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幼教毕业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抚养后代，是人类的天职;而教育后代，则是人类对教育价值的认识。我国历来是一个教育大国，一直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许多古代教育家提出的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幼教思想，对现代幼教工作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值得借鉴和学习。
第一篇：幼教毕业论文范文
清末幼教机构研究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南京 210023）
摘 要：湖北幼稚园是中国第一所官办幼稚园。在此之前，中国儿童教育基本都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20世纪初，以湖北幼稚园的诞生为转折，中国近代幼教机构开始产生并逐步发展，中国儿童教育也逐渐学校化、机构化、社会化，幼教领域展现出新的面貌与风采。本文将以湖北幼稚园为个案研究对象，分析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推动力量、筹办始末、教育模式、对后世的影响等诸多问题，从而归纳出清末新政时期以湖北幼稚园为代表的幼教机构所共有的西学东渐的特点。
关键词：湖北幼稚园；张之洞；学习日本；西学东渐
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在20世纪逐渐由传统走向现代，其中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教育儿童的责任开始由家庭转向社会机构。湖北幼稚园——中国第一所官办幼稚园的创办标志着儿童教育已然突破传统家庭教育的框架，代际间的文化传递方式也从家庭内部逐渐学校化、机构化、社会化。一方面，传统儿童教育的近代转型暗合了中国“家天下”崩溃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锋与碰撞，顺应了近代西学东渐的发展趋势。
一、更生的契机——清末幼教机构出现的社会背景分析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有着重视儿童教育的传统，且幼教方式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在家庭内部进行。直到20世纪，家庭式的儿童教育逐渐被各种社会幼教机构取代，幼教的责任也由家庭转嫁给社会。
（一）从“育婴堂”出发的社会育婴机构
育婴堂作为清代社会专业的慈善机构，主要负责把被遗弃的婴孩收入堂内，由社会承担起哺育的责任，使他们有所归依。“育婴堂”式的保育包含对收养婴孩必要的启蒙教育以及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择其秀者，教以读书写字，粗笨者，教之打草鞋，打绳索，编竹器篾篮，以及一切皆可以自食其力之事。”如此育婴堂初步具备了一些公共教育的社会功能。
然而育婴堂到底还是慈善性质，与教育性质的幼稚園有明显差别。第一，育婴堂对入堂婴孩有严格的限制，只有“父母俱亡赤贫待毙者”才能被接受，富贵家庭不愿将子嗣送入堂中，而贫穷家庭则不能；第二，由于育婴堂里传授知识的多是雇佣的专职乳妇，受囿于乳妇自身的认知水平，她们很难对孩童进行系统有效的教导，故其在教育内容上与民间家庭教育并无区别；第三，由于清廷只将育婴事业作为标榜仁政的“道婆之政”，对育婴堂的关注也难免聊胜于无，再加上各地育婴堂长期受着经费来源不稳定的制约，因此难免时存时没。
（二）传教士来华办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凭借《北京条约》《天津条约》获得的在华居住和自由设立学校的特权，开始创办各种学校。据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统计，当时外国在中国设的幼教机构“有小孩察物学堂（即幼稚园，作者注）六所，学生一百九十四人（男女各半）”。
教会幼儿园采用福禄贝尔教育法，十分注重儿童的身心发展。有美丽的教室、小巧的设备，并且十分注重游戏、恩物的意义与价值。传教士还通过出版儿童报刊来启迪儿童思想，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当时的儿童报刊如《小孩月报》《福幼报》等都相当有影响力。
所以，尽管教会幼儿园只是来华传教士传教布道的一种辅助手段，但其有计划的教育活动、注意培养儿童实际操作能力的理念，严重冲击了中国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教育，这也使一大批有识之士开始探索儿童教育科学化的道路。
（三）中国有识之士的思想推动
最早倡导儿童公育思想的是康有为。康在1844年写《礼运注》时提出“人人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后他又在《大同书》中首次设想了从胎教到学前教育的完整的儿童公育体系：“自三岁至五岁入”慈幼院，“以其（女保）代为众母，非其子而抚之如子”。
追随康有为儿童公育思想的是梁启超。19世纪90年代末，梁启超在《论幼学》中明确表示他对儿童教育的关心：“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然此时的梁启超虽关注幼学，但幼教观念仅局限在批判传统儿童教育“惟苦口呆读”上，丝毫未提及设立幼稚园。待其变法失败东渡日本，梁的幼教思想便打破了原先局限在家庭教育范畴内谈论幼学的束缚。1902年梁在《教育政策私议》中明确表示学龄前儿童应入幼稚园学习两年。梁启超由家庭教育向儿童公育思想的转变可谓当时有识之士幼学思想转变的一大典型。
同时代的罗振玉也有此想。1901年罗振玉在《教育私议》中提出“至婴儿于未就傅之岁，宜设幼稚园，选保姆保育之，导以运动、游戏、歌曲等，以长养其身体而户牖其智慧。”次年又在《学制私议》上进一步估测“将来必立幼稚园，以三岁至五岁为保育年限。”
由此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儿童公育思想已然浮出水面。在他们的有心推动下，中国幼教机构的创办势在必行。
二、陈格的变易——湖北首开风气，幼教奠基
当儿童公育思想在晚清中国愈演愈烈时，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中国首所官办幼稚园终于在湖北获得实践。
（一）张文襄公督鄂
在集权专制的中国，任何革故鼎新都与行政首脑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光绪十五年，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在张之洞心中，有对教育兴国最忠贞的信仰。他认为，“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教战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又认为“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理在学”，形成了“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的教育功利观。
于是他决定大力兴办学校。同时他也认为必须藉西学益华人之智创办新学，引进西学西艺，巩固“中体”。他要求所培养的学生，不但要“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且要“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观、人才观为西学的引进打开了方便之门，加速了湖北乃至全国教育的近代化。
除此以外如何确保教育经费的充足与稳定亦是棘手的难题。晚清中国在战争频繁、赔款外债的逼迫下，国家自身早已财政困顿、应接不暇，根本没有财政预算和政府直拨专款的条件。于是湖北主政人员从民间捐赠和官款分拨两方出发，竭尽所能筹集经费，为包括湖北幼稚园在内的新式学堂的兴起提供了财力的保障。
关于湖北地方筹措经费，一方面是沿袭成法，即仿传统办学接受民间捐赠，鼓励民间个人以不同形式为新兴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张之洞本人就曾以封疆大吏的身份率先捐出湖广总督兼职湖北巡抚公费18 000两，悉数移交湖北学务处充教育经费。另一方面是依靠地方政府从有关公款中挪借挤用。公款费用主要抽自盐道、统捐局和厘签局等机构，光绪二十九年，署理湖广总督端方将“川淮入鄂之盐，每斤加抽4文用作兴学等费用（其中用作兴学费一般为40—50万两），同年还开掘到汉口签捐局彩票盈余这一款源”。
（二）外来经验保障：湖北幼稚园的准备与学习日本
20世纪初的中国没有办近代教育的实践，以张之洞为首的教育改革筹划者往往“不得不讲西学”。当时在我国境内创办幼教机构有两种名称：一种叫蒙养院，一种叫幼稚园。“代表蒙养院的是日本式的幼稚教育，那一种代表幼稚园的却是出于教会的手泽。”
1.极力排斥教会式幼稚园
如上所述，西方传教士虽早早溯江而上，但在国内反洋教事件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传教士普通的育婴活动却也常常以政治风潮的形式出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法国天主教在南昌成立教堂，嗣后即因育婴谣言引发教案，总理衙门遂颁行《传教章程》，首条即要求教会不要介入育婴活动。然外国势力极力抵制，有关教会育婴的谣言也从未停息。19世纪80年代末，广东再次因此爆发教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上《商定稽查外国育婴办法折》，其中详细描述其情形：“窃自通商以来，外国教士在各口岸每设有育婴堂收养婴孩，育成者固有其人，而夭折者亦复不少。在彼以行善图名，未必遽加残害，无如民间讹言易滋疑惑，遇有婴孩病故，道听途说，辄谓系剜眼剖心之所致，辗转传述激成众怒，因而焚毁教堂，杀戮教士，事变仓卒，遂至一发难收，类此之案，不胜枚举。”面对内外交困，清政府除对“涉案”民众严酷镇压并尽力赔款外，也认识到教案常因教会育婴谣言而起，因而鼓励本国育婴事业发展以消除祸根。
2.备受青睐的日式幼稚机构
张之洞曾概括中国学习日式幼教之原因：“东瀛风土文字，皆与中国相近，华人侨寓者亦多，翻译易得，便于游览询问，受益较速，回华较早。且日本诸事虽仿西法，然多有参酌本国情形斟酌改易者，亦有熟察近日利病删减变通者，与中国采用尤为相宜”，且我国“于日本，古来政治之大体相同，宗教之并重儒佛相同，同洲同种，往来最久，风土尤相同，故其国现行之教育与我中国之性质无歧趋，则而行之，无害而有功”。因此，学习日本成为清末兴起的一批幼稚园的主要特征。关于如何学习办学经验，大致有如下三种途径。
一是邀请外国顾问。清末掌权朝臣面临清廷危机，往往利用权柄直接聘请外国顾问，以助充分“师夷长技”。单就湖广总督张之洞而言，他的幕府中就有大量洋员。据笔者统计，张之洞幕府洋员共239人，其中日本洋员80人，所占比例最高，而在日本洋员中，又有76%的人从事学堂教习。由此可见，张之洞聘请日本顾问、学习日式教育实乃有据可凭。
二是请教归国驻外使节和留学生。张之洞关注日式教育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与留日归国人士的接触与交流。1901年底，张之洞派罗振玉等人前往日本，罗振玉一行在考察日本教育时也关注了日本幼稚园的情况，给张之洞很大启发。还有帮助张之洞制定癸卯学制的刘邦骥，也是在日本留学过四年、对日本教育情况极其了解的人士。
三是高薪聘请洋教习。在汪向荣著的《日本教习》中大量记载了清末赴华从事教育事业的日本教习，湖北幼稚园的第一任园长就是张之洞聘请的日本女教习户野美知慧，她仿照日本幼稚园的教育模式订立了《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让清末兴起的幼稚园走上仿日的道路。
三、蒙养的新生——湖北幼稚园的创办与发展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湖北巡抚端方在武昌阅马场创办幼稚园，聘请了户野美知慧等三名日本保姆负责经辦，并拟定了《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中国幼教机构就此诞生。
（一）借鉴与移植东洋儿童教育
湖北幼稚园的筹划、建立和经营，主要由三位日本女教习主持。她们参照日本明治三十二年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定》来设计湖北幼稚园，将在日本所学幼教之识完全照搬于此，制定了光绪三十年的《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
在保育宗旨方面，湖北幼稚园着重要求对儿童自然智能和涵养德性的开发，具体提出儿童要在体育、智育、德育方面全面发展，这种浓重的德、智、体育色彩深受日本幼教宗旨的影响。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明确提出中国教育要学日本实行德智体三育：“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湖北幼稚园正是这种日式幼教大义的具体实践。
在教学内容方面，湖北幼稚园开设的七门课程中，有“游戏、唱歌、训话、手技”四门完全照搬了日本保育条目，课程中甚至还有日语课程的学习，“唱日本翻译改订的幼稚园歌曲”。这在方便日本保姆教习幼儿的同时，也给湖北幼稚园烙上了“日本化”的印记。
在保教对象上，中日均明确规定孩童年岁必须3岁以上方可入园，每个保姆平均育儿人数湖北方面大概27人前后，日本规定的较为宽泛，即每保姆育儿不超过40人，然仍可见湖北幼稚园规定的保姆幼儿比其实也是符合日本保育规定的。
再细致到校舍设备，湖北幼稚园的硬性设备也像是对日本章程的扩展性解释：保育室分成开诱室、训话室，游戏室又有游戏场、游戏山等设备，职员室有保姆助教休息室、会计办公室、接应宾客室等等，尽善尽美地勾勒出了日本章程所要求的物理环境与空间的设计布置。
至于在保育年限与具体每日保育时间上，两者虽不甚一致，但若从整体结构上观，却是日本于1899年在幼教上规定了哪些方面，湖北幼稚园也对此相应做出反应。由上可知，湖北儿童教育的近代化，育儿新知在湖北幼稚园的登堂入室，完全是借鉴移植东洋文化的结果。
（二）癸卯学制颁布后的湖北幼稚园
中国早期幼教机构虽竭力模仿日本，但与日本创办的幼稚园仍有一最大不同，即日本先有学制，后来创办幼稚园；而湖北幼稚园创办之时中国新的学制尚未建成。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湖北幼稚园开办后的几个月，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其中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幼儿机构为蒙养院，“专为保育教导三岁以上至七岁之儿童”。
《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很大程度上也模仿了日式幼教规章，要求教导儿童“专在发展其身体，渐启其心知”“体察幼儿身体气力之所能为，心力知觉之所能及，断不可强授以难记难解之事”；在保育时间和教育课程上，规定蒙养院儿童在院时间每日不得超过4点钟，课程分为游戏、歌谣、谈话、手技四项，这些均与湖北幼稚园相符，晚清政府可以说以制度的形式肯定了湖北幼稚园的开办原则，也肯定了这种依靠社会机构办学育儿的近代幼教模式。
但湖北幼稚园在癸卯学制颁布后还是遇到了危机，尤其表现在师资来源方面。湖北幼稚园开办之初，园内选聘的主要是由毕业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户野美知慧女士等3名日本保姆任教员。其后张之洞料到幼教风气大开之日，幼师必然奇缺，于是首开在幼稚园内附设幼稚师范学校先例。于是在他的亲自主持下，湖北幼稚园内附设了女子学堂，招收年十五岁至三十五岁的女子，专习幼儿师范课程，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举。
然设女子专门学校与癸卯学制相悖，章程明文禁止在蒙养院中附女子学堂，说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于是湖北幼稚园中的女子学堂在刚创办不久后就被停办了。在禁止女学的同时，为了解决幼儿师资问题，清廷即令各省厅州县分别在育婴堂和敬节堂内划出一院为蒙养院，在蒙养院内为乳媪及保姆讲习保育教导幼儿之事。培训所使用的教科书是从《孝经》《四书》《女诫》《女训》及《教女遗规》等书中摘录部分内容而加以编排，当然也“选取外国家庭教育之书，择其平正简易，与中国妇道妇职不相悖者”加以教导，由此培训出来的乳媪节妇自然成为“三从四德”模范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清廷这一举措不仅扼杀了早期女子专门教育，而且相较于师范生育儿，这些保姆在如何科学合理开发儿童自然心性智能方面也难免缺乏专业。就此，湖北幼稚园的师资来源经历了从培养专业的女师范生变成了“所学较浅”、然“远胜于寻常之女佣”的乳媪节妇。
四、结语——湖北幼稚园创办始末特点之西学东渐
湖北幼稚园诞生于清末新政时期，清末新政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其中的自救努力，是内外交困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幼稚园的出现也不例外。从前文可知，幼教机构得以产生，一是盼望教育兴国、救国自强事；二是传教士办学引发国人不满情绪，急欲自创以打击之。然无论何种原因，概括讲来都是来自西方的冲击刺激了中国本土的改变，让儿童教育囿于家庭的现象戛然止步。当然光有刺激显然不够，张之洞曾言，“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就幼教方面而言，时人选择了向日本学习，让湖北幼稚园在癸卯学制颁布前奇迹地走上国际化、现代化的轨道。
晚清幼教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同时也兼顾了“中体”。湖北幼稚园成立之初，日本女教习模仿日式规划校园，但癸卯学制颁布后，湖北幼稚园也不得不“削足适履”，在教育的最重要环节——师资方面让步，体现了清廷绝不容许践踏封建伦常的坚持。
除了学习内容、师资来源必须符合“中体”外，幼稚园最明显的局限在于，那个时代的教育本身是与当地政府官员是否重视教育息息相关的。因为教育本身在晚清并不独立，经费也无稳定来源，因此它的发展完全受着地方行政人员的控制，也就难保“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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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莉
第二篇：中国古代幼教思想对现代幼教的启示
抚养后代，是人类的天职;而教育后代，则是人类对教育价值的认识。我国历来是一个教育大国，一直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许多古代教育家提出的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幼教思想，对现代幼教工作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值得借鉴和学习。
古代幼教;慈幼;家庭教育;游戏;启示
幼儿教育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教育家们提出的许多关于幼儿教育的宝贵思想对现代幼儿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以外的多种教育形式，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王孙贵族的宫廷教育，还包括幼儿游戏和神童教育等方面，其中最能体现幼教思想价值的是慈幼、家庭教育和游戏三个方面。
一、慈幼之道
中国古代幼儿教育是建立在“慈幼”思想基础之上的。“慈幼”即爱护儿童，这既是儿童自身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韩飞认为，“慈母对于幼子所表现出的慈爱之情，体现为对于幼儿的某种期望，即‘务致其福’，期望幼儿将来身体健康、万事吉祥。”韩飞的这种思想在我的家庭里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我的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却深知慈幼的道理。小侄子旭涛一出生就由我的母亲带领，可谓既做奶奶，又做妈妈，总之都是做母亲。正如韩飞所说，慈母对于幼子的慈爱之情，体现为对幼儿的某种期望，母亲对旭涛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有时甚至还会有一些迷信的做法：每逢初一、十五到庙里烧烧香拜拜神，为孩子消灾保平安;立春的时候给孩子的帽子上戴个大红公鸡避邪等，不管这些做法有没有道理，但出发点只有一个，即希望孩子健健康康、顺顺利利地长大，体现的都是慈母对于幼儿的致福之情。
二、家庭教育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成功者，十分注重子女心中父母的一致性。《家范辑要》中说：“人子之情，畏父亲母，又父远母近，故父母俱贤，子必遵义方之教。父贤母不贤，则庸之子，阳从父训，而阴奉母言，子之不肖，多由于此。”这句话的大意是说，教子当一致。儿童由于自己的思想还没有形成，很多时候缺乏主见，易于服从，所以，凡是在他眼中有权威的大人的话，都会被他认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在家庭中，权威人士的意见一致，能强化教育的有效性;意见分歧，则会影响教育的权威性。例如，在小旭涛的眼里，最有权威的是他的奶奶。小旭涛自从会走路开始就展露出一副小孩子天生的好奇心，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看到什么东西都想亲手去摸一摸。他的这种好玩的天性和好奇心，是别人难以控制的，为了教育他哪些东西可以碰，哪些东西不可以碰，只有他权威的奶奶说的话他才听，才能让他的“无知”行为有“收敛”。可见，权威的力量在幼儿心中是不可撼动的。
(一)教育内容
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主要包括道德、礼仪、生活能力、文化教育等方面，而智育、德育又是其主要部分。
1. 智育——开启幼儿的智力。古代的幼儿智育主要是对幼儿基本能力的培养，识字、习字教育，经学、史学、文学的启蒙教育。由于小旭涛现在还不会说话，对其能实施的教育还很有限，但有些方面的教育却是这一时期必须的，不容忽视的。读一些启蒙读物给他听，讲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播放一些启蒙的儿歌，还有就是经常给他播放一些中外经典名曲等，都是幼儿教育这一时期的必修课。通过一个多月的教育观察，发现小旭涛很多时候会跟着音乐的节奏晃动身体，而且晃动得很有节奏感。想必，音乐启蒙教育的效果见效了。
2. 德育——培养幼儿的礼仪素养。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素来以勤俭为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由于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子女小的时候就被教育要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小孩子爱吃零食，小旭涛吃零食基本上是吃一半丢一半，每当这时，他权威的奶奶会把丢在地上的捡起来再给他吃，这不是不讲究卫生，而是通过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教育他勤俭节约。自立能力对于一个十四个月大的孩子来说几乎是没有的，但在无意中他已经习得了一些基本的能力，比如，在寒冬里，由于身上穿的棉衣比较厚比较多，胳膊不是很灵活，吃东西常常用手送不到嘴里，他经常会借助别的东西把食物送到嘴里。当然，如果对其加以适当的引导，其生活自立的能力则会更强。
我国是个礼仪之邦，“知书达理”是人们对贤人君子的高度评价。古人教育儿童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孩子能说话的时候，教他们说自己的名字和“唱诺万福安置”;孩子稍知事物，就教他“尊老爱幼”。小旭涛现在虽然还不会说话，但通过教育，他已经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摆手再见了。
(二)教育方法
1. 在活动中教育。王廷相在《雅述·上篇》中说：“儿童除食、视听是先天之性，不需学习之外，其余都是在接触外物，活动之中习得的。”必须使儿童尽早接触事物，在活动中学习。在各种活动中培养儿童感知事物的能力，是发展儿童智力的重要方法。孔子就强调“多闻”、“多见”。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荀子也提出对幼儿教育要以“闻、见”为基础。王充更进一步提出感觉是认识的源泉。使幼儿经常接触外物，使之不幽闭，给予各种学习的机会，从而使儿童在丰富的活动中获取知识，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人脑的细胞数目出生后六个月就基本不变了。用脑并不能使脑细胞分裂增殖，但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和形式多样的活动，可以使脑细胞体增大，树突、轴突增粗，而且分枝发达，有利于智力的发展。可见，丰富的活动刺激是幼儿早期教育必不可少的。小旭涛生性爱玩爱动，才十几个月大自己就可以到处去窜门了，不但不怕陌生人，而且见了陌生人还要与之好好玩一会呢。经常带着小旭涛玩各种玩具、手机、电视机遥控器，还有一些真实的动物等。通过一个多月的教育观察，发现幼儿在活动中模仿学习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2. 以身示教。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是儿童最重要的榜样。孔子说得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荀子也十分重视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感化作用，他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儿童最重要的教育环境是家庭，而父母不仅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而且也是其终身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将对幼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为“楚”为“夏”。不错，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成为孩子模仿的榜样，小旭涛就很会模仿，当他看到别人踢腿，就会跟着踢腿，看到别人敲碗筷，便伸手去敲碗筷等。既然儿童主要是通过模仿来学习的，那么，就应尽可能地让幼儿模仿一些好的方面，避免让其模仿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作风，这样才能引导其健康地成长。
3. 顺应儿童的自然特点进行教育。顺应儿童的自然特点进行教育，这是贯穿于夸美纽斯《大教学论》中的基本思想，是其精华所在。我国这种思想的提出比西方早两千余年，《庄子》中就曾用寓言的方式形象地阐述了教育要顺应儿童自然特点的道理。《庄子》中“有一只海鸟栖息在鲁国都城的郊外，鲁侯知道后便派人把它引到宫殿中去，给它奏乐，喂肉，可海鸟到第三天便死去了。”这种做法是“以己养鸟”，不是“以鸟养鸟”。这个寓言启示人们：不顺应儿童的自然特点进行教育，虽出自好心，儿童却免不了要遭到像那只海鸟一样的命运。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提出教育幼儿的方法“不害其所长”，即顺应其自然不妨碍其成长。小旭涛生性好动、活泼，这是他的自然本性，顺着他的自然特点进行教育，不害其所长，再施以正确的引导，才能使其得到健康向上的发展。
三、游戏
我国最早记载幼儿游戏的文献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婴儿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涂为羹……然至日晚归者，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游戏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就始终是幼儿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一般分为智力游戏和生活游戏两种。智力游戏主要是通过棋艺、拼图和其它涉及数学、几何等原理变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最流行的智力游戏有七巧板、“伤脑筋十二块”、“包你迷”、华容道等;生活游戏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成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通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发现小旭涛非常热衷于玩皮球、捉迷藏等游戏，而且经常玩得不亦乐乎;捉迷藏时会把自己遮起来或藏在门后让别人找。大人们看来这些游戏或许很幼稚无聊，但小旭涛却玩得不亦乐乎，因为这是属于他生活中应有的游戏。小旭涛之所以会玩这些游戏，是因为模仿大人们并加以运用的结果。幼儿游戏不仅仅是模仿和学习的行为，而且是培植和滋润人类想象力与创造力萌芽的土壤，更是幼儿健康社会化最自然有效的手段。幼儿喜欢玩耍，不喜欢拘束，这就好比草木开始发芽时那样，自由自在地就会长得茁壮，人为地给它加压改造，就会使其扭曲不正。教育幼儿，要顺应其自然天性，让其自由健康的发展，切勿剥夺其游戏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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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大宝 余庆华
第三篇：朱敏：掌舵中国幼教航母
记得有位诗人这样说过：“如果你种下的是葵花，秋天你将收获一片金黄;如果你种下的是甘蔗，秋天你将收获一片甜蜜;如果你种下的是毅力，秋天你将收获满仓的知识。”作为幼儿园的老师，如果你种下的是爱心，那收获的一定是孩子们灿烂的笑容。
在2013年的北京市政协会议上，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总园长朱敏女士提交的提案，关注的是幼儿园保健医生培养问题。之所以会关注这个问题，朱敏认为，在幼儿园，保健医生的工作不仅仅是为孩子打预防针，早晨看看孩子有没有传染病，也不仅仅是卫生消毒，更重要的还有均衡膳食以及孩子的心理健康。“保健医生承担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是常常被大家所忽略，很多幼儿园都没有职业保健医生。”
在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我们会看到这样一幕：在一个小角落，老师为孩子们设计了一个小医院，在医院里，小朋友会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分别扮演医生、护士、病孩、妈妈，就跟“过家家”一样。在这个主题活动中，孩子要扮演妈妈，推着自己的病孩子到医院看病，中途不得不跟医生和护士打交道，需要沟通交流。“这对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合作意识、爱心、责任心非常有帮助。”朱敏告诉记者，“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孩子的自主性、自信心，让孩子从小就学会关心别人，会合作，当然还有创新精神。我们所有的教育内容在选择的时候，都会集中到这几个元素里边。”
从事幼教事业十多年，朱敏一直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探索钻研，“让所有的孩子在他们原有的水平上通过我们的教育都能身心健康地成长”是她最大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她倡导“蹲下来讲话，抱起来交流，牵着手教育”的民主教育观。
学前教育弄潮儿
进入教育领域，朱敏坦言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早在中学时期，她就有一个很大的理想，立志要做一番大事，甚至是成就人类那样的想法。那个时候朱敏就觉得医生是很高尚的职业，所以在高考填志愿时，她选择了首都医科大学。后来在北京某医院儿科实习的时候，朱敏遇到的一件事情，让她对当医生产生了动摇。
有个唐山农村的小男孩，因为家里照顾不周，结果误食了治疗精神病的药，出现中毒症状。最后这个孩子的生命是挽救过来了，但是孩子的大脑却受到了严重损害，造成智障。这件事情对朱敏的触动很大，让她觉得医生不再是原先认为的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只能挽救孩子的生命，却拯救不了孩子的前途。朱敏回想起自己小时候是在爸妈单位的幼儿园度过的。如果那个小男孩的家长也能让他上幼儿园的话，他就不会误食药物，悲剧就不会发生。
猛然间，朱敏萌生了从事幼教事业的想法。
1994年，朱敏所在的锡华集团准备筹建一所幼儿园，她毛遂自荐，参与了幼儿园的筹备工作。在此之前，朱敏也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她自己的孩子上了一家公办幼儿园，没几天就发生不愉快的事，孩子磕破了头。当朱敏去接孩子的时候，还没等问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幼儿园的老师就先说了，“你这孩子太淘气了!”最后，朱敏给老师道歉了事。这件事情让朱敏立志创办“对家长和孩子负责的幼儿园”。1995年，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正式招生，朱敏做了园长。
做了园长之后，朱敏首先强调的是要去爱孩子，保证孩子不能有生理上的伤害和心理上的伤害。然后才是管理上的调整。
弃医从教，朱敏自知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她在业余时间去北京师范大学读了一个学前教育的在职研究生。那3年时间里，朱敏是带着很多问题去学习的，让她受益匪浅的是，对教育理念更加清晰了，知道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应该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
在朱敏的幼儿园里，独具匠心地设置了一个教研中心。朱敏说，幼儿教育绝不仅仅是看护，更重要的是找出教育的规律，从而更好地、深入地完成系统的儿童潜能萌发工作。从研究入手，以教育研究保障教育质量、不断提升教育水平，这是朱敏提出的新的发展理念。
民主教育观开创者
朱敏曾多次考察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的学前教育。每到一个国家，她都要详尽地了解人家的教育理念、心得和方法。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朱敏总结多年的教育实践，率先提出了“蹲下来讲话，抱起来交流，牵着手教育”的独特教育观，并立足于婴幼儿多元智能的启迪，将多元文化及双语教育整合成“国际化”课程体系，成功将蒙台梭利教学模式与国内五大领域课程渗透，积极探索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二十一世纪教育之路。
朱敏解释，“蹲下来讲话”，是说教师和孩子应该平等地交流，不能让孩子觉得老师高高在上;“抱起来交流”，是说教师在幼儿园是一个替代母亲的角色，应该对孩子有一种母亲般的呵护;“牵着手教育”，是说老师是教育者，应该以教育为主，不能任由孩子的想法。牵着孩子的手，引导他培养良好的生活方式。
“以前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虽然我很爱他，但是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都低着头看他，小孩永远是仰着脸，我觉得他有点害怕，跟我有距离。后来我试着蹲下来跟他讲，我目光跟他平视的时候，我们俩的感觉都不一样，我自己觉得心就柔软起来了，孩子也不再那么恐慌了。”朱敏说，“交流的方式非常重要，其实这体现真正对孩子人格的尊重。”
10多年来，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以“民主、和谐、人文、创新”的办学宗旨，以其独特的教育模式、科学的教育方法、出色的教育成果蜚声幼教界。如今，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总投资近亿元人民币，在北京地区拥有分园十余所，以及全国最大的幼儿园——北京亦庄国际幼教城。在园幼儿总数5000余名，教职工1000余人。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已逐步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数家国际高端幼儿园区，这意味著二十一世纪系统、专业的教育模式即将覆盖全国学前教育产业，并最终走向国际。
中西文化传播者
现在出国留学的孩子是越来越多了，家长把这种国际化的教育从基础教育提前到学前教育阶段。对此，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制定了一套中西合璧的教育理念。
朱敏认为，首先孩子是中华民族的未来，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那他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就没有根。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根基，未来他怎么跟同胞打交道?怎么沟通?“中国文化是孩子成长的根。众多外国人都在关心中国文化，我们的孩子更有理由，更应该责无旁贷理解中国文化，包容中国文化，更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另外，西方文化对孩子也非常重要。世界因为互联网，变得越来越小，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朱敏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刚刚开园的时候，曾经聘请了一位美国黑人教师，当时有一个2岁多的小朋友，一看见这个黑人教师就被吓哭了。因为孩子觉得这个黑人教师跟他见到过的其他教师长得很不一样，他害怕。“其实这种害怕也是需要文化的渗透和理解的。所以我们把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的价值观跟中国文化教育结合起来，让孩子对所有文化能够有所包容，充分理解，最后能做出正确选择，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朱敏的这个理想，得到了家长的认同。
朱敏下一步的展望是，要在课程上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革，让国际教育和学前教育做进一步的贯通，打造一个比较完整的国际教育体系。“办学办学，说白了最重要的还是课程的设置，所以我这一生都可能专注在课程改革里面，不断地调整。”
这就是自讨苦吃的朱敏。
作者：程桔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