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幼儿园太昂贵农村幼儿园太匮乏政协委员呼吁教育公平“起步”“学前教育也是教育链中的一个环节，教育公平应考虑学前教育。”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教授王玉凤委员7日在教育界联组会上发言的话音刚落，就有委员举手要发言。“我总算找到了一个知音，今年我的提案就是学前教育内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幼教老师普及儿科医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幼教老师普及儿科医学论文 篇1：
从病毒灵事件浅谈幼儿园传染病预防漏洞与解决方法
【摘要】幼儿园幼儿的出勤率不仅是衡量一个幼儿园教学质量的重要参考指标，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幼儿园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以及幼儿保健工作的优劣。部分幼儿园为了一味追求较高的出勤率，采取一些违反卫生保健规范的措施，从而给孩子造成痛苦，给家长带来麻烦，给社会造成危害。“幼儿园喂药门”事件反映出目前我国在幼儿园传染病监管、幼儿园传染病自身管理、幼儿园与家长沟通等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笔者通过查阅目前国内幼儿园传染病预防、发生及治疗等方面的相关文献，结合本园实际情况，从幼儿园监管层面，幼儿园管理层面，教师与幼儿层面，以及幼儿园与家长沟通等层面提出解决方法，以期能够通过降低幼儿园幼儿传染病发生率，从而提高幼儿园幼儿出勤率。
【关键词】幼儿出勤率；幼儿园传染病；传染病预防
2014年的3月份，媒体曝光了部分幼儿园的“喂药门”事件。据悉，两家幼儿园的相关管理人员以吃药能预防幼儿生病为由，擅自购买处方药“病毒灵”，在未告知家长的情况下，不定期安排工作人员给园内在册幼儿服用。[1]。
暂且不论幼儿园管理者上述做法是否妥当。我们都知道，学龄前儿童年龄多在3～6岁之间，免疫系统发育尚不完全，对外界致病微生物的抵御能力差，加之从家庭生活过渡到集体生活本身容易感染疾病。如果通过药物来作为预防疾病的砝码，我国古代中医就讲：是药三分毒。即便是当代西医，在长期服用某种药物也可能会导致胃粘膜的慢性损伤，此外，长期服用药物对肝肾的慢性损伤目前已得到世界公认。而且，幼儿造血系统发育尚不完善，易受到外界化学、生物刺激的干扰，从而导致血液系统的良恶性疾病的发生[2]。不仅如此，长期服用同一种药物会导致耐受，这一点在抗生素类药物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药物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会在另一方面损害人体功能。成人如此，更何况是机体各器官系统处于高速生长发育阶段的学龄前儿童了。
幼儿园作为学龄前儿童群体聚集的公共场所，传染病事件一旦发生，极易造成园内的流行，对幼儿身体健康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幼儿康复周期少则2-3天，多则1-2周则能康复，在此期间，为了避免园内流行，患儿都被要求家中休养。那么从幼儿园的层面来讲，出勤率降低将依靠收保教费运营的民办幼儿园置于办园风险之中，导致部分办园者选择“喂幼儿吃药”这样铤而走险的做法[3]。
可以看出，此做法对幼儿明显是弊大于利的，深刻分析后不难发现办园者这种铤而走险的做法就是为了预防传染病的发生，来提高幼儿的出勤率。那么这种怪相的出现，反映出来目前幼儿在传染病预防方面存在的普遍问题：
一、政府的疏于管理
在“幼儿园喂药”事件中，政府疏于管理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幼儿园管理者自律意识的严重不足。目前幼儿园的多部门管理反而造成了监管的空白：幼儿园的业务管理权在教育局，收费管理权在物价局，卫生保健权在卫生局，权力的部门看似“各尽其职”，实际上却导致了相关政府部门在民办幼儿园的统筹监管上无法形成合力，从而使得民办幼儿园既处于各部门的监管之下，又游离于各部门的监管之外，为此类事件的发生埋下隐患。[3]
二、幼儿园管理者管理重心偏移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规定：幼儿园工作均应在严格执行幼儿卫生保健工作规范的基础上开展工作[5]。我国现行的学前教育体制正处于改革阶段，新教育模式的出炉，让园长和教师更加注重通过学习和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模式和专业技能来获取更多的生源，增加幼儿园收益，而忽略了国家卫计委对幼儿卫生保健所出台的相关规定，忽略了对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等与幼教相关的法律知识的普及与学习，何谈将其运用于幼儿在幼儿园内日常生活与学习？导致幼儿园一些违规政策及行为的出现。
三、幼儿园保健医生的职业行为不规范
事实上，当前幼儿园的保健医很多是从护校或卫校刚刚毕业的医生或护士，尚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而有些甚至是教师岗位的兼职，缺乏系统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传染病防治处理经验，更多时候保健医生只是带孩子们做课间操、交给孩子们一些简单的保健知识，并没有完全发挥保健医生应有的作用，更有甚者，保健医生的设置只是为了应付各部门的检查。保健医生的如此现状，如何保证学龄前儿童的健康成长？
四、教师队伍对保健工作的不重视
幼儿园很多教师一方面忙于幼儿文化知识的教育，另一方面，还要保证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人身安全，自然对幼儿传染病预防有所忽视。况且很多老师认为幼儿传染病预防是保健老师的事，与自己无关。导致其忽略班级的消毒工作等传染病防控措施，忽略对幼儿日常生活常规的执行和对幼儿健康行为的培养，殊不知，保健医生在学校的保健工作中起引导作用，具体措施还需要班级责任教师的落实。因此，教师对幼儿保健工作的忽视而使得教育与保健的明显脱离。
五、家长的防范意识较差
警方调查表明：不少幼儿已被持续喂药三年之久，许多幼儿身上间断出现了各种不良反应，如皮肤起疹瘙痒、便秘、食欲不振、腹痛、腿疼，等等。然而，大多数家长并没有把幼儿身上出现的各种不适症状与幼儿园联系起来。首先，家长对幼儿园的信任弱化了家长的防范意识。其次，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家长对幼儿德智方面关注的增多，消减了对健康的关注，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带孩子参加各种学习班，去人多密集的地方都导致了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
正是由于上面五个原因的相互叠加和作用，造成了幼儿园为了预防传染病而引起如此轰动的“幼儿园喂药”事件。固然，提高幼儿园的出勤率是幼儿园积极完善管理，提高教育质量的表现，应该提倡和鼓励。但是用不合理不科学的办法，既不能预防传染病提高幼儿健康水平，更不能提高出勤率。相反，可能会给幼儿带来伤害，给家长带来麻烦，给社会带来负担。因此，针对上述为提高出勤率背后反映出的问题，结合我园在近三年来卫生保健工作的学习和渗透，提出以下几条措施，以期能使幼儿健康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有效预防和控制幼儿常见病和传染病在院内的发生和流行，从而提高幼儿的出勤率。
一、提高全园职工法律意识，规范工作制度
国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不得因任何理由去践踏，尤其是从事幼儿工作的人员，更应该将幼儿利益与幼儿健康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传染病防治法》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健康知识和传染病预防知识的教育。幼儿园管理者应该首先重视相关法律的学习，对本园的传染病预防工作进行规划，经常聘请专家对全园职工或家长进行定期培训，让大家充分认识到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重要性。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也对传染病预防提出了详细的工作要求，通过三个阶段让幼儿园全体职工认真学习管理办法，即首先通过办法的学习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从思想上认识到严格执行规范的重要性，从而端正态度。其次要求保健医生与老师一道将幼儿园卫生保健十项规范正确实施并渗透到每一名幼儿的日常生活中，最后将十项规范具体实施细则和注意事项给老师加以说明，并不定时监督老师完成情况，从而让老师对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的态度从应付检查到落到实处的转变。
二、提高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水平
加强幼儿园保健医生的管理与培训是当务之急，首先，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来规范化幼儿园保健医生制度，同时，对于幼儿园来说，应选择正规院校毕业的具有一定临床经验的医生或护士，其接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培训，对于幼儿园传染病预防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和一定的执行能力。可以早期发现可疑传染病幼儿，及时隔离。从而避免了传染病在园内的播散。
目前国家对学前教育保健医生的专业培训尚未形成规模，很多保健医盲目执行“十项规定”，不能结合幼儿园实际情况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幼儿园保健医生应根据《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中十项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本园执行的、详细的保健管理标准，从而于幼儿园所有成员准确领悟并落实。
三、让教师队伍参与到幼儿疾病预防与保健工作中
孩子入园后绝大多数的时间是与老师一起的，老师对卫生保健工作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她们能否将有利于幼儿健康的一些行为规范渗透到幼儿的一日生活常规中，让老师充分认识到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不仅仅只是保健医的事，而是需要幼儿园每位职工的努力和相互配合下共同完成的。因此，可以首先对全园职工进行定期的幼儿卫生保健知识培训，让大家了解幼儿生理与一些简单的病理知识，了解幼儿饮食与营养的相关知识，以便于在幼儿一日生活中更加科学有效的进行健康教育，指导幼儿形成健康行为规范。同时还可举行幼儿卫生保健知识培训知识竞赛活动，以增加教师们的参与积极性。
其次，向教师强调严格二次晨午检的重要性，以便于及时发现异常儿童并及时隔离，减少幼儿高烧惊厥、各类传染病在幼儿园的发生几率。此外，通过了解幼儿身体状况，发现传染病后能与家长有效沟通，隔离幼儿并取得家长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加强缺勤儿童的追踪管理。以为园内传染病的发生情况做出预测。
不仅如此，严格幼儿园的消毒管理是防止传染病发生的重要环节。保育老师应在在保健医生的指导下严格执行消毒管理规范，掌握各种物品的消毒方法，除了保健医的指导与检查，各班班主任均应严格把关，随时检查保育老师在班级的执行情况，做到层层把关，从而预防手足口病、流感等通过飞沫传播的疾病。
最后，在幼儿一日活动中，严格执行一日生活常规，确保幼儿规律的生活，教导幼儿园在一日生活常规中注意饮食、睡眠、户外活动、观看电视等的卫生习惯，如：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咬手指不揉眼……从而培养幼儿正确的个人卫生习惯。
四、大力宣传，取得家长的积极配合
作为儿童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父母有责任全方位关心儿童成长，重视其日常生活、认知和情感发展、呵护儿童成长的每一步，为儿童成长提供最坚实的依赖和最强大的支持。因此幼儿园有责任也有义务与家长一同，帮助幼儿在幼儿园阶段的健康成长。具体措施如下：
首先，利用新生入学的机会让家长了解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中家长需要配合工作的必要性，尤其是发生传染病时的隔离与如实报告的重要性，避免有些家长隐瞒病情，继续送幼儿入园而造成传染病在园内的传播。
此外，还应举行家长会议，告知家长园外的卫生保健相关工作。例如：在传染病流行季节避免带幼儿去人多、空气流通差的环境；建议家长外出回家后给幼儿用淡盐水漱口，每日使用淡盐水给幼儿漱口，刷牙，可以明显减少传染病的发生；避免给幼儿喂食饮料等人工添加剂较多的食物，确保幼儿饮食健康卫生安全，同时保证适度的体格锻炼，保证幼儿正常的生长发育，减少幼儿常见疾病的发生。
幼儿正处于生长发育迅速，新陈代谢旺盛的时期，为了生命的正常活动，就需要给幼儿供给合理、平衡的营养素，家长应经常关注幼儿园食谱，根据幼儿园食谱给幼儿调整家庭食谱，做到家园互补，让幼儿获取到最全面的营养，保障生长发育的需要。
五、提高幼儿身心素质，减少幼儿疾病的发生
幼儿身心素质的提高需要社会、幼儿园、家庭的共同关注与努力，作为幼儿园，应该制定出有助于促进幼儿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教育、教学活动，让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幼儿园应从幼儿心理实际出发，有意识有目的的培养幼儿良好的心理素质，让幼儿克服幼儿胆怯、懦弱等异常心理，克服幼儿任性、固执等不良性格，因材施教。在家庭方面，应教导家长给予幼儿一个温馨的家，让幼儿在和谐、宽松、愉快、有序的环境下身心得到健康发展。[4]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园长、保健医生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参与到幼儿园教育保育活动中；老师和保育员通过对卫生保健工作的正确认识和认真学习领悟，能够更加科学地保育护理幼儿，使幼儿得到细致的照顾，幼儿的身体素质得到明显的改善，生病几率降低；通过对幼儿心理健康的关注，使幼儿更能感受到老师的亲切关怀，也更加喜欢来幼儿园。从而提高了幼儿的出勤率。相信从这次事件发生以后学前教育监管部门会进一步在法律、制度层面优化学龄前儿童的卫生保健工作，从而使我国幼儿卫生保健事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摘自《西安幼儿园喂药事件追踪：5名涉事人被刑拘》.新华网，2014年3月14日
[2]卢燕. 儿科用药初探[J]. 临床药物治疗杂志， 2007， 5（4）： 29-31， 4.
[3]王海英. 民办幼儿园发展诸多乱象的原因透视及政策建议——从“幼儿园喂药”事件持续发酵说起[J]. 幼儿教育： 教育科学， 2014 （5）： 1-7.
[4]江小虹， 于洋， 张桂芹， 等. 幼儿园预防传染病工作的体会[J]. 医学理论与实践， 2011， 24（1）： 110-111.
[5]摘自《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第15条.2010年11月1日.
作者：黄丽
幼教老师普及儿科医学论文 篇2：
政协委员呼吁教育公平“起步”等
城市幼儿园太昂贵 农村幼儿园太匮乏
政协委员呼吁教育公平“起步”
“学前教育也是教育链中的一个环节，教育公平应考虑学前教育。”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教授王玉凤委员7日在教育界联组会上发言的话音刚落，就有委员举手要发言。
“我总算找到了一个知音，今年我的提案就是学前教育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刘焱委员没等在前排发言席落座就激动地说。
刘焱指出，我国学前教育一直没有被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公共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支持长期处于较低水平。2006年全国近6000万三岁至六岁幼儿中只有2263万人在幼儿园或学前班就读。“学前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格局中的薄弱环节。”她说。
她还指出，长期以来有限的幼儿教育财政投入主要偏向城市，造成公办幼儿园越办越好，有的甚至向高标准、豪华型发展，在市场中形成“优势竞争”并获得收费“越来越高”的效益。而农村、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的学前教育迄今为止基本停留在空白或粗放型阶段。农村学前教育主要靠农民自己支撑，没有明确的经费来源，基本是让“农民掏钱办幼教”，导致农村幼儿园规模小、条件简陋、教师工资低、保教质量差。“政府投入的不平衡，加大了学前教育城乡两极分化。”刘焱说。
“学前教育有被忽略的现象。”王玉凤委员说，当前一方面要规划农村儿童、留守儿童及农民工子女的学前教育发展问题，减少城乡差距；同时对现有幼儿园进行规范和管理，包括收费和教学内容。
刘焱说，在基本实现“普九”目标之后，政府应当考虑加快学前教育的发展，建议把以五岁至六岁儿童为对象的学前一年教育纳入我国义务教育体系，重点扶持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同时，加强学前教育管理力量，改变当前大多数地区只是由负责基础教育的干部兼管学前教育的做法。
（《中国教育报》2008.3.9 周婷玉 吴晶晶/文)
义务教育应向幼儿教育延伸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提出，应尽快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
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朱永新代表说：“前两天，有一条新闻让我特别关注。3月4日，深圳市22所幼儿园在大门口张贴告示，宣布从即日起停止上课。原因是幼儿园的老师们不满意将学校从公办性质改为民办性质，据说有近万名孩子受到影响。”
朱永新说，现在许多地方入园贵、入园难已经成为教育的一个新问题，在一些城市，上幼儿园至少每月花费500元，多的甚至要1500元，一年下来大约要6000至18000元。幼儿教育的花费已成为继大学教育之后压在年轻父母身上的一大负担。而在农村，大部分孩子还没有机会上幼儿园。“我前些时间去贵州的毕节，那里的幼儿入园率只有25%左右。如果要提高到80%左右，幼儿园教师就缺少2000名左右。”
朱永新说，应尽快普及12年义务教育，即加上幼儿园3年，因为儿童的早期教育是决定人的一生发展的关键，在孩子走进中小学学校大门以前，他们的人格特征、行为方式、认知风格基本上已经形成或具备了雏形。幼儿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他说，前几年全国范围内对幼儿教育的松懈有抬头的趋势。一些地方甚至以幼儿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为借口，把许多公办幼儿园转制，一卖了之。所以国家应尽快启动“幼儿教育法”的立法工作。
（新华网2008.3.7 石永红 吴 栋/文)
教育研究要基于实证
任何教育研究首先要注意科学性、前瞻性、实用性、本土性。科学性是解决教育研究是对还是错的问题，前瞻性是解决教育研究是否有水平的问题，实用性和本土性是解决有没有用的问题。我们要用这四个标准来衡量和指导当前的教育研究。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教育研究的科学性要放在第一位。为什么科学性最重要？因为教育和教育研究在经历一次大的变革，特别是教育的科学研究正在经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
当我国提出要进入现代化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国际环境和自然环境都会对我们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脑科学和ICT技术，使得教育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国现在的教育研究除了一小部分是实证性研究外，大部分研究是在作文学性的文字叙事，是一种感想，或是一种实践经验的总结。这就是我们现在教育研究的主流——很少提出要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教育问题。所以，在今天，强调基于实证的教育研究非常重要。
（《上海教育》2007.11A 韦 钰/文)
教育智慧哪里去了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小宇趁教师板书时说话、做小动作。教师看到后拿起教鞭对着自己狠狠抽了一鞭，然后问小宇：“你还想让老师受到惩罚吗？”
据《新京报》报道：为感化学生，海口市一中学校长曾三次跪在讲台上为学生上课，并在全校师生做早操时，面对千余名师生，双手合拢，跪在地上呼喊：“求你们了，不要再玩闹了，好好学习。”
看到这些接连发生的下跪、自罚等“教育怪招”，不禁叫人长叹一口气：“我们的教育智慧哪里去了？”
这些自残式教育感化方式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是实在没辙了才出此下策的，但是这样做昭示了什么？孩子们被感化了吗？教育效果达到了吗？
好动是孩子的天性，他们说话、做小动作天天都在上演，难道教师就要一直牺牲下去？教师爱孩子应该动脑筋，想出更合适的办法来帮助孩子改正错误。教师下跪行为中的感化意义是那么薄弱，更多的是束手无策，其实教师应该学习和借鉴更好的办法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我们应倡导教师多学习，多借鉴，多调研，让那些“教育怪招”走开，让那些自残式的教育感化手段走开，让先进的教育理念走来，让真正的教育智慧走来。
（《现代教育报》2007.11.30）
教育是一种态度
游人看风景时有两种态度：积极和消极。以积极的态度去欣赏眼前的事物，那么你眼中的一切一定都是美好的，即使是秋天里的一丛矮树；反之，如果意志消沉，那么你眼中的一切都将暗淡无光，即使湖水中有鱼儿跳跃，你也不解它们的快乐，去看风景结果反为风景所累。
教师看待学生不亦如此？如果教师用积极的观念，从欣赏的视角去看待学生，就不会有什么挡住你期待发现的心。你与学生像亲密的朋友，因为彼此欣赏，你会爱上他们，即使他们有许多缺点；他们也会更喜欢你，因为你眼中装有他们。就这样，他们在你的赏识中变得更完美。反之，教师看自己的学生冷漠严苛，一堵无形的墙便隔开了心的交往。你因态度消极看不到美好，却看到了学生身上更多的缺点。身教胜于言教，如此他们从你身上会学到些什么？你不会欣赏，他们又怎么懂得去感悟美好？
教育其实是一种态度。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仅用四颗糖果，从赏识的视角去对待学生，结果不仅纠正了学生的一次错误，而且可能改变了学生的一生。教育的方方面面莫不如此。
（《小学德育》2007.21 陈立杰/文）
金钱培养不出“小神童”
“现阶段我国的早期教育变成了片面灌输知识技能、急功近利、让儿童身心疲惫的训练，以儿童发展为本的早期教育的核心价值被忽视，早期教育的科学规律被漠视。”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李季湄教授在“儿童早期发展高层论坛”上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当下，一些机构利用社会、家长的认识误区，打着培养“小神童”“小天才”的旗号吸引人的眼球，实则是为赚取千金万金的学费。这种拔苗助长、把早期教育当成商业和产业来做的结果，误导了儿童发展。
专家强调，儿童早期是游戏和探索的时期，也是儿童发展社会性和情感、身体、认知和语言这四种关键技能的时期。因此，儿童早期的学习应建立在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之上，为儿童一生健全人格的形成和健康、安全、幸福地生活打好基础。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韦钰指出，早期儿童的认知技能、愉快情绪、社会能力、健壮的身体和健康的精神对人的一生发展十分重要，它不仅影响儿童后继的学业，而且是他们事业成功、成为负责的合格公民的先决条件。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忽视或措施不当，即使有的方面以后可以补救，也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中国教育报》2007.11.22 苏 婷/文）
运动提升儿童的学习能力
儿童每天疯玩，可能不仅健身，而且健脑。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每天疯玩20到40分钟的儿童可能更能学好功课、写好作业、学好数学。在奥古斯塔的佐治亚医学院儿科副教授凯瑟琳·戴维斯说：“不好动的儿童可能在学习方面处于劣势。”戴维斯在美国肥胖协会的年会上提交了这一研究报告。
戴维斯及其同事对163名7至11岁的极少活动的肥胖儿童进行了3个月的跟踪调查。这些儿童被分成三组：一组是放学后不进行任何体育活动；一组是每周5天放学后活动20分钟；还有一组每周5天放学后活动40分钟。研究发现，每天活动40分钟的儿童在执行能力测试中比第一组儿童好很多。每天活动20分钟的那组儿童的测试结果也比第一组儿童好。开展活动的两组儿童在数学方面都有所进步，但阅读能力没有提高的迹象。开展活动的两组儿童的身体脂肪约减少1%到2%。研究人员还对这些儿童进行了大脑扫描，发现活动多的儿童大脑前区神经更活跃。而大脑前区对执行能力而言很重要。
戴维斯说，其他研究已经表明，多运动可以增强成年人的执行能力。她说：“教育系统需要知道这一点，他们需要增加孩子们的体育活动时间，而不是减少活动时间。”
（《参考消息》2007.11.5）
作者：吴晶晶
幼教老师普及儿科医学论文 篇3：
让“雨人”不再孤独
“雨人”，这个孤独症患者的代替词汇，并不只是出现在国外的大片里。
1982年，江苏南京出现了全国首例孤独症患者的报道。此后，越来越多的“雨人”浮出水面。保守估计，我国孤独症患者已达到180万人，其中儿童孤独症有40万。
众多小“雨人”的出现，给成千上万个家庭带来了经济、精神上双重压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孤独症患者却一直未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截至“十五”末，这一群体都未能纳入残疾人保障的范围。
20多年过去了，第一批被发现的“雨人”早已长大成人，由于就医难、就学难、生活难等诸多问题的存在，这一群体已从未解的科学领域跨越到了棘手的社会范畴。
关爱他们，似乎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时刻！
“孤独症家庭”的生活样本
当早晨第一缕阳光照进了汪启帆房间的时候，桌子上的闹钟也跟着响了起来。闹钟指示的时间是7：30，像往常一样，8岁的汪启帆要起床了。
这天是2006年12月2日，星期六，天气晴朗。
合肥某小区的住户、汪启帆的爸爸汪强告诉记者：一天的战斗又要开始了！
床上的战斗
“汪启帆，你要起来了！”
“汪启帆，把胳膊抬起来！”
“汪启帆，你要做个听话的孩子！”
闹铃刚响过，汪强夫妇的声音开始在房间里此起彼伏的响着。然而，他们的儿子对于父母的命令没有丝毫的畏惧，继续懒洋洋地躺在床上。
“呼啦！”汪强的妻子郑志伟将孩子的被子掀掉，强行把他拽起。然后拿着在一旁的衣服往他身上穿。
“不穿、不穿衣服！”汪启帆继续表现着对被窝的眷念，并以扭头、甩胳膊等动作配合着自己的反抗行为。郑志伟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的衣服套上，可就在她再拿第二件衣服时，转头却发现刚才穿在儿子身上的衣服又被他脱下，并在空中划着弧线飞向了墙角。
郑志伟只好拿着被孩子丢出去的背心再次来到床前，将儿子的双手往袖筒里塞，“汪启帆，听话！穿上毛衣让你去听儿歌。”
汪启帆还是不理妈妈劝告，继续倔犟着往被窝里钻，郑志伟只好叫来正在外忙活的丈夫将孩子手脚稳定住，然后将衣服给他套上。
“这孩子，好大的劲，一个人根本就摁不住他！每天让他起床就像跟他打仗一样。”汪强说。
汪启帆完全穿好衣服是20分钟以后的事情。
穿好衣服的汪启帆在爸爸的牵引下来到卫生间。一年多以前，汪强夫妇就开始教汪启帆刷牙、洗脸。如今孩子总算基本上掌握了这个每天早上必做的功课。
“汪启帆，像爸爸这样！”虽说这门功课孩子学了一年多，可汪强每天早上还是陪他一道温习功课：教孩子如何挤出牙膏，如何将牙刷放进嘴里，然后再如何将牙刷放在嘴里做运动，完成一次刷牙行为。
刷过牙后，汪强又把毛巾拿在手中，几乎是同样的说教，这才让儿子搞好自己的个人卫生。
洗漱完毕并吃过早饭，汪启帆就要出门了。然而正值学年的他，出门的目的地却不是学校——当然，这并不是出于今天是双休日的原因。
爸爸的日记记不下去了
8岁的汪启帆长得眉清目秀、端庄可爱。然而，他的爸爸汪强却对记者说道，“我们的孩子有病，我们带他去一位中医那里接受针灸治疗。”
他早上的那些异常举动，就是这个病的外在表现。
出门上车后的汪启帆见到没有座位，立即跑到有座位的乘客面前，粗鲁地将其推走然后自己坐上，郑志伟赶忙上去小心地给别人解释——自己孩子有病。坐上座位后的汪启帆也并不老实，不时发出一两句刺耳的叫声。
“在医学上，他的病被称作是‘孤独症’，他的脾气十分暴躁，对我们缺乏应有的依恋感情，并伴有精神发育迟滞的障碍。他每天都喜欢抱着那床从小就盖的被子，他对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么亲过……”
1998年11月4日，汪启帆呱呱坠地。孩子的出生自然让这个两口之家增添了许多喜悦和欢乐。汪强特意买来一大堆日记本，准备记下儿子每一天的成长。然而，当孩子一岁半的时候，汪强的日记记不下去了。
“大概孩子一周半的时候，我哥哥来家里看我们，待了半天突然对我说：‘孩子好像有点问题，要不去检查一下？’”
在哥哥的提醒下，汪强夫妇似乎也觉得孩子有点不大对劲：每当夫妇二人抱汪启帆的时候，他好像总是表现很冷漠，也不喊人；平时喜欢一个人玩积木，别人叫他也没有什么反应……
汪强夫妇首先想到可能是孩子的耳朵出了毛病，于是带着他医院检查。可几家医院的检查结果都显示孩子听力正常。医生告诉汪强夫妇，可能是孩子说话、发育较迟，没什么大碍。
医生的回答并没有让汪强夫妇完全放下心来，于是又带着儿子来到省残疾儿童康复中心来检查。
“这孩子不会是孤独症吧？”在一切常规检测均为正常后，一位医生抱着怀疑的口吻对汪强说道。
那天从医院回家，汪强夫妇觉得很“高兴”——这下总算找到病根了！以后带他多出去走走就好了！
“这种病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将伴随孩子的终生。”
汪强夫妇很快就发觉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随着孩子的长大，他的举止越来越不同于其他小孩——他每天还是抱着自己睡过的那床被子，时时刻刻都不愿丢掉；喜欢一个人看电视广告；喜欢看着天花板和电风扇发呆；喜欢爬高上低；喜欢无缘无故的烦躁、发脾气；要东西只会哭闹，父母只能猜测他的想法；情感完全没有，父母下班回家，他从来没有欣喜的表情……
“孩子两周岁的时候，最让我们精疲力竭，整日整夜地哭闹，我们怕他吵人，夜里只好轮换着抱着他在小区里来回走动……”
汪强夫妇越来越为自己的小孩犯愁了，这到底该怎么办？
在一位儿科医生的建议下，汪强夫妇带着孩子来到南京脑科医院，在这里，他们的儿子被鉴定为“中度孤独症”。
医生告诉他们，这是一种社会交往功能和交流游戏技巧的障碍，患病的孩子动作和兴趣异常、行为刻板、不合群，这种孩子好像生活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在他们的意识中，周围的一切人和事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病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将伴随孩子的终生。”
汪强夫妇的心情一下子跌入了低谷！这一刻，所有做父母的幸福和憧憬都嘎然而止……
夫妇二人开始留意各种有关孤独症的治疗信息，并带着孩子前往上海、北京等地四处求医。2002年8月，他们在湖北卫视上看到武汉有一个训练孤独症儿童的机构。于是，郑志伟就辞职带孩子前往治疗。
“我们在那里租了房子，前后待了一年9个月，每月学费（治疗费用）有1200元，加上吃住和往来的路费，开销都要3000元左右。”由于孤独症孩子需要人时时看护，郑志伟只好在学校附近住了下来，日夜陪伴着儿子，汪强每个双休日和节假日前往武汉去看望他们母子。
三个月后，汪启帆的状态有了些许改变，开始会叫爸爸、妈妈了；半年以后，有了大小便的意识，知道自己脱衣服了；一年半以后，开始有了一些简单的生活语言……
汪强夫妇似乎看到了希望。然而，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常年的家人分居，让他们不得不在2004年5月打道回府。
想到未来，一阵阵的心酸
归来后的汪启帆训练并没有中断，“每天早上，他一睁开眼睛就给他刺激，给他训练，训练对于我们的孩子而言，是终生陪伴的。”
在汪强夫妇的努力下，如今的汪启帆病情得到了一些好转。然而和同龄人比起来，差距还是异常明显——别的小孩只要一两次就能学会的东西，他可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于是，去年就到了入学年龄的汪启帆，依然不能走进学校的课堂。
“虽然讲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可我们的孩子不能去上正常的学校，学校不接受我们的孩子，因为正常学校以升学率为主要衡量标准，收了我们孩子的学校会影响教学秩序，班主任会受到其它学生家长的责备。”孤独症孩子在上课的时候，必须要家长陪在身边，这是学校不允许的。
这样的孩子意味着家庭的高投入，除了家庭的经济投入外，隐形的投资也是惊人的。自从汪启帆去武汉治疗开始，汪强的妻子就辞职在家，做起了儿子的专职保姆。“孤独症的孩子性格古怪，且大都伴有多动症，没一个人看着，根本就不行。这里外里，每年又是两万多元的开支。”
巨大的经济开销之外是沉重的精神压力，这让年轻的汪强妇明显呈现出了疲态。
“这样的孩子，作为父母是没有喘息的机会的，我们没有权利生病，一旦我和妻子之间谁有点问题，孩子就会无人照料……”
汪强告诉记者，自从发现孩子有这个症状之后，夫妇二人没有参加过一次亲戚朋友的聚会——他们没有时间去参加这样的聚会，就是有时间去了，孩子目无旁人地吵闹也会让他们感到尴尬。
汪强说，她和妻子一想到未来，他们就一阵阵的心酸。他们老了根本没人来照料，反过来他们还要为孩子担心，如果哪一天他们先去了怎么办？谁来照顾孩子？“这样的小孩，我们给他们办理保险都办不上，因为他们有残疾，保险公司不会给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
在汪强夫妇的意识中，作为父母，他们的确已经尽责，但是他们死也不能瞑目——作为正常的父母，生命的价值可以通过自己的孩子延续下去。而面对这样的孩子，这种想法只能是一种幻想。作为孤独症患者的本身，他们根本就没有成家立业的想法。
“有的问题，我们实在不敢过多去想，当别人谈起自己孩子一脸幸福时，我们只能黯然伤叹……孩子的妈妈曾经想过，哪天我们夫妻俩和孩子一道自杀算了。”汪强这样说到。■
一家民间孤独症训练机构的辗转历程
有着这种痛苦的并不只是汪强夫妇二人。资料表明，中国现有孤独症儿童不下40万。
然而可惜的是，如此庞大的群体并未得到相应的关注。孤独症此前一直没有纳入残疾人的范畴，一些大医院没有相应诊疗机构，社会上也没有相应的帮助措施。
在官方部门暂时没有介入的情况下，一些来自民间的草根自救组织开始破土而出。不难设想，这种自救之路无疑是一条艰辛之路。
这一点，汪强和他的同伴们深有体会。
同病相怜的家长聚到了一起
还在郑志伟母子在武汉看病的时候汪强发现，就在自己生活的城市，有着类似痛苦的并不止他们夫妇二人。
2003年初的一天，汪强外出办事，看见一个男同志拽着一个小孩的胳膊走在马路上，好奇地问了一句“小孩怎么不去上学啊？”，这才知道对方也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
因为有着相同的经历，同病相怜的两位家长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同时，对方又介绍了其他几位患病儿童的家长，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特殊的家长群体就有了八九家。
2003年5月31日，汪强对这一天记忆犹新。当天，有13家孤独症儿童的家长相约在合肥市逍遥津公园，共同商量孩子的长远治疗问题。另一位家长唐国庆甚至还清楚地记得那天聚会的时间：“上午9点10分”。
这是汪强、唐国庆等人为孩子的明天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此后，这些家长经常在一起相聚，讨论孩子的问题。
“我们在心理上比较接近，共同语言比较多，当时大家只要聚在一块，就会一起探讨怎么治疗这个病，相互介绍一下各自的成功经验和最近这方面的信息，同时我们还互相打气，相互安慰，彼此也有了精神支持。”
在相互打气的过程中，一个问题时时萦绕在这些家长的脑海——我们的孩子日后该怎么办？
和汪强一样，大多数家长都有去外地接受治疗的经历，于是大家都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咱们也来办一个班吧？
“我们当时想，即使孩子学不到什么东西，至少让他们融入到了一个小集体，比在家一个人待着强。”唐国庆告诉记者。
自2003年10月份开始，这些家长开始为筹办训练班而作积极地努力。半年后，在其中两位热心家长的组织、出资下，家长们的努力有了成果。
2004年5月12日，合肥市乃至安徽省首家孤独症治疗机构——“‘徽雨’儿童孤独症训练中心”在合肥市张洼路上成立。学校请来了老师，并从北京请来了老师给“徽雨”的老师培训。
“游击”办学
“徽雨”的成立，让这些家长们感觉到由衷的高兴——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汪强此时也把孩子接回合肥来治疗。）
然而，这种个人自发组织的机构隐存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家长们越来越感觉到，但靠自己的力量来满足孩子们日益多元化的训练需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问题首先出现在了组织架构上。
“徽雨”开始是两位家长出资建立的，其它家长每家每月出资800元学费。由于资金、精力等方面的原因，中心运转9个月后，一位出资家长生出了离去的念头。
2005年2月，唐国庆接下离去家长担子，他与另一位出资人对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中心一度显示了蓬勃的态势。然而8个月后，两位出资的家长再次提出离去。
怎么办？训练中心不能办办停停啊？在两位发起人去意已决的情况下，另外受训的8个孩子的家长共同出资——每家5000元，将这个中心撑起来。出于交通考虑，他们在市中心某幼儿园内租借了一块地方，办起了一个“园中之园”。
此时，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组织松散的情况，在汪强的建议下，8个家长组成了“孤独症儿童家长联谊会”，并确定了“一切为了孩子”的办学宗旨和“坚持非营利”发展方向。大家相约：不管怎么样，8个家庭都不能退缩，要齐心协力把学校办下去。他们还给学校起了个充满希望的名字——“至爱阳光”。
组织问题解决了，可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
孤独症儿童是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有很多训练方式不同于别的孩子，家长们的很多想法和活动也受到了园方的限制。同时，他们又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别人正常的教学秩序，园方还拒绝让孩子们与园中正常的孩子交流。
家长们只好自己租住独立的场地。“我们之所以在别人的幼儿园办训练学校，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们能有机会和正常的小朋友接触，但是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汪强叹了一口气。
2006年初，他们在某小区又租住了两套房子。这期间，不断有来自淮南、安庆、六安等地的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接受训练，总数超过了20个。
20多个孩子就意味着至少还有20多个家长陪同。小区的物业很快找到汪强：这里是住家的地方，这么多小孩和家长进进出出、又吵又闹，其它业主都有意见，你们是不是……？
无奈，汪强他们只好再次另起炉灶，2006年9月，他们在二环外的机场路租了一栋独立的房子，每月房租3000元。
发展：瓶颈重重
眼下的问题看似解决了，但长远的问题，还是让汪强头疼。
随着训练中心逐渐为外人所知，越来越多的患病儿童和家长从全省各地赶来，目前，这个训练中心共有26个小孩接受治疗，老师5人，诚如汪强所言，“这已经是我们中心目前条件所能接受孩子的极限了。”训练中心无法再接收更多的孩子。
要想扩大规模，师资力量很关键。“至爱阳光”的老师邓小花告诉记者，“给孤独症孩子上课的老师特别难找，一般的幼教老师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再培训才能上岗，面对这样的孩子老师必须要特别有耐心和爱心，如果没有这两样，长期面对这样的孩子老师自己也会受不了，而且孤独症的孩子每天都要上个训课（单独辅导），老师的课程表每天都排得满满的，5个老师26个学生，我们的工作强度无法再加大了。”
教师的紧缺，让那些带着孩子前来的家长充满了失落。纷纷转向汪强：“请你想想办法，收下我的孩子吧！”
看着他们焦急的神情，汪强有着感同身受的同情，但是他还是十分遗憾和无奈。“孤独症孩子最佳干预时间在3－6岁，并且越早干预越好。在没有招到合格老师，给孩子们提供有效训练和干预的情况下，再收下他们的孩子等于是不负责任，那是耽误孩子的治疗。他们只有等中心有孩子退出时，才有可能填空进来治疗。”
邓小花和汪强分别给记者展示了一个记事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许多家长的姓名，这些都是等着来入学治疗的。
规模的不能扩大，不但让别的小孩不能前来治疗，就是已经在读的小孩也面临着危机。
“每个孤独症小孩的年龄、发病症状、发病程度都是不一样的，这就要求中心必须要因人施教，孩子们不光学会喊‘爸爸妈妈’，还要学一些生活自理的能力啊。但这要增加老师的数量、不同的训练科目及教材，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几乎都是无法独自解决的。”
对于未来，汪强有很多设想，但都是“想想而已”。
在设想无法实现的原因中，资金问题只是一方面，伴生而来的一系列问题，都让汪强感到为难，“比如我们现在要想扩大招生规模，马上就要改变场地以适应需要，这又要费很大的精力……办学所有投入都是个人出资，况且我们8家孩子的训练费也是一分不少的按时交的，我们实在不可能在租房时，还留出一部分空余场地和设施作为未来发展的准备。”
孩子的未来在哪里？
种种的发展瓶颈，似乎是一记记闷棍打在汪强和其他家长们的头上。
有的家长建议，训练中心最好能找个主管部门，如果能找到相关部门的支持，改变“打游击”的面貌，学校才能谈得上长远发展。
汪强和同伴们首先想到的是民政部门，他想让他们的“联谊会”以社会团体的名义注册，“我们想，如果有个身份，我们办起事情来可能要方便一点。”此前，他们在招聘老师时，就因为“身份”的问题，遇到了很大的难度。
然而，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申请社会团体必须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30个以上会员单位，要有固定的场所、相应的组织机构、专职的工作人员……很显然，汪强他们没法符合这样的条件。
病急乱投医的汪强再去找卫生部门了解情况，又被告知这不是卫生部门的管理范围，“这样的情况应该去找残联”。
到残联的咨询结果同样令他失望，工作人员称，对于这样的情况残联也是没有办法，国家没有出台相应的法规把“孤独症”纳入残疾人保障的范畴——残联只是一个执行机构，不是决策机构，没有政策的话，他们只好爱莫能助。
“可不可以去找教育部门呢？”家长们想。
教育部门也同样表示，这不是教育部门的管辖范围。他们认为，汪强他们属于社会办学，要想获得“身份”，只要到工商部门去申请注册即可。
然而汪强并不想去工商注册，“我们只是想让孩子们能得到治疗，并不是经营机构，我们哪有精力去注册呢。”
一圈努力之后，这些家长们还是回到了原来的起点。
“现在，我们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如果孩子是聋哑人，还能有个专门的学校可上，我们的孩子受教育怎么就这么难？……孩子一天天长大，真不知道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家长们提到自己的孩子未来，都显得忧心忡忡！■
孤独症群体期待更多关注
中国自1982年首次在南京报道4例儿童孤独症以来，越来越多的患者被发现出来，根据《央视国际》报道的数字，目前至少有180万孤独症患者，其中儿童孤独症大约有40万。
当前而言，由于就医难、就学难、生活难等诸多问题的存在，孤独症已从未解的科学领域跨越到了棘手的社会范畴。
虽然孤独症患者人数众多，而社会针对这个人群的关注还处在较为原始的阶段。
配套机构方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副会长贾美香指出，在对待孤独症孩子的问题上，国外的一个高税收国家，政府会有一部份税收来做孤独孩子的康复工作，但在中国却很少，完全都是靠家长。家长的力量又过于薄弱，一方面要工作，一方面还要照顾孩子，负担非常重。很多家长为了专门照顾孩子，工作都辞掉了。
就北京市而言，孤独症康复协会成立10多年来，一直只依靠一些专业人士，力量非常单薄。包括疾病的常识都需要向大家普及。这种病包括很多搞儿科的都诊断不了，很多孩子因此耽误了最佳的干预期。
治疗训练方面：目前国内的专业训练机构数量很少，已有的干预训练机构基本都是孤独症儿童家长办的，而对轻度孤独儿童的中小学个别教育几乎是空缺。由于社会对孤独症认知程度的限制，与孤独症群体之间没有建立起正常的沟通途径，“十一五”前，孤独症未曾未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保障范围。
社会认知方面：迄今为止，有据可查的全国性关于孤独症调查也只有一次。2001年，中国残联、卫生部、公安部在进行残疾儿童抽样调查中首次将儿童精神残疾列入调查范围，圈定0－6岁的6万名儿童为调查对象，得出的结论是，全国0－6岁儿童患精神残疾的约为10.4万人，每年新增精神残疾为1.5万人，其中孤独症列儿童精神残疾名列首位。
当时有专家指出，这只是在儿童中的发病数字。因为以前的残疾人调查从来没有把儿童精神残疾列入调查范围，加上对孤独症的认识不足，很多患有孤独症的儿童从来就没有被检测出来，几十年累积下来，这群人已经进入了成年。但是孤独症并不会因为患者渐渐长大而痊愈，多数人要延续终身。究竟有多少成年孤独症患者是谁也说不清的，他们一般被当作精神分裂或者智障对待。■
作者：胡方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