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霸权主义社会论文

[摘要]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中，管理者就是用文化将其中所体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让社会成员的意识所认可，并以此来制约社会成员的意识和行为，从而实现并维护其利益。而这些制度和结构的维系不仅仅需要政府、军队、法律这些强制性构件，更需要以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等文化软件来助推。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法律霸权主义社会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法律霸权主义社会论文 篇1：

论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的规范性及国家法应对

摘 要：从对法律中的文字霸权主义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可以认识到必须突破文字形式上的画地为牢，重新认识以歌唱形式出现的少数民族习惯法。少数民族的歌唱习惯法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就不能因为其独特的、非文字的表达方式而被忽视。从规范内容和规范程序角度可以对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的规范性进行分析，说明其法律意义。将国家法应对民间法的态度类型化后，我们可以明确国家法应对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一方面要吸收，一方面要规制，这样才能明确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中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 把其中智识资源转化为法治建设的积极动力。

关键词：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国家法;规范性

文献标识码：A

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存在一种特殊的规范形式——歌唱习惯法。创造这些歌唱习惯法往往是为了劝导遵守秩序，安顿俗世生活中的心灵之家，使身心与世界、社会、自然等和谐共融，让精神有所依归，使人的心灵得到抚慰和安宁。这种歌唱习惯法具有法治意义，本文拟从对其正名，然后对其进行规范层面的分析，并探究国家法的应对途径。

一、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规范地位正名

“文字霸权主义”就是文字在日常生活的意义表达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并不断的排斥口語、行为等其他表达形式的现象。在人类社会早期，“文字霸气主义”尚未出现的时候，文字还在与口语、行为等信息表达形式共同构建信息传导机制，例如历史学方面，口述史仍然是一种历史记录方式，在文学方面，日常口语经常成为主要素材，在艺术方面，原生态的音乐、舞蹈占据一定的地位。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文字日益占据了人类生活的权威地位，“口说无凭、立字为据”日益成为普遍现象。在法学领域，早在人类文明早期文字就在法律领域开始并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并不断的排斥口语、行为等其他表达形式。无论是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还是春秋时期的“铸刑书”都是对法律的文字化。之后的历史发展中，19世纪席卷欧美国家的法典编纂运动让法律文字化达到了顶峰。自此以后，只有经过编纂形成文字的才是法，未经文字化编纂的就是被排斥为习俗、习惯实在道德。“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几乎无所例外地以文字为主要表现形式。即使民间法也往往如此，这在我们已知的大量乡规民约、家法族规、社区习惯法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团体的规章制度中都能够看出”[1]355。口语、行为语言早早就被排斥出了正式法律的范畴，在社会边缘生存。

法律的文字霸权是法律本身的性质决定的。首先，法是定纷止争的标准，将其文字化是法律确定性的要求，而确定性是法的根本属性;其次，文字化是法律系统性、内在一致性的必然要求，法律的内在一致性必须通过文字来达成，如果没有文字，不同地区、不同情境的规则之间的协调就缺乏有力的抽象工具;再次，文字化是法律公开性的要求，公开性就要求可公布的载体，文字的可视性、确定性促使其成为法律的最后载体;最后，文字化是权威性的要求。通过文字实现权威扩展，是法律文字化的重任，利用文字可以实现不必身体在场就可以将权威的力量实施到最大范围。

法律中的文字霸权主义并非是绝对正确的，法律不仅仅可以用文字表达，还可以用歌唱等方式进行表达。从两个方面可以说明文字形式在法律中的局限性，从而对法律中的文字霸权主义进行反思。

1.文字的理性与法律的模糊性

文字是理性表达的形式，是对话语进行反思、判断、总结、抽象的结果，而法律诗性思维的产物，理性与诗性的差异导致文字可以表达法律，但却无法真正的“复写”法律。确定、一致、公开、权威，这些特点都说明了文字表达理性抽象事物的能力。“只有文字，才能更好地表达人类集体的理性，法律作为人类的（而不是某个个人的）实践理性，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就是文字。这是文字创生以来的法律之所以格外青睐文字文本的原因”[1]146，而这也导致了其内在的缺陷。文字是精英对社会事实抽象化的结果，抽象就意味着失真，文字在外观上是确定的，不能像口语或者行为那样随时根据情形的变化而通过重音、节奏、动作等细微方式进行内涵、程度上的调整。它必须保持意义的固定，以此来稳定行为期待、安定人们内心。

但是，法律是诗性思维的产物，是一种制度修辞，具有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体现在，首先，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对应然秩序的想象往往是难以用文字表达清楚的，不可言说的;其次，在不同的情景中，人们又会根据实践而对文字进一步诠释其内涵，文字往往被解释成不同的含义，尽管文字可以通过修辞手段来体现其内涵，但是“法律预设的解释余地更大、理解向度更多、提供给人们诗性地理解的内容更广，进而提供给人们运用修辞技术手段以描述的可能性也更宏阔。”①①有学者认为，法律预设与法律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法律内部的概念，而后者是跨于主体与法律之间的概念。因此，法律是应然与实然结合的概念，而法律预设是应然的概念。而从整体上来说，二者并没有区别，法律预设是法律实现之前的法律，法律是实现后的法律预设。参见谢晖.诗性、修辞与法律预设——制度修辞研究之二，载现代法学，2012（5）。 这就导致了文字在法律面前的尴尬，正义往往就成为普罗透斯的脸，正如帕斯卡尔所说：“所有的正义或不正义都在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改变其性质。纬度高三度就颠倒一切法理，一条子午线就决定真理;根本大法用不到几年就改变;权利也有自己的时代，土星进入狮子座就为我们标志出一种这样或那样罪行的开始，以一条河划界是多么滑稽的正义。在比利牛斯上的这一边是真理的，到了那一边就是错误。”[2]

2.文字的精英性与法律的大众性

文字的精英特点是不言而喻的，传统社会中，“识不识字”是人地位的划分标准，识字的就成为“先生”，而不识字的被称为“睁眼瞎”。同时精英又会积极地用文字来保持自己的精英特点，因此才有“私塾”“家学”。即便是与男性地位不平等的女性也要努力识字，通过掌握文字来争取和保障自己的女性精英地位。“自从文字产生以来，就提供了精英和大众进一步分化的工具和条件，精英借助文字来解释世界、阐述历史，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然后再将之转化为教化或者强令人们服从的内容”[1]351。

但是，法律——尤其是习惯法——这一社会大众交往秩序的构建标准——并非某些精英所独有的东西，而是每一个交往主体都必然有深切感知，并且会将产生于自身切身生活实践中的感悟、反思折射到对社会秩序的思考中。“只要人类经验认知尚无法穷尽对象世界之理，那么对象的本质就不仅在经验实证的结论里，也在人们法律预设的行为里，所以，在人类关于对象世界的法理中，解释的起点是经验，但解释的重点不得不是法律”[1]255。法律是人类解释世界的方式，这就决定了法律不仅仅是精英的事业，还是大众的事业。法律的产生、实现、变迁都是大众解释的过程。而且解释法律是民众的重要权利。此时那些没有掌握文字的人也有创造法律的能力和权利，他们往往就是用口语、行为等非语言方式来创造法律的。

文字是精英的修辞方法，而口头和行动表达是大众的修辞方法。以文字唯一法律形式，必然导致不断强化精英解释的正当性而排斥、破坏大众解释的正当性。如果法律只能以文字形式表达，不能以大众形式表达，不能成为交往主体的内心认可的理念，那么就一定是仅仅被“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口号。尤其是，少数民族习惯法往往并不热衷于纸面的文字，“在非正式法中，特别是在文明社会中那些远离城市的村社中，民间法以其坚韧的力量发挥着固有作用。而一般来说，在乡土社会人们的交际主要在熟人间进行，因此，比较正式，并且不乏模式的書写文本就较少受青睐”[3]，而温情脉脉的非文字形式，如唱歌、口语等形式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因此，我们必须从文字霸权主义的局限中走出来，突破这种文字形式上的画地为牢，从实践中寻找以行为、话语等生动形象的形式表达的法律。而从这一角度出发，少数民族的歌唱习惯法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就不能因为其独特的、非文字的表达方式而被忽视。

二、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的规范性质实证分析

（一）歌唱习惯法的内容

歌唱是一种口耳相传的交流方式，这种方式更能承载具有复杂性的法律含义，其中的音调、节奏等都可以体现一定的法律内涵。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是诗性思维的体现，以诗歌、歌唱方式出现的民间法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合理秩序的渴望，对交往自由和安全的期盼，都会迫使民间以更为进取的精神，以自然记忆为基础，加工、提升和创造新规范，实现文化再造，表达民间对法律的期待”[4]124。谢晖将民间法的口语表达分为“独白、对白、群白”三种形式[4]105，这三种形式可以基本说明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表达法律意义的方式。即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往往也是通过独白、对话、群白的方式进行法律表达。

独白的方式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的主要内容。例如“苗族理师在纠纷处理时，就某个纠纷本身有很长的‘讲法’和‘讲理’的过程，口承法律文化中要求裁判人员必须是博闻强识、精通古理、能言善辩、知识丰富的人”[5]95。理师的说理实际上是对传统法律标准的重申和对新的法律标准的创立的过程，重申传统即“拿来当古典讲，拿来当典故说，千年也不断，万年也不丢，不忘古老的话，不丢古老言”[5]106，创立新法律标准即“新不知何时起，旧理即在此结束”[5]106，在某种程度上理师扮演了教导者的角色。

对白的方式，例如苗族歌唱习惯法中就以对白的方式表达法律。苗族习惯法中纠纷解决往往以进行辩论的方式进行，双方用“巴茅草”的方式计算辩论结果，在辩论中一一陈述各自的道理，“娘家和婆家经过充分的辩论后”，计算谁家的道理多，“我婆家说的十二条啊，自己输了两条，娘家说的十条大理啊，娘家说的十条重理，我算了啊，输了娘家的七条大理，我共输了九条重理”[5]99。经过辩论达到了双方心服口服的效果。这种采用对歌辩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实现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商谈的情境”，不仅解决了纠纷还达到了形成法律共识的目的。

群白的方式，在苗族的一些社区组织，人们会在当地社主的带领下组织“ 鼓社活动”，其中有“唱鼓” 环节， 即社主领唱“古规古理” 歌，其余人齐声附和，而“ 古规古理”的内容就是当地的习惯法。“在节奏感强烈的唱腔感染下，当地民众内心的‘诗性崇拜’的力量发挥作用， 从而早已形成的‘古规古理’在民众内心再度烙下印记，以推动苗族习惯规则的实际运行”[6]。

（二）歌唱习惯法的程序

以上是从规范内容角度对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的分析，除此之外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还具有程序层面的法律意义。

歌唱习惯法能够产生程序意义，与音乐的审美结构和技术发展有很大的关系[7]。从静态的表现形式上看，规范性是法律的基本特点，法律是“有关社会关系的规范的总和”。而音乐虽然是以情感表达为根本，但是（尤其是古典音乐中）其形式上却具有一定的程序规范性的特点，音乐则由音符、音调等元素有机的组成，通过一的程序将这些节拍、节奏组合起来并表达出来，就形成了音乐，事实法律程序也是将一定的因素组合起来，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安排的过程。从动态的角度看，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的动态运转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主张、答辩、证据开示等具体的程序中都体现着结构的对称性、和谐性。从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的运用中体现出了和音乐一样的起承转合的节奏。例如在徐晓光对瑶族“讲件”习惯法的研究中描述了“请老”“论理”“度话”“反驳”“驳理”“判案”“做料”的讲件程序，在半口承环境下“石牌头人”的“料话”是一个具有诉讼理论、诉讼心理、诉讼法律取向等内涵的诉讼模式。通过这种实践的过程表达了少数民族歌唱习惯的程序正义。事实上，正式法律程序也如同歌唱表演一样，案件审理过程也是“由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等参与角色表演的活动，由序幕、高潮和尾声等诸部分组成”[8]，这种表演也是按照一定的节奏进行的，开庭就如同序曲，诉辩双方、审判员入座，宣布开庭。从双方陈述到辩论，逐渐进入案件争议的核心，如同音乐从舒缓开始逐渐进入高潮，最终辩论结束，由审判长敲响法槌，审理就此终结，如同音乐最后一个音符收尾的戛然而止。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结构的对称性、法律制度的逻辑简洁性（logic simplicity），法律语言的冷静和刚健质朴的特点，司法判词的节奏（韵律）感已经个性分割和修辞风格等均体现着某种审美动机”[8]。

可见，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在内容和程序上都具有一定的规范意义，应当也可以成为法治建设中的元素，不能被忽视。

三、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的国家法应对

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具有一定的规范意义，那么作为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民间法，国家法如何应对？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谢晖教授曾指出国家法对民间法应有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国家法对民间法的认可态度，事实上就是立法对民间法的直接吸收;第二种态度，是国家法对民间法的授权态度。即在特定时空、特定事项中允许民间法成为行为依据;第三种态度，是国家法对民间法的放任态度，所谓放任态度，就是说对一件事情，主体无论按照国家法还是按照民间法做都行;第四种态度，是国家法对民间法的禁止态度[9]。除了禁止态度，其余3种态度都是对民间法肯定的、认可的态度，其中“认可态度”是一种直接认可，“授权态度”和“放任态度”是一种间接认可。这一分析事实上指出了国家法治应对民间法的基本类型。此时若我们将4种类型进行总结和归纳，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结论，那就是国家法一方面应当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有益元素进行吸收，另一方面应当对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进行规制和引导。

（一）国家法对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的吸收

首先，在立法中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有益元素。大量的民间规范在价值上与国家法是一致的。对于维持共同体核心秩序、保障共同体成员权利方面，民间规范与国家法是一致的，在价值上是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例如苗族侗族地区的用水习惯法、防火习惯法、环境保护方面的习惯法等，是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在价值上与国家法一致的，还有汉族地区广泛存在的民间借贷中的“合会”等民间规范，其在形式如利率、期限、借贷凭据等是符合法律的规定的，也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其次，一些独特的民间规范在价值上与国家法可以二元并立，相安无事甚至互相补充。例如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规范中含有独特的价值观念，回族地区存在的“则提卡”[10]制度，在价值上以宗教教义为根基，但是其对社会保障的维护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人权价值有所不同，但是二者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补充。

再次，在司法中将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中的规范内容纳入裁判规范的来源。少数民族地区司法机关在司法中应当注意吸收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中的规范和价值，对这种在少数民族社群中普遍存在的非正式规范的关注与吸收应当成为一种成熟的机制。这样，司法机关才能更好地树立自身的权威，因为司法能“反映民族共享的价值观以及人们对于‘合理性’以及‘公共之善’的理解”[11]，才能提供司法的可接受性，少数民族群众对司法结果更加信服，司法才能获得更高权威，就像普通法国家的司法制度一样，“由于它将吸引非职业者的参加同对于专职司法机构的权威的尊重结合在一起，使非职业者参加司法程序，推动了民众价值和情感的输入，不仅使司法产品合法化，而且也使法律制度本身合法化”[12]。具体而言，一方面，可以在裁判规范中吸收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中的内容，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吸收少数民族人民陪审员参与司法审判，人民陪审员源自民间，他们所相信和依据的更多的是民间规范，而不是国家法，通过人民陪审员来让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中的有益因素参与法治建设进程中来。

（二）国家法对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的规制

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固然具有可资汲取的营养，但是歌唱习惯法通过音乐来感化人心，通过感官感受而不是逻辑推理，通过感性思维而不是逻辑思维，来实现让人信服的效果。所謂“凡音之起，由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①①《礼记·乐记》。 音乐经由内心达致行为，通过感官而非思考去感化影响心灵，通过激发情感而将心灵带入瞬间的想象世界中，体验其瞬间的共鸣而获得心灵顿悟和知性升华，进而对人形成情感共鸣后促使人做出相应的行为，“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②②《荀子·乐论》。 因此，音乐的作用路径是使人心有感于外物而改变自身的行为。

但是，这种感性的情感是无限延展的，当音乐所激发的情感突破一定界限时，个体的激情就有可能突破理性的范围，导致行为规则的无序和多变。例如侗族款约习惯法的历史中有一个发生在1933年的事例，一个名叫吴宏庙的年轻人偷了东西，被依据歌唱形式的习惯法公开处理，最终被执行死刑，而且吴宏庙认为祖先规约约束力不能因为自己而被损害，“我偷了乡亲们的东西，犯了祖先的规约，只能用死来赎回自己的罪过”[13]。这一案例中歌唱习惯法对刑事犯罪的处理明显不合理，事实上由于感性思维的因素，少数民族习惯法还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在法治建设中就需要国家法对其进行矫正、规制。具体而言，国家法面对这样的习惯法必须以禁止性规范来矫正其价值观念的错误，通过明确禁止标准来抑制其发展，通过制度细节的调整而实现对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的合理修正。通过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以矫正不良的习惯法，以促进其运行方式合法化，矫正其实施方式，逐步改造人们对相应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但是必须注意，不能因此否定少数民族歌唱习惯法本身的合法性，即通过制度细节修正其偏激的实施方式、不合理的惩罚性措施，但不是彻底否定其正当性。

四、结语

在现代哲学的思考中，音乐以其释放情感、超越逻辑的审美视角往往能够突破现代性的基本范式，因为审美直观是“理性的最高行为”“真和善只在美中协调一致”[14]。在后现代哲学看来，“在陷入极端反思的现代条件下，是艺术而不是哲学在一直保护着那道曾经在宗教信仰共同体的隆重祭祀中燃烧起来的绝对同一性火焰。由此，艺术以一种新的神话面貌重新赢得了其公共特性”[15] 。可见，歌唱等音乐形式不仅仅是个人感情和思想的流露，还具有一定的公共特性，值得进行探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如苗族、壮族、瑶族等地区广泛存在的歌唱习惯法也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反映，也是少数民族人民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其中蕴涵着许多智识资源， 对于法学研究来说，必须冷静地分析出其中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 把其中智识资源转化为法治建设的积极动力。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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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 平]

On the Normality of the Common Law of Singing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State Law

YUAN Shi-ting1，LI Jie2

（1.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2.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20， China）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singing customary law; national law; normative

作者：袁世婷　李杰

法律霸权主义社会论文 篇2：

社会控制中的文化因素分析

[摘要] 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中，管理者就是用文化将其中所体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让社会成员的意识所认可，并以此来制约社会成员的意识和行为，从而实现并维护其利益。而这些制度和结构的维系不仅仅需要政府、军队、法律这些强制性构件，更需要以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等文化软件来助推。建立专门机构、采取有效方式和手段，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意识的灌输和渗透，从而使个体的思想意识自觉接受社会主导思想意识的制约，这样可以达到有效社会控制的目的。

[关键词] 社会控制；思想意识；文化因素

Analysis on Cultural Factors in Social Control

ZHOU Yong， GAO Xing

（Hunan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Changsha410003，China）

Key words： social control；ideologies；cultural elements

一社会控制中的文化因素

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是欧美在社会理论研究中大量使用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广义上，指使人们接受社会价值、原则及规范的全过程，也即使人们实现社会化的所有活动的总和；在狭义上，指如何界定并规制人们的异常行为。不论是从何种层面上理解社会控制，它的存在的意义都在于协调社会运行的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修正他们的运行轨道，控制他们的运行方向和运行速率，使之功能耦合、结构协调、相互配套，尽量使各社会运行系统同步运行，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一个社会能对其社会成员进行有效控制，使其遵守社会规范，以维护社会秩序，关键在于这个社会掌握了必要而有效的控制手段。这些控制手段通常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道德手段、艺术手段、风俗手段、宗教手段等。经济手段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和人的需要的满足两个方面，属于社会控制中的经济因素；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属于社会控制中的政治因素，通常也称为硬控制；道德手段、艺术手段、风俗手段以及宗教手段则具有非强制性，属于社会控制中的文化因素，通常也称为软控制。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历来都是社会控制的最重要手段，尤其是道德和宗教等文化因素还在某些历史时期被突出地肯定和强调。而且，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文化因素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文化因素发挥社会控制的作用就越大、越持久。可以说每一个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控制都与特定的文化相联系，都与文化在控制过程中的渗透、参与和融合相联系。社会控制的发展与人类社会文化的进步是同向的，它是人类社会文化成果的反映。

二社会控制在人类文明中的进化理路分析

在社会控制或维护社会秩序这个问题上，最核心的，或者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社会和个人表现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首先，社会由众多的个人所组成，然而，社会又不同于个人，具有非个人化的客观属性。所以，社会秩序是由构成社会的、众多的个人的行动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而形成的，社会秩序一旦形成，就具有了非个人化的公共性特征；而这种公共性对社会中的个人行为等又会产生反作用。也就是说，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能够为社会中所有的人带来福利，而一个混乱的秩序则会导致所有人的利益受损，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显然是社会控制最重要的目的，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为所有人都能带来福利的事情。社会是人类所特有的组织，人类建立社会的前提条件应该是在其塑造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在文明的推动下人开始由动物的生存状态进入人类的文明生存状态。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1期周勇，高兴：社会控制中的文化因素分析

任何类型的社会都要涉及到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任何社会都需要一定的社会控制。因此，社会控制并不是阶级社会的专利，它并非是私有制与国家的产物。人类在文明社会和原始社会都存在社会控制这种现象或活动，只是不同类型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社会控制发展水平和方式。在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并不存在专门负责社会控制的社会部门或机构，人类社会秩序的保持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围绕自然秩序的自律。但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就出现了国家以及阶级统治这样的专门的社会控制机构与社会控制方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国家进行过这样的描述：“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1]（P172）既然在不同类型的社会和不同文明阶段社会控制的方式和手段是不同的，那么社会控制活动在人类社会中究竟呈现出一个怎样的发展理路呢？

根据摩尔根对人类古代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划分，人类社会是从蒙昧社会、野蛮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摩尔根说：“人类有一部分生活在蒙昧状态中，有一部分生活在野蛮状态中，还有一部分生活在文明状态中，这是无可否认的；这三种不同的社会状态以必然而又自然的前进顺序彼此衔接起来，这同样也是无可否认的。”[2]（P3）这里指的人类所处的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实际上就是人类原始社会状态，而文明状态则是指人在进入阶级社会及其之后的社会状态。在原始社会，人类过着群居生活，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氏族后来发展为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最后构成了民族。原始社会的人与人、人与氏族的关系都十分简单，因此社会控制体系也十分简单，基本上是处于自发而形成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依赖的基础是血缘关系或自然关系。这一时期的社会控制可以称为是自发控制或简单控制，其主要特点是社会秩序反映着自然的要求，不存在专门的社会控制机构或阶级。恩格斯对原始社会的这种自发控制做出了如此评价：“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都调整好了。”[1]（P95）可见，在原始社会中发挥社会控制作用的就是习俗这种软控制手段，而且原始人对这种习俗的遵守是严格的、自愿的。美国法学家罗斯科·庞德在描述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控制时也指出，“大部分社会控制仍留给血亲集团的内部纪律、共同体的伦理习惯和宗教组织去处理。”[3]（P11）而且，这一时期，这些习俗、内部纪律、伦理习惯等在形式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往往都是混为一体的。

随着政治观念、家族观念以及财产观念的发展以及私有制的出现，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国家也因此出现。摩尔根所指的政治形态除了社会，再有就是国家。他说：“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政治社会是按地域组织起来的，它通过地域关系来处理财产和处理个人的问题。”[2]（P6）从国家诞生以后，人类社会的社会控制便进入了自觉控制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国家和以法为主要工具的阶级统治成为了社会控制的最主要手段，而社会秩序更多的是一种人工构建的秩序。按照国家和法在社会控制中所发挥作用的不同，自觉控制阶段又可以分为复合控制阶段、复杂控制阶段与系统控制阶段。自觉控制的出现与人类理性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阶段又可以称之为理性控制阶段。

复合控制是在阶级社会的早期出现的社会控制形式，这种类型的社会控制对应的社会类型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社会秩序的维持依靠的是习俗、伦理道德以及以亲情为核心的血缘和以情感为基础的“自然秩序”，这种秩序的基础是人类的亲情、爱等血缘与情感归属关系。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化，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逐渐变得客观化和非个人化的时候，单纯依靠情感归属来加以维持的自然秩序就暴露出极大的局限性。所以，社会的发展会对自然秩序带来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随着人们交往的深入，方式的变化以及观念的改变，积累下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对人性中本有的自然秩序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在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A·罗斯看来，如果仅仅是依赖于个人所具有的某些自然情感来维系的“自然秩序”即“没有人工设计和作用的秩序” [4]（P32）是极其不稳定，也远不完美的。罗斯还指出，“即使在和平的共同体中，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共同体的更加接近、人们交往和联系的更加密切，自然秩序便遭遇到冲击而发生改变。不和磨损了人们生活‘在开放的秩序中’所盛行的良好意愿。争端繁殖起来，随之和平的干扰机会也增加了。”[4]（P39）罗斯这种关于“人工设计和作用的秩序”的认识，其实和我国古代先贤关于国家和法律起源的思想如出一辙。先秦儒家后期的代表人物荀子就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量度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乎欲，两者相持相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这里说的“礼”，其实就是一种规制，也就是说含有“法”的意义。可见，法最初的目的就是要避免纷争和社会秩序混乱，实现“不争”，也即和谐的社会状态。先秦时的“礼”与“法”尽管在概念的表述上有区别，但从制度的层面看就是一种人工设计的秩序，它代表的是人类理性建构与发展的一个新高度。国家和法的出现，象征着人类从自然秩序阶段进入社会秩序阶段，尽管在初期自然秩序依然发挥着某些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文明程度越来越高，而人、组织、集体等行为越来越难以捉摸和控制，国家和法在社会控制中作用的发挥，就需要依靠强大的阶级统治政权体系。但是中西方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却出现了分野，中华民族由于长时间的氏族统治，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控制深入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因此，中华民族走上了以宗法等级制为依托的专制主义道路，而且专制程度愈演愈烈，但却也开创出了优良的德治主义传统；代表西方文明的古希腊、罗马则走上了共和主义道路，并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法制主义传统。但是，二者仍具有一些相同之处，即无论道德与法律在社会控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它们都沦为了统治阶级治理民众的工具，社会秩序实际上变成了统治秩序。

复杂控制与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进程相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社会控制方式，其特点是国家、法律等阶级统治工具的专制性、强制性被弱化，甚至还披上了自由、平等、民主的合法外衣，法律和道德仍然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但是道德的作用已明显削弱，一些更为隐秘的控制方式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代以来，人的理性被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方面理性在争取人的自由和解放方面确实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理性的过度膨胀和无度也造成了人对自然的无情奴役和社会对个人的奴役，从而导致人的异化与社会危机，社会又重新沦陷到新的无序状态。这些隐秘的控制方式被马尔库塞称为“控制的新形式”，他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即要求从尚可忍受的、有好处的和舒适的情况中摆脱出来的需要，同时它容忍和宽恕富裕社会的破坏力量和抑制功能。在这里，社会控制所强求的正是对于过度的生产和消费的压倒一切的需要；对于实际上已不再必要的使人麻木的工作的需要；对于抚慰和延长这一麻木不仁状态的缓和方式的需要；对于维持欺骗性自由的需要，这些自由是垄断价格中的自由竞争，审查制度下的自由出版，以及商标和圈套之间的自由选择。”[5]（P8）在这种压制性的社会控制之下，自由本身就已沦为强有力的统治工具，而且这种压制性控制越是合理、越是有效、越是技术性强、越是全面，被控制的人们用以打破奴役状态并获得真正自由的手段和方法就越是不可想象。

然而，随着人类主体理性的高歌猛进，以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为原则的控制模式在现代社会中被越来越广泛使用的同时，它对社会、文化以及个体的侵蚀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了非理性的危机。从20世纪开始，从人类社会的两次世界大战到极权主义暴行，从热核威胁到全球生态危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逐渐失控的世界。幸运的是这种失控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便对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他们几乎一致认为，现代性的危机不是简单的技术的、科学的危机，而是人类思想基础和思维前提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因此，社会控制的模式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即系统控制的时代已经到来。系统控制是一种主体间性的控制模式，而不再是主体性控制模式。主体间性意味着在社会系统中不再存在“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1]（P178），而是社会系统的成员以对话的方式达成共识，以保持系统的稳定；而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系统秩序依靠类主体的对话方式实现。系统控制的出现反映的是人类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转型，是要将在发达工业社会终结的形而上学哲学重返人间。等到系统控制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6]（ P631）社会秩序将成为一种由价值理性引导的主体间的高度自觉秩序。而这种自觉是基于对系统秩序——主要是对共同生活所依据的道德、价值观——的高度认同，因此是一种高度的精神自觉，亦或是文化自觉。

总的来说，从社会控制的这四个发展阶段来看，虽然控制手段和方式在不同选择之间此起彼伏，但始终有某种贯穿其中的东西，它们是习俗、道德、价值观、宗教等，概括起来就是文化，而且特别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文化。社会控制理论和模式的发展，与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是相伴相随的。不同的文明阶段、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价值系统都将产生不同的社会控制理论和模式。因而，社会控制的理论和模式具有明显的历史性、阶段性、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社会控制就成为了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对社会秩序的需要被对统治秩序的需要所取代。这难免就导致了作为建构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的科学性与作为维护统治秩序的社会控制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古今中外各种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而罔顾社会秩序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比比皆是，如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秦代的焚书坑儒、汉代的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

从罗斯所讲的“自然秩序”到自觉的社会控制，这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际交往越来越广泛、深入，社会发展也给社会关系带来了复杂性。而随着经济上的分化和政治上的组织化，个人周围的社会关系中不断涌现出大量的他所不关心的陌生人，在这种社会关系的渐变过程中，那种依赖于血缘、亲情和友情关系来调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自然情感所形成的社会秩序控制对公众来说就很难保证其发挥调控作用了。因此，随着人们的关系日益变得客观化和非个人化，同情心、友善、爱等人的自然情感便不足以保卫和促进社会的利益了，而这恰恰又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即“以稳定的不受人的情感影响的关系逐渐取代无常的私人的关系。”[4]（ P9）然而，近代以来社会控制过度强调人性恶的观点，并由此加强制度等方面的建设来限制人性的恶的发展和蔓延，即社会控制就是对人的动物性的控制；同时，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特别是处于被控制地位的人也沦为了某种工具，完全否定了人本身的目的价值。当人类的文明程度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已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再从人性恶的角度和工具理性的视角来考察社会控制问题，对人类文明将是一种否定。因此，从文化的角度，结合控制论的理论、方法以及顺应文明发展方向的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并融合罗斯开创的社会控制理论对社会控制进行综合的探讨，就不仅可以进一步完善社会控制理论，同时也可以极大地达到控制的效果。尤其是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将对我国当前的社会控制研究提供可能的参考。

三文化因素对于社会控制的重要意义

任何社会都会要求其社会成员遵从社会规范，维护其社会秩序，也即任何社会都要实行社会控制。而且，社会控制是全方位的，任何社会采取的社会控制手段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系统的、多样的、综合的。这是由社会控制的目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复杂性、各种社会控制手段特点和作用的不同以及其相互之间的互补性所决定的。因此，只有充分利用各种社会控制手段，并充分发挥这些手段的互补和综合作用，才能保证社会控制的根本目标得以实现，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具体来说，文化因素对社会控制的影响力包括如下几方面：经济的驱动力、政治法律的强制力、道德的约束力、理论的说服力、文化的渗透力、艺术的感染力以及科学的推动力。[7]（P154）在一定程度上，道德的约束力、理论的说服力、文化的渗透力、艺术的感染力和科学的推动力等意识形态控制手段的表现形式，都属于社会控制的文化因素。社会控制的这些文化影响力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可以是限制性的，也可以是建设性的。因此，文化因素是社会控制手段的三驾马车之一，它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一道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持续发展。

在进一步讨论社会控制的文化影响因素之前，有必要对“文化”的概念予以清晰界定。“文化”一词可以说是迄今所有语言中最为复杂的词汇之一，现在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两百多种。世界许多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等，都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知识背景对文化进行了界定。总结起来，“文化”这个词汇有着从小到大、从狭义到广义的多种涵义。最狭义的文化，通常是指“识文断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知识，知识就代表文化。而在广义上，文化就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几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而处在广义和狭义之间的 “观念形态的文化”，则仅指思想理论、道德伦理宣传教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这是介于最“小”和最“大”之间的“中”义文化，实即“精神文化”[8]（P5）。总的来说，文化是人的意识的产物，但不是意识的全部，我们所指的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文化因素特指与人生和社会关系相关的意识，主要包括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即精神文化。

价值观是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和目的以及对自身和别人的评价，包括个体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个体价值观是个体根据自身的存在、需要、利益以及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形成的，是决定个体行为的本质性力量；社会价值观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中形成的，是具有总体指导性的社会意识，对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和个体行为具有指导和约束作用。价值观是社会控制的文化影响因素的核心和基本内容，它进一步表现在思想和道德上。思想是人们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理性认识，通常是指哲学、宗教和人文社会科学。社会的制度和结构，都是基于对社会的认识，也即根据一定思想而建立的。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活动，也都是以既定的思想作为指导。而这些社会思想又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历史阶段性，因此它又代表着特定阶级的利益和意识。道德是一定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它是价值观和思想的具体化，主要通过习俗、舆论和内心信念发挥作用。一般来说，作为社会过程的道德包括了道德行为、道德品质、道德评价、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等环节。道德是一种非强制性的社会规范，但却几乎无所不在地制约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因此，古今中外，道德都是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之一。从文化的存在方式来看，文化的这三种构成又以两种基本方式存在着：一是个体的文化，也即个体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它存在于社会成员的意识中，主要是作用于个体自身的行为；二是总体的文化，或者说是社会的文化形态，也即社会的意识形态[9]（P54）。

文化因素对于社会控制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控制活动的反映，是人对社会控制活动认识的结果。从文化的内容来看，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直接从事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实践的人们对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矛盾以及人生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的认识，这些活动是人通过人脑的观念、意识活动，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人形成了价值观、思想，也形成了特定的道德规范以及法律制度。因此，在广义上社会控制是“人化”、“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而且，文化还不仅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社会经济政治及其矛盾，人的能动性又使文化积极主动地参与这些矛盾，成为这些矛盾的内在因素，从而起到促进社会矛盾解决、提高社会控制效力的作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建立以及变革都必然有某种文化作为理论依据。

二是文化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实践中，对人们的意识和行为都具有引导、规范和制约的作用。文化不同于经济活动、科学技术活动那样，直接作用于自然物，而是作用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它是通过影响人的意识而影响人的实践活动。个体有意识地参与社会活动，认识社会现实，形成符合客观现实的价值观。价值观简单地说就是好坏、是非的评价标准，是个体对自我行为和其他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评价的主要依据，因而可以对个体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文化对人的制约，也体现在社会思想对个体的意识和行为上。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尽相同的社会思想和思潮集中反映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和社会关系，而社会成员就是从社会思想和思潮中来认识这些矛盾和关系，并按照其所接受的思想和思潮开展经济政治活动以及人生实践活动，并自觉规范自己在这些活动中的行为。社会化其实就是社会意识控制个体意识，或让个体意识主动接受社会意识的支配，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文化中的道德也是社会总体制约社会成员个体的重要手段。道德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比法律和制度出现的历史更悠久，它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制约也更为直接和普遍。

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中，统治者就是用文化将其中所体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让社会成员的意识所认可，并以此来制约社会成员的意识和行为，从而实现并维护其利益。阶级统治无一例外都是要依靠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来体现，而这些制度和结构的维系不仅仅是需要政府、军队、法律这些强制性构件，更需要以价值观、思想和道德等文化软件来贯彻。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社会形态的统治者都如此重视文化的社会控制作用的原因。而且，自从社会分工和阶级出现以来，几乎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都有专门从事社会价值观、思想和道德的研究与宣传的职业和相关的从业者，不论是学校、教会、文化团体，还是政府或政党的宣传机构，都以各自的方式和手段，对社会成员进行着思想意识的灌输和渗透，从而使个体的思想意识自觉接受社会思想意识的制约，达到有效社会控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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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勇　高兴

法律霸权主义社会论文 篇3：

论法律战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契合性及启示

摘要：法律战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在国家安全战略环境、核心社会价值观和对战争与发展关系的看法等方面存在契合性。这启示我们，在推进国内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必须统筹国内法治建设和国际立法，用发展的观点深化对法律战的认识，合理处理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关系。

关键词：法律战；科学发展观；契合；启示

法律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战涉及各个领域，狭义的法律战是指是以法律为武器，综合运用法律、舆论宣传和心理感化等手段，以完成对敌军事斗争需要为目的的一种政治斗争或政治作战方式。法律战的目的是遏止或打赢武力战并扩大其战果。法律战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虽有领域和范围的不同，但是，从形成背景、社会价值观及战争与发展的关系等方面仔细辨别，却具有三点契合性。

一、法律战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具有共同的国际背景和国家安全战略环境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观察世界大势、吸取国际经验提出来的。人类的发展观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综观二战以后的历史，发展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二是以综合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为核心的第二代发展观；三是以“人类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发展观。现代发展观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关于发展的思维定式，它以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为标志。在此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的概念。自那以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都坚持发表《人类发展报告》，仅仅十多年时间，人类发展的概念和思想已经得到各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和广泛接受，直接影响着许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政策议程和行动日程。根据《人类发展报告》的最新定义，人类发展是指通过强化全体民众的能力和机能而扩大人们的选择的过程，它强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增进人类幸福、自由、尊严、安全、公正、参与等。随着人类的发展及其文明进步，国际社会更加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永续利用，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

从法律战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来看，国际安全形势在保持总体和平与稳定的前提下，不稳定和不安宁的因素明显增加。我国安全面临的机遇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美关系趋向改善的良好势头继续有所发展，实现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仍是我国安全的严峻课题；二是朝核问题逐步走上和平解决的轨道。但半岛形势的演变仍存在诸多变数：三是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向机制化发展，如何化解我与有关大国的利益碰撞成为我国安全的新课题；四是遏制“台独”的形势更加复杂、严峻，但台海两岸力量对比总体继续对我有利。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世界上追求和平的力量依然强大，大仗打不起来，但局部地区的动荡和局部地区战争在所难免。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在这样的国际安全环境下进行法律战，就必须在武装冲突法的运用上，与国际正义力量一起，努力实现武装冲突法的主旨，即禁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协调武装冲突中“军事需要”和“人道要求”的矛盾，减轻战争灾难，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二、法律战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在核心社会价值观上具有同构性

“科学的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也是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发展观。”H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促进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保持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实现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进一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指明了方向。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与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是一脉相承的。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来看，其体现的社会价值包括安全发展、人类幸福、自由、公正、尊严等，科学发展观所说的社会发展，其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而是在此基础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法律战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可以从法律战的目的来考察。法律战的目的是分层次的，首先是从军事斗争角度来看，法律战的直接目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官兵遂行法律战的意识和能力，阐述己方作战的正义性、合法性，赢得法理优势；二是揭露和打击敌方违法行径，制约敌军军事冒险，削弱敌人的作战意志：三是约束和阻滞第三方对己军事行动的干预、阻碍，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这是以军事效益为价值追求的初级层次。其次是从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法律战的间接目的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的正常建设与发展。这是法律战服从国家军事与政治需要的必然反映，是以安全和秩序为价值追求的中级层次。最后是从人类发展与人类解放的角度看，法律战的最高目的是保障全人类的安全、秩序、自由、发展，追求人权与正义。这是一种需要经过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是高级层次的价值追求。

不难发现，法律战的间接目的和最高目的与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社会价值是紧密相连、基本一致的，具有同构性，即二者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终极价值都是追求人类和平、安全、秩序和尊严，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追求人权和正义。

三、法律战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对战争和发展关系的看法具有一致性

战争与和平始终是一对矛盾，而发展离不开和平的环境，战争却总是破坏人类发展的成果。甚至造成历史的倒退。就此意义上说，战争与发展也是一对矛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战争虽难以避免，但发展总是历史的主流。战争破坏发展，发展却在战争后继续，发展不仅能弥补战争的创伤，而且创造新的机遇和更多的精神与物资财富。由于战争总是造成破坏，因此，法律战与科学发展观似乎难以统一，但是，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正义的战争是以人民解放和人类发展为宗旨的。围绕武力战而进行的法律战，其核心目标是遏止战争。保障和平发展。在这一点上，法律战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使这两者的矛盾统一到社会发展。乃至人

类解放上来。科学发展观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开展法律战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对开展法律战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要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认识法律战。

未来人类社会将长期处于“战争”与“发展”、“军事需要”和“人道要求”的矛盾之中。从全人类的发展利益出发，要求和平环境，要求保护生态，这应该成为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目标。然而由于人们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冲突，战争尚难避免。而战争的破坏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战争不仅造成战争各方大量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自然环境，使人类发展出现倒退。当人们暂时无法实现人类发展的理想环境目标时，不得不转而求其次，用武装冲突法来遏制战争。或减少战争的伤害程度。贯彻科学发展观，就有责任积极推动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国际条约、协定形成，积极承担条约与协定的义务、享受相应的权利，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和作用，积极促成和平力量的强大。努力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各国人民和政府都致力于追求和平，在博弈中形成和平的大气候及利益间的力量均衡。没有哪一个国家敢于率先发动战争；谁发动战争谁吃亏。

从保证国家发展的客观环境来看，第一层次是世界无战事，天下太平，这是最理想的状态。第二层次，面对战争威胁，不战而屈人之兵。第三层次，有战事，但能战而胜之。后两个层次也能实现国家发展。但是，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地发展，还有一个与其它国家协调发展的问题。这就是科学发展观所讲的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协调国与国的关系就是为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须有和平的环境。法律战的真谛并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寻找合法的外衣，不是为了使人们陷入战争的泥潭，而首先是为了遏制战争，把战争消灭在萌芽状态。当然，以正义之战对抗非正义之战。运用法律宣传正义行为，打击非正义行为也是必要的，这实际上是人类社会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四、法律战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相契合给我们的启示

1、在求和平、谋发展的时代潮流下，顺应法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推进国内经济和法治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保障安全与促进发展是主权国家追求的两大基本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大大深化了我们对国家安全与发展问题的基本认识。新安全观是一种基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中国“和平发展”大业需要的共同安全观和普遍安全观。新安全观所运用的国际关系准则等一系列内容也正是法律战必须掌握的武器。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过程中，法律全球化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的法律发展趋势。经济与人权成为了法律全球化的两大基点。法律全球化的过程将是一个与法律的国家主权、法律的多元主义、法律的本土化相矛盾冲突的过程。也是不同法系趋同的重要表现。国际社会致力于以法律制度限制使用战争和武力，人们对战争法制的认同心理在不断增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战争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开展法律战离不开国内经济和法治基础。以和平和发展为主流的国际环境为我国进行经济和法治建设赢得了宝贵机遇。既然法律战的首要目标是遏制战争、保障国家安全，最高价值追求是保障全人类的安全、秩序、自由与发展，那么，就必须创造一种力量来维护和平发展环境，而这种力量不是靠法律本身可以获得，也不是直接通过法律战而形成，决定的力量来自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因此，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努力形成一种能够实现人人富足而避免社会极端分化的经济结构，形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强大的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上有分量，才能团结更多力量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这一切，又要靠法律制度来维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开展法律战，必须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相适应，立足本国进步的法律理念和法律思想，发现和培育法律进步的因素，寻找中西法律理念的深层共性，在外来法律文化与本土传统法律文化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发扬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深刻理解法律战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在核心社会价值观上的同构性特点，积极参与国际立法。人类社会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与融合，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如前文所述的安全、秩序、自由、发展、人权与正义等。法律的发展与交流产生共同追求的现代法治原则，如民主立法、公正司法、依法办事、规范权力、保障人权、维护秩序等，这体现了人类的共同意志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要实现这些价值，既要靠国内法，也要靠国际法。因此，要充分认识到国际法在法律战中的作用。在考虑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法律战的时候，首要的出发点是使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得到维护和保障。由于国际法在世界各国得到相对广泛的承认，拥有公认的效力，所以，国际法是争夺法理优势的首选。

由于战争的阴影始终存在，调整战时国家间关系的战争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侵略，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同印度、缅甸等国家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中国政府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先后承认或加入了许多战争法国际条约，如四个日内瓦公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承担遵守和履行国际条约的法律义务。我国还把一些国际条约的规定转化为国内法律，我国制定的《红十字法》和《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就是履行日内瓦公约及其两个附加议定书的有关规定所采取的国内立法措施。

战争法还存在滞后性，还有许多空白，国际社会一直在试图创制新的适应战争法需要的法律规范，我国应把握有利时机，积极参加有关战争法的立法活动，争取主动地位。为未来军事斗争做好法律准备。在参与国际立法中，应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最大限度地遵循既有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坚持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坚决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积极致力于增进国际法的科学性、正义性，特别要合理解决机械化战争时代产生的武装冲突法规则在信息化背景下的适用和发展问题。日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展法律战，既要注重国内社会主义法律，特别是军事法的协调发展，又要注意国内法与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的协调发展，做到统筹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大局，使法律战既为保障国家安全，又为保障世界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3、用发展的观点深入认识法律战，合理处理国家利益

与人类整体利益的关系。战争虽然不断，但发展总在继续。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法律战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太空法律战的出现就是鲜明的例证，这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关系。国家利益的空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宽。国家利益涉及的领域，从陆地延伸到海洋，随着人造卫星、宇宙飞船、航天飞机的发明运用，又延伸到太空。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网络的普及应用，又使电磁空间纳入了国家利益的范畴。当代国家利益的发展出现了由过去一维空间向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电磁等多维空间全方位发展的态势。

随着太空军事活动日益增多，太空法律战将成为太空领域军事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太空面临的法律问题主要涉及太空主权、太空资源、太空环境、太空运输、太空责任、太空军备控制、太空遥感和空间站等。这些都与各国利益和人类社会整体利益息息相关。因而也是太空法律战的重要领域。为了协调各国国家利益，保证太空和平利用，实现人类社会整体共赢，联合国和平利用太空委员会颁布了五个国际条约，即《外空条约》、《营救协定》、《责任公约》、《登记公约》和《月球协定》。这五个条约，特别是《外空条约》确立了太空法的国际法律地位和重要作用。

开展法律战，不能不考虑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需要，也不能不考虑联合国的太空法。一方面，太空法是由组成国际社会的主权国家共同制定的，是国际社会利益调和的体现，必须遵守，国家不能用国内法来改变国际法的现有原则、规则和制度，必须严格依照太空法发展航天事业，太空法律战中的敌我矛盾与传统法律战不同。更多的准备在平时，更强调与航天大国的合作，因此，在争取国家利益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他国家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同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依据太空法的原则性规定做出国内法的具体规定时，可以利用国家利益保留原则，力求抢占法理上的先机。另一方面，又要坚决同某些大国公然违反太空法的行为做斗争。比如，某个大国计划在地球附近的太空中部署有攻击能力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组建规模巨大的“太空舰队”，用于攻击和破坏敌对国家的卫星，还计划发射军事太空飞船到环地球轨道上巡逻，充当“太空宪兵”，以达到彻底控制太空的目的。对于这种公然违反《太空条约》的行为，必须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进行强烈反对。

作者：王广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