才引进机制，通过采取高薪，提职，赠送股份、期权等多种激励措施，吸引外部优秀人才加盟；还要沟通好与相关高校和政府部门的合作关系，使外部的人力资源能够为己所用。其次，设立科学的奖惩机制激发员工潜力。通过借鉴国内外著名企业的成功先例，本文认为目前流行的两种奖惩机制可供考虑：其一，实施末位淘汰制；其二，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2.改革技术创新机制

进行新产品的开发，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奠定企业的技术领先优势。一是招徕专业化人才与企业产品研发部门合作开发新型产品；二是主动联合兄弟企业、相关政府组织和知名高校合作研发改进产品；三是积极引进国外先进造纸技术，先消化吸收，掌握有价值的核心技术后，再进行创新改造，使之真正成为自己的专利技术。

［参考文献］

［1］李玲玲.企业业绩评价方法与运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孙薇,刘俊勇.企业业绩评价［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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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冠豪高新2005-2007年报［Ｚ］.

［5］冠豪高新2007年年度报告［R］.

［6］冠豪高新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资料［Ｚ］.

［7］http://www.shbbs.net/cyt/stockvalue_600433_0.html［EB/OL］.2008-05-11.

［8］［美］爱德华 J.布洛切(Edward J.Blocher),康H.陈,托马斯W.林.成本管理·经营控制与管理控制［M］. 李苹莉,刘全雷,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作者：梁　戈　陈四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