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洞穴隐喻是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的开篇所描述的場景，施特劳斯一生的学术主题是研究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而古典政治哲学建构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古典政治哲学最终目标是从洞穴里的火光上升到洞穴外的阳光，这是哲学的本质。洞穴理论除了背后抽象的哲学问题之外，对于法理学的研究同样具有价值。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法理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法理学研究论文 篇1：
因博彩衍生之债的法理学研究
摘要：博彩业是澳门经济的支柱性行业，内地居民赴澳因博彩所引发的债务问题在我国内地的司法诉讼常常引起社会热议，其症结在于准据法的选择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上，围绕这两点争议引发了对司法公正判决正当性的疑问。从法理学的视角对惯常适用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与判决的非一致性进行审视，认为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在某些情况下是因为司法理念的固化而导致的。因此基于正当理念下的实务需要注意：抛弃固有的执法思维，树立正当的司法理念，使得案件判决合法且合理，否则制度的滥用绝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与实现司法的公正性;要尽可能避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对在类似案件中出现判决非一致性的情况，要坚持以正当的司法理念为指导，维护司法的正当性与公正性;可以参照我国台湾地区对公序良俗的认定标准，立足双方当事人的情境进行考虑，平衡个案公正与社会整体公正。
关键词：博彩之债;公序良俗;司法公正
一、赌债与博彩衍生之债
博彩或称赌博，这项活动自古有之，源于人们闲暇时追寻刺激的心理。随着时代的发展，博彩逐渐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形式与内容上更加丰富多彩。“赌债”顾名思义即是因“赌”这个行为所产生的债务，但是“赌债”一词是一种由民间习惯所产生的叫法，是对“赌”这一社会行为的通称，并不能纳入民法中“债”的范围。
需要指出，博彩业作为澳门经济的支柱性行业，是受到澳门基本法保障的。在我国大陆地区，“赌债”一词所指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指因赌博行为所产生的债务;二是指在赌博行为之外因赌博产生的债务关系，一般形式表现为借款。首先，赌博在我国大陆地区属于违法行为，在治安管理法规和刑事法律中，这种因非法赌博而产生的给付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属于违法的给付行为，赌博行为在民法意义上并不属于“债”形成的原因。其次，在赌博行为外产生的借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如果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赌博、走私等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①。
博彩业在澳门除了得到合同法承认外，《娱乐场博彩或投注信贷法律制度》《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对博彩债务作出了专门性规定[1]。根据上述法律、制度，在澳门存在博彩者、博彩管理人与博彩中介人三种主体，分别对应的法律关系如下：博彩人与筹码销售间的买卖合同;博彩人与博彩信贷实体间的借贷合同;博彩人与娱乐场所经营间的博彩投注合同。以上三类的博彩合同中，较容易导致博彩债务问题的是筹码买卖与博彩信贷，在本文引用的徐文与胡贵生一案，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就是关于筹码买卖的，而博彩债务与内地俗称赌债的性质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除博彩业在澳门属于合法范畴内外，还包括产生来源的区别，因博彩衍生之债是由于批给人、转批给人以及中介人借给博彩者现金或者筹码用于博彩活动产生的，因博彩衍生之债主要指的是博彩者因违反信贷合同而产生的债务，由此产生的是法定之债。
二、相关案例基本情况
（一）徐文与胡贵生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②
在徐文与胡贵生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中，徐文在一审中诉称：被告胡贵生在2012年1月邀约其到澳门投资博彩业转码经营服务，双方据此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内容如下：徐文将捌佰壹拾捌万壹千元人民币支付给胡贵生，胡贵生在收款后开始经营，徐文可以了解并参与经营内容，同时获得分红。在双方约定的协议内容中，资金的用途是用于澳门博彩业转码获取码粮的经营，协议中约定的码粮指的是当事人介绍赌客到某一指定博彩廳博彩，博彩厅所支付的佣金。在原告徐文将捌佰壹拾捌万壹仟元交付给被告胡贵生后，被告拒绝原告参与有关博彩内容的经营等，因此徐文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所有投资款。被告在一审答辩称，该案应该适用内地法律，一是按我国大陆法律规定，该《合作协议》所协定的“转码”行为是为赌客赌博提供的一种便利行为，约定的内容是为我国大陆法律规定的违法犯罪的行为;二是被告无原告所称的违约行为，因此徐文的诉讼请求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该诉讼请求不合法。
经法院查明原被告签订协议投资以获取码粮经营，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准据法的适用与原告的诉请是否合法。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应属涉外合同，在《合作协议》中所协定的经营内容实际上属于一种赌博中介的活动，这种赌博中介在澳门法律中规定为一种法定之债，原告行为在澳门应属合法行为，然而如果认定本案适用澳门法律则显然违背了我国的公序良俗，故判决驳回原告徐文的诉讼请求。
（二）宋恺与李世隆股权转让纠纷案③
本案涉及四方当事人，分别是甲方范添财、乙方佳佳公司、丙方宋恺、丁方李世隆。甲方与乙方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由甲方向乙方提供陆千万元人民币的无息借款后，甲、乙、丙、丁四方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其内容是丙方宋恺对乙方佳佳公司与甲方范添财间的陆千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而甲方范添财将该陆千万元债权转让给丁方李世隆，丙方宋恺将其持有的乙方佳佳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转让给丁方李世隆，以抵偿其所欠的人民币陆仟万元欠款，从而撤销甲方范添财与乙方佳佳公司于2010年所签订的《借款协议》。
一审法院查明后认定：丙方宋恺与丁方李世隆间关于乙方佳佳公司的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转让已经履行完毕，宋恺依约向李世隆转让了佳佳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李世隆也依照约定抵偿了宋恺所欠的相应股权转让对价，其后宋恺签署了一份《确认书》对该抵偿行为予以确认，本案的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宋恺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对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宋恺的全部诉讼请求。对此原告宋恺不服判决进行上述称：本案有关股权转让的四份协议均为无效，首先在《协议书》与《股权转让书》中甲方范添财对乙方佳佳公司的陆千万元债权为虚假债权关系，该债权并非基于正常的民事借贷关系，而是基于发生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赌债产生的，第一份《协议书》是以赌债为基础关系进行的股权转让，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丁方李世隆取得的对乙方佳佳公司的陆千万元债权应被确认无效，两份协议中的当事人意思表示均不真实。针对案件中甲方范添财所借于乙方佳佳公司的陆仟万元，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案应当适用与赌债最密切相关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认定效力，对宋恺主张应当适用我国大陆地区法律认定《借款协定》及案涉系列股权转让协定因基于赌债发生而无效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赌债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属合法，最高人民法院除了对宋恺的主张不予支持外，也并未依据公共秩序保留而认定该合同无效。
（三）简要评析
1.准据法的选择
在上述本文已经简要提及民间所称的“赌债”在我国大陆地区分两种情形：一是因赌博行为本身产生之债，因其本身的非法性，属于违法的给付行为;二是借贷关系在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赌博、走私等非法活动而借款的，不受法律保护。本文所引用的两个案例中出现了能否追偿的认定争议，简而言之，一种情况认为在澳门地区成立的赌债（包含因博彩衍生之债）可以在我国内地进行追偿，另外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在宋恺与李世隆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宋恺提出与佳佳公司与范添财所签订的《借款协议》，针对案件中甲方范添财所借于乙方佳佳公司的陆千万元，以及上诉人宋恺主张的基于赌债产生的协议等在最高院的判决书中明确认定在无法证明当事人间存在约定适用其他法律的情况下，应适用澳门地区的法律，即该赌债在依法成立的情况下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然而在徐文与胡贵生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的二审当中，二审法院的争议点主要在公共秩序保留能否在适用澳门法律的情形下得到适用。徐文的上诉称：该案应该适用澳门法，一审法院准据法选择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并且保护了不诚信的被上诉人的非法利益。徐文与胡贵生所签订的合同约定在澳门可归于一种因博彩而衍生的债务，该二人作为博彩中介人将赌客带到指定的博彩娱乐场进行赌博后，可以从该娱乐场进行佣金分红。该案的事实清楚，属于涉外民事关系的纠纷，应适用澳门特别行政区之法律，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规定中，二者的债务关系是一种法定之债。一审法院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可见在两个案例中，对于准据法的选择是相一致的，依法选择了澳门特别行政区之法律，虽然博彩债务进行司法追偿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合法与合理地选择准据法，只有在真正公平而合理的情况下依据区际冲突规则进行准据法的选择审理后，避免一味地使用内地法律将出现无可避免的消极后果，这样才能赢取相应的司法权威。
2.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適用
在以上两个案例中，宋恺与李世隆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强调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的适用;在徐文与胡贵生案件的二审中，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承认提供博彩中介服务的事实，这种行为在内地是一种非法行为，其主要行为系一种为赌博提供直接帮助的行为。如果法院对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肯定则明显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因此法院是依据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作为依据，谨慎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原本是国际私法中排除外国法的一项制度，各国对该制度的解释都可能各不相同，实际上，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较为弹性的制度，它可以消除或减轻不同法域间法律冲突的危险性，达到排除外国法适用，保护本国利益的目的，也被人称之为“安全阀”[2]。一般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在我国内地也分为两种，第一种情况是在诉讼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内地法院受理案件中以该制度为由驳回原告起诉或者选择适用内地法律加以审理。这种做法与上述准据法的选择内地法的弊端一样，损害了真正的司法权威。第二种情况则是以该制度为由对澳门相应的判决拒绝执行。该制度本身的目的在于保护一个国家或地域相应的利益、基本政策、道德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等，但是过度的滥用是忽视了澳门博彩债务在当地的合法性，法讲究公正与平等，滥用该制度最明显的后果在于不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助长了债务人的侥幸心理，对债权人并未真正的公平对待。
3.法平等蕴意下的当事人利益保护
二审法院认为徐文一案在审理时的法律适用存在不当，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适用的同时也要合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最基础的意涵就包含着平等一词，各得其所是最丰富的蕴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时最深入人心的观念，也是人性中所追求的自然倾向，法律就是这样一种追求平等公正的工具，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法院的判决需要尽可能的公正与平等，这也是在引导社会中的人们相互尊重与合作，否则产生的将会是非正当的判决。“法就存在于判决之中”，我们所努力寻求的是一种正当的法之展现，因而二审法院在意识到一审中的错误认定后，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了保护，纠正如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九十二条规定，因合同无效，胡贵生需按照规定返还款项。同时，法院认为由于上诉人的过错，其理应了解商业活动过程中可能具备的风险，更应认识到双方约定的行为与我国的公序良俗相违背，更有可能违反法律规定。基于此，上诉人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得因合同无效而要求被上诉人进行赔偿。
三、基于正当判决下的实务反思
（一）树立正当的司法理念：合法且合理
正当是法之中的前提性概念，法并不等同于法律，法之判决希望实现其本身的价值意义首先就需要具备正当性。这种正当不仅仅是存在于主观伦理方面，其更能通过判决本身进行客观的显现。
在类似的因博彩所引发的案件中，固化的司法观念是我们常见的，许多司法人员在接触该类案件时，直接将博彩等同于内地的赌博行为，这类案件在内地审理时多以公共秩序保留或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认定，这种固化的思维主要限于对博彩行为的道德意义上判断引致的结果，对合法的博彩行为缺乏明确统一的判定标准，就容易进入“道德审判”的误区。
在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办理赌博违法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通知》中，除去两种例外情况，否则内地居民赴澳赌博的行为不属于违法行为。同理，在澳门因博彩衍生的行为不属于违法行为，相应债务的债权人在内地诉讼是对自身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如果不支持债权人这种维护显然是不合理的，可以说是违背了人理与事理。人对自身权益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在私法领域的交换行为则为之事理，法律是作为一种协调人理与事理的工具存在的。如果做不到合理的判决，则违背了工具本身的正当性。
合法性是司法裁判获得有效性与权威性的根本，对该合法性证明实质需要案件的事实符合相应的程式与证据规则，法律解释符合法治秩序的统一性要求。司法判决必须建立在正当的基础之上，这种正当除却客观的司法诉讼过程外，更注重的是人的理念，由理性支配的人作出的一种价值判断，更是一种理想追寻。正当理念可直接导致判决的公正与否，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我们都知道，真正有效的法律必须得到人们内心的信服，因此，实现司法公正，判决者必须持有正当理念进行指导，使判决结果得到民众的认同更是为了实现最终的正义目标。因而在对此类案件进行判决时，法官除了依照公正的程式为双方当事人寻求平等，同时要使得该判决正当，抛弃固有的执法思维，在依照法律的同时尽可能地立足双方当事人的情境下进行考虑，平衡个案公正与社会整体公正的协调一致。
（二）对司法公正的追寻
公正作为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也是法律的根本出发点，可以说法律是最能证明与实现公正的存在，法律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司法公正是司法过程中的最高追求之一，公正一词往往离不开公平、平等正义之意，那么何谓公正？
现时我们常将公正与平等两个概念等同，认为这是同等意义上的。事实上公正属于形成意义上的，平等方为法的基础性概念。正当的裁决需要法官在判决中进行价值与目的的衡量，那么，符合正当性的司法判决，首先要符合公正与平等两个内涵。平等作为法固有的概念，法律作为工具的规范性本身就意味着平等，法律以一种规范将人们所约束，面向的是社会所有成员，这是一种普遍性的平等。一视同仁，相同的人同等对待，我们所追求的司法公正性也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实施的，如果存在特权制度，则不存在所谓的正当性下的司法公正。
公正又可以分为四种形式的公正体现，所谓个案的正义指的是经验层面上的，涉及案件当事人的感知;而社会整体公正司法的实现程度[3]，在这之中，实体公正是公正裁判的生命与基石，因而在遵循公正判决的基准是要从司法维护现代法治秩序的目的出发[4]。在上述两个案件中，法院判决最明显的一点都是以维护我国内地的公序良俗为出发点。
正当与公正的司法裁决还应具备统一性，在以上两个案件的处理中，显然发现两个法院对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引用有所不同，这将造成案件判决的非一致性，即我们所说的“同案不同判”，也使得法律具有了不确定性。“法律既可能是天使，亦可能为魔鬼;它可以维护公正，亦可以屈从于偏私。”[5]因此法官需要严格把握法律确定性的内在需求，进而得到社会成员对判决的认可。“同类情况同等对待是法律存在的根基，也是民众信任法律的理由”，在两个案件中，法院没有援用同一制度进行说明，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做法，在徐文案的最后判决中，法院认为徐文本身应知道双方签订合同的内容违反了我国的公序良俗是其本身的过错，因而不得对被上诉人进行追偿。该判决本身可以说实现了社会整体的公正与平等，因博彩等行为在我国大陆地区是非法的，如果維护徐文的利益则将损害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显然，在选择维护社会整体公正的同时，徐文的合法法益得不到维护，博彩业作为澳门的合法产业，从实质而言，是否可能对内地的公序良俗造成实质的冲击与损害，本文持保留态度。对此有学者认为这种因博彩衍生之债在的案件，想要判决具备正当、公正性，可以从澳门地区的法律适用结果或澳门法院判决在国内承认与执行的结果看是否对中国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考虑的是客观事实上的实际损害而不是判决本身可能造成的损害[6]。因而可以参考我国台湾地区对此类案件的适用做法，台湾地区的“最高院”在1995年第2534号判决中对“公序良俗”的影响作出了解释：一个判决是否影响公序良俗需以其适用结果为标准，如果适用外国法律的结果并不因此使台湾地区之赌博行为合法化，就并未违背台湾地区的公序良俗[7]。以此做法作为参考，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我国内地的社会公正性，同时也对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了保护，是一种实质的个案公正。法院的判决要尽可能追寻整体的公正，这是一种比例平等的体现，公正是司法过程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判决中不能过分地追求形式公正，忽视实质的个案正义。什么是正当且公正的判决？首先司法判决必然需要合乎法律理性，同时实现司法公正的正当性，更需要法官在其中进行的价值判断和目的衡量，现代司法在一定意义上需要尽可能地实现以上目标，寻求真正的公理。
注释：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十四条。
②〔2015〕黔高民三终字第7号。
③〔2016〕最高法民终152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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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卢颂馨.中国内地对于澳门地区因博彩而衍生之债务的追偿问题研究[J].法治社会，2017（6）.
作者简介：白瑜（1995—），女，汉族，海南海口人，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
（责任编辑：马双）
作者：白瑜
法理学研究论文 篇2：
洞穴隐喻对法理学研究的意义
摘要：洞穴隐喻是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的开篇所描述的場景，施特劳斯一生的学术主题是研究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而古典政治哲学建构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古典政治哲学最终目标是从洞穴里的火光上升到洞穴外的阳光，这是哲学的本质。洞穴理论除了背后抽象的哲学问题之外，对于法理学的研究同样具有价值。
关键词：洞穴隐喻;法理学;哲学
一、洞穴隐喻内容
洞穴隐喻是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的开篇所描述的场景。柏拉图假设有这样一个大洞，里面有一条长长的通道与外部世界相连，外面世界的任何阳光无法照射进来。有一群人从生下来就待在这个洞穴里，他们的四肢被捆绑，头颈被固定住，无法左右张望，看不见自己的身体、他人的身体，只能看见前方的墙壁。在他们的背后有一堵墙，墙后面有一把明火，但他们不知道墙、明火的存在。在墙的另一边，人们每天头顶各式的事物走来走去，兽玩偶、木制品等等通过火投影在对面墙上。这些被束缚的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看着这些影像，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本来的样子。
有一天，他们中有一人被解放，回头看见了火光，他早已习惯黑暗，习惯眼前的影像，所以当他回头看见了火光的时候，他感到十分痛苦，他宁愿重新回到黑暗中。紧接着有一人以武力将他从洞穴中拉出去，他再次感到十分痛苦。他在洞穴之外生活了很长时间，一开始他只能认得出实物的阴影，这是他在洞穴里就具备的能力，后来慢慢地，他可以看清楚事物的真实模样，可以分辨水中的倒影，可以直视阳光，也可以在夜晚分辨星空。他感到十分幸福，甚至不愿意回到洞穴里。而后，他重返洞穴，被束缚的人们想和他比比谁更能分辨实物的模样，他本已习惯洞穴外的生活，突然从明亮的世界回到黑暗中，一时间很不适应，他最终败给了被束缚的人们。他试图砸断被束缚人们手脚上的链条，帮助他们从洞穴里出去，被束缚的人感到很生气，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认识是真实而正确的，他们不愿意冲破枷锁，最终联手杀死了他。
二、洞穴隐喻反映的哲学问题
施特劳斯一生的学术主题是研究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而古典政治哲学建构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古典政治哲学最终目标是从洞穴里的火光上升到洞穴外的阳光，这是哲学的本质。在施特劳斯的论述中，洞穴代表政治，洞穴里的生活是政治生活，影像是错误的意见，实物是正确的意见，枷锁是传统、习俗、习惯、信仰、法律等各种束缚，洞穴外的生活是哲学生活，太阳代表知识。哲学的第一个步骤是从错误的意见上升到正确的意见，哲学的本质是从意见上升到知识。
在洞穴假设下，笔者产生了以下几个疑问？第一、第一个从洞穴里面走出洞穴外的人是谁？第二、是谁解放他的枷锁并把他从洞穴中拉出去？第三、为什么他最终被其他人联手杀死？第四、为什么已经从洞穴里面走出洞穴外的人还愿意重新回到洞穴？
按照施特劳斯的论述，他认为第一个从洞穴里面走出洞穴外的人是潜在的哲学家。是另外一个潜在的哲学家或者天生的哲学家解放这个人的枷锁并把他从洞穴中拉出去，如果是潜在的哲学家，那么这个潜在的哲学家曾经也被迫从意见转向知识，如果是天生的哲学家，说明这个天生的哲学家是自己主动从意见转向知识，总而言之，最开始冲突枷锁的人是天生的哲学家。解放出去的人之所以最终走出洞穴，是因为他是一个潜在的哲学家，而洞穴中其他人不是潜在的哲学家，所以他们联手将这个潜在的哲学家杀死。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实际上是暗指接受教育的人和未接受教育人的区别，潜在的哲学家是接受教育的人，不是潜在的哲学家的人是未接受教育的人，而且论述教育不是像有些人说过的那样是把灵魂里没有的东西灌输到灵魂中去。教育是有强迫性的，但是这种强迫性是以个体的心灵自由为前提。心灵自由也就是灵魂的向善性，心灵不自由的人是无法接受这种教育的，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原因。解放出去的人之所以还愿意重新回到洞穴，是因为哲学家如果要想成为统治者，就必须回到政治生活中积累经验。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政治家要想成为统治者，就必须回到政治生活中，但是不能强加地告诉洞穴里面的人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实物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的，更不能一律以武力打破束缚在洞穴内人身上的枷锁，以潜在哲学家可以顺利走出洞穴和其他洞穴内人强制抵抗作为比照，区别对待潜在哲学家和大众是哲学家在政治生活中生存的方式。正如施特劳斯而言：“哲学与哲学家‘危机重重’，社会并不认可哲学，抑或哲学思考的权利，哲学与社会之间无法和谐相处。”那么，政治和哲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苏格拉底是从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第一人，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危害政治社会。因为哲学追求知识，试图用知识取代政治生活中的束缚，但是凡是政治生活就离不开束缚，这些束缚即是道德、习俗等。哲学家的一些观点有可能导致政治社会的瓦解，而政治社会也可能会对哲学家进行迫害。苏格拉底本人即是被雅典处以极刑。由此，政治和哲学是一种冲突的关系。
为了缓和这种冲突，使哲学家在政治生活中更好地生活，施特劳斯提出哲学家应该采取两种方式书写，一种是隐蔽书写，对象是潜在的哲学家，另一种是显白书写，对象是庸俗大众。如何进行“隐蔽引导”呢？施特劳斯近一步提出了自由教育思想，其目的是通过阅读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政治哲人的书的方式培养具有德性和智慧适用民主政体的人。
三、洞穴隐喻对法理学研究的意义
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揭示着政治生活和哲学生活的冲突以及哲学教育的艰辛。其在哲学、教育学发挥着价值，那么洞穴理论对于法理学研究有什么意义呢？洞穴理论除了背后抽象的哲学问题之外，对于法理学的研究同样具有价值。
第一，法理学研究，要注意把握一定的度。从自然科学的发展史来看，对法的一般原理研究的法理学与道德、哲学，是息息相关的。法律和道德是相辅相成的，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但也不是所有不道德的行为均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律和道德均是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束缚，没有这些束缚，无法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但是，全然依靠这种束缚，又会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人们通往幸福的道路。因而，作为法学学科建设的法理学研究，要注意把握一定的度，不要将民众的行为一一约束，相反的，法律的出发点反而应该是促进人们思维的活跃，给民众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
第二，学会用哲学方法研究法理学。法律是法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法律被赋予了国家强制力，一旦违反，将会受到制裁，正是因为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需要谨慎制定法律、实施法律。洞穴理论最终是要面向阳光，走向知识，认识到善的理念，指导着人们正确行事，最终过上幸福的生活，法律同样是指导人们正确行事的准则，不同的是，哲学是从内心达成向善的目标，而法律是通过强制力引导人们走向善的目标，这两者是不冲突甚至是相互联系的，，在的法律和内心的哲学共同指引着人们幸福生活。施特劳斯指出其自由思想是为了培养适用民主政体的人，是最终的统治者，而法律又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认识法律和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之后，在法理学的研究中，要注意运用哲学的理念指引法理学研究。
作者简介：
张萍（1996-），女，汉族，河南信阳人，西北政法大学2019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作者：张萍
法理学研究论文 篇3：
法治语境下的司法核心公信力法理学研究
摘 要：社会公信力主要包括社会公众的信任感以及公众对其的依赖感，同时还包括这些情感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情况。其中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是保证司法公信力的核心，也是其主要构成内容。法治语境中针对司法公正的要求主要有司法职业化和民主化之间的统一和司法能动与自制之间的统一。
关键词：法制语境；司法核心；司法公信力
作者简介：朱凯，淮阴工学院，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一、基本概念
（一）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信力主要是指司法能够获得社会公众信任以及信赖的能力。司法公信力的主要内涵应包含涉及到以下几方面内容：（1）司法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公众信任感以及依赖感的能力；（2）司法在获得社会公众信任感之后具有的社会影响力；（3）前两项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上述三方面内容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呈现出递进式的关系，其中司法能够获得社会公众信任感的能力是基础能力，也是司法公信力的核心，因此司法公信力的核心构成要素有独立审判能力、公正裁判能力以及司法既判能力。
（二）公正裁判能力
司法公正裁判能力是指在整个司法活动中能够始终坚持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同样能够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司法公正表现在实体公正以及程序公正两方面。实体公正主要是指司法机关能够确定事件的真实情况，能够基于法律的基本理论对事件进行解读；程序公正主要是指司法审判程序要坚持公开、公正、民主的原则，保证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本文认为司法公正裁判力的基本内涵是司法主体能够在严格的法定程序基础上能够确定案件的事实，并依据理性的判断能力以及裁决能力对事件进行裁决，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的公正性。
二、将公正裁判力作为核心要素的意义
（一）司法裁判本质要求司法公信的裁判力
有学者指出，司法活动本身国家通过司法机关来实现各种纠纷事件的处理，对司法双方都具有约束能力，从司法权力的角度来分析，司法权力同时也是裁判权力以及判断权。司法权中的裁判权力主要是因为司法活动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两种决策中进行判决，与赛场上竞争活动中的裁判类似。司法权裁判权的特点是从司法权的本质属性进行分析的，是考察司法公信力的基本要素。
（二）公正裁判是司法使命的必然要求
司法具有公信力的基本原因是根据司法公正性本质要求所决定得，司法的根本生命力同时也是当前社会司法能力追求的根本，不仅仅是司法活动的灵魂，同时也是司法活动获得社会公众信任的根本。司法公正意味着司法机关能够克服各种外在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坚持公正地处理社会纠纷事件。保障公平正义是司法机关工作的底线，也是司法工作永远坚持的主题。司法活动要想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就必须要坚持公正裁判的原则，因此司法使命要求司法必须要公正。
三、法治语境下司法公正裁判力的内容
（一）实体公正对裁判力的要求
1、司法职业化
司法职业化主要是指依法行使审判权同时具有职业意识、技能以及道德素质的职业人员进行案件审理的模式，重视职业人员素质的趋同化以及工作的专业化。是新的法治环境下对现代司法体系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司法活动发展的要标志，是达到实体公正目前的条件。司法职业化针对司法活动的要求主要表现在针对案件判断事实的能力以及使用相关法律进行案件的处理上。
2、司法能动
司法能动主要是指站在公正裁判的角度来说，以西方司法能力主义的核心内涵为基础，重视从微观层面对司法能力型的实质内涵进行探索和分析。本文所指的司法能动是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的，是司法人员能够依据公正的原则最大程度上判断出事实的真相，结合法律工作经验选择合适的法律依据。针对司法能动要求的主要表现在最大程度找出事实真相以及追求最大的司法效果上。
（二）程序公正对裁判力的要求
1、司法自制
司法自制具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在权利结合的模式中司法权力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约束能力以及限制能力，另一方面在法律活动进行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对法律的忠诚。公正裁判力对司法自制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第一，坚持中立裁判，不受政府、媒体、社会舆论等因素的影响；第二，被动裁判，职能依据当事人的要求进行裁判。
2、司法民主化
其基本内涵是在坚持司法工作基本标准以及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坚持群众路线，增强广大群众参与司法活动的能力，是司法权力人民性的基本体现，对司法民主化的要求主要表现在引导大众接触法律，坚持公开审判等措施上。
四、结语
综合上文所述，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是保证司法公信力的核心，也是其主要构成内容。本文在法治语境中对相关概念進行阐述，并指出将公正裁判力作为核心要素的基本意义，在此基础上指出坚持司法公正主要是坚持司法职业化和民主化之间的统一以及司法能动与自制之间的统一。
[ 参 考 文 献 ]
[1]伊犁州法院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J].新疆人大（汉文），2012，12：49.
[2]曹建明.以公正司法为核心以人民满意为标准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J].人民检察，2016，01：1.
[3]刘俊海.司法公信力是法治国家的核心[J].决策与信息，2014，09：42-44.
作者：朱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