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气资源投资环境论文

2022-04-19

摘要:海湾地区作为“一带一路”的交汇点,油气资源丰富,了解此地区综合投资环境成为我国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油气资源投资环境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油气资源投资环境论文 篇1:

中国与巴西油气领域合作前景展望

摘要:近年来,全球能源需求的重心正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需求持续走高。正是由于中国大量的油气资源需求与巴西近年来油气资源勘探开采量的逐渐上升,使两国在油气资源领域的合作越发密切,未来两国在油气资源领域的合作将不断深化。

关键词:中国;巴西;新兴经济体;油气资源合作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和巴西同为新兴经济体,一个是资源需求大国,一个是油气资源产地。长期以来,两国在矿产资源、农产品等诸多资源领域合作交流密切,特别是巴西油气的丰富储量将为两国在油气资源领域的深入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油气资源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及能源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源需求和供给间不平衡的矛盾愈加严重: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传统能源因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特点,变得越来越珍贵。而新发现的油气产地越来越远离能源消费中心,各种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难度越来越大、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以至于各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不断降低一次性能源消费量,试图寻求可替代能源,大力发展生物能、太阳能、核聚变能、水能等新型能源。但鉴于目前的科技发展水平及高额的开发成本限制,在短时期内还无法实现新能源的广泛应用,石油替代或减少石油使用的成果非常有限。未来一段时期,石油和天然气两种能源仍是全球能源生产的主要原料,在世界能源平衡体系中仍会保持重要地位。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能源市场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新兴经济体密集分布的亚太地区、非洲地区和拉美地区相继发现了大型汕气区域,成为当前油气勘探开发的热点地区。2013年,全球新发现的油气田中,亚太、中南美洲、非洲分别以131个、64个、64个油气田而位居前三位。油气资源供给的提升助推了新兴经济体在令球能源市场的地位,而新兴经济体的能源需求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全球能源需求的重心正在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原油需求量持续萎缩,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需求持续走高据统汁,2013年,世界石油消费增量主要来自非经合组织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其中,中国以增加39万桶/日位居榜首,其次是巴西(增加17万桶/日),随后是俄罗斯和印度。

二、中国与巴西油气资源领域合作现状

(一)中国油气资源供需形势

1.国内油气自给程度不断下降。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科技能力的不断提升,国内汕气资源产量和消费量均呈现不断增长趋势。由于油气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又面临过高的需求,近年来国内油气资源供需缺口越来越大,特别是石油资源,我国油气资源的自给程度不断下降。这就导致中国在国际油气市场上的需求量不断上升,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原油进口国。

2.中国油气资源进口依存度不断增加。从1993年起我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随着国内资源缺口的逐渐增大,我国进口量年年攀升,进口依存度也大大增加。到2012年,我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56.4%,大大超过了国际能源安全警戒线;天然气进口依存度超过20%,并呈上升趋势。我国原油进口地从之前的集中在中东、非洲等地区,逐渐分散到中东、非洲、中亚、南美等其他地区,进口地多元化趋势日渐明显。随着国内天然气供给缺口的不断增大,我国天然气进口快速增加,已形成国产气、进口管道气和进口液化天然气(LNG)并存的多气源供气格局。2006~2012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年均增长86.8%。2012年,管道气进口量约为225亿立方米,占天然气总进口量53.0%,主要气源地为中亚地区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LNG进口量为1468.4吨(约合200亿立方米),占天然气总进口量的47%,主要气源地为卡塔尔、澳大利亚、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另外,我国的海外油气合作业务迅速发展。近年来,通过“走出去”,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先后在国际油气市场以投标或资产并购等方式大展拳脚。2013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总交易额达222亿美元,同时海外油气权益已突破1.1亿吨,在全球各大油气区均有资产分布。

(二)巴西油气资源与投资环境

1.油气资源丰富。巴西是仅次于委内瑞拉的南美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巴西铁矿、铝矿、粮食、橡胶等资源储藏丰富,是世界深水、超深水石油资源最丰富、产量最高的国家。1980~2013年,巴西以海洋石油开发为基础,带动了国内海洋工业水平的进步,刺激了整个经济的增长。到2013年底,巴西原油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为15.6亿桶,全球排第15位,储产比为20.2;剩余探明天然气可采储量为0.5万亿立方米,储产比为21.2。

目前,巴西已探测并开发了三大深海油气盆地,占已探明油气资源的90%以上,均属于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难度较大,成本较高。凭借上述油气资源的勘探,世界石油行业巨头纷纷预测到巴西深海盐下油气资源开发前景广阔,巴西已成为全球最热门的油气勘探开发区域之一。据预测,巴西的盐下石油蕴藏量可能多达3380亿桶,高于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国沙特阿拉伯的蕴藏量2640亿桶。据国际能源署据测,到2035年巴西的石油产量可达到日产600万桶原油的水平,是目前的三倍。届时,巴西将成为全球第六大石油生产国。此外,巴西天然气产量有望增长五倍,到2030年即能满足本国需求。

2.油气行业发展前景广阔。始建于1953年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是巴西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涉足领域囊括石油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其石油产量占巴西石油总产量的95%。目前,该公司拥有完善的油气勘探、钻采、输送等设施。依托巴西石油公司,巴西在油气技术、国际合作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如,大力支持适应巴西的技术研发,兴建石油技术研发中心、环境实验室、天然气及能源实验室等,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竞争能力;展开国际石油招标活动,引进外资助力资源勘探,目前已有包括埃克森美孚、BP、雪佛龙、壳牌等在内的57家公司在巴西的勘探开发合同中直接或者间接拥有工作权益。在投资方面,巴西对油气资源也有较大的需求,是拉美地区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也是最大的成品油市场。因此,巴西正在进行积极投资扩建,包括对炼油能力的提升;对石油天然气管线系统的改造完善;对深海盐下油气勘探开发装备设施和技术的提高,等等。这些无疑都需要大量的投资,为外商进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3.投资环境较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油气资源在“国有化”浪潮中被产油国逐步收回,国际油气开发合作模式转变为主要以“油服”模式为主。相较于其他产油国,巴西油气投资领域的制度较为完善,勘探开发市场较为开放,具备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截至2013年,巴西石油管理局举行了10轮国际招标,招标区块总数超过3900块,中标总面积达53.9万平方千米,吸引了包括中国的石油公司在内的几乎全球所有主要深海油气勘探公司参与竞标。

(三)中巴油气合作的态势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正是由于中国大量的油气资源需求与巴西近年来油气资源特别是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采量的逐渐上升,使两国在油气资源合作领域的关系越发密切。同时,长期以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和巴西等拉美国家都是中国持续进口石油的对象国。近年来,随着巴西探明石油储量的持续增加和中巴两国贸易合作关系的不断加深,中国与巴西的油气领域合作逐步深化,合作方式也日趋多样化。2002~2014年,巴西对中国的原油出口量不断增加,特别是从2010年巴西成为中国十大原油供应国之一,双方的石油贸易愈发紧密。2014年中国从巴西进口原油701.91万吨,同比增长33. 60%

1.中巴油气领域的合作模式。从2002年巴西向中国出口第一批石油以来,2009年已达到406万吨,且双方于同年签署了“贷款换石油”的备忘录,以我国国家开发银行为巴西石油公司提供期限为l0年的100亿美元贷款为条件,换取巴西石油公司向中石化的全资子公司每年输出6~10万桶石油、向中石油输出4-6万桶石油。在天然气合作方面,中石化为巴西天然气的CASENE项目提供资金12.56亿美元完成1377千米管线建设,日输气能力2000万立方米;2010年6月,中化集团公司以30.7亿美元收购挪威公司在巴西佩雷格里诺(Peregrino)油田40%的股份。从表1看出,近年来中国和巴西在油气领域的互动十分密切,逐渐从单纯的油气资源贸易演变为油气行业的投资合作,其投资方式囊括了商品出口、技术劳务出口和股权投资三种,具体体现为:积极争取与巴西政府、巴西石油企业达成在油气资源领域长期合作的共识;向巴西石油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在石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极合作;与巴西境内的国际石油企业以并股、参股等方式展开合作,等等。

2.中巴油气领域合作的成效。2005年以来,中巴双方在油气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随之产生的合作红利逐步释放,并已辐射到其他领域。

对巴西来说,中巴双方油气领域的合作主要对其经济发展、就业、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一,中国对巴西的油气领域投资为其带来大量的资金,提高油气资源开采的效率,支持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对其他行业产生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发展。第二,中国对巴西油气领域的投资占总投资的28%以上,投资项目招用员工的本地化达99%。同时,还积极进行劳务人员技术培训,为巴西创造了超过2万个工作岗位,较大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第三,中国对巴西油气领域投资的同时也带去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双方开展了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技术交流,促进技术进步。

对中国来说,与巴西油气领域的合作,能获取海外油气资源,缓解国内油气资源供需矛盾;巴西的深海盐下油气开采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特别是在深水、超深水方面的技术更为超前,还创立了著名的“巴西模式”,这对中国的项目承包和投资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能促进国内相关技术的进步,产生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外投资项目合作加快了国内大型工程机械设备、基建设施设备的输出,符合国家实施的“走出去”战略,能消化国内过剩的产能。

总之,通过积极开展各项合作,中国与巴西双方均从中取得成效:巴西获得了资金支持,并能引进利用中国先进的勘探、制造装备;中国也从合作中获得了油气资源权益,学习到巴西先进的深水、超深水海上油田开发技术。双方的合作红利已逐步开始向更广泛的领域释放。更重要的是,中巴油气资源领域合作突破了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的技术制约、跨大洲的地域制约等障碍,为其他新兴经济体在该领域的合作起到良好的士范作用。

三、中国推进与巴西油气领域合作的思路

(一)积极开展“纵向推动”的立体开放式合作

中国与巴西分属于不同大洲,距离较远,下一步要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油气资源领域的合作,就应积极展开资源经济外交,由行政力量适度推动合作进程,坚持以企业和市场为主体,辅之以政策支持与配套服务,从国家战略层面到行业发展层面再到企业操作层面,形成纵深立体的全方位合作。同时,保持双方合作的开放性和多元化,不仪要在油气领域从资源、技术、设备制造、资金等方面展歼合作,还要积极拓展双方在其他能源、农业、高科技产业领域等方面的合作。

(二)以重大油气项目作为双方合作的载体和粘合剂

近年来,中国与巴西都在油气勘探、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 如,巴西在“国家石油天然气产业推动计划”、“石油创新计划”,中国在《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等文件中都提出要加大对油气资源领域的投入。为摆脱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中国与巴西作为新兴经济体应推动双方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资金支持等方面的合作,争取联合更多的新兴经济体增强世界油气资源市场上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双方应深化已有的以重大油气项目为核心的合作模式,不仅在项目建设方而加深合作,更能在围绕项目的一系列要素投入活动中,包括技术开发、资金筹措等方面开展合作。

(三)加强技术交流,拓宽合作领域

继续加强中巴双方油气行业企业在油气田开发、油气管道、工程建设等传统技术方面的合作,积极开拓非常规油气开发、深水油气及北极地区油气开发等新技术领域的合作。特别是中方要积极学习巴西现有的国际领先的深海钻探技术,提升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的技术水平。同时,双方应以油气资源开发领域合作为契机,加强其他能源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新能源、新材料等低碳經济发展方面开拓一片天地,为建立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奠定坚实的科技基础

(四)主动防范合作风险,积极探索创新合作形式

国际油气资源领域的合作除要应对行业所特有的风险,如勘探开发的风险、技术风险等,还要面临东道国政治、法制、社会等方面的风险。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中国与巴西的合作当中。未来在双方合作过程中,要采取积极的防范应对措施,有针对性地选择创新合作方式,诸如在社会政治风险较小的区域选择全资、合资等投资形式,并适当扩大股权投资规模;在社会政治风险较高的区域选择服务合同、工程承包等合作形式。同时,还要主动与当地金融机构联系,进行银企合作。

(五)带动其他新兴经济体建立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共同应对国际油气资源价格波动

心以中巴双方油气资源领域合作的成功经验,带动新兴经济体间更深层次的合作,探索建立新兴经济体油气资源合作机制,深化新兴经济体资源出口国与进口国间的合作与互动,增强能源信息传递,有效整合各项资源;争取“抱团”发展,以金砖国家为代表,探索建立能源联盟和油气能源合作机制,促成新必经济体能源合作体系的形成,以应对国际油气资源价格的波动;强化合作的市场规则,尽量淡化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增加与美、欧、日等全球能源消费大户之间的对话和沟通;逐步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国际油气交易制度接轨,以弱化欧佩克等资源供给量变化和发达经济体油气资源需求量变化,以及局部地区动荡对国际油气资源价格造成的影响。

作者:韩周瑜

油气资源投资环境论文 篇2:

“一带一路”背景下海湾国家投资环境综合评价

摘 要:海湾地区作为“一带一路”的交汇点,油气资源丰富,了解此地区综合投资环境成为我国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选取海湾八国2010年~2014年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及基础设施建设五大因素37个因子,运用熵值法对海湾八国投资环境进行综合测度,在此基础之上,依据五年投资环境综合得分,通过系统聚类分析将海湾八国划分为优先、次优、谨慎投资环境区,并对三类投资区与投资环境相关的条件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解地区投资环境差异、明确投资优先序列、降低投资风险;加强能源产业及基础设施行业投资、协同改善海湾地区投资环境水平等建议。

关键词: “一带一路”;海湾地区;投资环境;熵值法;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0 引言

2015年3月,随着中国《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的出台,“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全面推进阶段[1]。西亚因其丰富的油气资源驰名世界,而西亚的大部分油气资源都集中在海湾地区,此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汇之处,连接欧亚两洲,贯穿东西,特殊的区位优势及丰富的能源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深入推进的重点区域之一。如何落实国家总体部署,促进陆海联动,东西连接,找准与地区的合作点,关键在于深入了解和掌握地区综合投资环境。

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价已有大量研究,张海征、Nina Ershova、尹海伟等分别以卡塔尔、非洲等国内外不同地区作为对象对投资环境进行了评价,并在评价结果之上提出相关建议[2-4];郑蕾等在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及产业选择基础上提出空间差异化投资战略并以此引导中国对沿线区域的直接投资[5];李宇等以“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国家为对象在评价其投资环境基础上,划分投资区,提出优化投资区位选择[6];周五七通过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格局及其面临的问题挑战,提出优先发展对周边国家的直接投资,避免对周边国家直接投资在地理区位上过度集中等战略选择[7];对关于“一带一路”涉及海湾地区的研究通过搜索筛选出三篇文献。钱学文[8]、柳莉[9]等从“一带一路”视角出发,提出打造海湾走廊,建设西亚新丝路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措施。吴思科[10]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海深化合作增添活力,海合会国家也会成为“一带一路”大战略推进的重点地区及最早取得成效的地区。

但以上研究多局限于国内不同区域抑或是某个特定国家投资环境研究,研究区域极少涉及海湾国家,也缺乏宏观视野的海湾国家投资环境综合评价研究。本文选取海湾八国2010年~2014年与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及基础设施五大因素相关的统计数据构建面板数据。考虑到海湾国家地处纷乱的中东地区,本文结合国外典型政治稳定评估指标,在指标体系中加入了政治稳定状况这一指标。利用熵值法对海湾八国投资环境进行综合测度,在此基础之上,依据五年投资环境综合得分,通过系统聚类分析将这一地区投资环境进行分类,以期对我国在海湾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海湾即波斯湾,位于亚洲西南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内海之一,往东经拥有西方“海上生命线”之称的霍尔木兹海峡与印度洋相连。波斯湾周围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八个国家环绕,这些国家统称海湾国家,也称海湾地区(图1)。

海湾地區是世界最重要的石油产区,有“世界油库”之称。连接海湾和印度洋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唯一进入波斯湾的水道,作为当今全球最为繁忙的水道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战略地位,是海湾地区石油输往世界各地的唯一海上通道,又被誉为西方的“海上生命线”,西方国家所需能源大部分由此输出。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统计,海湾国家的石油探明储量约占世界石油总量的47%,天然气探明储量约占世界总量的43%。近年来,海湾国家的石油价格持续在1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徘徊,使得海湾国家石油收入锐减,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成为海湾国家乃至中东各产油国的当务之急。致力于能源多元化、收入多元化,发展多元产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吸引外资成为海湾国家降低对石油依赖的有效途径。面对这样的地区宏观经济环境,外国企业的投资无疑减少了很多障碍,为该地区的投资打开了一扇新大门。

本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中心(UIS)、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国际能源署(IEA)数据库、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数据中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透明国际组织、美国非营利研究和教育组织和平基金会(The Fund for Peace)数据库等。考虑到国际数据的滞后性及海湾八国数据的一致性,本文数据截取时间段为2010年~2014年。

2 海湾八国投资环境综合评价

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吸引外资、增强经济活力的基础。投资环境包含对投资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经济发展、人力资源、基础设施、法律法规、政治形势等诸多因素。因此,采用定量化的指标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对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成为最常用手段。

2.1 评价方法及指标选取

为尽量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以期使评价结果更加准确客观,本文选取了熵值法进行指标赋权,在此基础之上采用加权求和法计算海湾八国五年来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在海湾八国投资环境综合评价的工作中,通过对其社会经济统计指标的收集、甄选,考虑综合指标的可量化性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与投资环境紧密相关的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和基础设施五大类因素37个因子构建的指标体系(表1)。

2.2 评价过程

采用熵值法来确定指标权重,数据的离散程度越大,熵值越小,其权重越大,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影响越大。

(1)数据标准化处理:

据上述步骤,对海湾八国投资环境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得出五大类因素得分及投资环境综合得分(表2)。

2.3 结果分析

据表2,在海湾各国中,投资环境最为优越的是伊朗,连续5年综合得分均位于首位,5年平均得分为0.306,其次是沙特阿拉伯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两国连续5年的综合得分稳居第二、第三位,平均得分为0.206、0.168。其后为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阿曼及巴林。

海湾八国投资环境水平总体偏低,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3国的投资环境综合得分连续5年大于地区投资环境平均值0.125,而其他国家在2010年~2014年期间综合得分均小于地区投资环境平均值,在平均值之下徘徊。特别是海湾小国的投资环境明显不如海湾大国。

投资环境地区差异较显著。综合来看,这五年期间,排序首位的伊朗综合得分与末位国家巴林约有7倍之差。将八国历年投资环境综合得分以平均值为界划分开来看:平均值之上的最高分值国家伊朗与最低分值国家阿联酋平均相差约0.138分,而平均值之下的最高分值国家卡塔尔与最低分值国家巴林平均相差仅约0.047分。由此可见,海湾八国投资环境总体差异显著,从国家上来看,得分较高的国家之间的差异较得分偏低的国家之间的差异要更显著。

五大类因素在投资环境综合评价中影响大小依次排序为经济环境、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五年中这五大因素最大权重分别为30.4%、23.8%、20.6%、19.3%、10.5%,说明经济因素及基础设施对国家综合的投资环境贡献最大。分析图2可知,综合得分位于前列的伊朗、沙特阿拉伯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经济因素及基础设施方面五年得分均位于前列,伊朗和沙特在影响投资环境的第三大因素,即自然资源方面也位居前列。除此之外,社会环境及政治环境因素也分别由伊朗和阿联酋占据首位。而综合得分居后的国家在几大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中均不占优势。由此说明良好的综合投资环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其中经济因素、基础设施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对整个评分有决定性影响。

3 海湾八国投资环境分类评析

根据综合得分运用系统聚类(Q型聚类),对海湾地区综合投资环境空间分异特征进行聚类分析,聚类结果如图3所示,综合国家得分情况将海湾八国划分为三类投资环境区(图4),其中得分>0.25为一类,即伊朗;0.125-0.25之间为一类,即沙特和阿联酋;<0.125为一类,即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阿曼及巴林。

3.1 优先投资区

即伊朗。从定量分析来看,伊朗连续五年投资环境综合得分位于海湾地区首位,投资环境较好,拥有以下优势:①资源优势:伊朗世界第一的天然气储量、世界第四的石油储量,能够为经济发展,为投资者提供充足的原材料;②经济实力强:就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来说,优先投资区不管是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还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都连续五年居于海湾地区前列,经济综合实力强;③市场规模大:此投资区国内总储蓄稳居海湾地区第二,居民消费额居首位,拥有海湾地区最大规模且稳定增长的城镇人口,市场容量大,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投资者有市场保障;④较完善的基础设施:海陆空交通体系完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全面发展,是海湾地区拥有铁路的三个国家之一(剩下两个为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邮电信息及电力都位于海湾地区前列。伊朗有合适的制度及政策支持,其因为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成为纷乱的中东地区中稳定的“一极”,其出台的《鼓励和保护外国投资法》为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15年伊核全面协议的达成,西方国家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纷纷寻找机会进入伊朗市场。这些有利的因素都能够成为对投资者有利的优势条件。

然而伊朗税率及纳税量五年来一直居于海湾地区首位,再加上2016年什叶派穆斯林掌权的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断交,与逊尼派掌权的国家或多或少的摩擦为此地区蒙上一层外交阴影,成为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需认真考虑的因素。

3.2 次优投资区

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两个国家。纵观五年以来这两国的投资环境综合得分稳居第二、第三位。整体看来,次优投资区环境略逊于优先投资区,但又远好于谨慎投资区国家。这一投资区优势主要在于:①经济基础好:作为海湾地区唯一的G20成员之一,海湾合作委员会中最为重要的国家,也是此地区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沙特阿拉伯无疑是海湾乃至中东地区的经济大国,其经济环境得分一直稳居此地区首位,阿联酋经济发展水平位于海湾前三,迪拜酋长国则是辐射整个海湾乃至中东地区的商品贸易与集散地,是中东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也是此地区最富裕的城市;②市场保障:此区居民消费支出仅次于优先投资区国家,城镇人口规模位居海湾地区第二,市场容量较大,为投资者提供了市场保障;③发达的航运及较完善的基础设施:阿联酋是海湾地区的海空运中心,其航空运输业发达,航空货运量及客运量稳居地区首位,与世界各地连接便利。沙特是海湾国家拥有铁路的三个国家之一,交通体系完整。此外沙特作为阿拉伯民族的摇篮和伊斯兰教的发祥地,在全球伊斯兰世界拥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11]。阿联酋对外贸易活跃,经济外向性较大,对外贸易总额及外资净流入连续五年位于前列,在2012年一跃成为海湾地区对外贸易总额最大的国家,2013年成为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最多的国家。

然而,此地区也存在一些影响投资的不利因素:除沙特拥有较丰富的石油资源外,此区矿产资源、天然气资源、土地资源均不如优先投资区丰富,社会环境也略逊于优先投资区,阿联酋外籍人员多,对外来劳工依赖较大,有潜在的社会动荡风险。

3.3 謹慎投资区

包括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阿曼及巴林五个国家,这一区域属于谨慎选择投资区。这五国在海湾地区连续五年的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均位于平均值之下,一直在低位徘徊,综合投资环境未见明显改善。

这一投资区对投资有利的条件在于:①较丰富的油气资源。此区的资源储量显然不如前两个投资区,但在世界范围内有相对优势。其中科威特石油储量居海湾地区第四位,世界第六位。卡塔尔天然气储量丰富,居海湾地区第2位,世界第3位。自2006年初首批液化天然气(LNG)出口以来,卡塔尔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为卡塔尔带来巨额财富,国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迅速增长[12]。②较强的购买力。就近五年数据来看,该投资区就业人员平均GDP居海湾地区前列,居民购买力较强,消费能力较高。其中卡塔尔、科威特就业人员平均GDP分别位于海湾地区首位及第二位,高收入为投资者提供了市场保障。此外,科威特有政策支持,通过石油美元盈余带动社会发展,改变单一石油经济模式,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多样化发展是科威特1961年建国以来不变的经济发展战略[13]。此战略有利于投资者进入。卡塔尔媒体影响力较强,与英国BBC、美国CNN并称为世界三大电视新闻频道的半岛电视台总部即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扩大了其在海湾地区乃至世界电视媒体界的影响力。

谨慎投资区国家所面临的投资风险主要在于:①经济发展水平低,这一投资区的国家在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及固定资本投资额均不如前两个投资区。这三项指标位于末位的巴林与位于首位的沙特相比分别相差约22、27、37倍之多。②此区国家除伊拉克、阿曼国土面积稍大,其余三国都是地狭人少,城镇人口规模小,市场规模小,外来务工人员多,有潜在的社会动荡风险。卡塔尔经济对资源出口依赖程度高,很容易受国际油气价格波动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其国有企业在一些经济部门还享受特权或实行垄断。③整体政治环境较差。此区除科威特和卡塔尔外,其余政治环境得分均靠后,尤其是伊拉克,其政府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指数、清廉指数得分在世界范围内居于末位,脆弱国家指数居于世界前列,再加上活跃在此地区的极端恐怖組织“伊斯兰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政府被违宪手段或暴力推翻的可能性较大,政局不稳,政府官员腐败问题严重,成为投资决策者选择投资地区时需考虑的因素。④基础设施条件较差。据图2可知,此区基础设施环境明显弱于前两个区,得分靠后。虽然伊拉克作为海湾地区拥有铁路的三个国家之一,但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到90年代的海湾战争再到2003年美国的入侵以及国际社会的制裁,伊拉克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巴林国在海湾国家中并没有突出的资源优势,国土面积最小,其对外资的吸引程度并不大,综合得分一直位于地区末位,投资环境无明显改善。农业是阿曼的传统产业,但其沙漠广布,粮食不能自给,部分农产品需要进口。再加上阿曼有部分美军驻扎,容易招致恐怖袭击,引发社会动荡,会对投资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4 结语

根据海湾八国投资环境综合评价结果及聚类分析结果,本文给出如下建议:

了解地区投资环境差异、明确投资优先序列、降低投资风险。由聚类分析结果可知,在与海湾地区合作中,应加强区位选择,明确地区投资环境优劣势所在。优先投资区是投资首选之地,此区资源种类丰富,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市场容量大,基础设施较完善。鼓励在次优投资区进行投资,沙特及阿联酋综合得分值位于地区前列,综合环境较好,在两国投资有较大机遇。对于谨慎投资区应慎重选择,加强风险防范意识以及对相关投资政策法律的了解,借鉴其他投资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经验,建立一套符合国情要求的投资区情况及风险管理体系,以期找准符合要求的投资目标国,降低投资风险。

加强能源产业及基础设施行业投资、协同改善海湾地区投资环境水平。由综合评价结果可知,基础设施及资源分别是影响投资环境的第二及第三大重要因素,此地区油气资源拥有量几乎是全球的一半,与我国能源产业合作密切,是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能源的重要进口地区,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阿曼更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能源产业与基础设施共建仍是我国在海湾地区推进的重点,探索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模式,发挥能源技术优势,加大能源设备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包括交通基础设施、邮电信息设施的共建,协同东道主国家改善地区投资环境。

针对社会文化差异、促进投资国与东道主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交流、求同存异共谋发展。海湾地区位于中东破碎地带上,地区及周边地缘政治关系复杂,社会差异较大,教派冲突较严重,尤其是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之间的龃龉一时难以消除,域外势力的插手,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活跃,部分国家政局不稳,政府官员腐败较严重,办事效率低,与域外社会文化差异较大,无疑加大了投资成本。这需要投资国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沟通交流,以及国家之间的多边交流,熟知当地社会文化环境,运用诸如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在维护本国权益的基础上使地区国家搁置争议,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田泽. 建设“丝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对中东国家投资环境评价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16(1): 45-49.

[2] 张海征. 卡塔尔投资环境和风险评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国际论坛,2016,17(6): 70-76.

[3] Nina Ershova. Investment climate in Russia and challenges for foreign business: The case of Japanese companies[J].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2017:1-10.

[4] 尹海伟, 徐建刚, 曾尊固, 等. 非洲投资环境地域差异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2005,14(2): 25-31.

[5] 郑蕾,刘志高.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5): 563-570.

[6] 李宇,郑吉,金雪婷, 等. “一带一路”投资环境综合评估及对策[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6): 671-677.

[7] 周五七. “一帶一路”沿线直接投资分布与挑战应对[J]. 改革, 2015(8): 39-47.

[8] 钱学文. “一带一路”视角下的西亚新丝路建设[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6(1): 83-96.

[9] 柳莉, 王泽胜. “一带一路”建设在海湾地区进展与挑战[J]. 国际问题研究, 2017(2): 42-57.

[10] 吴思科.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与海合会战略合作[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5(2): 4-13.

[11] 邹志强. “一带一路”背景下沙特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5(4): 73-88.

[12] 姜英梅. 卡塔尔经济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6(6): 35-47.

[13] 仝菲. 科威特经济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的倡议[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5(6):31-44.

Evaluation on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the Gulf Area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vision

FANG Yin1, CHEN Jun-hua1,2, DAI Huan-huan1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Center for Iranian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the Gulf are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investment environment; entropy method; Iran; Saudi Arabia; United Arab Emirates

作者:方尹 陈俊华 代欢欢

油气资源投资环境论文 篇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从油气资源、经济、政治、社会、市场体制和国际合作环境六个方面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以油气资源丰富程度和政局稳定性为条件,筛选出25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RM-BP-DEMATEL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识别出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的关键因素,并根据影响力和推动力将其划分为根本型因素、驱动型因素、辅助型因素和特征型因素。建议根据沿线国家油气资源禀赋进行差异化合作;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和签署投资协定以完善油气投资保障机制;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渠道以加强合作沟通;开展全方位的合作模式以优化投资环境。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油气投资环境;RM-BP-DEMATEL模型

文献标识码:A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称,是连接亚非欧的政策、贸易、设施、资金和民心通畅的跨地区合作战略,同时沿线国家也是中国海外油气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与该地区的油气合作可以缓解中国油气资源面临的现实风险并保障未来的巨大需求。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油气投资不仅可以实现油气供给来源多元化,获取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且可以实现油气合作多边化和进口途径多样化,通过油气产业上下游一体化建设,完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因此,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可以为中国对外油气投资发展提供针对性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在“一带一路”能源发展合作以及油气投资环境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整体投资或具体项目进行评价,或是通过评价对各国油气投资环境进行比较或排序,缺乏采用客观的方法对油气资源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Cawood[1]从研发投入、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和劳动效率等维度研究南非矿产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威胁;Dialga[2]从经济、社会、政治和制度等维度来评价矿产资源丰富国家的投资环境,并依据评价对国家进行分类和排序;王信敏等[3-4]从政治、法律法规及政策、油气资源开发潜力和基础环境等方面对中东地区及国际油气投资环境潜力演化和差异变动趋势进行研究;周娜等[5]综合资源现状、政治因素、经济技术和国际合作情况对“一带一路”国家天然气投资绩效进行聚类分析;宋艺等[6]以地质资源、经济、油气行业准入、油气行业运营等风险对南美地区油气资源国进行投资风险评估。

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分析法(DEMATEL)是将图论和矩阵工具组合来分析因素间逻辑关系的一种方法[7],基于因素间逻辑关系建立直接影响矩阵,计算分析因素的重要程度。国内外学者将DEMATEL方法与网络分析法、模糊集理论以及灰数系统理论广泛结合。Gupta等[8]采用Grey-DEMATEL方法确定绿色创新的推动因素和驱动因素;Kumar等[9]采用ISM-DEMATEL方法来分析印度电子废物管理实施障碍因素的层次结构;王林秀等[10]基于Fuzzy-DEMATEL模型探究网络效应激发因素的重要程度;王经略等[11]基于ANP-DEMATEL计算指标的混合权重建立海外铁路项目风险评估模型;崔强等[12]采用RM-DEMATEL方法确定直接影响矩阵,以便更加客观地对交通运输低碳化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张秋等[13]引入BP-DEMATEL方法構建直接影响矩阵,分析指标的重要性及相互关系。

现有文献集中于对油气投资环境评价的研究,但油气投资环境属于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其内部各因素不仅会对整体投资环境产生影响,同时因素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的逻辑结构层次。为探究油气投资环境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采用DEMATEL进行分析。但传统DEMATEL方法中的直接影响矩阵一般都是通过多位专家或受访人就因素间相互影响关系及影响程度的问卷调查而建立的,这一过程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且在因素指标较多的情况下不容易实现。为此,本文以海外油气投资为切入点,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识别出油气资源、经济、政治、社会、市场体制和国际合作环境作为油气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以“一带一路”战略中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为侧重点,用开办企业便利度、纳税便利度和物流绩效指数来量化投资准入政策、投资促进政策和合作便利度指标;在RM-BP-DEMATEL模型的常规应用基础上进行拓展分析,引入因果逻辑模型来分析因素间相互关系,依据影响力和推动力大小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中的关键因素划分为根本型因素、驱动型因素、辅助型因素和特征型因素。

二、研究设计

(一)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面临经济发展和资源紧张等压力,为保障油气供应及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应积极开展海外油气投资活动。根据邓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14],以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的,把发展中国家对外开展投资活动的动机分为:(1)市场寻求型动机:通过比较竞争优势保持海外市场规模和地位,以规避贸易壁垒,在东道国开拓市场以及获取其他生产要素,因此会比较看重东道国的经济、市场体制和国际合作环境;(2)资源寻求型动机:为寻求稳定的资源供应和利用廉价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向海外进行扩张,因此最关注东道国的油气资源环境;(3)效率寻求型动机:为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以开办设厂和学习型投资的方式获取技术,将经过改进和创新后的技术输向环境背景相似的其他国家以提升技术转让效率,因此更为关注东道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4)战略寻求型动机:为获取和利用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等,通过生产要素交换来优化产业结构、保持竞争优势,因此对东道国的油气资源、政治、经济、社会、市场体制和国际合作环境都很重视。基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结合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15]和费雷泽研究所[16]使用的矿业投资环境评价体系,界定适用于本文的油气投资环境:由油气所在地区或国家的油气资源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市场体制环境和国际合作环境所构成的影响或决定投资国获取收益的一切外部条件之和。

考虑到“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中重点强调“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17],本文以投资贸易便利度为侧重点,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和油气投资环境内涵,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从油气资源、经济、政治、社会、市场体制和国际合作环境六个方面,选取6大类影响因素34个指标,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模型及其运行机理

本文首先构建BP神经网络模型,将所有影响因素指标的数据作为输入矩阵,将每个影响因素指标的数据分别作为输出矩阵,通过训练使网络达到稳定状态。确定每一个影响因素指标的输入到输出之间的映射关系函数f和决策权重ω;然后利用关系函数计算RM中的有向边权值即因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大小sji,以此构建DEMATEL方法中的直接影响矩阵,通过计算转换为综合影响矩阵,然后得出因素的影响度d、被影响度r、中心度h与原因度e,并依据中心度和原因度绘制因素因果关系图,判别因素影响力大小;依据原因度将影响因素分为原因因素和结果因素,重新划分直接影响矩阵并分别进行迭代分析,梳理因素间的因果层次逻辑关系,绘制因素因果逻辑图,判别因素推动力大小;最后通过因素的综合重要程度,识别出关键因素,并根据迭代前后的影响力和推动力来对关键因素进行分类,从而完成RM-BP-DEMATEL影響因素分析模型的构建(见图1)。

三、分析过程与结果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开发投资周期长,所需资金量大,为保障油气投资收益,需重点关注东道国的油气资源禀赋和政治环境。因此,基于投资国的油气资源丰富程度和政局稳定性,本文选取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缅甸、埃及、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以色列、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泰国、土耳其、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乌克兰、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波兰和越南这25个国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研究的对象。相关指标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二)数据处理及因果逻辑分析

1.确定因素权重和直接影响矩阵

针对“一带一路”油气投资环境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通过Matlab软件构建BP神经网络模型,其中输入层含34个神经元,隐含层含67个神经元,输出层含1个神经元,学习速率为0.05,最小误差为le-5,训练次数为300次,采用Tan-Sigmoid型传递函数对网络进行训练,通过误差的梯度下降法对权值和阈值不断修正。

将25个国家所有影响因素的指标数据作为输入矩阵,每一个影响因素的指标数据分别作为输出矩阵,构建34个BP神经网络,经过学习、训练和收敛使其达到稳定状态,得到每个神经网络结构所代表因素的关系函数f和决策权重ω。将所有因素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关系函数f的输入向量,计算各因素之间影响关系大小sji所代表的有向边权值,并依此构建直接影响矩阵。经过DEMATEL分析得出综合影响矩阵,从而计算出各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原因度和综合重要度(见表2)。

根据中心度与原因度的计算结果,借助Matlab程序得到各影响因素对应的因果关系(见图2)。从表2和图2中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17个原因因素(原因度>0)和17个结果因素(原因度<0)。

2.建立因果逻辑模型

为获得更为清晰的因素逻辑层次结构,进行了如下迭代:(1)原因因素经历两次迭代,分为三个层次。其中第一次迭代得到的13个结果因素为第一层次原因因素,第二次迭代得到的2个结果因素为第二层次原因因素,第二次迭代得到的2个原因因素为第三层次原因因素。(2)结果因素经历两次迭代,分为三个层次。其中第一次迭代得到的13个原因因素为第一层次结果因素,第二次迭代得到的2个原因因素为第二层次结果因素,第二次迭代得到的2个结果因素为第三层次结果因素。依据迭代结果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影响因素因果逻辑关系(见图3)。

(三)结果分析

1.关键因素识别

关键因素是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起到重要影响作用的因素。根据“帕累托法则”将综合重要度大于平均值0.0445并且权重占比超过半数的因素归结为关键因素,共得到7个关键原因因素和7个关键结果因素,剩余20个影响因素由于综合重要度和权重所占比例较小,所以视为普通因素。按照综合重要度(见表2)从大到小排列,关键的原因因素为:油气资源生产能力、国家腐败程度、政府有效性、电力供应、法律执行力度、贸易条件和社会安全;关键的结果因素为:投资促进政策、合作便利度、贸易开放度、通货膨胀、投资准入政策、失业率和商业管制。

2. 关键因素影响力分析

影响力是指因素对油气投资环境的影响程度,而中心度反映因素重要性,原因度代表因素对油气投资环境的影响作用及大小,因此可以通过中心度和原因度(见表2)对关键因素的影响力大小进行分析。

关键原因因素影响力分析:(1)油气资源生产能力的中心度为2.4200,在所有因素中排第1名,原因度为1.5738,是所有因素中最高的,该因素对油气投资环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2)政府有效性和国家腐败程度的中心度分别为2.0881和2.1254,大于所有因素中心度的平均值加标准差1.9533,原因度分别为1.2631和1.2182,均大于所有因素原因度绝对值的平均值加标准差1.1438,这两个因素对油气投资环境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力;(3)电力供应的中心度为2.0201,大于所有因素中心度的平均值加标准差1.9533,表现出明显的重要性,但原因度为1.0097,仅大于所有因素原因度绝对值的平均值0.6761,综合来看,该因素对油气投资环境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力;(4)贸易条件、社会安全和法律执行力度的中心度分别为1.5199、1.4832和1.8951,高于所有因素中心度的平均值1.3815,原因度分别为0.8917、0.7156和0.8607,略高于所有因素原因度绝对值的平均值0.6761,对油气投资环境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力。

关键结果因素影响力分析:(1)合作便利度的中心度为2.3899,在所有因素中排第2名,原因度为-1.5813,是所有因素中最低的,但其绝对值在所有因素中最高,说明该因素的改变会对油气投资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力;(2)投资促进政策的中心度为2.1819,大于所有因素中心度的平均值加标准差1.9533,原因度为-1.3073,其绝对值大于所有因素原因度绝对值的平均值加标准差1.1438,该因素对油气投资环境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力;(3)通货膨胀和贸易开放度的中心度分别为1.9165和1.9003,均大于所有因素中心度的平均值1.3815,原因度分别为-1.2779和-1.3765,其绝对值均大于所有因素原因度绝对值的平均值加标准差1.1438,综合来看,这两个因素对油气投资环境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力;(4)失业率、投资准入政策和商业管制的中心度分别为1.9250、1.8199和1.4836,均大于所有因素中心度的平均值1.3815,原因度分别为-0.9910、-0.7729和-0.7374,其绝对值均大于所有因素原因度绝对值的平均值0.6761,这三个因素对油气投资环境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力。

3.关键因素推动力分析

推动力是指因素对油气投资环境发展演化的推动作用,因素迭代结果代表其在油气投资环境中的层次结构位置,位于不同层次对油气投资环境的促进作用不同,因此依据因果逻辑图(图2)判别关键因素的推动力大小。

关键原因因素推动力分析:(1)贸易条件、社会安全、电力供应和法律执行力度为第一层次的原因因素,在原因因素组中表现出较强的结果性,对其他因素以及整个油气投资环境的演化有一定的推动力;(2)政府有效性和国家腐败程度为第二层次的原因因素,与其他因素关系紧密但并不是对每个因素都有影响,对其他因素以及整个油气投资环境有较为显著的推动力;(3)油气资源生产能力为第三层次的原因因素,代表最根本且最难以改变的因素,对其他因素以及整个油气投资环境有持续且稳定的推动力。

关键结果因素推动力分析:(1)通货膨胀、失业率、投资准入政策、商业管制和贸易开放度为第一层次的结果因素,在结果因素组中表现出较强的原因性,通过其他因素的改变对油气投资环境产生一定的推动力;(2)投资促进政策为第二层次的结果因素,与其他因素关系紧密,通过其他因素的改变对油气投资环境产生较为显著的推动力;(3)合作便利度为第三层次的结果因素,代表最终且最核心需要改变的因素,是油气投资环境内其他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结果,为油气投资环境发展提供根本且直接的推动力。

4.基于影响力和推动力确定关键因素类型

依据影响力和推动力进行综合分析,将关键原因因素分为:(1)最根本且最难以改变的因素,对其他因素和油气投资环境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和持续且稳定的推动力;(2)相对难以改变的因素,不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对其他因素以及油气投资环境发展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力和推动力;(3)容易得到改变的因素,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同时对其他因素和油气投资环境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依据影响力和推动力进行综合分析,将关键结果因素分为:(1)最终且最核心需要改变的因素,通过其他因素的改变使其对油气投资环境起到重要的影响力和根本且直接的推动力;(2)相对难以改变的因素,难以对其自身进行直接改变,但通过其他因素的改变可以对第三层次因素和油气投资环境发展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力和推动力;(3)容易得到改变的因素,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同时对其他因素和油气投资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在关键原因因素和关键结果因素中,相对难以改变的因素和容易得到改变的因素对油气投资环境发展演化具有相同的影响力和推动力大小,因此基于共同特征将其归为同一类因素,从而将关键原因因素和关键结果因素进行二次归集,确定关键因素类型(见表3)。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分析结果表明:油气资源生产能力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的根本型因素,也是最根本且最难以改变的因素,对其他因素和整个油气投资环境起到持续且稳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国家腐败程度、政府有效性和投资促进政策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的驱动型因素,对油气投资环境的发展演化起到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通货膨胀、贸易条件、失业率、社会安全、电力供应、法律执行力度、投资准入政策、商业管制和贸易开放度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的辅助型因素,在油气投资环境中发挥着相对重要的影响,支撑根本型和驱动型因素对油气投资环境进行调节;合作便利度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的特征型因素,也是最终且最核心需要改变的因素,随着其他因素的改变对油气投资环境起到显著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二)建议

(1)针对根本型因素,中国应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油气资源禀赋差异采取差异化投资合作。通过深化“合作共赢”理念加大对油气资源开放稳定国的投资力度;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方法抓住对油气资源发展潜力国的投资机会;通过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及突破投资壁垒的方式加强与油气资源受限衰减国的合作深度,保障投资收益。

(2)针对驱动型因素,中國应根据沿线国家腐败程度和政府有效性为代表的政治环境风险,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及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尽可能地降低因政治风险给投资活动所带来的损失;针对投资促进政策所代表的东道国市场体制问题,以实现互利共赢为最终目的,通过签署投资协议和发挥能源合作平台作用的方式来保障油气投资合作。

(3)针对辅助型因素,建议中国充分发挥多边金融机制对能源经济的支持作用,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社会文化沟通与交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沟通机制,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油气投资提供良好的合作平台。

(4)针对特征型因素,建议中国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多元化、全方位的合作,增强双方的利益交织和捆绑,增进双方的联系和友谊,加强相互信任和依赖程度,从而推动油气投资合作便利度的提升,为加深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油气方面的合作力度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 Cawood F T. Threats to the South African Minerals Sector-an Independent View on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for Mining[J]. Journal of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2011,7(111):469-474.

[2] Dialga I. A Sustainability Index of Min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179): 278-291.

[3] 王信敏,孫金凤.基于证据理论的中东地区油气投资环境演化分析[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4):1-6.

[4] 王信敏,刘丙泉,孙金凤. 国际油气投资环境潜力演化和差异变动趋势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2015, (2): 105-114.

[5] 周娜, 吴巧生, 王然, 等. “一带一路”国家天然气投资绩效评价及其改进路径[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07): 60-71.

[6] 宋艺, 郭瑞, 谭杨. 南美地区油气资源投资风险分析[J]. 国际石油经济, 2019, 27(03): 97-104.

[7] 谭方利,李生栋,路晓崇,等.基于DEMATEL的复杂多因素烟农收益网络建模分析[J]. 湖北农业科学, 2016, 55(21): 5638-5642.

[8] Gupta H, Barua M K. A Grey DEMATEL-based Approach for Modeling Enablers of Green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8,10(25):9556-9578.

[9] Kumar A, Dixit G. An Analysis of Barriers Affe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E-waste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India: A Novel ISM-DEMATEL Approach[J].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2018,(14):36-52.

[10] 王林秀, 郭彬, 姚伟坤. 基于Fuzzy-DEMATEL的养老地产平台网络效应激发路径构建[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 35(24): 127-133.

[11] 王经略, 周国华, 彭新艳. 基于DEMATEL和ANP的海外铁路项目风险评估模型[J]. 科技管理研究, 2018, 38(11): 219-227.

[12] 崔强, 徐鑫, 匡海波. 基于RM-DEMATEL的交通运输低碳化能力影响因素分析[J]. 管理评论, 2018, 30(1): 210-220.

[13] 张秋, 朱翠华. 基于BP-DEMATEL模型的我国直辖市创业环境影响因素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18, 37(10): 67-74.

[14] Dunning J H. Trade, Loca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C].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Cctivity, London, Macmilla, 1977.

[15]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全球矿业投资环境评价研究小组. 2013年全球矿业投资环境评价[J]. 国土资源, 2013(11): 57-59.

[16] 张光进,李伟强,罗辉.世界著名咨询机构矿业投资环境评价综述[J].中国矿业,2011,20(11):39-42.

[17] 孙芸芸.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便利化发展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4(3): 15-23.

责任编辑:曲 红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oil and gas investment environment; RM-BP-DEMATEL model.

作者:崔明欣 李可欣 张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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