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增长成因分析论文

摘要：近年来，中国税收呈现高增长态势。税收增长率远超经济增长率，税收高速增长以及税收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增长。然而，影响税收增长率变动的经济因素是多元的，主要受到经济增长水平、价格水平等影响。实证分析表明，经济波动决定税收增长率的变动，经济波动与税收增长率变动存在长期均衡变动关系，价格对税收增长率也有较大影响。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税收增长成因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税收增长成因分析论文 篇1：

价格、GDP与政府对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满足政府履行各项职能的需要，中国税收收入获得了快速增长。物价水平的涨落及其波动程度不同对税收收入增长会产生不同影响。GDP增长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会因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同而异。在税收制度的设计到税收征管的落实整个过程中，政府任何一项行为都将影响税收收入情况。然而，政府行事的关键应该在于保证征税的公平性，而非一味地追求税收收入增长。因此，政府应该致力于促进GDP的增长和改进政府与税收收入相关的行为。

关键词： 税收收入增长； 价格水平； GDP增长； 政府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相比GDP增长，税收收入增速更快。税收收入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的关系可以用税收弹性来衡量。税收弹性是描述税收收入相对于GDP的弹性的指标，即在现行的税率和税法下，税收收入变动的百分比对GDP变动的百分比的比值。如果税收弹性大于1，表明税收富有弹性，税收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或者说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对于税收弹性大于1，研究人员有各自不同的看法。部分人会因为弹性大于1而担心税收增长将拖累经济增长，相关研究证实，过高的实际宏观税负增长与GDP增长呈负相关。[1][2][3] 而其他人则认为不必过于担忧，因为根据瓦格纳定律、平衡预算原则以及参照国际比较，目前的弹性是合理的，而且有关实证研究也证实宏观税负提高对经济增长没有拖累。[4]

学术界的争论突显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性。因而，探究税收收入增长的复杂原因就尤为必要。可以将促进税收收入快速增长因素分为三类，分别为价格水平、GDP增长和政府行为。

一、价格水平的影响

价格水平的提高是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首先，物价水平的涨落将对税收收入增长产生拉升或降低的作用。[5] 在通货紧缩的年份，价格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有负的影响，而在其他时期，影响基本都是正的。其次，价格水平因其波动程度不同对税收收入增长会产生不同影响。在价格波动较大的年份，价格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绝对额的影响更大。[6] 例如，与经济萧条期或稳定期相比，经济高涨期价格对税收收入增加额的正面影响程度更高。不仅如此，在累进税制条件下，价格的提高将明显地促进税收收入增长。[7]

此外，如图1所示，价格水平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可以通过真实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现价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比较来观察。税收收入是按现价计算征收的，税收收入增长率也按现价计算。尽管真实税收收入增长率不能被准确地获得，但是可以运用GDP平减指数来近似求得。之所以运用GDP平减指数来消除价格因素是因为它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及各产业部门的整体物价水平，而其他平减指数，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只能反映某一方面价格变化水平，难以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相关研究发现真实税收收入增长率比现价税收收入增长率减少2-4个百分点。[8] 但是图1呈现的结果却是真实税收收入增长率比名义增长率低约10个百分点。

二、GDP增长的影响

除了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税收收入来源于经济。如果经济发展停滞，税收收入就不会有快速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因而税收收入增长就具备了坚实的税源基础。可是，GDP增长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又因GDP的量与结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一）GDP的总量与增量

GDP总量对税收收入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张雅丽等（2008）通过对1994-2006年税收收入总量与GDP总量相关性的分析发现GDP总量增长决定了税收收入增长。[9]类似的发现是，经济增长因素是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主导变量。[5]与其他因素相比，2001年以后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贡献比例更高，尽管其比例有下降的趋势。[6]

然而，GDP增量对于税收收入增量的贡献以及GDP增长率对于税收收入增长率的贡献却不大。大量研究发现，税收收入增长率只有很少部分能被GDP增长率解释，它们的相关性很差，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4][10][11][12][13][14]经济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贡献的下降说明了税收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相互脱离。[15]由此可见，除了GDP量的影响之外，税收收入增长必定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二）GDP的地区结构

除了GDP总量的影响以外，GDP地区结构的差异造成了地区间税收收入增长差异。相关研究发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税收收入增长呈现明显的差异。[16]从全国平均水平看，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明显，税收收入的经济增长弹性是1.536。可是，各地区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差异却很大，而且从东到西，税收收入增长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程度存在递减关系。东部地区税收收入的经济增长弹性高出中部地区0.38个百分点，高出西部地区0.41个百分点。

（三）GDP的产业结构

GDP的产业结构也是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将会直接改变税源结构以及税收收入的质量。就算在GDP总量的增长变缓时期，在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下，利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也能够实现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从而带来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反之亦然，在工业增长速度下滑时，部分年度第二产业的增速会低于GDP增速，从而造成税收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17]

根据三次产业的划分，不同产业的GDP增加值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程度各不相同。研究发现，比起第二、三产业，第一产业GDP增加值对税收收入的贡献较小，第一产业GDP增加值对税收弹性仅为0.27个单位。[4]

除了三次产业间的差异之外，不同产业的GDP对税收收入的影响还会因税率的不同而不同。高税率产业的GDP，比如房地产业，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较大；而低税率产业的GDP贡献则相对较小。[7]显然，提升高税率产业的GDP比重有利于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

由此可见，税收收入增长不仅仅受到其税源GDP总量的影响，还受到GDP的地区结构和行业结构的影响。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的GDP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不尽一致。就地区结构而言，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GDP对当地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更大。而就产业结构而言，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比第一产业要大得多。

三、政府行为的影响

经济发展是税收收入增长的基础，可是，毕竟税收是政府的职能，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而，政府行为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并不亚于经济发展。在税收领域，政府行为具体体现在税收制度的设计制定，税收政策的制定与调整，税收计划的拟定与执行，税收征管的落实四个方面。因而，政府行为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可以从税收制度、税收政策、税收计划和税收征管四个方面来考察。

（一）税收制度

从1978年到今天，中国经历了三套不同的税制，分别为1972年税制、1984年税制和1994年税制。1972年税制一直延续到1984年10月，它是以工商税为主要税种，国有企业只缴纳工商税，集体企业缴纳工商税和工商企业所得税。从1984年11月开始到1993年12月结束，这一阶段的税制称为1984年税制。它主要包括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四个税种。此外，外资企业缴纳工商统一税。

1994年1月开始实施新税制，对经济进行多层次的调节。它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相关研究发现，各主要税种按其在1995-2004年间税收收入增长中的贡献大小来排序，依次为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海关代征、个人所得税和国内消费税。[13]其中，国内增值税的税收收入拉动率最大，年均值达到5.67，占税收收入增长率的32.0%。

现行税制体系中很多税种的重复征税问题也是导致近年来宏观税负水平提高，税收收入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18] 由于新税制仅仅是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财政收入的角度出发来设计的，而税负的参照标准没有被考虑到，所以造成了重复征税。

（二）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是政府税收部门调节税收收入的工具。由于税收政策的调整、税种的开征停征等将直接导致税率和税基的变化，所以税收政策的变化将对税收收入产生直接的影响。[19]

近些年来，税收政策的调整促进了税收收入增长。税收政策的调整过程可以分为1994-1997年和1998-2001年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税收收入增长属于制度释放活力的结果。因为分税制改革调动了各级财税部门的积极性，所以税收收入增长率迅速提高。[20]

第二个阶段，政府扩大了财政支出规模。首先，为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了税收收入增收计划。这一计划安排对税收收入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优惠政策和退税政策的长期实施，涵养了税源，为到期之后的税收收入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不但如此，伴随税收优惠措施相继到期，征税的恢复也促进了税收收入增长。比如，1994年开始进行增值税改革，确定了企业已经入库的商品存货可以获得进项税额的抵扣，平均每年的抵扣额将近200多亿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抵扣的存货不断减少，到1999年几乎没有可以抵扣的库存了。[19] 还有像对产品和劳务出口企业实行的优惠政策和退税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的增值税超税负退还政策，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等等。此外，税收收入也随新的税收政策的出台而增长。譬如，1999年取消了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的免税规定，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2001年将原来由交通部门收取的车辆购置附加费直接改为车辆购置税。

（三）税收计划

税收计划本应该是税务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情况以及税收制度、政策，对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的税收收入额的测算、规划与控制。[21]可是，实际上一直沿用“基数法”进行税收计划的编制。这种编制方法的弊端是，基数不能准确地反映客观的税源。因而税收计划容易脱离实际从而导致税收超收和违法征管。

此外，税收考核机制造成税务部门将税收计划作为工作的中心任务。[22] 因而，无论年度税收计划完成的难易程度如何，税收计划都将被无一例外地超额完成。即使在税收计划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前提下，税收收入仍呈现出连年超经济增长的态势。

（四）税收征管

税收征管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法定税收的实际征收量。税务部门通过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带动税收收入增长，因而税收征管的加强也是税收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

税收征管可以分为一次性征管和持久征管。一次性征管即短暂的应急征管行为。例如，清缴欠税、缓税，清理各种违规的优惠政策，查处偷税骗税行为等等。而相比一次性征管，持久征管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更加持久的效果。例如税务部门推广的“金税工程”管理系统能够提高增值税的征管水平。相关研究发现，1995-2006年期间以加强税收征管为主的其他因素对于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大体在23%左右。[5] 值得一提的是，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对房地产业企业所得税收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7]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必须杜绝提前预征税款的“寅吃卯粮”，贷款缴税，集资缴税，造假账，以“列收列支”实施“无税空转”等非正常的税收征管行为，尽管有些手段如造假账、虚填账单等能够增加税收收入总数。[23] 因为正是那些硬性的税收考核机制导致税务部门征收“过头税”、“借税”等其他违规征税行为，[24]所以必须革新税收考核机制。此外，还须加强税务稽查工作。作为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税务稽查能够维护税收秩序，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25]

因此，在从税收制度的设计到税收征管的落实整个过程中政府任何一项行为都将影响税收的收入情况。

四、结论

诚然，价格水平的提高、GDP的增长和政府措施的强化能够促进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然而，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来讲，并非每个因素的强化都是有益的，有些因素应该强化，而有的因素应该弱化。

尽管对于财政收入主要依赖税收收入的中国政府来说，出于满足政府履行各项职能的需要，使得税收收入增长速度略快于GDP增长速度是合理的，但是，政府行事的关键应该在于遏制税收收入过快的增长，并保证征税的公平性。

（一）必须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

价格水平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升高。一方面是因为价格永远都是波动的，所以价格水平不可能无限制地上升。另一方面是因为过高的价格水平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还不利于社会民生。因而，政府就不应该依仗抬高价格水平来增加税收收入。

（二）应该致力于促进GDP的增长

一方面，在扩大GDP总量的同时，必须调整GDP的地区结构和行业结构。不但要保持东部地区GDP增长的势头，还要促进中西部地区更快地发展。另一方面，继续加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并努力改进第一产业的效率。

（三）改进政府与税收收入相关的行为

1. 提高特定税种的税负造成赋税过重的话就很可能会拖累将来的经济发展。

2. 取消针对部分对象的税收收入优惠会提高他们经营的成本，将对于他们的生产经营产生负向的激励。

3. 以任务为中心的税收计划将给社会带来过重的税收负担。

如果税收收入增长主要是由这些因素造成的，那么税收收入增长将会拖累经济增长。因而，应该坚持实行结构性减税，通过相关税收制度改革，减轻企业与个人税收收入负担，并通过税收政策调整，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宋效中，赵利民.宏观税负与中国经济增长[J].探索，2005，（3）.

[2]吴美华.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效应——兼论现行税制模式转换[J].改革，2005，（9）.

[3]张荻，等.关于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以2000—2006年的数据为基准[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4]朱红琼.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19）.

[5]王道树.关于税收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统计学中的指数体系方法在税收分析领域的一个应用案例[J].涉外税务，2008，（2）.

[6]李卫刚.税收增长影响因素的可持续性分析——基于江苏、安徽、四川情况的比较[J].地方财政研究，2007，（3）.

[7]谷成，王远林.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以房地产业企业所得税为例[J].预测，2008，（2）.

[8]郭喜，高红.试析中国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的价格因素[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9]张雅丽，等.我国税收高速增长的合理性分析[J].西部财会，2008，（1）.

[10]毛翠英，杨抚生.对我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4，（3）.

[11]刘建民，宋建军.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6）.

[12]高黎，聂华林.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税务与经济，2006，（5）.

[13]曾国安，胡晶晶.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6，（8）.

[14]胡怡建，潘雷驰.1978-2006年我国税收增长率变动成因探索[J].税务研究，2007，（3）.

[15]任晓辉，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J].甘肃科学学报，2003，（1）.

[16]郭庆旺，吕冰洋.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对税收增长的影响[J].涉外税务，2004，（9）.

[17]史耀斌.科学认识税收增长和GDP增长的关系[J].中国财政，2009，（11）.

[18]韦坚.我国税收超常增长引发税改新思路[J].经济问题探索，2007，（9）.

[19]原铁忠.GDP能作为衡量税收增长的尺度吗[J].税务研究，2005，（1）.

[20]甘家武.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J].经济问题探索，2006，（5）.

[21]姜竹，等.税收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2]陈海霞.从我国税收超经济增长现象看税收计划问题[J].税务研究，2008，（9）.

[23]安体富.关于如何看待近几年来我国税收的超常增长和减税争论的几个问题[J].税务研究，2002，（8）.

[24]韩艺.近年来我国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的隐性原因透析——兼论对国家税务总局原因解释的验证[J].发展研究，2009，（10）.

[25]张茂良.当前税务稽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02，（1）.

作者：洪波

税收增长成因分析论文 篇2：

影响中国税收增长率变动的经济因素分析

摘 要：近年来，中国税收呈现高增长态势。税收增长率远超经济增长率，税收高速增长以及税收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增长。然而，影响税收增长率变动的经济因素是多元的，主要受到经济增长水平、价格水平等影响。实证分析表明，经济波动决定税收增长率的变动，经济波动与税收增长率变动存在长期均衡变动关系，价格对税收增长率也有较大影响。

关键词：税收增长率；价格；经济增长率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别是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呈长期上升之势，税收收入增势明显，且远远超过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国内学者在探索税收增长率原因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式，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税收增长率保持增速的原因主要是近几年来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现将国内不同学者观点归纳如下：樊丽明、张斌（2000）认为在反映经济增长的实际GDP增量中，可税GDP的比重是决定税收收入增量的首要因素。原铁忠（2005）指出在税收增长因素中非经济增长因素占了很大比重，剔除非经济因素，税收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长基本保持同步。贾康、刘尚希（2002）通过分析发现，当前税收的快速增长，是许多临时性因素的作用，并不代表长期趋势。若去掉这些临时性因素，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是大体合适的。曾国安、胡晶晶（2006）考察了不同税种与GDP的协调增长关系，提出税收收入的增长应该服从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如果税收收入的增长最终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税收收入的增长就是合理的。安体富（2002）认为税收与经济的增长本质上是协调的，由于税收征管、税制政策、税款“虚增”等其他因素的扰动，使得两者失去了协调性，考虑到这些非经济性因素对税收增长率的影响，他建议中国应该适当减税，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国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其手段是通过改革和完善现行税制来实现。曾康华（2006）通过对中国1978-2005年税收变动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非经济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变动起较大作用，同时税收收入增长率的变动自始至终围绕GDP增长率的波动进行。王琦（2006）通过对流转税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关系的协整检验得出结论，流转税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协调的，但税收超经济增长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税制结构。胡怡建（2006）则通过对时间序列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1978-2006年期间，经济增长率对税收增长率的解释力度比较小，税收增速的调整依赖于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前一期税收增长对下一期税收增长所形成的预期。

以上对于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税收增长的原因作出了解释，同时还指出了如何保证税收稳步增长。但是综观这些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影响税收增长的因素。一方面现有的研究仅仅基于纯理论的角度，或者即便运用了某种技术分析，也只是在选取多种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对税收增长状况进行概述。另一方面，很少有学者对税收增长率这一概念进行专门研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影响税收增长率的因素越来越复杂。本文基于以上两方面，在理论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法，对影响税收增长率的经济因素所产生的效应进行深入探索。

二、税收增长率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

（一）税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在经济因素内涵的界定上，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是：经济因素应该包括GDP规模、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效益等因素①。这里所说的影响税收增长率的经济因素，主要是指国内生产总值（GDP）变动率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并以樊丽明、张斌的观点为基础，分析可税GDP变动率对税收增长率的影响程度以及这种效应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可税GDP是指可以作为税收课税对象的GDP组成部分。在反映经济增长的实际GDP增量中，可税GDP的比重是决定税收收入增量的首要因素②。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经历了4次周期性波动。第1次经济波动在1978-1985年。在此期间，前4年中有3年GDP的增长率是下降的，1979年与1980年的GDP增长率基本持平，后4年持续回升。谷底在1981年，GDP的增长率为7.6%，峰顶是1985年，为25%，峰顶与谷底的落差有17.4个百分点。第2次经济波动发生在1986-1988年。3年间，GDP增长率有1年下降，2年回升，谷底是1986年，GDP增长率为13.8%，峰顶是1988年，为24.9%，落差为11.1个百分点。第3次经济波动发生在1989-1994年，前2年GDP增长率是下降的，后4年GDP增长率则明显回升，谷底是1990年，GDP增长率为9.7%，峰顶是1994年，为35.8%，落差为26.1个百分点。第4次经济波动从1995年至今，在此期间，1999年的GDP增长率只有4.7%，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此后GDP增长率比较平稳，2006年GDP增长率达到14.4%。可以预计，如果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不发生较大变动，GDP增长率的平稳趋势还将继续保持。

从图1可以看出，1978-1996年，税收增长率的变动比GDP增长率的波动要剧烈得多。变动最大的年份出现在1985年，这1年的税收增长率为41.9%，而1986年税收增长率只有4.0%，落差近38个百分点。另一个变动较大的年份出现在1993年，这1年的税收增长率为28.6%，而1992年税收增长率回落到10.5%，落差有18个百分点。1999-2006年，税收增长率均高于同期的GDP增长率，成为自1978年以来税收增长最快最平稳的时期。从GDP增长率与税收增长率的关系来看，尽管两者差异较大的年份为多，但增长率的波动趋势基本一致。所以，从根本上说，税收收入随GDP的增长而增长，同时还受税收征管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从宏观税负的角度分析，1978-2006年中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动，大致呈非对称凹型。1978-1984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2%～14%之间，1985年“利改税”后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到15%，税收增长率高达101.17％，无论是增量的绝对数还是增长率，1985年都是空前绝后的。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在1984年10月1日实施了第二步“利改税”，同时颁布实施了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国营企业调节税等6部新税收条例。之后，1985年4月又开征了集体企业所得税，1997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现回升迹象，达到11.1%，此后几年稳步增长。之后，这一比重继续上升，2003年达到17.1%，2004年为17.7%，2005年为18.4%，2006年为19.0%。由此看出，中国税收增长率与同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很强的依附关系。

（二）税收增长率与价格的关系

为了便于分析，根据税收增长率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我们把价格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最终消费品价格指数Pe，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第二种是中间消费品价格指数Pm，包括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价格指数是相对的概念，对于特定单位来说，它的产品价格是最终产品价格，而对它下游的企业来讲，则是原材料价格，因此，Pe和Pm的变动在趋势上应是基本一致的。下文所提到的价格指数，均以价格代替。

由于税收的增长是受经济增长、征管水平、税收政策调整和价格因素共同影响的，无法从量上单独考察价格的影响程度，但是从变动趋势可知（见表1），1997-1998年，价格指数呈现降低趋势，同期的税收收入增长率也逐年降低；2000年，价格指数出现增长，同期的税收增长率明显提高；2001-2002年价格指数又有所回落，税收增长比例也随之回落；2003-2004年的价格指数出现了新的增长，税收增长率也同时出现了增长。除1996年和1999年以外，其他年度税收增长率变化和价格的变化趋势表现出了明显的一致性，这说明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三、中国税收增长率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

（一）平稳性检验

根据中国1978-2006年的税收收入总量以及相关统计资料数据，利用Eviews5.0绘图，得到图2。

从图2可以看出，税收总水平除1979年比1978年稍有增加外，其余年份基本上保持增长趋势。1978-2006年的29年间平均每年增加税收2344.22万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2%。尽管税收规模逐年增加，但税收增长率的波动比较剧烈。一方面，从中国税收序列的变动特征来看，显然是一个非平稳序列。通过对税收增长率作一阶差分DTi的序列图，1979-1993年，DTi表现为近似平稳特征，但从1994年起，DTi表现为非平稳序列特征。进一步地，从其二阶差分D2Ti序列图（略）也可以看出，D2Ti也表现为非平稳序列。如果用自回归一阶差分或二阶差分模型描述中国税收变动，由于存在非平稳性，模型的拟合程度就会大大降低，参数估计值也是不显著的。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变化趋势的存在导致伪回归现象，提高对税收收入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判断，采用ADF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对变量及变量的一阶滞后差分项进行ADF检验时，检验形式根据变量趋势图确定是否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而检验的滞后期由Eviews5.0计量软件根据AIC和SC准则自动确定。检验结果见表2，其中DT、DGDP、DP分别表示相关变量的一阶滞后差分项。

由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原始变量T、GDP、P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仍然是不稳定的，而一阶差分后的变量在5%或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显示平稳。所以，原始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为I（1）过程，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二）协整检验及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估计

协整理论在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Engle和Granger（1987）认为，非平稳变量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变量，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称为协整方程，且可被解释为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此检验以VAR模型为基础，具有非常好的小样本特性。由于协整检验对于滞后阶数的选择非常敏感，因此，在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前应首先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本文根据无约束VAR模型的残差序列相关性分析来确定，VAR模型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的最小长度为2个滞后期，因此我们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2。

由于税收增长与价格之间不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因此，我们只对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的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进行VAR模型估计。为了更客观地表示出两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两变量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即VAR模型估计，得到估计结果如下：

由模型估计结果（1）、（2）可以看出，税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这两者不仅受到自身滞后数值的影响，而且当期的税收增长率还受到前几期经济增长率的制约；同时，现期的经济增长率也受到前几期税收增长率的影响。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但是变量之间相互促进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很明显，需要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这种检验方法通过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可以引入到其他变量方程中，从而使解释程度提高。如果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那么则称它们之间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我们采用VAR模型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对于GDP方程，在10%的置信水平下，GDP方程的x2统计量值3.10614、3.07610分别大于查表得到的临界值，同时P值比较小，这说明经济变动率是税收增长率较高的原因，税收增长率也是经济变动率的原因，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对于P方程，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P方程中T的系数显著为0，即税收增长率不是价格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价格是税收增长率的Granger因果关系。因此，这一结果更加肯定了，经济增长因素是促进税收保持高增长率的重要原因，同时税收的高速增长也加速了经济的增长；最终消费品价格对税收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易引起税收的增长变动。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1978-2006年中国税收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分析可以看出，税收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水平的影响，同时以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水平为解释变量又不能对税收增长率的变动作出完全的解释，这说明税收增长率的变动还受非经济因素，比如税收政策、税收管理等方面的制约，由此归纳出以下几点结论：

1. 经济波动决定税收增长率的变动。根据时间序列分析显示，经济波动与税收增长率变动之间存在一定时差。一般地，经济增长率波动在先，随后引起税收增长率的变动，而且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要慢于税收增长率的变动。这说明，影响税收增长率的因素中经济波动是引起税收增长率变动最主要的因素，而且税收收入的均衡增长取决于GDP的适度增长。要获得税收收入的长期均衡增长，就必须促使GDP适度增长，防止税收增长率处于大起大落的变动之中。

2. 经济波动与税收增长率变动存在长期均衡变动关系。1978-2006年，GDP的增长率和税收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这是进行实证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同时，GDP的年均增长率低于税收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而且税收增长率的变动比GDP增长率的变动要剧烈的解释，这说明引起税收收入增长率变动的因素除了其他经济因素以外，也有非经济因素。但是，税收增长率的变动自始至终围绕GDP增长率的波动进行。

3.中国宏观税负在近30年期间长期偏高的情况在最近几年已经表现十分明显。税收增长率的波动呈现非平稳特征，所以，要使中国税收规模均衡增长，除继续保持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尽快降低宏观税负外，还要构建和谐的税收征收环境和合理的税收制度，努力消除影响税收增长的不利因素。

4.价格对税收增长率具有较大影响，价格还会通过影响经济发展间接地影响税收，但价格对总体税收的影响是通过对个别税种的影响来实现的，在具有明显通货膨胀迹象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提高个别税种的税率或者开征临时性税种以消除物价上涨带来的影响。

注释：

①王剑锋：《经济因素在税收增长中贡献作用的估算：1997-2005》，《税务与经济》，2007年6月。

②文中以下提到的GDP均指可税GDP。

参考文献:

［1］樊丽明，张斌.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的关联分析［J］.税务研究，2000，（2）.

［2］王军平，刘起运.如何看待我国宏观税负——基于“非应税GDP”的科学评价［J］.财贸经济，2005，（8）.

［3］原铁忠.GDP能作为衡量税收增长的尺度吗［J］.税务研究，2005，（1）.

［4］胡怡建.1978-2006年我国税收增长率变动成因探索［J］.税务研究，2007，（3）.

［5］贾康，刘尚希.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税收的超常增长和减税［J］.税务研究，2002，（8）.

［6］曾国安，胡晶晶.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6，（8）.

［7］安体富.如何看待近几年我国税收增长的超常增长和减税问题［J］.税务研究，2002，（8）.

［8］曾康华.1978～2005年税收变动的实证分析［J］.税务研究，2006，（4）.

［9］王琦.流转税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的协整检验［J］.税务研究，2006，（8）.

［10］胡怡建.我国财政收入超常增长中的虚增问题分析［J］.涉外税务，2003，（6）.

［11］靳连峰.价格与税收关系的理论分析［J］.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06，（9）.

［12］孙敬水.计量经济学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1）.

［13］Robert S.Pindyck， Daniel L.Rubinfeld.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onomic Forecasts［M］. New York :McGraw-Hill，1998.

［14］Assaf Razin， Chi-Wa Yuen. Optimal International Taxation and Growth Rate Convergence: Tax Competition vs.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J］.vol6.1，1999.

责任编辑：学 诗

责任校对：金 霞

作者：商　凯　张志辉

税收增长成因分析论文 篇3：

我国税收超常增长的实证分析

【摘要】自1994年来,我国税收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种税收超越于经济增长的态势,使得税收超速增长是否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问题受到普遍关注。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税收超常增长的原因,并验证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进而对税收与经济协调增长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税收增长 经济增长 税制 回归分析

一、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现状

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规模最大、内涵最深、范围最广的一次结构性税制改革。而此次税制改革后的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税制基本未作大调整背景下中国税收持续15年呈高速增长态势,尤其是自1997年后,税收增幅一直处于超经济增长的状态,这也直接导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4年的11%窜升至2008年的18%(见表1)。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经济蓝皮书(春季号)》指出:“发生在过去13年来的中国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现象,不仅在中国,而且是世界上的一个特例。对于这一特例发生的缘由,难以用一般规律加以解释。”通常认为,税收的高速增长是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产业结构不均衡、税收征管的强化以及进出口不平衡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不管是哪种因素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既定的前提下,税收增长连续的超经济增长,即意味着经济资源更多的向政府部门转移,由政府机构进行了新的配置。也就是说,它事关GDP在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分割格局,牵涉有关中国宏观税负问题的判断,故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有重大影响。

二、税收超常增长的判定

1、税收弹性角度判断

从政府公共职能角度看,税收必须保持一定规模的增长,缘于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市场失灵因素会日益增多,从而要求政府干预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应不断增加。再者,由于社会的进步,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等等。以上因素将会导致政府公共支出规模随经济发展不断增长,从而必然要求税收收入呈现一定幅度的增长,这种增长有些时期甚至快于经济增长, 即表现为税收弹性等于或大于1,这样才能适应政府行使职能需要。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政府通过税收获取经济资源的主要目标就是弥补市场的失灵,只有这样社会资源的配置才能达到最优。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力度不断减弱,政府支出增长最快的是政府行政事业费支出。最近十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经济建设支出的增长减缓,比重下降,社会文教卫生支出比重基本未变,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长最快,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从原来的13%左右提高到19%。在这种情况下,把更多的经济资源若由政府来配置,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不符合帕累托效率原则的。

然而从税收弹性看,自1997年以来,我国税收弹性连续11年超过1,个别年份甚至达到2.5,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中,税收分得的比例是连续不断的增加(1994年来税收弹性情况见图1),并被投向于非经济活动。显然,无论是从征收,还是从使用方向来看,税收增长都是超常的。

2、税收痛苦指数角度判断

西方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税收效率原则,其含义是多方面的。从资源配置角度,税收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使社会从可用资源的使用中获得最大的效益;从经济机制角度,税收要有利于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不仅可以使得微观经济效益提高,宏观经济也要稳定增长。也就是说,政府的税收行为要尽量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即纳税人经济活动的影响,尽量不改变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选择,并且通过税收所获取的社会资源获得的经济效益大于微观经济主体。

那么,经过连续十几年的税收快速增长,目前的税收行为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是否会产生较大影响,也许下面的数据能说明一些问题。2005年,美国著名杂志《福布斯》中文版以封面标题形式发表特别报道:2005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旨在通过一年一度的全球税负调查,为企业及其雇员提供投资和就业指导,用这一指数作为衡量政府税收政策是否有利于吸引资本和人才的最佳标准。其与我国税负有关的基本结论是税负痛苦及变化指数中国排名第二,绝对值为160。而到了2006年,我国税收痛苦指数仍为第二。2007年,我国继续是亚洲经济体中税务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税负痛苦指数是152。2008年由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改革等原因,我国税收痛苦指数下降到全球第五。到了2009年,根据该杂志的评出,我国痛苦指数仍为世界第二。

诚然,税负痛苦指数是以各地区最高边际税率计算的,不能完全说明实际税负的高低。但我们始终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增长超过10%的前提下,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宏观税负是在不断上升,已经由1994年的10%左右达到18%以上(见表1),短短的15年税负上升了近1倍,税收增长之快可见一斑。

3、现行税制产生的背景角度判断

追溯一下现行税制的出生背景,便可发现,在1993年后期,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矛盾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严峻的通货膨胀。为应对当时高达20%以上的通胀率,要调动包括税制在内的几乎所有可能的手段。“抑热”便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二是严峻的财政拮据。为扭转当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持续下滑势头,要在税制设计中渗入增收的因子。“增收”也就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这两个着眼点,与当时只有50%上下的税收实际征收率相遇,“宽打窄用”的理念也就作为一种自然选择,进入税制设计过程中。也就是说,我国的现行税制在出生之时,就预留了很大的拓展空间,从而也就为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水平之间的巨大反差埋下了伏笔。正是由于这一预留的拓展空间,随着国家税务总局金税工程等强化征管手段不断实施以及现代化征管工具的投入,实际征收率很快提高到70%以上,税收一如脱缰野马,出现超常增长也就成为必然。

4、与其他国家对比判断

从国际实证分析看,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条件可以表现为税收弹性大于1。已有研究资料表明,90年代末,美、日、英三国税收增长速度均快于其经济增长速度,表现为税收弹性大于1。结合三国经济发展情况可得出:在不考虑大的经济波动或其他冲击情况下,就一国政府而言,税收弹性系数大于1,对于保持稳定经济意义重大。然而,世界上还没有那一个经济大国像我国一样出现连续10年的税收超经济增长,部分年份甚至超出1倍以上。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目前尚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政府在公共领域内的职能比发达国家要弱的多。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最主要的仍然是发展经济,政府并不能提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公共职能。那么,税收使得政府不断快速提高占有经济资源的份额,必然影响经济发展,是否超常增长不言自明。

三、税收超常增长的影响因素

具体从各影响因素看,我国税收增长基本可以排除政策和通胀因素。这是因为从我国实际来看,通货膨胀率对税收增长的原因不是主要的。如从1998—2003年税收超经济增长较多的几年看,各种价格指标上升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增长為0.3%,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年均增长为-1.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年均增长-0.7%,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年均增长为0.7%,经济总体为通货紧缩的影响。此外,从1994—2007年,我国基本没有发生大的税制改革,税收制度因素也不会成为主要因素。于是,征管、经济等因素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1、经济是影响税收增长重要因素

尽管财政部税政司在《科学认识税收增长和GDP增长的关系》中认为GDP增长速度和税收增长速度不存在直接的、量的对应关系,两者不能简单地比较,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通过相关的统计软件分析发现,经济因素仍是影响我国税收收入的最主要因素。

(1)税收收入与GDP相关性检验。通过SPSS统计分析软件,得到税收收入与GDP相关性结果如下表。

X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税收收入与GDP相关系数为0.997,非常接近于1,而且Sig为0.000,即出现不相关的概率为0,通过检验,说明我国税收收入与GDP呈现高度的正相关,税收随经济的增长呈增加态势。

(2)經济总量变动对税收的影响。从上面的检验得出,税收与GDP高度相关。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经济与税收相应的变动趋势,在此分析中我们选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拟合。

y= bx+c其中,y表示税收收入,x表示GDP

利用SPSS软件分析得出:

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R2=0.997,由于变量的个数会对R2产生影响,修正R2更能反映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在此方程中修正R2的值为0.994,方程的拟合程度很高,较好的体现了GDP对税收的影响。

以上的方差分析表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F值为2359.542,Sig值为0.000,小于0.05,通过F检验,说明我国的GDP与税收收入存在线性解释关系,回归方程能够成立,具有统计意义。

(3)经济增量对税收增长的影响。进一步,我们验证经济增量对税收增量的影响,也就是考察经济增长额与税收增长额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税收增长额=0.212?鄢GDP增长额-422.37

模型中,GDP的T检验值为8.132,Sig值为0.000,小于0.05,GDP增量对税收增量具有显著影响,可以通过GDP增量去解释税收增量。

在R检验中修正R2为0.823,说明此方程的解释程度不是很高,我国的税收增长受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大。

(4)经济发展模式对税收增长影响。目前地方政府的产业安排、目标设置、工作执行都以GDP和财政收入为最终评价目标,这种片面的评价考核体制,客观上引导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以是否能增加当地财政收入为选择产业的第一标准,靠投资驱动激励机制带来的税收高增长,实质上是一种低效益扩张,用扩大生产的形式拿走税收,再把大量贷款投入到低效投资中去,弊端十分明显,但却快速的拉动了税收收入的增长。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相关性,经济因素是影响税收收入及其增长的重要性因素。

2、征收率的提高是影响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春季号)》指出,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两个分析报告(许善达,2004;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2006)表明,中国税收的综合征收率已经由1994年的50%上下提升至2003年的70%以上。也就是说,在10年间中国税收的实际征收率提升了20个百分点。实际征收率提升的同时,便是税收收入的相应增长。随着税务部门的人员素质和技术装备水平的不断提高,税收征管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的距离将会越来越拉近。在如此的条件下,可以预期税收实际征收率将会稳步提升,税收收入肯定要保持相当的增长势头,在过去的12年间,现行税制所具有的巨大的拓展空间,可能是支撑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在当前的中国,支撑税收增长的最主要的非经济因素,即税收征管。支撑税收超GDP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就在于税收征管水平的不断提升。从上面分析不难看出,依据1994年税制,随着经济发展和征收力度的提升,税收必然会出现超常增长。

四、税收超常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1、税收超常增长对经济影响

分析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角度之一就是研究宏观税负特别是边际宏观税负的高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宏观税负高低可用于分析现有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对经济的影响,边际宏观税负高低可用于分析税收收入增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我国各地区1994—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因变量,以各地区年度宏观税负和边际税负为自变量进行计量分析(数据来源见表1)。

设二元回归模型为:

RG= a RT+b RMT+c

其中,RG 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RT 代表宏观税负,RMT 代表边际宏观税负

得出: RG=1.204RT-1.081RMT+18.889

(1.979 ) (-4.147) (2.739)

从模型检验结果看,由于宏观税负未通过检验,宏观税负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好是坏,计量结果无法得到定论;但边际宏观税率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检验,说明从全国整体上看,边际宏观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降低1.081个百分点。可见,税收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将抑制经济增长。

2、促进税收收入与经济和谐增长的建议

(1)新税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本文认为,在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经济制度中,税收制度应是与时俱进最强的那一类。由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所带来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管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都应在现行税制的与时俱进中得到验证,得以解决。从长远看,我国税制结构在不远的将来将过渡到商品课税和所得课税并重的格局上来;从最终的发展方向来看,我国应该实行由所得税为主的税制格局。我国应强化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同时降低或取消对生活必需品课征的流转税。降低流转税比重所减少的收入,可用开征财产税及加强对个人所得征税以及防范外资企业避税等措施来弥补。

(2)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调整。传统的发展观将单纯追求经济总量与速度增长,并以此作为衡量发展的惟一标志,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这一发展观指导下的直接产物。目前这种以投资为主要动力,缺乏技术进步的需求拉动型的增长方式在未来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来看,必须打破用高投入换来较高的GDP增长速度,较高的财政税收收入,忽视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的原有经济发展观念。

【参考文献】

[1] 吕冰洋、李峰:中国税收超GDP增长之谜的实证解释[J].财贸经济,2007(3).

[2] 胡怡建、潘雷池:1978—2006年我国税收增长率变动成因探索[J].税务研究,2007(3).

[3] 常世旺:经济增长与地方税收收入相关性分析——可税GDP概念的引申与应用[J].涉外税务,2005(1).

[4] 安体富:如何看待近几年我国税收的超长增长和减税的问题[J].税务研究,2002(8).

[5]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部课题组: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税收的超长增长和减税[J].税务研究,2005(8).

(责任编辑:张琼芳)

作者：王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