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发展观研究论文

经济学发展观研究论文 篇1：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内涵变迁轨迹与学术提升机制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被学术界公认为我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它的设立和颁发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学人在经济学研究中所取得成绩的肯定，同时也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及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13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回顾和总结，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方面的发展轨迹。

一、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为纪念我国卓越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对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和发展，表彰和奖励对经济科学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而设立的经济学特别奖项。该奖项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发起，并于1983年6月19日成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1984年开始首次评选。评选的宗旨是奖励有理论创新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学风严谨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培养和挖掘新一代经济学家，促进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评奖对象是：1979年以来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发表的论著。评选范围包括：理论经济学，国民经济综合问题研究，产业经济学综合性、理论性问题研究等。获奖作品应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理论研究上有创见，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发展有较大贡献者。

1、十三届(1984－2008)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统计分析

根据“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选章程”的规定，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评选出著作奖和论文奖若干个。1984年到2008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已经评选出13届。

(1)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共评选出著作奖47部。其中18部是独著，其余29部为2人以上的合著作品；论文奖154篇，其中82篇论文为独著，72篇为2人以上的合著成果；在获奖的作品中，直接以课题的研究成果获奖的有24项，以“论文集”形式出版的获奖论文有24项(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基金办公室，2008a、2008b)。

(2)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总人数达390人。其中获著作奖的175人(包括所有参著人员，如果只统计第一作者和主编，则获奖人数为49人)，获论文奖的215人(包括所有作者，如果只统计论文第一作者和课题第一执笔人，则获奖人数为142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获奖者中，有17人获得2次以上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基金办公室，2008a、2008b)。

(3)获奖的著作和论文集涉及国内27家出版社。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有10部，上海三联书店9部，上海人民出版社8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7部，人民出版社4部。其他出版社也都是以北京和东部地区为主，而西部地区的十几个省份没有一家出版社的出版物获奖，这也反映了我国出版社的东西差距(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基金办公室，2008a、2008b)。

(4)获奖论文所发表的杂志涉及83家。其中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获奖论文有44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有17篇，《改革》杂志有13篇，这也充分反映了这3家杂志在国内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学术影响。其他著名的杂志，如《管理世界》5篇，《财贸经济》4篇，《中国工业经济》3篇，《学术月刊》和《人民日报》各有2篇获奖。发表1篇获奖论文的杂志有75家，这些杂志也都是国内重要的核心刊物。从获奖论文所发表的杂志可以看出，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不仅充分体现其学术的广泛代表性，也反映该奖项的获奖理论在国内所具有的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基金办公室，2008a、2008b)。

2、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奖理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内涵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每届评选的著作奖和论文奖都有若干个，而且评选的对象是1978年以来的所有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论著，因此，获奖所涉及的理论范围就相当广泛，而且获奖的很多理论都与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背景有关。由此，要对所有获奖的理论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分析和评述会有相当的难度，但通过对获奖的47部著作和154篇论文的整理和综合，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奖理论所反映的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涵。

(1)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科问题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一直比较薄弱，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对经济学的学科建设给与了极大的重视，在45部“著作奖”中，有11部是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的，占著作奖的24.4％。具体获奖的著作主要有：《中国消费经济学》(第1届，尹世杰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第2届，雍文远主编)、《生产力经济学原理》(第3届，熊映梧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第4届，严中平主编)、《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第10届，王俊豪著)，《价值学说史》(第13届，何炼成著)等。

(2)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的研究。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经济学基本上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为学习经济学的指定版本，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谈学习体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以中国经济建设为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这方面的成果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如《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第1届，罗季荣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概述》(第6届，张问敏著)、《市场经济理论典鉴——列宁商品经济理论系统研究》(第8届，杨承训著)。

(3)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界定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探讨的主题，这一问题的研究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方向。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学界一直把计划经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本质特征，并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和按资分配相对立。但是，孙冶方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探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如何利用价值规律和将利润、奖金、最小成本核算等经济杠杆纳入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之中。在孙冶方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探讨的启示下，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系统研究，这些研究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强力的理论支持。正因如此，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对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问题的研究给与了特别的关注。这方面获奖的直接相关理论有：《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第1届，苏绍智、冯兰瑞著)、《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基本结构的若干理论问题》(第1届，吴敬琏著)、《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旗帜》(第7届，李光远著)等。

(4)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改革是中国发生的最伟大的制度变迁，也是3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的第一推动力。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对改革性质、方式、进程及效果的研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主要研究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得到了充分重视，获奖的作品达21项之多：《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第1届，吴象著)、《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若干设想》(第1届，肖灼基著)、《中国改革大思路》(第3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著)、《中国传统积累模式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性》(第4届，程秀生著)、《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路》(第4届，陈吉元、邓英淘、姚钢著)、《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第10届，陈宗胜著)等。

(5)关于中国微观经济运行问题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微观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自主经营能力逐步提升，微观经济组织的功能逐步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逐步稳定和充满活力。微观经济运行方面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鼓励和肯定，获奖的主要成果有：《企业本位论》(第1届，蒋一苇著)、《企业活力与企业行为约束机制》(第2届，卫兴华、洪银兴、魏杰著)、《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第3届，胡汝银著)、《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均衡论》(第3届，潘振民、罗首初著)、《灰市场理论》(第4届。樊纲著)、《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第6届，王慧炯主编)、《中小企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第12届，林汉川、夏敏仁、何杰、管鸿禧著)、《一个中国私营部门发展模型》(第12届，赵志君、金森俊树著)、《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第13届，刘遵义著)、《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究》(第13届，姚洋、张晔著)等。

(6)关于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与对策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大量引进和广泛应用，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便成为我国经济学关注的焦点，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日趋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可以说这是30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在经济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从第1届到第13届，宏观经济方面的获奖作品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些成果无论是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力还是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力都越来越大：《国际分工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第1届，袁文祺、戴伦彰、王林生著)、《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若干问题》(第3届，李成瑞著)、《通货膨胀的诊断和治理》(第4届，吴敬琏著)、《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第10届，夏斌、廖强著)、《通过加总推出的总供给曲线》(第11届，余永定著)、《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第12届，李扬、殷剑锋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第13届，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著)、《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其增长绩效》(第13届，沈坤荣、付文林著)、《论财富》(第13届，裴小革著)等。

除了以上六个方面的主流核心理论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还对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问题、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难点热点问题、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经济转型问题等重要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并对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些“边缘性的”或“交叉性的”的研究成果也体现一定的肯定性支持。

二、从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看中国经济学研究变迁的轨迹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不仅学科体系逐步完善，研究领域逐步拓展，而且研究方法更加科学，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实践的指导意义更加具体和富有针对性。从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奖理论中可以归纳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与变迁的轨迹特征。

(1)从单纯的规范性研究到现代经济学方法的广泛使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学论著基本上是规范性的“感想”和“学习体会”，以课题形式的调研报告很少。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影响，经济学界比较注重对生产关系及其变革研究，而且大多是从概念到概念，缺乏数据支撑的实证分析。到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也进入了起步阶段。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对改革的目标还缺乏统一的认识，经济学界对现代西方经济学采取的大多是批判的态度。研究的方法基本上还是规范性研究和抽象的哲学式思考，实证研究和数学模型的论证方法几乎很少。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以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为依据对国家经济政策进行简单的解释，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几乎是“党代会”的理论复制。到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大量引进到国内，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得到了普及和提升，中国的经济学刊物开始大量发表以数学建模、计量证明、统计检验为工具的实证性论文。从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奖著作可以看出，在前七届获奖作品多以规范性的研究为主，从第8届(1998年)开始，获奖作品基本上以应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家借用数学工具，极大地扩展了对经济现实的认识和判断能力，由此大幅度地提高了经济理论的精确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出现了定量化、精确化、演绎化的趋势。

(2)以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大事件为背景，逐步形成了对中国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体系。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中国的经济学界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广泛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行科学的探讨和研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创建了对中国经济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中国经济学”。从13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奖理论看，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是关于我国国情和改革的必要性的探讨，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经济学认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经济学界集中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理论、分配结构理论和宏观调控体系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从注重要素解放到注重人的解放，形成了对社会平等、社会公正和区域协调等民生民权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中国经济的科学发展理论。

(3)以课题形式带动中国经济学对现实重大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这一伟大的实践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研究的支持和提供各种选择方案。为此，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地方各类社科基金中，对当前经济问题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形式，通过对大量的经济实践活动进行理论分析和研究，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升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丰富了

中国经济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在13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有24项各类课题成果获得论文奖，这些以课题形式的研究成果为各级政府解决经济问题和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充分发挥了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实践的作用。

三、中国经济学评奖机制的完善与研究水平提升的学术机制

1、孙冶方经济学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比较与完善

众所周知，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今世界公认的经济学最高奖项，这是因为：(1)诺贝尔经济学奖只奖励给“为人类做出最杰出贡献的人”；(2)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影响”，评选的唯一标准是科学研究成就的大小，使诺贝尔奖成为人类科学发展中“最公正”和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奖项；(3)诺贝尔经济学奖每次只对某个重大创新性基础理论或创新性研究方法进行奖励，它可以有几个人同时获得，但不会使某一个人在其他领域的成果重复获奖，这使得诺贝尔奖成为一个人科学研究的终身奖项，是获奖者在科学研究上的最高荣誉；(4)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奖励那些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实践的检验被证明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或对推动经济学研究具有巨大进步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获奖的候选人是由各国的经济学会和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推荐，但不允许自我推荐和申报，当年评奖委员成员(一般是5人)不得获奖。正因如此，很多获奖者都是在七八十岁高龄时才获此殊荣(朱启才，2009)。

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相比，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虽然被我国的学术界认为是“中国的诺贝尔奖”，但它在评奖机制和获奖理论方面与诺贝尔奖有着较大的差别。一是评奖的程序不规范，不仅评委可以获奖，而且一人还可获得多次获奖并且获奖者均是个人申报；二是获奖的理论发表的时间很短，甚至当年发表的论文当年就获奖，没有实践检验的效果评估；三是在已获奖的理论中，绝大部分是简单的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对策和对经济政策的解释性成果，而对经济学研究和中国经济实践指导意义的基础理论研究很少，使获奖的很多“成果”在中国经济的巨大变迁中很快就过时了。因此，必须完善中国经济学的评奖机制，使经济学的评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平台：一是成立真正代表中国经济学研究各个派别的“中国经济学会”，将现行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由中国经济学会来评比和颁发，使之更具有权威性和广泛性；二是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比程序，所有评奖者由全国的经济学专家推荐，并且以某个已被实践检验的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学术影响力的理论为唯一标准，而且每人只能获奖一次，当年的评委不能获奖；三是把孙冶方经济学奖改为只奖励给某个人的学术成就奖，相同或相关的理论可由2人～3人当年同时获得，取消现行的“著作奖”和“论文奖”，避免现行的当年获奖的著作和论文由很多相互无关联的理论一起获奖的局面。

2、提升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方向

我国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很多研究还只是在学习、引进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自身特色的学术研究还不多，研究成果还缺乏独创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基础理论的研究严重滞后。形成这一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核心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缺乏科学的学术研究机制，我们习惯于思考“大的或宏观的问题”，习惯于使用官方公开数据来解释国家经济政策，习惯于在书斋中闭门做学问。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在经济学研究中缺乏科学的方式和足够的科学的精神。因此，要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最重要的是改进我们的学术研究机制。

1、建立科学的学术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的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它的实用性更强，因而也被称为致用之学。这一特点决定了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分析的方法论的创新、经济基础理论及其体系的构建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经济学通过发现经济问题、分析经济问题和解决经济问题来提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人认为经济学的研究水平是与其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只有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才能产生出高水平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这一观点虽反映了经济学研究的当今现实，但并非是经济学研究的全部。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确有一部分理论和方法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商低有关，如期权定价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微观计量理论等就与资本市场和市场经济发达程度相关，但大部分理论和方法是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如经济计量模型、福利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一般均衡理论等，有的研究成果甚至与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无关，如交易费用理论、线性规划、博弈论、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不对称信息理论等。可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在于提供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和基础理论体系，并以此为经济发展提供对策。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学的研究既要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研究，更要有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有关的所谓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是源头话水，没有基础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创新，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就会失去科学的依据。中国经济学界要提升经济研究水平，必须改变我们的学术研究方式和学术思维方式：(1)由注重宏观问题的研究转变到注重微观个体经济行为及其差异的研究；(2)由注重利用官方数据套解经济问题的研究转变到注重经济数据背后的形成关系研究；(3)由在书斋中感想性地研究转变到在实践中“蹲点观察”和“建立经济样本”来发现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机制研究；(4)由经济研究主要来解释国家政策为主转变到科学研究本身的真理探究。

2、真正确立科学研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研究制度，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确保科学研究无禁区

提倡在经济学研究中树立“科学、民主、创新”的学术研究精神，以崇尚科学和真理为学术探索的唯一标准，把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的水平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指标。

3、彻底改变科研评价体系和学术评审制度

把基础理论研究作为衡量学术研究水平的基本指标，以在基础理论和方法上的“代表作”作为衡量个人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以发表的基础理论论文的学术水平作为衡量各类学术刊物水平的核心指标；建立各类相关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团体，基础理论研究的论文发表及其学术价值必须在学术团体中交流并由相关学术专家推荐和评审；同时，必须在全社会真正建立学术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评价机制，根据学术和实践影响力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指数，每年在全社会公布前100名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指数排名。使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真正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工具。

(编校：育　川)

作者：朱启才

经济学发展观研究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摘要】19世纪开始，政治经济学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分化为占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者把现存的制度当作外在的、既定的或从来就有的社会秩序，强调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为某种可以像物理学那样准确把握的东西进行研究；后者继承了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强调将生产关系作为主要的内在变量进行研究，以找出社会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内在规律，从而达到拨正经济学航向的目的。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比较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不满主流经济学使“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正规化，但其准确性却越来越低”的现实，注意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配框架，把制度视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内生变量，研究制度、制度变迁及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做出制度选择的原因，以及在制度变迁中国家行为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等，本文将在以下进行分析。

一、前提假设：社会生产和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质与人的主观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分析的基本假设过于理想化，因而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和确定性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更为现实的经济分析假设，即有限理性、目标函数最大化和机会主义。有限理性指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们对环境与信息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等原因，必须承认人们只有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由契约和市场来组织的。由于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就必须搜寻备选方案，对外界及未来进行估计并进行相应的计算和比较。目标函数的最大化不同于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家庭追求效用极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分析方法，而“强调个体单位总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目标函数极大化，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这就强调了个体单位的理性选择。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个体无论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主，都被认为是进行理性选择的，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函数极大化。机会主义“指的是欺骗性地追求自利，这包括但并不仅仅限于比较明显的形式，如说谎、偷盗和欺骗。机会主义更多地涉及更复杂的欺诈形式，包括主动的和被动的形式，包括事前的和事后的形式。”机会主义被定义为是一种自利行为，它的存在是经济交易中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限制机会主义因此成为制度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以社会生产和经济的利益的客观性质为前提假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及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是研究社會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明确地把研究对象定位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研究制度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方面人的主观行为会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人的主观行为本身存在着缺陷而不能使各个方面都按照共同利益的要求来进行决策。因此，就必须建立一种制度，使人们能够进行理性选择，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追求自身目标函数的极大化；同时，通过这种制度对人们的主观行为进行约束，使机会主义的行为受到限制，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二、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科学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古典经济学中发展起来并超越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它有其深厚的哲学理论基础，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观，也是其基本方法论。它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其实就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具体展现。它关于自然和社会、社会制度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理论，坚持了辨证的、唯物的发展观，唯物主义、辨证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始终如一地贯穿于生产力理论、生产关系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中。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在社会分析中，坚持了阶级分析方法；与此相联系，研究方法中的集体主义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到重视。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着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一个基本基石。但是，其整个学说仍然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中汲取养分构建的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基本方法论是与这一哲学基础相联系的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其研究方法根子上仍然是新古典主义的。这一方法论的一个特征是坚持实证与规范的划分，其有关经济史的理论，在标榜价值判断中立的旗号下，力求其理论对史实的解释力，因此，实证分析方法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描述方法。由于其最终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因此，个人主义原则是其研究方法中所追求的基本原则，它强调个体的理性行为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对个人理性的重视贯穿于它对企业、利益集团、国家等组织的分析和研究中。当修正后的经济人假设被安装到每一个经济单位和组织身上后，接下来很自然地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成本比较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等，也就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常规方法。

三、研究目的：资源配置效率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是以制度作为其研究对象，其实，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心的希缺资源的配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关于经济人行为的两大基本假定的基础之上的，即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人具有充分的理性。新古典模型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观念的人。新制度经济学正是通过对新古典模型中经济人假定的修正才扩展了经济学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于是新制度经济提出了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假定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假定，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了比新古典模型跟逼近现实层次的人的行为假定。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在新古典模型中，暗含的假定是交易费用为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被修正为交易费用为正。新制度经济学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并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补充和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希缺资源的配置，新制度经济学仍坚持这一研究对象，它只是加上了资源配置目标函数的一组制度约束条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的目的和标准在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从范式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终极性价值判断，即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的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认为制度的变迁和替代是必然的。而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现世性价值判断，即以希缺资源的配置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为核心，以“自然形成”的既定制度永恒合理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以理性和实用主义为基础。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同，才产生了两者的研究宗旨的不同。

四、结束语

毫无疑问，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继承了马克思制度经济学重视和分析制度的理论和传统，并在其发展过程和理论体系中深受马克思观点的影响。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和作用。虽然我们比较了二者的诸多不同，但是从超越对立的思路来看，二者存在互补的一面，新制度经济学以它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的某些不足。

【参考文献】

[1] 周建成：西方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影响——与刘国光教授商榷[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1）.

[2] 马艳：经济学的理论分野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创新——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关系[J].学术月刊，2006（5）.

[3] 马应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必须澄清的几个问题[J].甘肃理论学刊，2006（2）.

[4] 卢新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认识:从方法论角度的说明[J].财经论丛，1999（6）.

作者：索　红

经济学发展观研究论文 篇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

摘 要：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重视其基础理论研究，明确研究对象、构建理论体系、理清核心理论。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思想，丰富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了其矛盾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如私有制要消灭，社会占有生產资料；消灭商品生产，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消除城乡和工农差别，实现城乡融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等等[1]。这些理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南，但是这些理论只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设想。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

（一）理论的始创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到确立。毛泽东同志努力探索，想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泽东提出，要在理论上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此，号召全党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其本人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行深入学习研究，肯定了它的正确之处，也指出了它的不足和错误。随后在1956年和1957年分别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文中提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观点，如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协调发展等；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的处理等等。这些观点从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的矛盾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科学地提出和阐明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思想和方针，是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纲领性文献。

（二）理论的形成

1984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真正破题者。第一，他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第二，他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三，他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

随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中，对经济建设继续深化认识，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概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发展方式的认识。

（三）理论新发展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理论，进一步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主要包括：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稳定经济增长，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等[2]。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了新的发展。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发展思想；坚持按劳分配，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等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这已由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偏离了正确方向，引起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探讨，焦点在于生产力是否也是研究的对象，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可以归纳为四种：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有生产关系，生产力不是其研究对象。第二，生产关系是首要研究对象，生产力是次要研究对象。第三，生产力是首要研究对象，生产关系是次要研究对象。第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同等地位的研究对象。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中国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家对中国经济为何会成功而苏欧经济为何会失败产生了很大的关注，随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的学说，但决不能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运动割裂开来，或脱离生产力发展孤立研究生产关系，使政治经济学陷入空泛；或脱离生产关系本质，片面强调生产力，使政治经济学研究失去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在分析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认识生产关系演变运动的特征。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只有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逐步实现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赶超，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中国得到很好的证明。否则，将会偏离中国的客观实际，也会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果只限于生产关系，而不考虑生产力，会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变窄，对中国经济的解释能力及指导作用变弱。如果把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共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然会引起这一理论的一系列突破，我们生产领域的创新就是生产力方面的，我们一系列制度方面的改革和创新就是生产关系方面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一）研究内容

政治经济学从它一经被提出就是从研究一个国家的财富如何增长入手，再到经济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把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来进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会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一根本目标。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分为：一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二是发展的制度基础；三是发展的基本理念；四是发展的基本路径；五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六是发展的战略判断；七是发展的总体布局。

（二）体系框架

按照上面的研究内容，我们可以构建出这一理论的体系框架，如图1。

（三）核心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

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最核心理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两个重大突破：一是突破了传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结合的市场经济，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则不是；二是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的经济体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体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也不是这样。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时间从1978年到1984年，改革的最初思路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二个阶段是从1984年到1988年，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个阶段的时间界限是从1989年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终确立；第四个阶段从1992年至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既要用好“看得见的手”又要用好“看不见的手”。这里的“社会主义”主要指国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而政府主要须当好制度规则的制定者、市场运行的裁判员、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这是“看得见的手”。这里的“市场经济”是指在资源配置方面，要求市场在法律与政策的指引下，起决定性作用。从本质上说，经济发展就是以少的投入生产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就是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而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這就是“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怎样一门科学[J].学习与探索，2016（9）.

[2]张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6-02-23.

作者：聂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