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文化研究护理论文

世纪90年代初，郭乃安先生提出“音乐既是为人而创造的，也是为人所创造的……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倡导“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①，这一观念与主张于当下音乐时局仍具有重要意义，即“以人为始筑理论体系”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服务文化研究护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服务文化研究护理论文 篇1：

日本介护保险制度对浙江省养老事业的启示

摘 要：由于医疗水平提高等原因，近年来，浙江省的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随之也暴露出诸多难题，如倒金字塔型的家庭结构带来的新挑战，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护理等问题。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介护保险制度是一种成熟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针对浙江省人口老龄化现状，结合日本介护保险制度，具体分析在未来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大环境下日本成功的养老经验对浙江省养老事业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介护保险制度;浙江省;养老事业;启示

一、浙江省养老事业现状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下面临的社会性问题之一。而浙江省作为老龄化阵营前线的选手，早在1987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比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还早12年。如今，随着浙江省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的发展等，浙江省老龄人口数目激增，养老问题暴露，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形势刻不容缓。

1.家庭养老等传统养老方式不再完全适应当今的养老局面。中国人根深蒂固承袭至今的传统养老方式不再完全适用于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养老是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上下两代人抚养与赡养交替反复进行而存在的传统反馈型养老模式。但是结合现实，从当前的社会整体大环境来看，家庭养老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一方面，随着浙江省各方面的发展，出现了城乡间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为了谋求发展，许多农村年轻人独身外出打工，如此一来，养老主要动力的流失，使得许多传统养老的家庭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浙江省严格实施早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浙江省出生率降低，新生儿数量下降，这不仅间接推动人口老龄化的进度，還催生了新的家庭构成模式——“4-2-1”倒金字塔模式，即当两个独生子女家庭相结合时，两位成年人需要赡养四位老人和一个孩子。相对于从前的好几个兄弟姐妹及其另一半赡养家里的老人，在“4-2-1”模式中，赡养老人的沉重负担反映出家庭养老的可行性愈来愈差，传统的养老方式将不适应当今时代的变化。

2.养老服务体系不完善。浙江省要想解决好养老难题，就需要从社会基础养老设施及养老服务体系上寻找突破口。据统计，目前浙江省共有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3 588家，居家养老服务站2万余个，能提供上门服务的仅有7 500家。全省90个县（市、区）仅有52个建立了养老服务信息系统[1]。而截至2017年末，浙江省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千万，单从数字层面来分析，现有的养老体系并不能满足年老者的需求，浙江省养老供能明显不足。同时，除养老院外，老年活动室或者老年活动中心在浙江省的城市与乡村建成。这些老年活动室与老年活动中心大多是仅仅为整个村的老人提供一个活动交流的场所，有时甚至只是一个摆设，更不用提具备生活辅导、心理指导、健康护理等基础功能。

3.浙江省内养老服务市场未定型。浙江省养老供能不足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养老市场未定型。养老市场未定型，首先表现在养老企业的数量不足和养老产业链的不完整等情况上。省内的养老企业性质大多是疗养机构，开发老年健康食品、文化产品、体育用品等的产业很少，名牌企业更不用提。其次，表现在养老人才匮乏上。高校没有专门的养老专业，养老作为研究方向渗透在各个学科当中，没有自己单独的学科体系，这也就导致了人才培养没有针对性，人才不足。

4.农村老人和特殊老人等养老人群的问题突出。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城市化的扩张，大量青壮劳动力独身离开家乡谋求发展。与物质生活的相对富裕形成反差的是空巢老人贫瘠的精神生活，年老者不仅需要得到物质上的赡养，还需要有精神上的避风港。特殊老人因疾病或意外失去了自主行动的能力，需要他人在平常生活中给予帮助。这两类老年人群需要我们特殊问题特殊对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使得物质与精神的赡养问题得到统一解决，使得养老人群在生活无忧的同时，精神的平原不再荒芜，还需要政府、专家、社会人士共同商讨，群策群力。

二、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

与我国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和养老状况的日本，于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依靠健全的养老制度和极具特点的介护保险制度，有效缓解了老年人医疗及照护的压力，同时在介护保险制度实施后的20年发展过程中，根据本国国情，不断将制度夯实和完善。

1.制度特色。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独具特色，其把税金作为介护保险的财源，又把保险作为国民介护支出的资金来源，在此基础上对需要介护的国民及其家庭进行生活和精神援助的一种养老制度。在日本，介护保险的参保对象为在市町村居住的40岁以上的所有日本公民，根据年龄可分为第一号和第二号被保险人，第一号被保险人为65岁以上的老人，保费支付条件是失去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且处于需要支援或护理状态;第二号被保险人为40～64岁的日本国民，保费支付条件为患有癌症（晚期）、早期老年痴呆症等在内的16种疾病，且处于需要支援或护理状况。在缴纳保费方面，对于该由政府缴纳的保险费，中央政府、市町村、都道府县共同分担，且中央政府所承担比重最大，市町村与都道府县则其次平摊，这既调动了地方政府施行制度的积极性，又减轻了国民养老的负担。而在按年龄划分的同种被保险人中又根据生活水平与经济状况的不同，分成六档缴费等级、三档饮食及住宿费减免额度，并且相应的基础评判标准每3年调整一次，这样细致的分类与高频的修改完善，使得日本的介护养老制度可以随着国情的变化而不断适应社会现实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为国民“量身打造”的服务使得人民能真正享受到介护养老制度带来的便利。

2.服务特点。老年人不似中年人与青少年，他们身体虚弱，在生活中不经意的意外或天气骤变、旧疾突发都可能引发严重疾病或造成致命伤害。因此，日本的养老服务人员会定期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并根据每个老人身体的不同情况制订康复计划。对于因子女在外工作或其他原因孤身一人的空巢老人或独居老人，养老服务人员在看望老人的同时，会邀请附近老人或单独与老人进行手工、简单运动等活动来帮助老人维持身心健康快乐。

3.人才储备。制度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源源流入。在日本，中专、大专、大学等各类办学机构设立与养老服务有关的专业，为选择相关专业的学生建立奖学金与助学金制度，并在就业后提供大量福利。同时拓宽海外劳工市场，通过优惠的政策，吸引大批国外人员加入养老事业中来，在解决了人才短缺问题之上，日本也对养老制度服务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比如学员在学习理论知识与在实践操作课程时需要达到至少130个小时，而在上岗之前也需要取得相关资格证。

三、日本介护保险制度对浙江省养老事业的启示

面对当下浙江省的养老模式与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现实状况。浙江省虽然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探索，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仍缺少有效的赡养老人的模式和经验。针对当前老龄化的特征和浙江省内老年人的需求，吸收借鉴日本介护保险养老制度，从而通过各种措施，建立一个有效的养老机制对于现在甚至将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1.培育养老市场。因为浙江省内缺乏养老企业，养老产业潜在的需求和养老产业现实的供能出现了严重的断层。政府应当鼓励企业发展老年经济，用实际政策来调节养老方面供求不平衡的现状。例如与多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政府出具相应资金，供其开发老年养老保健产品，由此完善养老产业链。市场需要人才，人才在市场中发挥作用。日本的养老资格考试制度，促使国内养老服务人员专业化，日本在高等教育机构设置了与养老有关的专业，为学生准备奖学金和为从业人员提供的相应福祉。在日本培养人才的基础上，浙江省政府可以同地方高校联合，推出养老专项学习计划或者养老人才补助计划等措施。同时，以公益广告、公共设施公告栏等为养老信息载体，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养老服务行业。

2.实现养老方式多样化。居家服务和机构服务属于日本介护保险制度的两大服务类型。前者类似上门服务，如医务人员定期为老人进行健康诊查，工作人员定期为老人整理家务等，后者则是在社区、政府和特殊机构三者的联合下，养老机构为老人制定个性化的养老服务计划，让老人短期或长期入住机构，享受为其提供的养老服务。对于浙江省传统养老方式不再完全适用和受传统文化影响人民对特殊机构信任度低的现状，可以通过传统养老方式和介护保险制度的融合，从而推出综合性养老方式，如医养与家养结合，社区集体化、特殊机构养老等养老方式。医养与家养结合的优点是老人在家庭中生活养老，定期上門的养老工作者为老人进行健康医疗、精神咨询、家务整理等护理类工作。而社区集体化、特殊机构养老等养老方式，能够凝聚社区力量，以社区集体为管理中心，满足一般老人的养老需求，同时也为身患重大疾病的老人或者空巢老人等特殊老人群体提供定点个性化服务。

3.完善养老模式。在日本介护保险制度中有两个被保险人的存在，即第一号被保险人和第二号被保险人。而介护服务又分为两大类型三大类别，再通过10个项目85个标准将介护等级分为七类。分类的精细化程度可见一斑。精细合理化安排将是浙江省养老今后的重点发展方向。特殊养老机构根据不同老人的经济实力、健康状况、居住环境等因素，准确为他们提供多种多样的养老服务，如生活指导、居家清洁、身体按摩、心理咨询等。在此基础上特殊问题需要特殊对待，针对特殊老人，也需要设计个性化的养老服务计划。同时，服务机构、服务人员、服务过程也需规范化，按照相应的规章流程来参与服务。社会生活大环境也是养老指标的一项重要要求，而养老基础设施则是社会生活大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无论是医院还是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在建设养老基础设施时，都注重建设合理性、功能丰富性、个人隐私性等因素。针对浙江省内养老公共服务设施存在数量不足、使用不规范等问题，首先需要政府投入资金加大养老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其次应规范设施使用情况，给老人带来真正实在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服务。

4.出台相应政策法规。日本政府重视养老法律的与时俱进，随着国内养老社会大环境的改变，不断出台或者修改养老法律。如1959年出台的《国民年金法》，1972年重新修订的《老年人福利法》，1983年实施的《老年人保健法》以及其他系列法律制度，都为养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现实保障。在我国法律中，涉及老年人养老的法律条文却不够完善，存在有具体规定却不够全面不够细致、重视物质赡养而忽略精神赡养等问题。浙江省也是如此，所以凝聚社会共识，汲取专家意见，针对现实情况出台相应政策法规，以法律驱动养老经济发展，以法律推动养老问题的解决的方法是值得采用的。

参考文献：

[1]  魏艳秋.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浙江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研究[J].中国商论，2016，（11）.

[2]  张腾.日本介护保险制度及其效用与特点分析[J].西北人口，2010，（6）.

[3]  成海军.日本老年介护保险制度及启示[J].社会福利，2015，（4）.

Revelation of Japanes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 for Zhejiang Province

DONG Qing-xin，QIU Zhao-qing，SUN Li-chu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11121，China）

Key words：Japan;Japanes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Zhejiang province;pension business;enlightenment

收稿日期：2020-05-28

基金项目：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创新能力提升工程之“日本介护保险制度对浙江省养老事业的启示”

作者简介：董清昕（1999-），女，浙江桐庐人，学生，从事日本社会文化研究;裘兆青（2000-），女，江西九江人，学生，从事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孙立春（1979-），男，河北辛集人，副教授，从事日本社会文化研究。

作者：董清昕 裘兆青 孙立春

服务文化研究护理论文 篇2：

融传统与现代 兼传承与发展

世纪90年代初，郭乃安先生提出“音乐既是为人而创造的，也是为人所创造的……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倡导“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①，这一观念与主张于当下音乐时局仍具有重要意义，即“以人为始筑理论体系”②。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历代中国音乐学人的努力探索与系统总结，他们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立足于世界多元文化格局，投身于中国音乐文化事业，为之于构建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在这些音乐学人之中，樊祖荫先生即为其一。他是中国音乐界横跨“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和“音乐学”专业的旗帜性学者，且能在二者之间进行圆融互通，故其理论研究更具有实践性和务实性，音乐创作实践更彰显出深厚的人文底蕴，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有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五声性调式和声、音乐教育、“非遗”传承与保护及音乐评论等。下面，我将着重对樊祖荫先生有关“非遗”音乐文化研究与民乐作品评论情况进行梳理与阐析。

一、有关“非遗”音乐文化的研究与实践

回溯樊先生的学术研究历程，我们发现，有关“非遗”音乐文化的研究与实践仅是他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一个历时性缩影。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樊先生便受聘担任民歌、器乐和曲艺音乐集成的全国编审，而音乐集成编撰工作本身即有保护“非遗”的重大意义，它为新世纪“非遗”传承与保护工程的启动奠定了良好基础③，这亦是樊先生“非遗”音乐文化研究与实践的重要积淀。此外，“非遗”概念在本质上是属于文化工程的实践性“产物”，其既有概念应为“传统”，而“传统”的概念是在文化研究中对应于“现代”而出现的，它是在20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被用于表述中国文化的历史、历时性延续以及与“现代”之间的一个“关系性”概念④。

事实上，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是一个有关中国文化研究与实践变迁的历程，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即是在这一历时性的社会化语境中予以展开的。故此，若我们将“‘非遗’音乐”还原成它的既有概念——“音乐传统”的话，可发现“非遗”音乐文化的研究与实践实则一直伴随着樊祖荫先生的学术生涯与教学历程。我认为，在樊先生的“非遗”音乐文化研究与实践中彰显了“传统与现代互融，传承与发展并举”的理路特征，具体表现为三个维度，即“从西方看中国”“从中国望传统”和“从传承视发展”。

（一）从西方看中国

樊先生的学术睿智和犀利的洞察力，即彰显西方现代音乐理论置于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有益性”，继而求真性地发掘文化传统，创造性地研究音乐形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注重音乐文化价值的相对性。“文化价值相对论”是樊先生借鉴西方现代音乐理论研究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形态特征，从而构建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形态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属点，如在论及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关系及其比较研究时，樊先生认为“首先必须弄清各自的基本情况及其本质特点，然后应在同一层面上以相对应的方式来进行比较。不然其比较结果常不能说明问题”⑤。而就多声部音乐研究而言，先生实则是从中西文化之间“不同的不同”之层面予以审视的，即从中西方不同的审美选择、传统思维方式及其艺术表达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⑥。

其二，注重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性。在樊先生看来，“从西方看中国”须要坚守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主体性。认为“如果要从根本上体现我国多声部音乐风格特征的话，仅仅走西洋和声‘民族化’之路是不够的，而首先必须下力气摸清我国久已存在、至今还在音乐生活中起着实际作用的传统多声部音乐的基本情况，进而加以研究、梳理、集中，在掌握其基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借鉴予以发展”⑦。为此，樊先生自1964年开始至今，在四十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区进行多声部音乐的采录与调查，已发现30个民族存在和流传着多声部民歌，完成了《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中国五声性调式和聲的理论与方法》《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等著述。

其三，注重音乐文化研究的包容性。樊先生曾提及“音乐的民族风格是需要发展的，因此，在强调学习、继承我们民族的优秀音乐传统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对人类一切优秀音乐文化成果的借鉴与吸收，并力求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⑧可以说，这即是樊先生认同西方现代音乐理论置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有益性”，亦是对他借鉴外来理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形态问题的注解。对此，樊先生立足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形态理论与实践的主体性特征，从西方现代音乐形态理论的视角出发，将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形态特征从和声特点、织体形式、调发展手法、节奏节拍、曲体结构等方面予以了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

（二）从中国望传统

通过“从西方看中国”，樊先生还意识到西方现代音乐理论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强势挤压，客观审视和反思了西方音乐的“有限性”，立志要扎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即“从中国望传统”。樊先生曾在“四大音乐集成”“母语音乐文化教育”“原生音乐文化展演”等大事件中，守望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主体性认同，探索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主体性表述，继而为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建设添砖加瓦。为此，先生在继承中国史学传统、强调实地考察和注重音乐本体的基础上，吸收民族学、社会学与民族音乐学等人文社科的理论与方法⑨，立足中国，守望文化传统。整体可表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文化多元化语境中守望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主体性。文化多元化是樊先生聚焦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主体性研究的“认知前结构”。对此，樊先生曾指出：“21世纪的音乐教育应当把全球性多元化和谐相处的新的生态文明价值观为其哲学基础……要实施多元化音乐教育，首先就要打破欧洲音乐一元化价值观，树立中国民族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主体地位。”⑩应该说，这是一位资深音乐理论家于21世纪初所发出的警号，此后，有不少学者展开了文化多元化视域下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主体性研究，如管建华等学者的音乐教育哲学的主体性研究、赵塔里木等学者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研究、谢嘉幸等学者的音乐教育实践的主体性研究、宋瑾等学者的中国音乐美学的主体性研究、萧梅等学者的民族音乐学的文化主体观念表达等等。

其二，在中华文化母语语境中守望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主体性。樊先生认为，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显现形式即为“文化母语”，而守望中国音乐文化传统主体性的重要路径即是要实施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为此，在1995年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之后，樊先生以《中国音乐》杂志为阵地，组织了“中国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大讨论，对“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意义、价值、现状、策略、问题与不足以及全球化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还撰写了《传统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树立“双语”意识 实施“双语”教学》《对中国传统音乐做整体性研究的思考》等文论研究“母语音乐教育”，认为要实施中华文化母语音乐教育，须树立多元文化观、文化价值平等观，建立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和中国音乐教育体系。这是从中华文化母语的观念、理论及实践“三位一体”的整体性联动来探讨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守望。

其三，在现代文化传媒语境中守望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主体性。樊先生一直作为资深专家参与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现代媒体传承与传播实践活动，如“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中国原生民歌大赛”“中国风·民歌会”等，并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在现代媒体传承与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主体性问题予以研究。面对当时媒体“热炒”的“原生态民歌”现象，樊先生始终保持清醒和冷静的态度，指出绝不能把民歌、民间音乐的外延无限扩大，之所以坚持“原生态民歌”的条件，并不是为了追求时髦，而是为守护民族音乐之“根”。此外，樊先生充分肯定了现代文化传媒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传承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如认为举办民歌展演（比赛）活动可促进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多样性的集中展现和及时发现与推出优秀歌手，可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激发民族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推动青少年学习民歌的热情，从而有利于“非遗”音乐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

（三）从传承视发展

传承与发展，是“非遗”音乐文化研究与实践的重要问题，亦是“活态”保护“非遗”的根本目的与方针要求。然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在社会各界存有很大的争议。事实上，在当前“非遗”音乐保护与传承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主要是由音乐文化资源的“发展与创新”置于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的冲击与挑战而形成的。但在樊先生以发展的文化诉求守望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具体可表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人类共同发展与“非遗”音乐文化传承。在樊先生看来，“之所以要急迫地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社会的发展现状紧密关联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亦即是说，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共同发展是樊先生“非遗”音乐文化研究与实践的理论基点。实际上，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是一种“世界主义”观念，它张扬世界多边文明的共同存在与共同创造，是一種世界生态文明之观念。基于此，樊先生在人类共同发展的理念中守望传统和传承“非遗”音乐文化，提出“非遗”音乐文化传统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而守望“非遗”音乐文化传统即是守望人类共同发展的“文化之根”。

其二，学科理论发展与“非遗”音乐文化传承。樊先生始终站在学科理论发展的基点上展开“非遗”音乐文化的研究与实践。他以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为研究对象，于2006年申报立项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项目编号：06JZD0030）。其中，我们看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学科前沿理论与樊先生“非遗”音乐文化研究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第一，“非遗”保护理论与“非遗”音乐文化本体、传承主体研究的有机结合，如提出“非遗”保护，研究先行？輶，发挥“传”与“承”的两个积极性？輷等;第二，文化生态理论与“非遗”音乐文化生态研究的有机结合，如倡导“非遗”与城镇化同行？輮，挽救濒危的民族语言？輯等;第三，知识产权理论与“非遗”音乐文化保护法律研究的有机结合，如呼吁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著作权）保护条例》等;第四，社会发展理论与“非遗”音乐文化教育研究的有机结合，如倡导发挥学校教育在保护“非遗”中的作用？輱;第五，旅游产业理论与“非遗”音乐文化产业实践研究的有机结合，如提倡举办原生民歌比赛（展演）？輲，保持“非遗”在旅游展示中的本真性等。

其三，遗产资源理念与“非遗”音乐文化传承。如何将“音乐文化遗产”转换为“音乐文化资源”，这直接关涉到“非遗”音乐文化的“活态”传承，其本质上涵括了对“非遗”音乐的传承与传播、发展与创新、保护与开发等问题。遍存我国各区域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它不仅是一笔丰厚的音乐文化遗产，更是当代音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音乐文化资源。对于二者的认识，我认为关键是在其能否与人类的现实生活相关联以及能否推动未来社会文化事业的“生态式”发展，这也是关乎传统文化能否在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进行有效承传的重要前提。对此，樊先生以（多声部）民歌、“安达”音乐、“阿炳音乐”等为例，对其当代传承与传播、发展与创新问题予以了体系化研究，认为传承与传播是两个互有紧密关系而又有不同指向的概念，传承亦是一种纵向的传播;而发展总是与继承和创新紧相联系的，其中创新不仅要“推陈出新”，还要把握“适度”原则。传承与发展，虽说看似是一对不可调和的概念，但是在樊先生的“非遗”音乐文化研究与实践中却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它恰切地表达了樊先生兼顾传承与发展的“非遗”音乐文化研究理念。

二、有关中华民乐作品的相关评论

纵观樊祖荫先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我们发现，对各类音乐作品的评论亦是他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研究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中华民乐作品的相关评论，如他对阿炳音乐、潮尔、广东音乐、江南丝竹、刀郎木卡姆、十番锣鼓等乐种的评论，对罗忠镕、刘德海、周龙、刘锡津等人的民乐作品评论，对民族器乐教育的评论，以及对民乐理论著述的评论等等，均显现出其自身的音乐学术思想与研究理路，即扎根于中国音乐文化传统，注重于音乐与文化并行、民族性与时代性并行，投身于构建自己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对此，我认为整体可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立足传统与现代，探讨继承与创新

关于传统与现代，樊先生曾多次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二者的概念与不同的时代、风格相联系，二者之间绝不是割裂的，也不是完全对立的？輶。对此，他在刘锡津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靺鞨组曲》和月琴协奏曲《北方民族生活素描》的评论中谈到，“在他的作品中既可以见到传统技法，又不乏近现代技法的运用，而且能将二者有机地融合起来，使音乐风格得以统一，并很好地为表现音乐内容服务。”？輷在对罗忠镕改编的民族器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的评论中，他谈到罗先生既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音乐，又重视传统作曲技法，且善于在创作技法上创新运用？輧？輮。

基于对传统与现代的分析，樊先生就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问题结合具体作品进行了探讨，如他在对周龙创作的打击乐独奏曲《钟鼓乐三折（戚·雩·旄）》的评论中，从音乐材料、曲式结构、乐器配置、音乐表现、近现代技法运用等方面对该作品在继承中外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所作的创新、发展进行了分析，尤其对作者在近现代技法的运用方面展开了讨论，他认为“作者不去追求孤立的、怪诞的所谓‘新颖’效果，而是植根于我们民族的传统思维，对来自传统和民间的音乐材料中的某些特有因素，运用近现代技法加以引申和发展，并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使近现代技法成为整个音乐表现手法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輧？輯而在这些评论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樊先生对传统与现代互融、传承与发展并重的研究理路。

（二）立足本体与形态，探讨音乐与文化

在樊先生看来，音乐学首先是研究音乐（是什么）的学问，其次是研究音乐与文化关系（为什么）的学问，但不论是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抑或是通过音乐来研究文化，均离不开音乐本身？輧。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与研究理念，我们发现，樊先生的民乐作品评论会较多地注重对音乐本体形态构成及其与音乐内容表现之关联的分析。如关于刀郎木卡姆这一乐种，他不仅从调式与调性、织体形式、和音特点三大方面对其多声形态进行了分析？輧？輱，还从调式、旋法、节奏与旋律发展四个方面对其旋律形态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从民族文化的构成、地理、语言及乐种功用等方面，对其乐曲旋律风格的形成原由予以探讨？輧？輲。同样，这种研究理念亦显现在他对十番锣鼓中的节奏、音色序列与当代音乐创作的关系研究？輧？輳，阿炳及其音乐创作的评述？輧，中国民族多声乐器的构造与多声原理的探究？輧以及对周龙、刘锡津等人的民乐作品评论中？輧？輶，均是立足于音乐的本体与形态，继而对其音乐形式的生成背景予以探讨，“而绝不是停留在音乐的外围不去触及音乐本身的所谓‘文化阐释’。”

（三）立足学习与总结，探讨体系与建设

诚如前述，樊先生之所以能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均作出重要貢献，与他极为渊博深邃的知识面和严谨谦逊的治学态度不无关联。他善于学习与总结历代中国音乐理论家们以继承中国史学传统、强调实地考察和注重音乐本体的经验，又特别重视对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与融合？輨？輮，这充分显现在他对相关民乐理论著述学习后的评论之中。如他对袁静芳的《乐种学》的评述中，结合自身的研究与实践，对作者将乐种研究提升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对多样而有创见的方法运用以及运用传统术语阐述、分析中国传统音乐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分析并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该著是中国传统音乐体系性学科研究的范本？輨？輯。而对于杨荫浏编著的《十番鼓》《十番锣鼓》，他更是多次对其进行通读，对杨先生有关乐种的研究理念与方法进行全面学习与总结，并贯彻于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之中？輨。此外，樊先生有关民乐理论著述的评论还包括对周吉的《刀郎木卡姆的生态与形态研》、伍国栋的《江南丝竹：乐种文化与乐种形态的综合研究》、孙星群的《千古绝唱——福建南音探究》？輨？輱以及田联韬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輨？輲和王耀华主编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等。

结 语

行文至此，我们发现，不论是樊先生的“非遗”音乐文化研究与民乐作品评论，抑或是其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五声性调式和声和音乐教育研究等，始终是围绕着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汉族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国现当代音乐、音乐本体与音乐文化、音乐理论与音乐实践等内容予以展开的。而对这些内容的探讨，樊先生则始终是构筑于对传统与现代之关系、传承与发展之关系的思考而进行的，其最终目的即是为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建设添砖加瓦。故此，他充分认识到西方现代音乐理论体系置于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有益性”与“有限性”，意识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共生性”，以及传承与发展之间的“互融性”;他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并以自身长期的音乐文化研究与实践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进行了很好的传承、发展与弘扬。

① 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中国音乐学》1991年

第2期，第16页。

② 欧阳平方《弘扬治学理念 构建理论体系——“中国传统多

声部音乐研究暨樊祖荫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侧记》，《人民

音乐》2020年第4期，第63—64页。

③ 欧阳平方《扎根传统、耕耘多声、构建体系——樊祖荫先生

学术研究理路及其当下意义》，《当代音乐》2019年第10期，

第4页。

④ 欧阳平方《“传统的发明”：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与现代

元素的融合》，《音乐研究》2020年第3期，第84页。

⑤ 樊祖荫《从中西多声部音乐的比较谈起》，《黄钟》1991年第1期，第58页。

⑥ 樊祖荫《从中西多声部音乐的比较谈起》，《黄钟》1991年第1期，第59页;《和而不同与不同而和——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思维特征与中西多声结构差异原因之探究》，《中

国音乐》2016年第1期，第92—93页。

⑦ 樊祖荫《我的音乐研究与治学理念》，《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学报》2013年第4期，第116页。

⑧ 同⑦，第118页。

⑨ 同⑦，第120页。

⑩ 樊祖荫《多元文化与21世纪的音乐教育改革》，《黄钟》2001年第1期，第4页;《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及其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中国音乐》2004年第4

期，第11—14页。

樊祖荫《中华文化母语与专业音乐教育》，《中国音乐》1996

年第2期，第22—24页。

樊祖荫《传统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音乐研究》1996年第4期，第19—24页;《树立“双语”意识 实施“双语”教学——谈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的改革》，《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5—6页;《对中国传统音乐做整体性

研究的思考》，《音乐艺术》2011年第1期，第6—8页。

樊祖荫《由“原生态民歌”引发的思考》，《黄钟》2007年第1

期，第95页。

樊祖荫《集中展现中国民歌文化多样性的歌唱盛会——从传承与传播的角度看中国原生民歌的展演活动》，《中国音

乐学》2010年第4期，第99—100页。

即“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参见《关于 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

厅，2005年3月。

欧阳平方《变遗产为资源，兼保护与开发——樊祖荫等著

〈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评述》，《中国音乐》2020年第1期，第70—77页。

樊祖荫《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干问题的思考》，《音乐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页。

樊祖荫《对当前“非遗”保护工作的几点思考——2014海口·黎族音乐传承与保护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1页。

樊祖荫《发挥“传”与“承”的两个积极性促进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音乐探索》2011年第3期，第7—8页。

樊祖荫《在探索中前行——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干问题的再思考》，《艺术评论》2013年第6期，第51页。

樊祖荫《挽救濒危的民族语言和音乐品种》，《中国艺术报》2011年8月17日，第3版。

樊祖荫、赵塔里木、徐天祥《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对策研究》，《中国音乐》2015年第1期，第16页;赵塔里木、徐天祥《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对策》，载樊祖荫等著《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9—240页。

樊祖荫《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干问题的思考》，《音乐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13页。

樊祖荫《集中展现中国民歌文化多样性的歌唱盛会——从传承与传播的角度看中国原生民歌的展演活动》，《中国音乐学》2010年第4期，第99—100页。

樊祖荫《对当前“非遗”保护工作的几点思考——2014海口·黎族音乐传承与保护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2—3页。

同，第71页。

樊祖荫《为民歌正名——兼谈民歌的传承、传播与发展》， 《中国音乐》2019年第1期，第35—39页;《将“遗产”转化为“资源”——谈多声部民歌的传承与利用》，《音乐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第75—80页;《“阿炳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艺术珍品》，《人民音乐》2009年第8期，第

64—66页。

樊祖荫《一部呕心沥血铸就的传统和声学巨著——评黄虎威〈和声学教程习题解答〉》，《音乐研究》2012年第5期，第

124—125页。

樊祖荫《推陈出新 雅俗共赏——刘锡津〈靺鞨组曲〉评析》，《人民音乐》2013年第2期，第19页;《简练的笔触 形象的音画——刘锡津月琴协奏曲〈北方民族生活素描〉述评》

2014年第2期，第28—29页。

樊祖荫《重视传统  勇于创新——罗忠镕先生90华诞祝词》，《人民音乐》2015年第1期，第37页。

樊祖荫《评组合打击乐独奏曲〈钟鼓乐三折（戚·雩·旄）〉》，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第67—68页。

樊祖荫《我的音乐研究与治学理念》，《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学报》2013年第4期，第119页;欧阳平方、樊祖荫、张应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现状思考——音乐学者访谈之六》，《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4年第5期，第6页。

樊祖荫《刀郎木卡姆多声形态研究》，《音乐研究》2001年第1期，第14—23页。

樊祖荫《刀郎木卡姆旋律形态研究》，《音乐艺术》2006年第2期，第23—36页。

樊祖荫《论〈十番锣鼓〉中的节奏、音色序列与当代音乐创作的关系》，《音乐研究》1987年第4期，第12—25页。

樊祖荫《阿炳对我们的启迪——纪念阿炳诞辰百周年随想》，《人民音乐》1994年第7期，第10—11页。

樊祖荫、王硕《中国民族乐器中的多声乐器》，《音乐艺术》2015年第1期，第55—67页。

樊祖荫《丰厚传统沃土培育出的新苗——周龙音乐创作述评》，《人民音乐》1988年第1期，第22—24页。

樊祖荫《乐种研究在区域音乐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音

乐艺术》2012年第4期，第8页。

樊祖荫《我的音乐研究与治学理念》，《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学报》2013年第4期，第118—120页。

樊祖荫《中国传统音乐体系性学科研究的范本——袁静芳

〈乐种学〉述评》，《音乐研究》2016年第3期，第86—90页。

樊祖荫《重读〈十番锣鼓〉有感——为纪念杨荫瀏先生诞辰

120周年而作》，《中国音乐学》2020年第1期，第10页。

樊祖荫《乐种研究在区域音乐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音乐艺术》2012年第4期，第7—8页;《孙星群和他的〈千古绝唱——福建南音探究〉》，《中国音乐》1997年第2期，第

56—57页。

樊祖荫《一部全面展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概貌的学术巨著——〈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评介》，《中国音乐》2003

年第2期，第37—39页。

樊祖荫《一部以多元文化视角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佳 作——评王耀华主编〈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人民音乐》2007年第4期，第85—87页。

（注：本文曾于2020年10月12—13日在河北廊坊举行的“第九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评选”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课题来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助编号：2021M703609）;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课题编号：ZR2021-003）阶段性成果]

欧阳平方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武汉大学联合招收在站博士后，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晓倩）

作者：欧阳平方

服务文化研究护理论文 篇3：

强基固本 以人为本服务社会

2016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踏着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春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也迎来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十三五”。

勇于开拓进取的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人紧抓机遇、乘势而上，在追逐梦想的职教征途中，一次次华丽转身，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连续7年被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授予“高校就业工作先进集体”；2013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立项建设院校；以高职高专组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2014年度全国毕业生就业50所典型经验高校，并荣获“2014年度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称号……

十多年的风雨阳光路，始建于2003年的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宛如一棵大树，在职业教育大发展中伸枝抽叶，在打造特色与勇于创新中枝繁叶茂。如今，学院已拥有全日制在校生13127名，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41%。设有蒙古语言文化与艺术学院、机械与电力工程学院、草原生态与畜牧兽医学院、体育学院等13个教学单位和蒙古文化研究所、畜牧业工程技术研究院等30多个研究机构。本着专业服务产业的原则，根据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情况，开设蒙医学等5个联办本科专业、电厂设备运行与维护、畜牧兽医等39个高职专业和蒙古语播音与主持等28个中职专业。学院已经逐步成长为专业结构比较合理，人才培养水平逐年提升，双语教学特色突出的地区性综合类高等职业院校。

立足可持续发展改善办学条件深化内涵建设

“后发”不是落后的理由，“赶超”需要破题的智慧。曾经的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起步晚、底子薄，与自治区其他同类高校相比，办学条件、教育教学质量、管理水平等方面都相对滞后。面对诸多劣势条件，“办学条件是基础，内涵发展是根本”成为了全校上下的共识，“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内涵建设”，成为学院生存发展的首要任务。基于这一点，2010年起，学院在盟委、行署决策部署下开始新校区建设，2013年8月整体搬迁至新校区。学院占地面积由原来的410亩增加到现在的1610亩，建筑面积由原来的14万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37万平方米，新校区布局合理、功能齐全、起点较高，满足了教育教学需要。

“坚持育人为本，以促进内涵发展为核心任务，以转变发展方式为突破点，彰显现代职业教育的产学相结合办学特色，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学院“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目标掷地有声，而实现这一目标，质量是关键。为确保可持续发展，提升内涵发展水平，学院着手实施“三项工程”即每年投入1000万元实施人才队伍建设的“人才工程”；每三年投入1300万元，实施“质量工程”，进行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开发；每年投入200万元，实施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德育工程”。近五年，学院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开发等方面投入超过了5000万元。通过质量工程的实施，形成了畜牧兽医、民族文化、民族教育、能源电力、煤化工、民族医学与护理等几大专业群，建设了装备制造、畜牧业工程等七个实训中心，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更加合理，教师队伍双师素质、服务能力明显提升。目前，学院的办学条件，包括实验实训设备，能够满足高质量的办学和社会服务功能的需求，为学院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立足实际突出特色大力发展民族教育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作为一所地方民族高等职业院校，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始终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为己任。锡林郭勒盟有20.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103.6万人口，其中30%是蒙古族，是蒙元文化核心区、蒙古语标准音所在地，蒙古族民俗文化资源富集。在民族教育领域，学院既有民族教育基础，也有一定的民族教育实力；既承担着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使命，也承担着传承、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如今，牧区生产生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经济社会发展领域，都需要大量蒙汉兼备的技能型人才，而发展民族教育，也早已成为学院的办学特色、办学定位和办学使命。

从教育教学入手，高度重视双语教学，建设蒙汉兼通的双语师资队伍……目前学院蒙汉双语师资达52%。为促进蒙古族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弘扬，学院调整院系和专业设置，增设了蒙古语言文化与艺术、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教学单位，增设了民族体育、民族艺术等专业。同时，学院编译出版蒙古语专业教材、教辅材料，为学生学习提供帮助。目前，双语教学已经成为学院发展的亮点，学院蒙古族生源分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东北三省、云南等省区；全部中职专业、39个高职专业中21个能够实施双语授课；4个自治区品牌专业、4个自治区教学团队均可实施双语教学；9位自治区教学名师、教坛新秀中6人能够承担双语教学；2011年以来资助编译出版、印刷发行蒙古语专业教材、教辅材料270余种，已经基本能够满足本地区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需要，彰显了民族教育的特色。

如何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融民族文化教育于校园？学院通过开展彰显民族文化元素的校园文体活动营造多元、和谐的文化氛围；通过开展察哈尔文化研究、蒙餐文化研究、蒙古马文化研究等具有浓郁地区与民族特色的文化研究，传承弘扬民族文化；面向全院师生开设蒙古语会话培训班，营造蒙古语学习环境……此外，学院在新校区布局与设计、建筑装饰、图书资料购置等方面更加突出民族文化元素，实现环境育人。

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实现平等就业

职业教育出口畅才能入口旺，为形成招生就业“进出两兴旺、两促进”的良好发展态势，学院本着“成就每一个人”的育人理念，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成才。立足于服务学生，因材施教，注重民族语授课学生两个能力提高，即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能力和适应高技能岗位的就业创业能力。

在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和教学管理上，学院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现有基础和发展需求，蒙语授课学生入学开始即实施蒙汉双语授课，循序渐进，形成了“蒙语授课—蒙汉双语授课—纯汉语授课”的培养模式；鼓励蒙古语授课学生跨专业、跨院系选修课程，针对学生实际及需求开设选修课，不断提高蒙语授课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实施教学管理改革，以选课制为突破口，實行混合选课、混合编班和小班制教学。目前，蒙古文化与艺术、民族体育等专业大多实施小班制教学，学生得到更多关注与指导，能力显著提升，为平等就业奠定了基础。

落实就业保障机制，促进少数民族毕业生充分就业。学院严格落实“三个第一责任人”制度，即学院主要领导是全院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各系院校主要负责人是本系院校就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班主任是本班学生就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切实保障就业工作“四到位”，即组织与领导到位、就业保障条件到位、就业指导工作到位和就业信息收集到位；学院还制定了《“一对一”就业指导方案》。这些措施为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机会。蒙古语主持与播音专业毕业生乌义罕现任锡盟电视台《广角》栏目的主播、责任编辑，被称为“草原上的百灵鸟”；护理专业新疆籍蒙古族毕业生艾尔登毕力克获北京首钢医院“十佳优秀实习护士”称号并留院工作。

搭建创业实践平台，助力学生成功创业。学院在每年投入30万元资助学生创业就业基础上，又投入200多万元专项经费成立了“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无偿提供给学生创业使用，目前基地入驻的23个创业团队中15个项目负责人是少数民族学生，带动就业111人，其中76人是少数民族学生。近几年，学院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成功的例子不在少数：在校生呼和诺民成立了“锡林浩特市藍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带动40多人就业，公司净资产已达100余万元；毕业生明月创办的“锡林浩特市金算盘财务有限公司”，为锡盟地区20多家企业提供财务、理财等服务。

登高复望远，奋斗无穷期。“十二五”期间，学院共培养全日制大中专毕业生13083人，其中少数民族毕业生6099人，占毕业生总数的47%，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率始终稳定在95%以上，就业质量不断提高。在我盟农牧业生产一线、行业企业、社区都有我院毕业生，一部分已经成长为业务骨干。2014年学院被教育部评选为“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围绕大局服务社会承担高等教育的使命

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是边疆繁荣稳定的基础。学院结合国家、自治区向北开放的战略需要，以总书记视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认真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积极作为，承担高等教育的使命，努力回馈社会，服务社会，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对蒙合作方面。学院利用区位优势和双语教学优势，积极开展与蒙古国的交流合作。2015年3月，自治区向北开放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在学院成立了“对蒙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学院先后与蒙古国农业大学等12所院校、9家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签署协议，开展师资培养、学生研修等合作；与蒙古国农业部、乳业协会及相关省份开展现代畜牧业实用技术、蒙医五疗术、畜种改良、疫病防治、机电设备维修等培训，2015年已培训蒙古国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农牧民1074人次；积极开展蒙古国留学生教育，学院现有全日制留学生186人。

———技能培训方面。按照国家、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要求，建立了国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中蒙俄青少年国际足球训练基地和自治区级的蒙古语标准音培训基地、乌兰牧骑培训基地、非物质文化传承培训基地等，开展蒙汉翻译人员培训、全区乌兰牧骑队长培训、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事等活动，为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作出了应有贡献。学院每年根据社会需求，完成行业企业岗位技能培训、农村牧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再就业培训、“两后生”与转复军人岗前培训等社会培训3万余人次，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1万余人次。

———技术服务方面。根据2017年我盟2条电力外送通道建成投产，与之相配套的电厂每年将产生约2700万吨粉煤灰的实际，经盟委行署批准成立了锡林郭勒褐煤粉煤灰工程技术研究院，开展粉煤灰的科学利用研究，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护生态环境，服务社会发展。积极引导教师服务区域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为牧区医务人员开展“蒙医五疗术”专题培训；为牧民提供焊接技术、汽车修理等经常性技术指导；为驻地企业岗位练兵、职业技能竞赛提供技术与人力支撑，帮助解决企业技术难题；根据我盟牧业生产需要建立起疫病远程诊疗服务机构，在全盟范围内为牧民养殖提供饲养与疫病诊疗帮助。截至目前，2015年学院教师为农牧民、驻地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与咨询达1000多人次。

吹尽狂沙始到金。历经了数十载的时代变迁，积蓄了60多载的厚积薄发，砥砺了13载的拼搏蜕变，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以她卓尔不凡的执着、果敢、魄力赢得了破茧成蝶的华丽转身。如今的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勇气，去践行几代民族职业教育者的育人信仰；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自信，去担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跨越的使命；已经蕴含了足够的热忱，去承载无数草原儿女心怀家乡、建设边疆、志达四方的“中国梦想”……（作者系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作者：朝洛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