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奉行法治原则论文

【摘要】当代中国基层维稳实践中的“刚性维稳”以“权力本位”的人治思维模式为构建方式。这种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以消解法治为深层代价的短效性维稳模式极易陷入“维而不稳”的困境。要摆脱此困境，必须使维稳回归法治之路，强化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突出法治的民主基础和“权利本位”特征，奉行“法治维稳”的底线思维。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依法行政奉行法治原则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依法行政奉行法治原则论文 篇1：

人民主体地位的法治文化底蕴培育

收稿日期：2013-10-18

作者简介：许晓平（1964-），女，河北定兴人，北京联合大学生化学院公共基础课教学部教授，北京 100023

[摘 要]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不利于人民主体地位的发挥。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这使得人民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是奉行社会主义原则的法治文化，其本质在于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使人民的主体地位得以彰显和强化。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底蕴与人民主体地位培育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性，对于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治；法治；法治文化；人民主体地位

一、传统法律文化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消解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究其实质是“人治”文化，宗法等级观念，权大于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的观念，“德主刑辅”、重刑轻诉的观念，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等传统思想深深扎根于国民心中。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治”现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中国走向“人治”的最直接原因，其根源是深藏其后的主流思想文化。马克思把这种最初的社会形态叫人的依赖性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没有独立性，人只有依赖别人才能生存，这种社会形态造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的社会关系，这种主从关系和不平等的社会形态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瓦解，导致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

传统社会的宗法等级观念导致“权大于法”和官本位文化的生成。从社会心理层面看，人们往往把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作为衡量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大小的尺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普遍的敬官和畏官的社会心理。从社会制度层面看，权力运行以“长官意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的是“官本”而非“民本”的价值观念。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普通百姓更多的是对“人治”的认同，而不是对“法治”的认同。人们奉行严格的上下官阶等级制度，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这就造成了“权大于法”的普遍社会心理，使得广大民众对法律权威产生动摇和怀疑，甚至对法治本身失去了信仰，从而使法治认同的主体要件极度缺乏。

法律的工具主义观念导致民众主体权利的丧失。不论是主张“法治”的法家还是主张“德治”的儒家，都认为法律只是统治百姓的一种工具和手段。统治阶级利用法律使民众对其产生畏惧感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在百姓的心目中，法与“刑”、“律”都是以暴力、惩罚、强制、专政为特征，没有多少权利可言，导致人们对法律的畏惧，民众以“无讼”为价值趋向，畏惧与官府打官司。在潜意识中，公众把自己看作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强化了自己的法律调整客体的身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人们只知道履行法律加于自己的义务，而不知道法律还有赋予和保障自己权利的职责。这种遵守法律义务思想的不断灌输，使公众形成了牢固的心理定式，不知道、忽视、甚至自我否定自己的权利，导致公众单纯的客体性法治文化认同，缺乏“权利性”主体的法治文化认同。

传统法律的泛道德主义导致主体意识缺失和社会普遍的正义追求匮乏。由于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人情伦理极其发达。“重关系，讲人情，贵和尚中”的社会风气和习俗几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德主刑辅”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一直主导着中国的社会实践，从而使法律成为道德的具体化。因为崇尚“德治”，中国法律文化是伦理型的法律文化，人们习惯在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纱幕中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完全情感化、伦理化与道德化。这种社会心理沉淀的结果使人们陶然于伦理亲情，钟情于对现实人际关系的把握，并从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同时在传统的法文化中“法即刑”的观念深入人心，因而国人在心理上是排斥法律诉讼的。对于法律诉讼的排斥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影响法律的权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社会治理的“人治”主义。这种“人治”与“礼治”并行，“礼治”重在道德教化，形成“贵和尚中”“息讼厌讼”的法律心理，主体意识严重缺失，致使社会缺乏普遍的正义追求。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使得法治文化缺少了成长的土壤。中国以“德治、人治”为主导的文化传统，限制了法治文化的生长，扼杀了民众的主体诉求，民众只有客体身份，无主体地位可言。

二、现代法治文化是人民主体地位的文化底蕴支撑

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实现法治已成为我们的共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法治文化是指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从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法治文化是以繁荣的商品经济、发达的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为前提，以权利、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意识为基本构成要素，以主权在民、宪法法律至上、保障人权、监督制约公权力、依法行政与公正独立司法等价值理念为核心内涵，并且包括社会普遍的稳定的守法、信法、护法、用法等心理态势的法律文化”[1]。法治文化是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彰显着人类理性精神的回归、体现着人民主体利益的价值诉求。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法治文化培养了公众独立的经纪人格和法治人格。市场经济形成了有对立和差别的利益主体，这为主体意识的产生创造了基础条件。在遵循市场规则和法律的前提下，主体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专心致志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主体的自我意识从而得以强化。市场经济把主体从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的状态下彻底解放出来，创造了平等的人际关系，打破了各民族、国家间的封闭状态，建立起普遍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增强了主体独立自主的能力。这种独立自主的经纪人格，是培养公众独立自主法治人格的基础。首先，独立的经纪人格注重追求和维护市场经济平等交换原则，维护自己独立的利益主体的地位和价值，这会促进人们“法治”心态的自主发展。其次，独立的经济人格追求和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这样就潜移默化地增强了人们的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的增强，意味着社会成员能够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是摆脱了人身占有和人身依附的社会主人，是一个公民，而不是一个臣民；是社会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自己是作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政治权利主体而加入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程序之中的。明确意识到主体的本质在于参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公共事务既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作为公民的角色责任，并热情而理智地参与政治活动和公共事务。要尊重和遵守经由合法程序制订的、体现人民意志的权益，旨在维护秩序、保障自由、促进正义、提高效益的法律秩序、法规，服从经由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以及由权力机关产生的向人民负责的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的管理和指导。

法治文化强调制度的优越性，容易激起人们创建更加完善的制度。强调优良秩序的法律是实现所有人权益的手段，而不是保障某个统治者意志的手段。亚里士多德认为“良法之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2]（P119）。因此，公正有效的立法有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意义。为了防止法律工具主义，法律的部门化、集团化、个人化，必须以普遍性的民主立法来制约各种具体意志。在此过程中，立法过程需充分地向社会开放，因为没有民众或者代表的广泛参与，最终会割断法律与民众的联系，法律易成为特权者的意志，由此也不会有良法的产生。在人治传统中，法律仅仅是作为剥削阶级的专制工具而存在，而当法律被视为部分利益集团实现自己特殊权益的工具时，法律就难以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众人之治或多数人之治，其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运用法律管理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任何人特别是国家官吏、掌权者必须在法律之下活动，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作为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法治文化保障了人民民主权利。现代法治文化强调的是人的自尊与法的至上的有机统一。只有在人与法之间、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公众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与和谐，法律才能内化为人们内心一种持之以恒的理性自觉。作为国家治理方式，法治文化蕴含着以下几项内容：法治文化以法律规范为核心，追求法律自身的统治；法治文化崇尚法律、法律至上，强调权力行使的法定性、程序性；法治文化注重法律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人权保障、公平正义等自然法价值，尤其是对公民权利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法治文化要求法律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提供合理的预期；法治文化体现为民主共和政体，以良法为前提，旨在通过民主治理实现社会秩序的法治化状态。

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法治的价值基础和基本取向至少应该包括：“一是法律是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反映，必须体现人民主权原则，并且以维护和促进全体人民的综合利益为目标；二是法律必须承认、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三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是法律承认利益的多元化，对一切正当的利益要无歧视性差别加以保护”[3]（P334）。

三、人民主体地位的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底蕴培育

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是奉行社会主义原则的法治文化，其本质在于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突出和强化人民的主体地位。法治国家意味着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对法治文化的尊重。法治国家的实现是要把法治观念融入公民的血液中去，使广泛意义上的公民群体自觉、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达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平衡。“当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必须以公民为基础，建设法治现代化的核心也是公民自身的现代化，即公民的意识和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变”[4]。公民意识是法治社会法律秩序内化的关键。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具有人民主权、法律至上、法制完备、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权力约束、人权保障、社会自治等基本特征”[5]（P403）。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就是弘扬法治的民主、公正、理性、和谐和人权，使其成为全体人民的公共精神和社会理想，从思想深处为人们的行为确定了基调，并最终促使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通过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教育、滋养、熏陶，在全社会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营造法治氛围，人民群众对于法治的亲切感、认同感逐步增强，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也逐渐提升，学法、守法、用法的观念也就逐步内化为公民的个体思想，汇聚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

现代法治以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为最高价值追求。构建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重要路径是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中国特色的法治从根本上否定了特权的存在，确立了全体社会成员意志的平等性，对一切合法的权利给予同等的尊重；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享有法外特权、逃避法律义务，更不应当利用自己的职位在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分配中谋取私利。知晓自己的权利及其正当性、合法性、可行性和界限性；在法定范围内主动追求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确认。中国的法治文化作为民众普遍的生活方式、文化风貌和精神境界，体现了法律保障下民众的生活自由，形成了以刚性的法律规范为准则的权利义务格局，使得自由的标准和界限具有极大的普适性，并能够赢得民众的普遍认可和信守；在法治社会中，对“人”的普遍尊重以及对人格尊严的极力呵护，使得“人”真正地成为了“人”，用现阶段的话来讲，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6]，充分地张扬了“人”的人格价值和精神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的意义在于：既能充分利用国家权力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又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保证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在立法过程中，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法律的制定和完善的过程成为立法机构倾听民声、集纳民意、汇集民智的过程，使制定的法律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具备更为扎实的民意基础。在执法过程中，反映人民群众对执法者权力和责任的要求，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在司法过程中，以“程序制约权力”为基础，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当事人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在双方协商、积极沟通的方式下化解矛盾和争议，使司法深入人心。构建中国法治文化，保障公民权利，推进社会法治化的进程，遵守宪法和法律逐步成为一切社会主体的自觉行为。

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应当通过宪政路径吸纳、整合、表达民意，并通过立法程序将党的意志和政策变成国家意志和法律；要使党的领导融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之中，并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权、人事选择罢免权、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我们要“健全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7]（P29）。

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突出和强化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创作者和受益者，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建设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法治文化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制度层面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巩固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益奠定了政治基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体现了中国特色法律制度的核心。从思想层面讲，全民的普法教育和近年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弘扬了法治精神，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增强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依法维权和依法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水平。从实践层面讲，人民群众直接参与乡县人大代表选举，参与民主法治示范村和社区的创建活动，参与党务、政务和司法公开监督、评议执法活动，使得人民群众的各种权利得到了具体落实。

参考文献：

[1]齐艳苓.法治文化及其培育探析[J].探索与争鸣，2007，（6）.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张文显.法理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史广全.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反思与重构[J].法学论坛，2005，（1）.

[5]张文显.法理学（第3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6]温家宝接受CNN记者专访谈政改，让每个人活得有尊严[N].新京报，2012-10-12.

[7]本书编写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王 篆

作者：许晓平

依法行政奉行法治原则论文 篇2：

从“刚性维稳”到“法治维稳”

【摘要】当代中国基层维稳实践中的“刚性维稳”以“权力本位”的人治思维模式为构建方式。这种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以消解法治为深层代价的短效性维稳模式极易陷入“维而不稳”的困境。要摆脱此困境，必须使维稳回归法治之路，强化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突出法治的民主基础和“权利本位”特征，奉行“法治维稳”的底线思维。

【关键词】刚性维稳 法治维稳 民主 权利本位

在诸多社会治理规则和方式中，稳定历来都是一种需要被认真对待并被赋予较高权重的价值。稳定在某种意义上是秩序的代名词，秩序与自由构成了人类的两大基本价值诉求，在秩序和自由的关系问题上，甚至有学者以“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① 的话语方式突出了秩序（稳定）对于人类社会的先在性。国家的核心职能之一就在于是否有能力防范社会稳定风险，是否有能力化解社会稳定危机，是否有能力维护社会稳定。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维稳”提升到“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履行的“第一责任”的高度。在现有中央集权、科层式的体制中进行的维稳工作，其重要理念和制度安排就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基层政府作为维稳的主战场，其维稳工作的样态往往折射出整个维稳格局中存在的问题。

“刚性维稳”的描述与审视

所谓刚性维稳是以封闭性、排他性的政治权力为基础②，把管控规制的目标定位于一个特定社会的“绝对”安定，因其“稳定”价值诉求的绝对性，无延展性和缓冲性，导致社会中的一切抗议行为都会被看作是社会的无序、混乱和失控。这样无疑扩大了社会不稳定的认定范围，使得基层维稳工作范围泛化，维稳职能部门泛化，而缺乏韧性的过度泛化的维稳势必加大维稳成本在社会成本中的比重，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导致其他社会领域投入的匮乏，进而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

在惩处性维稳的体制压力下，加之基层政府难以协调解决某些不稳定问题背后的深层制度因素，地方官员势必过多考虑维稳的短效性，往往借助补偿性维稳或打压性维稳的方法维持地方社会局部的静态的暂时性安全稳定，这种补偿性和打压性维稳手段的选择和维稳成本偏袒性失衡一样也隐藏了巨大危机。

刚性维稳模式的惩处性维稳体制依托及其惯用的两种维稳技术手段反映了法治社会维稳中的人治音符，忽略了维稳权力和维稳方式本身的合法性，已然与法治语境下的宪法法律、权利救济背道而驰，体现的是一个权力高于权利的社会资源分配模式，反映出现代社会中事实上的“权利贫困”问题，是一种静态、压力、被动式维稳，而其中最终借助的补偿与打压维稳之间的不认真对待权利的悖论，又使得既有的维稳方式陷入成本递增、“维而不稳”的怪圈之中，“维稳”往往被一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用来作为其非法行政和攫取部门私利的工具。

刚性维稳定所依托或折射出的社会管治目标及方式的简单化处理，忽略了政府维稳管理中应关注的最基本的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和社会治理权力（包括维稳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刚性维稳政治话语反映在法律实践中，从法价值层面来看，片面强调绝对的法的社会秩序价值，为了秩序而追求秩序，将法化约为一种静态的政治秩序的维持工具，忽略了法的自由价值、正义价值和法治思维下法的至上地位和权利本位的法律观的基本要求。在既有的刚性维稳实践模式中，社会政治稳定问题被夸大，由环境污染、失业、医疗及养老保障、教育公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食品安全等引起的利益冲突乃至法律允许的利益表达行为也都一概被扣上危及稳定的“帽子”而遭到横加干涉，乃至野蛮压制。

在刚性维稳实践模式中，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维稳工作任务，往往采取“运动式治理”方式。各级党委政府为抑制一些所谓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某些特定时期以政治动员和行政命令的方式，集中调配各种社会资源，这种非常态型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很难形成长时段的制度化累积效应。面临社会转型阶段现实生活中以利益冲突为主的纷繁杂冗的社会矛盾时，“运动维稳”通常容易陷入仅能获得短时段效应的“治标不治本”的困局之中。

在刚性维稳模式中，“维权”与“维稳”的对立性预设，“维稳压倒一切”的片段化理解和对不稳定因素的泛化性和消极性理解，以政绩考核制度为引擎的压力型体制维稳的异化现象，容易忽略正义、自由、人权价值对于秩序价值的重要意义，容易牺牲掉维稳行动中“法治思维”这一底线思维，“法律至上”让步于“权力至上”，“权利本位”让步于“维稳本位”，导致刚性维稳沦为一种压制权利表达和权利推定的维稳。

“法治维稳”新思路

基于刚性维稳模式日益凸显的种种弊端，人们意识到维稳和其他社会治理工作一样，只有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社会治理，才能获得长效的社会稳定与发展。法治思维是维稳机构和相关工作人员应具备的底线思维，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应该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所谓法治无非是法律获得人们的普遍遵守，人们所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就法治的第一层含义而言，要求法律至上，而不是维稳权力至上，这就要求公权力主体在处理社会群体性事件时要以法律为边界。就法治的第二层含义而言，法治之法应是民主之法，应是权利本位之法。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是法治的目标。“权利本位”是法治之法应具备的基本特征。尽管“权利本位说”近年来遭到来自以经济学思维与理念为研究进路的法学研究者的批判甚至解构。③但是，“现代法律在其价值意义上是或应当是一种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这一判断依然应当成为一种共识性的认识并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运行中。

与既有的维稳实践模式所体现出的被学者们概括地称为“刚性维稳”、“压力维稳”、“运动维稳”的特点不同。简单地说，刚性维稳借助“堵”或“买”的方法所能达到稳定仅仅是一种表象的短时段的静态稳定。“法治思维”维稳模式是一种法治规训下的以“合法之法”维“法律之权”为前提与条件的“制度维稳”，是一种以权力分立和权力开放为基础的，以平和有序、动态持久的方式进行的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韧性维稳，④是一种探究并致力于根除不稳定之深沉层根源的“动态维稳”。法治维稳模式蕴涵了“‘权利本位’的理念推行和制度构建是长效维稳的根本选择”这一最朴素的道理。

作为一种人们经由长期实践日趋植入于心且稳定成形的价值判准和思维惯性，⑤思维方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法治维稳”之“法治”不仅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实质上更是一种思维模式。它意味着维稳工作思维模式的转变，将法治思维作为维稳工作的底线思维。地方政府及官员在维稳工作中应该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所谓“法律至上”理念，强调一个社会之中“最高的和最终的支配力量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法律”。社会、国家、政府、企事业单位、乃至个人只要其行为涉及到公共领域，那么合法性就理应成为其制定实施任何行动方案的前提性的考虑因素，对于公权力的行使而言合法性尤为重要，“法不授权即禁止”，公权力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中合法行使。

所以，维稳工作涉及公权力的行使，在涉及群体性事件等可能和维稳相关的行动中，更应该长期有意识地依照法治之理念和行动方式来考虑并处理问题，始终以法律中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为思考、思考和解决涉法性问题的线索，对于任何法律行为的评判、利益纷争的处理、权利主张的诉求、法律关系的判定都应围绕着合法与非法来思考和判断，⑥始终遵循自身维稳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原则优先地位，在此基础上，同时兼顾合理性原则、效率原则等维稳权力行使的其他原则。

法治维稳所追求的是一种社会的韧性维稳，韧性稳定不同于刚性稳定的核心之处在于疏导、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将其转化为一种正态的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保护社会韧性稳定的关键恰恰就在于奉行法治。奉行法治不仅要构筑一套旨在克服“权利贫困”⑦的法律体系，拓宽并完善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并将其上升为“话语权”，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从制度根源上减少直至消除基于“权利贫困”的加深而诱发的社会不稳定风险。

具体而言，其一，一方面，要切实理顺各级党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在法治的框架内正确认识并理性处理执政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贯彻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前提下，由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独立负责行使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职能，强调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加快由政策—法律二元并重结构向法律一元至上结构转变，加大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把政策上升为法律的力度。

其二，要切实理顺从法律制定到法律实施整个法律运作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主要的法律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法律权力机构内部系统中的关系，大力改革法律机关设置、组织、管理和运行的制度和程序。尤其是司法改革，通过实现司法的真正独立（尤其不受行政权力干涉）来推动司法公正，确立司法权威，高效解决社会纠纷，让宪法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

因为社会矛盾多发，固然有权利贫困的原因，但权利贫困不是一个静态的立法阶段能够独立解决的问题，需要法律实施机制，甚至政法运作体制的协同解决。宪法、法律赋予的权利（包括权利遭受侵犯时的救济权）由于权力腐败等各种原因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往往是权利贫困的一种更突出的表现。奉行法治，也是我国以法制改革推动法治发展，进而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最深层、最彻底的方面就是法律精神的转化，主要是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贯彻“权利本位”的理念。

“权利本位”强调“权利”在“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起点、基石与核心地位。权利本位存在于对“权利与义务”和“权利与权力” 这二组关系的深切认知之中。⑧就权利和义务关系而言，具有“权利本位”理念的法律和“以法律为主要社会治理方式”的法律实践应当是：第一，社会成员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权利主体，尤其是在基本权利的分配上不能被歧视，在基本义务的分配上不能被任意加重。

第二，只有立基于权利的义务才能获得自觉的遵守，才能形成良好的正义的社会秩序与长效的韧性的社会稳定。因此，在权利义务的关系上，必须确立“义务之担负与践行应以权利之享有与行使为前件”这一观念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这一观念意味着：一方面，拥有权利是承担和履行义务的必要条件。这种拥有不应当停留在书本意义上的拥有，还应包括行使时障碍的合理排除。当基本权利在实现的过程中，无法获得保障的时候，片面地强调履行义务，有的只是建立在压制基础上的极易断裂的刚性秩序。另一方面，当法律配置义务时，这些义务的规定必须是明确的，必须是因为权利之需且能从权利中合理引申出来的。义务本质上是作为权利派生物而存在的，权利赋予立法者所“设定”的普遍性义务以最终的合理性。⑨

第三，在法律没有明确提出禁止去做某事或明确要求必须去做某事的情况下，针对私权利主体的权利类型和权利范围可以做出权利推定。

第四，权利本位不是说权利是不可限的或权利是无界的，而是说在行使权利过程中，权利的限制应来自法律的规定，同时法律对权利的限制也必须是有充分的理据的，这个理据就是法律对权利的限制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权利的行使与实现，所以保障是限制的前提。

第五，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整个法律运行环节都要遵循权利最大化原则。在确认人民权利和救济保障人民权利的问题上，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切不可吝啬，不能使公民和其他法律主体应当享有的权利丧失，不能人为地去缩减社会发展现实本身确实使主体本可以扩大的权利。⑩

就权力和权利的关系而言，具有“权利本位”理念的法律实践和“以法律为主要社会治理方式”的法律实践是或应当是，权利是权力的基础和源泉，明确了私权利的范围也就明确了公权力运作的范围和限度，私权利是公权力的界标。权力来自于社会管理的需要，而防止权利冲突，实现权利的平等分享，救济受侵犯的权利又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目的。

法治维稳模式是一种探究并致力于根除不稳定之深层次根源的，把稳定更多理解为社会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创新的法律制度安排达成的利益平衡、资源共享的动态稳定，是一种突出“维权”与“维稳”的一致性，在资源配置上优先强调“维权”，进而通过强化“维权”方面的资源配置，消除“不稳定因素”，达到“维稳”目的的维稳模式。动态稳定的主要途径是‘疏’和‘导’，即通过协商谈判，发挥各种主体之沟通理性，在充分听取民意，疏通民意真实表达渠道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民主机制，对法律和政策作出恰当的调整，用民主解决问题，让民主机制成为“实现社会动态稳定的现实基础”。动态维稳所追求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的韧性稳定，韧性稳定不同于刚性稳定的核心之处在于疏导、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将其转化为一种正态的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

（作者分别为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讲师，河北建筑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动态维稳话语下的权利推定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HB12FX027）

【注释】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②于建嵘：“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人民论坛》，2009年第10期。

③桑本谦：“反思中国法学界的‘权利话语’—从邱兴华案切入”，《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

④唐皇凤：“‘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⑤王治平：“人力资源开发者的思维与行为误区”，《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 6期。

⑥郑成良：“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第4期。

⑦张德淼，何跃军：“维稳的逻辑解读：以权利贫困为视角的检讨与反思”，《东疆学刊》，2011年第2期。

⑧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506～507页。

⑨郑成良：“权利本位论”，《中国法学》，1991年第1期。

⑩张文显，姚建宗：“权利时代的理论景象”，《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5期。

责编/韩露（实习）

作者：霍宏霞 霍晓霞

依法行政奉行法治原则论文 篇3：

法治冷漠生成及其应对

摘 要：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不断推进和公民法治意识不断提升的同时，部分民众和群体中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法治冷漠问题。在心理层面上，法治冷漠表现为特定主体不同程度地对法律公正性认同不够、法治信仰不足、法治意识淡漠、法治思维缺失；在行为层面上，法治冷漠表现为特定主体主动寻求法律以外的手段来解决权利诉求问题。法治冷漠的生成，既与我国经历漫长礼俗社会的历史导致法治传统缺失有关，也与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忽视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塑造、既有法治运行成效不佳和一小部分以党政领导干部为主体的“关键少数”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身试法有着密切关联。法治冷漠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法治化的发展进程，需要通过强化法治精神的培育、法治文化的塑造、切實提高法治运行绩效和保障“关键少数”严格尊法守法等途径加以应对和化解。

关 键 词：依法治国；法治冷漠；法治建设；法治政府；法律信仰

收稿日期：2018-07-31

作者简介：陈鹏（1982—），男，安徽宣城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法治政府研究。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依法治国方略提出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不断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部分立法中对“公意”的漠视、不同程度地选择性执法等法治运行问题，影响了法治成效的发挥，引发了公民心理层面上对法律公正性认同不够、法治信仰不足、法治意识淡漠、法治思维缺失以及行为层面上主动寻求法律以外的手段来解决权利诉求问题等现象的出现，这类现象可以概括为法治冷漠。法治冷漠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不利于法律权威的确立和法治信仰的生成，不利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目标的达成。因此，对法治冷漠现象的表现、生成的原由进行探寻，并给出相应的应对和化解策略，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法治冷漠的表现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需要人民的广泛参与，需要人民群众具备良好的法律信仰，形成良好的尊法、守法、依法办事、用法维护权利的意识，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目标，为我国在很长时期内的法治建设目标和道路规划了清晰的路线图。伴随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顶层设计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由于多维度因素的作用，导致在法律习惯养成、法治精神培育和法治文化塑造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法治冷漠现象，包括法治精神层面的冷漠和法治文化层面的冷漠。

（一）法治精神层面的冷漠

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全面推进，需要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目前，对于法治精神如何表述，尚无定论，学界对于法治精神的具体内涵的研究，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类。第一类是从客观方面将法治精神理解为内化在法治中的基本原则、价值和核心理念。如卓泽渊认为：“法治精神是法治的思想内核，是法的价值的体现，是法治思考凝聚而成的思想精华，是法治实践必须奉行的基本原则。”[1]第二类是从主观方面将法治精神界定为主体对于法治的思维上和心理上的主观认知，主要表现为法治理念、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和法治心理等。如韩大元认为：“法治精神既表现为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律思维与心理状态，同时也表现在法治环境下形成的社会活力。”[2]张进军认为：“法治精神，主要是指人们经由法治尊严与权威所自觉产生的法治信念、法治崇尚、法治信仰、法治习惯和法治感悟。”[3]第三类是从主观和客观统一的角度来认识和界定法治精神，将法治精神理解为既是人们对于法治的主观评价和心理认知，也是法治内部具有的客观的价值、基本原则与核心理念。

精神属于主观层面的范畴，从主观层面将法治精神界定为特定主体对于法治的主观认知和心理评价更为合适。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法治精神界定为特定主体拥有的法治意识、养成的法治思维和形成的法治心理。当前，法治精神层面的冷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⒈法治意识淡漠。法治意识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对法律的认可、崇尚、遵守和服从，特定的法治意识主导着主体在行为上采用的习惯和选择的路径。强烈的法治意识在法治实践中体现为特定主体遇到事情要找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要经法定程序、化解矛盾要靠法律手段。经过多年来普法教育宣传，人们法治意识不断提高，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懂得利用法律手段和程序来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同时，不能忽视法治意识淡漠的问题。

首先，人们头脑中长期存在的人治意识依然非常强烈，加之通过法治解决问题的诉讼成本和时间成本高以及后续的执行难等问题，很多老百姓遇到事情不是走司法途径，而是找政府、找领导，形成了问题“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意识，导致一方面司法机关提供的法律维权和司法救济资源闲置，另一方面政府机关忙于处理原本由法治途径解决的问题而无暇顾及其他事务的双重困境。

其次，法治意识淡漠还表现在公众缺乏规则意识，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双重标准，很多人仅仅将法律看作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而非自己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当自己违法时总是找客观原因和找关系，希望能得到法律适用上的例外对待。对于他人的违法问题，则不论是否存在主观过失或者客观原因都要求从严从重从快处理。

⒉法治思维缺失。法治思维是特定法律主体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自觉运用法治手段、标准和程序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理性思维。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不断深入推进过程中，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和广大公民的法治思维逐渐形成。各级政府在关系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事项的决策、社会问题的处理、社会矛盾的化解上基本上能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依据法律手段，按照法律程序来进行。广大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或出现责任纠纷时，基本上都能拿起法律的武器，依据法定的程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在一些地区、部门和人群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法治思维缺失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少数党政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人治思维依然强于法治思维和很多民众存在易于将法律问题道德化的思维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化进程经历了短暂恢复、快速发展等阶段，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重大决策的执行过程中被广泛运用，法治环境较改革开放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依法办事、依法化解矛盾和处理纠纷成为绝大部分党政干部日常工作的常态。但是，在一部分领导干部眼中，权力思维和行政思维依然远远高于法治思维，法律不是治国理政的利器，而成为了行使权力、推行政务和提高行政效率的障碍。在重大事项决策上，为赶时间赶进度，不经过法定程序就擅自决策；在执法过程中滥用权力，无视法律的存在和效用，甚至在少部分地区还存在“老子就是法”的思维。例如，2014年广东省英德县发生了该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3名辅警敲诈勒索一失足妇女，并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案例。这虽属个案，但社会危害性巨大，作为一线执法人员，缺乏必要的法治思维，其行为不仅损害着老百姓的实际利益，也有损法律的威严，败坏着党和政府的形象。

同时，普通公民中也普遍存在将法律问题道德化的思维倾向。在对待社会问题的认知和理解上，我国很多公民缺乏理性的法治思维，将原本属于法律调节的问题道德化，非理性思考倾向严重，部分个体处理社会问题的行为已涉嫌违法和对他人的侵权。以2018年初发生的合肥动车女教师扒门事件为例，女教师企图通过扒开动车车门来阻止动车准点开行的行为，从法律角度来说可能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破坏交通秩序罪，应根据当时情节和造成的后果，通过法律程序对该女子进行处理。但是在该事件发生后，一场原本用理性的法律思维来处理的问题被道德化，演变为一场人身攻击、群体攻击和地域攻击的道德闹剧。大量网友展开了对该女子的道德谴责，单位对该女子进行了停职处理，更有甚者对教师的素质问题、合肥人的素养问题进行公开谴责，并对该女子家庭成员进行曝光，這其中很多环节的行为已经涉嫌诽谤他人和侵害个人隐私等罪行。

⒊法治心理扭曲：认为法律和法治的公平正义供给不足。法治心理是特定主体在基于特定的经历和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法律权威、法律有效性、法律公平正义程度的较为稳定的主观认同和心理感知。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和普通公民的法治心理直接关系到法治这一治国理政基本方式效用的发挥和国家治理能力能否得到有效提升。健康的法治心理，有利于推动法治化进程加速前行，而不健康的、扭曲的法治心理，会大大影响法律在国家治理中功效的发挥，进而延缓甚至是使法治进程出现倒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经历了恢复重建、快速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等几个阶段，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深入推进，使得广大公民形成了较为正常而健康的法治心理，也更好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我们的党员干部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绝大多数都能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为公民法治心理的形成起到了正面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少数党政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淡漠，无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知法犯法，顽固执法，大搞权钱交易，将法律当做维护自身特殊利益的保护伞，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法律秩序，冲击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权威的信任和对法治的信心。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有的公民对于法律的有效性和权威产生了质疑，认为法律是国家和政府用来约束公民自身而非保障其权利的手段，而执法者却可以不受法律制约，进而对从法律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监督等法治运行过程中体现出的公平正义感知度较低，形成了权力大于法、政策大于法、法律无效力等扭曲的法治心理，严重制约了法治化的发展进程。

（二）法治文化层面的冷漠

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4]具体表现为特定主体内在的对于法律价值和法律规范的信仰和外在的法律实施过程中的行为习惯。因此，法治文化层面的冷漠主要表现在法治信仰不足和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规范问题等方面。

⒈法治信仰不足：法律教条主义倾向严重。法治作为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律能否成为一种信仰以及信仰程度高低，关乎到法律运行的全过程，更加关系到法治的成效。卢梭曾经说过，“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伯尔曼认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当前，很多公民认为的法治靠不住以及“信访不信法”和“信权不信法”等法治信仰不足问题表现得较为突出。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以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法律基本原则和具体法律规范作为治理的依据和手段。相比于人治而言，这种治理方式本应得到百姓的赞成和拥护，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部分地区党政领导及工作人员法治信仰不足，缺乏法律至上、人民利益至上的观念，解决问题习惯用行政手段取代法律手段，使得一些民众认为难以通过法律手段和法律程序来维护和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原本就薄弱的法治信仰也遭遇现实的“冷酷”。

在寻求权利救济的途径上，无法通过有效的法律手段和正当的法律程序来维护和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法治现实，迫使民众寻求信访和直接找领导等法治外手段来维权。部分个体通过参与信访或者通过有关领导批示使问题得到解决、权益得到保障后，在群众中产生了不良的示范效应，使得更多的民众主动放弃司法救济而寻求信访等途径来解决问题，法治的信仰进一步被践踏，与法治文化建设的轨道偏离的越来越远。

⒉法治实施过程缺乏有效约束。法治文化层面上的法治冷漠，除了表现为法治信仰不足外，在立法、执法和守法等法律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缺乏有效约束的问题。

⑴部分问题的立法对“公意”体现不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权力的最终来源和拥有者。卢梭认为，法律必须要体现公意。立法机关在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时要以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利益为基准，不能体现人民意愿和利益的法律很难称得上是良法。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过程中，绝大部分法律法规都能很好地体现和保障人民的利益，但也有少部分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存在着对“公意”体现不足的问题。以房地产税征收为例，依据税收法定原则，房地产税的出台要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这一点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已经得到了保障，但是民众反映强烈的不是该税种何时征收、税率多少、起征面积等问题，而是是否应该征收这一涉及到百姓切身利益的税种的问题，显然，立法机关在并未充分考虑“公意”的前提下就仓促决定税种的开征。

⑵选择性执法。“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治必行。”在执法上，有些地方的执法部门从地区和部门利益出发，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执法，规避对自己不利的执法，甚至还出现过钓鱼执法的问题以及执法中违法现象。例如，部分地区的交警在执法过程中任意变道、抢红灯、恶意设置交通限速标志等问题，就是典型的选择性执法，给民众在行为选择和规则遵守上提供了不良的示范。

⑶守法机会主义的存在。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在广大民众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漠和法治信仰尚未培育起来的情况下，法律被很多民众当做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守法上的搭便车现象与违法上的法不责众心理是法律在适用过程中的一种现象。“通常情况下，当法律规定符合人的自身利益时便会自觉遵守，否则就会使其更容易倾向于突破规则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当这种思想出现在一个群体中时，就可能会被进一步发展到与法律规则相抗衡的程度，于是出现了‘守法机会主义’”。[5]守法机会主义的出现和存在，使得人们守法的确定性大打折扣，对于自觉遵守法律习惯的养成非常不利，法律被当成了维护利益的手段而非信仰和遵守的规范。

⑷司法不公现象不同程度存在。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6]近来年，我国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审判制度和体系不断完善，案件审判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但是出现的少量枉法裁判、冤假错案等司法不公现象（例如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河北聂树斌案等），影响了百姓对于司法公正的信任度，进而影响了法治文化的建设。

二、法治冷漠的生成逻辑

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不断推进和公民法治意识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法治冷漠在不同群体中不同程度的存在，有着内在的生成逻辑。法治冷漠的生成既与我国经历漫长礼俗社会的历史导致法治传统的缺失有关，也与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忽视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塑造、法治运行成效不佳和一小部分以党政领导干部为主体的“关键少数”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身试法有着密切关联。

⒈漫长礼俗社会的历史导致法治传统的缺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将人类社会分成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两种类型。礼俗社会中组织的基本单元是靠血缘和地缘维系的家庭和族群，社会关系是本能的和惯常的，靠身份、习俗和等级权威来调节。法理社会中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上，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依靠主张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法律。

我国长达2000余年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主要依靠儒家宣扬礼治来维系，秦朝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韩非子的法治主张，但也仅仅将法律作为惩戒官员和百姓、维系集权统治的世俗化的工具和手段，而非引导百姓养成人类自始追求的正义、平等、自由等神圣的精神价值。等级森严的礼俗社会塑造的是礼与法的分庭抗理和法治传统的缺失。从意识层面而言，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礼俗社会的等级身份意识尚未完全转化为法理社会平等的公民意识，老百姓在遇到纠纷时的诉求呈现出纵向而非横向的解决方式，遇到问题找上级、找领导、找一把手而非找律师仍然是很多人的习惯。

⒉法治精神培育和法治文化建设落后于法治制度和体系建设，执法者和普通民众的法律教条主义倾向严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在曲折中前进，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立以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公民的法律意识得到了普遍性的提高，公民开始更加自觉和主动的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由于法治精神培育和法治文化建设的滞后，以及法治体系的不透明和不系统，致使公众对法律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法律规范这一工具性层面，并对具体法治运行过程疑虑重重，法律教条主义问题严重，执法者也经常处于没有领会法律的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机械式的按法条执法的状态。伯尔曼认为，要充分认识到法律不是单纯的工具性的客观规范，更包含着人类自始追求的正义、平等、自由等神圣的精神价值。将法律用作教条而非信仰的法律意识，带来的结果便是一般法律工具无法给主体带来明显效用时，便被置于一边无暇顾及，法治冷漠随之凸显。

同时，法治教育和法治宣传重规范、轻精神的导向也加剧了法律教条主义倾向。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宣传过程中，过于重视对法条的解读，忽略了对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和法律基本原则的宣传和解读。电视和网络媒体法治栏目不适当的宣讲方式也不利于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某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法治栏目，更多是在讲故事，重视案例情节、作案手段和作案过程的介绍，忽略了法治节目的本意是引导公民养成尊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意识，以致出现了部分犯罪嫌疑人模仿节目中的作案动机和作案手段这种荒唐的后果。

此外，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没有做到全覆盖，中小学在重视德育的同时，法治宣传和教育存在空白。中小学阶段对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国中小学的德育教育在课程设置和活动组织上已经非常成熟，但法治教育课程没有设置，中小学生的法治意识几乎是空白，造成了遇到事情、处理问题和化解矛盾主要靠情感和道德的意识，对其进入成年后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的养成非常不利。

⒊法治实践运行成效不佳带来的负面效益。如何认识法律、如何理解法治对于法治的信仰有很大影响。在学者看来，法律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法律条款，法律是抽象的，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是人民公意的體现或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法治是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与学者对法律和法治的认知和理解不同，广大民众对于法律的认识和对法治的感知显得更加的具体和现实，对他们而言，法律就是保障法律关系主体彼此权利和规定各自义务的工具。法治作为法律运行的实践环节，只有让参与其中的人得到权利的保障、感受到法律制定和执行中的公平正义，才能引起公民参与法治实践的兴趣并进而在后续的法治实践中产生对法律的信仰和法治的推崇。

法律对于公民来说，是维护和主张权利，获得和保障正当权益的手段。公民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和法治心理的产生和塑造，往往与在法治实践参与中获得的结果和成效成正比。法治实践中，选择性执法、司法不公、判决执行难等法治运行障碍，导致公民对于法治建设参与不足和法治信仰弱化，进而产生程度不同的法治冷漠。

⒋一小部分“关键少数”带头不守法甚至违法造成的负面影响。依法治国的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重在法律能得到尊重和适用，不断增强法治观念，让尊法守法成为包括党政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全民守法。全民守法，就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7]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党政领导干部人数少，带头不守法和违法的更少，但是他们是依法治国中的“关键少数”， 礼俗社会形成的“官为民范，吏为民师”的习惯，使得党政领导干部在尊法守法上的所作所为对公民的法治意识和行为选择影响很大。少数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身试法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公民本就薄弱的法治意识，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民对法律和法治的信仰，影响了我国法治化的发展进程。

三、有效化解法治冷漠的应对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唯有依靠法治才能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法治冷漠现象在不同群体中不同程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的法治化进程，从长远来看非常不利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目标的达成。对此，我们需要通过相应的策略进行积极应对和有效化解。

⒈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同步推进，强化法治精神培育和法治文化塑造。伯尔曼认为，“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合法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靠了宗教激情，信仰的一跃，我们才使法律的理想与原则具有普遍性”。[8]法治建设可分为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两部分，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建设和完善等属于硬件建设范畴，法治精神培育和法治文化塑造属于软件建设范畴。

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除了要不断完善硬件建设外，我们还需要花大力气强化法治精神的培育和法治文化的塑造，从根本上推动法治冷漠问题的消解。首先，树立和强化宪法的法律权威，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宪法精神、理解宪法理念、维护宪法地位和捍卫宪法权威的良好氛围，推进合宪性审查制度和机制得到有效落实。其次，在相关法律法规宣传、贯彻和教育过程中，侧重对立法指导思想、立法目的、立法精神和法律基本原则的介绍，引导公民培育法治精神和法治意识，而非仅仅将法律当做手段和工具，引导执法者和司法者在领会立法目的、立法精神和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法条去公正执法和公正司法，谨慎运用法律赋予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和司法裁判权。再次，重视中小学法治教学和宣传，尽快开设中小学法治课程，推动中小学生的德育教育与法治教育并重，让中小学生形成初步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

⒉立法要充分吸纳公意，推行执法和司法全过程公开，公权力运行自觉接受公众监督。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的建设与法治实践相互推动。不良、不透明、不公正的法治实践必然会影响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的培育和建设。良好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又會推动法治实践沿着公平、正义、透明的目标深入推行，最终实现良法善治的目标。首先，在立法实践中，虽然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是全国人民选举产生，在法理上代表了人民，但是人民在完成选举后就处于不在场的状态。因此，在具体的立法规划和具体问题立法，特别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发展等切身利益等事项的立法上，广泛地征求民意、倾听民声、顺应民心是必要的，尽最大可能使出台的法律法规吸纳公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最大公约数。其次，在执法和司法环节，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一律推行执法公开和司法公开，公权力运行自觉接受公众监督，让人民形成对执法者和司法者的信任，让法治实践成为公平、正义、透明的良法善治。

⒊着力解决选择性执法、判决执行难等法治运行难题，用法治成效提升法治公信力和法律权威。法律和法治相对于道德和德治更加规范，也更能体现平等和公正。人民群众中存在的部分不信法和不信法治的心理，不是不相信法律和法治本身，是不相信法律的执法者和裁判者以及裁判后的执行者。因此，要着力解决选择性执法、司法不公和判决执行难等法治运行中的难题。首先，提高执法和司法准入门槛，形成高素质的执法和司法队伍。将当前存在的大量执法临时工和司法临时工全部清退，定期举行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和业务技能考核，尝试推行委托高校进行订单式培养行政执法和司法人员的做法，推动形成高素质的执法和司法队伍。其次，要全面推进行政执法和司法判决的终身责任制，构建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队伍的动态调整机制。执法和司法环节牵涉到的关系多，利益链条复杂，通过执法和司法的终身责任制可以有效的解决选择性执法和司法不公的问题。再次，推进全社会财产等信息联网，解决司法判决执行难的问题，让人民群众相信法律最终是可以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的，用法治成效的提升来增强法治公信力和法律权威，改善和提高人民的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识。

4.确保“关键少数”带头尊法、学法、守法和用法，推动形成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学法、用法和守法的良好氛围。自古以来，上级的言行对下级、官员的举动对民众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正所谓上行下效。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无视宪法和法律地位、漠视法律效力、将手中的权力作为获取不法利益和从事非法交易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公民丧失了对法律的信任和法治的信仰，形成了法治冷漠。为了更好地消解法律主体的法治冷漠现象，必须要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尊法、学法、守法和用法的素养和水平，特别是要确保党政高级领导这些“关键少数”带头尊法、学法、守法和用法，以达到有效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任，加深对法治的信仰，带领和推动形成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学法、用法和守法的良好氛围，从而达到有效降低直至消灭法治冷漠的目标。

結 语

自汉代始，以儒家仁爱和礼治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治理秩序绵延了千年之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虽确立了以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思路，但法治的建设道路充满了曲折，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和法治精神的塑造需要一个过程，法治冷漠的化解同样需要下一个过程。对此，我们在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司法体制的改革、行政执法水平的提升等外在的制度和硬件建设，同时也要从心理层面来积极地引导和帮助广大公民恢复和确立对法律的信任和法治的信仰，确保法治化进程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不断提升，为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参考文献】

[1]卓泽渊.法治精神是法的价值[N].法制日报，2007-08-31.

[2]韩大元.法治精神不断完善国家的价值体系[N].法制日报，2007-08-24.

[3]张进军.领导干部要带头弘扬法治精神[N].人民日报，200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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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瑶.法治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魂[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2）.

[6]培根.培根论说文集：论司法[M].商务印书馆，1983.193-200.

[7]《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R].2013-02-23.

[8]（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0.

（责任编辑：张 艳）

Key words：rule by law；apathy of rule by law；rule of law construction；rule of law government；legal belief

作者：陈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