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联盟以管理知识为核心论文

2022-04-30

摘要：企业技术联盟运作成功与否在于企业技术联盟能力是否具备。文章運用动态能力理论，构造了一个技术联盟能力与联盟成功的拓展模型。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战略联盟以管理知识为核心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战略联盟以管理知识为核心论文篇1：

中小企业的战略联盟

[摘要] 战略联盟是目前所流行的企业战略发展的方式，在大企业间尤为常见。在目前日益激烈的竞争格局状况下，中小企业要想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采取战略联盟对中小企业尤为重要。

[关键词] 战略联盟中小企业弱弱联盟弱强联盟

战略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处在不连续的短期合约和完全兼并之间的任何一种组织间合作形式。目前我们谈到战略联盟通常是指大企业之间的联盟，如索尼和爱立信合作研发手机并利用各自的营销网络进行销售，西门子公司在机器人制造方面与日本富士通公司联盟，在电脑及软件方面与美国的微软公司结盟等。战略联盟对大企业而言意义非凡，但对于中小企业，实施战略联盟也尤为重要。

一、中小企业的强弱势分析

1.优势：反应迅速、灵活。当环境变化频繁时，中小企业更容易适应环境的变化，如需求多样化，个性化的要求，发挥其空前的活力。决策速度快，不像大企业的决策者要经过许多道程序，特别在生产经营变化非常快，要求一个迅速的反应和决策时，此时中小企业就表现出其独特的优势来，能够很快的做出反应进入某一领域。

低成本运作，如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相对机构设置简单，管理人员少，相应的管理费用很低。人员干劲足，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往往一人身兼数职，也使企业所有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相关，个人命运与企业命运紧密相连，因此更容易发挥其个人能力和才智。

2.弱势：大多数中小企业通常来说资本小，规模也较小，而且也难以获得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面临经验不足，人员素质较低，技术水平不高，专业化水平不高，技术装备落后，规模产出小。当面临社会化大生产,以及激烈的竞争，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从而很难发展。

二、战略联盟对中小企业的促进作用

1.由于目前的競争愈加激烈，大规模的并购，联盟之风盛行，使得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当企业的规模越大时企业对市场的影响力也就越大，而中小企业在这种竞争中非常被动，如何转被动为主动，实施战略联盟是中小企业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2.由中小企业的弱势分析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在创业和成长过程中突出面临着资金的筹集，原材料供应与产品销售渠道建立、新技术与新产品进一步开发、企业经营信息搜集、经营管理知识的交流、高素质员工，以及富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招纳等一系列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获取问题。战略联盟为中小企业有效地解决了资源获取问题。

3.战略联盟降低中小企业在市场运作中的风险，特别是降低研发的风险，有助于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创新是企业竞争力中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而且目前技术创新和推广的速度也愈来愈快，一个企业如果不加快技术前进的步伐就很可能被市场淘汰。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性因素包括缺乏创新资金，创新成本高，创新回收期长，研发经费少，缺乏创新人才，而这些恰恰都是中小企业的弱势所在，也使得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阻力要远远比大企业要大得多，风险也大得多。战略联盟使中小企业在自身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获得更多的创新收益。

4.通过战略联盟中小企业可以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市场的占有率；学习到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从而有助于中小企业增强自身实力，发挥整体优势。

三、中小企业实施战略联盟的可能性

战略联盟的可能与否、成功与否并不在于双方企业的规模大小，而在于联盟是否能够给联盟双方带来期望的利益，即双方通过联盟是否能达到各自的利益目的，取长补短，正是由于这种功利性，使得中小企业的优势对于其他企业来说也是有吸引力的。以特许经营为例，特许经营对加盟总部的好处也很多，如不受资金的限制，可以迅速扩张企业规模，降低经营费用，集中精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因此加盟总部也愿意同中小企业主结盟。所以中小企业实施战略联盟完全是可能的。

四、中小企业实施战略联盟的途径

战略联盟的形式很多，包括：中小企业实施战略联盟的方向包括两个：一个是中小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联盟，另一个是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联盟。中小企业实施战略联盟的途径依照中小企业自身的要求和中小企业所处的环境而定，不同的中小企业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1.中小企业与中小企业的联盟（弱弱联盟）

由于中小企业本身的不稳定性，以及中小企业的信息不通畅，使得大企业对中小企业不了解和不信任，中小企业难以求得与大企业进行结盟，而与实力规模相当的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或销售的联盟更容易一些。由于双方实力悬殊不是很大，因此采取合资或合作经营的方式。

中小企业之间的联盟有两种方式：纵向和横向。所谓横向联盟是指不同区域的中小企业利用区域优势进行联盟。特别是在中国特有的状况下，由于地区之间的经济有着很大的差距，地区之间的中小企业可以进行战略联盟。以东西部的中小企业为例，在东部，中小企业起步较早，形成了自己一定的经验和技术优势，随着沿海的竞争的增强和人工成本的升高，劳动力密集企业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中小企业再想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获得大的发展已经不可能了，而目前中西部由于本身具有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和低廉的人力资源，并且随着国家对中西部的鼓励政策的逐步推进，使得中西部孕育着更多的机会，东部的中小企业可以同中西部的中小企业进行联盟。

纵向联盟是指不同发展时期或不同规模的同区域内的中小企业进行联盟。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也有所不同，如初期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主要是产品和市场的号召力小，需要进行大量的营销努力，而中后期的中小企业相比而言已经具有一定的市场经验。产业集群区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在产业集群区内,大量的中小企业聚集在一起，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一方面大大增强了集群内部中小企业的竞争力，降低中小企业成本,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形成了一定区域的竞争优势，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硅谷的发展就是小企业集群化发展的典型。在不到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的生产性、服务性企业总数达8000多家,这些小企业与著名的斯坦福大学一起构成了从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设计、生产到人才招聘、风险投资、法律服务、产品销售等互相配套的小企业集群,成为美国信息产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2.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联盟（弱强联盟）

强大的企业可能愿意和弱小的企业组成战略联盟，因为大企业拥有掌握关系租金的权利，而小企业在这种非对称联盟中可能获得其他方面的地位的改善作为补偿，如在新的市场中小企业和声誉好的大企业结盟可以提高小企业的信誉度，增加企业在市场中的机会。

（1）特许经营方式。特许方利用自己的品牌、专利或专有技术，通过签署特许协议，转让特许权，让受许方利用这些无形资产从事经营活动，从而形成一种战略联盟，如“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店，以及各种招牌相同的糕点店，相片冲洗店在各国城市街头到处可见。他们俨然是一个大型企业集团，实际上却分属于不同的小业主。他们大多是中小企业家的代表，通过加盟，特别是和国际上知名的连锁企业加盟，充分利用其品牌和声誉，省却开拓市场的巨额费用和风险，扩大销售提高收益；同时得到系统的管理训练和营业帮助，提高自己的经营管理水平。正是由于加盟的风险相对比较低，而获利相对高。因此无疑特许经营是无数中小企业家进行资本积累的最好方式。

（2）贴牌生产方式（OEM）。拥有知名品牌的企业，由于生产能力的不足，往往会选择一个或若干个具有剩余生产能力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对于生产技术熟练但苦于没有销路的中小企业，按定单为知名品牌的一方生产产品，并冠以知名品牌进行销售，一方面产品销路有保障，市场风险较小，同时也使中小企业能够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借机提高产品设计和制造水平，另一方面使中小企业面临财务压力较小，业绩成长较易。对于委托方而言减缓了生产压力，生产富有弹性，便于企业更专注于新产品的开发和销售的拓展。OEM适用于那些劳动成本低廉、生产技术熟练性较强的中小企业。

（3）专向联盟。中小企业可以成为大企业零部件专项生产的合作伙伴，从而把本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发展相对固定地纳入或嫁接到大企业,成为大企业系列生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开发。例如有4万家中小企业与福特汽车公司建立了各种分工协作关系，3万家中小企业成为通用电气公司的“卫星工厂”，日本的松下、东芝等大电气公司的产品70%的零部件是由中小企业制造的。通过专向联盟，一方面中小企业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专注于自身技术的发展，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争取获得竞争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中小企业通过集中精力做好专家企业,不仅省却了大量资金和人力,还能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为企业长远发展积聚资本。从世界上许多大型企业的成长路程来看，都是从专项联盟起身的。

以上方式有助于中小企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提高经营管理和技术创新水平，但是对于特许经营和贴牌生产方式，由于是借用别人的品牌，使得这两种方式无助于企业自有品牌的树立，而专项联盟和合资经营不仅有助于企业的资本积累，而且有助于中小企业开辟市场，扩大自有品牌的影響力，中小企业要想最终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还是要建立自己的品牌。特别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和能力时，中小企业就可以走自我发展的道路。

五、中小企业实施战略联盟的管理

不管是中小企业与中小企业进行联盟还是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进行联盟，中小企业都要加强对战略联盟的管理。

1.慎重选择合作伙伴，选择合适的联盟直接关系到战略联盟能否成功实施。中小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必须对其经营业绩、资源能力、资信状况等指标进行考察和评估，选择出值得信赖的、能够提升双方各自竞争力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如前面所述的中小企业本身的弱势，引发了中小企业的其他一些缺点，如不稳固性、追求短期利益的短视性，所以当中小企业选择别的中小企业作为合作伙伴时，尤其要注意到这一点，要选择信誉良好的中小企业作为合作伙伴。

2.对联盟的关系发展要进行动态的跟踪，建立风险的预测和预警和防范，以及发生问题时解决办法。在中小企业和大企业进行联盟时，由于中小企业的地位和影响力小，使得中小企业在联盟中处于弱势，难免会出现大企业利用其地位和影响力对中小企业威胁和单方违约，对此中小企业要有充分的风险意识。而对于中小企业与中小企业的联盟中，中小企业的短视和不稳定性，中小企业面临博弈终结的可能性更大，经常会出现合作伙伴背信弃义，而这一点对于中小企业自身来说更是本身所难以承受的。因此在联盟中，中小企业一定要时刻关注展联盟各方的动态，以便及时调整联盟关系。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王月萍

战略联盟以管理知识为核心论文篇2：

企业技术联盟能力与联盟成功的关系研究

摘要：企业技术联盟运作成功与否在于企业技术联盟能力是否具备。文章運用动态能力理论，构造了一个技术联盟能力与联盟成功的拓展模型。研究结论认为，企业技术联盟能力是由联盟职能能力与联盟动态能力所共同构成的协同有机体；联盟职能能力主要担负起联盟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运营任务，由联盟构想、伙伴选择、协议谈判、联盟实施与联盟退出等职能子能力所构成，其直接促使了技术联盟运作的最终成功；而联盟动态能力则是技术联盟能力的根本驱动力，主要由环境跟踪能力、联盟学习能力、联盟协调能力以及资源重置能力等子能力所构成。

关键词：技术联盟能力操作型惯例联盟机制联盟成功动态能力

一、引言

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日益缩短，为有效利用外部技术资源，必须分散创新成本、降低技术获取过程中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加快技术更新的程度与速度，很多企业在新形势下正试图通过技术联盟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技术联盟，是由一系列相互独立的实体为获取创新技术而结成的暂时联盟；在联盟内部每个伙伴企业在各自的优势领域（如设计、原型、检测或制造等）为联盟贡献自己的核心能力，相互联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联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联盟数量日益增长，企业创新绩效中有相当的部分来源于技术联盟的有效运作。尽管如此，有过半企业因为联盟过程运营困难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同时也有相当数目的企业，通过组建技术联盟，极大地提升了联盟绩效：拓展了企业的技术视野，确保了联盟的全面成功，加快了企业知识与能力的演化，扩大和控制了有利企业自身发展的联盟网络，提升了企业的持续竞争能力；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与日本马自达汽车公司合作成功研发新型汽车、东芝和西门子合作成功开发新一代电脑芯片等就是此类典型。由此，企业技术联盟成功与否的企业差异性逐渐受到关注，从企业内部探讨技术联盟能力对联盟成功的作用机理正成为合作技术创新领域新的研究前沿。本文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主要运用动态能力理论对企业技术联盟能力与联盟成功的关系进行探讨。

二、企业技术联盟能力的结构

（一）企业技术联盟能力的概念

企业技术联盟能力是一组能力的综合体，是企业为确保技术联盟成功，支持企业技术战略，在企业范围内，对以技术知识与管理知识为主要构成的知识，进行获取、吸收、整合、传播与共享基础上形成的一套用于企业日常联盟活动的操作型惯例。企业技术联盟能力按照功能不同，主要由两种能力体系所构成，其一是基于生命周期的技术联盟运营过程为媒介，所形成的操作型惯例——即技术联盟职能能力，其主要功能在于完成联盟生命周期各个阶段：联盟构想、联盟伙伴选择、协议谈判、联盟实施与联盟结束等的运营任务；其二是对以技术知识与管理知识为主要构成的知识进行获取、吸收、整合、传播与共享基础上形成的动态惯例——即技术联盟动态能力，其主要功能在于对联盟职能能力进行培育，通过对职能能力的协调、整合与重构，使得联盟职能能力能够与特定的联盟类型、业务活动、合作对象以及市场环境相匹配。

（二）联盟职能能力——基于联盟运营过程的识别

联盟职能能力是企业为保障联盟日常运营过程的有效开展而须具备的惯例；联盟运营过程不同，联盟职能能力的内容也不同。根据联盟生命周期，按照运营职能的不同，将联盟运营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联盟构想、伙伴选择、协议谈判、联盟实施与联盟退出等阶段；每个阶段分别承载着各自不同的运营任务，现分述如下：

1.联盟运营各阶段的主要任务及活动内容。

（1）联盟构想阶段。联盟构想阶段属于企业技术联盟运营过程的首要阶段；该阶段的主要任务在于设定联盟的技术获取目标、设计并论证技术联盟运行的可行方案，其通常是由联盟思维、创新技术获取目标的确立、技术获取方案的可行性分析三个组织活动内容所组成。

（2）伙伴选择阶段。伙伴选择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技术联盟的创新目标，从众多厂商中选择具有潜在技术开发或技术拥有的对象企业的能力。实践证明，合作伙伴的选择影响着所有可以利用的技术与资源、经营与程序，是决定联盟成功与否的核心影响因素之一。兼容性（Compatibility）、技术能力（Capability）与投入能力（cost）是合作伙伴选择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3）协议谈判阶段。协议谈判阶段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组建谈判团队，与潜在伙伴企业之间签订符合目标的技术获取协议。在此过程中，谈判团队与协议条款是该阶段须注意的核心要素。

（4）联盟实施阶段。良好的联盟绩效来源于联盟企业之间有效的组织实施与贯彻落实；联盟实施阶段的主要任务在于按照联盟协议协商的条款，在企业内有效实施与技术获取相关的一系列有目的的、协同的过程、活动与行为。由于行业差别，联盟实施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各样，但资源投入、以技术知识与管理知识为主体的知识交互、关系管理是影响联盟实施能力强弱的根本因素。

（5）联盟退出阶段。联盟退出阶段是企业联盟运营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其根本任务在于将联盟终止战略有效实施。企业退出联盟的原因存在多方面；直接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联盟技术获取目标的兑现，联盟自然解体；另一方面则相反，联盟因中途失败而宣告结束。联盟终止战略的形成与联盟终止策略是联盟退出阶段工作任务的指南。在联盟退出阶段，企业须在资源回收、人员调配、财务结算、合同签订以及关系维护等做好细致的工作，避免对企业的其它事务造成不必要的冲击。

综上，为保障企业技术联盟的顺利开展，联盟运营的各个阶段分别承担着不同的组织任务，如表1所示，为确保创新技术的成功获取，联盟运营各阶段须关注不同的关键要素。

2.联盟运营机制的使用。综上，联盟运营各阶段分别承载着不同的运营任务；企业只有以一种稳定的、可重复的且高效的行为模式来妥善解决各阶段所存在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促使联盟运营各阶段任务的完成，获取创新所须的技术。而这一行为模式的存在则主要通过多种形式的联盟运营机制来完成。本文将联盟运营各阶段的联盟机制按照功能的不同，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管理维、沟通维、组织结构维以及控制维，如表2所示，四种类型的联盟机制在联盟运营各阶段协同完成上述联盟运营任务。

杰出的企业之所以能够通过技术联盟的运作成功地获取所需的创新技术、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其直接原因在于企业内部具有价值特征、异质性、非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的，且能够承担联盟运营任务的能力。通过管理维、沟通维、组织结构维以及控制维等四类联盟运营机制的综合使用，当能够以一种整合型的、可重复的、标准化的作业程序，有效分配资源，高效地完成联盟构想、伙伴选择、协议谈判、联盟实施以及退出阶段的任务时；表明企业已形成了基于联盟运营过程各阶段的操作型惯例，从而形成联盟构想能力、伙伴选择能力、协议谈判能力、联盟实施能力与联盟退出能力等联盟职能子能力。最终，由此五种操作型惯例为基石，共同构成了企业联盟职能能力。

（三）联盟动态能力——基于运营过程的整合与重构过程识别

Pavlou等将新产品开发动态能力划分为市场定位、吸纳能力、整合能力与共同愿景四个能力；本文借鉴其动态能力划分的框架体系，并将其引入联盟动态能力体系的框架识别中，其主要内容包括：

1.环境跟踪能力。环境跟踪能力是企业对外部环境、尤其是对顾客需求及其偏好进行持续跟踪，并将相关信息在组织内部进行传播与共享，以修正或进一步改善联盟运营过程方向的能力。商业期刊与其他杂志的阅读、顾客对产品需求变化的讨论、最新技术成果发布会的参与、向专业人员进行技术咨询等都是有效识别与提升这一能力的重要机制。环境跟踪能力作用在于持续对市场环境进行追踪，保证联盟运营行为持续保持在最佳的运营轨迹上，充分反应了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快速感知，是促发内部资源重组和活动履行等创新行为，保证内部能力体系与外部环境相匹配的驱动力。

2.学习能力。联盟学习能力是联盟动态能力的核心，从根本上讲，其主要功能在于为联盟运营过程提供全新的、可选择的操作型惯例的范围，是企业对以技术知识与管理知识为核心的联盟知识学习过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惯例体系；联盟知识的获取（Acquisition）、表达（Articulation）、明码化（codification）、共享（Sharing）与内部化（Intemalization）是构成联盟知识学习过程五个主要的子过程。联盟知识学习过程中，显性（Explicit）知识与隐性（Implicit）知识是联盟知识的两种主要存在与表现形式；其中显性知识是指能在个人间能更系统地传达、更加明确和规范化的知识，隐性知识则是存在于组织个体中的、私人的、有特殊背景的知识，即组织中每个人所拥有的特殊知识，它依赖于个人的不同体验、直觉和洞察力。

从这两种知识出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联盟企业是如何进行组织学习的。如表3所示：（1）联盟学习是从知识获取开始的；按照知识的来源途径不同，企业通常存在着两种知识获取方式，分别是内部知识获取与外部知识获取。内部知识获取是指在组织内部，个人通过开展技术研发，获取相关的产品或工艺技术知识及其相关的管理知识；而外部知识获取，则是个人从组织外通过技术引进、外部培训等方式获取所须的产品或工艺技术及其相关的管理知识。（2）知识表达是个人将自身拥有的联盟知识外部化为明确的、规范的显性知识的过程。联盟知识的表达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与机制来实现，如口头谈话、书面文字、座谈会等；由此产生的可表达的知识更容易被获取或存贮。在联盟构建、实施与管理过程中，联盟管理人员与技术研发人员的知识表达尤为重要，其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对先前联盟历史所形成的技术获取经验作一良好的记录；而且其知识表达过程可以对联盟形成、实施与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由此，联盟知识表达可以促进联盟企业的组织学习。（3）知识明码化过程主要是建立与使用知识目标或资源（如指南、清单与手册）所阐述的内容，来辅助不同情形下的联盟决策与执行行为。知识的明码化不同于单个个体的知识表达，更加强调物理载体在联盟情形、解决方案与理由的阐述上；突出强调联盟技术获取手册与工具的综合使用上。由于知識的明码化，一方面可以促使企业联盟知识更加显性化，另一方面，使得联盟工作人员对于自身工作内容、工作规范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理由都有一个明确的认知，由此可以将联盟形成、实施与管理过程中的最优行为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加以确立从而促进联盟学习。（4）知识共享是在组织内，各相关单位就个人和组织所拥有的显性和隐性的联盟知识进行交流与共享的组织过程。由于知识表达与知识明码化虽然将显性知识外部化，但并不能保证外部化的显性知识在组织内部都能够传播到，知识共享的目的就在于对企业所拥有的联盟知识进行普遍传播与共享。见习性地与联盟管理、技术研发人员的谈话和讨论等非正式机制、与联盟管理或研发人员举行正式的对技术获取经验的讨论等机制都是常见而有效的知识共享机制；其中“个体交流社区”是分享个体和团体知识的最有效方式。知识共享不仅扩大了企业知识的学习存量、而且通过交互等行为，可以帮助企业更加有效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推进联盟学习。（5）知识的内部化是企业内的各成员通过学习组织新的联盟知识和概念，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隐性知识的过程，完成了知识在组织内的扩散。知识的内部化过程不同于前面四个学习过程，更加突出企业员工在个体技巧与心智模式上的改善，其中内部培训与导师制是实现知识内部化的常见表现形式。总体而言，知识内部化促进了联盟知识的在个体内的有效吸收，因此，也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通过技术联盟成功获取所需的技术。

3.协调能力。所谓联盟协调能力是在同一时间内，企业对联盟运营过程所涉及的资源与能力进行有效协同、高效整合的组织惯例集。其主要包含两个层次，首先，是企业本身与联盟成员企业之间的协同与整合。其次是在企业内部，为保证联盟运营任务的完成，在资源与能力上的整合与协同；一方面，需要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充分协调：确保用于联盟的资源在员工之间得到了有效且公正的分配；确信员工所分派的联盟任务与他们所具备知识与技能是充分匹配的；确信员工的知识与技能与工作流程是充分相容的。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对各联盟职能子能力进行整合，以充分发挥各子能力的集聚效用。

4.资源重置能力。联盟动态能力的根本目标在于联盟运营行为与联盟环境的匹配，外界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组织战略行为的联动，由此企业资源与能力的重新优化配置是必然存在的。避免联盟职能能力刚性的重要保证就在于企业需具备资源重置能力。企业联盟资源的重置能力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企业能够对联盟资源进行配置，这需要联盟资源保持充分柔性；二是在于对重新构置的资源能够产生新的集聚效应。

三、技术联盟能力与联盟成功的关系

（一）技术联盟成功的衡量

本文借鉴Kale的观点，认为联盟成功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如表4所示，其通过四个层面来反映：与伙伴企业关系的和谐程度、主体企业实现联盟目标的程度、主体企业通过联盟提升竞争地位的程度、主体企业从伙伴企业获取关键技术的程度。

（二）技术联盟能力与联盟成功的关系——一个拓展模型建立

如图1所示，企业技术联盟能力是由联盟动态能力与联盟职能能力共同构成的，由理论推演得出，联盟动态能力本身并不对联盟成功产生直接作用；相反，联盟成功与否，取决于基于联盟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联盟惯例的发挥方向与水平，分别是联盟构想能力、伙伴选择能力、协议谈判能力、联盟实施能力与联盟退出能力。但联盟职能能力的功效发挥水平本身又取决于联盟动态能力本身；联盟动态能力对联盟职能能力作用由环境跟踪能力、学习能力、协调能力与资源重置能力来完成，集中表现在整合与重构两个方面；其中整合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分散的联盟职能能力进行集成，发挥其整合优势；而重构的作用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分别为增强或削弱职能能力的作用程度、改变职能能力的作用方向以及增加与缩减职能能力项目。

四、结论

运用动态能力理论，本文构造了一个技术联盟能力与联盟成功的拓展模型，对技术联盟能力与联盟成功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认为，企业技术联盟能力是由联盟职能能力与联盟动态能力所共同构成的协同有机体；联盟职能能力主要担负起联盟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运营任务，由联盟構想、伙伴选择、协议谈判、联盟实施与联盟退出等职能子能力所构成，其直接促使了技术联盟运作的最终成功；而联盟动态能力则是技术联盟能力的根本驱动力，主要由环境跟踪能力、联盟学习能力、联盟协调能力以及资源重置能力等子能力所构成。进一步的扩展研究可以将技术联盟能力形成与演化过程中的组织影响因素，如企业家素质、组织文化、组织结构、企业规模等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并进行相关的案例与实证研究。

作者：马家喜

战略联盟以管理知识为核心论文篇3：

村庄乱象、制度创新与规则之治

摘要：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重心在基层，重点在农村。近年来，村庄乱象倒逼地方政府创新，进而形成富人治村规则，但在村庄利益结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乡村治理需要在复杂制度成本和富人治村分利格局中寻找平衡。本文主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聚焦“法治中国建设的村级样本”浙江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36条，通过对县乡村关系视野下宁海36条实践全过程的梳理，力图展现出东部沿海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中制度创新的社会基础、实践逻辑及其与联村干部制度、涉农资金整合等制度关联的完整图景。研究表明，制度创新需要与之高度契合的社会基础，制度推广需要考虑其社会基础之上的制度成本，制度运行的实践逻辑是在县乡村关系的完整链条中展开，制度关联创新也需要服从于整个基层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关键词：政府创新；宁海36条；社会基础；实践逻辑；制度关联

一、问题的提出与既有研究

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重心在基层，重点在农村。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利益密集型村庄中，派性斗争严重、村干部权力滥用、项目落地大打折扣、涉农上访量大增等问题突出，令基层政府部门头痛不已。以浙江宁海为例，仅2010年到2013年间，宁海全县共查处党员干部违反廉洁履职的经济类案件161件，其中，村干部违法违纪的案件达102件，约占总数的2/3，给老百姓的观感是“苍蝇扑面”。为切实解决这一难题，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进一步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自2014年初，浙江宁海县大胆探索，从“五议决策法”起步，在全县范围内积极、稳妥、慎重推行村级权力清单36条（以下简称“宁海36条”），用于为乡村治理“立法”“定规”，力图将乡村治理引入规则之道，实现依法治村，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村级样本”。迄今为止，宁海36条已经施行4年有余，制度实践状况如何，值得我们好好总结与认真思考。

东部沿海利益密集型村庄中，派性斗争严重，村干部更换频繁且涉案率高，涉农资金使用大打折扣，一系列乡村乱象的存在，催生了制度变迁的社会土壤。随着地方政府创新实践的开展，有关政府创新的研究也在不断积累。学界既有研究中，学人多关注政府创新的动因[1][2]、特征与绩效[3][4][5]（张光雄，2004；张玉，2004；吴建南、马亮等，2007；王清，2007；吴建南等，2011），部分学者侧重地方政府创新的比较研究[6][7][8]（陈家刚，2004；王清，2007；杨雪冬，2011；俞可平，2012）。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机制分析方面着墨甚多，典型代表为政绩驱动论[9][10]（李景鹏，2007；俞可平，2012；陈家喜、汪永成，2013）和压力驱动论[11]（何显明，2009），但较少能够深入我国政府创新的内核（闫健，2014）。尽管如此，唐皇凤（2011）对转型中国制度变迁机理的分析[12]和闫健（2014）、周志忍（2014）对“父爱式政府创新”行动逻辑的分析，深入到政府创新的社会基础和实践逻辑中去，仍然为政府治理创新研究探索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发[13][14]。此外，对于宁海36条，李人庆（2014）认为，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只解决了选人的民主问题，并没有解决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的问题，是一个“半拉子民主”。[15]对此，贺雪峰（2016）认为，实现乡村善治仅有民主选举是不够的，还需要配套的制度安排，且在制度推广时，必须注意到制度运行的空间边界问题。[16]此外，褚银良（2015）对宁海36条的主要做法、成效、价值和意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17]蔡长昆（2016）以宁海36条为例，对地方政府创新的制度逻辑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巢小丽（2016）对宁海36条的政策绩效進行了分析，在她看来，治理主体多元化、权力运行透明化、村庄治理法治化、公共服务便民化、经济建设市场化五要素的突破和变革，使得宁海36条对当地的乡村治理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8]

学界既有研究，多集中在宁海36条这一政策的实践背景、主要做法、政策绩效、价值与意义等方面，对政策创新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将其放到县乡村关系格局中去整体性地理解并把握县域范围内政策创新体系者，较为欠缺。在关于地方政府创新的研究中，关注政府创新的类型、特征、成因、成效等方面的居多，且多为政府自上而下的视角，从县乡村关系整体视角探讨的少。抽离社会基础谈制度创新和制度推广，易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就要求我们在县乡村整体经验基础上探讨地方政府创新的实践逻辑，唯有如此，方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地方政府创新的社会基础、实践逻辑与制度创新关联。本文拟在这一方面做出尝试，从剖析其制度创新的社会基础——乡村乱象，地方政府实行规则进村的实践逻辑，讨论县域范围内的制度关联，反思规则进村后的村干部工作动力、村民需求与制度供给的有效对接及民主监督的形式化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笔者所在的调研团队运用田野调查的质性研究方法，深入宁海县桥头胡街道的D村、T村和S村开展了驻村调研，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法搜集资料，力图在理解村庄整体经验的基础上对宁海36条这一权力清单制度进行全面总结与深入反思，梳理其社会基础和实践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县域范围内制度创新的关联逻辑。

二、乡村乱象：制度变迁的社会基础

根据历次基层调研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创新往往是被“逼”出来的，湖北沙洋的“按户连片耕种”、广东清远农村的“三个整合、三个下沉”、江苏射阳的“联耕联种”等，都是如此。相比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浙江地区非正规经济发达，村民多在当地就业，村庄生活完整。在资源进村背景下，由于浙江地区资源流量较为丰沛，村庄多为利益密集型村庄。随之而来的，是愈演愈烈的派性斗争，并最终形成地方分利集团和地方利益联盟。在利益角逐过程中，派性斗争撕裂了村庄，村干部为利益而跑马圈地，实际工作中“一年看、二年干、三年等着换”，项目落地大打折扣，灰色利益带中乌烟瘴气，村民怨气沸腾，上访上告者有之，群体性事件有之，乡村之间，乱象丛生。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只有斗争，没有规则；只有个体私利，没有村庄公义；只有“小九九”，没有大伦理；只有强者逻辑，没有平等参与。最终，借用一位村干部的话说，就是大多数村庄必将沦为只搞政治不搞经济的“政治村”。

以笔者调研所在的D村为例。D村，315户，878人，位于桥头胡街道城郊，属于典型的城郊村。从1996年开始，也就是前任村主任阿武上台（2011年选举期间，由于刀砍现任书记阿明而入狱下台）以来，村庄派性斗争进入白热化状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从2000年以来，部分村民正常生活所需的宅基地一直没能成功申请并审批下来，以致当地宅基地地下市场价格炒到了一间20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村庄中书记阿明和主任阿武各领一派，派性斗争严重，在没有明确规则的情况下，村民代表和两委干部根本就坐不到一起去，因此，村民的正常需求表达难以实现。一直到2015年上半年，已经连续15年没有批过宅基地的D村，终于有了重大进展——首批征用10亩土地用于村民住房建设，先期解决18户群众的住房困难问题。据村党支部书记介绍：

“D村之前开会就是吵架，甚至打架，我们村就是远近闻名的政治村，不搞经济，专搞政治！”

村庄利益流量越大，派性斗争就越激烈，村干部更迭就越频繁，涉案率也随之上升。据D村一位老干部介绍，在宁海36条施行之前，村主任用钱很随意，3万块钱打个条子即可，现在就必须按照程序一步一步来。尤其是随着自上而下的创建活动逐年增多，围绕着创建活动的利益争夺也愈发激烈，一有工程项目都想做主，村两委开会商量工作时，经常会议还没开就吵起来了，村里想办的民生实事谁也无法决定，村容村貌更是没有起色，遑论村庄发展。类似情况，在36条出台之前的宁海，比比皆是，且村庄利益流量越大，情况越严重。村庄乱象丛生，呼唤着新机制的出现。

基于此，我们便可以建构起如下逻辑：资源进村，且资源流量较为丰沛——形成利益密集型村庄——竞争性选举框架下，派性斗争严重，且和利益流量正相关，形成村庄内部利益联盟——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村干部唯“利”是图，滥用权力，且更换频繁——项目落地大打折扣，“雁过拔毛”，项目资金使用规范及效能堪忧——派性斗争愈演愈烈，进一步撕裂村庄——村民民怨沸腾，村庄乱象丛生。“执政党”唯利是图，“在野党”千方百计不合作、拉后腿，村民或被迫卷入其中，或被排斥在外，一旦利益受损，村庄内部无法合理解决，唯有上访上告。政府一来担心项目难以落地，二来担心村民上访上告，如何才能“不出事、多出彩”，成为其日思夜想的难题所在。

在这一逻辑链条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关键变量——派性斗争的规则性。宁海36条，也正是着眼于此，其最大的意图正在于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将村级治理依法依规纳入到规则治理上来。

三、引入规则：

规范村级小微权力的制度探索

村庄乱象，呼唤规则进村；立足实际，宁海积极编织制度的“笼子”。宁海36条的宣传册中记录了36个流程图，基本涵盖了村级组织和村干部行使村务权力的全部内容。其中，有19个流程图，涉及村级重大事项决策、招投标管理、财务管理等集体管理事项。其余的17个流程图，则为村民宅基地审批、计划生育审核、土地征用款分配等便民服务事项。宣传册的第一条，即为“村级重大事项‘五议决策法’流程图”（参见图1）。根据这份流程图标示，凡涉及村集体和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当由村党组织提议，再由两委联席会议商议，接着党员大会审议，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后，留足3天公示时间，再由两委会组织实施决议。

图1 村级重大事项“五议决策法”流程图

资料来源：《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宁海县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2014年8月

面对村庄治理中派性斗争的无序性、村干部的乱作为以及由此所衍生的下乡资源落地大打折扣的困境，当地纪委部门适时推出了宁海36条，用以为村级小微权力立法定规，希望以此实现对村级小微权力的规训，保障项目资源的使用效率和规范，进而为基层民主提供制度资源与规则框架。为什么是县纪委而非其他部门来主导这一制度创新进程？这主要与县域权力结构变革有关。近年来，从严治党力度加大使县纪委的权力变大，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贪腐和作风问题成为县纪委介入的重要切口。于是，村治不再是基层政权或民主自治问题，而是党员干部作风问题，县纪委的介入改变了问题被界定的方式。据悉，面对村治诸多困境，宁海36条在宁海的试点、推行、再生产，恰逢新一届村级换届选举，由县纪委作为“政策企业家”的角色，打开了政策之窗（Kingdon，1984）。[19]政策之窗打开之后，分别经历了政策试点期（2014年2月—2015年4月）、全县推行期（2015年4月—2015年6月）、社会推广和制度关联创新期（2015年6月至今）三个阶段（见表1）。

表1 宁海36条实践时间表

资料来源：整合自《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资料汇编），2014

如此一来，宁海36条，等于为村级组织和村两委干部行使权力戴上了“紧箍咒”，同时对于一部分干部而言，很可能也是“护身符”，如此，使得村级小微权力运行时刻处于规则之中。有了规则之后，派性斗争就不再是“乱”斗，而是在规则范围内斗；村干部行使权力也不再肆无忌惮，而是必须行之有据，干部更换也许依旧频繁，但一定有规可依；项目落地规范高效，灰色利益透明化、公开化；村民也不再是无头苍蝇，无处说理，乱闯乱撞。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村治得秩序，政府得稳定，村干部得到合理限制，村庄公义得以彰显，最后村民得了实惠。

有基于此，我们可以建构起另一套逻辑链条：资源依旧丰沛，且一定会继续进村——利益密集型村庄依旧——规则进村——宁海36条——村干部戴上了“紧箍咒”和“护身符”；灰色利益透明化、阳光化，项目落地按照规范来；派性斗争依旧，但一定是在规则内进行，不过需谨防选择性援引规则进村；村民监督有据可依、有章可寻，关键看是否有心——村庄治理由“亂”入“治”，政府省了心，项目进村规范又高效，最终村民得实惠。不过，在这一链条中，村干部的工作动力是关键所在，也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四、实践后果：富人治村的规则之治

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只解决了选人的民主问题，并没有解决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的问题，是一个“半拉子”民主，派性和权力寻租形成一种为民主买单的恶性循环（李人庆，2014）。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自治包含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要素，“四个民主”构成村民自治的完整内涵。在西式民主话语影响下，学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主选举”这一环节，选举被认为是民主的核心价值，突出选举的实践取向和民主的价值取向主导着村民自治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半拉子”民主在宁海选举和选举后村庄治理中表现得极为突出。那么规则进村之后，当地村庄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一）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为村庄治理提供规则资源

宁海36条施行之后，当地村庄治理由无序走向有序。据人民网公开报道，有统计称，2011年～2013年，宁海县农村党员干部涉及“三资”（集体资金、集体资产和集体资源）管理的违法案件占比很大，而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因村干部违法违规行为造成的上访上告数量日渐增多，据悉，其中一乡镇2013年的信访量高达198起，而该乡镇不过18个村。此外，村支两委换届后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村干部的更替率，由原先的30%多，上升到50%～70%。宁海一些乡镇干部表示，大量新上任的村干部缺乏必要的村务和政务管理知识。有些文件，村干部根本就看不懂，更别说贯彻执行了。宁海36条实施第一年，效果尤其明显，全县反映村干部有违廉洁自律问题的初信初访量同比下降八成。

（二）保障下乡资源使用规范与效率，提升村民需求满足程度

近年来，宁海县加大了对农村的扶持力度。据介绍，仅2014年，各项涉农资金总量达数十亿元。2015年，单就宁海县县级涉农资金，就已达到5.18亿元，如何使越来越多的涉农资金进村落地成效得到最大发挥，成为县委县政府的一大痛点。面对如此体量的涉农资金，如何确保资金安全使用，成为县委县政府不得不面对的“头号难题”。据了解，宁海县胡陈乡沙地下村，就是用五议决策法改变了面貌。沙地下村是个小山村，村虽不大，矛盾却不少。2013年年底，该村两委会换届选举后，村支书和村主任连任。因村民对村两委之前所做的工程承包事项不满，多次到上级政府上访。在上访压力下，村支书与村主任双双辞职，村里事务一度瘫痪。此后，乡政府临时派遣一名干部到该村担任支书。这名支书到任之时，恰逢36条权力清单发布。他便依照五议决策法处理村里的“烂尾工程”。村支书先用五议决策法征得村民同意，又依照工程流程图实行招投标管理。很快，两项“烂尾工程”顺利完工，村民再未上访。像这样的例子，在宁海还有很多。正因为看到36条的实际效果，宁海群众成为这份权力清单的忠实拥趸。

（三）保护基层干部，重塑村庄共识

令人想不到的是，对村干部而言，原本是限制村干部权力的36条，居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据介绍，一些村干部认为，36条不仅是他们的“紧箍咒”，更是他们的“护身符”。“以前村干部抽包好烟，都会有个别村民怀疑是拿了好处。现在我有36条，清清白白，不怕说三道四。”

此外，宁海36条的施行，也进一步坐实村监会制度，使得村监会不再是形同虚设独属于书记或主任的“自留地”，至少在制度上，为村内监督提供了有效制度平台。同时，宁海很多村干部及村民认为，五议决策法是一个总的议事规则，村里的重大事务必须套用五议决策法。简而言之，宁海36条的引入，在为村干部的具体治理行为提供规则资源和权责边界的同时，也在不断重塑村庄内部共识。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宁海36条的施行，为村级小微权力运行提供了制度规范，从而使乡村治理由乱入治，进入规则治理的道路。此外，从村级权力规范行使，进而倒逼村庄竞争性选举的理性回归，这也是其制度实践衍生品之一。基于此，我们可以建构起如下逻辑平面图：规则进村——村级权力规范运行——项目落地规范，灰色利益阳光化——村干部谋利空间有限，使得村干部一职吸引力大减——村庄选举理性回归，村民尤其是村庄富人，政治热情锐减——村干部激励成为问题。在村干部工资待遇一定的情况下，现有村干部工作热情下降，怎么办？村干部不干活，只好让联村干部干，至此，联村干部制度进一步被坐实，“联村干部忙死，村干部闲死”成为常态。此为宁海36条和联村干部制度的制度关联。

基于此，我们同样可以尝试理解宁海的涉农资金整合政策以及县域范围内制度创新的实践逻辑：宁海36条，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村干部积极性下降，联村干部走上前台，联村干部制度进一步被坐实——村级权力规范起来了，且有联村干部“兜底”干活，现在可以承接更大的资源流量进村了。这种情况下，涉农资金整合，更大更集中的资源流量进村，利益流量大增，派性斗争更为激烈，村干部滥用权力冲动更强，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36条，因为36条越彻底，村级权力越规范，村干部积极性越低，压力型体制下，联村干部一定越重要，也更忙碌，相当于“一个联村干部，既当乡镇街干部，又要当村干部”。至此，在更大资源流量进村的背景下，宁海36条规范了村级小微权力，村庄竞争性选举得到降温，村干部热情下降，联村干部忙得热火朝天。以村庄稳定、班子团结为前提，以创建活动为窗口，以联村干部为重要抓手，村庄被有效纳入到基层治理体系当中来。

五、实践反思：宁海经验与启示

宁海36条的施行，最大的制度意义在于可将村级小微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而这一制度天然存在的内在张力，就是村干部的工作动力问题。宁海36条，等于为村干部戴上了“紧箍咒”，也使得村庄原本的灰色利益空间阳光化，如此一来，原本就不是為村干部工资待遇而来的村干部工作动力问题如何解决呢？姑且搁置不表。现结合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在全国各地农村的驻村调研情况，重点谈一谈对宁海36条这一制度实践及其衍生性问题的思考。

（一）社会基础是制度创新的启动器

制度创新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深嵌于当地经济社会结构这一社会基础之中。从宁海36条的具体制度实践来看，这一村级权力清单的出台，离不开与之高度契合的社会基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浙江地区乡村在地工业化发达，附着在村庄利益结构之上的派性斗争激烈，富人治村乱象频出。加之特定阶段项目进村落地的需要，地方政府也采取了借助富人力量治理村庄、协助项目落地的治理策略，与之相匹配的则是以部分工程利益作为交换。这一治理格局中，项目资源私人化运作突出，分利型交换特征明显，加之村庄内部派性斗争激烈，极大地影响了村庄治理的有效性。基于此，村庄利益流量巨大、派性斗争激烈、村干部行为失范严重这一村庄社会基础呼唤外部规则的有效介入，以此调节村庄内部治理生态，这是制度创新的实践起点，即制度创新需要与当地社会基础相匹配。

（二）组织成本是制度推广的摩擦带

制度推广不是在真空中运行，而是需要在具体的基层治理实践中得以检验。从宁海36条的具体实践来看，制度运行的实践逻辑是在县乡村关系的完整链条中展开的。因此，制度推广需要考虑其社会基础之上的制度成本，主要表现为组织成本。对于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而言，集体经济空壳化是普遍现实，丧失了经济基础的村民自治体系，注定难以承载复杂的制度设计和高昂的组织成本，仅可维系最为简约的治理体制，地方性非正式规则应用也较为普遍。东部发达地区农村或大中城市城郊村与城中村，集体经济往往比较发达，足以滋养相对复杂的制度体系和组织结构，也即村内治理资源和地方政府治理资源足够丰沛，足以支付制度推广所带来的组织成本，加之村庄利益边界模糊，具体组织过程复杂，对治理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于制度推广而言，除了考虑社会基础之外，其治理资源是否与组织成本相匹配即制度适用性也至关重要。

（三）治理有效是制度关联创新的落脚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治理有效”是基本要求。何谓治理有效呢？在笔者看来，治理有效有两个相互贯通的衡量指标：一是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和治理资源可以順利进村落地，二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诉求和基层信息可以顺利上传，即实现自下而上的治理需求与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项目资源有效对接。任务、资源与需求的有效对接是目标，关键在于基层组织的有效性。而基层组织的有效性则取决于基层组织形态与治理任务密集程度、治理资源丰沛程度相契合。宁海36条实施后，当地村级组织逐步向正规化村级组织过渡，正规化的组织形态与当地密集且频发的治理任务相契合，同时也离不开当地地方政府丰沛的治理资源。反观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治理任务稀疏且偶发，阶段性强，加之不论是村庄内部治理资源还是外生型地方政府治理资源，均不足以支撑起一个正规化的村级组织，因此，中西部农村内在呼唤也适用于兼业干部、灵活治理所支撑起的简约治理体制。否则，对于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而言，过于复杂的制度设计，要么加重基层组织负担，要么成为“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制度空转。

有基于此，宁海36条的具体实践启示我们：制度创新离不开当地村庄社会基础；制度推广必须考虑依托于村庄基础之上制度运转起来的组织成本；治理有效的核心在于自下而上的群众需求与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治理资源有效对接，关键在于基层组织形态要与当地治理任务、治理资源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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