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民族文化论文

2022-04-20

摘要:本文以欧洲瓷器的产生发展为主线,选取欧洲历史上重要的几个陶瓷生产窑厂,以荷兰德尔夫特窑、德国麦森窑和法国塞弗尔窑为例,来分析和讨论中日瓷器在欧洲瓷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欧洲瓷器的关系,最后通过中日瓷器的简要比较,指出了中日瓷器在欧洲瓷器发展过程中各自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及重要地位。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中国瓷器民族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国瓷器民族文化论文 篇1:

浅谈中国民族文化陶瓷史

摘要: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在中国民族文化中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中国陶瓷早已闻名世界,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陶瓷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对推动中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辉煌的一笔。文章主要对中国民族文化陶瓷史展开深入研究探讨,首先对中国陶瓷史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分析,其次阐述陶瓷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最后剖析中国陶瓷史研究的价值。

关键词:中国;民族文化;陶瓷史

0引言

中国陶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是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叠加。陶瓷不仅是一项艺术,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是一种艺术与实用相结合的工艺品。

1中国陶瓷史发展的历史进程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陶瓷的发展过程也了解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清晰。陶瓷史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悠久。远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我们国家的先民就已经开始制作陶器,随着社会的发展,制陶技术也不断发展。在考古发掘的十几个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瓷较多,主要是灰陶器、黑陶器、彩陶等,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不是很高,所以当时的陶瓷粗糙不平。

在夏商时期,陶器相对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并没有非常大的创新和改变,本质上还是与新石器时期基本相同。到了周朝陶器开始发生转变,这一时期陶器逐渐用于建筑领域,比如陶瓦、简易瓦和瓦钉。到了汉代,釉陶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陶瓷品种。大部分的人们选择生活用品时,釉陶是首选,正是在这个时期,陶瓷用品开始得到广泛的应用。隋唐时期,社会相对更加稳定,社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更是百花齐放,当时陶器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快,这一时期中国古代著名的陶瓷品种唐三彩应运而生,唐三彩在陶器上取得了质的飞跃。

宋代是我国瓷器发展最辉煌的时期,期间有很多珍贵的瓷器和著名的瓷窑,瓷窑数量的不断增加意味着瓷器的发展不断变化。明清时期,“南青北白”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称号,青瓷成为陶瓷发展的主要品种,在这一时期中国瓷器发展达到了顶峰。康熙年间,中国瓷器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瓷器的数量和质量也有了质的飞跃。

2陶瓷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

2.1中国陶瓷对外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陶瓷作为我国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不仅对我国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对外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中国陶瓷对外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影响,中国陶瓷风格是独一无二的,它对世界各地的制陶风格和技术有着深刻的影响,外国陶瓷工艺深受中国陶瓷技术的影响,具有中国陶瓷工艺的风格。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国陶瓷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这也进一步推动中国瓷器茶具及饮茶的生活方式传向日本等国家。当中国的饮茶文化及与陶瓷文化传入日本后,日本随后就产生了茶道精神及陶器茶具等文化,这也正是受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陶瓷逐渐传入东南亚地区,也正是因为中国陶瓷的传入,才使东南亚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中国陶瓷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洲和欧洲宗教事业的快速发展,东非很多地区一些宫殿和清真寺建筑上,都会使用中国瓷器进行装饰。由此可见,经过历史的发展和变迁,陶瓷已不仅仅是陶瓷,它更代表着中国民族文化,蕴含着浓厚的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

2.2外来文化对中国陶瓷艺术的影响

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越来越激烈,外国文化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更加密切。明永乐青花瓷就具备伊拉克的风格和特点。在陶瓷盛行的唐三彩时期,制作出胡人俑和胡人伎乐俑等形象,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当时胡、汉族的民族融合生活现状密切相关。唐三彩瓷器工艺品的形成大多受外国文化影响,具有较强的异国特色。后來随着佛教的传入,也对我国陶瓷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佛教的流传促使一些与佛教有关的陶瓷出现,佛教故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陶瓷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佛教的影响下我国古代陶瓷无论是从造型上还是装饰纹样上都出现了新的题材。而陶瓷作为中国各阶层都使用的实物,正是佛教传播的最好载体,佛教在陶瓷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且这种佛教题材的陶瓷艺术形式在各时代的陶瓷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引进外国文化导致中国陶瓷工艺形式的逐步变化,不仅能有效传播东方文化,而且能促使人们理解和接受中国民族文化,基于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影响,在中华陶瓷艺术文化中我们可以感受中国陶瓷的悠久历史,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

2.3中国陶瓷史研究的价值

对中国陶瓷历史的研究不仅能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而且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费孝通先生曾说,文化意识的意义主要在于生活在某一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所了解,即能够了解文化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并了解文化发展的特点和方向。研究中国陶瓷的历史,应在重视历史本身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了解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中国陶瓷约有1万年的历史,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尽管陶瓷是没有生命的产品,但它涉及中华民族的整个发展过程,主要包括文化、政治、经济和科技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广泛和复杂的过程。

在研究中国陶瓷历史时,一方面要注意垂直时间演变,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空间的水平传播。同时,对中国陶瓷历史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技术制度方面,而且在自然制度和获取信息方面也有所体现,对文明的历史变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陶瓷的生产技术不断发展,通过世界贸易促进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以及文化交往的密切,陶瓷逐渐成为对外交流的主要手段。陶瓷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既是美术艺术,也是民间艺术,蕴含着深厚的民俗文化特色,并且可以反映中国人民真实的社会生活及审美观念。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国陶瓷史,对其进行新的尝试与探索。在尝试与探索的过程中,通过不同角度对中国陶瓷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不同面貌的历史,能够从多个角度重新审视历史。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都是有生命的,我们要不断地了解和阅读,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不同时代的人可以解读历史,获取不同的感悟和体验。

3结语

陶瓷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陶瓷的历史源远流长,跨越了中国古代的各个时期,陶器的开发自古以来就没有中断过。陶瓷具有独特的考古价值,这种价值是无法磨灭的。陶瓷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积极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陶瓷不仅是民族民俗、美学艺术和宗教文化交流的手段,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交流的历史见证。中国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繁荣兴盛,这也是支撑陶瓷文化产业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动力源泉。一窑炉火燃烧生产出的不仅仅是一些陶瓷工艺品,它燃烧了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陶瓷文化将继续深入发展。

作者:程超

中国瓷器民族文化论文 篇2:

从中欧瓷器之比较看欧洲瓷器的东方情结

摘 要:本文以欧洲瓷器的产生发展为主线,选取欧洲历史上重要的几个陶瓷生产窑厂,以荷兰德尔夫特窑、德国麦森窑和法国塞弗尔窑为例,来分析和讨论中日瓷器在欧洲瓷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欧洲瓷器的关系,最后通过中日瓷器的简要比较,指出了中日瓷器在欧洲瓷器发展过程中各自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及重要地位。

关键词:欧洲瓷器;中国瓷;日本瓷;关系;工艺美术;艺术特点;比较

Oriental Complexof the European Porcelain:A Comparision Between China Porcelain and European Porcelain

LU Yu-cheng

16—17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的航海业获得了空前发展,使得东西方贸易往来日渐频繁,来自东方的珍贵货物,如丝绸、香料、瓷器、玉器、漆器、各种织物、象牙雕刻等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各国。其中,尤以温润柔美,光洁细腻而著名的瓷器最为欧洲王公贵族及整个上流社会所珍爱,乃至于瓷器的价值一度超过了黄金,瓷器在欧洲成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这样,瓷器在欧洲的诞生也就呼之欲出了。

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器就已经在欧洲出现,但纵观上古时期的世界陶瓷艺术,主要有两大源流,“一是中国,二是西亚。”①所以欧洲的瓷器大体上是在东方的影响下产生,其产生时间较晚,一般认为18世纪是欧洲瓷器工艺发展的黄金时期。总的来说,欧洲瓷器的产生发展是经历了从东方进口、仿烧东方瓷器、以及最后形成具有自己风格的欧洲瓷器这样几个阶段。瓷器在英文中被称作china,以中国(China)作为瓷器的代称,虽然不能说明影响欧洲瓷的仅仅只是中国瓷器,但至少也说明了瓷器来自东方,是东方的产物。其实,在欧洲瓷器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东方瓷器对其有着直接的影响,它直接刺激和促进了欧洲瓷器的产生和发展,而在东方瓷器中又尤其是以中国和日本瓷器的影响最大。下面本文就以欧洲瓷器的产生发展为主线,以欧洲主要的陶瓷生产窑厂为主体,来探讨中日瓷器在欧洲瓷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欧洲瓷器的关系。

一、欧洲瓷器诞生的前奏:陶器对瓷器的模仿

陶器在欧洲有很长的历史,但瓷器在欧洲的出现却到了很晚的时候,东方瓷器也在很早就已经传入欧洲了,但东方瓷器对欧洲陶瓷工艺产生影响,使得欧洲陶器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模仿却是到了17世纪的“巴洛克时代”。尽管只是用陶器仿制瓷器,但意义却非常重大,可以说,欧洲陶器对东方瓷器的模仿拉开了欧洲瓷器生产的序幕,为欧洲瓷器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17世纪,瓷器在欧洲是王公贵族及整个上流社会最为珍爱的瑰宝,乃至于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上的价格一度超过黄金。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竞相掀起了仿制中国瓷器的热潮,其中,尤以荷兰德尔夫特(Delft)窑的陶器(公元1611年之后)最为出色。

荷兰是最早发展航运事业的国家之一,它于1602年成立东印度联合公司,建成通往远东的港口,并继西班牙之后独家垄断了远东贸易,其中最主要的货物便是远东的瓷器。而在1640—1650年间(时值明末清初),中国因战乱而瓷器出口锐减,但代之出现的日本瓷器又价格昂贵,从而为德尔夫特窑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早在16世纪初,由安特卫普传入的意大利马略卡式陶器就已在阿姆斯特丹和哈勒姆(Haarlem)等地流行起来。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在中国和日本等东方陶瓷的影响下,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德尔夫特的制陶工艺开始在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在那时的欧洲人眼里,“如能买到一件德尔夫特窑生产的陶器,将被看做荣誉、幸福、以至财富的象征。”②

早期德尔夫特陶器,是由于仿制中国青花瓷才在欧洲市场上获得成功。该窑的“中国样式”正是从当时中国外销瓷样式中来。例如:现藏海牙美术馆的锡釉蓝彩花卉纹双耳多流有盖瓶(图1),是巴洛克时代荷兰德尔夫特窑的作品,这与清乾隆时期的那种青花缠枝莲赏瓶十分相似。德尔夫特陶器装饰多在盘、瓶、壶等器物上,纹样多是龙、狮子、凤凰、亭台楼阁、仙人、花鸟草虫、庭院花枝、楼阁仕女、山水风景等中国青花纹样,人们称之为“中国的形象”。其所谓“希诺瓦兹里”(chinoiserie,意为中国样式)的纹样,是从大量中国进口瓷器纹样中,选择适合欧洲人理解的形态,加以改造和重组而形成的。1670年以后,德尔夫特开始烧制五彩瓷器。荷兰最早接触的五彩瓷器,是中国南方的民窑产品,欧洲人称之为汕头瓷。此后,中国康熙五彩和日本柿右卫门、伊万里彩绘瓷输入欧洲,从而改变了欧洲人对青花的偏爱而随之投向了彩绘瓷。德尔夫特五彩陶常见的是黄、紫、绿、茶、红等锡釉色料。

这一时期,德尔夫特陶器同时受到中国和日本的影响,但两者的影响还是有一定层次差别的。从此时中日瓷器关系上来看,中国正是清初之时,陶瓷技术已较为完备。而在日本是桃山•江户时代,桃山•江户时代是日本工艺美术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此时陶艺获得了飞跃的发展,是“茶陶”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日本瓷艺的起步时期。日本学习和消化中国北宋的瓷器工艺技术,烧制出当地的第一批瓷器,以后逐步实现了瓷艺的“日本化”。因此,这一时期,日本对德尔夫特窑的影响还主要是陶艺的制作技术及装饰风格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给予德尔夫特窑的影响是直接从瓷器的形制、样式、纹样、色彩等多方面影响,而日本则是主要以陶器影响德尔夫特窑的产品,所以,在欧洲瓷器诞生之初东方瓷器的影响中,中国瓷的影响不仅相当大,且是占主要地位的。

二、欧洲瓷器的诞生与德国麦森窑

17世纪末18世纪初,德国人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Johann Friedrich Bottger,1682—1719)和埃伦弗里德•瓦尔特•冯•契尔恩豪斯(Ehrenfried walter Von Tschirnhaus,1651—1708)经过反复试验,最终由伯特格尔于1709年3月成功的烧制出欧洲的第一件白釉瓷器。瓷器的成功烧制,为德国增加了收入,带来了繁荣,也直接推动了麦森窑的产生。1710年1月23日,德国国王命令在德累斯顿20公里之外的阿尔布累希茨堡建立麦森(Meissen)王室瓷窑,该窑选用“希诺瓦白土”,最终烧制出优质的白瓷,并于1713年春开始批量生产。这时生产的瓷器才“可谓名副其实的硬质瓷器。”③

图2 彩绘东方式人物瓷茶壶德国麦森窑是典型的中国式图案

麦森窑的瓷器同样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中国瓷和日本瓷都不同程度的对其产生影响,其早期纹饰多为中国式的人物、楼阁、园林以及花草动物等。18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麦森窑开始大量仿制日本柿右卫门和伊万里彩绘瓷器,如八角形器皿、带盖茶碗等器形以及装饰纹饰,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这与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对日本瓷器的偏爱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为了收藏和陈列逐年增多的瓷器,他还将易北河对岸的陆军元帅官邸易名为“日本宫”,专门收藏和陈列瓷器。皇帝的好恶直接左右着窑厂瓷器生产的风格,因此,日本瓷对麦森窑的影响是十分大的,它直接主导了麦森窑瓷器在装饰纹样、色彩、器型等方面的日本特色。

三、洛可可时代的法国塞弗尔窑

18世纪后期,法国是继德国之后在欧洲唯一能够真正生产硬质瓷器的国家。早期法国瓷器主要以烧制软质瓷为主,这是一种以陶土与玻璃为原料,以较低温度烧成,胎体呈白色半透明状的瓷器。而18世纪后期的塞弗尔窑是洛可可时代法国最著名的瓷厂,其原型是路易十五1738年在维森那建立的皇家瓷厂,于1756年迁至塞弗尔,它代表了近代法国瓷器的发展水平,同麦森窑一样成为欧洲瓷器生产的杰出代表。

塞弗尔窑的产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主要采用天蓝釉,称为“国王蓝”。蓝白相间的底色上用雕刻、彩绘等形式装饰以线条流畅、造型轻盈的洛可可式纹样;另一种样式是运用玫瑰色釉彩。由于路易十五的宠姬蓬巴杜夫人是该窑的主要赞助者,玫瑰色是她喜欢的颜色,因此,亦称之为“玫瑰色蓬巴杜式”。塞弗尔窑的瓷器似乎与德国瓷器脱胎于中国、日本的原型不同,有了新的倾向。如在继承、发扬欧洲传统宫廷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又充分吸收其它艺术设计门类的流行时尚,从而创造出高贵优雅、华丽妩媚的独特风格,这与当时洛可可时代的趣味相关。但具体来看,塞弗尔窑的瓷器与中国、日本瓷器,尤其是中国瓷器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首先,洛可可艺术与中国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正是中国艺术影响了洛可可。早在17世纪,路易十四就十分迷恋中国瓷器,到洛可可时代这更是一种宫廷时尚。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在他的《洛可可形成》一文中明确的指出“在工艺美术方面,尤其在法国,全面地学习中国,……形成法国的理性和享乐的文化。”可见,中国对于法国工艺美术的影响,而洛可可时期塞弗尔窑的瓷器也同样有中国瓷器的影子。

其次,一方面,洛可可艺术偏爱曲线美,而塞弗尔窑瓷器的优美曲线和复杂花草纹样很显然是受了中国的影响,一些曲线和纹样在中国瓷器、刺绣、漆器、编织品上到处可以见到;另一方面,中国瓷器高贵的黄色和典雅的蓝青色,都是法国艺术家们喜欢的色彩,这在塞弗尔窑瓷器上也很容易见到。

总的来说,洛可可时代法国的塞弗尔窑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中国瓷器的影响,但此时欧洲瓷器也逐渐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具有自己民族文化特色的瓷器,其对于中日瓷器的依赖在逐渐减小。欧洲瓷器发展到后来,其独立性越来越强,欧洲文化特点也越来越明显。例如在法国,自1770年开始,塞弗尔窑的陶瓷装饰便常以欧洲古典题材为主。在德国,自1765年起就在王室瓷窑的瓶类制品中有了所谓的“古希腊罗马式”,同样,在英国也有了大批模仿古希腊陶瓶的产品。也可以说,到此时欧洲瓷器才逐渐摆脱了对东方瓷器的依赖和迷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四、中国瓷器和日本瓷器的关系

虽然欧洲瓷器同时受到中日瓷器的影响,但实际上中国瓷和日本瓷之间还是有诸多差异,不仅在形制、纹样、装饰特点等方面不同,而且两者对欧洲瓷器的影响也有程度和层次上的差别,因此在探讨中日瓷器对欧洲瓷器影响的同时,还有必要对中国瓷和日本瓷的关系做一些考察,以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中日瓷器对欧洲瓷器不同程度的影响关系。

日本很早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属于中国大文化圈。在瓷器工艺方面,中国起步很早,在东汉晚期(约公元3世纪)就已经成功的烧制出青瓷。而到17世纪,即明末清初之时,中国的瓷器工艺已较为成熟了。而此时的日本,瓷器工艺才开始起步,并且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中国瓷器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早在日本室町时代(1333—1600),中国宋以前的青白瓷就已经开始输入日本和东南亚诸国。而同时朝鲜对日本瓷器的产生又有直接的作用。在桃山时代文禄、庆长年间(1592—1614),当时赴日的朝鲜人在九州佐贺县唐津市及其附近建窑厂,创立“唐津窑”,最初主要烧制“朝式”的朴素日用杂器。至江户时代初期,元和初年(1615年)则由朝鲜人李参平在肥前有田(佐贺县境内)烧制出当地第一批瓷器,成为在日本烧制瓷器的第一人。此时的瓷器出现了描绘花样的装饰技法,这在日本陶瓷工艺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发展。这一时期,“唐津窑”的产品是日本瓷器工艺的主流。宽永(1624—1644)后期,日本人酒井田柿右卫门精心钻研和学习中国以赤、青、黄等为主色的彩瓷,并加以改造,从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出发,制成第一件上釉瓷器,以日本人崇尚的象征美、圣洁的白色为底色,纹饰洒脱,装饰华丽,具有鲜明的日本特色。“柿右卫门”样式成为当时的流行样式,并产生许多有名的作品,如《彩绘秋草纹八角瓶》、《彩绘花鸟纹酒壶》等,这种样式对早期的德尔夫特窑也具有重要影响。

由此可见,中国瓷器对日本陶瓷工艺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瓷器对日本瓷器的影响,并不是日本完全照搬照抄,而是通过对引进的中国瓷进行消化、吸收,从日本特有的文化和审美意识出发,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瓷器风格,其风格的独立性不容忽视,因此,其对于欧洲瓷的影响也有独特之处。然而,如果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日本瓷器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但中国瓷器对它的影响并不是已经完全消失,在日本瓷器中多少也还有中国瓷器的影子,还可以见到一些中国的工艺和样式。因此,日本瓷器在传入欧洲之后,对欧洲瓷器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瓷器对欧洲的再影响。综上所述,比较中日瓷器对欧洲瓷器影响的不同差异,可以说中国瓷器对欧洲的影响似乎从风格根源上更为久远一些。而且瓷器毕竟还是china而不是Japan,这至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瓷器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

五、结语

纵观整个欧洲瓷器发展史,东方瓷器尤其是中国瓷器和日本瓷器在其产生发展的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刺激和推动了欧洲瓷器的产生,并在最初的几百年间影响了欧洲瓷的生产和装饰方式,主导了欧洲瓷的风格特点,甚至引领了欧洲人的审美风尚,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还值得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其实,陶瓷艺术的发展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问题,实际上,艺术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文化交融的产物,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两国之间,但必然是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交融,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足以、也不能单凭本民族的文化力量立足于世界(即使有特例,它的文化也必然是相当弱势的文化)。要想一个民族发展壮大、一个国家繁荣昌盛,就必须从其他民族中吸取新鲜的养料,才能重获再度发展的活力。因此,世界艺术是各国艺术共同组成的,其发展也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艺术交流融合的结果。也正是有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各个国家的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我们的艺术才如此璀璨夺目,生活才如此丰富多彩,世界才如此气象万千。(责任编辑:高笑云)

① 陈进海编著《世界陶瓷艺术史》,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② 同上,第441页。

③ 同上,第451页。

作者:陆宇澄

中国瓷器民族文化论文 篇3:

浅析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内容创新策略

摘 要:文化对外传播的内容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内容创新需要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互补、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联通。因此,未来可通过塑造现代文化品牌、挖掘文化精神内涵、提高文化内容层次、强调中西文化关联,来提升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力。

关键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内容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对外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事务程度的不断加深,推动文化走出去也成为中国迈向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大力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但中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1],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造成这一情形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对外传播的文化内容与外国受众的文化需求不完全匹配。因此,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能力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要推动文化对外传播的内容创新。

一、文化对外传播内容的几组关系

文化对外传播是发生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互动过程。完整的文化对外传播过程通常包括信息源、传者、受众、传播内容、媒介和反馈[2]。传播内容是传播系统的重要部分,内容的属性差异会直接影响到传播的效果,构建良好的传播系统需要重视传播内容的筛选。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就是向外国受众传递中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和不同形式文化内容的过程。因此,从文化内容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需要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

(一)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三家为主流,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了丰富多样的文化艺术形式,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长河中的绚丽图景,成为形塑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文化基因。自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华民族在现代生产与日常生活中同样创造了绚烂多彩的现代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不仅要彰显深厚悠远的傳统精神,还要展现与时俱进的现代气质。

(二)处理好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

物质文化是人的思想的具化与再现,如建筑、服饰、饮食和交通等;精神文化是人类在物质文化生产基础上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是人对社会和世界认知的集中展现,如社会观念和制度规范。中国不仅有长城、园林、汉服、中餐等典型性的物质文化,还有“天人合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观与制度文化。因此,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不仅要传播形象直观的物质文化,还要传播深沉厚重的精神文化。

(三)处理好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从地域范围来看,所有的文化既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特定民族的精神符号。因此,文化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个体性与一般性。中国文化既是中华民族长期生产生活所凝造的智慧瑰宝,是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符号。同时,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具有诸多相似性和共通性,早已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流中。因此,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不仅要讲述特殊的中国故事,而且要传达普适的世界价值。

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内容转型

对外传播的文化内容受到受众需求与传者意图的双重影响,这涉及到受众需要什么文化和传者想要传播什么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既要满足外国受众的文化需求,又要服务于本国的文化战略,因此需要进行文化对外传播内容的调整与更新。针对上文所提到的文化对外传播需要处理好的几种关系,具体论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笔者认为在内容上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好转型。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

推广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心。如依托海外孔子学院,通过国际汉语教师向外国公众宣传书法、剪纸、功夫、京剧、茶艺、汉服、中医和音乐等。传统文化经典固然重要且能满足外国公众对中国文化的猎奇心态,但较难对外国受众产生持续的文化影响。原因在于这些传统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一定脱节,且在国内的受众也寥寥无几,通过官方媒体机构把其直接推广到国外可能导致适应性难题。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这是外国受众更加关注的话题。自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了许多在世界范围内均领先的现代文化。中国人的现代生活方式也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新四大发明”(高速铁路、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是中国现代科技文化的典型。因此,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要特别重视讲述中国文化发展的现代故事,把中国文化的最新变化和成就更及时、精准地介绍给外国受众。

(二)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互补

长期以来,由于思想文化差异、语言交流障碍、传播方式局限等方面的原因,中国主要向国外推介丝绸、瓷器、茶叶等对于外国受众来说较易理解和接受的物质文化。而若要中国文化对世界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就需要让外国受众理解中国人的文化观念,走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因此,可大力挖掘反映中国人生活的“和谐”“仁爱”“中庸”“人本”等文化元素,敢于诉说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传达中国关于人类发展的哲学理念和思想文化。同时,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也要重视用外国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展现中国文化的丰富精神内涵。

(三)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联通

我们以往在对外传播中为中国文化贴上中国标签、打上中国印记,以展现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这的确加深了世界的“中国印象”。但中国文化之于世界的意义为何?与世界文化有何共通?这仍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重要文化课题。因此,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要善于用世界通用的语言、共享的符号讲清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联相通。

对中国对外传播的文化内容进行转型更新,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互补、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联通,从而展现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寻求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共通性和契合力,以满足外国受众差异性、多元化的文化需求,最终达到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力的目的。

三、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内容创新策略

(一)塑造现代文化品牌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精彩篇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为世界文化发展注入了重要元素。塑造中国对外传播的现代文化品牌:首先,要自信讲述中国发展的当代故事,特别是讲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以及改革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其次,要自信展现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且在讲述方式上由宏大叙事向个性代言转变,更加精细具体地表现个体生活所展示的中国气象;最后,要自信表达现代治理的价值主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大变动、大调整中,中国要敢于以自信从容的姿态发出以“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绿色等为代表的中国声音,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二)挖掘文化精神内涵

在对外传播中挖掘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要做好两个转换,即将传统文化转换为现代文化、将物质文化转换为精神文化。一方面,要善于提炼传统器物与现代创新的精神特质,并向外国受众传播。中国传统的器物和工艺如建筑、雕刻、瓷器、书法、剪纸等反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如古代园林建筑蕴含了和谐共生、返璞归真的价值追求,书法彰显了形神合一、个性审美的精神内涵。中国发展中的现代创造则反映了今天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如“新四大发明”体现了中国人所具有的创新精神;另一方面,要善于发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现代意蕴。中国传統文化中有许多对现代生活仍具有启示意义的元素,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对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启示,而“天下大同”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古典依据。

(三)丰富文化内容层次

首先,要顺应文化市场发展趋势,打造优质化、品牌化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如近年来在国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产电影作品、故宫“网红”文创产品等;其次,要利用融媒体平台,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比较优势,提高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精神、哲学思想等思想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的比例;最后,要通过柔性灵活的方式全面阐释中国的执政理念与制度文化。中国特色的执政理念、制度经验对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之治”体现了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要借助海外媒体、国际峰会、多边合作组织等渠道和平台讲好“中国故事”和表达“中国主张”,如与国际社会积极分享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经验。

(四) 强调中西文化关联

增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能力、提高外国受众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关键是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精神壁垒和心理障碍。长期以来,许多国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都持一种警惕态度,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因此,在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要特别强调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内容关联性。一方面,要将共通性、普适性文化内容作为对外传播的重点。这有助于降低或消除目的国及其受众对中国文化的排斥和抵制;另一方面,要用国际通用的理念、话语进行表达,以最大程度地达到不同国家受众的“文化共鸣”。如李子柒以一种符合世界审美的方式讲述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而走红海内外,成为了个体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典型案例。

总之,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能力,需要对文化传播的内容进行转型更新,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互补、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联通。通过塑造现代文化品牌、挖掘文化精神内涵、丰富文化内容层次、强调中西文化关联,进而全方位优化文化对外传播内容,推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体系与传播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曹波.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三个意识维度[J].国家治理,2017(1):42-48.

[2] 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6.

[3] 潘荣成.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基于文化层次性的研究[J].理论月刊,2018(5):167-173.

[责任编辑:艾涓]

作者:阳雨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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