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基金创业投资论文

摘要：风险投资供给作为风险投资供需两端中的一端，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风险投资的规模和发展。通过对美国、欧洲、亚洲（中国大陆以外）以及中国大陆的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它们之间的异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我国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状况的启示和建议，如完善证券市场和股权交易市场、强化税收优惠制度、构建政府服务体系等。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养老基金创业投资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养老基金创业投资论文 篇1：

政府公共政策对风险投资的影响

[摘 要] 政府公共政策对于风险投资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文章在梳理相关领域的各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政府的财政支持、税收政策和金融管制这三类公共政策在促进风险投资发展方面的作用，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一些政策设计方面的建议。

[关键词] 风险投资；政府公共政策；影响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11. 041

1 引 言

政府在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影响风险资本市场存在理论上的依据：一方面，科技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性要求政府给予其一定的激励和保护；另一方面，创业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投资风险，抑制了风险资本的供给。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了风险资本市场的失灵，而且这种失灵问题难以單纯依靠市场机制自身的调节解决。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与政府公共政策有着紧密的关系。政府参与风险投资的方式有多种，如无偿资助、信贷支持、设立政府创投公司、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制定政策法规等。这些措施通过扩大风险资本的供给、提高风险投资收益、改善市场和制度环境来矫正风险资本市场的失灵，可有效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2 政府公共政策对风险投资的影响

2.1 政府的财政支持对风险投资业的影响

政府运用财政资金对风险投资业进行资金支持的方式主要有：设立政府创投公司、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等。

政府通过设立创投公司的方式直接从事创业投资活动是一种常见的政府参与风投的方式。Grilli和Murtinu（2014）分析了政府创投公司对位于七个欧洲国家的处于初创期的高科技公司在销售和员工增长方面的影响，他们发现政府创投公司对于被投资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其他许多学者也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得出过类似的结论。政府创投公司差强人意的投资绩效并不是偶然的。首先，其投资活动的政策性目的明显，不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其次，政府直接从事风险投资，容易出现寻租行为。最后，政府创投机构通常缺乏专业的投资人才。还有些学者认为政府直接从事风险投资活动可能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当政府投资者和私人投资者竞争同一个项目时，政府投资者的出价往往更高，因为相比于私人风投，政府投资者在投资回报率方面的约束一般要小得多。Lerner（2002）也认为政府资金应该与私人资本进行合作而不是竞争。而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方式正是贯彻了这样一种理念，引导基金主要通过参股支持或融资担保等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

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政府引导基金对于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美国国会1958年通过了《小企业投资法案》，由政府和私人资本共同出资设立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政府通过融資担保或参股等方式向SBIC提供支持，在组织管理上，则采取政府监督、私人经营的模式。Lerner（2000）将541家曾接受SBIC资助的公司和另外894家有着相似特点但没有接受过SBIC资助的公司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接受过SBIC资助的公司无论在销售增长还是促进就业方面都表现得更为优秀。SBIC计划还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创业投资家，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和繁荣。

澳大利亚大创新投资基金（IIF）也是典型的政府引导基金。Cumming（2007）分析比较了IIF和澳大利亚其他风险投资基金的绩效表现，他发现相比于一些私人基金，IIF更倾向于投资那些处于初创期的企业以及风险更高的高科技创业公司。IIF项目极大地促进了澳大利亚风险资本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

在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如今已经成为国内人民币基金重要的LP。特别是近几年，引导基金的数量迅速增长，新成立的基金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是目前我国政府引导基金在运营和管理方面还存在一系列问题。第一，监管不力，存在权利寻租问题。政府引导基金对合作基金在注册地和投资地上通常有的一定限制，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寻租腐败留下了空间。第二，政策性与市场化的矛盾以及政府注重资金安全性和其他投资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之间的矛盾。第三，基金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不足。这些问题都制约着政府引导基金未来的发展。因此，政府引导基金若想要真正有效地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就需要加大监管力度，严防寻租腐败，提高基金的市场化水平和运营效率同时注重对专业化的基金管理人才的培养。

2.2 税收政策对风险投资业的影响

风险投资并非以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或经营权为目的，而是旨在通过提供资金和管理上的支持将其做大做强，然后利用IPO、并购等方式退出并获利。风险投资的获利机制决定了与资本利得相关的税收政策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了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美国政府在1978-1981年间对资本利得税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下调。这段时期美国的风险投资业募集的资金规模实现了很大幅度的增长，许多人认为这与资本利得税率的下降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美国在1978年放松了公共养老基金投资的“谨慎人”规则，允许养老基金投资于创业投资领域。但由于养老基金在美国是免税实体，从而税收激励对于来自养老基金方面的风险资本供给的增加是没有绩效的。但苏启林（2003）认为仍有其他方面的证据可以证明美国资本利得税激励政策的绩效，比如加拿大1976-1986年间对美国的创业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17.1%，而同期加拿大国内创业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仅为5.7%，可见美国政府降低资本利得税率的举措在吸引国际风险资本的投资上具有一定的绩效。Poterba（1989）则从风险资本的需求方面分析了资本利得税对于风险投资的影响。通常较高的资本利得税会抑制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因为资本利得税政策会直接影响到创业企业家通过股票期权、可转换优先股等方式获得的收益的高低，从而影响其自主创业的意愿。因此，无论从风险资本的供给还是需求角度来看，资本利得税激励都对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有着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针对风险投资的税收激励政策设计也有多种选择。除了降低资本利得税率外，许多国家还允许资本损失对其他资本利得或普通所得进行抵扣；欧洲的一些国家通过对外资投资创业企业免税来吸引外资；有的国家还通过对投资额给予税收抵免或抵扣来激励投资者。我国目前对通过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创业投资企业给以投资额70%的税前扣除优惠政策。但由于该政策的优惠对象认定条件较为苛刻，使得該政策在实际实施中难以发挥理想的效果。此外，在我国现行税法中个人投资者参与风险投资的损失不能进行抵扣，这无疑挫伤了个人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一方面加强税收政策对风险投资的激励，扩大优惠政策的惠及面，实现优惠方式的多元化；另一方面通过具体的政策设计，鼓励长期性的风险投资和对于初创期企业的风险投资。

2.3 金融管制对风险投资业的影响

美国1978年对养老基金投资的“谨慎人”规则的放松对于风险资本供给的增加产生了十分显著的作用。 1978年，美国的风险资本来源中养老基金占比为15%，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达到了40%以上，直到今天，养老基金仍是美国创业投资领域十分重要的LP。

在当前中国的VC/PE市场上，企业投资者是最为主要的LP，而来自养老基金、保险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在VC/PE的募资总额中所占比例仍然较低。但是，养老基金和险资被普遍认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保监会在2010年9月和2014年12月陆续颁布了《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以及《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资金投资创业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分别对保险资金投资PE和创业投资基金开闸。而对于养老基金的投资管制，近年来也有逐步放宽的趋势。2015年8月《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放松了对养老基金境内投资的限制。这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使得险资和养老基金有望成为未来人民币基金的重要LP。

金融管制的放松能够有效地增加风险资本的供给，丰富风险资本的来源渠道。放松金融管制对于促进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绩效已有他国的实践的证明，而我国也在谨慎、稳步的尝试和推行之中。

3 结 语

本文总结了不同的公共政策在促进风险投资发展方面的影响与作用，在财政资金支持風险投资的方式上，相比于设立政府创投公司，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有更好的绩效；针对资本利得的税收激励能够促进风险资本的需求与供给；金融管制的放松能够通过增加风险资本的供给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了几点建议：在政府引导基金的运营和管理方面，要加强监管、减少寻租现象，提高引导基金运作的市场化水平，注重对专业基金管理人才的培养；在针对风险投资的税收激励政策设计方面，要提高政策的普惠程度，发挥税收政策对长期风险投资和早期风险投资的鼓励和引导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Grilli L，Murtinu S.Government，Venture Capital and the Growth of European High-tech Entrepreneurial Firms[J].Research Policy，2014，43（9）：1523-1543.

[2]Lerner J.The Government as Venture Capitalist：The Long-run Impact of the SBIR Program[J].The Journal of Private Equity，2000（3）：55-78.

[3]苏启林.创业投资与资本利得税政策设计[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29-39.

作者：韩佳鸿 谢邱 冉廷维

养老基金创业投资论文 篇2：

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状况的国际比较研究

摘 要：风险投资供给作为风险投资供需两端中的一端，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风险投资的规模和发展。通过对美国、欧洲、亚洲（中国大陆以外）以及中国大陆的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它们之间的异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我国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状况的启示和建议，如完善证券市场和股权交易市场、强化税收优惠制度、构建政府服务体系等。

关 键 词： 风险投资；资金供给；国际比较

一、引言

风险投资供给问题也就是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作为风险投资供需两端中的一端，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风险投资的规模和发展。一般而言，风险投资的资金供给主体由政府、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大公司、富裕的家庭和个人、金融机构以及外国风险投资等构成。根据各国风险投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政府监管机制等的不同，不同国家的风险投资资金供给主体结构也是不同的，其中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政府在资金来源中所占的地位的差异。对于风险投资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与地区，养老基金、大公司、金融机构等民间主体是风险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而政府只是在中小企业的种子期以及对于外部效应比较高的风险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相反，对于处于风险投资发展初期的国家和地区，政府资金在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我国就属于这种类型。

风险投资的资金供给结构是随着风险投资制度自身的演进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在风险投资早期阶段，由于风险投资很不成熟，风险很大，容量很小，因此一般只是富有的个人或家庭投资； 随着风险投资的发展，容量不断增大，风险也有所下降，一些大型企业也参与到风险投资中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风险投资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商业银行、捐赠基金等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风险投资资金的主要提供者。

本文对美国、欧洲、亚洲（中国大陆以外）以及中国大陆的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它们之间的异同进行总结， 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我国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状况的启示和建议。

二、美国风险投资供给状况分析

美国是现代风险投资的发源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风险投资业的规模和效率一直走在全球风险投资业的前列。 美国又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执行者， 因此其风险投资业资金供给状况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由表1可见，在1978年美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结构中， 个人和家庭还以0.70亿美元占据了首位，保险公司也以0.35亿美元处于次席，养老基金只占第四位。但到1979年，养老基金就一跃占据了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的首位，其后除了1981年与个人与家庭的资金供给平分秋色之外，养老基金一直一枝独秀，牢牢占据了美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首位。从比例上来说，1978年养老基金为风险投资提供的资金只占总资金的15%，其后逐渐增加，1986年达到了50%左右，并一直维持在30%～50%之间。从历年的总体情况来看，保险公司与捐赠基金分别占据了美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第二位和第三位。

三、欧洲风险投资供给状况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在欧洲风险投资资金来源部门分布中，养老基金也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与银行一起排在了历年资金来源的前两位。 但与美国不同的是， 养老基金投资风险投资的比例并不占绝对优势，不仅常常将首位让给商业银行，而且与其他来源的资金比例相差也不大。在美国，政府部门投入风险投资的资金比例非常小， 以至于在表1中都没有反映出来。 而欧洲政府部门对风险投资的投入所占比例虽然只有5%～10%，但是总体来说，却要高于法人企业、 股票市场以及个人对风险投资的投入比例，略低于投资基金和保险公司。与美国相比，欧洲风险投资来源分布的另一个不同是个人投入所占比例要小得多， 在各来源渠道中只排名在倒数第四左右。总之，与美国相比，欧洲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分布中，政府和银行所占的比重相对重要一些，而个人、企业和证券市场的作用却相对小一些。 这与美国更崇尚自由市场而欧洲政府和银行的影响更大有很大关系。

表3给出了英国、 德国和法国等三个风险投资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的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分布情况。 英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渠道， 而来自国外的资金数量显然要大于来自国内的资金数量，尤其是2007年来自英国国内和国外资金的比例竟然达到25∶75， 这与英国的金融业发达并且开放程度较高不无关系。 英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也是以养老基金占据的份额最大（尤其是来自国外的资金），与美国相似，这或许是因为英国在经济制度和金融政策与美国最为接近有关。排在第二、第三位的为投资基金和银行， 而政府部门投入风险投资业的资金份额比较小， 尤其是来自英国国内的政府部门的资金。 这一点也与英国的市场自由化在欧洲处于较高水平有关。

在德国，2003年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排名中占据前三名的是银行、 政府部门和保险公司，2006年前三名排名是投资基金、 个人和银行，2007年前三名排名是保险公司、投资基金和银行，而2009年稍作调整，为银行、投资基金和个人。由此可见，德国的银行、基金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是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政府部门和个人也提供了一定比例的资金。但与英美不同的是，养老基金在德国风险投资业资金供应系统中所占的比重很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德国奉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结果。

法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分布与德国较为相似，但也有一定差异。法国1999～2001年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排名前三名的是银行、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2006年是保险公司、银行和个人，2007年是保险公司、个人和投资基金，到2010年上半年则是个人、投资基金和政府部门。由此可见，法国的保险公司、银行和个人为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的贡献较大，其他如养老基金和投资基金也提供了一定比例的资金，而政府部门、机构投资者提供的资金则相对较少。与德国不同的是，法国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的渠道中，个人的作用要大一些， 而政府部门的作用却要更小一些。

四、亚洲风险投资供给状况分析

由于经济基础、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的不同，亚洲风险投资的来源分布也表现出与欧洲风险投资来源分布的差异。在表4中，亚洲风险投资有37%来自法人企业，高出排名第二的银行和保险公司近一倍，超过10%的还有养老基金，而在欧洲风险投资来源中占据较大比例的政府部门和个人在亚洲创业资本来源中都不超过10%，来源于个人的资金比例更是只有3%， 远远低于其他风险投资来源渠道。

表4还给出了日本、 印度和中国台湾等三个主要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投资来源分布情况。法人企业无一例外地在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投资来源中占据了榜首或接近榜首的位置。 而法人企业之外的风险投资来源渠道所占的比例次序， 对于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就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在日本，2007年风险投资来源比例最高的是银行，占据了41%的比例，银行和法人企业所提供的风险资本合计比例超过了70%，如果再加上保险公司，则合计比例达到了90%，也就是说其他来源的风险投资只占了10%的比重。由此可见，日本的风险投资主要来自于金融机构和法人企业，这与日本所奉行的银行控股和企业交叉持股的经济金融制度是一致的。

在印度，2009年风险投资来源比例最高的是投资机构，占据了47.4%的比例，接近一半，远远高于其他来源的风险投资资金。占据第二位的是银行，也只有11.7%的比例。法人企业和政府部门分别只有7.2%和6.6%。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个人的数据都很低，以至没有单独列出，包括在其他类之中。

在中国台湾，法人企业也同样占据了风险投资来源的榜首位置，从2005～2009年都占据了40%左右的比例。接下来是投资机构（在16%以上）和个人（在10%左右）， 而保险公司和银行均不超过10%，政府部门更是以不到5%的比例处于最后一位。养老基金则基本上是无所作为。如果把保险公司、银行、投资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证券公司合在一起考虑，则金融机构的投入占据了中国台湾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40%～50%，与法人企业并驾齐驱。个人也为风险投资的供给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政府部门和养老基金则作用明显偏小。

从总体来看，在亚洲国家中，法人企业和金融机构成为风险投资来源的主要渠道，而养老基金、个人和政府部门对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的贡献则显然要低于欧美。

表5给出了澳大利亚2002年和2006～2008年的风险资本来源部门的分布情况。 由于2002年与2006～2008年数据的统计口径不同， 所以有一些出入。在2002年，养老基金投入风险投资的资金占了36.4%的比例， 远远高于其他来源的资金。而在2006～2008年， 养老基金为风险投资提供的资金均只在3%～4%之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2002年养老基金为风险投资所提供的大比例资金是一种特殊情况，不具有可持续性。2002年其他比较重要的风险投资来源有法人非养老基金、 银行等。 在2006～2008年，除海外不可分类资金和国内不可分类资金之外， 风险投资来源的主要渠道包括家庭/个人、媒介基金、法人非养老基金等，而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捐赠基金等来源都相对较少。在不可分类资金中，海外不可分类资金所占比例超过20%，是国内不可分类资金的两倍， 这说明在澳大利亚来自海外的风险投资资金占了比较高的比例。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澳大利亚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与欧美、亚洲等国家和地区都有着一定的差异， 有着自己的特色，即家庭/个人、媒介基金、法人非养老基金等渠道提供的资金比较多， 而在欧美风险投资来源中比重较高的养老基金， 以及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投资来源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等， 在澳大利亚风险投资来源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我国内地风险投资供给状况分析

我国内地风险投资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时间里，发展一直很缓慢，而且存在很多问题。直到本世纪初，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风险投资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风险资本供给方面也可以看出这种变化。

我国内地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渠道从大类来说可以分为本土和外资两种，见表6。近年来，来自海外的资金有较为明显的增长然后衰减的趋势，2003年只占5.0%（不排除与统计样本存在偏差有关），2005年占33.9%，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为51.8%和49.3%， 已达到一半左右的份额， 但2009年和2010年大幅下降，占比分别为29.40%和22.52%。在外资的风险投资资金中，来自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国外的风险投资机构为中国大陆提供的风险投资资金所占比重并不大。这说明国外逐利的机构投资者虽然很看好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但更为内行的外资风险投资机构对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却相对谨慎得多。

2003年以来，我国风险投资资金中来自本土的金额也在不断上涨，在2008年之前，由于来自外资的金额上升速度更快，所以本土资金所占的比重却在下降。但到2009年和2010年，来自本土的风险投资资金得到飞速增长，已经从不到50%的比重迅速上升到占据70%以上的比例。来自本土的风险投资资金的具体来源渠道有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个人和事业单位等。 其中事业单位在2003年和2005年的调查中有数据， 而且其金额和比例都很小，在2006～2010年的调查中，这一项没有数据，说明其在总的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中所占比重已经非常微小了。在我国风险投资本土的几个主要来源渠道中，企业始终占据了最高的位置，其次是政府，虽然在总的风险投资来源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 但这两个来源始终占据了前两位，即使在2010年两者合计依然占据了接近一半的份额。本土的个人和金融机构在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构成中的比重相对较小，2008年以前始终未能超过10%的比例，来自金融机构的资金在2008年以后才上升到略高于10%。 个人投入风险投资的兴趣不高可能与我国个人富裕程度逊于国外以及我国风险投资风险较高、 退出渠道不畅等因素有关， 而金融机构投入风险投资的兴趣不高应该与我国近年证券市场、 房地产等其他投资领域收益率高于风险投资业有关。

六、结语

本文对国内外风险投资供给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分析。从风险投资资金供给方面来看，美国风险投资市场上， 养老基金一直牢牢占据了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首位，保险公司与捐赠基金则分别占据了资金来源的第二位和第三位。欧洲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分布中，政府和银行所占的比重要相对重要得多，而个人、企业和证券市场的作用却相对小一些。在亚洲国家中，法人企业和金融机构成为风险投资来源的主要渠道，而养老基金、个人和政府部门对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的贡献则显然要低于欧美。在澳大利亚，家庭/个人、媒介基金、法人非养老基金等渠道提供的资金比较多，而在欧美风险投资来源中比重较高的养老基金，以及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投资来源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等，在澳大利亚风险投资来源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风险投资资金供给中，政府以及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起到了比欧美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远为重要的作用，而有着深厚的政府背景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事实上也可以视为政府资金。而在欧美风险投资供给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养老基金，以及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投资资金供给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金融机构，在我国风险投资资金供给中却只占了较小的比重。

因此，结合我国国情，要想有效扩大我国风险投资资本供给，继续增加政府资金或大型国有企业资金的投入显然是不可取的。另外，由于我国养老基金风险承受能力无法和美国相比，而且国内优秀风险投资家缺乏，如果像美国那样大幅增加养老基金对风险投资的投入，条件也是不成熟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资金、民营企业资金和个人资金的介入。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为这些资金的进入和退出提供更大的便利，比如完善证券市场和股权交易市场、强化税收优惠制度、构建政府服务体系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业，更好地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保罗·A·冈珀斯，乔希·勒纳. 风险投资周期[M]. 宋晓东，刘晔，张剑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范柏乃，沈荣芳，陈德棉. 国外促进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法规政策综述[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9）.

[3]房汉廷. 中国风险投资发展中的七大问题[J]. 中国科技论坛，2007（4）.

[4]胡海峰，王佳. 美国创业投资的若干经验分析[J]. 管理世界，2005（10）：164-165.

[5]刘曼红. 风险投资：创新与金融[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刘少波，张文. 风险投资制度创新与路径选择——基于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理论探讨[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7（3）：11-14.

[7]苏启林. 政府介入创业投资模式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11）：43-48.

[8]王松奇，王元等. 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2002-2007）[R].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2007.

[9]张东生，刘健钧. 创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 经济研究，2000（4）.

[10]张陆洋. 美国风险投资金融经济价值问题研究[J]. 经济问题，2007（10）.

[11]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香港）. 中国风险投资年鉴（2003-2009）.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2009.

[12]Jeng L. A. and Wells P. C. The determinants of venture capital funding：Evidence across countrie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0（6）：241-289.

[13]Julia Hirsch. Public policy and venture capital financed innovation：a contract design approach[J]. Working paper，2006（12）.

[14]Keuschnigg，C. and Soren Bo Nielsen. Public policy for venture capital[J].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2001，8（5）：557-572.

[15]Sohl，Jeffery E. The U. S. angel and venture capital market：recent trends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rivate Equity，2003，6（2）：9.

（责任编辑：李丹；校对：龙会芳）

作者：金永红

养老基金创业投资论文 篇3：

社保基金“破天荒”

2008年6月11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在天津召开的首届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年会上宣布，社保基金将对鼎晖投资(下称鼎晖)、弘毅投资管理的人民币基金各投资20亿元。

在此之前，2008年4月，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曾在其旗下的弘毅投资年会上透露过此消息。除了鼎晖与弘毅两家，还有其他一部分VC也跟社保基金接触过。在很多VC看来，社保基金入股PE是个标志性的事件，也是个众望所归的事件。在欧洲、美国、韩国等地区和国家，社保基金、养老基金、退休基金、企业年金早已是VC、PE们的主要LP(有限合伙人)构成和资金来源。在美国，1988年，养老基金、保险公司资金已经占到创投资金的46％，1998年这一比例更提高到了63％。目前，欧洲国家的风险投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保险公司和年金，占全部风险投资资金的58％以上。

在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民币基金的投资主体是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上市公司。老资格的深创投、中科招商等创投机构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而去年6月1日新有限合伙法实施以后冒出来的民间有限合伙企业，更是如此。对这些新兴的有限合伙企业来说，个体的、私营的老板几乎成了它们资金的惟一来源。这种单一而强势的企业LP，与管理基金的GP(普通合伙人)处于不太正常的关系。按照有限合伙法，本来LP不参与基金的具体管理。但在中国，习惯亲力亲为的民营企业LP经常会干预GP的决策，GP很难真正独立地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管理基金。这种过多的干预，也常常导致双方更多的摩擦乃至“婚姻”的破裂。

很多VC私下都抱怨过，企业家LP们追求短期利益，导致基金只投拟上市公司，而这些新兴的基金，名称里无一不含有“创业投资”字眼，却很难行其实。以民营企业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基金，也常常导致单只基金规模较小，基金管理人精力分散。中科招商和深创投旗下已有数十只基金，有时甚至只为个别几家企业设立基金。而国外的同行，大多是一只基金快投资完了，才募集新的基金，同时管理的基金数不会太多，单只基金的规模也通常较大。

在历史上，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来源也曾是个人和中小型私人企业。1946年，美国第一家现代的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can Research＆Development COrp．，简称ARD)成立，资金来源主要是个人，不过发展相当缓慢，也不成气候。后来政府信贷的介入催生了美国风险投资的第一次浪潮。1958年，美国通过了《中小企业投资法案》，规定了中小企业管理局审查和核发许可证的小企业风险投资公司可以从联邦政府获得非常优惠的信贷支持，大量的小企业投资公司才开始涌现。而养老基金的准入则推动美国风险投资走向繁荣。1979年美国劳工部对《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即《ERISA》法案)中“谨慎投资者”条款进行修改后，大量的养老金如潮水般涌入风险投资领域，极大地改变了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结构。

对此，新天域基金的合伙人周颖华将社保基金入PE比作《ERISA》法案，认为“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差不多30年以后发生。我相信未来中国这个行业的成长一定会非常类似于美国所经历的一个阶段一样，也许会更快”。

根据社保基金宣布的计划，其对PE的投资三年内可达到500亿元，三年以后可以达到1000亿元。而此前，证券基金、保险基金、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也都在VC、PE领域试水。很多分析人士认为，社保基金的此举将标志着中国金融机构的资金正逐渐向风险投资领域开闸，目前民营企业主导风投基金的局面势必会改变。如果这样，中国的人民币创投基金，或许也会投向早期阶段，而不是像现在一窝蜂似地扎堆于拟上市公司。

作者：潘虹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