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危机管理论文

摘要：经历多年发展，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它为人们提供各种各样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然而，部分领导干部不仅思维僵化、担当意识不够，而且互联网知识匮乏、网络本领不足，以至于网上领导力弱化。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网络问政危机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络问政危机管理论文 篇1：

新媒体能否促成中国的“进步运动”

[摘 要]当前我国社会存在诸多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社会类似的问题，新媒体的发展也催生了与当年“扒粪运动”相仿的“网络问政”现象，给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带来一些变化。许多学者期望，中国社会能通过新媒体促成一场“进步运动”，实现社会的快速转型。但由于新媒体自身的不足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局限，我们不能对其作用期望太高。社会的进步、转型还是要通过加强执政党、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对话和协商渐进有序地实现。

[关键词]新媒体；“扒粪运动”；网络问政；进步运动

一些研究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美国进步运动时代的情形。十九世纪末的美国虽然经济繁荣，但政治上腐败严重，经济上寡头垄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等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生活没有规则、道德堕落。通过社会进步运动①，美国社会溃败的势头得到遏制。有些人认为，当前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以实现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的目标[1]。

目前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确实与百余年前的美国有相似之处。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城市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三重转变。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二律背反”的特点，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官员贪腐、信仰缺失、食品安全等。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

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体在中国发展普及②，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新媒体参与社会事务。新媒体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许多特点，如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个性化、分众化，以及传播过程的互动性、便捷性、即时性、开放性、低成本等，社会管理部门很难用控制传统媒体的方法控制新媒体。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思想启蒙、监督公共权力、促成民主对话、增强社会管理合理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催生出与美国当年的“扒粪运动”相仿的“网络问政”现象③。

这在一定程度上带给人们某种希冀：新媒体能否推动今日中国社会的“进步运动”？毕竟当年美国的进步运动，就发轫于新闻界声势浩大的“扒粪运动”。

一、新媒体给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带来的变化

许多人把新媒体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但就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新媒体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近年来的许多重大社会事件都是通过新媒体进入公众视野，发展成为舆情事件，并最终在民众的监督下得到妥善解决的。新媒体对公共治理形成了强大压力，或多或少改变了一些事件的走向，也给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带来一些显著变化，“网民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2]。

（一）新媒体突破信息传播的“守门人”模式

信息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什么样的制度，社会管理者都会努力控制信息的传播。正如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所指出的，信息传播总是沿着含有某些“关卡”的渠道流动。这些“关卡”的“守门人”，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个人意见、偏好，决定继续或中止信息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传递。媒体的发展，从报刊、广播到电视，传播的数量和力量在不断扩大，但都未能突破“守门人”模式，因为这几类媒体都是由少数专业人士来操作的。

进入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以越来越快的步伐，颠覆了信息传播的“守门人”模式。特别是“推特”、“微博”等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自媒体”时代，传统专业媒体在信息获取方面失去了对普通民众的优势，“守门人”地位被动摇。

新媒体制胜的关键首先在于，它不仅速度远远超过传统媒体，也绕开了信息流通的“关卡”，部分突破了信息管控。如2011年的“7·23”甬温线高铁事故，仅过了4分钟，就有网民通过微博报料，比国内媒体在互联网上的第一条关于此事故的报道早了两个多小时。随后，众多事故幸存者纷纷用微博“直播”现场情况。在最初一段时间，微博成为人们获知事故进展情况的主要渠道。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2012年8月发布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指出，2011年通过新媒体首次曝光的舆情事件占全年社会舆情热点事件的65.2%，已成为舆情事件首次曝光的主要渠道，通过传统媒介曝光的不足前者半数[3]，说明微博已成为舆论风暴中心和事实上的主流媒体之一。

新媒体的传播者和受众也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据《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手机是网民第一大上网终端，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网民数量达到4.2亿，手机微博用户数量增至2.02亿。这么多的用户发出的信息几乎是无限的，也意味着从源头上通过“守门人”控制信息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允许新媒体存在，就意味着信息传播的最大化。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就是信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切合现实过。2012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人民日报》现在发行量是280多万份，而“微博女王”姚晨的粉丝有1955万。这意味着，姚晨每一次发言的受众，即便不算微博转发后的间接传播，也比《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出近7倍[4]。他将姚晨称为“我们的‘对手’”。拥有微博，以一人敌一社，可算作新闻业为“受众所动摇”的一个注脚。

（二）新媒体构建了民意表达与思想碰撞的“网络舆论场”

新媒体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也大大改善了民意表达渠道狭窄的局面。网络空间不仅近乎无限，其言论尺度也比传统媒体宽松许多。在传统媒体不能说的话、不能谈的事，都可以在网络上讨论，所以许多社会事务都被搬到网络上来，在网民的“围观”下得以解决，大有取代上访的趋势。如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进文，因其老家的住房被强拆，多方交涉并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都没有取得满意结果，遂转向网络。他于2010年12月在网上发表了致潍坊市委书记的公开信，影响很大，对地方政府造成很大压力。2012年4月，国务院法制办做出行政复议决定，推翻了山东省政府就此项拆迁所做的裁定。

新媒体也为思想传播带来很大方便。新媒体制造出大量的不直接针对现实的思想性舆情事件。如2011年美国“9·11事件”十周年之际，新媒体纷纷推出相应的专题节目，密集报导美国政府的纪念活动及其在十年间所采取的种种善后措施，一时成为舆情焦点。不少当年因美国被袭而欣喜谩骂的青年在网上表达忏悔之意，忏悔成为互联网上关于此事的主题之一；美国政府处置灾难事故的态度与措施，也被广泛拿来与一些地方政府作比较。类似还有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黄苇町先生发表《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引发的舆情关注；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朝鲜领袖金正日去世引发的关注等。

思想性舆情事件没有现实的直接针对性，网络监管部门也较少干涉。但就在这种事件的潜移默化或者理论交锋中，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观念改变了，民众对政府官员、具体事件的评价也就改变了。近两年屡屡发生官员由于说话不慎、动作不当（如官员视察有人打伞）等引发的“围观”风波，甚至为此丢官、入狱，就是多元思想理念碰撞的结果。

（三）新媒体开辟了舆论监督和反腐败的“网络新战场”

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在监督公共权力方面的不足，成为民众监督政府的利器。新媒体可以打破时空限制，聚合全社会的力量对某些政府行为进行监督。

新媒体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如在2012年7月北京暴雨灾害之后，遇难人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民众一再追问下，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逐一念出遇难者名单。

新媒体为民众监督政府官员任免提供了方便。近两年各地政府换届，官员任免频繁。网民们通过新媒体对很多任命都提出了质疑，如河北省馆陶县“最年轻的县长”事件，湘潭市岳塘区“90后”女干部事件，山西吕梁文水县女商人“吃空饷”、“变身副县长”事件等。组织、人事、纪检、司法部门根据网民提供的线索，对这些违法、违纪任命进行了查处。

新媒体也成为民众反腐的“利器”。传统的民众反腐活动需要依赖一定的组织和渠道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时间的拖延和信息的耗损不可避免，中间环节还可能遭受非正常干扰，使反腐败行动半途而废。借助新媒体，民众可以跨越诸多中间环节，一旦发现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腐败线索，便直接向嫌疑对象提出质询。如江苏徐州“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浙江东阳“公款按摩局长”韦俊图、广西来宾烟草局长“日记门”、河北王亚丽造假骗官案等，都是网民先在网络上曝光官员贪腐的线索，在广大网民跟进的过程中，纪检、司法机关介入调查的。

借助新媒体，民众对公权力的监督可以覆盖行政程序的每一环节与细节，表现出大众化、日常化和具体化的特征。这是以往任何时代、任何监督形式都无法比拟的。

（四）新媒体提高了“社会力”

我国社会的“大政府、小社会”结构越来越受到诟病，社会建设的问题屡被学者谈起，“社会的生产”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问题。根据胡泳先生分析，互联网是最有希望促进社会成长的力量：“一个独立而富有参与性、抵抗性的公民社会正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互联网）可以增进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资本，导致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和壮大。”[5]

新媒体对社会力的加强，首先是在社会议题的设置上，新媒体打破了专业媒体和政府主导的模式。普通网民随时可能客串一下“记者”角色，新媒体成为热门事件尤其是突发事件的信息聚集点，这使得网络舆情议题更加难以预测。如2011年10月份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这本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从传统媒体的眼光来看，并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但凄惨的现场录像被放到网上，立即受到无数网民的关注，由此竟引发一场关于道德的全民大讨论。

其次，新媒体具有速度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能摆脱公权力约束，构建起一个相对自由的公共讨论空间。一个事件或公共话题，在管理部门来得及反应之前被发布出来，几小时之内就会有上万人甚至是十几万人的围观、转发。即使设置了屏蔽词，网民还是可以通过一些隐语或以无厘头的形式来讨论或表达，如通过“膜拜”苍井空，表达对空虚道德教化的不满。

最后，新媒体在扩大公民活动空间方面也有很大潜力。从其产生之初，新媒体就表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如2011年1月，于建嵘教授在新浪微博倡议“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开博10余天就吸引了57万多网民回应并展开行动，形成声势浩大的民间打拐行动。

一些微博动员事件得到了政府的积极响应，出台了相关政策，形成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如2011年3月份，《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等500名媒体人发起贫困学童“免费午餐”活动，获得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支持，并最终促成了中央财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膳食补助政策的出台。

二、新媒体的局限

新媒体自身也存在诸多局限，有的是自身固有的弱点，更多的则是外部环境制约造成的。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媒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力度。

（一）网络谣言众多，垃圾信息泛滥，削弱其公信力

新媒体的自由度较高、信息海量，这既是其长处，也是其弱项。因为缺乏“守门人”的过滤，谣言借助新媒体传播更快、更有影响力，成为引发社会振荡、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因素。例如，日本大地震后，谣言引发抢盐风波，扰乱了市场秩序；2012年4月份更是出现了“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谣言，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

一些传统媒体也被网络谣言泛滥拖累，陷入谣言风波。如“后妈虐童”、“艾滋女事件”、“金庸去世”、“上访村长被害”等谣言，都从网络进入到传统媒体。2011年“国税47号文件”谣言在新媒体上爆出后，经过多家报纸转载、放大，以讹传讹，蒙骗了许多媒体，甚至包括国家级的电视台。这都深深地暴露了新媒体自身的缺陷，导致了人们对于来自网络的消息的天然质疑。

此外，新媒体信息“碎片化”的表达方式容易造成信息的泛滥失控，反倒阻碍了正常的信息传播。经过网络谣言“洗礼”的人们，也开始重新估量新媒体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媒体回归。

（二）群体极化、价值分裂，降低其建设力

网络民意带有很大的情绪性和宣泄性，因此人们借助新媒体参与公共事务时，更容易发生“群体极化”现象

群体极化是指，在群体进行决策时人们往往会比个人决策时更倾向于冒险或保守，向某一个极端偏斜，从而背离最佳决策。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群体中谨慎保守人数占多，做出的决策就会比个人更保守，群体决策偏向保守一端，称为谨慎偏移；但在更多的情况下，群体决策会偏向冒险的一端，比个体决策更倾向于冒较大风险。这种倾向意味着，与个人单独行动相比较，群体成员更愿意拿组织资源去冒险。虽然风险决策会有较高的回报，但失败的决策常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程度也高于现实世界。我们不能笼统说“群体极化”是好还是坏，因为正是有大量网民群情激奋、一致行动、持续关注，才推动了很多事情的解决。但群体极化确实也会给正常的管理行为与决策带来很大的压力，容易形成“舆论暴力”，网民常常以极端化、情绪化的语言发泄不满，动辄使用“人肉搜索”，给被搜索人带来精神负担和生活不便。万一搞错了，却无人承担责任。

新媒体也会加剧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分裂与冲突。网络的开放性为意见聚合提供了方便；网络的匿名性则促进了网络言论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的倾向。每一种意见都能迅速在网上找到自己的“知音”和支持者，扩大自己的意见队伍，也就意味着不同意见之间的鸿沟加大，民意整合和达成基本共识的难度相应提高了。

思想交锋对于繁荣文化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对于社会管理来说，缺乏基本共识往往会引发现实矛盾的激化。特别是个别拥有众多粉丝的知名人物发表不当言论，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如孔庆东骂港事件，不仅引发香港市民的愤慨，部分港人还通过社交网站组织起来到香港中联办抗议，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特首参选人都出面反驳和表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族群对立。

（三）网络民粹盛行，加大社会管理难度

新媒体的功能便捷，也使得网民越来越年轻化和低学历化。很多网民对社会公共事件抱有很大兴趣，但缺乏足够的经验和知识进行理性判断和分析，对事情的判断主要依靠直觉和惯性思维，习惯于简单化、泛道德化的批判，就形成了网络民粹思潮。

网络民粹思潮通常对政府持怀疑、否定态度。许多人抱着“你不辟谣我还怀疑，你一辟谣我反倒相信”的态度看待政府对许多事件的表态，对政府辟谣常常做反面理解，例如2011年初浙江乐清钱云会车祸事件。尽管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一起交通事故，但从一开始就有不少人相信，钱云会死于当地政府策划的谋杀，为此还造成警民冲突，使得事件的处理一波三折。

网络民粹思潮有其合理性和现实依据，政府和精英也不是不可以质疑。但网络民粹思潮往往把怀疑政府和精英的倾向推到极致。凡是和官员、专家、富豪有关的负面事件，都会激起条件反射式的反对和批判。如药家鑫案，网络上充斥着大量的关于药家鑫的“家长有权有钱”、“药父身居我军军械采购要职”等传言，药案也被塑造成“草根与精英的较量”。在当下中国司法公信不足、社会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这些言论得到广泛传播，对药的父母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四）新媒体缺乏与现实体制的接合渠道

新媒体最为根本的缺陷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影响，目前仅停留在舆论压力的层面上。舆论压力要经过多个环节的转化才能产生现实作用。民众通过新媒体表达意见，形成网络舆情热点，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往往取决于舆情的声势、规模的大小。

由于缺乏网络民意与社会管理体制间的制度性转化渠道，有关部门往往采取“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态度。多数情况下，热闹一阵也就过去了。如近两年在网络舆论压力下被撤职的官员纷纷复出，尽管网民对每一次复出都表现出强烈的质疑，但一点也没有影响，无形中抵消了此前网络监督的实效。

又如新媒体的舆论监督与揭发腐败的功能，由于目前还没有一部权威的法律对网络监督和网络反腐的程序、方式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反倒催生了网络删帖的热门“生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力度。

三、新媒体当如何推动社会进步

美国的“扒粪运动”何以能推动“进步运动”？首先，当时美国社会有一个成熟的新闻出版业，能及时反映各阶层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和建言，能沟通上下、官民和各阶层之间的交流；其次，美国社会有一个强大的公共领域，社会与政府有着良好的互动。民意能够通过制度性渠道上升为法律，政府也能及时回应民众的诉求，从而积极推动社会改革。

相比之下，新媒体在我们社会所起的作用，是远不能和进步运动时代的美国媒体相比的。但这并不是说，新媒体对社会进步无能为力，只是我们不能对之期望过高。

要想发挥新媒体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需要媒体、民众、社会管理机构的共同努力。而就目前形势来说，后者所起的作用更为根本。

（一）新媒体运营机构要加强社会责任担当

媒体是社会公器。在市场条件下，新媒体运营机构不免要追求经济效益，但只有那些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关系的媒体才会真正成为有力量的媒体。有些媒体热衷于商业炒作，以经济利益来衡量社会事件的报道价值，以新闻的“可消费性”满足市场需要，甚至不顾媒体的社会责任，以传播谣言来吸引公众关注，这样的媒体肯定“行之不远”。

新媒体要充分发挥民意表达主渠道的作用，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报道社会事件，正确引导事态的发展；也要利用技术优势和舆论优势，捕捉重大社会新闻题材，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配合网络民意揭示社会治理当中的深层次问题，为社会管理决策提供良好的信息管道和政策建议，从而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设互动的桥梁。

（二）民众需加强媒介素养

就民众而言，通过新媒体发表意见是弥补政治参与不足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环境下，个人公开表达政治诉求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新媒体的匿名性使得公众获得了较大的话语权，这是新媒体受到民众热捧的关键因素之一。

但也应警惕，公民滥用话语权的危害也不可小觑，尤其是那些违反公共精神和法律底线的言论以及谣言等，往往会引发公共管理危机。提高民众媒介素养，理性、有序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恰当地表达个人意见，是民众通过新媒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前提。

（三）社会管理者既要宽容、扶持新媒体的发展，也要加强对新媒体的引导

在当下社会环境中，新媒体发展壮大和发挥作用，最终还是取决于社会管理者如何看待、引导新媒体。

首先，社会管理者既要鼓励网络问政，也要加强网络执政。

对于网络问政，社会管理者不应视作对权力的干预，而应视之为对公共治理的补益。社会管理者应鼓励民众通过新媒体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并借助新媒体加强与民众的对话、沟通；还可以通过新媒体协调行政运作，打破时间、空间、行政部门的层级以及社会成员的等级之间的限制，及时传达政府的施政意图、方针与政策，从而提高政府治理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力。

提升网络执政能力，及时、合理地解决民众关注的重大问题，不仅会产生直接的社会效益，还会提升社会管理部门在公平、正义等价值层面的形象建构。

其次，既要支持网络民意表达，也要加强对网络思想阵地的引导。

民众利用新媒体发表个人见解，实现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融合。在这个平台上，民众的价值诉求通过整合、发酵，逐渐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和舆论导向，客观上形成了思想的多元化，这对社会管理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新媒体主导的信息传播环境中，社会管理者处于一个较为微妙的境地。这就要求社会管理者加强对网络思想阵地的引导，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维护国家的信息安全。社会管理者不仅要加强网络管理队伍的建设，更要改进工作方式、技巧、手段。在这一点上，决不能采取“鸵鸟政策”。

最后，既要借助新媒体加强社会建设，也要注意防控其带来的风险。

新媒体强化了民间社会的力量，逐步形成了有一定独立性的社会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新媒体在推动社会冲突方面的能量不仅在国外社会革命中有所体现，在国内的群体性事件中也屡有效验，如厦门、大连反PX项目活动中所表现的。社会管理部门应加强对网络舆情的调研与应对，及时发现和消除民众的不满情绪，把社会不稳定因素及时制止在萌芽状态。

新媒体扩展了公共话语和民意表达空间，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机遇，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态有了明显改观，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是，受社会文化传统和体制的约束，新媒体不可能像美国“扒粪运动”那样大幅度地推动社会进步。中国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加强执政党、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对话和协商渐进有序地推进来实现。

参考文献：

[1]孙立平.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J].金融博览，2011，（4）.

[2]祝华新.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J].中国改革，2011，（10）.

[3]谢耘耕.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2）[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张研农.在风云激荡中引领思想，在众声喧哗中回应民意[N].东方早报，2012-04-27.

[5]胡 泳.2011，中国网络舆论的三大变化[J].党政干部参考，2012，（2）.

责任编辑：张新颜

作者：张春贵

网络问政危机管理论文 篇2：

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网络素养的培养与提升

摘要：经历多年发展，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它为人们提供各种各样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然而，部分领导干部不仅思维僵化、担当意识不够，而且互联网知识匮乏、网络本领不足，以至于网上领导力弱化。对此，应采取如下措施予以培养和提升：坚持与时俱进，强化领导干部互联网思维；加强队伍管理，树立领导干部网络担当意识；掌握电子政务，实现线上政民良性互动常态化；重视应急培训，提高领导干部舆情引领能力；提升网络治理水平，增强领导干部执政能力。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网络素养；培养与提升

基金项目：韶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公共危机中网络舆情引导精准化治理研究”（Q2020006）；韶关学院校级科研项目“新形势下境外网络舆情危机治理对策研究”（SY2019SK08）。

作者简介：曾关秀，韶关学院科技处助理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基础设施，政府治理的社会条件已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思维成了一个合格领导干部的标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1]。然而，当前有些领导干部借口工作忙不想上网，有些认为网络“不靠谱”不屑上网，有些缺乏技能不会上网，还有些甚至不知微博、微信为何物。显然，这与我国当前提倡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距甚远。

一、新时代领导干部网络素养提升的必要性

1.适应网络社会的时代需求

互联网在加深人们认知世界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是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驱动，为居民的社会生活和公共服务提供了新空间、新平台，也是大众传播的新途径和国家治理的新领域[2]。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的2020年《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到9.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7%，而这一数据在2019年时仅为61.2%[3]。在新闻报道中，网络新闻报道也充分结合图片、文字、音视频、动漫等元素，推出了Vlog、VR等方式进行新闻传播。如在2019年“两会”期间，我国首次实现了利用5G通信技术为全会场多家媒体传输素材，进行VR直播，虚拟的AI主播也亮相“两会”，成为新闻生产的新生力量。这意味着对政府单向话语传输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信息传播载体、传播速度、传播范围等都发生了改变。培养与互联网相结合的新时代领导素养成为提升党的领导力的迫切需要[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淘宝、拼多多等购物网站的直播平台，都开始出现当地一把手为本地推广带货的身影，且营销效果显著。

2.践行群众路线的迫切要求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市民在平日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开始习惯通过网络形式反映问题、提出訴求。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对领导干部提出要经常上网看看、要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的要求[5]。事实证明，在网络时代，领导干部要想走好群众路线，就要善于从网上挖民意、听民声、解民忧，同时要把线上、线下都能与群众进行良好沟通的能力作为自己的基本功。只有具备了这样一种能力，领导干部才能更清楚地了解群众的所需所想，制定出真正对广大群众利好的政策，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好政策、好方针也才能更好地为民服务。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不仅是我们党对群众路线理论和实践的丰富，也进一步为各级干部贯彻群众路线、提升网络素养指明了努力方向。

3.熟悉网络执政的能力需要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的重要工具和平台，对领导干部来说，互联网思维不只是会上网等表面的动作行为，更指向一种进阶的能力。在新媒体时代，领导干部要学会用下沉式的思维连接群众、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以新媒体意识引领舆论、以变革者心态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6]。将互联网力量融入日常工作之中，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以及公共服务高效化。对于处于基层的领导干部，更要全面提升自身的网络素养，具备第一时间获取信息的能力，能善于利用网络与民互动，把握社情民意，从而实现科学决策。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推动政府治理方式创新，领导干部要不断提升对信息的敏感度和挖掘能力，为政府部门实现更精准的治理效能提供有力支撑。

二、领导干部网络素养提升的困境分析

1.传统思维尚未转变，漠视网络与网民

在信息时代，领导干部能否对网络进行有效利用，直接关系着其治理的能力，更是我国发展的关键[7]。然而，面对网络执政的现实需求，部分领导干部执政思维尚未转变，缺乏与时俱进的互联网思维，网络执政意识不强，不够关注网络和民意。在这些领导干部看来，网上的信息或舆论仅作为娱乐，所谓民意只不过是年轻人随波逐流、围观事件的牢骚而已。许多领导干部仍停留在“做客”层面，虽然也偶尔上网做个“节目”，如拜个年、作回秀、宣讲政绩之类，但离与民众真心交流、接受网民监督的本质要求相去甚远。还有少数领导干部对网络及新媒体的发展规律了解甚少，现代化网络信息知识浅薄，甚至还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他们官僚主义思想严重，欠缺与时俱进的政治敏锐力与价值判断力。因此，这类领导干部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常常表现出迟钝、无知、蛮横等现象。

2.网络担当意识不够，“失声”现象普遍

在信息传播迅速、快捷的网络时代，互联网在强化政务信息公开、增加民众话语权的同时，也是对领导干部无形的约束与监督。领导干部在网络上的一言一行都被大众和媒体关注，随时接受广大民众的监督，一旦表达稍有缺失或者事迹描述略有遗漏，则可能被网友热议，其言行在传播中也可能因为脱离特定语境存在被误读，甚至被操控者刻意制造话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领导干部因欠缺互联网应对能力而与网民交流用词不当时，极易引起大众误解、围观和批评，倘若事情发酵扩大，还会影响个人前途。因此，慎发声就成为许多领导干部的上网条规，即使上网也往往是只看不说，成了网络“潜水员”。这种“失声”现象加深了官民之间的隔阂，不利于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3.网络沟通平台欠缺，政民互动流于形式

作为政民沟通的新渠道，政务网站是我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型政府的标准配置。政务网站开通的目的就是为民服务，实现官民互动。然而，在现实状态中，很多地方网站信息不够、访问量不高，还出现了“政务互动荒区”。随着智慧城市的加速推进与智慧政务的多元化迭代发展，政府门户网站互动平台已经历从初期的爆发式增长走向平稳的常态化发展，网站平台新鲜感正在冷却，平台人气、活跃度、流量下降，甚至还有互动区域无法打开的现象。网络互动平台这种建而不用、疏于维护、形同虚设的状态，不仅让民众不能办事，还让网友产生政府懒政的印象，从而阻滞了政民之间的相互往来和信任。

4.网络舆情引导不够，突发事件防控不力

日新月异的网络环境使得广大网民容易受到极端言论的影响，倘若政府应对不及时、不恰当，很有可能会使事件发酵或小事变大，最终形成网络舆情危机。部分领导干部既不了解网络舆情的演变，也不熟悉新媒体的规律，致使遇到突发事件时，依旧采用对待传统媒体的工作思路来应对新媒体环境下的舆情事件，一味地“重堵轻疏”，再加上缺乏对网络平台的把控方法和能力，用“老办法”应对“新问题”，对本来可以疏导的问题进行封锁、删除，甚至以行政命令禁止传播，从而使小问题持续发酵，直至上升为重大舆情事件，最后损害政府形象和社会稳定。正如有学者所言：一些领导干部在利用网络处理问题时，引起网络民愤，甚至骂声一片，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由于问题的处置不当或处置失误[8]。

5.互联网知识匮乏，网络运用本领不足

目前，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有较高的学历和知识水平，但受年龄、日益繁多的事务等各种因素的制约，缺乏对信息社会的深入了解，网络运用水平不高。如各地公车改革措施实施后，一些领导干部没了专车，因为不会使用软件约车或不会使用二维码支付停车费用，连日常出行都成了问题。可见，网络时代，领导干部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掌握常用的网络基本技能，就很难真正融入其中，并被快速发展的时代所抛弃。

三、领导干部网络素养培养与提升的对策探讨

1.坚持与时俱进，强化领导干部互联网思维

传统的大众传播方式一般为自上而下、分工明确，但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融入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不断颠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同时也改变了全球经济利益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的格局。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行为方式已变得不适宜，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共享的互联网思维。领导干部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要顺应时代的需求，不断学习和把握互联网的特点、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提高自身对互联网技术的科学认知。“在其位，谋其政”，要努力培养在互联网中的引领意识和创新意识，尽快形成互联网思维，不断推动互联网和社会各领域的融合与创新。

2.加强队伍管理，树立领导干部网络担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经常上网看看，积极回应网民，经常与网民聊聊天、发发声，这实际上赋予了领导干部一种新型特殊职责，即领导干部不仅要在网上了解民情民意，还应该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主动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广大民众对发声领导干部的围观是常态，如果百姓采取漠视和排斥的态度，才是非常态。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要让领导干部习惯在有约束的环境里工作，这种约束除了法律和党纪党章的约束外，还包含了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在新媒体环境下，倘若领导干部在网上静默失语，那么在现实工作中也无法带领群众，失去引领能力。因此，要不断加强对领导干部队伍的管理，增进领导干部的网络担当意识，让领导干部敢于发声、善于发声，使发声成为常态。

3.掌握电子政务，实现线上政民良性互动常态化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民众交换信息、表达诉求的主要载体。要提高领導干部的网络素养，提升网络沟通能力必不可少。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要学会新媒体技术，还应选用复合型人才对网络进行管理，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电子政务，从而有效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具体来说，除了要“激活”现有的政民网络互动平台外，还要创新更多、更有效的互动平台，将国计民生与互联网充分结合，拓宽政民互动渠道，同时还要通过线上互动为群众答疑解惑，及时化解民众怨气，增强民众的幸福指数，使网络平台成为党和政府了解民情、为民排忧解难的沟通桥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网络政治参与长效机制，坚决防止“昙花一现、人走政息”。

4.重视应急培训，提高领导干部舆情引领能力

“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9]”，在网络时代，由于信息传播途径的多元化，舆论传播途径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舆论可以借助微博、微信等现代传播媒介，迅速对各类事件进行转发与评论，民众意见的空间和力度大大增强[10]。领导干部应不断学习新媒体相关知识，提高自身的网络素养，用网络思维看待网络事件及其可能衍生出来的舆情影响，在舆情突发事件中发挥导向作用。鉴于此，要为领导干部开设网络舆情应对课程或专题讲座，通过系统性、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其面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洞察力、判断力与应对能力，依法对网络治理和舆情进行科学布局，有效防止负面舆情的产生与传播。只有经过专业的应急培训，才能提高领导干部对网络舆情的引导力、掌控力和驾驭力。

5.提升网络治理水平，增强领导干部执政能力

领导干部在面对各种各样的诉求时，能否正确利用互联网上的大数据研判问题，采用正确的应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执政的水平。领导干部级别越高，越要善用互联网，尤其在新媒体政务过程中，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都被闪光灯聚焦。如果领导干部不懂网络、不会用网，工作成效则会大打折扣。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对网络知识进行积累，如把获取数据、分析数据等本领作为自己的基本功，学会利用大数据进行全方位统筹和规划，有效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11]。领导干部只有对中国网络治理有深入的了解，才能科学地改进和提高政府治理方式和能力[12]，只有具备对信息的驾驭能力，才能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科学执政的能力，同时推动我国互联网发展和网络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

[1]新时代网络强国建设的坚强指引——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EB/OL].http：//www.xinhuanet. com/whxw.htm，2018-04-21.

[2]徐宪平，鞠雪楠.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演变趋势、模型构建与基本规则[J].管理世界，2019（12）.

[3]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J].中国广播，2020（11）.

[4]杨国栋，吴江.领导人才及其培养价值探析[J].领导科学，2020（2）.

[5]姜洁.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N].人民日报，2016-04-20（1）.

[6]本报评论部.领导干部要多点互联网思维[N].人民日报，2018-05-03.

[7]杜积西，于兆艳.新时代领导干部网络素养提升路径研究[J].重庆社会科学，2019（11）.

[8]史策.大力提升领导干部驾驭互联网能力的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16（11）.

[9]陈亮明.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观[J].解放军报，2015（6）

[10]班允凤.政府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内涵与提升途径[J].传媒，2011（9）.

[11]杨乐.互联网时代应急决策的理念与策略探析[J].领导科学，2019（18）.

[12]刘怡君，蒋文静，陈思佳.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主客体实证分析——基于1997-2016年网络舆情治理政策[J].管理评论，2017（11）.

责任编辑：陈若水

作者：曾关秀

网络问政危机管理论文 篇3：

高校学生心理危机管理政策与措施

【关键词】 精神卫生；危机干预；方针政策；学生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 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心理问题也日趋严重。学生的心理问题如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容易造成 心理障碍或发展为心理疾病，严重的可导致自杀。大学生已成为心理危机发生的高危人群。 有研究表明，大学生自杀率高于一般青年，重点大学学生高于一般大学学生；自杀已成为20 ～30岁年轻人死亡的首位原因［1］。事实表明，许多大学生自杀事件的发生常 常与高校心理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有很大关系。因此，加强心理危机管理的研究已成为当前 我国高校学生精神卫生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

1 国外学校心理危机管理的政策与措施

近几十年来，学校心理危机管理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迅速，已从个别的心理危机干预和治疗 发展到对整个社会背景下所出现的危机进行危机预防和处理［2］。现就美国学校危 机管理为例，介绍国外学校心理危机管理的一些政策与措施。

1.1 制定危机管理政策，加强危机管理指导 为加强对学校危机管理的指导 ，美国教育部于2003年下发了《危机计划的实用资料：学校和社区指南》，将危机管理划分 为危机的缓解与预防、针对危机作准备、对危机的反应、危机后恢复4个连续的阶段，并 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指南，主要内容包括：提供一个有组织的、系统的危机管理程序，帮助师 生 和家长；让教职工了解在危机情况下如何帮助学生；危机管理组成员制定合作计划，分配职 责；学生家长和社会其他成员是学校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法律保护学校利益，当 没有对应政策能防止诉讼发生时，建立一个基于“最好实践”的政策与程序；各部门协同建 立一个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以提高学校与社区公众安全的信息和交流［3］。上述政 策为各高校开展心理危机管理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

1.2 制定危机管理计划，健全危机管理体系 美国的一些州政府和学校，根 据教育部的危机管理指南制定了更详细的危机管理计划和危机行动框架，如弗吉尼亚州政府 根据本州的实际，将学校危机管理分为危机前识别与干预、危机反应和危机事件管理3个部 分。一是通过师生培训、提供强有力的预告、建立学校与社区的快速转介通道等对有关人员 进行适当有效干预，来识别和干预危机；二是通过设定有时间限定的、针对问题的干预，以 确定事实，发布正确信息，恢复正常秩序，指导有关人员正确应对危机；三是明确各自的职 责范围，加强各部门的合作与协调以及心理健康服务，进行危机事件的管理［3］。 在危机管理的实施过程中，各高校也都注重成立职责明确的危机反应领导小组，并注重与法 律、卫生等社区组织机构建立紧密合作的伙伴关系。

2 我国高校心理危机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心理危机管理的体系不健全 近年来，我国的一些高校在心理健康教育 和心理危机干预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从整体上讲，我国高校 的心理危机管理体系并不健全，其主要表现为：(1)缺乏危机管理的政策与法规，许多危机 事件的处理仍停留在经验摸索阶段；(2)绝大多数高校没有心理危机管理的具体计划，没有 形成包括危机预警、危机识别、危机干预、危机管理、危机后处理在内的一套系统、成熟的 工作体制与工作机制；(3)没有制定一套系统规范的危机管理和危机处理程序，以指导辅导 员 、学生和家长应对危机事件；(4)没有将相关人员纳入学校心理危机管理组织体系之中，形 成全面的危机应对网络。

2.2 心理危机管理的协同性差 危机管理的主要目的是采取各种可能或可行 的措施，限制或消除危机行为，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维护学校的整体利益。对于患有心理 疾病的学生要求及时转到专业医疗机构或休学治疗，以及康复后复学需要履行严格规范的 程序，都是保护患病学生的生命安全、减少学校风险的重要措施。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 于经济或其他原因，一些学生家长特别是来自农村困难家庭的学生家长，对学校关于子女因 病需要休学治疗或家长陪读治疗的建议并不愿意积极配合，而学校又没有有效的手段予以干 预，往往造成一些学生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这已成为当前学校心理危机 管理工作的一个难点。另外，学生因病复学需要涉及学院、教务、医院等多个部门，因相关 部门合作不够，往往出现不该复学的重新复学或复学之后信息沟通不畅，结果造成危机管理 工作出现被动局面。学校与家长以及学校部门之间的协同性较差是当前学校心理危机管理存 在的一个主要问题。

2.3 有关人员心理危机管理的常识缺乏 学校心理危机管理体系是一个系统 工程，学校和部门领导、学院领导、学生家长、辅导员、学生干部、寝室同学、亲密同伴、 宿舍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都是学校心理危机管理各环节的重要一员。而上述相关人员由于没 有经过专门的培训，缺乏危机干预的相关知识，遇到心理危机现象也不能及时向有关人员汇 报，结果造成大学生心理危机信息失灵，危机事件得不到及时果断的处理，从而酿成悲剧。

3 高校学生心理危机管理的对策

3.1 加强危机管理指导，完善心理危机管理体制 法制化的手段、完备的危 机应对计划是做好高校心理危机管理的保障。针对我国高校心理危机管理起步晚、管理水平 低的实际情况，应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高校心理危机管理的经验，并从我国高校的实际出发 ，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心理危机管理模式和政策措施。要研究制定高校心理危机管理的具体 政策，指导各个地区、各个高校制定适合各自具 体情况的危机管理计划和工作框架；要加强有关精神司法的研究，健全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 ，加强法律指导，将高校心理危机管理逐步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要指导各高校建立健全 心理危机的预警、识别、干预、管理和危机后处理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要加强高校与社 区相关组织的合作，畅通从学校到专业医疗机构的心理危机快速转介通道，形成学生心理危 机的快速处理机制。

3.2 健全心理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形成全面的危机应对网络 高效的核心 协调机构、健全的社会支持系统、全面的应对网络是做好高校心理危机管理的关键。健全学 校心理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一是要成立学校心理危机管理领导小组，把相关的单位纳入组 织管理体系之中，成立安全组、医疗组、辅导组、教务组、后勤组、法律组、资料组以及社 区资源组，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加强各部门的合作与协调；二是要结合我国高校实际，建 立健全学生心理健康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危机应对网络。高校中的专职辅导员、学生集中住宿 和班团组织健全都是我国加强高校心理危机管理的重要条件。要把辅导员、学生骨干、班级 心理委员、寝室心理联络员、宿舍管理人员、学生家长等相关人员纳入心理健康教育的队伍 之中，明确各自的职责和工作程序，形成全面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危机应对网络。

3.3 加强培训与指导，提高相关人员的危机发现与干预能力提高学校危机信 息预警能力、及时帮助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度过难关、快速控制心理危机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是要有一支专兼结合、素质较高的心理危机管理队伍。因此，加强有关人员危机管理知 识的培训是做好学校心理危机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是要通过定期举行辅导员心理危机管 理专题培训、工作交流、问题研讨和典型案例分析，丰富辅导员的工作经验，增强危机管理 的敏锐性，提高专业化工作水平；二是要通过加强班级心理委员、寝室心理联络员、学生骨 干、宿舍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识别、发现危机信息的能力；三是要通过加强学生家长 心理健康观念、心理危机干预意识和干预技能的教育和指导，使家长在了解心理健康教育与 心理危机干预知识的基础上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形成学校和家庭的工作合力。

3.4 做好危机预警与防范工作，加强高危人群的心理危机管理 做好学生心 理危机早期预警工作，科学确定心理危机干预对象，及时果断 地采取危机应对措施，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是做好高校心理危机管理的重点。一是要多渠 道开展心理危机的排查，主动收集学生心理疾病与危机信息，健全学生信息库；二是完善心 理危机干预机制，形成心理问题筛查、干预、跟踪、评估一整套工作机制；三是重点做好紧 急个案的管理，有针对性地做好心理障碍、生理疾患、学习和就业压力、情感挫折、经济压 力、家庭变故等高危人群的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努力做到心理危机早发现、早干预、早转 介、早治疗；四是要完善相关的规章与制度，规范危机管理的工作程序，加强对心理疾病 、精神疾病复学学生健康状况的审核和把关，避免工作疏漏，切实保护好学生的生命安全。

4 参考文献

［1］ 翟书淘.选择死亡：自杀现象及自杀心理透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256.

［2］ 郭兰,傅安洲,霍绍周.大学生心理危机及预警系统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1，1(3):63-67.

［3］ 朱晓斌.美国学校危机管理的模式与政策.比较教育研究，2004，175（12）：45-50.

(收稿日期：2007-07-24)

作者：李永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