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服务业发展优化探究论文

摘要：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带来的房价过快上涨会影响要素流动和企业行为，进而加剧资源错配，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征收房产税可以有效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通过地区相对房价的下降减轻资源错配程度，并从影响产业转移和推动企业创新两条路径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地区服务业发展优化探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地区服务业发展优化探究论文 篇1：

资源诅咒、后发优势与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探讨

[摘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整体的发展，更关系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在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要求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由于产业产品同质化、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缺乏有效的区域协调，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然而作为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民族地区在技术性、制度性、产业结构、市场敏感度、政策等方面又具有后发优势。因此，民族地区应抓住“一带一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新契机，充分挖掘自己所具有的独特的后发优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新增产能；真正转变政府职能，积极为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服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培育民族地区的新增长点；始终坚持走绿色经济的发展道路，通过智力扶贫或科教扶贫的理念引领民族地区绿色经济的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交流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民族地区；资源诅咒；后发优势；跨越式发展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整体的发展水平，更关系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与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迎来了新的重大机遇。建国以来，为了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进步，中央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比较显著的有“一五”时期、“三线”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和西部大开发时期等，一系列的财政资金倾斜支持、项目援建等使得民族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绩效。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要求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仍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是阻碍区域实现协调发展的障碍。长期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已成为阻碍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桎梏，而且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也十分严重，经济持续增长缺乏强有力的动力。鉴此，在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民族地区如何打破自身发展桎梏，借鉴历史经验与教训，抓住新的重大历史机遇，实现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成了当前民族地区乃至全国人民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资源诅咒”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困境

纵观近代世界各国对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大致存在两种理论观点。一种观点是“资源祝福”或叫“资源福音”，另一种观点是“资源诅咒”。所谓的“资源祝福”是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丰裕的自然资源，从而，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是一种祝福，可以刺激经济的高速发展。较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或地区而言，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发展。“资源诅咒”则是指拥有丰裕自然资源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反而较慢，也就是说经济发展速度与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呈现一种反向的关系，自然资源越丰裕对经济的阻碍作用越强，从而丰裕的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诅咒。很多盛产石油、钻石以及其他矿产资源的非洲国家人均收入增长缓慢，生活质量低下，例如，安哥拉、尼日利亚、苏丹、刚果等国，而东亚的一些资源相对贫瘠的经济体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Auty（1993）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提出了“资源诅咒”这一假说，即丰裕的资源制约经济的发展，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显著低于资源匮乏的国家。[1]Sachs and Warner（1995）对97个国家在1971-1989年间的情况做了考察，发现资源丰裕的国家更容易陷入经济增长的困境。[2]Sachs and Warner（2001）对“资源诅咒”这一命题进一步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同样的结论。[3]因此，事实表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贫穷，而不是富裕。

我国民族地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无论是地下的矿藏资源，还是地上的淡水、耕地、草原、森林等资源，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与重要的物质基础，从总体发展历程来看，民族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促进了经济增长，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这一战略实施的初期，国家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使得民族地区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丰裕的自然资源支持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一种资源“祝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支持作用逐渐减弱，两者间甚至呈现出反向的联系，并且这一现象也得到证实。张千友、王兴华（2011）基于2000-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为多数西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生产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认为西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 “资源诅咒” 效应在一定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4]鲁金萍等（2009）选取贵州欠发达资源富集区作为实例，证实了该类地区产生了一些不利于济发展的现象，例如工业产业结构日渐单一、采掘业的迅速发展削弱了制造业的发展、财政总支出中科学事业、科技项以及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逐年递减等等，这都是“ 荷兰病”效应的典型体现，最终具有陷入“资源诅咒”困境的可能性。[5]邵帅、齐中英（2008）通过1991-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能源开发确实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6]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自然资源的開发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导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逐渐陷入了“资源诅咒”的漩涡当中。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

（一）产业、产品同质化，缺乏竞争优势

纵观各民族地区各时期引进的产业项目，我们发现这些项目具有同质性，这使得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全国其他地方的产业结构有着趋同的趋势，这对民族地区有限的生产资料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使得民族地区资源的比较优势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此外，民族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以及偏远的地理位置，也使得民族地区产品销售的运输成本增加，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从而导致产品滞销。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和对市场的盲目跟风，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严重过剩，无效供给的产品增多，企业经营困难。工厂面临亏损时，或关停或勉强维持，使得经济效益下滑，工人失业增加，企业技术骨干人才流失严重，这些都非常不利于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过度浪费

众所周知，长时间以来，民族地区的工业发展主要依靠當地特有的矿产资源，民族地区的工业属于资源型产业，随着人们对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青睐以及近年来民族地区资源总量的骤减，民族地区第二产业开始式微，而一、三产业也一直处于低迷、层次低的状态，这种产业结构的低级化最终导致民族地区经济较其他地区而言，发展速度缓慢，且缺乏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同时，中国在很长时间走的是一条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的经济发展之路，只注重经济效益，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自然资源利用效率非常低。资源掠夺式开采，产业结构单一且多处于产业链末端，低附加值的原始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对经济增长贡献了很大份额。受到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态势的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向、态势与国家经济发展态势基本吻合。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宝库，是能源和原材料的产地，由于技术设备和观念的限制，使得民族地区的资源被过度消耗，再加上自然资源固有的再生周期长的特点，民族地区的资源总量骤减，日渐枯竭。短期内，这种“自杀式”的发展方式使得经济增速迅猛上升，但从长远来看，民族地区终将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当中。

（三） 对“外”开放力度不够，缺乏区域协调发展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见开放之重要。经济发展，不是苦思冥想，也不是闭门造车，应该与外界交流，吸收外界的优质信息，借助外界的丰富的资源和经验，结合自己的优势，探究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然而，民族地区各地区与外界交流少，相互之间联系不够，与其他较发达的地区的联系更少，要素之间流动壁垒也较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创新的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民族地区缺乏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偏弱，导致经济发展质量也难以提高。

二、后发优势及其在民族地区的体现

美国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成功追赶的经验上，首次提出了后发优势概论，认为相对的经济落后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劣势，它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从而可以变成一种优势[7]。Levy（1966）从现代化的角度将后发优势理论具体化，他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后发国家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可以吸收和借鉴先发国已经获得的先进的技术、设备，避免走更多的弯路，同时后发国还可以向先发国家寻求资金和技术上的帮助[8]。Gerschenkron（1968）对后发优势理论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落后的经济发展和各方面的压力激发了快速工业化的需求，而引进技术又是后发国家能够快速工业化的必然之路，学习和借鉴先发国家成功的经验，不仅可以从先发国家失败中吸取教训，而且可以从先发国家的成功中总结经验，巧妙的选择替代产品，走一条殊途同归的工业化道路[9]。而后Abramovitz（1986）又提出了“追赶假说”[10]，Brezis et al.（1993）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发展的“蛙跳”（Leap-frogging）增长模型[11]。通过以上学者对后发优势的研究我们发现，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潜在的优势，是落后国家或地区能够超常规的发展和赶超先进国家或地区的一种潜在可能性，落后国家或地区如果能够较好的利用这种落后得益，就能避免陷入发达国家或地区曾陷入的困境，在经济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由此，后发优势是一种源于落后的、与落后共生的优势，也常被称为“落后的有利性”“落后得益”“落后的优势”“赶超效应”等。

牛顿曾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我国民族地区目前虽然在“贫困落后榜” 榜上有名，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地区没有跨越式发展的可能，相反，我们可以利用与落后共生的后发优势，站在其他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民族地区的这种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技术性优势

技术研发流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概念的提出、研发策划、开发研究、测试运行、投入使用。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而研发流程成功后的改进也是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的持续改进研发流程。对于落后的民族地区而言，要想在短时间内完成技术的自主创新和研发，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与英国、法国等国相比，德国并不是工业强国，但是德国却能很好的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从英、法等国引进先进的技术，把英、法等国的先进技术转移到本国，再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育出大批的高科技人才，德国的这一举措使得自己的工业水平迅速达到工业强国的水准， 从而在工业革命结束后德国成为了工业化超过英国的世界大国。我国民族地区作为经济发展的后起地区，研发资金的不足、研发技术人员的缺乏始终是制约民族地区自主研发顺利完成的障碍，因此民族地区没有必要一开始就进行自主研发创新，民族地区可以先引进其他发达地区或国家的先进的设备、先进的技术和高科技产品，再完成对民族地区科研人员的科技思想的灌输和培训，以此来节约研发成本和时间，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短时间内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与其他地区站在一个更加趋同的竞争平台上。

（二）制度性优势

Douglas（1991）指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定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12]。可见制度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有多重要，制度的一点失误都将导致经济发展朝着无法想象的后果发展。而现实中，一个制度在制定时并不能够准确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究竟正效应大于负效应还是负效应更大些，在结果出来之前我们都不得而知。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地区而言，制度的一点失误，将导致民族地区的发展陷入“低水平的均衡陷阱”而不可自拔。因此，落后反而成了民族地区的优势，民族地区可以模仿、学习其他地区的制度，再结合民族地区自身的特点，制定符合本地区情实际情况的制度，这样民族地区能从其他制度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新制度的有效性，降低新制度在民族地区实施的的负面效应。

（三）产业结构优势

有着“汽车城”美誉的底特律19世纪末期，凭借交通优势和工业基础开始发展汽车產业，随后一跃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之都。上世纪80年代汽车产业开始衰退，政府采取以汽车龙头企业带头整合汽车产业，投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经济增长的战略，这种固化单一产业的措施使底特律错失了转型的机遇，从此逐渐沉沦，并于2013年12月宣告破产，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城市。我国的山西省，也曾因为丰富的矿产资源，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富裕的省份之一，但近些年由于矿产资源逐渐匮乏，产业结构单一的山西省经济也渐渐衰落；而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自然资源与民族地区相比较而言属于资源匮乏区域，但这部分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却异常的快，这都得益于合理的产业结构规划，以及对高附加值产品的追求。走成功者走过的路不一定能够超越他，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落后的民族地区亦是如此，民族地区要借鉴其他地区产业成功转型的经验，与本地区情况相结合，合理规划自己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成功转型与升级。

（四）市场敏感度优势

一个经济体最终要发展，必然离不开市场。于厂家而言，如何能够精准的定位自己的供给以符合市场需求是厂商需要考虑的第一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而言，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选择发展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选择发展潜力大且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的产业，生产市场需求大、经济价值高的产品，扩大符合市场需求的优质供给，减少不必要的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

（五）政策倾斜优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地区始终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障碍区，也是减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的重灾区。因此，国家要想同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会给予民族地区大量的政策倾斜，加大资金补贴力度，加大人才引进与援助力度，协助民族地区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此来帮助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促进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思路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幅员辽阔，经济发展状况好坏将直接影响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现状而言，民族地区是否能快速发展成了全国整体发展的关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既是习近平总书记给扶贫开发提出的要求，也是全国各民族的殷切期望，同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我国民族地区虽然受地理位置偏僻、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等因素的影响，甚至可能因为一系列的原因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但仍然是一块正待开发的宝地。当前我国正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全国各地得到贯彻落实，政府转变服务职能，还权于市场的改革也在紧密推进。形成合力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发展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全方位推进，而我国民族地区处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沿地带，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任务和战略取向，这些都昭示着我国民族地区发展迎来了新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在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下，我国民族地区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避免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扬长避短，吸收和借鉴先发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和教训，紧紧把握住民族地区所具有的独特的后发优势，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新增产能，真正转变政府职能，积极为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服务。要为企业技术革新提供便利的金融支持，促进政产学研的有效结合，在把握宏观调控的前提下，还权于市场，让市场自主调节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改变以往对经济发展过多干涉的做法。林毅夫（2003）认为，给定生产要素，如果将这些生产要素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尽管要素总量并没有增加，经济总体水平也会提高[13]。因此要完善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划，坚决淘汰掉一些低效落后产能，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对趋同产业增加进入壁垒，严格控制民族地区同类产业总量供给，在严格控制总量供给的前提下，对于企业的优质增量供给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同时主动为民族地区提供技术支持，给自主变革，想要创新的企业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鼓励企业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发展高端供应链，提高优质产量供给。市场规则始终是优胜劣汰，只要市场中有创新、变革的企业，产品质量便会逐渐提高，随着人们对优质产品的偏好越来越深，其他企业想要在长期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不得不跟着进行变革。

其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培育民族地区的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或地区，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抓住历史变革的机遇，在原来的经济基础上探究新的供能点，发展新的产业，各产业协同发展，避免经济发展陷入“锈带”的困境。“锈带”是指一些老工业区由于时代变迁下的工业衰退、工人失业，致使大量机器设备闲置生锈，于是被人们形象的称为“工业锈带”。英国的伯明翰、法国的洛林、德国的鲁尔与美国的匹兹堡是人们讨论“锈带复兴”成功的典范，同时复兴失败的底特律则成为反面教材，被称为“底特律沉沦”。“资源诅咒”必然带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锈带”困境，产业转型成功，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实现复兴，转型失败，则很有可能在沉沦的泥潭越陷越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落实到民族地区，我们应该基于地方的资源特色和产业基础，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二产业，升级第一产业，使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在一二三产业中都应该加大资金、技术支持，谨防产业单一化发展，避免成为第二个“底特律”。借助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革新和中央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积极发展电子、生物医药、金融、民族地区特色旅游等高科技产业和新型服务业，要充分利用好民族地区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等这些特殊资源优势，以此发展特色行业，使之成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民族地区应抢抓机遇，充分利用本地的优势资源和特殊政策优势，降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构建民族地区优势产业集群，促进要素集聚投入、产业集中布局、资源集约利用，从而以产业联系为纽带，逐步转变以往产业单一的状况，开创出多元化产业发展布局，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提升经济活力，实现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再次，民族地区要始终坚持走绿色经济的发展道路，通过智力扶贫或科教扶贫的理念引领民族地区绿色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因其生态的多样性和脆弱性，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在新的时代，进行资源开发时，必须树立生态红线意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奖惩并用。当前有助于民族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技术的突破处于孕育期，在营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财税优惠政策激励企业持续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技术升级，研发出绿色、节能、高效的产品，提升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切实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民族地区大多数企业研发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其中人才不足是关键因素，这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使得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从而资源利用水平较低，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不高，同时也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优美生态环境是人民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重要期待，因此，生态环境的变差会进一步导致民族地区人才的流失。民族地区人才的增加有利于民族地区绿色经济的发展，因此，扶贫不如扶智，民族地区要树立起智力扶贫或科教扶贫的理念，扩大义务教育范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将科技创新与绿色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加大财政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发挥资金导向作用，令科技资源集中化。

最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交流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在“一带一路”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民族地区有了更为便利的对外开放条件，一方面，民族地区要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保障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同时，这也是提升我国产业链地位的有利时机，以前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占据很大比重，由于经济发展差距，我们一直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位置，而“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将使我们将与沿线国家有更为密切的经济贸易互动，这为民族地区提升产业链位次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民族地区要与沿线国家深入开展产业合作，推动各国产业发展规划相互兼容、相互促进，抓好大项目建设。同时，要加强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构造高端的产业链促进区域间的合作与共赢，为民族地区去产能，调结构，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与平台。

参考文献：

[1]AUTY，R.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M].London： Routledge， 1993.

[2]SACHS，J.D.，WARNER，A.M.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C].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95， No.5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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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千友，王兴华.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24-30.

[5]鲁金萍， 董德坤， 谷树忠，等. 基于“荷兰病”效应的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资源诅咒”现象识别——以贵州省毕节地区为例[J]. 资源科学， 2009 （2）： 271-277.

[6]邵帅， 齐中英. 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2008 （4）：147-160.

[7]GERSCHENKRON， A.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 New York： Praeger， 1962.

[8]LEVY， M. J.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 A setting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9]GERSCHENKRON， A. The moderniz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in Gerschenkron[C]// A.（ed）.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0]ABRAMOVITZ， M. 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6，46（2）： 385-406.

[11]BREZIS， E.S.， KRUGMAN， P.R.， TSIDDON， D. Leapfrog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5）： 1211-1219.

[12]DOUGLAS， N. Institution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991， 5（1）： 97-112.

[13]林毅夫.后發优势与后发劣势[J]. 经济学（季刊）， 2003 （3）： 989-1004.

作者：何雄浪 刘芝芝

地区服务业发展优化探究论文 篇2：

房产税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与异质性表现

摘要：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带来的房价过快上涨会影响要素流动和企业行为，进而加剧资源错配，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征收房产税可以有效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通过地区相对房价的下降减轻资源错配程度，并从影响产业转移和推动企业创新两条路径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运用合成控制法对上海和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表明：重庆的房产税政策有效抑制了房价过快上涨，促进了先进产业的转入和创新水平的提高，进而显著提高了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明显;上海的房产税政策对房价上涨的抑制作用不明显，高房价阻碍了高技能人才的流入，导致其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高更多依赖于低端服务业的发展，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总体上并未能有效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上海与重庆房产税政策效应的差异不仅源于其政策力度的不同，还由于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不同。房产税政策必须有效抑制房价上涨，并应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才能更好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

关键词：房产税;相对房价;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转移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迅速。由于投资房地产可带来更高收益，加上房地产业能够有效带动建筑、钢铁、水泥等关联产业的发展，大量资金的流入导致一些地区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并推动房价快速上涨，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和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继实施限购、提高首付比例等房价调控政策后，2011年上海和重庆开始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试图通过征收房产税增加住房的持有成本，以有效化解房地产泡沫。毋庸置疑，征收房产税是调控房价的有效手段之一，而房价的变化不仅会影响房地产业本身的发展，还会通过营商环境的相对变化等影响地区的资本流入与流出以及企业行为。因此，房产税的征收将对地区产业结构演变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在试点改革的情形下，相对于没有进行房产税试点的城市，征收房产税是促进还是抑制了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抑或是两者并无显著区别？房产税是通过怎样的路径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这些问题的明确与解答无疑有助于房产税政策的改进和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关于房产税政策实施的效果，相关研究从其对宏观经济、房价、居民消费、收入分配、地方财政以及企业行为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关于房产税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研究不多。刘友金和曾小明（2018）研究了房产税对产业转移的影响，但未进一步研究产业转移后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不过，不少学者研究了房价变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形成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是房价上涨会抑制产业结构优化。Helpman（1998）、Rabe和Taylor（2012）基于劳动力流动的视角认为，房价快速上涨不利于劳动力集聚，会抑制劳动力流入，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郭文伟和李嘉琪（2019）研究发现，房价上涨会直接抑制低、中房价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创新挤出和劳动力挤出效应间接抑制高房价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刘程和王仁曾（2019）认为，由房价上涨引发的资源错配和企业研发投入挤占效应抑制了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二是房价上涨会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高波等（2012）研究认为，由相对房价差异引起的劳动力流动会促使地方产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袁冬梅等（2020）也认为，房价上涨会导致非技能劳动力流出和技能劳动力流入，进而促进产业链由技术含量低、增值幅度小向技术含量高、增值幅度大转变，产业结构得以升级。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没有直接分析实施房产税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而且对于房价变动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也有不同的结论。在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的背景下，实施房产税政策最直接的目的和效果就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而房价的变化会对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为进一步明确房产税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机制，本文试图将地区相对房价作为传导因子，從理论上探究房产税主要通过怎样的路径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变化;同时，利用上海和重庆进行房产税试点的改革实践，采用合成控制法分析开征房产税对地区房价变动和产业结构优化及相关路径变量的影响，并通过比较分析验证理论路径在实践中是否有效，进而为房产税政策的完善及其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启示。

二、理论机理与研究思路

从理论上讲，房产税政策的实施会对地区产业结构变化产生怎样的影响，取决于其影响机制和传导路径。开征房产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房价的变化，而房价不但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还是影响地区营商环境和投资结构的重要因素，因而会对生产要素的流动、企业的区位选择和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变化会带来产业转移，地区投资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企业投资行为的变化则会改变价值链结构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因此，本文对房产税影响地区产业结构机制的研究，主要从以地区相对房价为传导因子的产业转移和企业创新两条路径展开。

1.房产税、相对房价与产业结构优化

房产税作为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一种重要手段，可以通过直接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影响房价，进而对地区营商环境和企业生产成本产生影响。房产税提高了房产所有者持有房产的长期成本，因而开征房产税在降低房价的同时也会降低住房需求，而房地产开发商则会加快已有房地产的开发和销售从而增加市场上的供给;同时，房产持有成本的增加也有助于抑制房地产投资热度，并促使部分投资者抛售房源从而增加供给数量。此外，在房产税试点改革之前，中国与房产相关的税费主要集中在交易环节，而交易环节的房地产税通常对房价具有助推作用，只有持有环节的税费对房价具有抑制作用。因此，在房产税试点改革的情形下，试点城市开征房产税有利于缓解当地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并促使本地区的相对房价下降或增长放缓（与不征房产税或其他地区相比），不少实证研究也对此提供了有力证据。

地区相对房价直接关系到地区营商环境和企业的生产成本，而获取低成本优势和寻求良好发展环境都是产业转移的重要诱因。房价较高则劳动力的生活成本较高，进而企业的劳动力获取成本也较高，并可能引起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产生劳动力挤出效应：房价与地价通常呈正相关关系，房价较高则企业的土地成本较高，地区间的土地成本差距是推动产业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房价较高会诱导银行信贷资金更多地流向房地产企业，导致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较高。因此，地区相对房价的变化会对企业（包括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引发产业的区域转移或对产业转移本身产生影响。产业转移必然带来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至于产生怎样的变化，取决于转入和转出产业的特性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的基础等多种因素，因而可能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就中国进行房产税试点改革的情景来看：在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和房价过快增长加剧资源错配程度，并使地区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和升级受阻的背景下，试点城市开征房产税能够有效抑制本地区房价的过快上涨，使相对房价趋于合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不仅能改善地区营商环境，减少企业生产成本，有利于产业的转入以及减缓产业的转出，改变地区产业结构，而且能够有效减轻资源错配程度（比如对房地产的过度投资）。经济系统通常具有自我成长、自我优化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会促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和持续升级。因此，从理论上讲，试点城市开征房产税会减轻资源错配程度，并通过产业转移路径优化促进本地产业结构的优化。

地区相对房价的变化还会对地区投资结构和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高房价使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偏高，引发企业大规模跻身房地产市场：而企业过多地进行房地产投资将加剧企业内部及地区产业间的资源错配，并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产生挤占效应。一方面，金融机构的信贷资源是企业创新投入的重要来源，但金融机构的放贷往往偏好泡沫部门，高利润率、低生产率的房地产及其关联行业更易获取金融信贷资源，从而挤占其他行业的资本投入。另一方面，创新投入往往具有投入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等特点，企业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利润高、风险小的房地产市场，造成与企业的创新活动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阻碍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实践中，房地产投资增长与创新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增长也表现出负向关系。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但能实现技术进步，还能提升价值链，拓展新市场，形成新业态和新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当前中国房地产业已步入成熟阶段，技术进步空间和技术外溢效应有限，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对企业创新乃至全社会创新的抑制作用凸显，而创新不足是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之一。试点城市开征房产税，将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并使房价趋于稳定和合理。一方面，房地产的抵押担保效应得以被弱化，有利于降低房地产及其关联产业对非房地产部门信贷资源的挤占效应，从而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并改善地区创新环境。另一方面，可以促使非房地产企业将资金逐步撤离房地产市场，有利于缓解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资金困境并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进而提高企业整体创新水平。因此，试点城市开征房产税能够促进地区创新投入的增加和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综上所述，在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和房价过快增长的情形下，试点城市实施房产税政策，可以通过相对房价这个传导因子，减轻资源错配程度，改善区域、产业和企业投资结构，进而从产业转移和企业创新两条路径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参见图1）。

2.政策差异及地区经济基础的影响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理想化的政策所涵盖的政策形式、类型、渊源、范围等都会影响到最终的政策执行效果。既然房产税通过影响地区相对房价从产业转移和企业创新两条路径影响地区产业结构优化，那么其最终效果取决于房产税对房价的实际影响，而不同的房产税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虽然上海和重庆同样于2011年开始房产税试点，但两地在征税对象、税率、税基以及税收减免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参见表1）。从征收对象来看，上海只针对增量房产征税，而重庆同时对存量房产和增量房产征税;从税基来看，上海为交易价格的70%，而重庆为交易价格全额;从税率来看，上海为0.4%和0.6%，重庆为0.5%～1.2%：从税收减免来看，上海按人均面积实行减免，而重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减免。一般来讲，对增量房产征税的房价抑制作用有限，而对存量房产征税更能有效降低房价;同时，房产税税率越高，则房价下降越显著。因此，总的来说，重庆的房产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更大，更能促使地区相对房价下降。根据前文所述理论逻辑进行推测，则重庆的房产税改革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比上海更大。

政策的实施效果还会受到初始条件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不同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房价等均存在较大差异，而经济基础的不同不但可能使同样的房产税政策对地区房价产生不同的作用，而且可能导致由此产生的产业转移的类型、结构和方向存在差异，进而带来不同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在房产税试点改革前，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以及房价水平均明显高于重庆。上海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低端制造业不断外移，形成了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而在此时实施力度较小的房产税政策，对已处于高位的上海房价而言如杯水车薪，也不能改变其工业外移的趋势。同时，上海的高房价已使不少劳动力对这座城市“望而生畏”，而首套住房征税只针对非本市居民的做法还会进一步抑制外来劳动力的流入。此外，农民工特殊的居住模式导致房产税政策对其影响不大，而高技能劳动力的购房需求更强，上海的房產税政策将更多的是对高技能劳动力产生挤出作用。与上海不一样，重庆的产业结构还处于“二三一”阶段（本文样本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拉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但其资源优势及要素成本优势等使其正处于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黄金机遇期。在房产税试点改革前，重庆的房价本来就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实施力度较大的房产税政策，将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的生活成本，有利于吸引外地劳动力进入和先进产业转入。因此，除了政策本身的差异导致开征房产税的房价抑制效应大小不同外，地区经济基础的差异也会带来相对房价降低的产业转移效应不同，进而使实施房产税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

正是由于房产税改革试点前上海与重庆的经济基础不同，其改革政策也具有显著区别，使通过实证比较来检验上述理论机制具有了更高的可行性。与上海相比，重庆的房价较低，且房产税政策对房价上涨的抑制作用更大，其经济发展基础和产业结构现状也更有利于先进产业（相对于其现有产业结构而言）的转入。而上海的房价长期处于高位，且房产税政策对房价上涨的抑制作用较小，其产业结构优化对高技术产业和人才也有更高的要求，而高房价不利于高技能人才的流入。因而，从理论上讲，重庆开征房产税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应显著大于上海。现实中是否如此，本文以35个大中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合成控制法予以验证。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估计模型

双重差分法是评估政策实施效果的常用方法，但这种方法的使用条件较为苛刻，要求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之前具有平行趋势。在本文研究中，作为房产税改革试点城市，上海和重庆与其他城市存在一定差别，如果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分析会产生估计偏误。为克服双重差分法的缺陷，本文采用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CM）来评估房产税政策实施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先对多个控制组进行加权平均构造出处理组的反事实合成控制对象，再分析处理组与合成控制对象在政策实施后的差异，该差异即可反映政策的实施效果。

2.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确定的35个大中城市为研究样本，其中处理组为上海和重庆，控制組为其余的33个城市;上海和重庆于2011年开始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因此样本的时间区间确定为2006-2015年。分析所用数据来源于相应年度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hinese Research Data Services Platform，CNRDS），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查阅地方统计年鉴或利用插值法进行填补。同时，为消除异方差及指标量纲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产业结构优化通常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各产业之间具有较好的聚合质量，能够使地区产业结构形成相互协调发展的有机整体，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二是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演进，即产业结构高级化。因此，本文采用产业结构合理化（TL）和产业结构高级化（TS）两个指标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衡量，具体计算方法主要参照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

核心解释变量：房产税政策实施。利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分析时，并不需要设置虚拟变量，对于政策实施地点和政策实施时间都可直接指定。本文将实施房产税政策视为一项自然实验，政策干预地点设置为上海和重庆，并指定政策干预开始的时间为2011年。

控制变量：为了使合成控制对象的拟合效果更好和研究结果更为稳健，参照已有文献的做法，尽可能加入影响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衡量;（2）政府规模，采用一般预算内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3）金融发展水平，采用地区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4）对外开放程度，采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5）社会消费水平，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6）固定资产投资水平，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7）城市化水平，采用地区非农业人口与地区总人口的比值衡量;（8）工资水平，采用地区职工平均工资衡量;（9）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采用人均城市道路面积衡量;（10）人力资本水平，采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地区总人口的比值衡量;（11）医疗卫生水平，采用医疗机构床位数衡量;（12）信息化水平，采用国际互联网用户数衡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1.上海和重庆房产税试点对地区相对房价的影响

图2反映了上海（左图）和重庆（右图）开征房产税对地区房价的影响，竖直虚线对应的年份（2011年）为房产税改革试点开始的时间。2011年以前，真实重庆和合成重庆的拟合效果较好;在2011年以后，真实重庆的房价水平明显低于合成重庆，说明在房产税政策实施以后，重庆的房价上涨得到有效控制，效果明显。而在上海，在房产税政策实施前后，真实上海和合成上海均没有出现较大差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上海的房价具有高于合成上海的趋势，表明开征房产税政策并未能有效抑制上海的房价上涨。因此，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重庆开征房产税对地区相对房价的抑制作用明显强于上海。

2.上海和重庆房产税试点对产业转移的影响

借鉴刘友金和曾小明（2018）的研究，利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的相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来反映产业转移情况。根据图3，与合成上海相比，开征房产税以后真实上海的服务业相对产值较低，但相对就业率较高，表明房产税政策的实施不利于服务业劳动效率的提高，其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高更多依赖于低端服务业的发展。根据图4，与合成重庆相比，在开征房产税以后，真实重庆工业和服务业的相对产值和就业率都得到明显高于合成重庆，表明房产税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重庆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入和发展。由于重庆开征房产税显著降低了相对房价，减少了投资房地产的预期利益，非房地产企业更倾向于将企业内部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金融机构的信贷资源也回流实体经济部门，进而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3.上海和重庆房产税试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由于缺乏企业层面的数据，本文采用地区专利申请授权量作为企业创新的替代变量，分析结果见图5。从变化趋势上看，开征房产税前真实上海的创新水平高于合成上海，而开征房产税后真实上海的创新水平逐渐低于合成上海。不断攀升的高房价一定程度导致上海高技能人才流失，而上海的房产税政策并没有有效抑制房价上涨，高房价的负面影响逐渐凸显，阻碍了地区创新水平的提高。开征房产税前真实重庆与合成重庆的专利申请授权量差异较小，而开征房产税后真实重庆的专利申请授权量逐渐高于合成重庆，表明开征房产税有助于提高重庆的创新水平。可见，重庆房产税政策对房价上涨的有效抑制，不但促进了相对高端产业的发展，还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进而促进地区整体创新水平的提高。

4.上海和重庆房产税试点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1）上海开征房产税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图6是真实上海与合成上海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的比较。从产业结构合理化来看，在2011年之前，真实上海与其合成控制对象的差异较小，表明合成上海较好地拟合了真实上海在房产税政策实施之前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变动情况。而在2011年之后，真实上海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出现了较大的波动。2011-2013年真实上海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明显大于合成上海，说明在此期间开征房产稅不利于上海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在2014年真实上海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优于合成上海，但2015年又转变为合成上海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优于真实上海。因此，从本文分析结果看，开征房产税对上海产业结构合理化总体上具有一定抑制作用。从产业结构高级化来看，在2011年之前，真实上海与其合成控制对象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表明在房产税政策实施以前合成上海较好地拟合了真实上海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变动情况。而在2011年之后，虽然合成上海和真实上海均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差距逐渐拉大，真实上海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明显高于合成上海，表明开征房产税促进了上海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高。

（2）重庆开征房产税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图7是真实重庆与合成重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的比较。从产业结构合理化看，在2011年之前，合成重庆与真实重庆几乎完全重合，表明合成重庆很好地拟合了真实重庆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变动。而在2011年之后，合成重庆与真实重庆逐渐偏离，真实重庆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显著高于合成重庆，表明开征房产税显著促进了重庆产业结构合理化。从产业结构高级化来看，在2011年之前，真实重庆和合成重庆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均呈下降趋势，且真实重庆的下降趋势更为显著;而在2011年之后，真实重庆和合成重庆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趋于上升，且真实重庆的上升远远快于合成重庆，表明开征房产税显著促进了重庆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且这种促进作用比上海更强。

（3）稳健性检验

为排除偶然因素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采用排序检验和双重差分检验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排序检验：假定所有控制组城市也在2011年开征房产税，类似地采用合成控制法构造相应城市的合成控制对象，如果控制组城市没有表现出和处理组城市类似的结果，则可认为房产税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显著的。参考刘友金和曾小明（2018）的做法，去掉在房产税改革之前RMSPE值大于处理组城市1.5倍的控制组城市。根据图8，在2011年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差异较小：而在2011年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差异逐渐变大，且处理组城市的差值分布位于控制组城市的外部（重庆更为明显），表明处理组城市实施房产税政策确实对其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显著影响。

双重差分检验：进一步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根据双重差分法的共同趋势假定，尽可能选择在政策实施之前与处理组城市具有相同产业结构变动情况的城市作为控制组进行分析。表2为双重差分检验结果，开征房产税对上海和重庆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与前文利用合成控制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和启示

目前，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节点。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不但会引起房价过快上涨，还会通过影响要素流动和企业行为产生资源错配效应，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转变过度依赖房地产及其关联产业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产业协调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提升的必然要求。实施房产税政策可以有效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降低地区相对房价，减小过高房价导致的资源错配程度，并通过影响企业区位选择和投资行为，进而影响产业转移和企业创新两条路径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实施房产税政策对上海和重庆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重庆开征房产税显著提高了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有效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上海开征房产税促进了其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高，但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高。

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上海，其原因不仅在于重庆的房产税政策对房价上涨的抑制作用更大，还在于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差异。重庆的房产税政策有效降低了地区相对房价，弱化了高房价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和融资成本，也改善了地区营商环境，有利于吸引先进产业移入和提高企业创新水平，进而促进地区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及高级化。而上海的房产税政策对房价上涨几乎没有起到抑制作用，地区相对房价较高的状况没有改变，加上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排外性，加剧了高技能人才的流失，导致其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高更多依赖于低端服务业的发展，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高。

本文研究表明：在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并引发资源错配的背景下，房产税改革将以地区相对房价为政策传导因子，通过影响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以及企业的区位选择和投资行为，从产业转移和企业创新两条路径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房产税改革的政策效应绝非仅仅是对房价的影响，但房价是其最为重要的政策传导因子。若能显著降低地区相对房价，则其他经济效应凸显;若不能有效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则其他经济效应往往也不显著。因此，房产税改革必须有效降低相对房价，才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应。目前上海的房产税政策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在征税对象、税率、税收减免等方面与国际上通行的房产税政策也有较大区别，如何优化房产税政策以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上海市政府有所作为。重庆的房产税政策也有改进的空间，比如将普通住宅也作为征税对象。

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也会对房产税的政策效应产生重要影响。对上海而言：一方面要着力化解高房价对人才流入的抑制作用，积极实施更具吸引力的人才落户政策，对高技能人才给予一定的住房补贴，莫让高房价成为高技能人才流人的拦路虎。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大对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避免因传统产业外移导致城市产业空心化。对重庆而言：一方面，要积极承接先进产业的转入，并注意与现有的产业结构相匹配，适当提高产业进入的门槛并限制低技术含量的产业转入，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地区产业发展格局。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利用工业城市的优势强化创新驱动，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加快发展以先进机械装备制造业、人工智能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助推产业结构升级。

从全国来讲，要借鉴试点改革经验，加快房产税立法进程。房价居高不下不但会引发城市产业空心化，还会扩大贫富差距，影响居民消费。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建立有效的房地产市场长期调控机制，不仅有助于消除房价快速上涨对实体部门的挤出效应，促进产业协调发展，而且还有利于实现“房住不炒”，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同时，在进行房产税的政策设计时要注意对多目标的综合考量，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作为重要目标之一，积极引导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房产税细则的制定应因地制宜，要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等确定合理的征收方式及征收强度，实行差别化的房产税政策。

（编辑：段文娟）

作者：杨励 欧嘉丽

地区服务业发展优化探究论文 篇3：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路径探析

【摘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战略目标的关键之举。文章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进行了解析，指出当前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开发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了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即精准发动宣传职业教育，转变贫困人口教育观念；优化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精准培养帮扶对象；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完善职业教育扶贫机制，提高精准扶贫效能。

【关键词】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路径

【收稿日期】20180105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一般立项课题“精准扶贫视野下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研究”，项目编号为2017C464

【作者简介】廖倩（1985—），女，广西北海人，教育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职业教育扶贫是教育精准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途径，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指示、实现脱贫攻坚战略目标、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和现实选择。在精准扶贫背景下，职业教育肩负着提升贫困对象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增强贫困对象脱贫致富能力、带动贫困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等重要使命。因此，探析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对提高精准扶贫成效，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解析

教育精准扶贫是相对教育粗放扶贫而言的，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和不同贫困人口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教育治贫方式。[1]201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强调了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作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因其内在特征和不可替代性，成为教育扶贫的主要形式。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不仅要反映出精准扶贫对职业教育的特殊要求，还要展现出职业教育对于精准扶贫的积极应对和具体成效。职业教育作为扶贫的手段，最终是为了达到促进贫困人口发展和贫困地区发展的目的。职业教育促进贫困人口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帮助贫困对象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其文化认知和劳动技能水平，促进其自我发展的能力；职业教育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激发贫困地区职业教育资源，提升人力资本存量，推动经济发展。鉴于此，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至少包含如下内涵。

1发挥教育功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能力贫困是一种结构性的能力缺失，是指因个人的能力缺失所产生的贫困状态，是形成绝对和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是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是职业教育扶贫开发的关键。[2]能力贫困主要包括三种状况：基本生存能力贫困、自主发展能力贫困、人的权利能力贫困。其中，自主发展能力贫困主要是指因就业竞争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职业转换能力等结构性能力缺失导致的个人发展障碍。[3]中共中央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的工作思路，倡导从内源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首先要解决贫困人口能力贫困的问题。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建者舒尔茨在其《人力资本投资》中指出，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主要方式，通过发展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职业教育以育人为中心，以职业技术技能培养为本位，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岗位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文素养与技术技能。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和精准扶贫的战略目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应发挥提升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帮助贫困群体稳定就业、发展脱贫致富能力的教育功能。

2激活经济功能，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职业教育必须服务经济社会并与产业需求及生产过程对接，因而要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协调推进职业教育与产业转型升级的配套衔接。不仅可以使职业教育发展获得坚实的经济基础，也可以更好地为产业升级提供技能人才支撑，最大限度地实现职业教育的内在价值。[4]职业教育具有教育和经济的双重属性，说明育人和人力资本开发是其教育价值取向，而所培养的人才需具备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产业全面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且在精准扶贫战略的要求下，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无法规避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冲击，人力资本亟需重新开发，这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件。职业教育以入学门槛低、培训周期短等优势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同时，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平台，职业教育以学促产，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强化劳动者技能水平、创新当地特色产业、紧跟产业升级步伐，对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3突出社会功能，消除精神贫困

精神贫困主要是由人们落后的文化认知和守旧的观念而导致，是贫困产生的思想根源，会加剧和固化贫困状态，因此，扶贫也要“扶精神”。职业教育扶贫可为有可能被社会边缘化的贫困群體提供获得基本劳动技能和知识文化的机会，为其进入劳动力市场创造职业技能平台，改变就业难的现实困境。除了职业学校，参与职业教育扶贫的主体还可以是政府组织的培训中心、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主体的共同目标是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打造职业教育资源共享平台，让贫困群体继续接受职业文化和技能的培训，掌握职业技术，学习先进文化，提升就业能力，改变守旧的思想观念，形成现代的生活方式，建立文化自信，树立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格特征，实现贫困个体的可持续发展，为精准扶贫开发工作提供精神支持。

4体现教育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均衡发展

精准扶贫战略的表层意义是为了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但其实质意义是为了消除社会中的不平等，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保障社会各方面均衡发展。同样，教育扶贫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表现为帮助多少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减贫脱贫，而是体现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5]公平正义是催化社会均衡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而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体现公平正义，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均衡发展，其主要作用在于：一是体现教育公平正义。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关注贫困地区个体自身的发展，并通过公共的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确保每个个体获得持续发展的公共教育资源，为贫困对象提供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满足他们不同的学习愿望和需求，改善其落后的文化观念和劳动技能，使他们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体验到教育带来的效益，彰显着教育公平公正。二是促进就业机会平等。通过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中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加强贫困对象的就业能力，为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更广泛的选择机会，提高就业率，缩小与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差距。三是更平等地分享社会财富。资源配置不均衡和经济发展差异直接影响着贫困地区整体发展，通过职业教育扶贫统筹和整合公共职业教育资源，可扩大优质职业教育资源覆盖面，催生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市场价值，让贫困群体有更平等分享社会财富的权利。

二、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1贫困对象职业教育观念滞后

思想观念落后，是扶贫对象难以彻底摆脱贫困的思想根源。《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精准扶贫对象约5 000多万人，其中适龄劳动力人口约有3 000万人，适龄劳动力贫困人口中普遍存在文化水平低和劳动技能差的问题。贫困地区主要分布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从事传统农业生产是大多數贫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微薄的收入、教育投资理念的匮乏和社会上普遍存在重普教、轻职教的情况，使许多贫困家庭对职业教育期望值较低，因此贫困家庭子女报读职校的意愿不强烈，并因缺少再入学的机会和资金无法继续接受教育而早早辍学，通常选择在家务农或进入劳动力市场。受人力资本限制，他们往往只能从事初级的、非熟练性的劳动，即便是在实践中，他们的就业技能也比较低，获得的就业保障较差。而随着产业不断升级，劳动技能也由于技术的升级而频繁变化，重新接受教育是新经济形势提出的新要求，而那些没有完成高中或中职教育的人连接受新工作的培训都很困难。扶贫对象思想观念落后，使职业教育在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中的巨大作用被忽视，不仅加剧了贫困状态，也增加了职业教育扶贫工作的难度。在校学习的帮扶人数太少，使职业教育扶贫工作难以从源头施展，同时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2贫困地区职业学校扶贫功能微弱

现阶段，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建设等外源性问题得以逐步解决，应致力于解决如下影响职业教育扶贫成效的内源性问题：一是师资力量匮乏。贫困地区人才流失严重，优秀教师和“双师型”教师严重不足是制约教学质量提高和教师队伍整体性发展的瓶颈。据2014年广西对高等职业院校专职教师情况的调查，其中有三年以上企业工作经验的教师占11%，有一至三年企业工作经验的教师占8%，有一年以下企业工作经验的教师占4%，合计23%，其他教师则完全没有企业工作经历。职校教师主要从师范院校等普通高校招聘，缺乏必备的生产实践经验和专业工作技能，教学中往往重理论而轻实践。二是课程体系结构失调。职业教育以就业和创业为导向，但现行的职教课程体系存在课程学科化的取向，学科课程占主导地位，理论课程与实训课程相互脱离，学生无法真正掌握专业技能。而且专业与市场需求和行业的契合度低，特色专业少，在专业设置上没有遵循因地制宜的精准扶贫工作原则。三是内外衔接机制不顺畅。职业教育内部中职、高职和普通高等院校之间的升学渠道不顺畅。以往的高职院校只吸纳5%的中职毕业生，高职毕业生进入普通高校就读的比例也较低，这大大降低了贫困学子报考职业院校的积极性。此外，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缺乏良性互动机制，职业导向功能滞后，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严重脱节，人才输出无法达到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对技术型人才的要求，降低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四是行业、企业的参与度低。校企合作和产学结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思路和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合作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大部分企业对校企合作的热情并不高，民办培训机构和企业对贫困群体的培训也参与不足，对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和教学过程缺乏行业性的规划和指导，学校难以灵活地根据行业需求和企业变化调整办学模式和课程教学，进一步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

3教育扶贫机制建设不完善

随着精准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入，扶贫机制建设日臻完善，但其中职业教育领域的扶贫机制缺位的问题依然很突出，直接影响了精准扶贫的成效。首先，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管理机制。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一个动态的组织管理过程，需要构建职教扶贫统筹协调管理机制，以确保职业教育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然而，职业教育隶属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扶贫资金由扶贫办管理，职业培训由劳动部门负责，普通中专、职高、成人中专由教育部门管理，技工学校则由劳动部门管理。多头管理的状态使政策执行缺乏统一、协调的衔接，导致资金利用分割、教育资源分散、扶贫效益低下，同时还引发了重复办学、学校整合难等资源浪费问题。其次，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机制未完善。由于历史原因，部分贫困人口从未建档立卡，这为进一步细化帮扶对象信息、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增加了难度。最后，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不健全。目前，政府依然是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主体，但通常投入比例较小，约占整个教育经费比重的百分之十，主要由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和职业教育举办与运行的成本较高。虽然国家有关政策多次倡导社会各方参与职业教育办学，但因缺乏利益驱动动机和激励机制，普通的企业、私营企业受规模和资金的限制缺乏办学实力，因此，社会各方参与职教办学的热情不高。此外，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许多职业院校依然固守 “等、靠、要”的消极态度，不及时转变治校理念和主动开拓筹资渠道，不仅不能为培养技能型人才创造条件，反而使职业教育发展更加滞后。

三、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

1精准发动宣传职业教育，转变贫困对象教育观念

第一，针对贫困对象对职业教育认知不足的现象，大力宣传职业教育的功能和价值。一是通过传扬职业教育改变命运的鲜活事例、树立农村优秀技能人才的典型范例等方式，让技能“促就业、促生产、促发展”的职业教育思想深入贫困群体，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职业教育，转变守旧的教育观念。二是在贫困地区成立提供社会、心理及职业的服务指导和咨询小组，扶贫工作者有针对性地纠正贫困群体对职业教育的片面认识和消除其心理顾虑，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自尊心，为职业教育扶贫开发工作扫除思想障碍。

第二，针对贫困家庭子女就读职业院校意愿不强烈、对职业教育认可度低等问题，着力加强职业教育内外部衔接。对内搭建职业教育通往各层次教育的“立交桥”，推进中、高职和普通高校有效衔接。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在贫困地区的招生比例；运用开放的招生录取标准，向贫困学子倾斜，激励其继续接受教育；对入学后的贫困学子，利用过渡性的课程增加其获得成功的可能；加大对贫困学子的扶持，提供特别奖学金、助学贷款和就业机会。对外加强职业教育与行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动企业对职业教育进行正面宣传，动员有意愿接受职业教育的贫困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劳动技能培训，引导其顺利就业；以政府为主导，推行相关激励机制，表彰和奖励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或者行业协会等，以汇聚和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力量，壮大精准扶贫开发工作的队伍。

2改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精准培养贫困对象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目的是促进贫困人口的发展，关键在于对其发展能力的扶持。为此，必须加强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建设，提高人才培养培训质量。

第一，加强产业与人才培养的衔接性。通过校企合作、产学结合、顶岗实习、订单培养、新学徒制等办学方式，加强人才培养与产业的对接，鼓励企业真正参与到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学过程、实习实践等各人才培养环节中，为职业教育教学提供生产设备、实训基地、技术指导和师资培训等教学支持；完善学生到企业实习制度、教师到企业进修制度、企业技术骨干到学校从教制度；创立校企利益共同体，将职业教育与利益群体的实际发展需求结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第二，调整专业设置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根据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规模、地方特色，加强所设置的专业与市场需求和行业取向的契合度，重点建设与贫困地区区域发展、产业需求相对应的专业，加大农业、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专业的开设比例。同时，改革课程体系结构，扭转课程学科化的趋势，将理论课程与实训课程紧密结合，突出职业教育职业性特征，围绕区域发展需求开展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活动。

第三，利用教育信息化手段推动职业教育扶贫。教育技术的普及改变了传统教学方式，不仅为没有继续接受教育的贫困对象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并且为时间受限的务农人员提供了灵活性，是一种以低成本让大量贫困对象接触到优质教育资源的方法。教育技术与教育扶贫融合，促进了教育扶贫方式的转变，提高了贫困群体获得职业教育的可能性。在贫困地区建立的遠程教学站，通过教育信息化辐射，可整合东西部教育丰富的教育资源，建立东西部职业教育信息互助纽带，加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职业技能经验的交流与共享，在短时间内提升贫困地区人力资本，促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效能。

第四，丰富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主体，拓宽统筹和整合职业教育资源和培训资源的渠道。全面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存量，开展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提高就业创业能力，不能仅依靠职业院校的一己之力，应高度重视职业院校与外部利益群体的合作，引入政府、企业、行业协会、高校、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建立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模式，以强化职业教育资源和培训资源统筹和整合的效能。打造职教扶贫技能培训服务平台，并以此为基点，采取送训下乡、集中办班、现场实训等多种形式，在贫困群体中广泛开展菜单式培训；汇聚相关行业部门的技术骨干，组成技能专家队伍，以流动课堂的形式，深入生产劳动一线，为贫困群体答疑解惑，使他们快速有效地掌握一技之长；组织和引导贫困家庭的新生劳动力报读职业院校、接受就业指导、参加技能培训，帮助其掌握劳动技能，尽快立足社会。

3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创新创业是促进就业的重要形式，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创新创业教育应该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相融合，开创出教育精准扶贫的新路径。

第一，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以解决贫困对象就业难题。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引导更多的贫困对象通过自主创业在解决自身就业的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继而帮助贫困地区更多的人实现就业。职业院校开展创新就业教育的动机并非针对参与市场机制下的商业活动，其根本目的是让学生通过了解经济生活和行业工作，具备规划自身未来发展的能力，无论是继续接受教育还是进入劳动力市场，都能够对创新和创业保持积极态度和敏锐意识，以一种灵活的方式应对当今多变世界带来的挑战，具备采取行动的意愿和勇气。[6]它激发了贫困个体内在的追求和自我实现的渴望，转变他们的就业观念，有助于在内源上切断贫困代际传递，因此，在贫困地区推行创新创业教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二，以创新创业教育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往往依托特色产业集群，以形成其他区域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但一个特色产业集群是在众多原始创业者的参与下并通过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而形成，创新创业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动力，是有竞争力的创业者必不可少的素质，因此，创新创业教育对于有创业意愿的贫困对象具有重要意义。在高等职业院校层面上应因地制宜，结合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人才需求及自身的办学优势，探索出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路径。如充分掌握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趋势、行业发展需求、企业发展情况等信息，开设符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创业教育课程，激发学生创业意识；采取创业素质教育、创业案例教育、创业能力训练和创业指导等策略，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尝试开启创业体验式项目，积极建立学生创业实践基地，构建创新创业教育环境；职业院校应加强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创业教育合作力度，以获取创业经费、场地、生产资料、技术指导等支持，为学生创业实践创造条件；加强校内外创新创业利益群体的连接，尝试在贫困地区建立“职校—产业—个体”开放合作的创业平台，促进资源的流动和整合，打造贫困地区集群发展优势。

4完善职业教育扶贫机制，提高精准扶贫效能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开发工作需要在强有力的管理保障体系之下有序协调地开展，必须完善体系内外之间的相关机制，以提升职业教育扶贫的成效。

第一，构建多层面的政策保障机制。为保证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必须形成统一领导、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的政策保障机制。应成立省级职业教育扶贫工作小组，统筹教育、劳动及各行业团体的职教资源，统筹职教与城乡就业，综合协调各行政管理部门、各行业、各地（市、县）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有效整合多方教育资源，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有序和谐地实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

第二，健全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机制。为了合理配置和利用有限的职业教育资源，首先要准确识别贫困对象，才能确保精准帮扶到位。通过“建档立卡”信息系统，细化信息采集指标，建立适合接受职业教育的扶贫对象识别机制，依据扶贫对象真实所需为其量身定制培训项目，并提供“培训包”保障措施。

第三，落实扶贫经费投入保障机制。经费保障是发展职业教育和开展职业教育扶贫的重要推动力，除了确保以绩效为导向的人均拨款制度落实到位之外，还可以采取投入型政策和激励型政策并行的方式。投入型政策，即直接对职业教育投入资金。如每年以稳步增长的投入形式增加对职业教育的开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大力支持教学技术扶贫、完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特色专业的发展等。激励型政策，即通过政策作用于职业教育扶贫的相关部门，刺激其做出有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行为反应。如利用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对职业教育做出支持，拓宽职业教育筹资渠道。此外，激发职业教育自身的运营能力，面向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为满足贫困群体、企业、行业协会对提升技能的需求提供职业教育服务，践行“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理念，实现自我良性运转和快速发展。

第四，优化职校扶贫能力提升机制。职业教育扶贫能力提升促进教育精准扶贫的成效，也是通过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去间接实现的。可以形成教学活动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应用“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式，最大限度地促进个人价值与社会整体价值同步提升；强化师资队伍建设，补充和引进技能型专职教师，扩大“双师型”师资力量；聘用企业和行业富有实践经验的技术骨干担任职业院校的兼职教师；加强教师在职进修和企业实践制度，增强教师实践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张翔.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机制探究[J].教育导刊，2016（6）：23.

[2]侯长林，游明伦.职业教育的多元化扶贫功能及其定位探讨[J].教育与职业，2013（36）：27.

[3][5]司树杰，等.中国教育扶贫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70，6.

[4]韩永强，李薪茹.美国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的经验及启示[J].中国成人教育，2017（4）：111—115.

[6]王俊.芬兰学校创业教育的实践内容与特征分析[J].世界教育信息，2016（10）：16—22.

An Analysis of the Path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LIAO Qian

（Guangxi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Nanning 530023， China）

【

【Key words】vocational educ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ath（編辑/乔瑞雪）2018第5期（总第376期）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No.5 2018Total No.376

作者：廖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