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反倾销申诉研究管理论文

摘要：本文对比入世之前6年（199-2000年）和入世之后6年（2001-2006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情况，从案件的申诉数量与金额、行业分布和裁决结果三个方面展开，重点分析入世后其变化趋势和可能的原因，并对中国企业在入世后如何应对美国反倾销变化提出一些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企业反倾销申诉研究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企业反倾销申诉研究管理论文 篇1：

“公平理论”和“角色理论”视域下的企业反倾销行为决策

摘要：反倾销成本与反倾销收益的权衡是国内企业反倾销行为选择的依据。基于角色理论构建了企业反倾销行为的收益矩阵和期望收益函数模型，并进一步分析了存在主导企业和不存在主导企业两种市场格局下国内企业反倾销行为决策方案的选择问题；在此基础上，引入公平理论对企业决策方案进行横向和纵向公平性识别。研究发现：反倾销成本、反倾销收益及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反倾销申诉概率等因素制约企业最终的反倾销行为决策，两种市场格局背景下国内企业有13种反倾销行为决策方案；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机制，可以有效规避企业间因不公平而采取的“报复”行为。

关键词：进口反倾销；反倾销行为；公平理论；角色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国际贸易额高速增长，同时也极大程度地兑现了加入WTO时的承诺，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水平，逐步取消了进口配额等非关税贸易壁垒。然而，令人汗颜的是一些境外企业在利益的驱使下，为了极大程度地占领中国市场，肆无忌惮地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贸易摩擦，通过倾销等不正当竞争手段低价打击国内进口竞争性企业，致使部分国内企业损失惨重，甚至濒临破产。WTO数据统计显示，1995—2012年间，有47个国家发起了4230起反倾销调查，并最终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数量达到2719起[1?2]。中国于1997年首次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新闻纸反倾销，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发起反倾销调查共计200起，与中国出口遭遇的916起反倾销调查相差悬殊①。可以预见，对于正处于贸易转型征程中的中国，随着进口产品数量和种类的持续增加，加之中国对外反倾销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②，中国政府迫切需要更加主动地运用反倾销这一世界各国心照不宣的贸易保护措施来维持国内产业的健康发展。

从已有研究来看，根据侧重点不同，主要集中于反倾销的贸易救济效应、反倾销发起动因、反倾销的福利效应等三方面。Hartigan、Kamma等研究了美国反倾销措施对国内竞争性产业的影响，证实了反倾销的贸易救济效应[3?6]；Lichtenberg 和 Hong运用所有指控国的总进口数据估测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救济效应；开创了反倾销救济效应评估的先河[7]；Konings利用涉案的进口竞争性产业截面数据，对比研究发现反倾销调查对国内竞争性产业的盈余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8]；鲍晓华、冯宗宪和向洪金分别以Prusa的研究方法检验了中国反倾销措施对被诉国进口的“贸易破坏效应”[9?10]。对反倾销发起动因的研究可追溯到Fingeretal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进行对外反倾销、反补贴和特别保障措施决策过程中影响因素的分析；Tharakanetal、Sabry、Sadni、Nandana等学者从政治学角度分别验证了进口渗透率、国内产业就业状况和产业密集度等因素与反倾销申诉之间的相关性；Aggarwal则认为贸易平衡、进口增长是影响低收入国家采取反倾销措施的主要动因[11]；杨晓云、杜鹏等国内学者重点研究了行业因素、贸易逆差、反倾销法案

的完善度等因素对中国对外反倾销的影响。学术界对反倾销福利效应的研究，既有从国家或世界整体层面的考察，也有从产业、消费者层面的分析。Pedro Pita Barrosa、A.X.M.、McGee、Crowley等学者运用博弈分析、一般均衡分析等方法在不同的研究主题下都涉及反倾销对整体经济福利的影响问题；刘春娣等通过对反倾销税的经济福利效应分析认为，征收反倾销税必定导致涉案产品进口量呈下降趋势，有助于国内相关产品价格和产量的反弹[12]。

企业作为对外反倾销的微观主体，自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反倾销申诉决策更是国内企业多方面论证的结果，遗憾的是已有文献中关于对外反倾销决策的研究尚属少见。本文在沿袭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公平理论和角色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企业反倾销行为的收益矩阵和期望收益函数模型，探究不同市场格局背景下国内企业的反倾销行为决策方案，以期为进一步的反倾销理论研究和中国反倾销实践提供借鉴。

二、模型的构建及分析

（一） 理论基础

1. 反倾销制度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表明，允许倾销产品进口国采取某些措施予以防止和抵消；《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进一步细化了反倾销的程序性和实体性要求。随着世界贸易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反倾销自从它诞生以来，一直得到GATT以及后来的WTO的认可和规范，被视为一种合法的贸易政策并已经成为各国贸易保护最常用的武器之一[1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③第一章第2条规定，“进口产品以倾销方式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并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调查，采取反倾销措施。”

进口倾销对国内同质企业的影响显著，但并非所有企业都有资格提起反倾销诉讼，只有当参与提出上诉的企业的合计产量达到一定比例时，商务部才予以立案。《反倾销条例》规定，申请人及其支持者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50%以上，方可认定申请是由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提出，可以启动反倾销调查；如果在25%～50%之间，需要计算支持反倾销的企业总产量是否大于反对者的总产量；如果不足25%，则不得启动反倾销调查。

2. 公平理论与角色理论

国内企业一旦采取反倾销行为，必然给未加入反倾销行列的其他企业提供“搭便车”机会，这使得企业在决策是否采取反倾销行为时会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基于此，我们可以借鉴“公平理论”和“角色理论”加以分析。

J. S. Adams的“公平理论（Fair Theory）”认为，员工的积极性取决于他所感受到的分配上的公平感，而公平感取决于员工自己和参照对象的“报酬∕投入”比例的比较[14]。这种比较包括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且均可以用公平关系式表示。公平理论认为，影响激励效果的不单是报酬的绝对值，还包括比较对象的相对值，在激励过程中应力求公平。同时，由于公平感的判断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且公平标准因人而异，所以应注意对被激励者公平心理的引导，使等式客观成立。由此可见，国内同类产品生产企业的反倾销决策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参与主体投入与收益的对等，需要极大地体现公平原则。

“角色理论（Role Theory）”认为，每个社会成员扮演社会角色，且都有一定的角色意识，即角色对自己地位、作用、形象理解和掌握的自觉性、准确性和倾向性的总体反映，是形成角色权利与义务、地位与作用观念的前提[15]。通常扮演者对自我行为和地位的认识，总是以另一个角色的行为为基础，角色意识是主导社会成员角色行为的内在动因。1973年，加拿大管理思想家Henry Mintzberg将角色理论引入管理学领域，把管理的角色划分为人际角色、情报角色和决定角色三种类型④。针对进口产品倾销，国内众多同质产品生产企业在实施进口反倾销行为过程中，也因企业竞争力量和生产格局差异而扮演不同的角色。

（二）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制度背景和理论分析，为了研究国内企业反倾销行为的具体决策方案，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国外企业出口倾销的是中间产品（记为M），国内有n（n≥1）个企业与其生产同质的M产品，单位生产成本相同，且产品间具有完全替代性；

H2：国内企业在反倾销决策时完全理性，不完全信息背景下均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H3：国内各企业清楚自身的市场地位（是否属于主导企业，达到或超过50%的市场占有率即属于主导企业），各个企业在M产品的市场份额记为h，且反倾销前后保持不变；

H4：反倾销前后，国内企业生产M产品的利润总额分别为W0和W1（其中W1未考虑反倾销申诉成本），各个企业反倾销申诉成本与产量无关，均为C。

（三） 模型设定及分析

WTO《反倾销协议》规定，凡成员国制定反倾销法律或者采取反倾销调查行动，都必须与之保持一致。反倾销调查程序一般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初裁与终裁、行政复审、司法审议等过程。可见，面对国外同类产品生产企业的低价倾销行为，国内企业有必要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反倾销策略，如图1所示[16]。

图1反映了企业反倾销行为的决策过程，国内企业根据自身在国际、国内市场的定位以及面临的外部机会与挑战、内部优势与弱点，提出、评价和选择企业反倾销策略，并合理配置企业资源完成策略的实施。对于进口倾销，国内企业有参与反倾销申诉、支持同行反倾销但不参与申诉和反对反倾销三种方案可供选择。然而，如果国内企业不申诉，进口国政府通常不会发起反倾销调查；国内企业一旦申诉并由政府受 理⑤，90%的情况下都会征收反倾销税。

本文主要研究有国内企业提起反倾销申诉情境下的反倾销行为决策。根据角色理论，按是否存在主导企业将国内M产品的市场格局进一步划分为存在主导企业和不存在主导企业两种情形。

1. 存在主导企业

存在主导企业，说明国内生产M产品的企业之间实力悬殊，存在某一家企业生产M产品的规模远远超过其他同类企业，其产能占据国内该产品总产量的50%及以上，在行业内占绝对主导地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M产品国内市场上的主导企业记为A，它不抵制

反倾销行为，其市场份额为hA（ 50%≤hA<100%），企业A采取反倾销行为进行反倾销申诉的概率为（0≤≤1）。此时，企业A以外的其他企业产品M产量之和不超过全国总产量的50%，将不反对采取反倾销行为的n1（n1≤n?1）个企业视为一个企业，记为B，则企业B的市场份额为hB（0

（1） 0

三、模型的修正

国内企业是否参与反倾销诉讼或参与程度的决策，取决于反倾销收益与反倾销成本（投入）的比较[17]。其中，反倾销收益主要来自国内市场份额扩大和国内市场价格上升，反倾销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主要包括在准备有效申请书的过程中收集证据、聘请律师、评估影响等方面的费用，以及在随后的反倾销程序中为了胜诉而支付的法律费用，间接成本主要涉及报复性损失和竞争性损失。

面对M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倾销，M产品的国内生产企业一旦采取反倾销行为，就必然给未加入反倾销行列的其他企业提供“搭便车”的机会。可见，国内企业参与反倾销的程度不仅受自身反倾销收益和反倾销成本（投入）的影响，还受国内其他同质企业的反倾销行为决策的影响，从而加剧了反倾销行为决策的复杂性。基于此，本文引入公平理论，进一步强化国内企业对反倾销收益和反倾销成本（投入）的公平性识别，并对决策方案进行修正。

（一） 存在主导企业时决策方案的修正

在国内市场存在主导企业的生产格局下，主导企业将通过纵向比较来决策是否采取反倾销行为，即国内企业在反倾销过程中，反倾销总成本（投入）和反倾销收益的比值，与自身过去投入和所获收益的比值进行比较。当二者比值相等时认为公平，即

实施反倾销申诉后的“收益/投入”大于反倾销前的“收益/投入”时，企业采取反倾销行为所带来的额外收益超过反倾销投入，企业会积极选择开展反倾销申诉；若实施反倾销申诉后的“收益/投入”小于反倾销前的“收益/投入”，企业认为得不偿失，反倾销积极性下降，从而放弃任何反倾销行为。

显然，反倾销成功与否，主导企业将是最大的受益方或最严重的受害者。根据前文分析，倾销产品的国内主导企业A的市场份额超过50%时存在3种决策方案。若行业内市场份额合计不超过25%的其他企业不反对提起反倾销诉讼，则该主导企业只需预测反倾销后的利润增加额（ ）能否超过反倾销申诉成本（C）即可；若行业内有市场份额超过25%的其他企业不反对反倾销诉讼，则该主导企业需要根据其他不反对反倾销行为的企业申诉的概率（ ）来决策。然而，根据公平理论关于反倾销收益和反倾销成本的公平性识别，主导企业无论何时都不可能“不劳而获”。若主导企业不采取反倾销行为，而是坐享其他非主导企业联合反倾销的成果，将导致非主导企业感觉不公平，最后可能招致非主导企业的报复，或者通过与国内行业协会周旋，要求主导企业对其进行补偿。可见，提起反倾销诉讼的非主导企业不会给主导企业“搭便车”的机会。因此，当进口产品倾销事实成立，主导企业能获得反倾销收益，且纵向比较后显著公平，就应该义无反顾地选择提起反倾销诉讼，忽略其他非主导企业的行为选择。对非主导企业而言，在主导企业的反倾销行为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仅需保持不反对反倾销诉讼而不参与反倾销申诉的态度即可。

（二） 不存在主导企业时决策方案的修正

国内市场上不存在主导企业时，企业将通过横向比较来决定是否采取反倾销行为。即国内企业将自身的反倾销总成本（投入）和反倾销收益的比值，与行业内其他企业的收益/投入进行比较。用数学表达式表示为：

式（14）中，由于市场份额短期内相对固定，当 时，本企业的反倾销收益大于投入，企业愿意在反倾销诉讼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当 时，本企业可能会降低自身的积极性，甚至减少自身在反倾销中的参与度，或者通过与行业协会等组织进行协商，要求其他企业增加反倾销投入，以趋于平衡。

根据公平理论，国内企业面临进口倾销时的反倾销行为决策依据不再是单纯的自身反倾销收益和反倾销成本，而会更多地关注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反倾销收益和反倾销成本。前文分析发现，在国内市场无主导企业的格局下，根据企业A和企业B市场份额的划分，存在10种反倾销决策方案。国内市场无主导企业的格局下容易萌发“搭便车”行为，当然前提条件是对其他支持反倾销的企业满足《反倾销条例》关于产量比重限制的准确预测。因此，引入公平理论后，在国内市场不存在主导企业时，国内企业的反倾销行为决策方案需要进一步修正，即反倾销参与者将通过横向比较进行公平性识别。一旦存在不公平情形，参与者就会采取报复性制裁，通常表现为不参与反倾销申诉、消极应对反倾销调查以及尽量避免在反倾销行为上的投入等。因此，为了防止出现报复性制裁，国内企业在预见反倾销有利可图或纵向比较相对公平时就应该选择采取反倾销行为。

然而，在反倾销调查中，缺乏某一主导企业的中流砥柱作用，同时国内各企业对自身反倾销行为决策信息的不完全公开，即使是部分显性信息也有可能被隐瞒，国内反倾销企业之间展开一场不完全信息博弈。总体而言，相互观望的态度和有效沟通的缺失将导致行业总的反倾销成本剧增。于是，行业协会的有效介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行业协会组织健全时，运用内部协调机制，在产业内支持反倾销的产量比重合计超过反对者的产量比重时，统一由行业协会代表国内企业提起反倾销申诉（对照前文的分析，亦即当25%

四、结语

本文基于公平理论和角色理论，通过构建反倾销申诉企业的收益矩阵和期望收益函数，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企业对外反倾销的行为决策方案。得到以下3点结论：① 当国内市场存在主导企业时，通过界定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市场份额以及提起反倾销诉讼的概率，该主导企业在反倾销申诉过程中存在3种决策方案；② 面对进口产品倾销，且国内市场不存在主导企业时，行业内各企业根据自身角色有10种反倾销行为方案可供选择；③ 将公平理论引入反倾销行为决策可以有效规避国内同质企业的“搭便车”行为，反倾销参与企业在公平性比较的基础上将进一步修正自身的反倾销行为，同时也突显了无主导企业市场格局下行业协会举足轻重的地位。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国内企业对外发起反倾销指控的量化决策问题，对充分发挥企业在对外反倾销中的主导作用，行业协会的协调功能以及政府机关引导机理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还使我们注意到国内企业的反倾销行为决策受制于反倾销收益和反倾销成本，这是以往研究文献中所忽略的。当然，本研究仍然存在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如何实现反倾销收益和反倾销成本的量化和预测，以为反倾销行为决策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有待深入研究。

注释：

[1] 数据来源：http：//www.wto.org/，WTO database。

[2] 1997年3月颁布《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2001年颁布并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实施《反倾销条例》；2004年6月1日实施修订后的《反倾销条例》；以及2004年颁布《对外贸易法》等。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于2002年1月1日首次生效，2004年3月31日最新修订，并于2004年6月1日颁布实施。

[4] （加）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著《管理工作的本质》（The Nature of Managerial Work）。

[5] 我国《反倾销条例》规定，商务部决定是否受理反倾销申诉以及是否立案，其中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负责倾销的调查和确定，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负责损害的调查和确定。

参考文献：

[1] 刘爱东， 杜丹丹. 武钢胜诉印尼反倾销案中的会计支持及启示[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5）： 1? 7.

[2] 刘爱东， 曾辉祥. 基于TCD和ADI测度的11国对华反倾销案件实证分析[J].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 2013（3）： 24?31.

[3] Hartigan J C， Kamma S， Perry P R. Input， Downstream， Upstream，Secondary and Components of Subassembly Dumping [J]. Journal of Word Trade， 1989（3）： 277?297.

[4] Prusa T J. Pricing behavior in the presence of antidumping law [J].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1994（9）： 260?289.

[5] Prusa T J. The trade effects of U.S antidumping actions [J]. NBER Working Paper， 1996.

[6] Prusa T J. On the spread and impact of antidumping [J]. NBER Working Paper， 1999.

[7] Lichtenberg Frank， Hong Tan. An Industry Level Analysis of Import Relief Petitions Filed by U.S Manufacturers [C]. In Troubled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ed By Hong Tan and Haruo Shinada New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8] Konings Jozef， Vandenbussche Hylke. Antidumping protection and markups of domestical firms [J]. Journal of Integrational Economics， 2005（65）： 85?97.

[9] 鲍晓华. 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救济效果评估[J]. 经济研究， 2007（2）： 71?84.

[10] 冯宗宪， 向洪金. 欧美对华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应： 理论与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 2010（3）： 31?55.

[11] Aggarwal. Macro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anti- dump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J]. Word Development， 2004， 32（6）： 1043?1057.

[12] 刘春娣. 中国对外反倾销福利效应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09（17）： 145?146.

[13] 冯泓， 马捷. 反倾销、国际寡头竞争与战略性贸易政策[J]. 产业经济评论， 2002， 1（2）： 21?48.

[14] Adams J S.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inequity [J].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3（67）： 422?436.

[15] 奚从清. 角色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16] 杨悦. 反倾销行为的价格效应及决策体系[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17] 钟生根. 企业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成本收益分析[J]. 江苏商论， 2007（6）： 67?69.

[编辑： 汪晓]

作者：刘爱东　周琼　曾辉祥

企业反倾销申诉研究管理论文 篇2：

１９９５－２００６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实证分析

摘 要：本文对比入世之前6年（199-2000年）和入世之后6年（2001-2006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情况，从案件的申诉数量与金额、行业分布和裁决结果三个方面展开，重点分析入世后其变化趋势和可能的原因，并对中国企业在入世后如何应对美国反倾销变化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入世；美国；中国；反倾销

一、引言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往来日趋频繁。然而在双边贸易不断发展并各自成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益凸现。1980年7月2日，美国对中国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此后到2000年，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次数达79次。2001年中国入世后，随着中美贸易逆差的急剧扩大，双方之间的贸易矛盾和摩擦逐渐加剧。在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中，反倾销多达70％。而在中国遭遇的反倾销中, 由美国发起的反倾销约占总数的1/3。因此，反倾销，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反倾销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目前国外学者对美国反倾销动因的研究较多。Sabry (2000)等学者认为反倾销是美国国内某些特定产业寻求保护、维持竞争力的有效工具。Mah(2000)、Douglas(2004)和Feinberg(200)等学者则认为宏观经济状况，例如失业率、经济增长率、进口占GDP比率、贸易平衡与法律变动等是美国倾销裁定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国外学者的研究大多都集中于美国反倾销的整体情况，涉及到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研究很少。国内学者对中美贸易摩擦和救济进行了大量研究。杨仕辉（2002）分析了1921-197年和1980-2001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情况。陈泰锋（200）分析了美国贸易救济制度，并总结国内企业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经验教训，指导中国企业怎样攻克美国贸易救济制度。谢建国（2006）对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的经济、政治及制度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美国工业产出增长率、美国对华贸易状况、中美之间的政治联系及WO 等制度变迁对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有重要影响。目前国内学者专门针对入世后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情况的研究很少，尤其是200年之后的情况分析。本文重点分析了入世之后到2006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情况，并加入2007年的最新信息，更进一步反映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相对于入世前6年的一些新变化和新特点，也对中国企业如何应对美国反倾销提出一些建议。

二、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比较分析

为了全面反映入世之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特点和出现的新情况，本文将对比入世前6年（199-2000年）和入世之

后6年（2001-2006年）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情况，从案件的申诉数量与金额、行业分布和裁决结果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其变化趋势和可能的原因，并进行深层次分析和评估。

（一）申诉数量与金额

如图1所示，199-2000年，美国反倾销总数170件，针对中国的有24件，占14.1％。其中最少年份为1998年，只有1件，而1999年和2000年每年都有6件。2001-2006年，美国对全世界发起反倾销218件，其中对中国高达4件，占20.6％。除了200年3件外，2001-2004年都有8、9件之多。并且每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次数占美国反倾销总数比例从1998年起逐渐上升,到2001年，升幅越来越明显，2006年更高达60％。须补充的是，截止2007年7月，美国发起反倾销共12件，其中9件针对中国。这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频率越来越大。并且从图1中可以很明显看出，199-2000年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金额占美国反倾销总金额的比例较小，除了199年，其余年份都在3.4％与14％之间来回波动。199-2000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金额占美国对外反倾销总金额的比例为7.9%。但从2001年开始，其比例猛然增大，2004年达到4.％。2001-2006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总金额占美国反倾销金额的比例达到24.4%。可见，入世之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比入世之前无论是数量还是金额都明显增大。这说明中国的入世对美国贸易造成了较大威胁，促使美国频频利用反倾销措施阻止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进行贸易保护。

中国入世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激增的原因主要有：（1）在WO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化与非歧视性原则的多边框架机制下, 成员国采用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产业的手段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中国加入WO之前, 美国可以利用一年一度的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审查，要求中国单方面采取出口设限的方法来保护本国的相关产业。2001 年中国加入WO后，最惠国待遇问题已经不再能够限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因此，美国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依赖于反倾销等措施保护本国产业。（2）根据美国反补贴税法的规定，对运往美国的任何产品的生产、制造或出口提供补贴者，须另外征收相当于补贴额的关税，但该规定仅限于市场经济国家。虽然中国已经加入WO，但是根据《中国入世协定书》第1条规定、美国《1979年贸易法》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判定标准和《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美国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意味着即使中国入世后，美国仍然不能对中国进行反补贴申诉，因此这加剧了其使用反倾销的频率。（3）入世之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日益恶化。如图2所示，中美贸易逆差从199年的340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838亿美元，金额不断增长。入世之后，中美贸易逆差从2002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后，逆差急剧扩大，2006年已经达到2326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首要来源地。并且美国对中国进口占美国总进口额的比例不断增加。从199年的6.1%到2002年突破10％，2006年更达到1.%。美国方面认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急剧增加，正在日益威胁美国制造业和就业市场。由于美国对中国采取出口管制，限制高科技流向中国，使得在美国产品对中国出口不能大幅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加大对中国反倾销的力度，阻止中国产品更多地进入美国市场。

（二）行业分布情况分析

如图3所示，199-2000年，美國钢铁金属、化工、食品和其他行业的针对中国反倾销的次数分别为7、6、、6，机电设备和纺织品为零。而2001-2006年，以上行业的次数相对应为13、14、2、12。其中食品行业虽然数量减少，但出现了我国入世后遭受的第一起有关水产品的反倾销调查。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建议对原产于中国的冷冻和罐装暖水虾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这导致自200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几乎失去了美国虾产品市场，每年损失2亿美元的产品价值。机电设备和纺织品各出现了2次反倾销。与入世前6年相比，入世之后6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次数占美国各个行业反倾销总数的比例也有所增加。

从图4（a）(b）中可以发现，钢铁和化工两个行业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所占比例最大，钢铁一直保持在29％，而化工从2％增加到32％。这说明美国针对中国的反倾销主要集中于这两个行业。关于钢铁行业方面，美中钢铁纷争由来已久。特别是入世以后，美国一直要求中国执行更加严格的世贸组织规则，对中国的钢铁反倾销越来越严重。2002年中美钢铁贸易战中方胜诉后，中美又开始了新一轮钢铁贸易争端。2007年6月，美方在前后不到10天的时间里，连续对中国的两种钢铁相关产品提起贸易救济调查。面对如此频繁的反倾销，中美已于2006年和2007年6月初就钢铁进行了两次对话，以缓和因钢铁出口增长迅猛导致的贸易紧张局面。中国钢铁之所以频频遭遇美国反倾销申诉是因为：（1）美国对中国钢铁进口持续增加。200年，中国超过墨西哥、土耳其成为对美出口精炼钢的第三大国，仅次于加拿大和欧盟。2006年下半年，在美国生产商削减产量时，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外国钢铁来源国。美国钢铁协会对钢铁进口创最新纪录以及中国钢铁进口量大幅增加深感忧虑。在美国看来，中国钢铁对美国出口的激增是因为中国政府出口退税、财政补贴、未严格执行环保法与劳工法等。因此强烈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抑制对美国钢铁出口。（2）钢材出口品种过于集中，结构不合理。如200年末美国钢厂对中国线材提起反倾销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线材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超过20%。目前，中国出口受到反倾销调查较多的是附加值低的热轧板材，这些产品在国内容易出现数量过剩，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钢铁行业作为夕阳产业则受到政府较多的保护，并且中国钢铁出口企业多而分散也容易引发贸易争端。而化工行业在入世后仍是中国反倾销中受害最深的行业的原因是，入世后，美国仍然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入世后美国在对中国化工行业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依然可以借用与中国经济毫不相关的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中国产品的价格，中国化学品的成本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入世之后出现美国对中国机电设备和纺织品的反倾销。2003年美国商务部启动对原产于中国的彩电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并且于2004年判定为倾销成立。而中国彩电的低价战略是造成这次反倾销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中国彩电进入美国家电市场困难重重，并有产能闲置的困扰。纺织品之所以出现反倾销是因为中国纺织品出口激增已经引起美国的极大不满。美国在200年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特保”设限之后，开始使用比“特保”更具杀伤力的反倾销措施。2006年，美国对中国聚酯短纤启动涉案金额近亿美元的反倾销调查。因为随着200年纺织品配额的取消，原来靠协定维系的国际纺织品市场平衡格局会被打破，新的制衡措施和贸易保护法必将出现，反倾销便是其中之一，并且纺织品的反倾销在今后几年内将增加。

（三）裁决结果分析

根据美国反倾销调查程序，在申诉与立案后，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將发出调查问卷。由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案件进行倾销是否造成产业损害初裁，在国际贸易委员会初裁之后，商务部再进行进口产品是否低于公平价值销售初裁。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肯定，案件继续进行；如果否定，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都要终止调查，诉讼程序结束。接着是核查及终裁。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在收回调查问卷后，将进行核查，并举行听证会，分别做出各自的最终裁决。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终裁是否定的，调查即告结束。如果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终裁都是否定的，反倾销程序就终止。如果终裁都肯定，则商务部在收到国际贸易委员会终裁后的7天内发出征收反倾销税的命令。而在整个反倾销调查程序中，由于申诉人撤销控诉或国内产业反应冷淡等原因，案件可以终止。因此反倾销案件中的裁决结果分为初裁否定、终裁否定、终裁肯定和终止。

从图中可以看出，199-2000年与2001-2006年初裁否定的次数分别为3、6，终裁否定的次数为3、4；终裁肯定的次数为16、27；终止的次数为2、3（注：2006年有一部分裁决结果仍未知）。可见每种结果的次数都有上升，但终裁肯定的增长幅度最大。与199-2000年相比，2001-2006年美国对中国各种结果的裁决次数占美国相对应裁决结果总次数的比例中，终裁肯定的增长幅度也最大。而且从图6中可以发现，各种结果的比例稳定，其中终裁肯定分别占到了66%和67％。这说明美国最后判定对中国征收反倾销税的裁决几率很高，凡是申诉反倾销的美国国内企业，大都可以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裁决。这也是美国为什么频繁对中国提起反倾销申诉的原因。而入世后美国对中国倾销成立裁定结果增加的原因有：（1）根据美国反倾销法律制度，对于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商品，美国商务部以涉案商品的各生产要素在“替代国”的相应价格来估算其正常价值。由于入世后，美国仍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在认定中国的倾销幅度时，涉案企业虽然有权建议替代国价格的选取，但很多情况下，并不考虑中国国内的生产成本的实际价格，而是通常采用印度、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的价格来进行比较。美国这种生产要素价值方法对中国非常不利，否定了中国在各生产要素投入上的比较优势。例如，在中美彩电反倾销案中，美国在初裁中使用印度作为中国的“替代国”，人为提高了中国几家出口企业的倾销幅度，从27.94％到78.4%不等，大大增加了被判为反倾销成立的几率。（2）入世后美国针对中国修改反倾销程序和法律。为了阻止中国入世之后出口对美国的激增，美国不惜修改反倾销程序和法律来加大对中国反倾销成功进而征收高额反倾销税的可能性。2004年，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鉴于在罐装暖水虾反倾销案和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案中出现大量中国企业申请“分别裁决”的情况，而商务部人员有限，难于应付，准备修改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调查程序。这不仅大大增加了反倾销应诉的难度，而且还限制了“分别裁决”的适用范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无疑将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2006年美国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采购原则和工资计算方法两项规则的修改，中国受到的冲击最大。美国商务部修改反倾销调查规则，规定中国企业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如果其使用的原料在市场经济国家的采购量少于原料总量的33%，美国将对其使用替代国价格来确定成本，并且按照该成本判定反倾销及反倾销税。而另一项被修改的反倾销调查规则是将社会保险等福利收入加入了计算产品的人工成本，导致产品的实际价格升高，更容易超过进口国家的实际售出价。这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非常不利。（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有一个重要的权利是可以利用WO的多边解决机制来解决中美双边贸易的摩擦和争端。但与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利用WO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度明显不够。

三、结论和建议

本文分析了199-2006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情况，发现入世之后，中国遭受的美国反倾销情况越来越严重，不仅涉案数量和金额大幅度上升，而且涉及的行业范围日益扩大。传统的涉案行业依然集中在钢铁和化工行业，情形并没有改善，并且还出现了纺织品、机电等行业遭遇反倾销数量逐渐增加的情况。裁决的结果也令人担忧，裁决肯定的结果仍占了绝大部分比例，这更加促使美国使用反倾销来打击中国出口，实行贸易保护。根据以上分析，“非市场经济国家”是中国遭遇美国反倾销且应诉失败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即使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使中国企业在应诉反倾销调查时十分被动并受歧视。因此为了改善这种被动局面，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中国政府应该加强与美国政府的沟通，并对美国违背WO法律框架的国内法，以政府名义向WO总部提起上诉；促进企业并购，加强宏观调控力度，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均衡发展，减轻贸易争端压力。中国企业在应诉时不仅要选择既有在美实战经验又了解中国国情的合理的代理律师，而且要注意收集中国对产品生产经营方面的一些政策法律文件，用来证明市场经济体制，以获得“个别对待”。同时要注意企业相关资料的保密，密切跟踪目标市场进口同类产品的情况，加强对相关出口国市场的信息监督。并且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在国外选择合适地点进行投资建厂(上海市经委课题组,2004)。总之应该科学理性地看待我国入世之后中美之间的反倾销大战，运用WO规则合理有力地应对美国的反倾销，争取贸易争端中的主动性。

参考文献：

陈泰锋. 200. 中美贸易摩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6-11.

上海市经委课题组. 2004. 美国贸易救济措施对上海工业出口的影响研究［M］. 上海：学林出版社:10-106.

谢建国. 2006. 经济影响、政治分歧与制度摩擦——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12).

杨仕辉. 2002. 美国对华反倾销比较研究［］. 统计研究(9).

DOUGLAS R. 2004. he rise of U.S. antidumping ac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R］. NBER Working Paper, No.1082.

FEINBERG R M. 200. U.S.antidumping enforcement and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revisited: do petitioners learn［］.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1 (4): 612-622.

MAS. 2000. Antidumping decisions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in the USA［］. Applied Economics,32: 1701-1709.

SABRY F. 2000. An analysis of the decision to file, the dumping estimates and the outcome of antidumping petition［］. International rade ournal,14: 109-14.

Empirical Analysis of U.S. Antidumping Behaviors to

China from 199 to 2006

LIXiaofeng1，2LENG Sha2

（1.School of Management, Fudan University, Schanghai 200433;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ade and Econom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10006）

eywords: joining WO; U.S.; China; antidumping

（责任编辑 彭 江）

作者：李晓峰　冷　莎

企业反倾销申诉研究管理论文 篇3：

林产品反倾销预警系统结构和机理研究

[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林产品出口数量的增加，进口国对我国林产品的反倾销申诉日益增多，对我国的林产品出口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文章结合国际倾销的法律和规则，提出以价格预警、损坏预警、因果关系预警为主体的反倾销预警系统，并采用系统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对反倾销预警系统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根据反倾销预警系统的特征，结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反倾销对策。

[关键词]反倾销;预警系统;反倾销机制;林产品贸易

1 问题的提出

1.1 我国林产品遭受反倾销现状

作为大部分工业的生产原料，林产品一直被全世界的各种工厂视为战略必需品。而在环保观念日益提升的现在，林产品更是渗透到了生产工艺的方方面面。“十三五”时期，林业在国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种特色经济林及其分支的森林旅游产业蓬勃发展，最终在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快速迈进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但是随着我国林产品的贸易规模越来越大，压力与危机也随之而来。近年来中国林产品在国外的销售过程中不断遭到了对方国家的反倾销抵制，反倾销案例不断增加，大大延缓了我国林产品走向全世界的进程。

由表1可见，2006—2018年，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联合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林产品展开了大面积调查，共计带来了19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有这些发达国家对中国频繁发起反倾销调查为先例，部分如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有着和中国类似的发展历程，并且和中国有着相近的竞争产品，开始尝试对中国林产品也进行反倾销调查。对各个国家的林产品反倾销案例进行调查后得出的数据显示，被反倾销的林产品种类为纤维地板、橡木盖板、纸板以及纸等大规模出口的木型林产品。相较于国际上的激烈反应，中国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其在反倾销方面的能力。2006—2008年间，中国对外来进口林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较少，不到国外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案件的1/9。自2008年以来，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中国种类繁多的林产品在全世界遭受反倾销案件调查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从反倾销和出口贸易额的关系来看，中国林产品产业遭受的反倾销案件調查数量与中国所有林产品的世界出口贸易额成正比。

1.2 反倾销预警系统建立的必要性

反倾销有其自然存在的规律性，这就给了我国进行反倾销预警的空间。现如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越来越自由化，高程度的自由化带来的是与日俱增的贸易摩擦。为了规避反倾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步建立了反倾销措施及其相应的反倾销预警警报装置。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以及出口的商品种类针对性地建立了多种反倾销预警机制，例如，中国台湾的“纺织品进出口监测以及预警机制”和印度的“大规模进出口产品触发监测机制”。在国际反倾销案例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我国也积极开展了对反倾销预警理论的研究。我国对宏观经济运行方面的预警研究由来已久，现如今在林产品反倾销预警方面几乎没有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国内直接受损的企业，我国的学者正在加快构筑起遵循国际贸易组织相关经济法律的林产品进出口预警系统。在林产品不断遭受反倾销案例调查的过程中，专项反倾销预警机制的重要性已经逐渐彰显出来。

2 林产品反倾销预警系统结构及机理

2.1 林产品反倾销预警系统原理

WTO规定所有反倾销行为的成立都必须同时满足这三个要素，即倾销产品的价格界定要素、倾销产品对进口国的损害要素、倾销产品对进口国产业的损害强度与因果关系要素。大部分国家在制定相关的反倾销法律的时候都会遵循这三个要素。

（1）倾销产品的价格。WTO在《反倾销守则》中明确指出了反倾销的定义：“在一种产品由一个国家出口到另一个国家时，其价格低于该出口国在正常贸易中用于消费其相同类别产品的可比价格。即该类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水准进入另一国市场时，该种产品的销售就会被认定为倾销。”从此定义可知，即使占据了部分进口国的市场，只要产品的价格高于或者等于该产品的行业正常价值，那么该种产品的销售就不能被归入倾销的范畴。

（2）损害确定。客观公正的倾销损害审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进口国进口倾销产品的数量，倾销产品进入市场后对进口国内同类商品带来的价格波动。二是倾销产品在进入市场之后对市场带来的宏观后续影响。为确定倾销损害，统计的倾销产品销量在倾销产品被进口国反倾销制裁前后的变化数据将会是判断进口国受倾销损害的重要标准。

（3）因果关系认定。这里的因果关系指进口国产业受损案件与被认为倾销的商品之间的直接联系。进口国产业受损可能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因果关系，包括金融危机导致的国内经济衰退以及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暂时倒退等，不一定是倾销的原因。进口国市场的损害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判断：一方面，以倾销产品销量时间线变化为基础，量化市场损害问题。另一方面，世界整体上的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与起伏。

根据上文所述要素，从反倾销的基本定义和构成出发，可以逐步确立林产品反倾销预警系统的总体原理：首先，要求中国林产品行业协会收集并提供国内外同类企业的总体信息和分类产品信息，并及时向海关、银行、工商管理等部门请求林产品相关数据;其次，以数据为依托建立起中国林产品行业数据库网络;最后，通过林产品大数据网络分析来找出国外政府对我国林产品的反倾销浮动界限。一旦出口林产品的价格或数量超过临界值，预警就会自动发出反倾销警报。

2.2 林产品反倾销预警系统结构

文章所建立的林产品反倾销预警系统主要包括价格预警、损害预警、因果关系预警三大部分，如果同时满足三个预警，则可以界定为倾销，企业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如果在某个预警过程中不满足预警条件则将不进入下一个预警，具体如图1所示。

（1）建立企业同类产品信息资源库。我国林产品出口种类繁多，出口地区分布广泛，但并不是所有的出口产品都有可能遭受国外反倾销起诉，并且对每一种出口产品都建立预警监测系统也不现实，所以，企业应当通过对国内外同类产品中反倾销的数据进行收集，建立企业自己的同类产品信息资源库。

（2）价格预警。本企业产品的价格如果低于或等于同类产品信息资源库内的产品价格，则出现价格预警，企业出口的产品有可能会遭受进口国的反倾销，如果高于同类产品信息资源库内产品价格，则无须进入下个环节。

（3）损害预警。如果价格预警成立，则将进行损害确定，主要是重点关注和考察进口本企业林产品的国家同类产品生产数量的变化，如果生产数量明显减少，则有可能对进口国的经济造成影响，损害预警成立。如果不满足这样的条件，则不进入下个环节。

（4）因果关系预警。本企业应该关注：近年来产品出口到该国的数量是否增长幅度很大，且同时进口国生产同类产品的数量下降幅度很大，此时，进口国有可能对出口企业进行调查，因果关系预警成立。如果不是，则退回上一环节。

（5）界定倾销预警。如果三个环节的预警均成立，企业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应对进口国的反倾销政策和法律措施。

应该说，三个主要的预警部分是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当企业意识到某一预警时，应避免出现下一个预警，比如企业发现了价格预警，就应该采取一定的出口策略，不应让下一个预警出现。

2.3 林产品反倾销预警系统机理

正如前文所述，进口国的反倾销行为的成立必须同时满足三个要素：倾销产品的价格界定;出口国产品对进口国的损害;出口国的倾销行为对进口国产业受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强度。因此，林产品反倾销预警系统的机理关键在于三个预警体系如何确定，如图2所示。

（1）出口价格的倾销确定。依照各国法律规定以及相应的国际协议可以确定产品的EP（出口价格）和NP（正常价值）。确定两种价值之后对照SP（同类产品价格）并在国际《反倾销协议》的规定下可以得出遭受反倾销调查的企业通常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EP<NP，进口国市场上流通的该产品价格要低于该产品的正常价格。二是EP<SP，进口国市场上流通的该产品价格要低于同类产品价格。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反倾销对策都是在进口产品倾销幅度超过上限的情况下才会启动。反倾销幅度一般表示为LT=（EP-NP）/NP。在倾銷幅度没有超过该国政策允许值时，进口国不会对进口产品采取严厉的反倾销制裁。

（2）损害的确定。在需要判断某出口企业是否对该进口国产业产生损害时，例如某一年，设为T年，某国提起对某出口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可对该出口企业T年及其前后几年记录的数值进行比较研究，当该企业的出口行为可能对进口国产生损害时，存在两种情况：第一，St<（St-1），记在T年内该进口国同类产品的生产数量为St，记近年来该进口国同类产品的生产数量为St-1;第二，MSt<（MSt-1），记在T年该进口国同类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为MSt，记近年来该进口国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为MSt-1。

（3）因果关系的确定。作为出口企业，在受到进口国对本企业的反倾销诉讼时，设该年为t年，企业应关注以下几点：记t年来出口到该国的产品数量为Qt-1，记t年出口到该国的产品数量为Qt;记近年来该进口国同类产品的生产数量为St-1，记t年该进口国生产的同类产品的数量为St。若（Qt-Qt-1）/Qt正向增加，则该出口企业生产的产品出口到该国的数量增长加快，且同时该进口国同类产品的生产数量减少加快，若（St-St-1）/St负向减少，则此时企业要提高警惕，进口国很可能即将对其实施反倾销调查并按相关法律进行制裁。

3 林产品反倾销对策

3.1 熟悉反倾销的法规

每个企业都应当系统全面地研究有关国际反倾销的法律条文以及进口国当局发布的有关反倾销的各种指示命令及具体调查程序，并与进口方一起向进口国解释林产品低价的缘由。首先，在被发起倾销调查之前，可以进入外国市场进行市场调研，为产品制定合适的价格，降低被进口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可能性。面对已经被发起发倾销调查的情况时，企业更要主动配合进口国当局的检查，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反倾销调查。

3.2 提升企业产品的竞争力

第一，国家可对出口加以限制，避免出现出口量激增的情况，实现出口数量的平稳增长。为避免出现出口产品的流向过于集中的情况，我国还需调整产品的出口结构。

第二，为避免低价竞争，企业更应提高自身产品的科技含量。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中国的企业在这样的国内环境下应该不断改进企业体制，升级产业链，优化品牌价值。如今各国企业之间低价恶性竞争频繁，中国企业在与国际市场交流的过程中应放远眼光，提升自身品牌价值，着重于各个国家贸易伙伴的长久合作，尽量避免因实施低价战略所带来的利润缩减及反倾销诉讼。一旦被认定为倾销，企业将失去已经占有的大部分的海外市场，受到重创。

第三，可与进口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避免反倾销贸易壁垒。我国林产品的出口对象主要是欧美国家，企业应该抓住这个契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与进口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合作共赢。从短期来看，合资企业的建立可减少扰乱出口秩序的行为，以此来合法应对进口国的反倾销贸易壁垒，而且可以通过互利共赢与贸易伙伴国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企业走向全世界，逐渐发展成为一流的跨国公司。

参考文献：

[1]杨林岩.出口产品反倾销预警支持系统研究[J].当代经济，2007（3）：119-120.

[2]梁俊伟.中国反倾销路径与特征[J].当代经济管理，2013（10）.

[3]唐宜红，张鹏杨. 反倾销对我国出口的动态影响研究[J].会计研究，2016（11）：33-46，135-136.

[4]余振，陈鸣. 贸易摩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境外对华反倾销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9（12）：108-120，133.

[5]杨艳琴.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反倾销的认定逻辑及应对策略[J].对外经贸实务，2019（12）：93-96.

作者：席庆高 陈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