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调整银行监管指标论文

系统重要性银行是金融危机后，国际监管当局为解决部分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问题制定的监管体系。作为G20主要成员国，我国秉承国际监管导向，并契合国内实际，初步构建了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体系，这对于完善国内大型商业银行风险管控能力、资本安全边际以及危机应对与处置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动态调整银行监管指标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动态调整银行监管指标论文 篇1：

基于监管协调创新的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改进

[摘要] 原有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指标体系对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均考虑不足，缺乏动态化的考虑，没有考虑经济资本的作用和逆周期管理的要求。通过引入经济资本约束和宏观审慎理念，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线性规划模型进行了改进。经过改进的管理模型适应了动态化的资本管理，使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能够满足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协调的新要求，在宏观审慎框架下实现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与经济资本管理理念的有机结合，提高了商业银行控制风险的能力。

[关键词] 宏观审慎监管；资产负债比例管理；RAROC；经济资本

Key words：macroprudential；asset liability ratio management；RAROC； economic capital

一引言

资产负债管理是商业银行管理的核心内容，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三性平衡”是商业银行经营的基本目标。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是实现“三性平衡”的重要手段，其指标体系和对应的经营理念适合于商业银行的最优化管理。为了有效地控制金融风险，《巴塞尔协议Ⅱ》提出了以内部评级法和经济资本为核心的一套微观审慎的精细化管理方法，以确保单家银行的经营稳定[1]。由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金融界开始关注“宏观审慎监管”这一新理念。这一理念认为，由于存在顺周期性和传染性等问题，仅仅保证单家银行的经营安全还无法保证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应当引入宏观审慎监管弥补微观审慎的不足。因此，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巴塞尔协议Ⅲ》出台了资本监管新规和流动性监管指标要求[2]。中国银监会在《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3]。这些监管规则的新进展使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银行业的监管和自律如何使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满足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的双重要求，需要运用创新的理论和方法将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理念协调为有机的整体。本文试图分析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影响，通过将宏观审慎监管的相关指标引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并利用经济资本理念构建能约束商业银行分支行经营行为的经过调整的资本充足率指标，以适应新的监管要求。

二文献综述

关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模型分析，国内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迟国泰、徐琤和李延喜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约束为基础，用单目标线性规划模型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进行了研究[4]。崔滨洲将资本约束引入到资产负债优化的研究上来，他将附属资本和核心资本作为约束条件，引入到资产负债管理之中[5]。金秀、黄小原对未来不确定的经济因素采用向量自回归方法进行预测，得到了最优资产配置，使得与负债选择和投资者财富相联系的资产投资决策通过多期随机规划达到最优[6]。黄剑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分析国外商业银行收益管理从静态管理——期限收益法到动态管理——在险收益分析（Earning at Risk）的演变，并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实施动态收益管理的必要性及应当注意的问题[7]。李静、解强将多目标规划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相结合，构建基于多目标规划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模型，希望能够同时实现资本充足率目标、利润目标和风险资产目标[8]。郭茵、任若恩提出了一种分层动态随机规划模型来解决资产负债最优配置问题[9]。

关于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本课题组主要成员曾在20世纪90年代在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框架下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没有涉及宏观审慎监管，也没有涉及经济资本管理[10-11]。在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联系方面，有学者进行了有益的研究。范小云等剖析了巴塞尔Ⅲ在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上改进的原因与具体进展，并探讨了巴塞尔Ⅲ可能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并提出对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建议[12]。李佳从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结合的角度对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监管进行了研究，指出应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改进监管目标、分析、工具以及政策安排等方面来完善表外业务的监管，并实现微观审慎监管者和宏观审慎监管者的信息交流与共享[13]。Fei， Z.对宏观审慎方面的传染性问题与微观审慎方面的资本充足率之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会存在更强的传染性问题[14]。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审慎监管虽然在学术界分别做了较多的研究，但少有文献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与宏观审慎管理和经济资本管理联系起来。《巴塞尔协议Ⅱ》所提出的与经济资本相关的商业银行精细化管理方法是现代商业银行微观审慎监管的主要内容，而《巴塞尔协议Ⅲ》所提出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商业银行管理新的发展走向。资金的效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三性平衡”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永恒主题，银行业新的发展决定了需要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放在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协调创新的框架内来开展。

三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对

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影响

（一）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与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主要操作工具比较

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既有监管性的也有银行业机构自律性的。监管性一方面表现在金融监管部门对资产负债比例指标有监控性的要求或者监测性的要求，规定了指标值的合理范围；另一方面表现在对一些指标值的动态调整或者规定指标值的计算方式。例如，对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动态调整，对资本金和风险资产的计算标准。为便于分析和比较，下面将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主要操作工具列举如表1。从表1可以看出，目前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主要集中在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和流动性管理方面。在资本监管方面，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中引入了逆周期缓冲资本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还引进了杠杆率等操作工具，强化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应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的变化对商业银行提出具体的附加资本的要求。这些新的资本监管要求可以缓解商业银行经营中的顺周期问题，也可以避免由于资产规模过度扩张而带来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在流动性监管方面，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中引入了净稳定资金比例和流动性覆盖比例对银行流动性进行监管，强化了对银行流动性的监管，这些指标能够更全面地反映银行流动性的状况，克服了存贷比指标反映流动性时只考虑存款和贷款两种业务的局限性，也克服了流动性比例对期限结构考虑不足的问题。

表1中，微观审慎监管的主要操作工具的作用表现在对商业银行资本金的精细化计量及其相应的资本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还表现在所衍生出的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即经济资本收益率，RAROC）的收益与风险相平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表1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只列出了若干主要的指标。在银行业管理实践中，这一指标体系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增减的。这一指标体系既可以是监管性的也可以是自律性的，如果监管部门对这些比例管理指标具体赋值，则成为监管性的比例管理指标。通过监管带动自律，各商业银行在监管指标范围内可自主地开展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可增加指标或提出更为严格的自律性要求。

（二）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宏观审慎监管的操作工具对于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有着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作用，微观审慎监管的操作工具则为商业银行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方法和手段，有助于商业银行控制风险并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上争取最大收益或者在一定的收益水平上争取风险最小。这些监管工具的使用，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1.微观审慎方面

（1）强调精细化管理。

微观审慎监管所提出的对应于非预期损失的资本要求（经济资本要求）k的计算方法为商业银行提供了量化风险的工具，使商业银行的管理更加精细化。商业银行可以对每一业务、每一条线的风险进行量化分析，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业务，更有利于实现单家银行的稳健经营。

（2）强调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微观审慎监管提出了精细化管理，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经济资本收益率。经济资本收益率作为新的盈利性指标，在指导商业银行追求盈利高的同时，将量化后的风险加入到盈利的计算当中，使其能够有效的反映商业银行的真实盈利情况，实现收益与风险的平衡。

2.宏观审慎方面

（1）强调管理的动态化。

由于宏观审慎监管引入了逆周期资本缓冲和动态拨备制度等动态监管工具，这便要求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也应该动态化。在经济上行期，在监管部门要求计提逆周期资本、额外拨备时，商业银行应该能及时调整其经营策略，以满足监管部门对资本和拨备的要求。在经济下行期，商业银行也应该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对资本和拨备作相应的调整。

（2）更加强调资本的重要性。在原有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体系中，资本的作用还不够显著，其主要关注的是资产负债的总量、结构和匹配情况，资本只是以资本充足率和资本收益率的形式出现在资产负债管理过程中；因资本总额只在法人一级进行考核，各分支机构和业务条线并不关心资本对资产扩张的约束作用；资本收益率是一个普通的会计测算概念，考察的是当期的资本收益，而没有考虑风险成本。新形势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对资本充足率提出了4项新的监管工具以及杠杆率指标的要求；微观审慎监管框架提出了经济资本的概念，经济资本覆盖非预期损失和RAROC计算中预期损失应纳入成本这一实质性要求使得资本不仅仅在法人一级得到重视，也使得银行各层级的业务行为直接受到资本的约束。针对这一变化，商业银行应该在日常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中更加充分考虑资本的作用。

（3）提出流动性的国际监管标准。

《巴塞尔协议Ⅲ》首次提出了流动性覆盖比例、净稳定资金比例这一银行业流动性监管的国际标准，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中的流动性有了强有力的约束性要求。

3.理念和方法的一致性

理念的一致性决定了方法的一致性，新的监管框架要求将微观审慎的精细化管理理念和宏观审慎的动态化管理理念化成商业银行各层级共同把握的经营导向，通过这一经营导向，商业银行各层级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法应当呈现一致性，尽管各层级的指标体系可能出现不完全一致，但共同理念应当体现在比例管理的方法之中。

四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线性规划

模型及其改进

为了集中体现和分析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理念及其方法，我们采用对应的线性规划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针对上述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产生的影响，调整指标体系使其能够符合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要求，并采用算例分析的方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实现方法。

（一）基本设定的提出

基于线性规划模型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范式，求解商业银行的最优资产配置。本文重点在于方法论研究，不追求真实经营环境下的最优化求解，为了找到新理念下的商业银行经营规律，在建模过程中，对相关变量做了理想化设定：

一是设定银行在考察期内只有利息收入，不考虑其他收入。

二是设定银行在考察期内负债与所有者权益是已知的，资金成本和经营成本不变，只考虑资产配置的过程。

（二）原有理念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线性规划模型

为便于分析，我们将没有考虑《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要求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称为原有理念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对应的线性规划模型为：

1.目标函数

利润最大化是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在不考虑其他收入和成本既定的条件下，利润最大化就是利息收入最大化。设Z为资产的年利息收入，n为资产笔数，Ai为第i笔资产的金额，ri为资产的年利率，则利息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为：

Max Z=∑ni=1riAi（1）

2.约束条件

（1）法定存款准备金比例约束：

法定存款准备金比例=法定存款准备金存款总额×

100%=18%（2）

（2）基于流动性的库存现金比例约束：

基于流动性的库存现金比例=现金存款总额×

100%≥0.3%（3）

（3）基于盈利性的库存现金比例约束：

基于盈利性的库存现金比例=

现金存款总额×100%≤18%（4）

（4）备付金比例约束：

备付金比例=超额准备金存款总额×100%≥5%（5）

（5）流动性比例约束：

流动性比例=流动性资产余额流动性负债余额×100%≥25%（6）

（6）存贷款比例约束：

存贷款比例=

各项贷款期末余额各项存款期末余额×100%≤75%（7）

2015年6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中删除了存贷款比例不得超过75%的法定要求，将其由监控指标调整为监测指标。因此，这一监测指标对银行的经营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监管部门依然会关注各银行该指标的情况。同时，商业银行在其经营过程中也会对其信贷规模进行自律性的控制。故在本文所构建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模型中依然保留这一指标。

（7）拆出资金比例约束：

拆出资金比例=

拆出资金各项存款期末余额×100%≤8%（8）

（8）中长期贷款比例约束：

中长期贷款比例=

余期一年以上贷款余额余期一年以上存款余额×100%≤120%（9）

（9）资本充足率约束：

资本充足率≥8%（10）

（10）贷款集中度约束：

最大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15%（11）

上面各约束条件的限制值参照了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基本要求，其中现金比例按照上市商业银行的实际测算值设定。

（三）新理念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线性规划模型及其改进

1.模型改进的基本思路

如上所述，式1至式11所体现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线性规划模型（为便于讨论，简称为原线性规划模型，下同）不能适应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要求，我们对其做出如下改进：

（1）改进目标函数。原线性规划模型仅采用利息收入最大化作为目标，没有考虑风险，不能满足现有管理目标的要求。在经济资本管理中，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RAROC）计算公式考虑了风险的因素，能有效地解决原线性规划模型所存在的风险考虑不足的问题，使计算所得的收益更具有客观性和前瞻性，在线性规划模型中更适合作为商业银行追求的目标。

（2）引入经济资本概念和经济资本限额。由于资本金只存在于银行法人一级，使得资本充足率指标不能在分支机构实施。在经济资本管理中，商业银行通过对分支机构分配经济资本限额实现风险的控制，建立了业务发展的资本激励与约束机制。因此，在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中引入经济资本，以实现加强商业银行内部各层级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的目的。

（3）引入流动性覆盖比例和净稳定资金比例约束条件。

在原有的流动性监管指标当中，存贷比指标和流动性比例指标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缺乏宏观审慎方面的考虑，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在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中引入流动性覆盖比例和净稳定资金比例的约束。

2.目标函数

按照上述的改进思路，将RAROC引入目标函数当中。设R为风险调整后的收入，RAROCij为相应的风险资产的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kij为相应资产的单位经济资本占用额，ri为相应无风险资产的利率，c为平均资金成本，则改进后的目标函数应是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最大化，即：

Max R=∑5i=1∑3j=1xijRAROCijkij+

∑4i=1wi（ri-c）（12）

3.约束条件

在原线性规划模型约束条件的基础上，根据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要求对比例指标进行补充和修改：

（1）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的修改。在限制值方面，根据《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管理的相关规定，商业银行除了需要满足8%的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还需要增加2.5%的留存资本缓冲，因此将限制值的基准值设为10.5%。同时，在资本充足率的限制值中引入宏观审慎的附加监管资本要求a，即0-2.5%的逆周期资本和1%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

为了让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理念能够深入全行各个层级，利用经济资本的特点，在宏观审慎框架下的微观审慎的银行自律性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中，将经济资本总额或其限额替代比例指标体系中的资本（在没作特殊说明的情况下，即指监管资本，下同），使资本充足率指标可以在宏观审慎框架下对该行内各层级的资产业务进行精细化约束。

在总行层面，经过改进的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如下：

10.5%+a≤经济资本总额风险加权资产（13）

在分支机构层面，经过改进的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如下：

10.5%+a≤经济资本限额风险加权资产（14）

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监管部门会依据宏观经济情况，对商业银行提出宏观审慎的附加监管资本要求。商业银行总行则根据监管部门的监管资本的要求，结合自身资产现状的经济资本测算，确定经济资本总额；然后根据各分支机构的风险与经营水平，分别确定其经济资本限额（一般情况下，总行确定分行的经济资本限额，分行确定支行的经济资本限额），对于风险与收益状况较好的分支机构分配较多的经济资本限额，以鼓励其发展业务，而对于风险与收益状况较差的分支机构，则分配较少的经济资本限额，以控制其资产的扩张。

（2）引入经济资本占用的约束条件。

总行层面的经济资本约束条件如下：

经济资本占用总额=∑5i=1∑3i=1xijkij≤

经济资本总额≤资本总额（15）

分支机构的经济资本约束条件如下：

经济资本占用额≤经济资本限额（16）

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的修改和经济资本占用约束条件的引入，体现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监管性与自律性相统一的特点。从自律性来看，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的修改，使这一约束条件可以影响到各个分支机构的经营行为。从监管性来看，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对资本充足率附加资本的调整（即式13和式14的左边部分a的调整），影响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资产业务以缓解其顺周期性。

（3）引入净稳定资金比例的约束条件

净稳定资金比例=可用的稳定资金（ASF）所需的稳定资金（RSF）=

可用的稳定资金（ASF）∑5i=1∑3j=1xijsij+∑4i=1wisi≥100%（17）

其中si为相应的所需稳定资金折算率。

（4）引入流动性覆盖比例的约束条件

流动性覆盖比例=优质流动性资产净资金流出=

∑3i=1wiei净资金流出≥100%（18）

其中ei为相应的优质流动性资产折算率。

4.模型相关数据的设定

为了说明方法的可行性，我们对以上改进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线性规划模型进行算例分析。目标函数式12中的各项资产的利率参照2015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表。为了方便分析与对比，每一期限内的贷款资产按照经济资本占用和RAROC的不同设定为三类，以区分风险程度不同。同一风险水平（没有考虑期限的情况下）的不同期限的贷款资产，我们设定其单位资产的经济资本占用额随期限的增加而增加。参照中国银监会2013年发布的《非现场监管报表使用手册》关于优质流动性资产折算率和所需的稳定资金折算率的规定，计算流动性覆盖比例与净稳定资本比例。各项资产数据的设定如表2所示。在商业银行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专业人员可以方便地在改进的线性规划模型中采用实际数据进行运算。

在负债与所有者权益方面，相关数据设定如下：

（1）平均资金成本为1.5%；

（2）存款金额为1×108元；

（3）资本金为1.2×107元；

（4）流动性负债金额为8×106元；

（5）1年以上的存款金额为6×107元。

（6）可用稳定资金为1.3×107元。

（7）净资金流出为1.9×107元。

5.通过改进的线性规划模型得到的银行资产配置方案

若上述数据是商业银行总行层面的，为了比较在不同经济资本总额水平下的资产配置方案，我们设定为三种经济资本总额水平。为了分析该模型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运行情况，对a取0和2%两个值的情况分别求解，得出的总行按业务种类的资产配置方案及最大化收益结果见表3。

上述新理念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线性规划模型和相应的资产配置方案，可为商业银行提供一种同时满足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要求的、动态化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法。实际上，若上述数据是分支行层面的，所得出的资产配置方案也可以用于分支行。

从表3的运算结果来看，同期限的三类资产中，应优先配置后两类资产；不同期限的资产中，应优先配置期限较短的资产。这是因为需要优先配置经济资本占用少、RAROC较高的资产。

从表3可知，当a取不同的值时，各项资产的配置情况是有区别的。这体现了在一定的宏观审慎监管要求下，商业银行通过经济资本管理进行资产配置的优化理念。

在这一算例分析过程中，之所以经济资本总额取3个档次，是想说明在不同的经济资本条件下，经济资本总额越高，银行风险资产的配置水平越高，风险资产总额的扩张幅度就越大。在现实的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实践中，商业银行的自律性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在满足宏观审慎监管要求和式15、式16的条件下，还可以根据风险偏好确定不同的经济资本总额和限额，以实现不同时期的经营目标。商业银行总行可以运用表3的资产配置方案和表2的单位资产经济资本占用数据，确定各分行的经济资本限额。所分配下去的经济资本限额就能够激励和约束各分行的资产管理，从而达到总行的经营目标，这就是从下至上又从上至下的内部循环管理模式。

五结论

在新的监管环境和经营理念下，商业银行应当能够及时地对宏观审慎监管要求做出反应与调整，并使分支机构在与总行一致的理念和方法指导下，运用经济资本有效地约束风险，实现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协调的监管目标。

上述改进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法适应了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所提出的新要求，为商业银行各层级提供了一套理念和方法上一致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法。商业银行总行和分支机构的资产配置方案可以互相协调，产生共振效应，有利于银行在整体上提高经营效率和及时完成经营调整过程。通过对业务条线或分支机构设定经济资本限额，总行可以实现控制业务条线或分支机构风险和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上争取最大收益的目的；对业务条线和分支机构而言，在经济资本限额的约束下，会更主动自觉地优化其资产配置。虽然本文算例分析采用的比例指标体系基本上是从商业银行总行管理角度设计的，但其大多数指标也可用于商业银行内部各层级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因只从方法论考虑，算例分析中的指标体系并不一定完整，实际运用过程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优化设计。商业银行还可以根据经营的需要，对分支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线性规划模型的约束条件进行适时调整，以实现针对性、差别化的管理。

[参考文献]

[1]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第三版巴塞尔协议[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3]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4]迟国泰，徐琤，李延喜.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中资产分配模型[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1，（4）：501-504.

[5]崔滨洲.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优化的资本约束[J].中国软科学，2004，（9）：67-73.

[6]金秀，黄小原.资产负债管理多阶段模型及应用[J].中国管理科学，2006，（5）：38-44.

[7]黄剑.商业银行动态收益管理研究—基于资产负债管理视角的在险收益分析[J].投资研究.2011，（9）：126-133.

[8]李静，解强.基于多目标规划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J].统计与决策.2011，（14）：149-151.

[9]郭茵，任若恩.基于分层动态随机规划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型[J].会计研究，2012，（5）：39-43.

[10]彭建刚等.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11]彭建刚.现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12]范小云，王道平.巴塞尔Ⅲ在监管理论与框架上的改进：微观与宏观审慎有机结合[J].国际金融研究，2012，（01）：63-71.

[13]李佳.商业银行表内外业务监管研究—基于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结合的视角[J].金融论坛，2013，（05）：14-19，72.

[14]Fei Z.W， Jiang X.Q， Zeng L. and Peng J.G. The Shocks in the Interbank Market： An Analysis of China and the US [J]. AsiaPacific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2015，（6）：877-898.

作者：彭建刚　张倚胜　刘凡璠

动态调整银行监管指标论文 篇2：

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体系进展、问题与展望

系统重要性银行是金融危机后，国际监管当局为解决部分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问题制定的监管体系。作为G20主要成员国，我国秉承国际监管导向，并契合国内实际，初步构建了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体系，这对于完善国内大型商业银行风险管控能力、资本安全边际以及危机应对与处置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系统重要性银行历史沿革及经验

2008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尽管各国监管当局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救助举措，巴塞尔委员会也同步优化了以《巴塞尔协议Ⅱ》为代表的资本监管体系，但次贷危机中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对政府和社会的绑架以及自我救助与恢复能力的建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问题依然存在。有鉴于此，金融稳定理事会（FSB）针对金融体系中地位高、分量重、影响大的机构，提出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的概念，并经G20审议通过，于2011年颁布了《针对系統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措施》，首次明确了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差异化监管计划及首批29家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同时，要求各国参考这一要求，制定本国的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评估标准及监管细则。根据要求，G20各主要成员国从2012年开始建设并逐步实施国际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体系，并于2019年1月完全生效。同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在内的各主要国家（地区）的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体系也均已构建，完成了国内与国际监管体系的接轨。其中，美国在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之外没有额外认定本国的系统重要性银行。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具体监管体系主要分为以下两种。

实施差异化的定量评估指标。在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上，美国借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提供的计量方法，在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的基础上，新增杠杆率、流动性风险及期限错配、监管现状指标，通过六个方面构建了美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指标体系，其中杠杆率、流动性风险及期限错配以及监管现状为美国独有。美国作为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源头，在危机中损失惨重，因而在危机之后最先进行了金融监管改革，且监管标准更为严格：一是规定了最低流动性标准，并要求进行内部流动性压力测试以监测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流动性。二是强化资本监管和杠杆率监管。三是六项指标中采用不同的占比权重。其中，规模指标因素考量最重。

实施平行监管与垂直监管模式。在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模式上，欧盟从之前的平行监管模式转变为平行监管与垂直监管相结合，不断完善监管模式和范围。在对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监管时，不仅要监管系统重要性银行本身的资本缓冲、业务范围、金融产品和评级方法等各项指标，还加强了对与系统重要性银行有关联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例如包括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与银行业务有关联的公司，监管范围不断扩大。而中国目前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仅限于垂直监管，对与银行业务有关联的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的监管则尚待完善。

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体系

监管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不断发展，已经涌现出几家规模庞大的商业银行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之列。2020年，根据最新G-SIBs名单，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位列第二组，农业银行位列第一组。随着我国不断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预计将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进入这一行列。这迫切需要我国尽快建立健全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制度，补齐监管短板，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随着金融稳定理事会主要成员国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体系相继完成构建，为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增加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框架需尽快在与国际接轨中逐步完善落地。

在此背景下，201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2020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明确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方法和流程。2021年6月，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恢复和处置计划实施暂行办法》，规定了恢复和处置计划的适用范围、主要内容和实施流程等。2021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并发布首批19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标志着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正式落地。同时，叠加现行资本体系，整体完成了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体系的构建。

主要特点及意义

完善银行监管体系，进一步增强监管合力。前期，银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已分别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展开差异化监管。其中，原银监会2012年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提出了国内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从2016年起开始实施的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将银行分为三类：N-SIFIs（全国性系统重要性机构，即工农中建交）、R-SIFIs（区域性系统重要性机构，一般为各省资产规模最大城商行）和CIFIs（普通银行，含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三类银行施行差异化考核。尽管如此，政策间仍缺乏有效衔接与统一管理。此次中国人民银行与银保监会共同制定的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体系，有效实现了对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宏微观审慎管理，大幅增强了监管合力。

有效契合国内实际，弱化对信贷投放的影响。与国际通行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体系相比，我国有的放矢地完成了本土化监管体系的构建，在确保经济与金融不受过度冲击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监管的有效性。例如，国际系统重要性银行定量评估指标包括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复杂性、跨境活动等五项;而考虑到我国商业银行的全球活跃程度不高，国际业务占比较小，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定量评估指标在构建时，采用了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复杂性等四项，适当降低了跨境活动占比。再如，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件资本要求为前一至四组的附加资本充足率达标以1%为始，每组递增0.5%，第五组较第四组增加1%;而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前一至四组以0.25%为始，每组递增0.25%，第五组较第四组增加0.5%。考虑到当前我国企业融资仍以传统的银行信贷方式为主，宏观调控也更多地依赖于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附加资本要求适应性调整，在维护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有效性的同时，有效降低了其对银行信贷投放能力的冲击，整体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安全。

完善风险管理，增强资本安全缓冲机制。资本是维护商业银行正常经营、抵御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与风险管理相辅相成。依赖于资本的过度业务扩张，将不可避免地给商业银行带来很大的风险隐患;同样，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弱化，也势必将导致利润被侵蚀、内生资本补充不足。此次，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接受更为严格的资本与风险监管，一方面，更多的资本缓冲要求有助于抑制商业银行过去扩张规模的冲动，引导商业银行更合理地调整资产结构，从源头弱化风险偏好;另一方面，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对风险管理的更高要求，也有助于增强商业银行整体风险管控流程与机制，引导商业银行形成良性发展机制，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明确各级主体责任，增强银行自救能力。在国内银行风险事件处置中，大多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既缺乏体系性的应对手段，最终又主要依靠政府兜底，过度损害纳税人的利益。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以“恢复与处置计划”为核心的风险管理体系，提升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管理能力，进一步明确了高级管理层、董事会、股东职责，确保了商业银行第一道内部风险防线的有效性。在危机爆发时，根据危机程度划分恢复阶段与处置阶段，商业银行按预案采用不同的自救举措，不仅使核心功能得到保护，同时也防止了风险的过度外溢，确保了商业银行第二道内部风险防线的有效性。从长远看，整体上避免了过度依靠政府兜底的传统解决方式，维护了公共利益。

我国银行体系面临的压力

资本达标压力

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管理体系实施后，首批19家商业银行杠杆率整体有较高的安全边际，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缓冲区间较小，部分入选银行甚至存在达标压力。以2021年三季报数据为例，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内容。

19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相关指标均高于监管达标要求，但由于资本计量方式不同，工农中建交招等银行安全边际普遍高于其他13家商业银行。首批19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安全边际在0.05～4.4之间。工农中建交招等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安全边际普遍较高（平均在2个百分点以上），其他13家商业银行资本安全边际普遍维持1个百分点上下，达标压力较大。从深层次看，国内资本计量标准不同或是主要原因。根据监管要求，工农中建交招采用高级法计量风险资产，其他13家商业银行均采用标准法计量风险资产，高级法较标准法资本节约在20%左右，将大幅拉高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水平。

部分银行核心一级资本面临达标压力，存在一定的缺口。尽管19家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高于监管要求，但考虑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需要预留一定的安全缓冲边际，以支持业务发展及应对非预期损失风险。我们以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监管红线的缓冲空间不低于1个百分点为标准，在19家商业银行中，有8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安全边际不足1个百分点。且经测算，若要完成补足资本、恢复至1个百分点以上，共须补充核心一级资本970亿元。

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压力或将持续增加。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回归本源，持续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刚性资本消耗不断增加。在2021年前三季度新增社融中，向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比达68%。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息差收窄、不良承压的新挑战，内部“造血”能力下降;多数商业银行市净率（P/B）小于1，无法满足定向增发、老股东配股等融资工具的国资管理要求，外部核心一级资本补充严重受限。受此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整体呈下行趋势，2021年9月末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比2019年末平均下降了0.17个百分点，商业银行达标压力后续或将持续增加。

风险体系压力

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构建的“恢复与处置计划”为核心风险管理体系，对于破除商业银行“大而不倒”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减少了金融机构在危机发生时倒逼政府救助所产生的道德风险。然而，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以及各类条例对商业银行的市场化处置仍未形成完整体系。例如，《金融机构撤销条例》《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规定了监管当局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对商业银行进行接管，但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条款中却对此没有正式明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处置效率，甚至带来行政诉讼风险。如我国目前也没有专门针对商业银行出台破产法，因此在处理类似风险事件时仅能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又如，尽管《商业银行法》第六十四条为商业银行的接管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没有为监管机构提供额外的权力或措施来救助或处置该机构。

政策建议

对商业银行的建议

逐步提升资本充足水平。商业银行要以资本节约、价值回报为导向，改变传统的增量经营模式，加快轻型发展，降低资本消耗，走集约化、轻型化的发展道路。同时，强化市值管理，加快推动外部资本，尤其是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不断提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水平，逐步缓解当前资本压力。

不断强化风险管控能力。面对更高的风险管理要求，商业银行应以此为契机强化自身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建设，要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完善高级管理层及董事会职责;要完善风险管控体系，及时查缺补漏、落实职责;要尽快完善信息系统建设，实现前台、中台、后台的互联互通，消除信息孤岛。同时，商业银行要畅通应急沟通渠道，建立涵盖风控委、资债委等成员的系统性风险应急工作组，确保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能够实现及时处置，坚决避免流于形式。

对监管当局的建议

推动完善商业银行市场化处置的法律依据。目前各家商业银行已在监管机构指导下基于各种内外部管理要求着手制定自身的恢复和处置计划，这对于商业银行在出现无法挽回的经营困难局面时实现平稳有序退出、降低破产倒闭对金融体系系统性冲击具有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建议监管机构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商业银行破产法》，同时，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司法、工商、行政等部门应强化联动、统筹管理。

进一步增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引导作用。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尽管面临更高的监管要求，但入选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也意味着其处于行业头部位置，经营稳健、结构合理、风险可控、盈利能力强，是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器”。因此，建议监管机构在提高附加资本要求、强化风险管控的同时，对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配套相关优惠政策，包括创新核心一级资本外部补充渠道、给予差异化的发债审批及再贷款再贴现等，进一步增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吸引力，让更多的商业银行感受到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面临的不仅是资本及风险的压力，更是追求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增加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的灵活性与全面性。参考欧美等国监管实践经验，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体系设计充分考虑了金融混业经营现状以及交叉系统性风险影响，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将系统重要性非银金融机构纳入监管体系。建议在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经验相对成熟之后，择机出台保险业、证券业等领域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规则，加快推进实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补齐制度短板，实现金融领域大型机构的全面风险管理。同时，在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办法的具体实践中，动态优化认定评估标准，相机调整监管附加要求，实现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更好地结合，积极发挥监管机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

责任編辑：孙 爽

作者：孙若鹏

动态调整银行监管指标论文 篇3：

浅析我国商业银行金融监管现状及对策

摘 要：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金融业步入了高速发展的时代。金融产品不断创新，金融业务不断发展。在此同时商业银行也顺应着时代的发展。对于商业银行，监管变得越来越重要。商业银行监管体系也是金融体系的重要部分。在全球化的国际趋势下，金融业在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金融风险也在不断扩大。为了保证金融业的良性发展，减少金融风险的影响，对银行业实施有效监管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手段。在建立健全的监管体系下，国家经济才能够能够保持的稳健运行。

关键词：监管理论；监管政策；金融危机

一、绪论

目前，全球化趋势下，银行在的资本流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各国的银行业都面临着压力与挑战。我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我国商业银行还未形成完整有效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对于商业银行体系的监管，我们必须要联系国情，从实际出发，不盲目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过于严厉或者过于松懈的监管方式，都有可能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危机。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学习研究国际银行的监管体系，才能为当下我国的银行监管提供有意义的发展思路。

二、我国商业银行金融监管分析

1.我国商业银行金融监管的现状

（1）监管体系不健全

目前虽然在金融监管方面已经出台了三部法律文献，但是法律法规还是有不完善的方面，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法律层次太低，没有长远的观点。一般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执行率并不高。二是法制框架的不系统，不具备相对有效的市场退出法制，仍需要逐步补充的业务法和相关配套法制等。

（2）监管内容过于狭隘

银行业监管需要能够监管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但我国目前的监管方式，不但缺少规范的风险标准，而且在市场退出前，缺少完备的监管。

①内部控制的监管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主要根据《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来进行内部控制，虽然这样能减小偏差，但这种监管缺乏严格的客观标准，偏差较大。国有商业银行往往会用政策性业务做幌子来掩盖内部经营的问题，从而规避内部机制的建设。

②网络银行的监管

我国网络金融监管水平也在逐步的发展提高，目前的问题一是如何在网络上实现比较全面的信息监管。

③监管人员的素质

与国外监管方式相比，我国在如何培养专业的监管人员的方面也包含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缺少专业的从业人员，从业人员没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资格认定方面，全面的金融监管人才极度缺乏。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国金融监管的深度和广度。

2.我国银行监管的方法

资本监管指监管当局规定银行必须持有最低的资本，又称最低资本。其中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这两部分，监管当局在资本充足的条件下制定并执行的一系列监管标准、方法和行动则被称为金融监管。

现在银行监管核心的内容就是资本的监管。在《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场检查规程》中，提出现场检查需要由银监会执行，或者由银监会的派出机构。其现场作业的流程，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依次是检查准备、检查实施、检查报告、检查处理和检查档案整理。

三、如何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

要完善我国的商业银行监管，并不是单独凭借某一部门的调整就能够达到目的，而需要各个部门的努力。怎样加强新的形势下的银行监管，在各国研究银行监管的形势下，我国该怎样完善商业银行的监管？

1.完善我国的银行监管工具

我国的商业银行监管工具很少，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由于我国的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不足，经营与管理方面存在欠缺。随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出台，我国监管工具得到了进一步的升级。现在而言，我国的金融监管包含四个新监管工具，分为第一，在拨备覆盖率的基础上，引入动态拨备率指标控制经营风险；第二，调整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第三，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第四，在现有流动性比率监管基础上，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指标。

我国参考国际金融监管的最新变化，对相应的金融监管工具进行调整，并加大银行执法力度。

2.健全银行监管法规，完善金融法制

（1）立法方面

立法方面，我們需要引导建立相对完备的银行法律体系。第一是加强对现有法律条款的专业性法规，条例等补充与完善，使银行业更加可靠。第二是补充市场退出，银行债权保护的法律条款，使银行业的经营活动得到保障。第三是确保理论联系实际，经过充分的讨论，明确法律体系在银行监管体系中的地位，使银行业更加科学。

（2）执法方面

第一是人民银行要认真做好银行机构的执法监督，按照相关的法律条文对我国银行业进行监督，及时发现违反国家银行法律法规的情况并进行处罚。第二是法院等国家司法部门要执法必严，为了保护国家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不惜严厉打击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对于金融违法犯罪绝不姑息。提高执法的效率。

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令行禁止，维护银行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保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促进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3.加强商业银行市场退出监管

市场退出制度能够起到许多有利作用，例如预防或减小风险，提高银行的工作效率等等。所以加强我国商业银行市场退出监管能够加强我国的银行的监管。

第一，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商业银行市场退出相关的详细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必须要详细，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有法可依，不能让人钻法律的空子。

第二，确立人民银行在市场退出机制中的权威地位，如果发生了金融危机，人民银行应该站出来领导各大商业银行，与相关的国家机关一起寻找方法来解决问题。从而减少人民大众的利益损失。

第三，对于没有太大问题的银行的市场退出尽量收购来挽救损失，而那些有重大问题的银行，最好直接让它破产。因为，这种问题大的银行一旦破产，由于其监管问题，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但会影响到社会，而且对其他银行可能会造成连锁反应，一旦处理失误将造成更加庞大的损失。甚至影响到我国全部的金融体系。

第四，我们可以用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共同解决市场退出的相关问题。并且要多利用市场手段，少用行政手段。因为行政手段需要国家政府付出资源，而且效果并不如市场手段理想。行政手段只需要在关键时刻带动一下节奏就可以了，相对的，市场手段就方便的多，只要一点优惠政策，就可能改变整个行业的风向。

第五，加强对存款者的金融风险意识教育。现在我国的人民大多存在着一个误区，那就是存在银行的钱是最安全的，不会有任何的风险。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银行也是有可能倒闭的，只是因为我国政府一直对银行进行保护，所以至今没有出现银行市场退出的事件。缺乏危机意识的我国公众，一旦发生了银行倒闭事件，就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恐慌，随之而来的就会是社会动荡，产生更多的金融危机。所以，对于社会公众的相关性教育必须普及。这样，才能提高社会公众的承受力，在金融危机中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稳定和谐。

四、结论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金融业步入了高速发展的时代。金融产品不断创新，金融业务不断发展。在此同时商业银行也顺应着时代的发展。对于商业银行，监管变得越来越重要。商业银行监管体系也是金融体系的重要部分。在全球化的国际趋势下，金融业在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金融风险也在不断扩大。为了保证金融业的良性发展，减少金融风险的影响，对银行业实施有效监管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手段。在建立健全的监管体系下，国家经济才能够能够保持的稳健运行。

综上所述，我国的银行金融监管仍然面临这多方面的各种困难，需要不断地改进，艰难前行，才能在金融监管方面做出进步。面对国际化的潮流，面对外资银行资本的大量涌入，我们要立足国情，建立相对有效的应对机制，形成独特的金融格局，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商业银行监管体系，满足現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

参考文献：

[1]田颖.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D].河南大学，2014.

[2]苏国强.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及对策研究[D].湘潭大学，2003.

[3]黎明.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5.

[4]忽诗佳.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现状及对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2.

[5]高伟.巴塞尔协议的演变与我国银行资本监管问题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作者简介：钟文（1994- ），男，江西赣州人，安徽财经大学2013级金融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作者：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