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生态思想研究论文

儒家生态思想研究论文 篇1：

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路径研究

摘  要

先秦儒家生态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丰富的文化内容构成了高校思政理论课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2017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习近平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因此，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将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任务。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融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加强和改进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路径，即改进课堂教学，转变教育方式。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

一、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将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不是凭空想象的问题，而是有其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依据。

首先，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必要性。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这就对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是大学生三观塑造与形成的重要地点，价值观正确与否对大学生未来人生道路的发展尤为重要。如今，高校思政理论课面临教育教学形式较为单一、教学方法不够灵活、教学氛围不够活跃、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等诸多难题。因此，有必要为高校思政理论课注入新的活力，而先秦儒家生态思想的融入能为高校思政理论课带来新的契机，协助解决当前问题。将先秦儒家生态思想教育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不仅是先秦儒家生态思想和高校思政理论课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内在需要，也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更是提升大学生生态素养的需要。

其次，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可行性。先秦儒家生态思想与高校思政理论课在功能、目标、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共同点、交叉点、结合点，这也是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可行性之所在。因此，我国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有针对性地继承和发展先秦儒家生态思想中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科学生态观的内容，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并以此为基础，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其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

二、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具体路径

路径，指“达到目的地的必经的道路，也比喻门道” 。课堂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要将先秦儒家生态思想融入大学生政治教育工作，就必须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也提出：“课堂就是一个小社会。课堂拥有自己的道德，这种道德与它的规模、各个要素的特征以及它的功能相应，这既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 ”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首先，将先秦儒家生态思想纳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的教学。将先秦儒家生态思想的内容纳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应在充分阅读了解掌握其精髓的基础上，挖掘先秦儒家生态思想中蕴涵的生态知识，建立与高校思政理论课的联系。还需要对先秦儒家生态思想的内容进行梳理分析，以天人关系为主线来分析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生态道德，将这部分内容单独罗列出来，应用到课堂教学中，作为专门的一个章节来讲授。

其次，将先秦儒家生态思想与思政理论课课程紧密联系起来。《马原》这门课程理论性较强，其中对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以及生态环境方面进行了阐述，而先秦儒家生态思想中也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的阐述，虽然两者所处時代背景不同，但都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极为关注，因此，可以采用比价分析的方法对这部分内容进行深入讲解。《纲要》这门课在梳理历史、以史为鉴的同时，可以将建国以来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所作的努力等加入其中，如制定的相关环保措施、出台的环境保护政策、组织的环保活动等，让学生认识到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可持续发展仍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先秦儒家生态思想对当前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学生通过对生态知识的学习可以提升生态文明素养，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这门课程中，在最后一个章节的讲解中，可以向学生介绍生态方面的法律知识，普及保护环境的法律意识及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让学生更清晰地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毛概》这门课中，对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深挖，并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脉络融入进去，加深学生对我国古代生态思想的认识。

再次，转变授课方式，采用线上教学、“翻转课堂”、“慕课”等教学方式，利用信息化的教学元素，实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地位转变，让学生通过课下参与学习，主动获取理论知识，在课上进行交流学习，课下布置习题进行巩固。这种授课方式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优良习惯，更多地学会展现自己，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对学生进行先秦儒家生态思想的教育，具体来看，可以采取以下形式：举办一些环保设计大赛，鼓励学生参与保护环境的志愿活动等。通过以上这些隐性教育措施，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理论知识。

目前，在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形之下，研究此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环保意识的提升关乎到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大业。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虽然先秦儒家生态思想的内容得到了更多关注，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还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证良好效果的获得。为了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在对大学生进行先秦儒家生态思想的教育中，一方面师资力量要得到提升，另一方面也要拓宽课堂教学的渠道，发挥“大思政”的作用，拓宽高校教育途径，凝聚教育合力，帮助大学生自觉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把措施落到实处，才能真正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参考文献

[1]扈卓然.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39.

[2]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854.

[3]（法）爱米尔·涂尔干. 陈光金等译.道德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45.

作者：欧阳慧敏 彭丹 侯康佳

儒家生态思想研究论文 篇2：

中西方三种生态自然观比较

摘要：林奈生态思想、天人合一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都是中西方思想家关于人、自然、社会关系的理解与诠释，三种生态自然观具有明显差异：林奈的帝国式自然观把自然描述为机械式经济系统，人类与自然是主人与仆人之间的人格化经济关系，上帝同时创造了人类与自然，但在等级制度上，上帝高于人类，人类高于自然，人类应该根据上帝的授权合法统治掌控自然，以最大限度从经济学角度合理利用自然；天人合一自然观则将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个生命生态自然统一体，认为人类应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融入自然、服务自然、服从自然、统一于自然，人类与自然地位平等，不存在经济关系，没有任何利害冲突，高度和谐，永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自然为客观自在物质世界，人类思维为主观自为精神世界，主张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而不同，有机联系，空间运动，时间变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关键词：生态思想；林奈；天人合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市场不断扩容，使得全球经济进入了快车道。人类现代文明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早已超过人类历史几百万年的总和，但若辩证历史地看问题，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文明在给人类创造幸福生活的同时，劳动的异化和人类文明自身又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反作用力和毒副产品，例如全球变暖、环境污染、能源枯竭、代谢断裂、生态危机、饥饿贫困、阶级斗争、战争灾难等。如今全球经济发展基本模式依然是资源消耗型，生态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如何摆脱当前的现实生态困境，是摆在人类面前既古老又崭新的两难问题，也引发了人们希冀从古今中外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和当今现实生活实践中寻找更为合理的理想答案。笔者致力于将西方近代林奈生态思想与东方传统伦理思想影响下的天人合一生态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对比，对三者的自然观差异性深入剖析，探寻导致三者自然观相异的因素与根源，研究它们对于当今世界生态环境理论的重大影响，为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的参照范式。

一、西方林奈生态思想

1866年，德国著名博物学家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一词。131年前，被誉为“现代分类学之父”的博物学家林奈于1735年出版了《自然的经济体系》一书。这部“神学目的论”的论著中所阐发的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学思想，被后人称为“帝国式生态思想”。书中描绘了一幅动物、植物、矿生物相互联系、协同合作的静态的生态画面——所有生物（包括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都有其固定的食物，如羚羊吃某一种草，而犀牛则吃另一种草，捕食者既不会吃光所有的被捕食者，也不会因为没有可捕食的猎物或植物而饿死；同时，被捕食者在其生存范围内适量繁殖，以保持该种群的延续，但也不会因繁衍过度而泛滥成灾。每一种生物都有最适合的生态位置，如若某时某种生物从其生态位置消失，便立即会有他种生物自动填补，绝不会因此而使错综复杂的生物链断裂，整个生物界秩序井然，座无虚席。林奈惊讶于上帝巧夺天工的创造力和堪称完美的安排。他认为，一切动物、植物及矿生物都是上帝精心设计的结果，上帝创造了人和一切生物，而后又指派人替上帝照顾和管理其他生物。在他的眼中，世界按照力学原理像钟表一样机械而精准地运转着，资源的分配恰当合理。林奈在他的著作《植物种志》中，将植物按照性器官的数目进行分类，建立了动植物双名命名法，将植物界按界、门、纲、目、科、属、种进行科学分类，改变了之前植物分类中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混乱现象，统一了植物的分类标准，大大方便了科学研究，即使是业余爱好者也能很方便地辨认植物的种类。林奈的分类方法一直沿用至今，而在分类的实质内容上则是采用比林奈更为科学的达尔文的亲缘关系分类方法。在林奈的人为分类方法中，他很好地诠释了自己的生态思想，他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而他只是上帝的记录者。

二、东方传统伦理思想影响下“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

中国伦理思想的诞生以西周伦理思想的建立为标志，它的形成有两大基础，一是农业自然经济的高度分散和君主统治的权力集中，二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制度。与西方国家由原始社会进人文明社会进程所不同的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开放局面，形成了“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伦理思想，这几乎囊括了中国全部的伦理思想，包括“道德作用”“道德修养、道德本原”“义利之辩、人性观”等方面。中国伦理思想从一开始就面向“人性”和“人道”，它将道德观、宇宙观和认识论合而为一，建立了“宇宙伦理模式”，即“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易传》中写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天人合一”是《易传》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作出的最突出贡献。“天人合一”思想也散见于儒家思想的著作中，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庄子·齐物论》则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北宋张载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在中国自然式风景园林的营造历史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自然式风景园林从根本上有别于欧洲规则式园林布局。欧洲的勒诺特尔规则式园林，如宏伟的法国凡尔赛宫苑，以古埃及和古希腊园林为其历史渊源，园林设计气势恢宏，特别讲究中轴对称，强调几何图案美景，以意大利台地园林和法国古典园林为代表。而中国园林属于山水风景式园林范畴，以非规则自然式园林为主要艺术特征，园林建筑与周围的山水环境有机融合，交相辉映，是蕴含诗情画意文人情趣的写意山水园林。它秉承“源于自然，高于自然，回归自然，溶于自然”的生态理念，彰显出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白天开”的独特艺术魅力。园林总体布局模拟天上星宿图案，并由简单地模仿发展为自觉地对应；园林形制顺其自然、无拘无束、能因山就水，顺势布局，由此刻意地打造山水美景人间仙境，祈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意念。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曾盛赞中国的圆明园是出于世界东方民族神仙般的奇妙幻想，用几百年时间构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艺术创造，而这样的设计布局也体现了中国生态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意境。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学术界至今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仍然持有争议，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尚在科学建构之中，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却无可争议，它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随处可见，尽管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特定语境下是主要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批判。确切提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是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他在《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一文和与布雷特·克拉克合著的《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生态学》一文中阐述了马克思在生态学上的“真知灼见”。福斯特注意到马克思在论述关于“劳动”与“自然”的关系时，曾强调劳动者离不开“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劳动是代谢交换的一部分”，代谢包括大气循环、水循环、生物质循环、土壤营养循环等，而今还提出了碳循环。“前生态学”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颂扬达尔文的进化论时，将达尔文所取得的科学成就称赞为对林奈“神学目的论”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以人为维度，指出了环境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城市化进程加剧的密切联系，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聚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们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揭露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在工业文明时期引发的一系列环境和生态问题，如工业废弃物随处乱扔和四处散发着恶臭的黑水池塘和脏水河流。他在分析了美索布达米亚平原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在阐述人、自然、社会的三维关系时，恩格斯指出：“我们一天天地学会了更加正确地去理解自然规律，学会了去认识在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

四、三种生态思想的自然观比较

林奈的西方生态思想自然观与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自然观虽然都有神仙上帝的神学宗教色彩，但在形式上却有着较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则是最彻底的无神论。林奈生态思想主张“帝国式自然观”的命题，他在描述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阐述了人类是奉上帝之命凌驾于自然之上，居高临下，挥斥方遒。林奈生态思想对自然的经济体系排序如下：上帝第一，人类第二，自然第三。而中国“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则主张人与自然地位对等，应当相互尊重，相互敬畏。“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的地位排序是：自然第一，人类亦是第一，自然与人类合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主张无神论，指出自然的本原是物质，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自然决定人类，人类反作用于自然。林奈生态思想的“帝国式自然观”来源于神学基督教教义，认为造物主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世界是按照力学原理组装起来的精密机械，齿轮、发条、螺丝、零件咬合紧密，整个世界都是理性和数字的王国。大自然的运行机制是从起点开始又回到起点循环往复的机械过程，如同钟表每十二个小时又回到先前的起点一般，正像林奈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所描写的：水从海洋、湖泊中蒸发了，又变成雨雪的形式重新回到海洋、湖泊中。在神学基督教教义思想影响下的西方生态思想自然观，提出“神学目的论”，而在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却是绝对对立的，是主客体相互割裂的“二元论”观点。正像恩格斯对这一“神学目的论”批判时所指出的那样：上帝创造猫是为了吃老鼠，上帝创造老鼠是为了给猫吃。神学目的论者普遍认为，人类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上帝同时创造了人和一切生物，人类代替上帝统管其他生物，人类是大自然的主宰，是大自然的实际统治者，人类拥有对自然物的绝对占有权和绝对支配权，大自然在人类面前，只能被动地处于被掠夺、被侵占、被利用、被工具化的地位。林奈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认为，在造物主上帝面前，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而人与自然之间是不平等的，伦理和道德只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而并不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对自然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在价值论上，林奈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主张，自然对人有经济价值，而没有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想。而相对于中国伦理思想影响下的主流生态价值观，则呈现出另一种意蕴。“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的自然观主张“既爱人，也爱自然”，既不强调人要制天，也不强调天要制人；既不强调以人合天，也不强调以天合人，而是充分承认天与人的物质差异性，从理论上以给予天与人同等价值和同等尊严，给予各自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它将本体论与认识性相结合。“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明确地视天与人同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主张“万物平等”，但这也不同于西方近代另一种浪漫主义作家梭罗的自然观，“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主张的不是“一团和气”的“合”，而是在承认天、地、人有物质差异基础上的“合”，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天人合一”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兼顾“天”与“人”相互尊重，互不侵犯，和谐共存、和谐发展的生态思想自然观。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易经》中说，“人道”取自“天道”，天和人各有其道，即各有各的规律可循。宋儒程朱以“天理”为本，坚持“顺从自然，顺势而为”。“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在表述人与自然关系时，突出了“德”的重要性。人类要管理、利用自然，同时人类也要理解自然、善待自然、尊重自然、照顾自然，承担起人类这种有灵性的动物对自然的监护责任和保护义务，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决不能与自然决裂，惹怒自然。与林奈生态思想的“帝国式自然观”和“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自然观是在“反神学目的论”基础上所形成的，它既不同于林奈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的“人主宰自然”，也不同于“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的“敬畏上天，人与自然平等相待”的思想。曹顺仙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三维化”诠释——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问题理论为例》一文所阐述并绘图1所示：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是以“自然一人一社会”所构成的“三维化”思维为向度的。这种三位一体、辩证思维的方式，为我们在当前的社会实践中破解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问题提出了两大思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认为，自然、人、社会是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时，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动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地流动中，处于生生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认为，生态危机是由于人、自然、社会的矛盾关系不和谐所致，只有认清并正确处理这三维度的不和谐关系，才能准确界定引发全球生态危机的各种原因，以进行清晰的分析、判断、推理，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才能最终破解生态危机的困境，走向人类生态文明。曹顺仙指出，马克思主义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途径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转变生产方式，变革社会制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实现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更”，第二条是转变人的观念，化解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正确掌握并使用自然规律，使人、自然、社会和谐共处，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马克思特别强调“实现人和自然的统一”，他指出：“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强调“三位一体”，即“自然主义一人道主义一共产主义”有机统一的和谐世界。

五、结语与展望

林奈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产生于15世纪至17世纪，当时欧洲许多航海归来的生物学家和博物学家从世界各地带回很多的珍稀动物和植物，并根据自己的喜好为之命名，由此带来了在动物、植物、微生物学术领域里一物多名或异物同名的混乱现象，林奈用双名命名法巧妙地解决了这个世界难题，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神学目的论”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有学者认为，林奈可能是提出“生态”概念的第一人。中国的“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植根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基础背景，于公元前1046年形成，带有明显的统治阶级伦理思想烙印，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世界东方民族小农经济局限性。在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主张人要达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需要尽量节制人类自身的物质财富欲望，做到克己复礼，适可而止，尽量限制开发自然，不乱砍滥伐，爱护植物，爱护庄稼，爱护动物，爱护人类，决不做逆天而为的事情，决不去违背自然规律任意改造自然，应当将上天赋予人类的价值以伦理道德的哲学形式体现出来，人人成为道德楷模。但这样高的道德要求在人类社会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常常大于统一，矛盾多于和谐，现实高于理想。另外，“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辩证的描述，但也只是当时“少数人”的思想，即文人和上层社会的思想、理想，历史学家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中国古代的文人思想、文人哲学、文人理念。“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烙印在文人园林、文人书画和文人诗词中，并没有非常彻底地推及至市民层面，只是散见于《诗经》《尔雅》或“儒、墨、道、法”诸子百家经典著作中，且不具有统一、完整规范的学术理论规制。但就东方“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与西方林奈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对比，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林奈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是人类假借上帝的名义，以掠夺、占有、开发、利用自然，将人与自然形成尖锐对立的二元论，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将加深人与自然原本就很脆弱的断痕裂缝，无法直接指导人类应付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生态灾难。“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相比较林奈生态思想的帝国式自然观更具有积极意义，它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小农经济局限性，但却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一元性”关系，即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关系，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铺平了理想主义道路。对于二者的理论冲突，笔者更倾向于“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是当代最科学的思想理论，特别是曹顺仙最近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三维化”诠释，明确指出了破解全球生态危机的两条主要途径，可以直接应用于破解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困局。综观全局，林奈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理论思想财富，我们应当汲取其中的理论精华，凝聚成自己的正确认识，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及城市社区和农村村落的最基层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综上所述，林奈生态思想帝国式自然观主要包括生态位置、自然秩序、利用自然、双名命名法、全人类共同利益等观点；天人合一生态思想自然观主要包括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平等、敬畏自然、一元论、全人类共同利益等观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自然观主要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三维化、和谐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等观点。

从总体上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应当合理汲取中西方生态思想中的理论精华，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

[作者简介：刘青玉，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刘中亮，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 古东）

作者：刘青玉　刘中亮

儒家生态思想研究论文 篇3：

儒家生态文化的思想与实践

儒家生态文化可分为思想和实践两部分：思想包括生态天人合一论、生态良知论、生态境界论等内容；实践论则包括生态实践规范、法律、法令和民间习俗以及生态批判的内容。

一、合法性问题——从生态的角度看儒学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环境间的交互关系，以及研究生物彼此间的交互关系的一门科学”。把这种交互关系放到哲学的高度进行思考，就形成生态哲学。系统的、自觉的生态哲学是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加剧，首先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学问。中国传统哲学没有作为概念的“环境”、“生态”，遑论这门学科了。在《老子》中，“自然”是一个形容词，不是作为实体的自然界。直到魏晋时期，作为自然界的“自然”概念才产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生态意识和思想。中国哲学中“天”的概念近似于自然和环境。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解释，天有五义，分别是与地相对的“物质之天”，有人格的“主宰之天”即天、帝，以及“运命之天”、“自然之天”和作为“宇宙之最高原理”的“义理之天”。这五种含义中的“物质之天”和“自然之天”，都是今天意义的“自然”。在语言学上，词义并不是截然分割地使用的，而是一个流动的整体，所以，天的后三种含义包含和统摄自然意义的天。儒家提倡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中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正是生态学的内容。由此，儒家文化就与生态哲学接轨了。儒家生态文化有理念论、良知论和实践论三方面内容。

二、生态理念论

(一)生态天人合一论

儒家的天人合一说具有本体论、价值论、功夫论、境界论四种意义。本体论的天人合一在儒学中是一个基本事实。儒家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一气构成的，形成一个统一的、连续的整体。价值论的天人合一是说人的价值来自于天，即《中庸》所谓的“天所赋予给人的是人的本性”。功夫论的天人合一是说人的天赋本性由于被蒙蔽或污染而丧失，需要通过道德实践来恢复它。境界论的天人合一是人通过功夫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时所获得的对于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体会。第一种意义直接属于生态理念；第二、三、四种含义中的天首先是义理之天，属于儒家道德哲学，还不直接就是生态哲学，但由于词义的连续性，这三种意义中的“天”也包含自然或环境，所以也具有生态意义。“天所赋予给人的是人的本性”表明了人性和天性的同一，这是对人性的一个最强的生态意义断定。

常见的对于天人合一的批评是认为它混淆人与自然，取消了人的主体性。其实，“分”有区别、差异和从空间上分成两部分两种含义。从语言学上看，既然有“天”、有“人”，那么二者就不是混淆不分的。历史文献表明，儒家对于天人的差异是十分清楚的，儒家把这种差异看作是二者“职分”的不同。《荀子·天论》中说天所具有的是时令，人能做的是政事，二者类型不同；刘禹锡把天和人分别解释为天然状态和文明状态。由此言之，在儒家文化中，天人无疑是“分”的。但是，儒家并不把天、人分为空间的两个孤立部分，进而使人成为主体，自然成为客体。这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确是儒家所没有的，道家也没有。儒家生态文化强调的是人参与、协助自然完成生养万物的功能。

儒家的天人合一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气的循环运动构成人与自然的统一。气的循环在《国语》中叫做“导气”。山川具有导气功能。《国语·周语下》记载，太子晋有言：“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锺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礼记·孔子闲居》说“山川出云”，云也是气的一种。《易传》把“导气”进一步总结为“阴阳二气的屈伸往来和相互推引即是道”(“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和人由气的沟通形成一个统一的生命整体，这就是《易传》所说的天地的伟大的德性是产生和发展生命，生命的永不停止的相续就是变易的含义，这些是儒家生态文化的核心理念。这个生命整体中，没有主客体之分。根据“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则，可以提出“生态主体间性”概念。把不包括人的纯粹自然作为自然I，把人作为自然II，人和纯粹自然作为自然全体或宇宙的自然III。自然I、II都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它的两个焦点，两者处于相互理解、相互诠释、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整个自然III是作为整体的生态圈。在这里，人和自然的关系成为主体间性关系；人对于自然承担道德责任，形成一种责任伦理；生态圈也就由此成为一个道德共同体。天人合一成为生态哲学的道德共同体的一条重要的规范性原则。这样，当代西方生态哲学中的要么人类中心、要么生态中心的排他性“主义”就会自然被放弃。

(二)生态良知论

在儒家哲学中，人与自然合一的责任伦理是通过功夫论实现的。功夫论的主体基础是生态良知论。生态良知也是一种德性，德性伦理和责任伦理在儒家这里是统一的。儒家的生态良知开始于孔子的“仁”。仁是爱，爱他人，爱自然。《论语》记载，孔子只钓鱼而不用大网捕鱼，不射归巢的鸟。这很能表达他对于自然的珍爱之情。这种情感在孟子那里发展为“恻隐之心”，即对万物的同情感。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就是说对父母等亲人要亲，对百姓要仁，对众物要爱。《中庸》提出了实现人和万物的本性(“尽性”)和“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每个人要实现自己的本性，也应让他人、万物都实现他们各自的本性。万物和人的本性其实也是他们的权利的基础。让每种事物都实现自己的本性或者说实现自己的权利，是人实现自己的权利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人的一项必要义务。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参与天地万物的大化过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感应”、张载的“体”、程颢的“觉”、程颐和朱熹的“生”、王阳明的“感应之几”、谭嗣同的“通”，都是生态良知。现代新儒家冯友兰最初用“觉解”说明天地境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晚年他改用“志”和“直觉”来说明这一点。他对于程颢《识仁篇》的说明体现了这个特点。他指出，“仁”是宇宙间的普遍现象，不是一个理智的概念。“识”也不是理智的认识，而是“体认”。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第八十一章，他指出，“浑然与物同体”是直觉。金岳霖在《道、自然与人》中提出了“普遍同情”，明确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他认为，自然的重要意义即“存在于人处于其中而且很难与之分开的相互关联的模式之中”。人和人之间形成一种密切的相互联系，个人把自己投射到他人那里，通过这种投射而成为自己。人和天地万物相互渗透，可以说，“普遍同情”、“相互渗透”是生态良知的新发展。

(三)生态境界论

境界是功夫纯熟后达到的一种结果，是人对于客观世界对自己的意义的体认。儒家的境界说具有超道德、超宗教的意义。

孔子发现了自然的道德意义和超道德的天道意义。他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又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说的是自然的道德意义。《易传》说阴阳的往来推移就是道，继承这种道的叫做善，完成这种善于自身就是万物的本性，也是就这种道德意义而言的。与此不同，“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则是对道体的体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表现了热爱自然，与山水、与道为一体的快乐。这种境界又被孔子表达为“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中庸》的“鸢飞鱼跃”、“并行不悖”，是万物各得其性以后所达到的状态，也是人经过“参赞化育”所获得的对于自然的最高和谐的体悟。如前所述，人也成为自然和谐的一个因素，甚至不必再说合为一体。这种境界在程颢那里是“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在张载那里是“民胞物与”，它的关键是“浑然”。王阳明把这叫做大人与天地万物构成一个整体。在朱熹那里，生态境界表现为与天地一样共同流动。金岳霖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线索，提出了朴素、英雄、圣人三境界说。其中，圣人境界是人通过“修养”达到的天人合一，是人与物、他人相互渗透的“共存的民主”。他指出，人必须在这种共存的民主中履行自己的本质所要求的“真挚的和真实的职责”，达到“主体实在和客体实在的和谐”。

三、生态实践论

此处所谓实践，是指把生态理念灌注到政令、习俗和百姓日常生活中。生态实践表现为规范、政令、习俗以及生态批判等内容。生态规范是把生态理论变为实践规范，这又包括理论性规范和法律规范两类。《礼记·月令》、《逸周书》、《管子》、《吕氏春秋》、《荀子·王制》都有关于林木、动物保护的理论性规范，其中关于动物的规定又分为对待孕期动物及其幼虫、对待水产和狩猎三类规定。关于林木保护的规定，以《礼记·月令》为例，孟春之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不准焚烧山林；季春之月，不准砍伐桑柘。孟夏之月，不准砍伐大树；季夏之月，树木正是生长旺盛时期，命令山虞官查看树木的生长情况，不得斩伐树木。这就是说，整个春季和夏季都是不能砍伐树木的。可以砍伐树木的季节是晚秋和冬季。季秋之月，草木黄落，可以伐薪烧炭；季冬之月，命令四监，征收薪柴，供郊庙、祭祀之用。《月令》规定春夏不能砍伐树木，是为了顺应阳气滋长万物。这些规定是符合生态科学的。

《月令》关于动物的规定也十分符合生态科学规律。如孟春之月，应该祭祀山林川泽。祭祀不能用母牛。不得倾覆鸟的巢穴，不准杀戮动物幼虫、怀胎的动物，不准天杀刚会飞的幼鸟，不准捕捉幼鹿，不准取鸟卵。郑玄在注中认为，祭祀不能用母牛是为了不影响动物怀孕生育，不准杀戮幼鸟是为了不伤萌幼。关于狩猎，《月令》规定，孟夏之月可以驱赶野兽，不使它们破坏农作物，但不能“大田猎”。《礼记·曲礼下》又规定，国君春天田猎不采取合围的方式，大夫打猎不能把兽群一网打尽，士不能取鹿和其他动物的幼仔，不能取鸟卵。这些都被视为仁政或仁心、仁德的表现。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汤出游时，见有人四面张网捕鸟，祈祷说：让天下的鸟都人我的网中吧。商汤认为这太过分，就撤去三面网，祈祷说：想往左的往左，想往右的往右，就让那些不听命令的落入网中吧!诸侯听到此事后，都认为汤有很高的道德，能够惠及禽兽。德及禽兽草木是中国古代自然保护的一个思想基础，是儒家仁的思想的扩展。《后汉书·鲁恭传》记载了一个“三异”的故事。后汉建初七年发生蝗灾，中牟令鲁恭有仁德，蝗虫不入中牟。肥亲前往查实，鲁恭陪同。两人坐在桑树下歇息，有一只野鸡停在身旁，旁有一儿童。肥亲问儿童为什么不去捉野鸡，儿童说，野鸡马上要孵小鸡了。肥亲肃然起敬说，自己见到三异：蝗虫不犯境，德化及于鸟兽，童子有仁心。从生物链的观点看，蝗虫不入境可能正是因为这里有啄食蝗虫的野鸡的缘故。德政保护了野鸡，也使当地免除了蝗灾。又据《后汉书·法雄传》记载，法雄任南郡太守时虎患严重，‘但他仍下令禁止“妄捕”。儒家这种仁爱及动物的思想在当今中国社会民俗中仍有表现，比如不准弄死胎鸟，否则会被认为是“坏性命”；春天不准扳、砍树枝；不准砍伐大树，认为树上住有仙，神仙告诫人们：“你砍我树我不语，我要你命你难逃”。

关于水产，《月令》规定，仲春之月，不准把川泽、池塘的水放干，竭泽而渔。季夏之月，命令渔师伐蛟，收取鼍、龟、鼋等水产；又规定，孟冬之月，命令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不得侵扰百姓，为天子取怨于下；季冬之月，命渔师开始捕鱼。《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记载，孔子提出按照时节伐草木、杀野兽，不遵照时令，即使是砍一棵树，杀一只野兽，都是不孝。

至少从周代以来，政府就设有山川管理的官员，如“野虞”(掌管关于鸟兽的禁令)、“山虞”(执掌山林政令，为之守禁，保护林木不被砍伐)、“林衡”(看管平原地区的林木)、“川衡”(掌握山川的远近和物产)、“泽虞”(掌管湖泽的大小及物产)、“水虞”(掌管川泽禁令)等，这些官吏都负有自然保护的职责。

秦汉以后，自然保护的规范进一步演变为法律、法令。《秦律·田律》就有山林保护的条文，大意是：春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只有因为死亡而需伐木制造棺椁的，不受季节限制。居邑靠近养牛马的皂和其他禁苑的，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着狗去狩猎。百姓的狗进入禁苑而没有追兽和捕兽的，不准打死；如追兽和捕兽，则要打死。在专门设置警戒的地区打死的狗，都要完整地上缴官府；其他禁苑打死的，可以吃掉狗肉而上缴狗皮。《汉书·宣帝纪》记载，汉宣帝曾下过这样的诏令：春夏不得拆鸟窝取鸟蛋，用弹弓射飞鸟。近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出土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中，也有关于生态保护的政府法令。

儒家生态文化的另一个思想基础是对生物间的相互依赖和对自然的循环的科学性认识。儒家用祭祀山川的办法表示对自然的这一神性功能的敬意。《礼记》说“山川出云”。《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说：“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郑玄意思是说，名山大川是众河的源头，能够兴起云雨的，都要祭祀。这种对于自然的敬畏是建立在对自然的水汽循环的正确认识基础上的。古人也认识到了森林植被对于气候的作用。据《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郑国大旱，有官员为了祭祀，砍掉了桑山上的树林。子产说：所谓有事于山，是植树造林。现在不去植树，反而毁林，罪过太大了。《汉书·贡禹传》记载，御史大夫贡禹上奏批评汉家为了铸钱，开山取铜铁，破坏了植被，损害了大地所含的阴气，使山不能“含气出云”，造成水旱之灾。这些可以说是较早的生态批评。

(作者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乔清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