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孝道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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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国孝道文化论文

孝道文化融汇翰园碑林

11月4日下午，河南省民政厅原常务副厅长、河南省孝文化促进会创会会长鲁献启，河南省孝文化促进会会长张富领，副会长潘进军、孟亮、魏恒、袁朝志等一行前往古都开封考察中国翰园碑林，听取和了解河南省孝文化促进会开封工作委员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中国翰园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占地120亩，坐落在开封市龙亭湖风景区西部，是一座融书画碑刻艺术与古典园林建筑艺术为一体，集诗书画印精华之大成，将山水风光与人文景观完美结合的大型文化艺术园林。由当代“文化愚公”之称的开封市退休老干部李公涛先生带领全家，自筹资金于1985年创建，经过30多年的艰苦创业，现已基本建成。

当天下午，鲁献启、张富领会长一行在李公涛先生长子李孝泉、次子李孝平的陪同下，参观考察了中国翰园碑林的建设情况。

李孝泉、李孝平兄弟详细介绍了父亲李公涛先生创辦中国翰园碑林的初心和艰辛历程，以及他们三兄弟铭记父志、接续奋斗的坚定决心和具体做法。

李孝泉、李孝平兄弟表示：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们时刻没有忘记他老人家的教诲和承诺，全家人决心秉承他老人家的遗志，不吃老本，要立新功，以家训碑为高度原则，完成父亲的未竟事业，继续坚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翰园精神，按照他老人家提出的总体目标，把翰园碑林早日建成无偿交给国家，以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鲁献启对李公涛先生矢志不渝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就中国翰园碑林发展和规划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在开封，李孝泉、李孝平和李孝杰三兄弟子承父业、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一门三孝”感人故事广为流传。近年来，李孝泉、李孝平和李孝杰三兄弟在身体力行中华孝道的同时，还积极大力弘扬中华孝道，连续多年在中国翰院碑林举办丰富多彩的孝道文化节。

对李孝泉、李孝平和李孝杰三兄弟为中华孝道的弘扬和传播做出的积极贡献，张富领会长一行交口称赞。前不久，得知河南省孝文化促进会筹备开封工作委员会的消息后，李孝泉、李孝平和李孝杰三兄弟表示，愿意积极参与到筹备工作中来。只要有需要，他们愿意为开封工作委员会的各项工作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便利。

河南省孝文化促进会开封工作委员会筹备组负责人郑启立、李俊鑫向张富领会长汇报了筹备进展情况。张富领会长表示，希望筹备组加大工作力度，提高筹备工作质量，整合社会各方力量，争取更大范围支持，让河南省孝文化促进会开封工作委员会早日落地开展工作。

河南省孝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孟亮，副会长潘进军、魏恒、袁朝志，常务副秘书长宋叶，副秘书长郑启立，常务理事李俊鑫等陪同调研考察。

作者：孟亮

第二篇：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廉政价值考量

摘 要：挖掘传统孝道文化中的有益资源，有利于提高党员干部的道德水平，形成崇尚廉洁、抵制腐败的良好社会氛围，推进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但孝与廉之间仅是一种间接的关联，如果没有相关制度措施提供保障，不与完善制度、强化监督相结合，那以孝促廉的作用必然是有限的。除了弘扬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发挥其积极作用外，我们更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弘扬民主平等、公开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诚实守信、勤劳节俭等传统美德，实现其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廉政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孝道文化;廉政价值;以孝促廉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备受国人关注和青睐。一些人主张以孝促廉，以孝成廉，那么如何科学理解孝和廉的精神实质及其相互关系，孝本身是否包含有廉的价值，“孝廉文化”是否存在，我们在推进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过程中又应当如何评价孝道文化，发挥其积极作用呢?显然，回答这一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先秦孝道观念的产生与演变

孝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伦理准则，也是中华文化的本源之一，在中国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谢幼伟先生曾指出：“中国社会是彻始彻终为孝这一概念所支配的社会。中国社会是以孝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1]

作为一个道德概念，“孝”在中国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早在商代卜辞中就出现了“上父下子”的象形文字“孝”。《尔雅·释训》云：“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2]《礼记·祭统》云：“孝者，畜也，畜养也。”汉代许慎所著《说文解字·老部》将“孝”字解释为：“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3]显然，孝就是子女基于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的朴素情感，而爱父母、赡养父母、顺承父母的行为。

孝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内容不断丰富，并逐步赋予政治色彩，从纯粹的家庭伦理演变成兼具政治伦理，附着了仁、义、礼等政治要求的过程。

先秦儒家思想家们对孝十分重视，对其内涵和要求进行了阐释。

孔子是儒家的开创者，他十分重视孝，并在多种场合对其进行了解读和诠释。《论语》中记录有孔子对孝的大量的论述。孔子孝道思想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孝与礼、仁等结合起来。当孟懿子问什么是孝时，孔子回答说是无违，即不违反父母的意愿，在其生、死、葬、祭各个环节都要不违背“礼”，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二是强调对父母要敬。当子游问孝时，孔子采用了反问的句式：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4]认为如果把“孝”仅仅看成是从经济上供养父母，未免层次太低，反问犬马也能得到人们的饲养，那与饲养犬马有何区别呢?因此强调孝不仅仅要从物质上满足老人、赡养老人，而且要对父母尊敬，使其体面、有尊严。因为“敬”属于高层次的孝，一般人难以达到，所以当子夏问孝时，子曰： “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撰。曾是以为孝乎?”在孔子看来，有事情，儿女替父母去办理，有酒食先让父母吃，这些都容易做到，最难的是“敬”，因为只有做到“敬”，才能真正达到“孝”的较高境界。孔子云： “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礼记·中庸》)三是把孝提高到立身之本的高度。“孝悌者也，其为人之本欤?(《论语·学而》)这就是说，人是天地之中最为贵重的东西，而人之所以是人，最为重要的是人能行孝，孝为做人之本。

曾子上承孔子，下启思孟，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孝包括了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二者缺一不可。孝有不同的层次：“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礼记·祭文》)其中赡养父母只是起码的孝，只有做到“不辱”和“尊亲”才是更高层次的孝。曾子认为作为人子，能养之孝是小孝，使自己的父母不蒙受耻辱是一般的孝，真正的大孝是立身兴业，用积极的嘉言善行，成就一番事业，做到“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能使父母受人尊重并感到荣耀，并扬名后世，光耀门庭。曾子还把孝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普遍准则，认为：“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礼记·祭文》)

孟子被称为亚圣，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又一主要代表人物。孟子认为孝就是要“善事父母”。那么如何去做呢?一是要顺亲，即不违背其意愿，对此他特别推崇虞舜，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人子。舜盡事亲之道而瞽叟厎豫，瞽叟厎豫而天下化，瞽叟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离娄上·第二十八章》)二是要不失其身，即保持良好的操守，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孟子·离娄上·第十九章》)三是要养志，即要有远大的理想和追求。孟子说，“……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孟子·离娄上·第十九章》)孟子还从反面列举了不孝的五种类型，指出：“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第三十章》)”。

二、汉以后孝道的异化与僵化

西汉以后，孝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孝的内容在进一步充实、细化的同时开始从私德进入公共领域，与忠君等现实政治要求紧密结合，成为巩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

一是对先秦思想家关于孝的观点加以演绎细化，使孝的要求更加丰富具体，也具有可操作性。《孝经·纪孝行章第十》云，孔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5]只有这五个方面做到了，才大致算得上为父母尽了孝道。

二是将孝道与仁义忠信等其他儒家观念范畴结合起来。众所周知，《大戴礼记》亦名《大戴礼》、《大戴记》，因传言其成书于西汉末礼学家戴德(世称大戴)之手，故而得名，实为东汉中期大戴后学为传习《士礼》(即今《仪礼》前身)而编定。该书把曾子说成是孝的楷模，把孝列为道德教化的本源之一，说：“民之本教曰孝。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义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礼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特别是把私德的孝道与公德结合起来，把忠君列为孝道的固有内容，说：“事君不忠，非孝也，任官不敬，非孝也”，“移孝入忠”，所谓“家之孝子，国之忠臣”，将孝道上升到政治层面，为现实政治服务，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

三是把孝道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汉书·艺文志》云：“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之行，莫大于孝……圣人之德又何加于孝乎。”(《孝经·圣治》)。孝既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道德养成的基础工程，也是天经地义的原则。汉代还出现了《二十四孝图》等通俗读物和图画，使重孝、践孝从精英阶层走向民间，走上通俗化、平民化的道路，成为引领社会习俗的有力工具。

四是出台孝廉制度，使孝行功利化。汉代君主标榜“以孝治天下”，对孝顺父母的善行予以表彰，还将孝道放到与廉洁同等重要的位置，纳入官员选拔和考核的范畴，成为重要的衡量指标。西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实行孝廉制度，诏令各郡国每年察举“孝顺亲长”者一人、“廉能正直”者一人，以为官员候选，从而把孝道从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私德-家庭美德引入公共领域，作为官吏选拔和升迁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准，从而在汉代初期和中期，形成了一股追求廉洁、注重名节的社会风气。[6]但由于孝道成为进入仕途的前提条件，因此，在中国官本位的社会环境中，孝不再是原先质朴的子女对父祖长辈的那种发自肺腑的尊敬爱戴，开始与升官发财联系起来，掺杂了功利的色彩，甚至成为少数奔竞之徒的敲门砖，于是伪孝和愚孝现象应运而生。

五是孝道开始绝对化和僵化。先秦的孝尚存在一定的平等色彩，如将子孝与父慈相对应，互为条件。作为与孟子齐名的儒家思想的又一代表人物，荀子就认为，“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孝不是无条件的，必须以义为原则，明乎“从不从之义”，“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孝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忠)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端息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7]孝也是建立在父慈的基础上的，还包括对父母过错的批评，如果对父母的过错不进行批评，就可能“陷亲于大恶”，那可谓是对父母的最大不孝。汉代之后，正常的父子关系被扭曲，孝道逐渐绝对化，走上歧途，出现了赞扬愚孝的孝子图，甚至出现了三纲中所谓“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做法。《后汉书》开始有意识地褒奖孝子孝行，《晋书·孝友传》明确为孝子立传。

三、以孝促廉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有益尝试

世界上许多宗教都对孝道十分推崇。基督教把“孝”称为众德之首、人伦之先，在《摩西十诫》中就有关于孝敬父母的诫命;伊斯兰教把尊老敬老看作是“万善之首”。因此，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8]。不过，比较而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孝的重视程度，却是其他文化望尘莫及的。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得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9]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孝道文化，出现了研究孝文化的热潮。有学者认为，“孝廉文化”既体现在廉政理念的树立上，也体现在廉洁从政的行为规范上，其核心价值观是务实、为民、清廉;“孝廉文化”是以廉政为思想内涵，以孝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是廉政建设与孝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孝廉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本源、本根的地位，不懂孝廉文化，就难以理解中国历史的变动;“孝廉文化”反映了人们对清明政治和廉洁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精神追求，其精神意蘊包括四个方面：仁爱、尊亲是孝廉文化的核心，敬业、守信是孝廉文化的特质，清正、为民是孝廉文化的精髓，崇德、和谐是孝廉文化的旨归。[10]学者们试图挖掘“孝廉文化”中有益于当代社会建设的价值，实现其现代转换，发挥其在构建和睦家庭、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1994年，湖北省孝感市成立了孝感中华孝文化研究会。2001年3月中国孝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会后巴蜀书社出版了由万本根、陈德述主编的论文集——《中华孝道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11]。一些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大胆尝试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廉政资源，推进廉政文化建设。重庆市大足区挖掘本市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中蕴涵的廉政文化资源，并将其与旅游开发以及党员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民众教育深度融合，“使旅游成为思想的一次熏陶，让参观变成心灵的一次净化，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还把大足石刻中包含的义礼规制、修身持进、警示惩治等内容编写成《警世图语——大足石刻廉洁文化读本》，开设《大足石刻廉政文化与干部作风建设》《借大足石刻廉政文化之魂，锻造清正廉洁干部队伍》《感悟大足石刻德教精髓，传播家庭助廉的正能量》《彰显石刻廉洁文化精髓，争做建设清廉大足典范》等特色党课，到各单位宣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2]

笔者认为，弘扬孝的美德对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确有裨益。

首先，“孝”能促进道德建设，进而有助于“廉”洁品德的形成。“孝”所蕴含的人伦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础，而其他的道德规范都是由此引申、演绎、发展而来。“夫孝，德之本也，故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通过孝道的培养，能促进官员修身养性，提高道德修养，从而间接促进廉德的形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孝”能促“廉”。

其次，只有“廉”才能保“孝”。《礼记》中说，孝就是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孝经》也说：“大孝尊亲，其次不辱”“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只有孝才能成就事业，使父母受到社会的尊重并为此感到荣耀。相反，如果行为失范，贪污腐败，违法犯罪，则父母就会时刻处于担惊受怕、惶恐不安的状态，难以做到“不忧不辱”，而一旦东窗事发，事情败露，则不仅本人声誉扫地，人财两空，也会使父母因此受辱。因此可以说，只有“廉才”能“保孝”。

再次，只有廉洁从政才能尽“孝”。只有廉洁，才能保证官员一生平安，能够行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随着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监督体系的日益完善，贪腐被发现和查处的几率日益增加，因此，如果违法犯罪，很可能会锒铛入狱，不仅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也难以孝敬父母。

第四，我国古今不乏以孝促廉的成功案例。我国自古就流传着一些以孝促廉的故事，著名的有“田母拒金”“陶母退鱼”等。传说战国时期，齐相田稷无奈接收下属的黄金，回家后献给母亲，田母斥其行为让人痛心。田稷听后羞愧万分，先将百金如数退还，又到朝廷坦陈过错，请求处理。齐宣王听后称赞不已，并诏令天下学习田母廉洁教子的义举。[13]湖北省孝感市“注重从传统孝文化中挖掘廉政资源，大力弘扬孝廉本根文化，激励党员干部养成以孝促廉、以心养廉、以孝为美、以廉为荣的良好风尚，拓展了廉政教育方式，丰富了廉政文化内涵，为全省廉政文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14]广东省南雄市认真开展以孝促廉活动，并将“孝”的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反腐倡廉工作实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5]

四、科学评估传统孝道文化的廉政价值

正如有专家指出的，“以孝文化为根基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廉政文化植根的沃土，在当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积极的导向作用”[16]。但“以孝促廉”很难说是“实现廉洁自律的最佳手段”[17]，对孝在促进党风廉政建設中的作用也不能作过高期望。

首先，孝文化本身并不具有廉政的内容。《孝经》和《二十四孝图》是孝文化的集中代表，在孝文化中影响最大，因此要实事求是、科学地衡量孝文化中蕴涵的廉政价值，不能不从其说起。《孝经》是儒家典籍中唯一一部专门论孝的经典，全书共十八章，先在《开宗明义篇》中明确界定了不同阅历、不同能力的人行孝的三重境界，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并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接着分五个章节论述了不同等级的人行孝的五个层次，即“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其中天子之孝在于“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士之孝在于“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第七至第十八章分别为三才章第七、孝治章第八、圣治章第九、纪孝行章第十(本章明确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侍奉双亲时要做到的“五要”，即“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刑章第十一、广要道章第十二、广至德章第十三、广扬名章第十四、谏诤章第十五、感应章第十六、事君章第十七、丧亲章第十八，主要标示实践孝亲的法则与途径。《孝经》共1799字，集中阐述了孝道的方方面面，但通篇没有一个廉字，也没有直接阐述廉或与廉相关的内容，因此很难说其在廉政思想建设方面有多少价值。

如果说《孝经》作为儒家经典，出自文人之手，代表官方、正统对孝道的解读，那么《二十四孝图》则是封建统治者在民间宣传孝道的鲜活生动、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的通俗读物。[18]孝子图自汉代开始出现，到宋元时期定型，较有代表性的有清代王素绘的《二十四孝图册》和已故国画大师陈少梅的《二十四孝图》等。二十四孝具体包括(三代·虞舜)孝感动天、(〈周〉老莱子年老仍装孩子)戏彩娱亲、(〈周〉剡子披鹿皮)取鹿乳奉亲、(〈周〉仲由自食野菜)为亲负米、(〈周〉曾参与母亲心灵相通)啮指心痛、(〈周〉闵损自己受冻却)单衣顺母、(〈汉〉文帝)亲尝汤药，(〈汉〉蔡顺)拾葚供亲、(〈汉〉郭巨)为母埋儿、(〈汉〉董永)卖身葬父、(〈汉〉丁兰)刻木事亲、(〈汉〉姜诗夫妇行孝)涌泉跃鲤、(〈后汉〉陆绩)怀桔遗亲、(〈后汉〉黄香)扇枕温衾、(〈后汉〉江革)行佣供母、(〈魏〉王裒)闻雷泣墓、(〈晋〉孟宗为母治病)哭竹生笋、(〈晋〉王样不计前嫌为继母)卧冰求鲤、(〈晋〉杨香)扼虎救父、(〈晋〉吴猛为父赤身)恣蚊饱血、(〈南齐〉庚黔娄为父病)尝粪心忧、(〈唐〉崔山南)乳姑不怠、(〈宋〉朱寿昌)弃官寻母、(〈宋〉黄庭坚)亲涤溺器。

对于二十四孝包括哪些孝子，有不同的版本。《二十四孝别录》概括为：(〈周〉文王姬昌)寝门三朝、(〈汉〉曹娥)投江觅父、(〈汉〉颜乌)乌助成坟、(后汉·赵娥)手刃仇人、(〈汉〉茅容)鸡不供客、(〈三国蜀汉〉·李余)图像公廷、(〈三国魏〉王修丧母)邻里罢社、(〈晋〉王览)护兄感母、(〈晋〉陶侃)不违酒约、(〈晋〉赵景真)闻耕辍诵、(〈晋〉裴秀)使客敬母、(〈汉〉韩伯俞)受杖感衰、(〈齐〉宣都王铿)梦遇慈亲、(〈隋〉花木兰)代父从征、(〈唐〉许法慎)母病不乳、(〈唐〉王少玄)洒血认骸、(〈宋〉包拯)登第不仕、(〈宋〉朱熹)幼通孝经、(〈宋〉王溥)朝服侍立、(〈宋〉崔人勇)叱木成马、(〈宋〉都昌孀妇吴氏)天锡奇钱、(〈宋〉徐积)践地避石、(〈元〉丽水祝公荣)伏柩灭火、(〈明〉杨士奇)私祭木主。

显然，无论是《二十四孝图》还是《别录》，均无一专门涉及到廉，也看不出这些孝子是否廉洁，或者孝对廉洁有了促进作用，其中倒是有不少宣扬天人感应、荒唐离奇的虚妄故事，如《涌泉跃鲤》《哭竹生笋》《乌助成坟》等，有的则背离了科学常识和人的正常心理状态，如《卧冰求鲤》《戏彩娱亲》《割股奉亲》，而“郭巨埋儿”更是泯灭天性、残杀无辜的罪恶行径，充分表现出中国古代孝道的负面作用。

其次，孔孟等思想家们在论述孝道时并未直接涉及廉，或者得出孝能产生廉的结论。如前所述，曾子在儒家思想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其思想内容极其丰富而广泛。但在曾子广博的思想内容中，有关孝的论述比较多，而关于“廉”这个字的直接叙述基本没有。[19]

再次，“孝廉”只是孝与廉的物理组合，其结构正如衣冠、鞋帽一样，孝与廉之间并无直接的内在的因果联系。孝与廉虽然都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但分属官员的私人道德和公职道德，存在巨大的差异，它们是彼此独立的，并未产生直接的勾连。“孝”是“廉”的基础，可做到“孝”不一定就能“廉”。中国汉以后历代统治者都看很重孝道，不少标榜以孝治天下，但吏治并未因此清明，著名学者王亚南曾愤激地指出，中国的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20]。现实生活中也存在非常“孝”却不“廉”的腐败分子，譬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就是典型。他每年要写信给岳父母，每次回来都要买东西、送岳父母上医院检查身体，似乎大尽孝道，但与此同时却大肆腐败。所以，“孝”与“廉”之间不存在逻辑关系，前者既非后者的必要条件，也非其充分条件。“迄今为止，并没有科学的实证研究证明孝廉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决策者和支持者也只是通过类比推理和极富伦理色彩的论断来‘论证’其观点，少有的一些个案例证也缺乏逻辑。”[21]由于孝与廉之间仅是一种间接关系，不能说私域中的孝一定能够带来公域中的廉，一个孝子未必就是“清白磊落廉洁之士”[26]。从现实看，假如“孝”真能“外推”出“廉”，而中国人如此重视“孝”、实际孝行水平至少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那么，中国官员的清廉指数应该很高。然而，事实是，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CPI)排名中，中国却常常在平均值之下。显然，弘扬孝道对促进廉洁品德和廉政行为积极作用是有限的。

五、结语

“孝”自古以来受到中外思想家的青睐和社会的赞誉，在中国更有着崇高的地位和肥沃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可称为“孝的文化”[22]。挖掘和弘扬孝文化，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道德水平，增强其忠于事业、爱岗敬业的责任感和亲民、爱民的优秀品质，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也有益于干部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形成健康的社会氛围和良好的政治生态。

但是，对孝、廉的内涵应准确理解，切忌望文生义，产生误读。[23]将孝与廉结合是一些地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本地资源，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大胆尝试。尽管孝有可能会导致廉，但是，如果没有相关制度、措施，不能与完善制度、强化监督相结合，仅仅通过孝来促进廉，其作用必然是有限的，因此，对“以孝养廉”作用的估计必须实事求是，不应过分夸大，或寄予不切实际的过高希望。[24]

除了弘扬孝文化，发挥其积极作用外，我們更要转变观念，创新思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倡导民主平等、公平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诚实守信、勤劳节俭等传统美德，实现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增强廉政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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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尔雅·释训[M].郭璞，注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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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王学青

Consideration of the Clean Governance Valu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HUANG Lijuan (School of Management，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Jiangsu， China)

Key words： filial piety culture; clean governance values; promoting clean governance with filial piety

作者：黄丽娟

第三篇：论孝道文化与当代学校德育之整合

摘要：当代学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场所。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学校德育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当代学校德育应构建一种新的德育目标，用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来丰富学校德育的内容;应积极探索孝道文化与当代学校德育进行整合的新途径、新方法。

关键词：学校德育;孝道文化;整合;创新

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知识创新也将成为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德育内容的创新也是一种知识创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学校德育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当代学校德育应构建一种新的德育目标，树立以培养具有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健全人格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的教育理念，用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来丰富学校德育的内容。

一、孝道文化是传统德育的理论基础

孝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标志和终极关怀。孝道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孝道文化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是以人的道德高尚为成功之标准。早在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曾说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1]这句话概括了“孝”在我国传统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也体现出“孝”是我国传统教育、社会教化得以产生的根源、起点和基本内容。之后，曾子将孔子的“事亲之孝”扩展为“五伦之孝”，推家及国，以孝齐家，以孝治国，极力推广孝道的教化，扩延孝道的涵义。[2]从词源上来看，“孝”是象形字，即“老”字头下有子，意思是人老了行动不便的时候，有孩子背着。“教”字由“孝道文化”中的“孝”和“文”组合而成的。而且，我国汉代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也写道：“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把这两个字结合起来成“教育”一词，可以理解为是上对下、成人对儿童的一种影响，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成善。[3]这不难看出，我国古代教育是建立在儒家孝道思想基础上的，是以做人为目标的教育。

孝道文化的精神实质是“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4]也就是说，孝道最初开始于侍奉、孝敬父母，进而尽忠于国家和君主，最后实现建功立业、功成名就的宏伟志向。然而，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与其所倡导的孝道精神及其所起的道德教育作用相比，是瑕不掩瑜的。作为儒家文化的精神核心，孝道文化讲究的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5]这些都是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对社会的理性认识，也是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民族精神的内核。而且孝道文化提倡各负其责的社会孝道教育观，用这种孝道思想教育人们都应该对父母尽孝敬义务，对时代负责任，对社会做贡献。如上面所述，我国古代儒家文化提出要以孝立身、以孝齐家、以孝治国和以孝平天下，形成“百行孝为先”、“百善孝为本”的儒家孝道教育观。由此可见，我国传统德育的理论基础就源于孝道文化，通过道德教育将孝道文化与知识分子联系起来，造就出许多为了民族、为了国家而献身的仁人志士，也培养出大批道德品质高尚的廉臣孝子。因此，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教育对培养青少年学生的爱心和责任意识也将具有重要作用。

二、当代学校德育需要融入孝道文化教育思想

青少年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主要力量，也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希望之所在。学校教育以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为目标，而人的品德高尚是至关重要的。教书育人首先是教学生做人的道理，将孝道文化融入学校德育之中既是民族的传统又是时代的要求。然而，当前在学校德育过程中往往忽视或缺少对学生进行孝道文化思想的教育，致使有些学生不懂得如何孝敬自己的父母，更不用说去尊敬别人的父母。很难想象，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关心、不尊敬的人，其能给社会带来什么善行，而对社会没有任何善行的人，其人生价值又何在。有问卷调查显示，38%的小学生和31%的中学生从来没有听过任何有关孝亲敬老的传统故事。[6]在关于尊敬长者、特别是尊敬老年人方面的问卷调查中显示，仅仅有45.7%的学生乘车时既能让老年人先上车，又能主动为老年人让座;甚至出现有些学生与老年人争抢座位的现象。笔者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青少年学生孝道意识淡薄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当前，我们倡导孝敬父母、尊敬长者，这对调节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到1.3亿，约占人口总数的11%，而且每年以3%以上的速度增长。这些数据表明，如何赡养、孝敬自己的父母，关心全社会的老年人，这是每个青年人必须回答的问题。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来说，伴随改革开放的快节奏，重建与重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德育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特征的伦理精神，是每个人面临的道德抉择。解决面临的上述问题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协调与配合，学校德育在提升青少年学生的道德素质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学校德育应加强对学生的孝道文化教育。《论语·为政》中说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7]关于怎样具体尽孝之义务，孔子在这里重点突出了一个“敬”字，很是精辟之言。因此，可以说，以社会主义道德标准孝敬父母、关注老年人，这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体现，也是人道主义精神之诠释。

诚然，现在我们所大力倡导的孝道文化教育，是建立在对传统孝道思想批判地继承基础之上的发展、创新。因此，孝道文化教育思想已融入新时代的特征，其所包含的内容也更加广泛。诚实守信是我国传统伦理文化的重要范畴，是我国传统道德中最重要的规范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各个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因此，可以说，当前人的诚信水平的高低将会影响到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然而，当前有些学生的诚信现状不容乐观，这就需要对青少年学生加强思想道德教育，融孝道文化教育思想于学校德育之中。孝道文化教育所生成的道德习惯迁移到一个人的立身、行事、处世方面，必然会由对家庭的责任感转化为对社会的责任感，从而成为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和行为准则。所以说，孝道文化教育应为塑造具有高尚思想品德，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服务。

三、整合：孝道文化与当代学校德育融合之途径

孝道文化教育作为当代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既是学校专门的德育课程的组成部分，也应包含在各科课程的教学和学校的校园文化等隐性课程之中。孝道文化教育是德育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出发点，整合其与当代学校德育的内容可以采取如下途径。

(一)重视爱国守法与明礼诚信教育

“孝”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无数爱国仁人志士献身的精神动力。通过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守法与明礼诚信教育，是孝道文化融入学校德育之中的重要途径。学校应构建科学、合理、规范、切实可行的诚信教育体系，增强学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诚实守信既是思想观念的认知过程，又是行为习惯的养成和积累过程，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既要提高认识，又要注重方法、技巧，选择合适的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使讲诚信成为每个学生的自觉行为。诚信教育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教育，诚信与学生个体、学校和社会密切联系，学校德育工作者必须整合各方面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采取多种多样的教育方法和措施，发挥综合教育的整体效能。

诚信是建立在人格自律基础之上的，它代表着优秀的人格，标志着高层次的文化水准。我国战国时期，大教育家、思想家孟子从人性的角度将“亲亲”、“敬长”之情区分为三个层次，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8]也就是说，人只有做到对父、兄孝悌、爱敬，才会将真情推广到与一般人的交往之中，推而爱惜万物，从而达到不伪不欺、明礼诚信的高尚品质。

(二)坚持正确引导，营造团结友善的和谐育人环境

学校教育阶段是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学生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特别重视家庭和睦相处，要求子女孝敬父母，兄弟之间要讲究孝悌，重视亲戚关系与宗族关系，重视亲朋信任，重视对陌生人的仁爱和同情，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孝”是增强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基础，孝道文化教育就是要让每个学生做到能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同学、爱老师、爱人民、爱国家，多尽责任，多做贡献。在这种道德教育观影响下，以孝道扩展仁人之心，抵制各种不正当竞争，保持谦虚恭敬的态度对待他人，也就可以逐步营造出团结友善的和谐育人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在孝道教育中，我们应注重新闻媒介的传播和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要坚持正面宣传、正确引导，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对校内外不文明、不道德现象进行批评和揭露，逐步构建人与人之间诚实相待、坚守诺言和相互信任的和谐育人环境。

(三)将孝道文化教育贯穿于学校德育的全过程

当代学校德育不仅是德育工作者的职责，而且也是学校管理者和服务人员的重要任务。要培育整个学校的育人意识，真正做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要体现学生在道德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孝”在促进班级团结和增强凝聚力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要充分利用各种社团活动和重大活动，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相关策略，实施整体规划，落实科学评价机制，将孝道文化教育贯穿学校德育的全过程。

孝道文化教育是长期的，也是艰巨的。从对父母的孝敬方面来说，孝道文化教育一般应包括子女对父母的亲爱之情、敬爱之心和奉养之行。在德育的实施过程中，应遵循青少年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品德形成与发展的规律，选择合适的教育内容。具体地说，在道德观念上，要选择能教育学生懂得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等方面的内容;在道德情感上，要选择能教育学生对父母的养育具有感恩之情，要热爱父母、关心体贴父母、理解父母等方面的内容;在道德行为上，要选择能培养学生“身体力行”地去尊敬自己的和别人的父母，听从父母的谆谆教导，主动分担父母的辛劳等方面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要教育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地做到尽孝心、担义务。

(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学校德育新体系

构建完善的德育新体系是促进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学生诚信意识的重要保障。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体现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不断蓬勃发展的前进动力。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在构建学校德育新体系过程中，教师对学生德育起着不可或缺的正面引导、教育作用。青少年学生道德习惯的养成需要教育工作者长期耐心地启发、教育，因势利导，不可一蹴而就。

四、结束语

当代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要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培育和造就大批具有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如何将孝道文化融入道德教育工作之中，需要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坚持与时俱进，构建学校德育新体系，实践“八荣八耻”，在批判地继承中发展、创新。笔者认为，要整合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与当代学校道德教育，关键在于道德实践，正如《论语》中所述：“言必信，行必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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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卜庆刚

作者：董兴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