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寺院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历史上，宗教对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留下了多姿多彩的宗教文化。在当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背景下，科学有序地开发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宗教文化资源，可以对丝绸之路沿线各省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藏寺院经济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西藏寺院经济研究论文 篇1：

寺庙茶馆及其经营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摘要：文章主要从拉萨仓姑寺的历史与发展现状为切入点，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寺庙茶馆的经营现状及其在寺院经济中的地位。调查结果显示：仓姑寺茶馆能在拉萨众多甜茶馆中脱颖而出，归因于其悠久的寺庙历史、热情的服务人员，开放式的茶馆构造设计等，其经营为寺院经济贡献极大。

关键词：拉萨仓姑寺；仓姑寺茶馆；经营现状；寺院经济

引言

拉萨甜茶馆经历了百余年的风雨洗礼，已经积淀成为藏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相关的甜茶馆文化研究论文、专著层出不穷，但大部分研究成果尚处于宏观层面上的理论研究，缺乏把甜茶历史与现行的茶馆经营现状结合探讨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从拉萨仓姑寺的历史与发展现状为切入点，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拉萨仓姑寺茶馆的经营现状。作为拉萨仓姑寺庙经营的茶馆，其具有特色型的寺院经济的经营模式，值得我们深入了解与研究。

一、田野调查的相关内容介绍

（一） 调查对象

以拉萨仓姑寺茶馆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主要为仓姑寺的历史、发展现状及其甜茶馆的经营现状。

（二） 调查时间：2014年10月9日、2014年10月11日

（三） 调查地点：拉萨仓姑寺茶馆

（四） 调查方法：田野调查法、文献研究法

二、 调查内容

（一） 仓姑寺的历史与发展现状

1.仓姑寺的建庙历史

仓姑寺属于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公元七世纪，吐蕃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分别迎娶文成公主、赤尊公主，并为两尊释迦牟尼佛像兴建小昭寺和大昭寺时，从拉萨东效热村的山嘴开始筑堤修坝，整治拉萨河，将支流归入主河道。松赞干布曾在新河坝附近的一个洞穴里，以石板为垫，闭关修行，为拉萨河不再泛滥成灾而祈祷。现称仓姑寺，寺内供奉的松赞干布亲自塑造和开光的赞普本人石像已遗失①。

2. 仓姑寺的发展现状

仓姑寺位于拉萨市南区，大昭寺东南处，现有尼僧近80人。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该寺地处市中心，在旅游旺季，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现有的经营产业有：旅游商店、裁缝店、茶馆、诊所。

仓姑寺旅游商店仓姑寺仓姑寺商店仓姑寺茶馆仓姑寺诊所

（二） 仓姑寺茶馆的相关情况

拉萨仓姑寺茶馆于2009年开业，现有11名服务员，在茶馆的人不固定，阿尼啦②轮流来服务。茶馆的主要经营食物有甜茶、酥油茶、藏面、“夏馍馍”③。

表一 仓姑寺茶馆销售的食品价格目录一览单

如图二所示，我们可以发现仓姑寺茶馆异于其他茶馆的，还有其格局的设计。开放式的厨房，让消费者对于茶馆的食品的卫生一目了然。外厅是与仓姑寺相连的，只是有若干的栅栏隔开。其次是烧煮甜茶的灶台直接设计在外厅，消费者可以很直接地看到这种制作过程。

图二④ 仓姑寺茶馆结构平面图

3.服务人员

关于茶馆的服务人员，寺庙有一套自己的排班顺序，一般都是11名服务人员，不参与念经的阿尼轮流在茶馆服务。在调查期间，笔者对其中的一名服务人员进行专访。阿尼C，当天是从事面食制作的服务员，年龄25岁，老家是山南的，因家境困难，就被家人送到仓姑寺来修习⑤。

三、仓姑寺茶馆的经营现状及其在寺院经济中的地位

（一）仓姑寺茶馆的经营现状

1.经营主体特殊

纵观拉萨的甜茶馆，按民族分类，经营主体涉及藏族，汉族，甚至回族，拉萨四大茶馆之一的革命茶馆的经营者便是回族。除此之外，寺庙经营茶馆也是极为特殊的，如前面所述，仓姑寺的经营者是仓姑寺，这也是仓姑寺茶馆名誉拉萨的一个重要因素。

2.原材料的来源及制作过程

经营一个茶馆，最主要的食品是茶及藏面。由于原材料的来源涉及一个茶馆的经营秘密，笔者只了解到一些基本的内容。例如甜茶的主要原材料是红茶、牛奶、糖，阿尼拉告诉笔者，仓姑寺茶馆有其固定的供应商。下面为大家主要描述一下仓姑寺的甜茶制作流程。

笔者走访过多个拉萨有名的甜茶馆，其中包括拉萨历史悠久的四大茶馆⑥，其中能看到其后厨制作细节的茶馆极少。仓姑寺的厨房是开放式，其甜茶的制作坊也是开放式。煮甜茶的作坊位于外厅，有三个灶台，均是用柴火来烧煮的。

图三⑦ 甜茶制作坊

4.消费群体

仓姑寺茶馆的主要两大消费群体为：藏族本地人、来自国内外的游客。

游客A⑧，男，85后，籍贯广东人，暂住在客栈（离仓姑寺茶馆较近，步行约3分钟）。A更倾向仓姑寺的原因，仓姑寺茶馆干净、清净。笔者也留意到，外厅的墙上悬挂着一块匾，匾上书写着（注：寺内不准打牌、喝酒、请遵守寺庙规定）。

藏族阿佳B，年龄为28岁，拉萨本地人，每天下午都会与朋友相约在仓姑寺喝茶。访谈中，阿佳一边纺织毛线，一边跟笔者侃侃而谈。⑨阿佳谈起自己和仓姑寺茶馆的因缘，很小就跟着父母绕着大昭寺转经，累了就在仓姑寺茶馆点上一个两磅的的酥油茶，一边喝茶，一边休息。

（二） 仓姑寺茶馆在寺院经济中的地位

除了门票收入，仓姑寺还开设了医疗室、裁缝室用来作为寺院创收的项目，除此之外，该寺继承了专职为大昭寺制作各种佛像装藏的历史，从大昭寺领取固定数额的薪金。由于流通领域的营销活动，不需要土地，只需要资金和人才，仓姑寺恰恰利用了这一优势，利用其地理位置优越，信息较为灵通，吸引了众多游客和无数信众，从事着商店、诊所、裁缝室、茶馆服务业为一体的多类型的营销活动⑩。据拉萨市民族宗教局材料，2009年仓姑寺各项经济收入总和为958553元，其中茶馆收入4536 52元，商店收入273803元，诊所收入202158元，门票收入22532元，裁缝收入6408元，茶馆收入己成为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B11。

结语

甜茶馆作为拥有近百年历史的一种文化载体，其代表的甜茶文化可以视为藏族茶文化的一个分支。本文选择历史悠久的拉萨仓姑寺茶馆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对其经营现状进行调查，并深入研究仓姑寺茶馆经营模式。仓姑寺茶馆以其特殊的寺庙为经营主体，阿尼啦们为服务人员，以及开放式的茶馆格局设计，为拉萨其他甜茶馆的经营模式转变提供有效参考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泽旺夺吉，藏族茶文化论析[J]，中国藏学，1994（4）.

[2]赵国栋、于转利等，社会学视角的洗澡那个差消费变迁研究[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1（6）.

[3]王英，三十年来国内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述评[J]，西藏大学学报，2010（4）.

[4]于飞，试论佛教寺院经济的收入与支出管理[J]，经济研究导论，2014（20）.

[5]曾静，近代西藏社会及寺院经济探析[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3（1）.

注解：

①女学佛者的乐园-仓姑寺，《旅游》2013年。

②阿尼啦，是藏语的汉语音译，意为“女尼僧”。

③夏馍馍，是藏语的汉语音译，意为“肉包子。

④图二仓姑寺茶馆结构平面图：1为收银台，2为面食制造作坊，3为置茶具处，4为甜茶、酥油茶摆放处。

⑤2014年10月11日下午，笔者访谈了阿尼C，女，25岁，山南地区，5年僧龄。

⑥拉萨民间有“四大茶馆”说法：光明甜茶馆、雪消费社茶馆、革命茶馆、德吉茶馆。

⑦图三甜茶馆制作坊：1、2、3均为烧煮甜茶的灶台

⑧2014年10月19日下午，笔者访谈了游客A，男，29岁，籍贯广东。

⑨2014年10月9日下午，笔者访谈了阿佳B，拉萨本地人，28岁，职业为家庭主妇。

⑩谢热桑沫：藏传佛教尼僧寺院经济结构与模式初探，《中国藏学》2010年第一期。

B11拉萨市民族宗教局。

作者简介：吴东生，西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在读硕士。

作者：吴东生

西藏寺院经济研究论文 篇2：

西北丝绸之路宗教文化资源开发现状及对策

[摘要]历史上，宗教对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留下了多姿多彩的宗教文化。在当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背景下，科学有序地开发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宗教文化资源，可以对丝绸之路沿线各省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文章从丝绸之路的宗教文化资源入手，分析了西北丝绸之路宗教文化资源的开发现状，并就西北丝绸之路宗教文化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丝绸之路;宗教文化;宗教旅游

[

丝绸之路是横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交汇的桥梁，在历史上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佛教、基督教、袄教、伊斯兰教和摩尼教等，不仅建立了大量的宗教活动场所，而且许多宗教艺术的璀璨成果至今熠熠生辉。当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期，更是文化交流发展的重大机遇期。因此，注重西北丝绸之路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发展宗教文化使人们了解宗教，从而实现宗教艺术的审美价值，促进不同民族和谐发展。

一、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资源

丝绸之路全长7000多公里，其中丝绸之路中国段长达4000公里，在我国境内经过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五省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其中，包含种类众多、总量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丝绸之路沿途各省民族众多，因此不仅佛教、道教盛行，伊斯兰教也非常盛行。

丝绸之路宗教文化资源主要由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文化资源构成。按照有无实物形态，可以将宗教文化资源分成有形宗教文化资源，如宗教遗址、宗教建筑等;无形宗教文化资源，如宗教传统、宗教节日、神话传说等。

丝绸之路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宗教的传播与发展。佛教以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其中陕西、甘肃以汉传佛教为主，新疆、宁夏、青海以藏传佛教为主;①道教在丝绸之路上较为盛行，留下了许多文化遗址，如天下道家第一名山——崆峒山;由于丝绸之路上较多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例如回族和维吾尔族，所以丝绸之路上清真寺较多，且知名度较高，如陕西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等。

（一）佛教

1.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现存佛教的三大分支之一。据考证，汉传佛教经由两条路径传入中国，一支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另一支则由南印度经海路传至中国南方。一般认为，佛教是在大约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由印度从西域传入中国的。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67）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在我国历史上宗教发展的昌盛时期，例如唐朝，长安是全国宗教活动的中心。当时，长安城内的寺院几乎遍布各个坊里，而且宗派之多、建筑之宏伟、装饰之华丽、占地之广、信仰者之众均为历代所罕见。至今佛教寺院仍是陕西省发展宗教文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传佛教文化资源在西北丝绸之路上十分丰富，例如新疆，汉传佛教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昌吉、哈密等汉族较集中的地区。

2.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三大派系之一，是佛教与西藏本土宗教相结合的一种宗教形式，主要在藏族地区形成和发展。丝绸之路上藏传佛教主要分布于新疆、青海等地。

当前，在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新疆藏传佛教信众约15万、藏传佛教寺院40座、藏传佛教僧人280多位。目前，藏传佛教仍是青海境内影响最大的宗教，青海藏区有佛塔、佛像和小型佛堂寺院等，今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巴塘乡贝囊沟仍有依石壁而建的文成公主庙。

（二）道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最早可追溯于上古时期人类崇敬自然与鬼神的观念，到了殷周时期，逐渐演变成祭祀上天和祖先。发展至汉代，因为社会战乱以及汉朝统治的崩溃导致社会对宗教产生急迫的需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原本的儒学逐渐宗教化，综合传统的鬼神崇敬、神仙追慕、阴阳术数，与汉代所崇尚黄老的思潮逐渐融合，道教也于此时应运而生。道教以《道德经》为经典，以老子为开山祖师，以符箓、炼丹等为主要道术。宋元时期，道教的正一派和全真派分立的格局基本形成。可以说后世道教之所以成为多神教，源于上古时代的鬼神信仰;后世道教做斋醮法事，也与古人千年流传的鬼神祭祀礼仪和礼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道教革除了宫观封建经济，实行民主管理，古老的道教迈进了新时代。西北丝绸之路上的著名道教名胜有华山、终南山、八仙宫、崆峒山、白云观 、药王洞等。

（三）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诞生于公元7世纪初，随着阿拉伯人由西向东对波斯和中亚的征服，伊斯兰文化便成为丝绸之路西段的主流文化之一。唐代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接纳了包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内的世界各种文化。开放的社会经济环境与文化氛围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大大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为伊斯兰教传入西北地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受地缘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首先传播到了今新疆境内。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的宗教信仰便是伊斯兰教，新疆有10个少数民族的大多数群众信仰伊斯兰教，现有2万多座清真寺，有著名的艾提尕尔清真寺、苏公塔等。宁夏在历史上曾是东西交通贸易的重要通道，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其中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哈萨克族、撒拉族和保安族等信奉伊斯兰教，全区现有清真寺3300多处。从唐代开始，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就已是伊斯兰教传播的中心，大批阿拉伯、波斯及中亚穆斯林纷纷来到长安，为伊斯兰教在陕西境内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今仅在西安回坊就聚居着约30万回族民众，分布着大小10余座清真寺。回坊以它浓郁的穆斯林文化和氛围，成为古城西安一道特异的风景线。

二、西北丝绸之路宗教文化资源开发现状

总体来说，丝绸之路沿线西北各省对于宗教文化资源的开发不尽相同。宗教文化资源的开发以宗教旅游为主，其中甘肃的宗教文化资源开发相对较好。

陕西是中国旅游资源最富集的省份之一，资源品位高、存量大、种类多、文化积淀深厚，地上地下文物遗存极为丰富，被誉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随处可看到古代城阙遗址、宫殿遗址、古寺庙、古陵墓、古建筑等。陕西境内的宗教文化资源极其丰富，既有佛教寺院如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被誉为“皇家寺庙”的法门寺，与风光绮丽的曲江池、芙蓉苑杏园相接的大慈恩寺，也有道教名山，如华山、终南山，更有许多清真寺散布于各处如西安的“七寺十三坊”。青海、宁夏、新疆三地的宗教文化资源开发比较类似。宁夏和新疆是民族自治区，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因此伊斯兰教的建筑、文化、艺术等比较突出，而青海的藏传佛教则十分盛行，但是现今三地旅游资源开发主要集中于自然风光的游览，以宗教文化资源为主的旅游优势并未体现。因此，西北丝绸之路宗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应倾向于推出宗教文化旅游专线，集中发挥宗教旅游的优势。

甘肃宗教文化资源开发主要集中于敦煌地区，辐射到以敦煌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敦煌历经了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汉风唐雨的洗礼，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历史文化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庆等社会生活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敦煌旅游不仅发挥了各种石窟的价值，并且开发了相关的影视资源，从而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对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

评价一项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旅游资源本身固有的质量、规模和品位;二是其地理位置、适游期和市场对它的认知。西北丝绸之路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本身的质量、规模和品位在五省分布各不相同，从宗教分布可以明显看出，各省不同宗教特色鲜明，例如均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宁夏回族和新疆维吾尔族也有很大区别，这是由其不同的民族所决定的。宗教文化资源价值或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因其不同地区有形文化资源的留存而显现不同特点，例如丝绸之路沿线规模大小不同的石窟，它们的文化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也不同。丝绸之路宗教旅游资源的地理位置是旅游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各地也在积极改善交通条件，使得游客可以更快到达目的地。例如敦煌为了推进旅游开发，再次扩建敦煌机场、国道从莫高窟旁穿过、加快建设敦煌铁路。在文化层面上来看，宗教旅游的适游期很长，几乎全年均可，但是对于具体的地点来说，游客会对当地的旅游资源集群状况进行综合考查，进而安排计划，因此宗教旅游资源的适游期需要综合各方因素考量。市场对宗教旅游资源的认知是指客源市场对它的感知和了解的程度，它对旅游资源吸引力的大小会产生一定的作用。例如陕西西安化觉巷清真寺是目前西安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真寺，为中国四大清真寺之一，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但是游客并不像其他景区一样众多，究其原因在于游客对它没有十分深入的感知和了解。

除以上原因之外，宗教文化资源在开发过程中还应该注重宣传和相关文化产品的研发。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都经过了与中华文明融合的过程，而如道教之类的本土宗教则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因此宗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和当今社会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宗教文化宣传上，应注意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发挥宗教对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作用。

三、西北丝绸之路宗教文化资源开发的对策与建议

在对西北宗教文化资源进行开发的过程中，涉及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因此开发利用宗教文化资源，应该坚持做到：端正对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认识，突出宗教文化积极方面的内涵和民族团结、国际交流的特点;丰富宗教旅游产品内容，加强对外宣传，即充分发挥宗教文化艺术的特点，加强宗教文化产品的开发;加强文化资源的集群效应，促进宗教旅游中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协调和谐发展。

首先，要正确认识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长期存在且影响深远。在古代，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生活，几乎都有宗教的浸润。宗教文化虽不是社会主流文化，但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西北丝绸之路沿线涉及了50多个民族、三大主要宗教，因此正确处理宗教和民族关系至关重要。

其次，丰富宗教旅游产品内容，加强对外宣传。借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机遇，深入挖掘宗教文化内涵，积极开发多样化的旅游项目。在旅游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对外宣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渠道扩大宗教旅游的影响力。只有做好全方位的宣传，宗教文化旅游才能有大发展、大作为。例如敦煌市曾组团参加了北京科博会、国内旅游交易会、第二届欧中旅游论坛、香港旅游博览会等节会，成功举办了敦煌飞天文化旅游节。而且与日本镰仓市、臼杵市、日光市、枥尾市和韩国南海郡签订了友城协议，扩大了敦煌在国内外的影响，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游客到敦煌旅游。同时，敦煌市还创作出版了《中国西部名城敦煌》、《敦煌旅游手册》和适应消费市场的日、韩文宣传资料和影像制品，并邀请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拍摄制作播出了《敦煌再发现》、《新丝绸之路》等电视专题片，在促进了敦煌旅游发展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华文化。③

最后，无论是佛寺、道观还是清真寺，无论建在城市还是乡村，平地还是深山，都是一个大小不等、生态平衡、自然与人文统一的环境。宗教文化资源突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协调和谐的特点，要把散布于丝绸之路沿线的众多宗教场所绿化好，使其环境更加优美。同时，还应该注意旅游资源的集群化，将宗教旅游资源和其他旅游资源有机结合，形成规模化的旅游产业以便共同发展，例如西安西线旅游就由茂陵—法门寺—乾陵—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构成，同时法门寺也可以作为主要项目构建宝鸡旅游的线路，如法门寺—西岐—太白山—眉县旅游等。

历史上，多元丰富的宗教文化通过古丝绸之路得到了广泛传播，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丝绸之路沿线的寺观石窟等宗教建筑，无不驻留着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足迹，见证着古丝绸之路的千年沧桑。开发西北丝绸之路宗教文化资源，一方面可以促进丝路沿线宗教文化和谐共处;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又为宗教文化的和谐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具有十分丰富的宗教旅游资源，具有巨大开发潜力的旅游市场，只要坚持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原则，丝绸之路宗教旅游就能够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和传播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注  释]

①马勇、周婵：《丝绸之路文化旅游体系构建》，《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8期。

②参考马勇、周婵：《丝绸之路文化旅游体系构建》，《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8期;《陕西省宗教基本情况》，http：//www.shaanxi.gov.cn/mwzjj.shaanxi.gov.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45.htm。

③《敦煌龙头劲舞促开发》，《酒泉日报》，2007年7月1日。

[参考文献]

[1]向勇，赵佳琛.文化立国，我国文化发展新战略[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2]陈景富.坚持“五突出”开发佛道教文化旅游资源[J].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2）.

[3]李林.“文化线路”与“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探析[J]. 新疆社会科学，2008，（3）.

[4]张桥贵，孙浩然.宗教旅游的类型、特点和开发[J].世界宗教研究，2008，（4）.

最后，无论是佛寺、道观还是清真寺，无论建在城市还是乡村，平地还是深山，都是一个大小不等、生态平衡、自然与人文统一的环境。宗教文化资源突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协调和谐的特点，要把散布于丝绸之路沿线的众多宗教场所绿化好，使其环境更加优美。同时，还应该注意旅游资源的集群化，将宗教旅游资源和其他旅游资源有机结合，形成规模化的旅游产业以便共同发展，例如西安西线旅游就由茂陵—法门寺—乾陵—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构成，同时法门寺也可以作为主要项目构建宝鸡旅游的线路，如法门寺—西岐—太白山—眉县旅游等。

历史上，多元丰富的宗教文化通过古丝绸之路得到了广泛传播，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丝绸之路沿线的寺观石窟等宗教建筑，无不驻留着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足迹，见证着古丝绸之路的千年沧桑。开发西北丝绸之路宗教文化资源，一方面可以促进丝路沿线宗教文化和谐共处;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又为宗教文化的和谐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具有十分丰富的宗教旅游资源，具有巨大开发潜力的旅游市场，只要坚持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原则，丝绸之路宗教旅游就能够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和传播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注  释]

①马勇、周婵：《丝绸之路文化旅游体系构建》，《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8期。

②参考马勇、周婵：《丝绸之路文化旅游体系构建》，《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8期;《陕西省宗教基本情况》，http：//www.shaanxi.gov.cn/mwzjj.shaanxi.gov.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45.htm。

③《敦煌龙头劲舞促开发》，《酒泉日报》，2007年7月1日。

[参考文献]

[1]向勇，赵佳琛.文化立国，我国文化发展新战略[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2]陈景富.坚持“五突出”开发佛道教文化旅游资源[J].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2）.

[3]李林.“文化线路”与“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探析[J]. 新疆社会科学，2008，（3）.

[4]张桥贵，孙浩然.宗教旅游的类型、特点和开发[J].世界宗教研究，2008，（4）.

作者：王赟 张慨

西藏寺院经济研究论文 篇3：

宗教经济学:四大领域与两大论题

摘要：自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宗教经济学日益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该学科至少包含着四大研究领域：一是宗教与经济的互动，二是教团经济问题，三是宗教的经济观，四是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四大领域又可归结为两大主题：一是“宗教经济互动论”，它主要来自前三大领域；二是“宗教市场论”，这是第四大领域的基本内容。从当代中国的宗教境遇和社会需要来说，宗教经济学研究既是机遇，更是责任。

关键词：宗教经济学；四大领域；两大论题

收稿日期：2011-11-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佛教经济学研究：立足于中国的考察”（10YJA730011）；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研究”（2010Y082）。

作者简介：孙健灵（1965-），男，云南曲靖人，民族学博士，曲靖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宗教经济学、民族经济学。

“宗教经济学”是一门起步较晚的新兴学科。虽然以之为名、或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未必清晰。比如，该学科的研究包含哪些领域、哪些论题，就是一个还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宗教经济学的四大领域

“宗教经济学”（Economics of Religion），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先关注过的论题。围绕“自由放任”的理念，亚当?斯密试图阐述这样两个问题：人们参与宗教活动乃是寻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宗教供给者更希望垄断宗教市场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教会是类似于企业的宗教组织，其垄断与竞争的市场结构对整个经济运行绩效具有不同的影响［1］。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首先要归功于科里?亚齐和罗纳德?埃伦伯格（Corry Azzi and Ronald G. Ehrenberg）1975年提出的“家庭生产模型”。他们所做的关于教堂出席率和宗教奉献的这个模型表明，人们将时间和物品在宗教商品和世俗商品之间进行分配，目的在于达到现世和来世的效用最大化［2］。

宗教经济学研究虽然起步较缓，但亚当?斯密(［1776］1965)以及科里?亚齐和罗纳德?埃伦伯格（1975）的研究已被几十个经济学家、以及几个社会学家重新接续；借助于经济分析工具和大量的资料，他们就原先局限于其他社会科学的问题撰写了近200篇文章，如宗教信仰和行为的决定因素、宗教制度的本质以及宗教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等。然而，只要宗教研究还不能获得《经济文献杂志》的分类号，并且仍然保持一个隶属于其他学科的亚学科地位，它就不会成为不断扩张的经济学的一个崭新领域［3］。而根据美国《经济文献杂志》的学科分类体系，“宗教经济学”连学科名称都不存在，它仅仅是“文化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身份为“Z120 Cultural Economics: Religion”。

从名称上看，“宗教经济学”似乎只涉及宗教学与经济学，但实际上它是宗教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史学、经济史学等众多知识领域交互作用的产物。由于学科背景与理论工具的多样性、复杂性，它必然形成不同的研究理路。第一次较为系统地疏理“宗教经济学”文献的学者，是经济学家劳伦斯?R?伊纳库恩。伊纳库恩（Laurence R.Iannaccone，1998）认为，宗教经济学研究可分割为“三条研究路径”（three major lines of inquiry）：其一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来阐释宗教行为；其二是研究宗教的经济后果；其三是借助于神学信条和圣典来支持或批评经济政策，可称为“宗教的经济观”（Religious Economics）。伊纳库恩的疏理侧重于“第一条路径”，即应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个人、团体和文化中的宗教行为格局；他对“第二条路径仅作浅显的评述”，对“第三条路径”则不做评述，因为后者的文献过于宽泛，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专业兴趣相去甚远［4］。其中，第三条路径即“Religious Economics”，被有的学者翻译为“经济宗教学”，但称为“宗教的经济观”可能是一个更准确的表达，它包括佛教的经济观、基督教的经济观、伊斯兰教的经济观等等。

劳伦斯?R?伊纳库恩是当代宗教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贡献不小。但是，伊纳库恩的归纳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与其说是“研究路径”，还不如说是“研究领域”更为恰当。因为“研究宗教的经济后果”与“借助于神学信条和圣典来支持或批评经济政策”，完全可以采取相同或相似的研究路径，但它们却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如果要按“研究路径”来归纳的话，也许可以说，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传统”与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论题”，才是两种最基本的研究路径。前者可简称为“斯密传统”，它主要被导向“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后者可简称为“韦伯论题”，它主要是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研究。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孙健灵：宗教经济学：四大领域与两大论题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归结为三个“路径”还是三个“领域”，都还难以揭示“宗教经济学”的完整面目。因为：第一，伊纳库恩的归纳侧重于经济学视角下的宗教行为格局，而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在这方面的贡献也甚多；其次，“研究宗教的经济后果”在伊纳库恩的归纳中“仅作浅显的评述”，这容易将马克斯?韦伯的“大问题意识”、乃至亚当?斯密的一些见解拒之门外；第三，宗教的经济观（如“佛教经济学”）正在不断向正统经济学发起挑战，但却未能归入“宗教经济学”；第四，教团经济（包括寺院经济、教会经济等）问题，也是宗教与经济、政治、文化互动的产物，是经济学应当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之一。

据我们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宗教经济学”至少包含着四大研究领域：一是宗教与经济的互动，二是教团经济问题，三是宗教的经济观，四是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这些研究领域之间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比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的研究都与“宗教和经济的互动”相关，但他们（尤其是韦伯）的著作又牵涉到“教团经济”，而且“宗教的经济观”也已经展露在韦伯的宗教伦理观之中，“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则始于亚当?斯密。

第一个研究领域可归结为“宗教与经济的互动”。虽然亚当?斯密最先运用经济学方法探讨了宗教的供给与需求、宗教信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该领域还是以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系列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学术界对“韦伯论题”或支持、或反对、或修正，并将其考察范围从西方宗教扩展到东方宗教，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韦伯关于宗教与经济、政治、法律之互动的“大问题意识”。

第二个研究领域可归结为“教团经济问题”。马克斯?韦伯曾说，“所有的理性禁欲本身无不创造出原本加以拒斥的庞大财富”，“寺院与修道院皆成理性经济的居所”［5］。该领域的成果以中国寺院经济研究最为突出，研究者既包括一些中国学者，也包括一些西方汉学家和日本学者。西方教会经济也是研究领域之一，但主要是一些来自史学研究的附带成果，神学界对此关注太少。

第三个研究领域可归结为“宗教的经济观”。该领域首先是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弊病的结果，也是发掘和研究宗教经典思想的产物之一，其中很多成果又是第一个研究领域的延伸。例如，学术界对新教伦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衍生出“基督教经济学”，进而引发出“儒家经济学”、“伊斯兰教经济学”等。同时，德裔英籍经济学家舒马赫（E.F.Schumacher）开创的“佛教经济学”是与主流经济学迥然相异的一种经济理论，此后泰国著名学者佩优托（V.P.Payutto）的《佛教经济学》著作也在西方学界产生了积极反响。该领域更多地体现着各大宗教团体对现代经济增长及其弊病的态度，而其中不少观点（尤其是宗教的生态智慧），或者为经济学界所接受，或者成为经济学界不得不正视的挑战。

第四个研究领域可归结为“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这是当代宗教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在科里?亚齐和罗纳德?埃伦伯格构建了“家庭生产模型”之后，其他一些学者又先后构建了“作为俱乐部的教会”、“作为企业的教会”、以及更为系统的“宗教经济”（Religious Economy）模型。其中，“宗教经济”模型被称为一个“哥白尼革命”式的宗教社会学“范式转换”。

“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宗教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的启发。加里?贝克尔率先突破了正统经济学的边界，运用成本—收益比较和效用分析方法来研究人口、家庭、婚姻、歧视、犯罪、政治等广泛的社会问题，从而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始作俑者。贝克尔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这些“不务正业”的研究，直到80年代才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并且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也聘他为教授，而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应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经济理论的领域扩大到以前属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6］。在此背景下，一些关注宗教信仰与犯罪率、宗教信仰与婚姻关系等社会问题的宗教社会学家，也都开始运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论和供求分析法来研究宗教本身，如美国贝勒大学的拜伦?约翰逊、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芝加哥校区的斯蒂芬?沃纳、以及《信仰的法则》的两位作者罗德尼?斯达克和罗杰尔?芬克，都是这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而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劳伦斯?R?伊纳库恩，则是加里?贝克尔“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直接受益者，由此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代宗教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至少包含着四大研究领域的“宗教经济学”，来自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它们不仅存在着很大差异，而且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例如，运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论（包括效用分析法、成本-收益比较法等）和供求分析法，固然能够有效地剖析人类社会最普遍的功利现象，但“经济学帝国主义”也遭遇了包括经济学界自身的诸多质疑，因而还需要警惕它在“宗教经济学”中的作用限度。

同时，由于该学科的理论来源比较复杂，很容易形成门户之见，比如经济学者可能强调它是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发展的产物，宗教学者往往主张它属于宗教学而不是经济学，人类学者又可能认为该学科的很多论点缺乏田野调查支撑而不足为据。因此，还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多了解、多交流，消除隔阂、取长补短，以共同推进这门新兴学科的建设。

二、宗教经济学的两大论题

尽管宗教经济学的四个研究领域具有相当的关联性，但第四个研究领域——“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或“宗教市场论”，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四个研究领域可以归结为两大论题：前三个领域的逻辑主线是“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或可简称为“宗教经济互动论”；第四个领域的基本特征是“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普遍采用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和供求分析等理论和方法，在总体上都可称之为“宗教市场论”。

“宗教市场论”主要是“斯密传统”的产物。由于亚当?斯密既论证了宗教将随经济、政治变迁而走向衰落，又探讨了宗教供求也像世俗产品供求一样服从于市场法则，因而“斯密传统”也就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世俗化命题”，它着眼于宗教需求；二是“宗教市场模型”，它着眼于宗教供给。前者暗示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将会影响到人们参与宗教的热情，确切地说，经济发展将会导致宗教的衰落。后者将宗教视为一个独立变量，并且假定宗教需求不变，宗教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其它方面，要看宗教供给者能够在宗教市场上争取到多少具有潜在需求的宗教消费者，这也隐含着后来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的经济效应。不过，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并非一个逻辑一致的整体。一些社会学家（如罗德尼?斯达克）和经济学家（如劳伦斯?R?伊纳库恩）否定“世俗化命题”而集中探讨“宗教市场模型”，而另一些学者（如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和雷切尔?麦克利里）则将“斯密传统”的两方面结合起来以研究宗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早期一些“宗教市场模型”的基础上，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等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个更为系统的“宗教经济模型”。该模型从微观（个体和家庭）、中观（宗教组织）和宏观（宗教市场）三个层次探讨了宗教市场的方方面面，并以99个命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宗教经济模型”的主要特点是，假定宗教行为也一种理性的行为，并假定人们的宗教需求长期来说是稳定的，宗教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宗教产品的供应者，如果宗教市场完全受市场驱动，没有外在管制，就必定导致宗教的多元与竞争，进而产生热切而有效的宗教供应商，提供优异的宗教产品，从而促进宗教的繁荣；相反，如果宗教市场由国家垄断，必定产生懒惰的宗教供应商和无效的宗教产品，进而降低宗教的消费水平，引发宗教的衰弱［7］。

不过，对宗教的经济学研究进路也招致了一些批评。一个主要的批评是，它仅限于分析基督教国家的宗教现象；虽然已有研究试图将这种模型拓展到欧美之外的社会和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但所涉及的非西方社会的宗教现象仍凤毛麟角。现有模型的另一个缺陷是，它忽略了对“非制度化宗教”的考察，只关注到宗教性表达（religiosity）的一种形式，即正式宗教组织中的宗教参与（其测量依据是成员身份及活动参与）［8］。

此外，学术界还质疑：宗教市场论把“供应方”视为宗教变化的主要动力，这种解释倾向是否轻视了宗教市场的其他两个制约因素，即信众的需求变化和政府的宗教管理呢？同时，宗教市场论是否过于直接地将经济学原理、特别是市场规律套用于宗教现象研究，以致漠视了宗教传统的神圣本性，把原因复杂的宗教信仰归结为“商业化的理性选择”，有多少宗教界人士能够认可这样一种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的理论倾向呢？［9］只不过，该研究领域在《信仰的法则》出版以后，不仅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而且在中国也已集聚了来自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一批学者进一步做实证研究。

相比之下，宗教经济学的另外三个本来联系更为紧密的研究领域，却还处于一种自行其是的状态，因而特别需要对其进行统合分析。这就是第二大论题——“宗教经济互动论”。无论斯密从宗教市场结构的角度隐含地得出宗教信仰浪费经济增长的时间和资财的结论，还是韦伯从社会职业分层的视角明确地提出新教伦理有利于资本主义精神塑造的论题，其着眼点都在于宗教文化能否、以及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只不过，“韦伯论题”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英语世界后产生了广泛影响和诸多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脱帕森斯化”的口号下，更引发了对新教、天主教和其它宗教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重新检视；“斯密传统”在20世纪70年代经重新发掘以来，更多地被导向“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

正如“韦伯论题”与“斯密传统”相互交织一样，对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后续研究也是由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展开的。除了在定性分析上进一步做学理探讨外，这些研究还突出地表现在运用抽样调查、社会统计等方法进行多宗教的、跨地区的定量分析和经验证明。比如，Robin Grier［10］对63个前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殖民地进行跨国研究，认为新教教义比之天主教教义，更能显示其同实际GDP和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R.J.Barro和R.M.McCleary［11］运用了对59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认为经济增长与宗教信仰的程度呈正相关，但与教堂出席率呈负相关。也就是说，相对而言，宗教信仰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取决于是否具有信仰而非是否加入教会。同时，人们的健康、平均寿命与宗教之间也存在着关系，健康程度越高，则宗教信仰程度也越高。Luigi Guiso等人［12］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资料所做的一项涉及66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宗教与那些对自由市场和“好”制度有利的态度呈正相关——这里所谓“好”是指有益于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加。

同时，国内外一些学者从宗教史和经济史角度探讨了“教团经济”问题。关于欧洲教会经济的研究，也涉及中世纪天主教伦理与工商业的微妙关系，但更注重教廷财政与欧洲各君主国财政之间的消长变化。关于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也涉及锡兰和西藏地区的庄园式寺院经济问题，但以研究中国汉地佛教寺院经济的成果最多。这些研究不仅为宗教与经济的互动提供了来自历史资料的佐证，也从理论上解答了某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比如，作为中国古代金融业表现形式之一的隋唐三阶教之“无尽藏”，在提倡僧人乞食苦行的同时，聚敛并流通着数量惊人的财富。而其思想依据在于：“法离生灭之相，即为无尽，一多相即，故为无尽”，三阶教将施主施舍的财物子母辗转，生息不已，其利无尽，故称无尽藏或无尽财。“恰恰是信仰的因素保证苦行与财富能够并存”，“在财富的积与消的流转背后，蕴含着佛教徒自度度人的理想和业报轮回的宗教讲论的力量”［13］。

此外，由于“宗教的经济观”体现着不同宗教的立场，分别形成了佛教经济学、基督教经济学、伊斯兰教经济学等等，这些独立性很强的知识领域似乎难以整合到“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之中，但正如“韦伯论题”包含着不同宗教信仰对其信徒的经济行为的影响一样，“宗教的经济观”不仅在理论层面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体现着不同宗教的立场，它们也是“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内容之一。因此，“宗教的经济观”将与前两大研究领域共同构成“宗教经济互动论”。

总之，迄今为止的宗教经济学研究，可归结为上述两大论题。不过，至少对中国大陆来说，还应当关注一个与两大论题紧密相关的特殊问题，那就是商业化浪潮下的宗教境遇问题。这种相关之处大体包括几个方面：首先，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走向高度开放和激烈竞争的时代，人们的宗教热情日益高涨，以往对宗教的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但同时功利色彩也更为明显；其次，宗教感召历来影响着宗教信徒的奉献行为，而在农耕社会逐渐转变为工商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奉献的内容已经越来越货币化，这也使教团活动的经济基础日益表现为价值形态而非物质形态；再次，处于市场经济中的宗教团体，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采用企业化的经营方式来管理教团，但也可能使教团的目标本末倒置，重视经济利益而轻视济世度人；最后，更为致命的是，当追逐经济利益成为整个社会的冲动时，宗教文化资源不仅被整合到地方经济发展战略之中，而且企业、个人也把宗教文化资源当作“唐僧肉”，宗教信仰的高涨与经济利益的侵蚀相交织，使得宗教市场、以及宗教与经济的互动都呈现出某些“中国特色”。

就宗教市场而言，一方面，有的官员和学者仍然持守“鸦片论”思维，致使有些干部和民众依然“谈教色变”；另一方面，“借佛敛财”的行为更加突出，有时还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参与、乃至放纵。这种政治上的“左倾”色彩与经济上的“右倾”行为并存，使“正信”的宗教处于被夹攻的境地，人们在“红市”中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信仰商品，必然转向“灰市”和“黑市”。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在政治上对宗教进行控制更为困难；另一方面，“正信”的宗教面临着一种西方宗教未曾遭遇的、来自经济利益侵蚀的“世俗化”的可能性。

就宗教与经济的互动而言，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教团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更为雄厚，但信徒们的宗教奉献所累积起来的巨额财富，也就成为很多人志在必得的“唐僧肉”。当宗教文化为政府的GDP和税收、以及企业和个人的发财欲望做“贡献”时，“正信”宗教的生存与发展反而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样，本该对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发挥“化世导俗”功能的宗教团体，可能自身都难保，更遑论以“入世的精神做出世的事业”。宗教最重要的“伦理贡献”被“经济贡献”所抵消，“宗教的经济观”也就只能剩下理论上的价值了。

因此，当代中国宗教、尤其是佛道教的境遇，为宗教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特殊素材；中国宗教的良性发展和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对宗教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期待。这对中国宗教经济学研究来说，既是机遇更是责任。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45-373.

［2］AZZI CORRY，EHRENBER RONALD G. Household Allocation of Time and Church Attenda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5, 83(1):27-56.

［3］劳伦斯?R?伊纳库恩.宗教经济学导论［J］.张清津译.制度经济学研究,2006(3):190-226.

［4］LAURENCE R，IANNACCONE.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8,36(3):1465-1495.

［5］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M］.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16.

作者：孙健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