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网络借贷的商业银行论文

2022-04-28

参与网络借贷的商业银行论文篇1：

数字金融参与促进农户创业决策了吗？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微观视角构建一个静态职业选择模型，理论分析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农村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农户参与数字金融对其创业决策产生的影响效应及其异质性和作用机制，并运用IV-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参与能够促进农户创业决策，且对非农创业选择影响更大;相较于传统银行数字金融，互联网企业数字金融参与更能显著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进一步的研究证实，数字金融参与通过扩大融资规模、促进创业机会识别两种作用机制对农户创业决策产生正向影响。

关键词：数字金融;创业决策;农户;融资规模;机会识别

一、引言

乡村创业是农村家庭集聚生产要素，由小规模分散化经营转向适度规模经营、非农生产的重要途径。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创业活动的开展，既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客观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农民就业、增收和发展问题的关键举措。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失业农民工返乡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鼓励外出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城市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新创业”。据统计，2019年中国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人员达850万人，较上年增长9.0%左右，本乡创新创业人员超3100万人，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农民工返城返岗受到冲击，约有2.6%、60万农村滞留农民工产生留乡创业意向①。

虽然农村创业热情日渐高涨，创业规模不断扩大，但农户创业仍面临多方面因素制约[1-2]。一方面，大量经验研究表明，融资约束阻碍了家庭创业，尤其是对于农村家庭[3]。创业活动一般存在最低资金门槛，当家庭自有财富水平一定时，融资约束将会限制缺乏启动资金的家庭做出创业决策。相较于城镇地区，囿于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抵质押物等因素，农村家庭更易面临金融排斥或是金融服务不足，故而融资约束对农户创业决策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已有创业研究认为机会识别是家庭做出创业决策的重要前提并决定了创业活动的价值创造潜力[4]，而信息的获取对于机会识别至关重要[5]。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尚未建立完备的农村地区，农户获取信息成本高，信息获取与其实际需要不匹配的现象较为严重[6]，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户识别创业机会，抑制了农户创业决策。

随着移动互联网不断普及和数字技术持续创新，数字金融在我国经历了快速发展[7]。数字金融是指传统金融机构或互联网企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支付、融资、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8-9]。区别于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作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数字金融凭借低成本、低门槛、交易便捷等优势增强了对大众金融消费者的触达能力，满足了易被传统金融机构排斥的长尾群体的融资需求[10]。此外，借助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数字终端，数字金融通过大数据、客户画像等数字技术手段实现了向农户传递更具针对性、透明度更高、更加及时有效的信息资源，缓解了潜在创业农户受到的信息约束，进而提高其识别创业机会的可能性。综上，数字金融可能通过缓解融资和信息的双重约束促使农户扩大融资规模和识别创业机会，并最终促进农户创业决策。

然而，已有相关研究大多关注传统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关系，作为金融发展的新业态、新业务模式，从微观层面考察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户创业决策影响的研究却并不多见。随着数字金融向农村地区渗透普及，农户参与数字金融能否促進以及如何影响其创业决策？如果能够促进，那么农户参与数字金融更多惠及哪类创业？作为数字金融服务的两大供给方，传统银行和互联网企业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户创业行为是否具有异质性影响？这些问题有待厘清。

本文与既往研究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微观层面研究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并将数字金融参与按照金融服务供给方的差异划分为传统银行数字金融与互联网企业数字金融两类以讨论异质性影响，丰富了数字金融相关研究，也为理解农户创业决策的驱动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第二，构建一个包括农户初始财富水平、企业家能力和创业门槛的静态职业选择模型，数理推导并结合理论分析提出数字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创业决策的两种作用机制，更为直观地展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户创业决策的微观路径。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般地，创业决策是个体面临多种就业类型时理性选择的结果[11]。为简单起见，本文理论模型中将就业类型划分为被雇佣和自主创业两类。假设农户仅能同时从事一种职业活动且风险偏好中性，那么理性个体将通过比较两种就业类型的收入高低以做出职业选择。借鉴Evans & Jovanovic（1989） [12]提出的静态职业选择模型，本文将农户拥有的资源禀赋分为两种：物质资本（以初始财富z代表）和非物质资本（以企业家能力θ代表），分别设定农户被雇佣收入和自主创业收入函数如下：

假设农户被雇佣获得的工资性收入由劳动力市场外生给定且恒等于常数w，考虑到机会成本的存在，可将农户被雇佣收入函数η表示为：

η=w+rz （1）

假设农户自主创业以初始财富z和企业家能力θ为投入要素，则农户自主创业收入函数y为：

y=θkα+r（z-k）（2）

其中，k为资本投入量，r为1+市场利率，α为资本产出弹性且0<α<1。

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农户面临融资约束，其最大融资规模不超过自有初始财富的固定倍数[12]。假设农户融资规模上限为（λ-1）z，则可知农户最大资本投入量为λz（=（λ-1）z+z）。

传统静态职业选择模型并未考虑到创业最低资本投入也即创业门槛的存在。事实上，囿于初始财富积累且面临融资约束，创业门槛往往是限制个体做出创业决策的重要因素[13]。加之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户，故更应考虑创业门槛的存在。为此我们在约束条件中增加创业门槛参数x以对模型进行修正并将农户自主创业收入函数y的最优化问题表达如下：

max[θkα+r（z-k）] （3）

s.t.xkλz （4）

则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为：

dy/dk=θαkα-1-r=0 （5）

求解可得农户自主创业最优资本投入量：

k*=（θα/r）1/（1-α）（6）

根据创业最优资本投入量k*是否位于创业门槛x和最大资本投入量λz之间，以下分三种情况讨论：

1.若农户最大资本投入量λz满足λz<x，则农户仅能被动选择被雇佣并获得工资性收入，其初始财富z应满足：

z<x/λ （7）

2.若农户最优资本投入量k*满足xk*λz，则农户自主创业不受融资约束，将（6）式代入可知企业家能力θ应满足：

θ0=x1-αr/aθ（λz）1-αr/a （8）

在此条件下，农户自主创业可达到最优产出：

θk*α+r（z-k*）（9）

由模型前提假设可知，理性农户将通过比较被雇佣收入和自主创业收入的高低以做出职业选择，结合被雇佣收入函数η，则农户选择自主创业当且仅当：

θk*α+r（z-k*）>w+rz （10）

经过整理，可得：θ>（w/1-α）1-α（r/α）α=θ1 （11）

結合式（8）和式（11），此处假设常数θ0=θ1②，则不受融资约束农户选择自主创业时企业家能力θ应满足：

θ0<θ<（λz）1-α（r/α）（12）

3.若农户最优资本投入量k*满足xλzk*，则农户自主创业受到融资约束，将（6）式代入可知企业家能力θ应满足：

θ（λz）1-αr/a （13）

在此条件下，农户自主创业无法达到最优产出，其最大产出为：

θ（λz）α+r（z-λz）（14）

结合被雇佣收入函数η，则农户选择自主创业当且仅当：

θ（λz）α+r（z-λz）>w+rz （15）

经过整理，可得：θ>（w+rλz）/（λz）α （16）

结合式（13）和式（16），则受到融资约束农户选择自主创业时企业家能力θ应满足：

θ>max{（λz）1-αr/α，（w+rλz）/（λz）α} （17）

根据上述模型数理推导过程，结合式（7）、式（12）、式（17），可将具有不同初始财富和企业家能力的农户职业选择结果表示为图1。图中农户职业选择被划分为四个区域，分别是被动被雇佣区域、主动被雇佣区域、不受融资约束的自主创业区域和遭受融资约束的自主创业区域。直线l1表示农户创业的资金门槛约束。直线l2表示农户创业的企业家能力约束。直线l1和l2围成的右上方区域即为农户自主创业区域。

企业家资源禀赋理论认为个体创业前的资源禀赋条件对创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大量经验研究同样表明，初始财富积累是影响个体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融资约束阻碍了农户跨过创业资金门槛或是达到最优资本投入量从而抑制了农户创业决策[14]。借助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数字金融的发展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和交易成本，拓宽了传统金融尤其是农村金融的普惠外延，为农村数字金融参与者提供了一种更加智能、低成本、且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金融服务[15]，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其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因而，数字金融参与有利于扩大农村家庭融资规模，进而降低在给定企业家能力前提下农户因未能达到最低资本投入或是最优资本投入而放弃创业成为被动被雇佣者的可能，在图2中表现为资金门槛线l1向左平移至l3，自主创业区域面积增大S1。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数字金融参与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扩大家庭融资规模，对农户创业决策有正向影响。

在企业家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上，Chandler & Hanks（1994）首次提出创业胜任力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个体识别并利用创业机会的能力[16]。识别创业机会是农户做出创业决策的重要前提。在信息传播渠道尤为受限的农村地区，创业机会识别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户对创业信息的获取能力，信息获取所产生的信息累积效应将对农户创业决策产生正向影响[6]。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服务与数字信息技术交叉融合的产物，其所提供的支付、融资、理财等功能都可以发挥信息传递的作用[17]。一方面，数字金融延伸了金融服务场景，通过利用大数据建模等技术手段对客户进行数字画像，数字金融服务供给方在识别农户融资需求的同时，可以实现为有创业意愿的农户提供更有针对性、与创业联系更为紧密的信息，提高信息供需的匹配程度。另一方面，通过参与数字金融服务，潜在创业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增强，信息约束得到缓解，节约了搜集创业信息的时间和成本，提高了识别创业机会的概率，进而降低在给定初始财富水平前提下农户因企业家能力不足而成为主动被雇佣者的可能，在图3中表现为直线l2向下平移至l4，自主创业区域面积增大S2。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2：数字金融参与有利于缓解信息约束，促进创业机会识别，对农户创业决策有正向影响。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农户数据来自于西南财经大学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采用三阶段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PPS）的科学抽样设计，旨在通过对个人、家庭和社区的跟踪追访，收集中国微观家庭金融相关信息。2015年的调研样本覆盖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51个县（区），1396个村（居）委会，具有全国、省级和部分副省级城市代表性。本文按如下步骤筛选和处理样本：剔除城镇地区样本;保留受访者为户主的样本;剔除主要变量缺失样本;对主要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1%缩尾处理以避免极端值影响;为体现工作群体特征，借鉴已有文献[18]，将户主年龄限制在18-64岁，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包括来自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78个社区的6042个农村家庭。

（二）变量选取

1. 农户创业决策

已有研究多将创业决策界定为自我雇佣或建立新企业的行为，侧重于非农创业研究[19]。但在我国农村地区，多数家庭原本就已实施农业生产经营为主的自我雇佣决策，且农户创业往往依托于家庭这种非企业化的组织形式，并非必须建立新企业[20]。基于此，本文将农户创业决策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传统农业基础上扩大原有生产经营规模或是升级原有生产经营方式的农业创業，第二类是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的非农创业。针对第一类创业，本文通过CHFS2015问卷中“您家属于下列哪种农业生产经营户？”判断，若农户选择“农业企业”“家庭农场”或“专业大户”，则认为其从事农业创业;针对第二类创业，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目前，您家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包括个体户、租赁、运输、网店、经营企业等？”，若回答“是”，则认为农户从事非农创业。若农户从事农业创业或非农创业中的任一种，则认为其做出创业决策，记为1，否则记为0。按此定义和分类，创业农户约占研究样本的11.54%，其中农业创业占比1.62%，非农创业占比10.39%。

2. 数字金融参与

本文将数字金融参与按照金融服务供给方的差异划分为传统银行数字金融参与和互联网企业数字金融参与两类。传统银行以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为基础提供数字金融服务，故本文将农户是否使用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作为其是否参与传统银行数字金融的代理变量。对于互联网企业数字金融参与，借鉴已有文献并结合现有数据[17]，本文从数字金融的支付、融资和投资三大核心功能出发，认为若农户存在通过网络电商平台等采购或销售商品、上网购物（即参与数字支付）、互联网借贷（即参与数字融资）以及互联网理财、众筹（即参与数字投资）等行为，则其参与互联网企业数字金融。如果农户使用传统银行或互联网企业提供的数字金融服务，则数字金融参与记为1，否则记为0。

3.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21-22]，设置可能影响农户创业决策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理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个体特征选取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水平和风险偏好;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口规模、住房、车辆、耕地;对于地理特征变量，以我国西部地区为参照组，构建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区虚拟变量以控制地区之间的社会文化与创业氛围等差异。

（三）模型设定

考虑到农户创业决策的虚拟变量特征，本文采用Probit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时采用了工具变量（IV-Probit）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Probit模型设定如下：

Entreprei*=α+β1DFi+β2Xi+Region+εi

Entreprei=1（entreprei*>0）（18）

其中，Entreprei是第i个农户的创业行为，衡量农户是否做出创业决策;Entreprei*为潜变量，当Entreprei*>0时，Entreprei取值为1，否则为0;DFi为农户数字金融参与情况;Xi为包含个体和家庭特征的一系列控制变量;Region为地区虚拟变量;εi为随机扰动项。

（四）变量描述统计

本文根据农户是否创业进行分组，比较数字金融参与在创业农户与非创业农户中的差异，表1列示了各解释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对于数字金融参与，16.64%的创业农户使用过数字金融服务，而在非创业农户组别中这一比例仅为5.65%，明显低于创业农户组，由此可以直观看出创业农户与非创业农户在数字金融参与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也基本符合预期，具体表现为创业农户组别中男性比例更大、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等特征。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

考虑到同一社区不同农户的随机扰动项可能存在相关性，本文所有估计结果均将标准误聚类到社区层面。表2报告了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是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户创业决策总体影响的回归结果。第2列则根据数字金融服务供给方的不同，分析比较了传统银行数字金融参与和互联网企业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户创业决策影响的差异。

然而，以上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数字金融参与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数字金融参与不仅可能影响农户创业决策，反过来有创业倾向的农户也会更有意愿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例如参与数字支付或数字借贷。此外，尽管本文在实证模型中控制了一系列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但仍可能存在某些难以准确观测的因素（例如户主能力、家庭背景等）同时影响数字金融参与和农户创业决策。因此表2的第3列使用工具变量法来纠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家庭是否拥有智能手机或电脑作为数字金融参与的工具变量③，进行IV-Probit估计④。选取这一工具变量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农户拥有智能手机或电脑是其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前置条件，两者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其次，家庭层面是否拥有智能手机或电脑不能直接影响农户创业决策，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的选取要求。根据表2估计结果，从统计显著性来看，数字金融参与能够促进农户创业决策，且在1%水平上显著;从经济显著性来看，农户参与数字金融，其创业概率平均提高6.0%。在考虑数字金融参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这种显著正向影响仍然存在。比较数字金融服务不同供给方的边际影响可知，相较于传统银行数字金融，互联网企业数字金融参与更能显著促进农户创业决策，这可能与互联网企业数字化程度更高，其所提供的支付、融资等数字金融服务门槛更低且交易更便捷相关。

以上分析仅把农户创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未考虑创业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因此本文进一步根据创业的类型将农户创业划分为农业创业与非农创业，表2的第4列和第5列考察了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户不同类型创业的异质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户参与数字金融，其农业创业与非农创业概率分别提高1.0%和5.8%。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户非农创业的影响显著高于农业创业，这是因为相较于经营规模更大、技术升级要求更高的农业创业，农村非农创业以个体工商经营为主，资金门槛以及对农户掌握信息资源的要求均较低，故而数字金融参与缓解融资和信息约束的功效在非农创业领域中更为明显。

（二）数字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创业决策的机制检验

前述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参与能够促进农户创业决策，且该种促进作用无论在数字金融参与内部还是在家庭创业选择之间均存在显著异质性。进一步地，根据第二部分理论分析，数字金融参与可能通过两条途径影响农户创业决策：扩大融资规模和促进机会识别。为验证第一个机制，本文首先选用家庭总负债规模作为农户融资规模的代理变量，检验数字金融参与对家庭融资规模的影响。由于部分样本家庭无负债，农户融资规模是一个截断变量，故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表3的第1列汇报了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数字金融参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有利于扩大农户融资规模。第2列考虑数字金融参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选取与上文一致的工具变量进行IV-Tobit回归，所得结论并无实质性变化。

其次，本文进一步检验融资规模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表3的第3列估计结果显示，融资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农户创业决策且在1%水平上显著。第4列考虑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选用同一社区其他家庭的平均负债规模作为本家庭融资规模的工具变量进行IV-Probit回归，估计系数仍为正且显著性水平保持不变，但由于Wald内生性检验在10%的水平上无法拒绝融资规模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故该处仅作为稳健性检验进行汇报。这些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参与通过扩大家庭融资规模进而促进了农户创业决策，假说1得到验证。

接下来，本文验证第二个机制，即数字金融参与促进创业机会识别。识别潜在的创业机会是农户做出创业决策的前提和关键所在，进而表现为创业动机[11]。因此本文通过判断数字金融参与是否对农户创业动机有影响，对第二种机制进行检验。CHFS2015问卷针对未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的家庭进行了调查。具体问题是“未来您家是否打算开展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包括个体户、租赁、运输、网店、经营企业等？”若回答“是”，则认为农户存在创业动机，记为1，否则记为0。

表4汇报了模型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是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户创业动机影响的Probit模型回归结果。进一步地，为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第2列汇报了OLS回归结果，第3列将数字金融参与视作内生变量，选取与上文一致的工具变量进行IV-Probit回归。估计结果均显示数字金融参与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创业动机，假说2得到验证。

（三）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稳健性检验

前文在检验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时已经运用IV-Probit模型尽可能减轻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可能引致的内生性问题，但参与数字金融的农户往往是那些有意愿同时金融素养较高进而有能力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农户，也即农户是否参与数字金融可能并不是随机的，而是“自选择”的结果。考虑此，本文使用Rosenbaum & Rubin（1983）[23]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数字金融参与影响农户创业决策的反事实情景假设，纠正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表5报告了不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下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户创业决策的估计结果。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结果显示，在控制样本选择偏误后，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户创业决策仍有稳定促进作用⑤。这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移动互联网不断普及和数字技术持续创新，数字金融向农村金融市场的渗透拓宽了传统金融尤其是农村金融的普惠边界，对农村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构建一个静态职业选择模型，从微观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农户参与数字金融对其创业决策产生的影响效应、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参与激发了农户的创业热情，且对农户非农创业的影响较大。（2）相较于传统银行提供的数字金融服务，农户使用互联网企业数字金融服务更可能促使其开展创业活动，这说明现阶段互联网企业数字金融服务的门槛更低，普惠性更强。（3）数字金融能够缓解农户融资约束，扩大家庭融资规模，提高农户信息可得性，促进其识别创业机会，最终激励农户创业。

本文研究结果为理解乡村振兴背景下金融服务支持农户创业提供了新的視角。基于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应积极完善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顶层设计层面推动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有序健康发展，提高农户创业资源的可得性，激发农户创业热情，促进农村创新创业。第二，增强传统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应用能力，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鼓励商业银行借助数字技术手段优化金融服务模式、丰富金融产品供给，缓解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等问题，着力提高农村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与质量，为农户创业提供更加普惠的金融支持。第三，引导农户主动使用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对于农民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专项培训体系，特别强化农户智能手机应用技能培训，提升农户数字化能力，降低其受到数字金融排斥的可能性，弥合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数字鸿沟”。

注释：

①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深入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的意见>答记者问》，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6/19/content_5520414.htm.

② 当θ0>θ1或θ0<θ1 时，本文结论亦不受影响，故为简便起见，本文假设θ0=θ1。

③ 若家庭拥有智能手机或电脑，该变量记为1，否则记为0。

④ 由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参与”为二值虚拟变量，故IV-Probit仅能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但为检验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本文也采用了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方法，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⑤ 限于篇幅，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平衡性检验结果没有汇报，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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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赵春江）

作者：熊健董晓林

参与网络借贷的商业银行论文篇2：

城镇老旧社区更新改造中公众参与困境及出路

摘要：老旧社区更新改造是新时代背景下推进我国城市更新和存量土地开发建设方式转型的重要环节，是促进经济内循环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民生工程，同时也是一项复杂的城镇开发建设活动。其直接涉及到社区居民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平衡，而公众参与是协调和减少老旧社区更新改造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平衡各方利益、推动老旧社区顺利改造的关键。我国老旧社区更新改造中的公众参与发展演变历程起步晚，参与渠道和方法有限、参与深度不够、参与效果不佳，象征性参与多、实质性参与少。在老旧社区更新改造实践中，公众参与还面临着群体分化与社区居民组织化程度低、参与意愿不强、参与能力薄弱、参与法律法规缺失、参与渠道和方法有限、参与意识薄弱等现实困境。针对存在的困境，提出了促进老旧社区更新改造中公众参与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老旧社区;更新改造;公众参与;困境与对策

如何充分提升和促进公众参与老旧社区更新改造的积极性，让居民参与到社区更新改造的全过程中来，从而减少社区更新改造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平衡各方利益，使老旧社区更新改造成果在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同时也能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是研究中国城镇老旧社区更新改造问题时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命题。本文尝试阐述中国城镇老旧社区更新改造公众参与现状、困境，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1 老旧社区更新改造中公众参与的现状

1.1 公众参与发展演变历程起步晚、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

从公众参与发展演变历程来看，相比于国外的公众参与研究，国内公众参与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公众参与”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引入国内规划界，到21世纪伊始，有关公众参与的研究才逐渐崭露头角。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存量时代到来，老旧社区更新改造问题越发凸显，公众参与也在老旧社区更新改造过程中愈来愈受到重视。然而，国内老旧社区更新改造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发展状态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参与方式多是以政府和开发商为主导、社区居民被动参与的形式出现，公众参与在老旧社区更新改造中至今仍多以局部范围内的个案方式出现。

1.2 参与渠道和方法有限、参与深度不够

《城乡规划法》中提到的公众参与方式有论证会、听证会、公告、公布、公示、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以及其他方式。但在老旧社区更新改造实践中，由于国内公众参与发展状态还处于起步阶段，不管是从公众参与的立法、制度、机构组织，亦或是从具体的运行方法来看，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就使得公众参与除了传统的被动式、象征性参与外，实质性、主动性参与不足，即使社区居民有参与积极性，而现实可参与的渠道和方法却很少，存在着“参与无门”的困境。在公众参与深度上，城市老旧社区更新改造是一个涵盖决策、規划、管理和实施环节的全面动态过程，以往城镇老旧社区更新改造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一般只是在规划制定完成之后对结果进行象征性的公示、公告，社区居民更多是被动地接受和了解决策、规划、管理和实施等各个环节，即使参与也无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更谈不上主导决策、规划、管理和实施各个环节。

1.3 公众参与效果不佳

老旧社区目前正处于急需更新改造的时间点上，在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持续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有效盘活城镇存量土地这两个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在持续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建设过程中，老旧社区存在着居住主体成分复杂、利益差异明显、个体原子化现象突出，这就决定了老旧社区更新改造中居民的参与诉求差异大，在参与过程中首先选择的必然是公共性最强、与自身利益密切的改造项目，如交通等住房配套基础设施，历史文化环境保护、老旧社区加装电梯等改造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动力自然不足，导致老旧社区更新改造公众参与效果不佳。再者，在以往的城镇开发建设中，“大拆大建”模式居于主导地位，老旧社区规划决策对公众参与的吸纳、引导一直不足。在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微更新”越来越成为老旧社区更新改造的重要模式。而国内公众参与发展状态正处于起步阶段，使得公众参与老旧社区更新改造的效果很不理想。更新改造的效果基本取决于政府部门的价值取向和主政者的综合素质，往往与社区居民的诉求偏差较大，社区居民自然无法主动地、实质性地参与老旧社区更新改造的各个环节，更无法真正行使监督权利。

1.4 象征性参与多、实质性参与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权利不断增强，公众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参与渠道不断拓宽。老旧社区更新改造中公众参与程度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开始逐渐参与到社区更新改造中来，主动参与调查并反映问题，并在方案设计中参与并影响方案选择。然而，在当前老旧社区更新改造过程中，公众参与仍然以“被动性”“象征性”为主，“主动性”“实质性”参与占比偏低。从老旧社区居民参与决策、规划、管理和实施等各个环节来看，在更新改造之初的规划环节，设计师为了解社区现状而向社区居民采取问卷调查或者座谈会的方式进行初步研究;在规划、设计等前置环节完成之后，将规划实施方案确定后向社区居民公开展示，并由相关行政部门组织专业人士向公众进行设计方案解读、宣传、公告、公示等;在规划的实施阶段，社区居民被行政部门要求对更新改造方案的实施过程进行舆论监督。

2 老旧社区更新改造中公众参与的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

2.1 群体分化与社区居民组织化程度低

老旧社区居住条件普遍较差，配套设施相对老旧，居住体验感差。有能力改善居住条件的原户主纷纷搬离，但由于老旧社区往往位于中心城区尤其是老城区，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所以老旧社区房屋所有者即使搬离，往往也会将原来的房子保留下来用于出租。而低廉的租金又吸引着大量中低收入人群入住，导致老旧社区主体层次分化明显。随着老旧社区出租现象越来越多，社区居民的异质性越来越强，住户个性差异化、原子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参与社区更新改造的诉求和利益越来越多元复杂和难以协调，使得老旧社区凝聚力和自组织能力越来越弱，群体认同度不断降低，居民参与社区更新改造的内在动力不足。而且，不仅老旧社区内部出现新老住户群体分化现象，老旧社区与周边后开发的新小区之间也存在着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的倾向，二者之间不论是物质层面还是居住主体都存在着较大差异，使得一些地方的老旧社区被隔离和孤立、社区居民身份被歧视。随着老旧社区居民异质化和原子化的程度不断加剧，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降低，将居民组织起来实施社区更新改造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2.2 老旧社区公众参与意愿不强、参与能力薄弱

老旧社区的住户通常是经济能力较弱，人口结构老龄化、贫困化、边缘化现象比较突出的群体，公众参与意愿不强、参与能力薄弱。从参与能力来讲，首先，由于老旧社区的居住主体基本以外来流动人口、低收入群体、老年人群、退休产业工人和刚毕业步入社会的青年群体为主，这就决定了老旧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和意识较为薄弱，缺乏日常维护和更新的自我服务能力，老旧社区公共设施功能衰退和环境品质下降的速度随着时间推移呈逐渐加快趋势。与此同时，老旧社区公共設施功能衰退和环境品质的下降反过来又进一步限制了社区居民参与小区邻里活动的能力。再者，受老旧社区居民主体特性的制约，其在更新改造过程中资源获取能力和社会力量动员能力较弱，原住居民大多搬到居住条件较好的社区，其将老旧社区用于出租也只是为了获取低廉的租金收入，在老旧社区更新改造中，尤其是在低公共性项目的更新改造中，需要社区居民自己投入相当的资金，且更新改造过程中居民涉及度越高则需要其投入的资金越多，涉及度低的住户又多不愿参与和投入资金，而租住于老旧社区居民又基本以外来流动人口、低收入者、以退休产业工人为代表的老年人和刚毕业步入社会的青年群体为主，其参与更新改造的意愿不强，即便参与到社区更新改造中来，其获取、整合资源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能力也十分薄弱。此外，城镇老旧社区更新改造专业性较强，要求参与主体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作为支撑，如在社区更新改造中的规划环节专业性比较强，参与主体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规划技能和知识才能理解规划意图、胜任规划工作，这通常对于居住主体结构分化严重、公众参与能力薄弱的老旧社区是不具备的。加之，居民在参与到社区更新改造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设计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的指导，导致其对规划和实施方案理解不到位，使得公众在参与社区更新改造时具有盲目性、被动性和象征性。

2.3 公众参与法律法规缺失、参与渠道和方法有限

在城镇更新改造公众参与的相关立法中，《城乡规划法》是为数不多的、从法律法规层面提出公众参与方式的法规文件，但《城乡规划法》只做原则性、建议性和倡导性的规定和指引，因此在实践中仍面临参与方式选择的问题，尤其是公众参与规划的目标、性质、内容、职能、机构、组织、权限、程序、处罚等方面缺乏明确规范。当前，在老旧社区更新改造的实践中，公众参与多处于盲目自发状态，几乎没有法律进行指引，相关主体或主政者仅凭一些规范性文件进行操作和实施，这就使得公众参与老旧社区更新改造的立法处于空白状态，相关主体或主政者从程序上虽然是依法操作实施，但其自由量裁空间过大，而居民参与渠道和方法有限，导致不能保障社区居民在决策、规划、管理和实施各个环节过程中的参与权利，从而使得居民真正的诉求被忽略、居民权益得不到保障，最终导致更新改造的成果不能真正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造成更新改造的低效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3 促进老旧社区更新改造中公众参与的政策建议

3.1 以“党建+”推进社区多主体再组织化与吸纳社区精英参与并举

在我国社区建设历程中，随着行政化色彩逐渐淡化，社区居民的异质化和原子化的程度不断加剧，导致社区群体分化与社区居民组织化程度不断降低，这一现象在老旧社区中格外突出。破解由社区群体分化与社区居民组织化程度低导致老旧社区更新改造中公众参与度低的困境，需要以“党建+”推进社区多主体再组织化。以“党建+”推进社区多主体再组织化建设，就是在社区更新改造过程中，以“党建+”模式为社区多主体再组织化的主轴，构建包含党组织、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更新改造模式，搭建基层党组织、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和社区居民的对话、协商、沟通、协同、合作、共事等工作机制，使党的基层组织在社区更新改造过程中作为一种社区资源整合与吸纳的主导力量，主动建构社区公共利益，疏通、完善各种利益表达、利益实现的机制和渠道，在有效整合社区居民利益的基础上，成为动员居民、凝聚社区的政治核心，引导社区内的组织和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权力的分配中来的，从而提升社区更新改造过程中的组织发育水平。

社区精英是社区中自我意识强烈、行动能力突出，并且比其他社区居民拥有更多的权威性资源（如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等），从而在城市社区中享有绝对权威的人，支持和吸纳社区精英参与老旧社区更新改造，可以作为“党建+”模式推进社区多主体再组织化之外的重要的非政治力量补充，作为社区更新改造的相关者（不一定是因为老旧社区更新改造项目的直接相关者，而是由于更新改造项目和其本人同处于同一小区，并且基于其社区精英身份或特性产生的相关性），其社区行动能力比大多数社区居民较强，社区参与意识强烈，并且掌控有可观的权威性资源，在改造过程中以“党建+”推进社区多主体再组织化的同时，支持和吸纳社区精英参与更新改造，可以充分利用和整合其所拥有的资源，延伸和拓展“党建+”这一带有政治标签所不能整合与吸纳的社区资源（基于其特有的社区社会资本而拥有和掌控的资源），化解老旧社区更新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整合社区各方利益，动员社区各方力量，提升社区组织化程度，从而增强老旧社区更新改造的公众参与度。

3.2 推进公众参与立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当前，除《城乡规划法》从国家法律法规层面对公众参与做了原则性、建议性和倡导性的规定和指引外，很难再看到其他有关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因此，要推进公众参与立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国家法律法规层面保障社区居民作为主体直接参与社区更新改造的权利，而不是仅仅由政府部门制定。

在老旧社区更新改造的决策、规划和审批等前置环节，要从法律层面充分保障公众参与的实质性权力，甚至考虑赋予公众对规划的最终决定权，应采取调研、民意征集、宣传、公告、社区居民代表讨论、综合性论证等方式搭建相应的公众参与平台，并就决策结果或规划方案进行社区居民讨论，通过投票等方式支持或反对结果与方案，进而决定规划方案，而不是由各级政府及所属规划管理部门垄断审批权;在更新改造中的实施环节，应充分保障社区居民对方案实施过程进行监督的权利，在改造效果与居民需求出现较大差异时，应保障居民有权向行政部门、法律机关寻求帮助甚至提起诉讼的权利;在公众参与行政规划的信息公开、决策或方案形成阶段，要合理限制政府规划主体行使自主裁量权，从法律步骤和程序上保障社区居民提出意见的途径和渠道，如果公众参与过程中提出的意见被排除，应从法律步骤和程序上进行充分说明并公开理由，以保障公众参与过程中信息的双向互动性，政府规划主体在行使自主裁量权时，其裁量结果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符合社区居民意见，也要从法律步骤和程序上进行充分说明并公开理由;在政府规划主体违反公众参与行政规划而承担的法律责任上，应明确行政规划主体违反公众参与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划制度时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范围。

当然，推进公众参与立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而推动公众参与形成一个立法体系或制度体系也要兼顾公众参与的具体环境，在国家制定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的同时，也要授权地方政府结合各地实际制定操作性强的具体规定。

3.3 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培育和提高公众参与意识

社区居民主体意识的强弱和认知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其在社区更新改造过程中参与积极性高低的关键因素，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尤其是社区更新改造中的主体意识会促进其对更新改造活动产生更积极的态度。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培育和提高公众参与意识，有助于养成社区居民自觉主动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培育和提高公众参与意识，要构建多元化的社区更新改造主体意识和公众参与知识宣传体系。政府部门特别是住建部门和宣传部门应多层次、多形式地对居民的社区更新改造主体地位进行宣传，并就公众参与的意义、方式、机制，以及意见协商、诉求表达等方面进行宣传教育，特别是针对老旧社区，宣传公众参与对于促进社区更新改造的重要意义，普及《城乡规划法》等公众参与更新改造的相关法律法规，让社区居民认知规划、理解规划、支持规划和最大限度地参与规划和更新改造，不断增强社区居民自觉主动贯彻居民社区居民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3.4 实施社会化更新改造，推动社会力量参与

针对老旧社区居民经济能力较弱，人口结构老龄化、贫困化、边缘化现象比较突出，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务能力不强、更新改造过程中资源获取能力和社会力量动员能力较弱、更新改造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撑的困境，探索实施社会化更新改造，推动社会力量参与老旧社区更新改造。探索城市老旧社区更新改造实施市场化运作方式，从老旧社区更新改造的融资上，以专项维修资金为基础，鼓励社区产权居民直接出资，支持社区产权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老旧社区更新改造。与此同时，支持符合资质的企业用信用类债券、项目收益票据等进行债券融资，政府支持企业进行债券融资但不承担融资职能。此外，支持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结合各自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在借贷风险可控、商业发展可持续前提下，对实施城镇老旧社区改造的企业和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在参与主体上，大力支持“政府+企业”的改造模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改造，通过政府采购老旧社区更新改造服务，或以招投标的方式向符合资质的社会企业进行公开招标，吸引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更新改造的全过程中来，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改造后将小区公共收益让渡给参与主体。此外，政府要积极引导各社会力量履行社会责任，对于已经立项的老旧社区更新改造项目，政府要积极协调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公益组织以公益性帮扶的方式参与老旧社区更新改造，重点协调设计师、工程师等专业性强的技术人员参与更新改造，提供专业技术参与小区相关基础设施设备的改造提升。

3.5 加强老旧社区的社会联结，增强居民社区社会资本

社区“社会联接”强调的是横向的“联”与纵向的“接”之间的互动机制，既强调社区成员之间横向的联系，同时也强调社区内纵向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对接”，从而将整个社区成员横纵编织成一张社会网络，在增强社区社会资本的同时增强居民在社区更新改造过程中的参与积极性。加强老旧社区居民的社会联结，在自治能力建设上，社区可以以“社区精英”、社区党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和业委会成员为组织骨干，引导社区居民根据兴趣爱好、需求、工作背景等建立起一系列的自治性群众组织，如社区宠物协会、志愿服务队、象棋社、广场舞社团、社区游泳俱乐部、篮球队、乒乓球队、夕阳艺术团等，积极加强社区居民在生活上的互动与连接：在日常社区治理的再“单位化”与“组织化”问题上，将“网格化”管理引入社区并细化，老旧社区可通过建立网格管理和楼宇党支部，或者以楼层、楼栋单元进行微观治理单元划分，以“单位人”为核心建立起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增强微观治理单元在社区更新改造过程中的集体行动能力。此外，可以探索搭建社区党支部、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社会公益组织、非营利组织（NPO）与小区居民之间的互动平台，如发掘老旧社区文化资源、在社区内集体举办传统节假日活动、开展社区公共艺术行为、社区跨党支部开展特色主题党日活动，重塑和增强社区“单位”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新邻里关系，培育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扭转社区居民异质化、原子化趋势不断加剧的局面，增强居民社区社会资本，从而增强社区公共参与特别是社区更新改造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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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亚越吴凌芳.诉求激发公共性：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基于H市老旧小区电梯加装案例的调查.浙江社会科学.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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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李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解读.城乡建设.2020.15

6.芦恒蔡重阳.“单位人”再组织化：城市社区重建的治理创新——以长春市C社区为例.新视野.2015.06

作者简介：李爱刚，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郑林子，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博士，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华中科技大学2020年自主创新基金文科青年项目“保障房配建政策对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编号：5003407070）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爱刚郑林子

参与网络借贷的商业银行论文篇3：

我国P2P借贷平台监管套利的路径、危害及治理措施

摘要：2011年以来，我国P2P借贷行业爆发式增长，学界普遍认为其成长动力来源于监管套利。我国P2P借贷平台监管套利是通过引入担保、承诺赎回、债权转让、产品标准化、创设净值标等手段，实现了与商业银行同样的功能，却无需接受金融监管。监管套利破坏了监管制度的有效性，侵害了金融消费者权益，阻碍了正规P2P借贷的发展，在一定程度扰乱了宏观调控，增加了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会，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为此，应采取相应措施，如完善我国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体系，实现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审慎监管向双峰监管的转变，建立P2P借贷的监管数据报送系统。

关键词：P2P借贷；监管套利；消费者权益；债权转让；产品标准化；金融监管；系统性金融风险；信用风险

P2P（Peer-to-Peer）借贷是个体与个体直接发生借贷关系，整个过程无需金融中介参与，具有去中介化特点。2005年英国Zopa网站正式运营，标志着P2P借贷诞生；2006年美国第一家P2P借贷平台Prosper网站正式上线，同年，我国第一家P2P借贷平台“宜信”正式成立；2007年，目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P2P网络借贷平台Lending Club成立，同年，我国第一家P2P网络借贷平台“拍拍贷”上线。根据网贷之家的统计，2015年我国P2P借贷全年成交9 823.04亿元，同比增长288.57%，虽然相比于银行、信托、证券、基金、保险等传统金融行业还有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差距，但横向比较而言，无论是成交额还是增长率均远超英美等P2P发源国。根据零壹数据的统计，截至2015年末，我国共有P2P借贷平台4 273家，其中2015年新增1 958家，与2014年新增家数基本持平；2015年新增问题平台1 345家，即30%的P2P借贷平台在2015年出现风险事件，表明P2P网络借贷的风险开始集中爆发。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P2P借贷平台的研究

国外研究表明P2P借贷平台具有诸多积极意义，但也存在一定风险。低收入人群以及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是各国普遍面对的问题，而P2P借贷最为重要的价值则在于提供了一种普惠金融的模式，被认为有可能能够更好地解决该问题。David（2013）指出，P2P借贷程序简单灵活，交易费用较低，相对于传统金融机构的中介模式，P2P借贷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得了较窄的存贷款利差[1]。Liu（2013）指出，P2P借贷模式通过打破一次博弈或匿名交易的的假设，改善了信息不对称问题[2]。Zhu（2012）认为P2P网络借贷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发布、搜索与对接，降低了交易成本；其次，该种模式使得小额借贷成为可能，拓展了借贷的规模边界；再次，多对多的借贷模式有助于分散风险；最后，通过社交网络的泛化，使得借贷关系突破了原有的熟人圈[3]。Andrew（2012）指出，银行是被法律充分认可的隐私信息服务机构，但P2P借贷平台是否可以被如此看待，则存在较大争议[4]。Ali（2013）的研究认为，目前的投资人尚不具备加工信贷信息的足够能力，所以P2P借贷模式的去中介化可能会加剧市场风险，并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5]。Subhes（2012）的研究也指出，P2P借贷在信息真实性以及信息加工能力方面比传统金融中介存在明显不足[6]。

国内学者除了借鉴国外研究以外，也对我国P2P借贷的特殊性进行了讨论。孔非凡和江玲（2013）认为我国P2P借贷定位模糊，监管缺失；中介费用与利息费用高昂；法律缺失，监管主体缺位。其中的监管套利业务可能冲击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效力；对于商业银行业的存贷款业务可能带来冲击；隐藏的风险可能向银行业以及金融业其他部门传导，甚至导致系统性风险[7]。许荣等（2014）提出我国P2P借贷存在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和道德风险[8]。叶湘榕（2014）提出，我国P2P借贷发展出了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运作模式，也产生了许多特殊性的风险，包括信息披露风险、法律风险、产品异化风险、关联交易风险、流动性风险、风险控制技术风险、中间账户监管缺位风险以及非法集资风险[9]。《中国P2P借贷服务行业白皮书2014》（2014）指出我国P2P借贷的主要风险包括：不良债权追索与处置风险、专业放款人的资金流动性风险、网贷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无序竞争风险、管理风险、机构合作风险、中间账户资金监管风险、信息披露风险、非法集资风险、文化冲突风险[10]。

（二）关于监管套利的研究

“监管套利”借用了金融学中的“套利”一词，但与“套利”概念无需净投资，或有正收益的特征并不完全相同。国外的Donahoo和Shaffer（1991）[11]、Frank Partnoy（1997）[12]、Gastion和Walhof（2007）[13]、Victor Fleischer（2010）[14]，国内的董红苗（2003）[15]、沈庆劼（2010）[16]等都对监管套利进行过定义，总体含义是：在经济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便出现了监管套利机会，理性的市场主体会选择最优交易策略，从而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1）一个经济目的，可以通过多个交易策略来实现。（2）对于上述实质相同但形式不一的交易策略，监管制度存在着不同的对待方式。监管制度在对待方式上的差异性源于制度内在的不完全性，其无法对交易的经济实质给出足够精确的界定。

关于我国金融业的监管套利问题，鲁篱和潘静（2014）认为，我国影子银行的首要风险就是监管套利，其建议监管部门引入原则监管与“自我承诺”型监管工具，健全宏观审慎监管与监管协调机制[17]。耿同劲（2014）提出，货币资本从金融领域进入实体经济的缓流和阻滞也是货币空转的一种类型，即影子银行，也是监管制度差异所导致的监管套利行为[18]。赵英杰（2014）基于我国证券监管的实际情况，从动因、模式、积极影响与合法性等角度讨论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套利行为[19]。黄国平（2014）认为监管资本可以理解为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为其所持有的美式卖出期权而支付的价格；经济资本是金融机构愿意为持有美式卖出期权而支付的价格。研究表明，在经济资本能够涵盖系统性风险的假设前提下，经济资本将与监管资本趋同，监管资本套利将随之消失，但这种理论假设在现实情况下并不存在[20]。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在国外，“金融脱媒”是P2P借贷生成的内在逻辑。一方面，随着征信体系的完善以及风险评估技术的智能化，部分风险评估工作可以脱离人工，从而导致通过商业银行进行风险识别的意义大幅下降。P2P借贷平台利用软件替代人工，基于征信公司的信用评分进行二次开发，较好地降低了中小企业以及个人信贷的信用审核的成本。另一方面，P2P网络借贷可以分散风险，在投资者具有承担投资风险的相应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以资本应对风险的意义也已经相对有限。P2P借贷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节约了资本占用，降低了交易成本。但在我国，上述条件并不具备，国外P2P借贷的生存逻辑在我国并不成立。我国的P2P借贷异化出了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商业模式，已经背离了P2P的借贷的上述生存逻辑。学者们大多认为，监管套利才是我国P2P借贷的生存逻辑。一方面，我国的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业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限制，保证了其长期的高额利润水平。P2P借贷通过监管套利，实现了与商业银行同样的功能，逾越了金融业门槛，分食了商业银行的利润。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受到包括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存贷款比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规定的严格监管，需要承担较为高额的监管负担。而目前我国的P2P借贷完全游走于监管之外，不必承担任何监管负担，从而极大地节约了成本，或者说是将成本转嫁给了投资人和社会公众。但我国的P2P借贷平台通过何种路径实现了与商业银行同样的功能，其监管套利又对市场带来了哪些负面的影响？学者们并未有过深入讨论。

二、我国P2P借贷平台监管套利的路径

（一）引入担保实现了与商业银行相似的风险配置功能

担保是我国P2P借贷平台极为常见的模式。目前无担保的平台仅有拍拍贷、点融网等，占比不足1%；由担保人提供担保的平台占所有平台总数的19%；26%的平台通过风险保障金模式提供担保；此外有一半以上的平台虽然声称提供本息保障，但未明确具体的担保制度①。商业银行的风险汇聚功能，简化了储户的工作，储户只需要分析商业银行的偿付能力，而无需对借款人的信用水平进行研究。出于专业化的考虑，市场也需要由商业银行而非储户进行借款人的信用分析，而商业银行的全额兜底也正是与此最为适应的激励相容机制。受制于法律限制，我国的P2P借贷平台不能与投资人和借款人分别建立债权债务关系，但是通过担保的引入，实现了与商业银行同样的风险配置功能。

（二）承诺赎回实现了与商业银行相似的期限错配功能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P2P借贷平台承诺在投资项目到期时提供转让服务，相当于是平台作出的赎回承诺。在实际操作中，平台一般会在投资到期时，寻找其他投资人来受让原有债权，也可能在其他投资人一时未能寻找到的情况下，由平台自身或其关联方先行受让。承诺赎回可以将期限较长的借款需求从时间上进行分割，以方便短期资金的对接，即实现期限错配，平台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利差。期限错配是商业银行重要的利润来源，但期限错配同时也导致了流动性风险，在原有投资到期以后，如果没有新的资金进入，则会出现给付危机。监管部门在允许商业银行进行期限错配的同时，也使用了多个指标来监管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商业银行的储户与借款人并不对应，商业银行分别与双方签订债权债务合同，所以可以实现期限错配。根据法律限制，P2P借贷平台不能参与到债权债务关系之中，投资人与借款人需要一一对应。但通过承诺赎回模式，借款平台实现了与商业银行同样的期限错配功能。目前期限错配已经被监管部门严厉制止，但尚未明确界定其具体形式，承诺赎回依然是我国P2P借贷平台极为普遍的运作模式。

（三）债权转让实现了与商业银行相似的资金匹配功能

债权转让也是目前我国P2P借贷平台非常普遍的一种模式，由作为专业放款人的自然人先行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再通过平台将该笔债权转让给投资人。在债务关系设立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专业放款人将成为债务关系的债权人，由于专业放款人使用的是自有资金，其仅仅进行债权转让而不向任何投资人借贷，所以与我国关于非法集资的规定并不冲突。债权转让模式的出现，使得平台有更加富裕的时间为项目寻找投资人，大大提高了资金匹配的效率。在传统商业银行，其资金匹配过程与此相反，是先有资金再有项目。储户将资金存放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寻找借款人发放贷款，即商业银行通过存款沉淀形成的资金池保证了资金匹配的效率。同样是受制于法律的约束，P2P借贷平台不能吸收存款，但可以采取反向的操作，在由专业放款人先行垫付一部分资金以后，实际上构建了与商业银行功能相似的资金池。P2P借贷平台通过引入债权转让模式，也实现了与商业银行同样的资金匹配功能。

（四）产品标准化实现了与商业银行相似的存款吸收功能

我国的P2P借贷平台目前已经弱化投资所对应的不同借款人之间的差异性，强化了不同投资项目之间的同质性。平台一般将投资人受让的债权包装成标准化的理财产品，每份理财产品具有相同的金额和条款，唯一不同的是所对应的借款人。大量平台在销售产品时并不涉及对于借款人的介绍，而是充分强调了平台所提供的担保。甚至在很多平台上，投资人在合同签署之前并无权了解到借款人的信息。即使在合同签署之后，所获得的借款人信息也极其有限。商业银行的所有存款，虽有到期时间的差异，但是在信用风险上都是一致的。这样也方便了投资人的储蓄选择，其在选定商业银行之后，只需要决定存款期限，无需关注借款人的信息，这大大简化了存款的工作量，提升了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能力。我国的P2P借贷平台通过产品的标准化，也能够更好地适应投资人的需求，实现了与商业银行同样的存款吸收的功能。

（五）创设净值标实现了与商业银行相似的存款创造功能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P2P借贷平台都创设了净值标，净值标是借款人以其在该平台上投资的借款标的作为抵押而进行的借款。如果借款人不能如期偿还贷款，平台会截留其所投资的借款标的的现金流并以此来偿还投资人。对于净值标的投资人而言，只有在双重违约的情况下才会遭受损失，所以一般认为净值标的风险较小。净值标是P2P借贷在我国的一种异化产品，极大地增加了借款人的杠杆比例，鼓励了以借款进行投资的行为。以抵押率90%为例，如果借款人先通过P2P借款平台获得100元借款，再将借款在该平台上进行投资，从而形成了100元的债权，然后以此作为抵押可以再从平台获得90元的借款，再投资以后再抵押又可以获得81元的借款，以此类推，其最终将能够获得1 000元的借款。这与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过程极其相似，如果借款人的借款仍然以存款形式存放于商业银行而不流出的话，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其在贷款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同等数量的存款，循环往复，可以创造出数倍于原有存款的贷款。我国的P2P借贷平台通过创设净值标的方式，也实现了与商业银行同样的存款创造功能。

三、我国P2P借贷平台监管套利的危害

（一）监管套利破坏了制度的有效性

从理论上讲，当一种制度可以通过监管套利而绕行的时候，该种制度就可能被选择性抛弃，从而失去其有效性。我国的P2P借贷平台通过上文所介绍的路径实现了与商业银行相同的功能，且不接受商业银行所需要面对的各种监管。市场主体则会倾向于选择P2P的方式，而非设立商业银行的方式来经营存贷款业务。目前我国部分商业银行也已经建立了P2P借贷平台，包括招商银行的“小企e家”，包商银行的“小马bank”，民生银行的“民生易贷”以及平安集团下属的陆金所等。目前我国注册资本最大的P2P借贷平台几乎是银行系平台，学者们普遍质疑，银行系平台是寄望于通过P2P借贷形式绕开银行监管而进行的监管套利。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经过多年的演进，较好地适应了目前的金融环境，对于我国金融稳定具有重要作用。P2P借贷平台的监管套利行为损害了监管制度的严肃性，对于金融监管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二）监管套利侵害了金融消费者权益

我国目前并未颁布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也没有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法律方面目前只能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机构方面目前由以审慎监管为核心的“一行三会”予以负责。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尚不到位，而P2P借贷平台的监管套利则进一步损害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目前，我国P2P借贷对于投资人而言，存在明显的信息披露不足问题，无论是平台自身的信息，还是借款人的信息，借贷平台的信息披露都不足以支持投资人进行有效决策。此外，P2P借贷平台还存在大量的投资人欺诈行为，在宣传销售方面误导较为严重。对于借款人而言，则存在歧视性的借款条件、借款人隐私保护不足以及过高的利率水平等问题。

（三）监管套利阻碍了正规P2P借贷的发展

笔者曾经的研究已经表明，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金融业中也存在监管套利者驱逐非监管套利者的现象②。在我国P2P借贷行业产生初期，平台大多采用了国外的纯平台模式，与商业银行功能迥异，不存在监管套利。但2010年前后，监管套利在我国P2P借贷平台中出现，担保、赎回、债权转让等手段迅速蔓延，成为了P2P借贷平台的主流手段。早期的平台或者被迫跟进，或者虽然保持原有运作模式，却失去了原有的市场地位。由于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国P2P借贷行业的监管制度空白与监管主体缺位并存，行业表现为野蛮生长，监管套利平台几乎完全占领了市场。这导致目前我国的P2P借贷行业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运用逻辑，与国外真正意义上的P2P借贷相去甚远。考虑到我国P2P借贷行业发展的其他困境，正规P2P借贷在我国繁荣发展的可能性比较有限。

（四）监管套利在一定程度上扰乱宏观调控

P2P网络借贷也是社会融资总量的组成部分，虽然其目前占比尚不足1%，但若不予规范，享有监管套利收益的P2P网络借贷在经济生活中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其相对于银行业以及其他金融业有较为丰富的宏观调控工具，我国中央银行几乎无法控制P2P借贷平台的融资规模。也就是说，P2P网络借贷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宏观调控决策赖以作出的经济数据失真，另一方面导致了宏观调控在此领域的屏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扰乱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五）监管套利增加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目前我国P2P借贷规模较为有限，但其通过风险的传染有可能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首先，P2P借贷所带来的“金融脱媒”效应将分食传统银行业的利润，从而降低银行的特许经营权价值。这一方面导致银行整体价值的下降，另一方面也可能由此带来银行的冒险经营。其次，我国的P2P借贷中隐藏的风险明显高于传统银行业的信贷资产，金融风险可能在P2P借贷行业首先爆发，造成P2P借贷行业的违约潮。违约可能通过对投资人资金链条的阻断而带来多米诺效应，从而向银行业蔓延。违约也可能引致市场对于社会信用体系的悲观预期，从而降低储户对于银行信用乃至国家信用的担心，进而导致市场的恐慌甚至银行挤兑。

四、建议与展望

基于我国P2P借贷平台监管套利路径及危害性分析，笔者认为，遏制P2P借贷中的监管套利行为应采取如下措施。

（一）完善我国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体系

民间借贷的法律缺失，使我国的P2P借贷行业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是滋生监管套利行为的制度根源。P2P借贷属于民间借贷范畴，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的核心在于对“非法集资”的界定，我国目前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及“非法集资”的法律主要是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10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14年3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但法律界定较为模糊。笔者建议尽快推出《放贷人条例》或类似法律，并对P2P借贷中的期限错配、债权转让等行为进行更为明确的法律界定。

（二）实现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转变

从金融监管的国内外经验来看，机构监管有助于避免多头监管对于资源的浪费，功能监管能够适应更加多变的金融创新。我国实行的是机构监管，机构监管模式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降低了监管成本，与我国政治与经济的需要相适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更多地采用了功能监管，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提速，功能监管的优势逐渐体现。根据莫顿等人所提出的金融中介的功能观，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金融功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化都较小；而金融机构的形式却会随着创新与竞争不断变化，金融中介的效率也会因此而提高。在我国，随着金融市场化的推进，机构监管的缺陷逐步暴露。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彻底转变需要对整体监管框架进行调整并重塑监管理念，短时间内难以做到。但笔者认为可以引入功能监管思想，协调不同监管主体之间以及同一监管主体内部对于不同金融机构间的监管，从而完善制度的一致性。

（三）实现从审慎监管向双峰监管的转变

双峰监管是对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并重，审慎监管旨在保证金融稳定，行为监管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次贷危机以后，各国普遍加强了对行为监管的重视，英美等国都建立了专门的行为监管部门并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条例，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已逐步过渡到双峰监管模式。对于P2P借贷，世界各国采取了以行为监管为主、审慎监管为辅的监管策略，我国监管部门也提出了同样的监管思路。但截至目前，我国并未颁布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也没有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法律方面目前只能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机构方面目前由以审慎监管为核心的“一行三会”予以负责。笔者建议尽快推动从审慎监管的单一模式向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并重的双峰模式的转变，尤其在P2P借贷行业，应对平台公司实施更加严格的行为监管。

（四）建立P2P借贷的监管数据报送系统

监管部门对于P2P借贷平台的数据监测是监管制度制定以及监管措施落实的前提。但目前我国监管部门对于P2P借贷平台尚未实施数据监测，相对制约了其他工作的推进。监管数据监测的作用表现在：（1）有助于监管部门充分了解行业，有利于相关政策的制定；（2）有利于对P2P借贷平台的违规行为进行及时的发现与制止；（3）可以对P2P借贷平台的经营风险以及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进行监控并作出预警；（4）P2P借贷的规模价格等数据，也是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依据。笔者认为，P2P借贷平台向监管部门报送的数据应覆盖经营性指标与风险性指标两个方面，经营性指标应能有效地反映其业务模式且涉及到逐笔借款的基本信息。风险性指标应包括预期违约率以及已经实现的违约率情况，还应包括未到期贷款规模、风险保障金的规模等指标。监管部门应制定监管数据的报送方案并建立相应的报送系统。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1）积累数据，通过经验分析深入探讨我国P2P借贷平台的特点与经济影响；（2）借鉴国际监管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讨论具体的监管措施设计；（3）通过对我国P2P借贷平台监管套利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剖析金融体系存在的扭曲性制度问题，提出优化我国金融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注释：

①王家卓、徐红伟等：《2013中国网络借贷行业蓝皮书》，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

②沈庆劼：《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的均衡分析》，《经济评论》2010年第6期，第49-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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