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有效性分析论文

2022-04-15

摘要：文章简要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优势资源禀赋有效性的发挥，该理论能够解释经济增长发生的条件和可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势资源禀赋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经济体应该随着优势资源禀赋的变化而调整促进优势资源禀赋发挥作用的有效性，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解决原有经济结构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创造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经济增长有效性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经济增长有效性分析论文篇1：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分析

摘要：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1985-2004年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长期存在唯一稳定的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长期不同步所致。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增长；格兰杰检验

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经济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要实现传统自给性农业向现代商品性农业的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发达和完善的现代农业基础设施与之相配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等有着重要的作用。PatrickBond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对于经济生活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包括工作机会、生产率提高等；间接效应包括农村环境改善和农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石爱虎、霍学喜认为，农业基础设施在农业发展中的经济效应体现为物质基础效应、效率提高效应和结构变动效应。［1］樊胜根研究发现，降低扶贫率和提高农业生产率起作用的13项因素中，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投资的作用居于第3位（教育和农业科研居前2位）。［2］林毅夫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将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长期受益，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3］

有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已有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共识，而关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利用1985-2004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检验，以期说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有效性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ADF检验主要解决现实中大部分时间序列变量为非平稳变量以及利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会导致伪回归的问题。本文采用目前普遍应用的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

中C为常数项，t为趋势项。若接受原假设H0则说明序列X_t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否则说明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方程加入P个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成为白噪音。对于非平稳的变量还要检查其差分的平稳性。如果变量的n阶差分是平稳的，则称此变量是n阶单整，记为I(n)。所有变量同阶单整是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为了研究方便，分别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额取自然对数，得到LnGDP和Lnfund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不仅可以得到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而且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ADF检验结果表明，LnGDP和LnFund都是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变量。两者的原值和一阶差分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二阶差分后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说明这两个变量具有二阶单整性I。［4］

二）协整检验

为了检验LnGDP和LnFund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利用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协整方法［7］，用Eviews软件对残差进行ADF检验，以判定其平稳性。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其结果为：

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方程残差μ的平稳性，结果如表2所示。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残差为平稳的时间序列，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主要是说明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它确定的是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即如果变量X是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那么X的过去的和现在的时间序列数据有助于改进对变量Y的预测。其数学检验模型为：

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检验，其结果如表3。其中，F值为检验统计量，P值为检验的概率值（P≥0）。若P值小于0.05，表示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若P值小于0.1，表示因果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否则，因果关系不成立。表3中P值一个大于0.05，另一个小于0.05，意味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只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单向因果关系，即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是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原因［5］；但由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双向因果关系，因此，从长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可以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

二、原因探讨

基于有效性检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虽然从短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但长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这与世界银行1994年给出的基础设施存量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的经验性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之所以不能验证这一结论，除了战略选择失当、投资效益低下、布局不尽合理且忽视技术进步的原因之外，主要在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长期不同步。［6］

（一）财政支农资金长期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主要由国家和地方各级财政投资建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1985-2003年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在“八五”时期为3%，“九五”时期为5.6%，2002年为7.3%；财政支出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业支出的绝对量在不断增加，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 456.7亿元，但财政支出中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比例却不断下降，1978年为13.4%，20001年为7.7%，下降了5.7个百分点。

（二）信贷资金不足

现阶段主要由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承担对农业的信贷任务。由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和回收周期较长，收费较低有时甚至是无偿服务，商业性银行不愿意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农业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着“慎贷”和“惜贷”现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1995-2003年农业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最高比例仅为7.1%。

（三）乡镇负债严重，无力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中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由县乡(镇)财政负担，然而，由于我国县乡(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同时乡(镇)的财政负债已十分严重，依靠乡镇集体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农业税制改革，取消“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一些乡镇对农业公共事业所需资金实行“一事一议”制度。根据有关规定，“一事一议”仅限于村级，而且必须是由村里兴办的农田水利设施、人畜吃水设施、村庄道路建设、植树造林工程等全体村民直接或间接受益的公共性设施和项目。而这项资金根据有关规定，年人均不能超过15元。由于农民小规模和分散式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民投资能力十分有限，要求村民自筹资金或举债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议案难以被认可，即使有些村社开展议事，也大多是“议而不定”或“定而不行”，造成急需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无法兴建，过去利用主渠道“两工”兴建的农业基础设施严重毁坏后又无力修复和管理。

农业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足，导致:(1) 农业基础设施长期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难以发挥出它应有的“社会先行资本”的本质特征。(2) 由于资源约束，不能同时或在短期内建成农业基础设施体系，而只能有选择性地建设某些子项或小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能得到有效和充分发挥。(3)农业中的许多重要基础设施本来就依赖于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或者本身就是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在农村和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延伸。在现行城乡二元制度或非制度性的障碍下，农业基础设施的关联效应和投资乘数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致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小。(4)伴随着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在整个基础设施投资比例不可能有大幅度增加，甚至趋于下降，在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和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发挥。

三、政策建议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不仅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瓶颈制约，而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并制定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早日实现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良性互动。

（一）提高对农业基础设施重要性的认识

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农业基础设施则是农业和农村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6］；仅仅认识到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是不够的，必须扩大基础设施的认识范围，在计算农业基础设施的贡献率时，要充分考虑到农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能单纯着眼于农业经济效益，要充分考虑农业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性意义。总之，只有高度认识到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才有可能在实践中给予其应有的发展地位。

（二）明确划分事权，发挥各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明确划分事权就是要真正严格地划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社区、乡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投资责任和投资范围。(1)全国性的、跨农业区和跨流域的农业骨干基础设施应由中央政府负责投资和管理；区域性的农业基础设施应以地方政府作为投资和管理主体，中央政府可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贴，受益区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都应适当分摊投资成本；小流域和社区范围内的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应主要由社区集体和农民个人负责投资和管理，地方政府可以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贴。(2)县级以上各级政府都应设立水利等各项专项建设基金，以用于本区域内一些较大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3)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引导和诱使农户投资建设自用为主的小型工程，并依法处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按投入要素进行补偿与分配等问题。

（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打破国家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渠道唯一来源的框架，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渠道筹资模式，保证有充足的资金来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1)在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规划方面，统筹城乡经济和工农业经济发展，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和社会资金的分配格局，保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要。(2)要逐步增加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比重，中央政府基本建设计划安排的预算内农业投资比重应由目前的17%提高到20%以上。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应逐步转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来。(3)要逐步增加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保持农业贷款增长率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长率，银行新增贷款规模中农业贷款的比重达到10%以上。

（四）积极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业基础设施

按照受益范围和排他成本的大小，农业基础设施可划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大类，对竞争性项目，由于受益范围不局限于农村社区，外部性大，原则上应由政府供给，但在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产权改革，将其外部收益内部化，民间资本也可介入。政府建立财政贴息制度，把一部分财政拨款或财政信贷转为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贴息资金，增强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引诱；对有竞争性项目，由于排他性成本不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可以补偿投资成本，应放开市场准入，民间资本采用多种方式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五）探索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管理体制

按照“谁投资、谁管护、谁受益、谁所有”的原则，加快农业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清晰归属，明确权责，建立起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激励机制。（1）对于农户自建或自用为主的小型工程，产权归个人所有，由乡镇人民政府核发产权证；（2）对受益户较多的工程，可组建合作管理组织，国家补助形成的产权归合作组织所有；（3）对经营性的工程，可组建法人实体，实行企业化运作，可拍卖给个人经营；（4）对业主开发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地方政府要予以扶持，并规范其收费标准和服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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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明霞　陆　迁

经济增长有效性分析论文篇2：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关键词：经济增长；优势资源禀赋；有效性

一、前言

中国作为新近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研究中国的经验，对于其它落后国家具有借鉴意义。日本，“亚洲四小龙”和“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增长有没有共性，这些共性是否具有可移植性，对于这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具有可复制性，那么，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因素分析可以为现在大多数经济落后国家带来福音。

二、文献综述

1. 斯密的《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分析》一书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本理论著作，斯密把经济发展归结为分工，市场容量决定分工，市场和分工相互促进，形成了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斯密从他那一时代的特征和作坊生产发展出发，归纳总结出他所看到的现象背后的因素。作为起点，斯密的理论有突出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经济增长理论，斯密对经济增长的分析过于简单，框架太粗，没有涉及经济增长的核心分析，没有具体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各因素的作用。

斯密之后经济增长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发展，熊彼得提出了第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他在1939年出版的《商业周期》和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对“创新理论”进行了阐述和系统的运用，把经济增长归为一系列自发产生的非连续的变化：“创新”活动。“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经济技术的变迁，“创新”的主体则是企业家，经济发展是个别企业家的“创新”的结果。“创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现代经济生活的重要一面，总结供给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排除了需求方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事实上，任何一个经济过程，都是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作用的结果，需求和供给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促进整个经济良性的发展，发展也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熊彼得“创新理论”中提出的破坏性概念，即“创新”过程是对原有经济结构的破坏和新经济结构的建立，这一概念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变迁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只是我们需要把这一活动的原因和主体需要重新定位分析，从事实经济活动中和大量的经济现象总结根本性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索洛利用C-D生产函数建立了索洛模型，利用两部门分析和外生的利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分析了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在增长中的作用。索洛的工作，把经济增长理论引入细化的方向，但是他的模型中，不能说明原因的索洛余量占了很大的比例，使分析和解释作用大大降低。索洛模型中收敛的结论也和现实经济严重脱节，模型的理论作用远远大于现实作用。无论是经济解释，还是经济分析，根本目的是用理论来指导实践，通过一定的理论来实现相应的目的，索洛模型所缺乏的正是真实世界需要的指导性和目的性。

之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否定了索洛的外生性假设，通过罗默、卢卡斯等人的努力，把各种要素内生化，形成了复杂技术变革的内生理论模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更加精致，闲暇、人力资本和教育，及技术的国别差距分析经济增长的原因。所有这些模型都是在其它模型基础上优化，加入现实因子以便理论更贴近实际。他们注重经济增长中的技术细节，忽略了制度、结构变化和资源禀赋变迁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这些理论可以称为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对经济增长的政策指导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资源，提供了检验理论的机会。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在总结中国经济增长事实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和“自生能力”理论，企业存在“自生能力”条件下，选取“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增长目的和经济收敛的路径。钟阳胜提出“赶超型”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抓住外部机遇、利用自身优势、通过人为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实现经济超常规、跳跃性的增长。“赶超型”经济增长一般通过推行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实现向发达经济的收敛。“赶超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国家确定一个经济发展方向，把资金和人力大量投入这个产业，实现该产业的复兴，通过指定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赶超型”发展模式往往具有主观性，影响整个经济健康平衡的发展态势，部分国家实施过该发展战略，但是没有成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也不应该总结成“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是基础概念，在国家发展战略领域，不能解释经济发展某一时刻发生在某些国家这一事实。

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利用一定的资源禀赋，结合一定的技术方式，实现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循环往复实现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因此，经济的增长，首先是对优势资源禀赋的充分利用，只有建立在优势资源禀赋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战略才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优势的资源禀赋在何时何地发生作用，取决于一个国家针对该优势资源的制度特征。借助制度的作用，可以发挥优势资源禀赋的规模效应，减少设租和寻租成本，降低整个生产的总成本，在竞争中实现优势，进而把优势转化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中的资源禀赋会随着经济走势沉淀积累，资源禀赋的优势发生变化，经济必须随着改变的资源禀赋优势调整经济的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和规划符合新资源禀赋优势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三、模型介绍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结合“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发展事实，可以总结出一般性的现象，从低技术含量的加工工业起步，这些产业需要相当的劳动力，劳动力成本对产品的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国家对相关行业的制度性支持和产业扶持政策则是这一发展战略成功的关键。

经济发展战略，也就是如何有效利用优势资源禀赋的问题。落后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和民族振兴计划时，首先需要确认国家的优势资源禀赋，然后界定优势资源禀赋是否具有有效性。所谓有效性，指其它相关的条件是否能支持优势禀赋发挥作用，一定的生产要素，只有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工作在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最大边界点，保证竞争中的优势。有效性有着较广的范围，涵盖了制度因素，宏观经济政策，劳动者素质技能，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等，所有市场的合力作用形成了优势禀赋资源发挥作用的有效性。优势禀赋资源是发展变化的，各种资源禀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不等量的积累。资源禀赋积累达到临界点，即已经形成了资源禀赋优势的转化，必须根据变化了的资源禀赋优势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形成新的有效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得以形成。

假设一：生产函数具有以下形式，具有索洛模型中规定的生产函数性质：

Y（t）=AF（αK（t），βL（t），δRe（t））

其中Y是产出，是K，L和Re的函数，K是资本，L是劳动，Re是资源，α、δ、β分别是K、L和Re的系数。A是技术因素，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任何时间，经济生产都是资本、劳动和资源的结合，K、L和Re不同组合，产生不同的产出量，产出的收益和投入的成本之差是利润。不同国家不同的生产函数，生产同一产品的成本不同，形成不同的优势产品。

假设二：优势资源禀赋是以该资源禀赋的成本来核算的，各投入要素的成本是该投入的边际产出。

资本就是该时刻的优势禀赋，确定优势禀赋只是第一步。下一步，需要考察优势禀赋资源的有效性。只有有效性也符合条件，才能确定以该资源禀赋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具有现实性。

假设三：不同资源禀赋有不同的效率，优势资源禀赋带来更大的产出。

资源禀赋在生产中的作用由于外界和内部条件的变化而不同，相同条件下，优势资源禀赋和非优势资源禀赋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优势资源禀赋的作用更大，同样的投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出优势禀赋发挥作用需要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的配合，外部条件包括制度和政策等因素，优势禀赋的要素配合制度和政策等条件的有利影响，发挥更大的作用。各种资源禀赋的效率以其系数表示，即α、δ、β，各系数的值大于等于1。如前所述，资本是优势禀赋的话，那么，α>1，δ=β=1。

假设四：如果有效性成立，同样的要素投入能产生更多的产出量。有效性能改变生产函数的边界，使生产函数的边界扩大，在生产函数中以A表示。

有效性是优势资源禀赋发挥作用的关键，只有有效性成立，优势资源禀赋才能被充分利用。有效性是一个综合因素，包括了一种优势资源禀赋发挥作用的相关变量，制度变量，政策变量，金融市场变量，劳动市场变量等。制度对经济效率或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同的制度对信用的影响、对资源流动性的影响、对公平竞争的影响和对产业增长的限制等方面。政策变量是包括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变量组合，政策对包含优势资源禀赋产业的倾斜，政策的倾斜可以使优势资源禀赋以更低的成本和有效的方式结合，提升竞争力。当有效性发挥作用的时候，A>1，但有效性不能成立的时，A=1。

四、结果

我们以中国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理论，具体数据请参考表1。表1的数据可以发现，1978年到2008年，30年间总人口增加38%；国民总收入增加82倍；国内生产总值增加82倍；以固定资产总额除以就业人口来表示人均资本，2008年的人均资本为2.23万元；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是改革开放初期的23倍；2008年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是1978年的403倍；职工平均工资从615元增加到29 22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45倍，农村居民纯收入增加34倍；国家财政收入增加53倍。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数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后面是资源禀赋优势改变的反映。中国已经从劳动力成本低下的国家转变成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一是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生活水平提高，二是由于就业人口的教育程度提高的结果。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欠缺的国家转变到资本相对富裕的国家，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巨额的居民银行存款，使得资本的成本相对降低。人均资本为2.23万元，资本的成本小于职工的平均工资收入2.92万元。根据假设三，资源禀赋的优势以要素的成本来评价的，要素成本的变化意味着优势资源禀赋的变化。我们必须从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为适应转变优势资源禀赋后的经济结构，调整有效性，发挥新的优势资源禀赋作用，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同样，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有助于缓当前的社会矛盾和当前的经济问题，保持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影响力。

五、结论

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优势资源禀赋有效性的发挥，优势资源禀赋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在特定时间的形成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导致了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国际贸易和生产的扩张，通过生产转化为经济量的扩张，促进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增长，资源禀赋的优势会发生转变，相应的，应该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形成新的有效性，促进新形成的优势资源禀赋发挥作用的外部和内部条件的成熟。只有不断的随着改变了的优势资源禀赋，调整对应优势资源禀赋的有效性，改变经济的结构，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不至使经济增长如同昙花一现，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便停滞不前。

对于落后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缩小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实现国民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必须充分利用优势资源禀赋的有效性，也只这一战略才能帮助他们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更是要求关注经济中优势资源禀赋的变化，形成新的有效性，同时调整经济产业政策和资源配置，以符合新优势资源禀赋的要求，经济增长才能得以维持。

当前经济发展的问题和尖锐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优势资源禀赋的转变造成的。近30年的发展，整个国家状况和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资源禀赋积累也在悄悄转变着，资源禀赋的优势也在变化，我们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形成新的有效性，调整经济结构，解决发展中问题。因此，给出以下政策建议。（1）重新评估优势资源禀赋，确认是否发生资源禀赋优势的转变；（2）根据第一点的结果，评估建立新的有效性，以实现新资源禀赋优势的作用；3、根据上述两点，调整产业经济结构。

参考文献：

1. 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蒋自强等著.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6. 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 索洛.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 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 林毅夫.中国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10.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作者简介：蔡敦斌，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09级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1-04-20。

作者：蔡敦斌

经济增长有效性分析论文篇3：

我国海洋渔业研究的热点与前沿趋势

摘要：文章以1992—2018年CNKI总库中文核心期刊与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海洋渔业研究的文献记录为对象，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绘制出海洋渔业研究的作者、机构、关键词等相关图谱并得出如下结论：发文量整体呈波动状态，2007年以后，海洋渔业研究的发文量迅速增长;作者及机构之间学术交流合作少，空间分布相对分散，尚未形成一批高产高影响力的作者群;研究热点主要为可持续发展、海洋渔业资源、海洋产业等;今后海洋牧场、蓝色粮仓、转型升级、凡纳滨对虾等将成为未来的研究前沿。

关键词：CiteSpace5.1;海洋渔业;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知识图谱;文献计量

Key words：CiteSpace5.1，Marine fisheries，Research hotspot，Research frontier，Knowledge map，Bibliometric

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1]。海洋经济的发展已上升到战略高度，并且海洋经济发展也已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迫在眉睫。海洋渔业作为现代农业和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海洋经济增长，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渔业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研究的热点。关于我国海洋渔业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部分学者也进行了综述研究。张益丰[2]从文献综述的角度对技术非有效性分析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理论进行分析讨论，并指出在有限开放式捕捞前提下，捕捞业产能始终处于非经济运行状态，同时提出在坚持“休渔”禁捕措施上，加大对渔民减船、转产的政策扶植力度，最大限度地保护现有海洋渔业资源，为将来实施“总可捕量制度”结合“個别可转让渔获配额”等渔政管理政策打好基础。秦宏等[3]认为产业集群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经济现象，并且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其产业集群发展速度较快，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发展。于谨凯等[4]提出为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应控制海水产品产值规模过快增长，提高海洋休闲渔业比重，适度降低海上养殖和滩涂养殖产出密度和根据海洋渔业集聚与海域承载力系统协调发展贡献最大化原则，调控海洋渔业空间布局劳动力集聚度。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海洋渔业进行了研究，主要为主观内容性研究，并且方法单一，缺乏科学的计量统计可视化效果。

鉴于此，为了更清晰地展现海洋渔业的发展脉络，文章选取1992—2018年CNKI总库中文核心期刊与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有关海洋渔业研究领域的1 144篇文献作为数据样本，对海洋渔业进行知识图谱分析，以此深入挖掘海洋渔业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精准把握该领域当前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及主题演化路径等，为我国海洋渔业的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网络出版总库，来源类型选择“核心期刊”“CSSCI”以主题词“海洋渔业”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文献1 306篇，为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经过手动去重、删除会议、报告、卷首语、征稿等，共检索文献1 144条，检索时间为2018年10月18日。

1.2 研究方法

基于科学文献计量方法，借助CiteSpace软件对海洋渔业研究的现状进行定量分析，该软件是由美国德雷塞尔（Drexel）大学教授陈超美开发的，主要是基于JAVA 的环境下运行的可视化分析工具[5]。本研究借助CiteSpace软件（版本号：5.1.R8.SE）对海洋渔业进行可视化分析，其中，时间跨度选择为1992—2018年，时间切片选择1，阈值选择为Top50，网络剪裁设置为寻经网络和修剪合并网，对海洋渔业绘制出作者合作网络图、机构合作网络图、关键词共现图等，以此发掘海洋渔业研究的热点与研究前沿。

2 结果分析

2.1 发文量分析

文献发表的时间及数量是衡量该领域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利用Excel对海洋渔业数据进行统计，绘制出海洋渔业发文量的时间分布情况（图1）。由图1可知，海洋渔业的研究整体上呈现出波动状态下的先下降后增长的趋势，大致分为3个阶段。

1992—2006年，该阶段发文量较多，海洋渔业成为研究的热点，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原因是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要依靠科技进步[6]。受政策的影响及科技的进步，使得关于海洋渔业研究如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开来，虽然，此后整体上发文量趋于波动下降趋势，但是海洋渔业研究的热度依旧不低。

2007—2011年，该阶段发文量迅速增加，许多学者投身于海洋渔业的研究，该领域再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中，2011年发文量最高达到64篇。原因是2006年12月，农业部发布了《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规划指出要加快渔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渔业经济产业优化升级[7]。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8]。2011年10月，农业部发布了《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规划指出，以加快推进现代渔业建设为主攻方向，以加快转变渔业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渔业生态安全和安全生产为着力点。

2012—2018，该阶段发文量虽然增长速度放缓，但是依旧在增长，尤其是2017年以后，发文量增速后劲强劲。2013年6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并指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着力调整海洋渔业生产结构和布局，加快建设现代渔业产业体系，不断提高海洋渔业综合生产能力[9]。2016年12月，农业部发布了《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规划指出，“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大力推进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渔业转方式调结构，促进渔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提高渔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中国特色渔业现代化发展道路[10]。

2.2 作者、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2.2.1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通过对海洋渔业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可以刷选出该领域的高产及高影响力作者，借助CiteSpace软件，节点类型选择为“Author”，运行数据后得到图谱和表1，从表1可以看出，

发文量最多的两个作者是孔杰和栾生，发表论文数均为16篇，其次是罗坤、孟宪红、曹宝祥，发文量分别为14篇、12篇、11篇，发文量4篇及以上的作者有黄硕琳、刘志鸿和张建国等。这些作者构成了海洋漁业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对海洋渔业研究的贡献最大。根据普赖斯计算公式：M=0.749×（Nmax）1/2（Nmax指最高产者的发文数量），本研究计算海洋渔业研究领域高产作者阈值为2.996，所以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作者为高产作者，经统计共有45位，发表论文共计248篇，占比总发文量的21.7%[11]。由此可知，作者之间的合作交流很少，研究比较分散，互引率很低，虽然有零散的少数作者之间有合作，整体上没有形成一批高产、高影响力的作者，学术合作研究有待加强。

2.2.2 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通过科研机构的发文量及所在区域的分布情况可知海洋渔业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分布的情况。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节点类型选择“Institution”，运行数据后得到图谱和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发文量最多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发文量最高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发表论文36篇，发文量在6篇以上的单位有14家，这些机构构成了海洋渔业研究领域的核心力量，对海洋渔业的贡献最大。但是，机构之间的合作很少，研究机构同样比较分散，研究能力相差不多，机构之间的学术合作研究有待加强。从地域分布来看，这些高校和科研单位主要分布于经济、教育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如江苏、上海、广东等。这说明海洋渔业研究的机构分布不平衡，受经济、教育等影响很大。

2.3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内容的高度浓缩和概括，它可以更好地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利用CiteSpace对海洋渔业进行分析，选择节点类型为“keyword”，时间跨度为1992—2018年，时间切片选择周期为 1，阈值N选择为Top50，网络裁剪为寻经网络、修剪合并网，其他默认，其中在做聚类分析时，因图谱质量要求，把时间切片选择周期为2。运行海洋渔业数据后得到图2和表3、表4。

海洋渔业研究的关键词频率排序见表3，从表3中可知，关键词频率最高的是海洋渔业，共现频次高达489次，其次是远洋渔业、民用船、渔船、渔业资源、水产资源、渔民、农业生产、渔业生产，分别共现次数为180次、177次、98次、86次、72次、69次、52次、50次，关键词频率在20次以上的有企业管理、企业、渔业管理、海洋产业等，其中远洋渔业的中介中心值最大，说明远洋渔业的中介作用很大，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其次是水产资源、海洋渔业、民用船、海洋经济、渔业管理、企业管理，它们的中介中心值均大于0.1，发挥着海洋渔业研究的重要的作用。

聚类分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出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可以迅速了解该领域的研究前沿[12]。使用CiteSpace软件对海洋渔业研究进行自动聚类，得到图2，从图2中也可以看出，聚类标签共计有17个，它们分别是经济体制、休闲渔业、渔轮、捕捞、港口等，这些聚类标签构成了海洋渔业研究的主题。由图2可知，港口、外派船员、企业管理等聚类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早，而海洋经济、经济体制、群众等聚类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也就是越接近当前的研究主题。

关键词突现度主要反映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力较大的研究领域[14]。从表4可知，共计有20个突现词，其中，突现度最大的是海洋经济，突现值为13.660 6，其次是海洋产业和海洋渔业，突现值分别为10.424 3和10.253 3，它们的突现值均超过10，说明这些突现词的影响力很大。从时间划分来看，2000年以前的突现词有民用船、渔场、渔轮、水产品加工、资源管理、农产品加工、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2007年的突现词有可持续发展、渔民、可持续利用、海洋渔业、海洋经济、管理;2007年以后出现的突现词有渔业资源、对策、海洋渔业资源、渔业管理、海洋产业、浙江省、渔业。从这些关键词的突现时间和突现节点来看，海洋渔业研究受国家方针政策的影响很大，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从突现词的影响周期来看，“可持续发展”影响周期最长，长达16年，“海洋渔业资源”为12年，“海洋经济”为11年。在2015年以后，随着海洋渔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引导，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渔业资源、海洋产业、渔业等成为海洋渔业研究的前沿。

2.4 研究主题的演化及阶段划分

时区图主要是一种从时间上反映知识演进的视图，它可以非常清晰地展示出研究文献的更新和相互影响。时区图主要能反映该研究领域的研究主题的变化路径，近年来，关于海洋渔业的研究逐渐丰富，并且方法也趋于多元化，经过对1992—2018年海洋渔业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大致将其主题演变趋势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2006年），该阶段为研究的探索阶段，虽然该阶段发文量较多，但是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各项理论、体系尚未形成，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由于受国家政策影响，学术界对海洋渔业研究的热情依然不低。此阶段的研究主题为海洋渔业、远洋渔业、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捕捞强度、可持续利用等。储秀庭等[15]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海洋渔业生产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中包括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比较适合海洋渔业自身生产的特点和目前渔业的生产水平，对提高生产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卓友瞻[16]提出为适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渔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应该加快渔业改革步伐，以培育市场体系为龙头，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提高全行业整体素质，促进渔业生产快速发展。杨建毅[17]指出浙江省海洋捕捞能力过强，过度捕捞和海洋环境污染已严重影响海洋捕捞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建议尽快实施TAC制度，促进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梁仁君等[18]认为海洋渔业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了保证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把捕捞强度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采用合理的捕捞策略，才可以得到持续的最大产量，才能避免海洋渔业资源的过度利用、枯竭。因此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渔业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该阶段的研究为后期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阶段（2007—2011年）该阶段为研究的迅猛发展阶段，此阶段对海洋渔业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丰富，研究內容多样，研究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关于海洋渔业的研究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发文量快速增长。该阶段的研究主题演变为灰色关联分析、预警原则、黄海水产研究所、管理等。毕务义[19]认为我国远洋渔业事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对外交往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远洋渔业涉外管理，尤其要加大对远洋从业人员的涉外教育培训，为中国远洋渔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人员素质保障。褚晓琳[20]提出预警原则作为一种新颖的环境资源管理手段，其对海洋渔业资源养护的有效性已为一些国际协定和国外立法所确认。为使海洋渔业资源能够可持续利用，应将预警原则确定为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同时，还应通过建立综合性海洋管理部门、大量搜集科学信息、拓展群众参与途径以及根据各海域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实施预警原则，促进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宫美荣[21]等以辽宁省为研究地域单元，运用区位熵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辽宁省海洋产业专业化水平与产业关联进行测度与研究，得出辽宁海洋产业专业化水平较高，具有产业集群现象，各海洋产业关联度较大等结论。张丹[22]采用灰色模型对辽宁省海洋经济与各海洋产业之间的关联度进行比较，旨在发现目前辽宁省各海洋产业当中对本省海洋总值贡献率最为突出的产业，进一步促进辽宁海洋经济的发展。总之，该阶段发展速度快，研究主题进一步演化。

第三阶段（2012—2018年）该阶段为研究的常态增长阶段，此阶段关于海洋渔业的研究进入常态化增长阶段，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但是，后劲很足。海洋渔业研究的主题演变为海洋牧场、蓝色粮仓、转型升级、凡纳滨对虾、中国对虾、存活率等。秦宏等[23]认为推进“蓝色粮仓”建设，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间关联度及各产业对山东省渔业经济增加值的贡献。结果表明：“蓝色粮仓”关联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不高，结构尚需优化调整。应优化海产品加工业结构，加大对种苗业扶持力度，加速海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促进海水养殖业健康发展，大力发展远洋渔业，实现近海捕捞业可持续发展。向晓梅[24]认为我国海洋渔业作为传统优势产业，其对海洋经济的贡献度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着重解决农业领域存在的根本性矛盾和问题，为海洋渔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方向和新思路。罗坤等[25]为评估不同盐度下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家系间的生长和存活性能差异，利用10个凡纳滨对虾家系为材料，开展了在盐度为30、15和1的条件下60天养殖生长和存活测试。研究显示：不同盐度下凡纳滨对虾平均体重存在一定差异，平均存活率存在显著差异（P<0.05）。相同盐度下，凡纳滨对虾各家系收获体重存在显著差异，但不同盐度梯度下各家系收获体重排序并不相同。本研究结果为凡纳滨对虾不同盐度下的家系选育提供了数据支撑。张兰婷等[26]认为“蓝色粮仓”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至关重要，“蓝色粮仓”支撑产业体系主要由资源养护、生产及流通贸易三大板块构成，三者相互依赖又相互约束，资源养护板块是基础，生产板块为支撑，流通板块是保障。因此，关于海洋渔业的研究正在常态化背景下持续增长，研究热度仍旧强劲。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文章使用CiteSpace软件，对来源于CNKI总库中文核心期刊与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中有关海洋渔业研究的1 144篇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分别绘制了作者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网络、时区图等，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从文献发文量来看，整体处于波动状态中的先下降后增长趋势，其中，在2007年以后，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海洋渔业研究再度成为研究热点。

从作者合作网络图谱来看，发文量最多的两个作者是孔杰、栾生，发表论文数均为16篇，其次是罗坤、孟宪红、曹宝祥。但是，作者之间沟通、交流少，互引率低，整体上没有形成一批高产高影响力的作者群，学术合作研究有待加强。

从机构合作网络来看，发文量最高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发表论文36篇，其次是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海洋渔业科学与食物产出过程功能实验室、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等，这些机构构成了海洋渔业研究领域的核心力量，但是，机构之间的研究合作很少，研究能力相差不大，机构之间的学术合作研究有待加强;在地域分布方面，海洋渔业研究的机构分布不平衡，受经济、教育等影响很大。但是，与作者合作存在同样的问题，研究机构之间合作少，发文量差异不显著。

从研究热点来看，在突现度上，突现度最大的是海洋经济，突现值为13.660 6，其次是海洋产业、海洋渔业，它们影响力很大;在影响周期方面，“可持续发展”影响周期最长，长达16年，最后，随着海洋渔业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渔业资源、海洋产业、渔业等将成为海洋渔业研究的前沿。

从研究主题的演进路径来看，未来潜在的研究热点有海洋牧场、蓝色粮仓、转型升级、凡纳滨对虾、中国对虾、存活率等。

3.2 展望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渔业被定为国家战略产业，海洋渔业作为现代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大力推进海洋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海洋渔业增长方式，为海洋渔业发展提供新动能[10]。随着国家政策导向的进行，海洋渔业将依旧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话题，必将引起更多的学者、机构等从事于海洋渔业的研究。但是，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促进作者之间的学术合作以及机构之间的研究合作，提高互引率，培养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及核心团队;要加大对海洋渔业研究的资金支持，促进该领域的快速发展;构建学术交流平台，为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创造更多的机会，从而加快海洋强国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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