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会法理学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日益临近，众商家纷纷起锚扬帆，准备借奥运东风抢得属于自己的蛋糕。埋伏营销给奥林匹克知识产权、奥运会及其赞助商利益带来巨大危害。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委会法理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委会法理学分析论文 篇1：

检委会专业化的含义与法理价值

[摘 要]党的十五大开启了当代司法改革的进程，同时也启动了检委会工作专业化的按钮。文章从“专业”的字面含义入手，从法的适用的角度，具体分析了检委会专业化的含义，概括了十五大以来我国检委会专业化之进程。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的法理价值，即促成检委会工作专业化则有利于实现法的公正价值，效率与利益价值，更好地平衡各主体间的利益，更好地实现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安排。

[关键词]检委会;专业化;法理价值

一、检委会专业化概述

（一）检委会专业化的具体含义

“专业”一词出自《后汉书 献帝纪》：“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专业”一词最早的含义是专门地从事某种学业或职业，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相应地，其含义也不断地延伸，进而演变出了多重含义，根据《辞海》的有关解释，“专业”不仅有“专门”的意思，还有精于某种学业或职业，在某个具体领域内擅长某项技能的含义。而专业化则意为一个普通的职业群体在一定的时期内，逐渐地符合专业标准，成为专门职业并获得相应的专业地位的过程。长期以来，“专业化”一直为整个社会所津津乐道，它不仅在一般层次上被认定为一项职业或业务运作的长远目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激烈的社会竞争与转型时期内某个职业群体的心理支撑。笔者认为，检委会专业化是指检委会组成人员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与法学功底，建立了一套专业的、统一的检委会制度和规范机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委会。检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检委会制度是一套嵌入了民主集中制的司法决策制度。科学民主的司法决策机制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前提。科学民主的司法决策机制是必要的，而在科学民主的司法决策机制之下，提高检委会组成人员的专业素养，不断地促进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是确保刑事检察程序与实体的公正、保障人权的必由之路。另外，检委会讨论案件的范围是重大复杂的案件，这也要求提高检委会工作的专业性。

（二）我国检委会的专业化进程

1999年，在党的十五大推进司法改革的决策号召的背景下，最高检为促进检委会工作的专业性，提高检委会办案质量，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检委会》的文件，把提升和改进检委会工作质量作为一项检察机关司法改革的具体举措，对检委会改革做出了具体安排。2008年，最高检修订《检委会组织条例》，为了规范了检委会的组织架构与工作要求，高检院于2009年审议并通过了《检委会议事和工作规则》。2010年审议并通过了《检委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检委会议题标准》，具体细化了检委会的职权分配，规范了由检委会制作法律文书的格式。至此，我国检察系统基本形成了统一的检委会制度和规范机制。全国各级检察院在最高检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地完善自身的检委会工作规范，统一、专业的检委会运行规范体系基本形成。

二、检委会专业化的法理价值

（一）公正价值

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的首要基本范畴，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是实施依法治国的关键和保障，同时，追求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永恒主题。公正即公平、正义，历来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美德，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公正价值具体又包含了两个方面，即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

程序公正原则又称为“正当程序”原则。源于1215年英国封建贵族与国王签署的宪法性法律文件——《自由大宪章》。这项司法原则设置的初衷是为了限制国王权力，保障英国封建贵族的权利，经过贵族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与相互妥协，最终形成了一项基本准则：即未经同级贵族的审判，国王不得对自由民实行刑事逮捕、拘禁、没收财产、流放等惩罚行为。要求国王在对自由民进行处分时应当遵循正当的程序。二战之后，随着各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程序公正原则已经成为了各国普遍认可的公理性准则。程序公正是可以操作的公正，看得见的公正。促进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有利于确保重大疑难的案件的程序公正，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检委会委员的专业素养的提高，有利于限制权力的滥用，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典型样态的刑事检察权，也有着被滥用的可能性。关键在于，刑事司法权的最终运作是要从刑罚的角度完成对公民行为性质的判断，并且对违反刑罚者完成对公民行为性质进行的判断，并且对违反刑罚者施以刑罚制裁，因此，刑事司法权一旦被滥用，必将侵害公民最基本的尊严和剥夺公民最重要的重要权利。因此，提高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程度即为使检察权力在制度的框架内更好地运行的不二法门，能够在最大程度地促成程序公正价值的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如果说程序的公正是过程的公正，那么实体的公正是结果的公正。追求实体公正并不是追求判决结果的绝对公正，因为检委会讨论的案件本身涉及到各主体间的利益，若一味地保护一方的权益，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损害另一方的权益。所以，检委会讨论案件也是一个权衡国家、个人、集体的利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检委会人员应具备一种较高的专业素养，能够更好地实现各主体间利益的相对平衡。检委会人员专业素养的形成，从整体的、宏观的维度来看，这也可以看作是检委会专业化的过程。

正确，是法的适用的首要要求，所谓正确，要求对被作为法律适用前提的法律事实的认识正确。任何法的适用活动的首要环节都是要对有关的事实予以查明。要查明事实，证据的收集、查证、质证、认定、使用都是要对有关的事实予以查明。检委会在讨论案件的过程中，由于案件相对重大复杂，对案件涉及的法律事实的细节的掌握显得尤为重要，在讨论案件的过程中，有时，一个细节有时会影响一个案件的定性，所以，有些案件细节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犯罪嫌疑人的最终的命运。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将会在很大意义上全面地了解案情，掌握案件的细节，实现法的公正价值。检委会的专业化的提高不仅体现在对案件事实的分析与把握上，也包括在法律知识的运用上更加的熟练。这就体现出正确的基本原则，所以，在法的适用的一切基本要求中，正确的要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有利于对案件进行更加全面的掌握，运用法律的过程更加的精准，保障实现司法的公正。

（二）效率与利益价值

及时，是法律适用的基本要求。所谓及时，就是指法的适用在确保正确、合法的前提下，应当提高法的适用的效率，使得既有的法律迅速地发挥应有的效用，更不可随意超越法定的时间期限。检委会的专业化提高了分析、解决案件之效率，解决犯罪的定性的问题。法律规定的期间的对案件的当事人的意义的是难以忽略的。以笔者从事的检察院的侦查监督工作为例，批准逮捕的期限为7日的不变期间，在这7日内，应当在对案件涉及的事实与证据全面把握的前提下，作出对犯罪嫌疑人逮捕或者不逮捕的决定。如果超出了批准逮捕的期限仍没有作出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决定，就无法继续合法地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严重侵犯了其人身权。

法在调节利益关系，即在缓和各阶层利益与正义的冲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处理这种矛盾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德国法学家赫克曾指出：法律不仅是一个逻辑结构，而且是各种利益的平衡。司法与执法同样也是调节着利益的关系，但是与立法不同的是，立法制定了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界限，而司法与执法将这种抽象的界限具体化。从被害人以及秩序的维度来看，惩罚、打击犯罪，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是其出发点与落脚点。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曾指出：“正义具有一张普罗透斯一样的脸，变幻无常，并且具有极不同的面貌。”柏拉图也曾指出：“法律是刻板的，没有任何技术能够促使人们制定出一种应付千变万化的法律，而作为个人的哲学家完全可以凭借其智慧处理各种情况。”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角度来看，在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过程中，充分保障其诉讼权利以及整个诉讼过程的严谨性是其基本主张。

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有利于弥补政策或法律的漏洞。法的漏洞是指根据立法目的，需对某一行为加以规定，但由于立法缺陷对其规定不当或者没有规定，影响到法律对其调整，从而导致了法律在适用上的困难。拉伦茨曾指出：“法律漏洞是一种违反计划的不圆满性。而作为法的法律规整计划，则必须透过法律，以历史解释及目的论解释的方式来求得。在检委会讨论案件的过程中，容易发现法律对某些问题缺乏规定或解释，或者在某些问题上的规定难以实现，而检委会工作的专业程度的提高，则有利于在运用法律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弥补法律漏洞的初步措施，并且推而广之，进而形成一种法的惯例或者政策。在面对这种法的漏洞时，更加合理地实现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安排，更好地平衡参加刑事诉讼的各诉讼主体的利益。

总之，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既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关，又是反腐败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还肩负着依法对诉讼活动和执法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维护公正执法、公正司法的重任。而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好地担负起法律监督的重任，对法的实现与促进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从法的适用的过程来看，促进检委会工作的专业化，能够在分析案件有关事实时，能够充分地洞察案件的细节，概括出案件的疑点、争议焦点所在，在适用法律过程中运用法律更为精准得当。把握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界限，使违法者得到应有的刑罚，同时，保障整个诉讼程序的严谨性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益，更好地平衡和主体之间的诉讼权益，总结办案的经验与一般规律，发挥检察艺术。

注释

{1}葛洪义.《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99页。

{2}[德]卡尔·拉伦茨，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第251页。

参考文献

[1]吴祖谋，李双元.法学概论[M].法律出版社，第十一版，第21页.

[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3]卞建林.中国刑事司法改革探索——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为参照[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7页.

[4]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1页.

[作者简介]王天宇（1991-），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干部，主要研究方向：法学。

作者：王天宇

委会法理学分析论文 篇2：

论奥运会埋伏营销的法律规制问题

摘要：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日益临近，众商家纷纷起锚扬帆，准备借奥运东风抢得属于自己的蛋糕。埋伏营销给奥林匹克知识产权、奥运会及其赞助商利益带来巨大危害。文章针对奥运会市场推广中出现的“埋伏营销”现象，在分析埋伏营销涵义、表现形式、产生原因以及影响基础上，介绍了世界各国规制埋伏营销的立法、司法以及执法措施，并对北京奥运会应当如何规制和打击埋伏营销提出了法律建议。

关键词：奥运会；埋伏营销；法律规制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is coming. Many companies now is planning to get profits by kinds of measures，including ambushing marketing. Ambush marketing cause considerable damage and threats to the sponsorship and interests of the Olympic Gam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ts meaning，forms and the impact，the article introduced the legal regulations in other countries，involved the legislative，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 measures，then gave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an advice on the legal regulatory system against ambush marketing.

Key words: Olympic Games; Ambush marketing; Legal regulation

[HJ1.35mm]

2006年8月8日奥运会倒计时两周年之际，曾与湖南卫视联手缔造“超女”神话的蒙牛乳业发起了“《蒙牛城市之间》——激情08，现在出发”这个覆盖全国的大型全民健身活动。然而，在主要竞争对手伊利集团拥有北京奥运会赞助权后，蒙牛此举不免有打“擦边球”的感觉。2006年9月18日，奥组委市场开发部正式向蒙牛发出了《关于内蒙古蒙牛集团违反奥林匹克知识产权规定的函》，函中明确写道：“经查，我部发现贵公司在‘蒙牛城市之间’广告中使用了类似奥运五环的图案（各环颜色相同）、‘激情ˊ08现在出发’及‘老百姓的奥运会’等字样。上述行为构成了隐性市场并干扰了国际奥委会与我委的市场开发工作以及奥运会赞助企业的市场营销权益。请贵公司停止该广告的制作及使用，并在今后的工作中注意对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保护”。作为奥组委强势维权的代表，蒙牛事件经媒体报道后，“隐性市场”迅速成为国内关注的热点。

1 奥运会埋伏营销概述

1.1 埋伏营销的涵义

在以上案例中，奥组委所采用的概念“隐性市场”，其对应的英文概念Ambushing Marketing，在比较体育学和营销学中更多的被引用为“埋伏营销”，也翻译为“伏击式营销”、“拦截式营销”等。较早使用此概念的是M·Hiestand，1987年，他在Ad week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埋伏营销成为奥运事件》的文章。^[1]上世纪90年代初，American Express（美国运通）的执行总裁Jerry Walsh完整诠释了这一概念。一开始，埋伏营销被看作一种创新的营销手段而受到褒奖，但很快被实践赋予了消极涵义。^[2]综合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所谓奥运会埋伏营销，狭义上指一个企业或组织把它自己间接地和一个赛事联系起来，以便获得一个官方赞助商应有的某些认可和利益的一个有计划的努力或运动；^[3]广义上来说，埋伏营销还包括直接或者明示使用奥运会相关标志的营销行为。(注：对于埋付营销是否应当包括广义上所指的内容，学者们理解不一。国际奥委会认为，无论你是否使用奥林匹克等相关标志，只要你能使人导致误解，都叫埋伏营销。换言之，埋伏营销的判断标准不是是否使用标志，而是营销行为本身是否给公众带来营销者与奥运会有某种联系的误解（混淆或者混淆的可能）。

有史以来第一桩隐蔽营销事件发生在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赫姆斯面包房赢得了为这届奥运会运动员村提供所有糕点面包的独家权利，另一家面包房韦伯则决定通过向其中一个国家的代表团提供面包，赢得了一定的促销优势。真正意义的埋伏营销出现在奥运会商业运作之后，1984年第23 届奥运会中，日本的富士胶片是官方赞助商，而同样是从事胶片行业的柯达，通过赞助电视转播进行隐蔽营销。纵观历届奥运会，埋伏者常用的策略包括。（1）赞助奥运会广告（播）。（2）资助奥运会的一部分（如单项比赛、某个参赛队或者某个运动明星）。（3）购买比赛转播附近时段的广告时间和竞争对手的事件重播广告时间。（4）在比赛期间利用在主流媒体上做广告或者举办一些其他的非赞助关系的促销活动来达到与目标消费群相接近的目的。（5）其他高度创造性和发明的埋伏策略：使用可辨认的地点或标志物、网球拍等，或同样运动的片断作为背景在与事件相符的广告中；分发被允许的纪念品或免费旅游以暗示与事件赞助有关；在埋伏者的名义下为竞争对手正式赞助的运动员和运动队承担祝贺广告。^[4]

1.2 埋伏营销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埋伏营销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作为一种营销策略，“成本收益理论”显然是其内在动因，对于奥运会埋伏营销来说，原因包括：其一，奥运会赞助费用过高，配套和后续费用不菲。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赞助费最低为400万美元，到2004年的6000万美元并继续保持上涨趋势。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不是一般企业所能消化，而有能力支付的企业往往因此也无法继续实施同样不菲的防范费用。其二，奥运会赞助商数量有限，绝大多数企业不能获得赞助资格。其三，奥运会主办者与赞助企业达成长期排他性协议，同业竞争者无法获得赞助机会，只能通过埋伏营销来争夺奥运商机。其四，奥运会赞助体系复杂、管理跨度较大，从全球一直延伸到国家、地区等诸多层面，从国家奥委会一直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赞助合约难免存在漏洞。其五，埋伏营销形式多样，各国难于实施有效的监管和制裁。

埋伏营销对奥运会及赞助商等相关利益主体均形成了严峻的威胁和损害：首先，给赞助商的投资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许多有关隐蔽营销所造成危害的研究结果中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1988年冬奥会中，受查的七类奥运会赞助产品仅有四类正式赞助商的产品影响水平超过了进行埋伏营销的竞争对手；1994年冬奥会中，受试的四类产品只有一类官方赞助商的品牌认知度高于了进行埋伏营销的品牌。^[5]其次，损害了被赞助方——奥委会和承办城市的利益，威胁到奥运会的品牌形象和财产安全。商业赞助是现代奥运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埋伏营销损害了赞助商利益，会自然地导致其赞助意愿降低，从而减少或退出对未来奥运会的赞助和主办城市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外，埋伏营销与奥林匹克公平竞争和正大光明的竞技精神相悖，势必给奥运会的品牌推广带来影响。最后，危害主办国的国际形象。如果主办国不能很好的规制埋伏营销，势必降低主办国家的国际评价，从而影响到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国际竞争力。

2 国际视野下埋伏营销的法律规制

正如前面所述，埋伏营销在目前更多的是营销领域讨论的话题，从法律上来说，除了直接的标志侵权能够相对容易地解决外，多数间接的埋伏行为处于一种“灰色”状态——通常不能直接界定违法或是合法。

（注：对此，学理上称之为“不法行为”。“不法行为”是法理学上的一个概念，一般就是指处于灰色地带的行为。也有学者指出，不法行为其本质上就是违法行为，而且，不法行为多数是台湾学者的用法，其与大陆学者使用的“违法行为”一词并无二致。）

因此，研究对这种“灰色”行为的法律规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1 立法层面

从国际范围看，规制奥运会埋伏营销主要有三种立法例：

2.1.1 传统知识产权、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仍然是对付埋伏营销（尤其直接利用奥标等标志）的主要武器，尽管这些法律看上去“站在埋伏者一边”。^[6]（1）除采用商标法、专利法规制侵犯行为外，美国对埋伏营销的规制还体现在《兰哈姆法案》(the Lanham Act )第43条规定：“企业对其产品来源作出的可能引起混淆的虚假宣传以及对产品是否包含赞助或授权等关联关系进行欺诈性宣传的行为应当予以禁止。”^[7]法院在审理涉及埋伏营销案件时不以是否造成消费者的实际混淆为条件，只要这种虚假宣传存在混淆的可能或者有欺诈性宣传内容的，就认定为非法。（2）澳大利亚是 2000 年奥运会主办国，澳大利亚《贸易行为法》（Trade Practices Act 1974）中就针对埋伏营销作了限制性规定。该法第 52 条规定：“公司在经贸活动中不得从事带有欺诈、误导或者可能造成欺诈和误导的行为”；第53 条“公司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或从事营销活动时，不得宣称该商品或服务具有实际上并没有的赞助、授权、功能特征、附属关系、用途或利益，不得虚假宣称公司进行赞助、获得授权或者具有某种关联。”（3）法国1992年第16届冬奥会的举办国，但法国没有关于奥林匹克知识保护的专门法律，反埋伏营销的法律依据仍然是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1999年的“Olymprix”案中，尽管上诉法院认为被告使用“Olymprix”违反了知识产权法典，但最高法院拘泥于法条的狭义理解，允许他人使用与奥林匹克标志相近的商标。（4）加拿大、印度、新西兰三国对间接侵犯奥运会知识产权的埋伏行为似乎比较“宽容”，这体现在新西兰 1996 年的“新西兰奥林匹克和联邦运动协会诉新西兰电信公司”案件（ring ring case）中。新西兰法院在审理此案时着重分析了广告对读者的潜在影响。法院最终认为广告和奥林匹克之间没有实质性的联系，读者也不会认为新西兰电信和奥林匹克有关系或是奥林匹克赞助商，所以新西兰法院允许了这种对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间接使用。应该说，新西兰法院对奥林匹克标志的法律保护在政策考虑上没有强化保护。（5）阿根廷法院对埋伏营销的态度显然不同于上述三国。在国际足联诉百事公司案中，阿根廷法院认为百事公司在广告中显著使用了“东京 2002”字样，侵犯了赞助商可口可乐公司和FIFA 联盟的利益，从而发布禁令。^[8]（6）与以上国家相比，南非对埋伏营销的打击非常严厉，甚至不惜采用刑事措施。南非政府为吸引更多的国际体育比赛在本国举办，通过修改商标法、市场竞争法等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以赞助商名义推销产品、禁止体育比赛赞助商的竞争对手在赛场附近发布广告、禁止发布各种暗示与体育比赛存在商业关联的广告，违反者将处以巨额罚款乃至长期监禁。比赛观众如果穿着展示赞助商竞争对手标志的衣物，将会处以逐出赛场、没收物品及罚款等处罚。

2.1.2 特殊类型知识产权保护

这实际上是第一种立法例的特殊情况。尽管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认为，加拿大法院在具体审理中对埋伏者表示了宽容，但在立法上，加拿大是以特殊形式的知识产权类型加强保护的典型国家，该国法律赋予奥林匹克的商标保护力度强于传统商标——加拿大对奥林匹克标志进行了“官方标志”这种特殊保护。“官方标志”保护主要是为了解决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无期限性问题。奥林匹克知识产权却没有期限性，它是无限期的。(注：传统知识产权法为协调、平衡产权人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对权利本身规定了相应的保护期限。但是，奥林匹克知识产权是整个人类的知识产权，换句话说，,保护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同时就是保护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二者是统一的。也正因如此 ,《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国际奥委会知识产权为永久拥有的权利 ,没有时间限制。)

2.1.3 专门的反埋伏营销立法

专门立法具体来说也有三种表现：一是主要针对标志类权利的立法保护，代表国家主要是澳大利亚，其专门立法始于1987 年的《奥林匹克徽章保护法》，在悉尼获得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后，澳大利亚又制定了《2000 悉尼奥运会标志和形象保护法案》(Sydney 2000 Games（Indicia and Images）Protection Act 1996)，该法案第 46、47 条规定：“对于在2000年奥运会期间从事《贸易行为法》所规定的埋伏营销的企业，法院可以发出临时禁令、责令发布纠正广告，并责令赔偿奥组委及赞助商由此受到的损失”。^[9]二是针对具体埋伏手段的单行立法，一般是在赛事之前制定一个针对具体埋伏手段的法律。在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德国先是有一个专门的反对不正当广告宣传法，法案允许德国的举办世界杯城市，其赛场和通往这些赛场的路段上都可以取缔没有经过授权的广告。雅典奥运会之前，雅典奥组委促使希腊政府和雅典市政府针对奥运会事务（特别是奥运会举办期间的特殊要求），颁布了一些在特定范围和期间内有强制力的规则、政策与公告。^[10]还有的国家颁布了专门针对空中广告的立法。第三类是整合直接侵权和间接埋伏的统一的反埋伏营销立法，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目前并无一部以《反埋伏营销法》命名的法律，但是美国和英国的立法实际上具备了相似功能。英国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专门法律是 1995年的《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法案》。这部法律规定了构成奥林匹克标志侵权的具体类型，这些侵权的前提是在商业场合，这些侵权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对奥林匹克标志、奥林匹克格言以及其他任何受保护的奥林匹克文字语言的直接使用，第二类是对奥林匹克标志的间接使用，也就是使用了与奥林匹克标志足够相近易使人联想起与奥运会的其他标志。关于第二类又有进一步的具体规定。所以实质上，关于奥林匹克的任何表述，甚至包括与奥林匹克标志足够相近易使人联想起与奥运会的标志都是违法和侵权行为。此法律进一步规定了侵权行为的具体构成要件。英国法对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与美国、加拿大等国类似，给予了奥林匹克标志比其他一般商标更加广泛的法律保护。^[11] 美国国会在 1978 年的《业余体育法》（Amateur Sports Act ）授予了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奥林匹克标志、商标、口号等的商业应用的权利。198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旧金山文娱与体育公司诉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一案中，法院判定他人侵犯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享有的奥林匹克的商标专有使用权并不需要以引起混淆为前提，而是有“混淆的可能”（likelihood of confusion）即可，具体是指一个标记的使用很可能与在先商标的使用产生混淆，法院这一判定实际上是降低了降低判定奥林匹克标志侵权的门槛。

2.2 司法以及行政执法层面

以上讨论的都是立法层面，然而，仅仅靠立法显然不能完全规制奥运会埋伏营销。如何运用司法和执法力量，积极打击侵权和防止埋伏营销也同样不可或缺。

以雅典奥运会为例，其中就包括在法院诉讼、直接向违规机构发出警告信、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开展宣传活动等。（1）提起诉讼。雅典奥组委针对侵权行为，主动向法院提起了500余项诉讼。在希腊民事法律实践中，法院通常在收到起诉书后9个月内开庭，在开庭后4个月左右做出判决。这样的效率明显不利于雅典奥组委迅速制止侵权行为。为此，希腊司法系统统一规定，法院必须在雅典奥组委起诉后10个工作日内开庭，并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判决。结果显示，希腊法院针对这些诉讼，大都作出了有利于雅典奥组委的判决。（2）发律师函以警告侵权行为人。警告信一直是历届奥组委使用最多的消除侵权和间接埋伏的工具。雅典奥组委法律部给违规机构（包括企业、商业机构、新闻媒体等）发出了千余封警告信，其中99%以上的警告信都发挥了作用。（3）与市场警察合作，共同打击埋伏营销。希腊政府没有完全等同于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市场监管部门，但设有市场警察处理非法经营行为。一旦市场警察发现销售违禁产品，将会通过刑事手段处理违法人员，情况严重者会被判处监禁和罚款。为了配合雅典奥组委的维权行动，希腊市场警察特别关注针对雅典奥运会的侵权产品，在发现后主动通知雅典奥组委。雅典奥组委积极配合市场警察的工作，并在市场警察提起刑事诉讼时，追加民事赔偿要求。雅典奥组委认为，刑事手段是打击侵权行为最有效的方式。（4）大力宣传。雅典奥组委法律部多年来面对公众和政府持续宣传，从而获得了公众和政府各部门的支持与理解。希腊政府在通过奥运会推动国家和城市发展过程中，组织了大量活动，但都没有违反法律使用奥林匹克标志（或雅典奥运会会徽）。据雅典奥组委法律部介绍，只有雅典奥组委才有权使用雅典奥运会会徽，希腊政府唯一使用过的同雅典奥运会相关的徽记也只是雅典奥运会火炬传递徽记。报纸、杂志在新闻报道中也不擅自使用雅典奥运会会徽。

3 加强对于2008奥运会埋伏营销的法律规制

2001年7月13日，北京取得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和《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合同》的要求，我国有义务对所有奥运会的有关权益给予充分保护。^[12]2002年2月4日，我国国务院发布的《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为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有关部门和城市也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法规和规章，应该说我国保护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但目前上述规定仍存在很大的缺陷，具体表现在 3 个方面： ①法律明确禁止的“潜在商业目的”行为仅限于对奥林匹克标志的利用，而实践中埋伏营销将远远超出这个范围；②缺乏对于埋伏营销合法与非法的判断标准；③没有规定相应的防范措施和法律责任。这既不利于企业了解“埋伏营销”从而在市场竞争中主动避免，不利于奥运会组委会加强日常监管，也不利于行政执法机关或法院在处理相关纠纷时作出正确的裁定。因此，我国应当制定专门、统一的反埋伏营销法律，完善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埋伏营销的法律规制措施。

3.1 相关立法的完善

制定统一的《2008 年奥运会反埋伏营销规定》，鉴于立法的紧迫性，可以先采用行政立法方式。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明显的分为两派，多数人主张通过统一立法解决反埋伏营销问题，其内部分歧主要在人大立法、行政立法还是地方地方立法的形式问题上；另有部分学者从立法成本考虑，反对采用统一立法模式。笔者认为，虽然立法是一项系统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也应当考虑成本问题，但修改完善现有立法同样有成本问题，而且我国的现状是严重缺乏相关法律，不采用立法解决问题恐怕到头来只能是既没有解决成本，也没有解决问题。此外，作为一个大国，我国有能力也有义务为维护奥运会的健康发展做出最大努力，制定统一的反埋伏营销法，不仅是法学界关系的问题，也是显示我国举办奥运诚意，提高国际形象的最佳途径。（2）继续完善现有法律法规。首先，中国应该借奥运会知识产权保护之契机完善我国“官方标志”知识产权制度，在《商标法》中明确官方标志的判断方法或者将奥林匹克标志和“红十字”一样明确在《商标法》中作为官方标志的典型例子列举。关于官方标志的判断方法可以参考加拿大等英美法系国家通过案例长期发展而成的“三要素法”,也就是公共责任的履行、足够程度的政府控制以及为了公共利益。^[13]其次，奥运相关域名保护。网络是奥运市场开发计划的组成部分，而网络又是埋伏营销最难规制的部分。2008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正式公布后，有关部门在检索域名时发现，包括中文、英文、拼音在内的相同和相似域名数目繁多，尽管最终这些域名均被撤销，但也反映出我国现有的《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在与奥运会有关的域名保护上的乏力。《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作为我国域名管理基本法律文件，它属于部门规章，不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中文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试行）》等是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制定、发布的规定，根本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在《条例》基础上完善奥运会相关域名保护也是当务之急。^[14]

3.2 加强行政执法，严格司法

“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执法和司法部门的配合，相关法律法规难免成为“软法”、“法律白条”。司法中，对于埋伏营销行为，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工商机关处理不服的亦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机关在处理类似事件中发现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注：虽然重刑思想已经不是现代刑法的主流，但是作为打击市场违法行为的最有力武器，刑事制裁不可或缺。这在前文介绍南非和希腊政府的规制措施中都有提及。我国市场经济仍处于成长期，我们需要刑事制裁来保障奥运会市场推广的顺利进行和奥运经济的健康发展。)

此外，反埋伏营销涉及到国务院法制办、奥组委法律事务部以及工商、海关等诸多部门。根据《条例规定》，工商部门负责全国奥标保护工作，海关负责进出口商品奥林匹克标志的备案和保护工作。因此，必须建立各部门执法的联动机制，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合作，减少权力摩擦，提高执法效率。此外，联动机制应内涵举办城市与非举办城市之间的联动，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发生在不同地方的埋伏营销。^[15]

3.3 加强奥运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宣传

目前侵犯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问题多是因为缺乏对该知识产权的了解、保护意识淡薄造成的。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利用各种形式的舆论宣传，使保护、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深入人心，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引导企业进一步正确认识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使潜在的赞助商增强奥运经济意识使企业能够合理、合法的利用。

3.4 规范埋伏营销的法律责任

违反法律规定实施埋伏营销行为的企业或个人，根据其行为的具体形式和造成的实际危害，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 （1）停止侵害，人民法院依据申请发出临时禁令，责令企业立即停止实施埋伏营销行为；（2）发布纠正广告，对于企业发布的违法隐性广告，应当由违法企业承担费用发布纠正性广告，消除可能造成的市场混淆；（3）赔偿损失，因埋伏营销给奥运会组织和奥运赞助商的利益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16]

4 被埋伏者的“合同自治”以及埋伏者的合法替代策略——非奥运营销

有学者认为，救济是一种强制性活动，而预防更多的是一种合同问题，因此，规制埋伏营销的另一个法律途径是合同。具体又包括两个方面：（1）奥运会主办方。奥运组织者应该与其有契约关系的赞助商、利害当事人之间，通过法律的安排来尽量避免这种埋伏营销，最大限度地堵塞漏洞，尽可能不给寄生营销者以可乘之机。

（注：譬如，有些企业不是官方指定的赞助商，但是他举行一些抽奖活动，他把官方的门票作为奖品发给观众。那么美国大学体育联盟是怎么对付这件事情？他在所有的门票背后都注明有一个说明，我们这个门票是一个可撤消的许可证，如果你是未经我们允许作为奖品发给观众，那么这张票是无效的，这是从合同的角度。）

如在策划赛事并吸引赞助商的过程中，就要充分考虑赞助商的利益，比如对于知识产权的授权；对比赛中指定器材、服装的规定；对比赛场地其他广告的清除；对不利于赞助商的营销活动的禁止；对转播比赛机构的广告的限制等等。^[17]此外，由体育组织出面，制止寄生营销的发生，实际上这也是体育组织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一。^[18]（2）赞助商。美国著名从事市场和商标保护方面的律师John Black说过：“作为正式的赞助商不能仅仅寄希望于组织者保护你的利益，而且自己也要采取巧妙的措施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只要正式的赞助商采取积极的策略，隐蔽者是很难盅惑广大消费者的。如赞助商实施配套赞助，既赞助奥运会又赞助奥运会赛事的转播，形成整合权利。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非奥运营销”目前正成为非奥运赞助商热衷的一个品牌营销策略。作为奥运营销的合法替代，“非奥运营销”是在不违背奥运会及其赞助商权益的基础上，围绕参与奥运的人群而“非”围绕奥运会来组织品牌营销活动。“非奥运营销”品牌的价值主张应该是“赞助或支持”消费者、奥运大众，特别是那些不能直接参加奥运会，但希望参与奥运会、热爱奥运会的普通大众。^[18]作为国内三大啤酒巨头之一的雪花啤酒，正是非奥运营销的践行者。

5 结语

奥运会市场开发的基础是奥运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垄断性权利，一方面要加大保护力度，另一方面必须严格限制，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尽管埋伏营销对奥运会形成了威胁和损害，但并非所有的埋伏营销均属违法。如果绝对强调奥运赞助商的利益保护，将损害绝大多数的企业利用奥运商机开展公平竞争的权利。（注：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说美国一个偏远小镇上的酒吧老板为了促动店内生意而悬挂并使用奥运会相关标志。对此，绝大多数美国学者都不认为构成埋伏营销。因此，一方面消费者不可能将其误认为奥运赞助商，另一方面，该举动的实际危害微乎其微。）

参考文献：

［1］ David M. Hiestand. Ambush marketing becomes Olympic event. J. Ad week, 17, November, 1987.

［2］ How New Zealand plans to protect sporting sponsors. At http://www. Managingip.com.

［3］ Marrhew D.Shank. 体育营销(英文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 John A. Tripodi. Ambush Marketing-“An Olympic Event” .J. Brand Management, 2000 (6).

［5］ 戴维·希伯里. 燕清联合译. 体育营销学（第二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6］ Robert N. Davis, Ambushing the Olympic Games, 3 Vill. Sports & Ent. L.J. 423, 430 (1996).

［7］ Graham Brown. Emerging Issues in Olympic Sponsorship: Implications for Host Cities .J.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2000,(3).

［8］ Dámaso A. Pardo. Country Report: Argentina (September 2002). At http://www.pagbam.com.ar.

［9］ Jeremy Curthoys. Ambush Marketing and the Sydney 2000Games Indicia and Images Protection Act :A Retrospective. J. Murdoch University Electronic Journal of Law, 2001, (8).

［10］

周玲等. 奥运维权在雅典［N］. 中国知识产权报，2004-12-10.

［11］Anne M. Wall. The Game Behind the Games. 12 MORG SPORTSL. REV. 557 , 518 .( 2002) .

［12］第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文件汇编［M］ .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191.

［13］Kellie L. Pendras. Revisiting San Francisco Arts& Athletics v. USOC: Why It Is Time to Narrow Protection of the Word “Olympic”. 24 Hawaii L.Rev. 2002 .

［14］程云等. 奥林匹克域法律保护初探［J］. 电子知识产权，2002(5).

［15］崔军强. 奥运知识产权保护采用联动机［N］. 南京日报，2007- 4- 25(A8).

［16］胡峰等. 论奥运会隐性市场行为的法律规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6(4).

［17］袁黎明. 第八次青年法学沙龙——世博会反埋伏营销法律问题研讨会记录.

［18］孙晓强. 体育赞助中的寄生营销现象分析［J］.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5).

［18］侯孝海. 雪花啤酒“非奥运营销”［J］. 国际公关，2006(4).

作者：徐　超

委会法理学分析论文 篇3：

特殊的支持与特殊的纪念

我有话对中国法学会说

这两年已经形成了基本上每天都上中国法学会网站与中国法学创新网的习惯，故早在5月便看到了中国法学会发布的《关于组织开展“纪念中国法学会恢复重建30周年”征文活动的通知》，看完通知后便有参加征文活动的打算。原因很简单：虽然之前我基本上没有跟中国法学会有过“亲密接触”，但自2011年12月以来，我在一个特殊的时空背景下得到了来自她的特殊支持，内心中饱含着一种特殊的感激之情，有一些特殊的话要跟她说。

到基层去：人生路上的纠结选择

2011年11月，对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与我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湘西州而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11月15日在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湘西州吉首市召开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启动会，标志着国家的扶贫开发战略发生了重要调整、新一轮扶贫攻坚战正式打响，也标志着湘西州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对我而言，组织决定我到湘西州委党校(湘西州行政学院，湘西州社会主义学院，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工作，任教育长。此前整整15年，我都在有象牙塔之称的高校度过：1996年9月至2005年6月就读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完成从本科到博士阶段的学习，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2005年7月至2011年10月任教于中南大学法学院，其间曾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美国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去还是不去基层?亲朋好友意见不同，普遍担心到湘西州委党校会影响学术发展，我自己也很矛盾与纠结。的确，中南大学法学院与湘西州委党校的区别明显，去湘西州委党校会面对系列严峻考验。

第一，地理位置与工作大环境明显不同。中南大学位于省城长沙，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985、211高校，是湖南省唯一的副部级高校。湘西州委党校则位于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四省市交界处的湘西自治州。湘西州是湖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全省扶贫攻坚主战场。

第二，学术平台明显不同。中南大学法学院2011年获得一级学科博士点授权，有完整的本科教育、硕士生教育、博士生教育，有比较充分和便利的学术交流机会，湘西州委党校则主要从事州内在职干部轮训培训，高层次学术平台有限。

第三，学术研究面临调整。2009年，我有幸以“美国总统眼中的宪法及其启示”申请到教育部的公派留学机会，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顺利访学于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院，回国后正在消化整理美国总统宪法观的有关材料，准备出点深层次的成果。由于从未去过湘西，也从未在党校工作过，意味着去湘西州委党校后会面临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暂时中断研究“美国总统眼中的宪法及其启示”在所难免。而深入研究“美国总统眼中的宪法及其启示”，是我的强烈愿望，也是一些师友的殷切期待——之前以之为题的5篇论文以及研究奥巴马宪法观的1篇论文发表后，有幸全部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全文转载，激发了我深入研究的强大兴趣与动力，部分师友也表达了期许之意。

“开弓没有回头箭”，带着些许担忧特别是对学术发展的担忧，我来到了湘西州委党校，如今已整整8个月。回想起来，感慨万千。衷心感谢各方面的支持，帮助我较快地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融入到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火热实践中；同时，在法学界纷纷纪念庆祝中国法学会恢复重建30周年之际，我要特别地衷心感谢中国法学会的重要支持，不仅消除了我的学术顾虑，而且帮助我打开了工作局面，提升了我的学术信心。

学术荣誉：中国法学会给我的有形奖励

得到中国法学会的重要支持，始于她主办的第6期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主题征文。众所周知，中国法学青年论坛是由中国法学会主办的面向全国法学青年的高规格、多学科、宽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自200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启动以来，得到各界好评。我一直关注该论坛，并在看到第6期中国法学青年论坛开展“社会管理创新与中国法治发展”主题征文的公告后认真准备，撰写并提交了论文《社会管理概念的法规范分析》(在确定到湘西州委党校后，笔者将新工作单位告诉了论坛组委会工作人员，得到了修改)。该文鉴于既有的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学成果集中从行政执法、司法的视角切入，主要讨论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理念与具体法治实践，从立法角度切入的少，忽视了与社会管理(创新)直接相关的法律文本与法律规范，在检索得知有现行立法直接使用了社会管理概念的前提下，系统梳理了社会管理概念在立法中的出现频率、分布、变迁、类型、内涵、外延与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了社会管理创新。撰写与提交论文时。主要是抱着重在参与的态度，结果却因此得到了意外的多个收获。

第一，荣获了第6期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主题征文一等奖，并，应邀免费参加2011年12月25日举行的论坛，在论坛上作了主题发言。从获奖名单来看，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系统仅笔者的拙文获奖，深感来之不易。

第二，应邀免费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法治)“依法治国与社会管理创新”国际研讨会，并作了题为“实定法中的社会管理概念”的主题发言。据研讨会组织者介绍，他们是在看到第6期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主题征文获奖公示后联系我的。

第三，在第6期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主题征文中获奖的拙文《社会管理概念的法规范分析》有幸被中国法学会主管主办多次《中国法学》杂志201 2年第2期直接采用，圆了几年来希望在《中国法学》发表论文的一个梦想。

第四，发表于《中国法学》的拙文《社会管理概念的法规范分析》有幸入选首届孙国华法学理论优秀青年学术成果3项论文类一等奖(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与孙国华法学理论发展理论基金会颁发)，并因获奖应邀免费参加2012年7月7至8日在西安召开的中国法理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还有幸当选为中国法理学研究会理事。

第五，我以拙文《社会管理概念的法规范分析》为基础，以《我国立法中的社会管理概念及其宪法学审视》为题，申报并有幸获得了2012年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从立项名单看，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系统仅此一项。同时，据我校科研处同志反映，这是我校近年来获得的首个部级研究课题。

以上五大收获，对我在湘西州委党校的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2009年，现任湘西州委党校校长彭民健同志到任履职，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确立了“名师立校，科研强校，开放活校，从严治校”的办校理念。2011年11月，我来到湘西州委党校后，学校科研工作安排给我分管，州委常委、组织部长、州委党校第一校长曹普华同志与彭民健校长叮嘱我在科研方面“作表率，带队伍，造氛围”。上述五大收获在湘西州委党校具有开创性，体现了“作表率”的要求，也鼓舞了学校其他教学科研人员，推动了学校的科研工作。

“饮水思源”，以上五大收获，应邀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讨会源于中国法学会的颁奖，其他4个直接与中国法学会有关。因此，都与中国法学会息息相关，在此表示特别的感谢!

学术信心：中国法学会给我的无形财富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就到湘西州委党校8个月了。尽管在湘西州委党校，不可能像在中南大学法学院那样经常参加学术会议，一些课题申报仅限于副省级以上地区党校教学科研人员申报，因此无申报机会，但受到从中国法学会得到的系列收获的鼓舞，我的学术信心大增。温家宝总理在经济形势不太乐观时说过，信心比黄金还要重要。对身处湘西州的我来说，中国法学会给我的论文表彰、提供论文发表机会、课题立项非常重要，我非常珍惜，牢记在心，但所有这些都是有形的，而增强了我的学术信心则是无形的。套用温家宝总理的话来说，无形的学术信心比有形的学术荣誉更为重要、更为持久、更有价值!

为什么拙文《社会管理概念的法规范分析》能够有系列意外收获，特别是能够入中国法学会的“法眼”?在感恩中国法学会以及学界同仁抬爱的同时，我深深感到中国法学会与学界同仁对学术特别是学术平等的尊重!即中国法学会与学界同仁不戴“有色眼镜”，不考虑我所处单位的地域、性质与层级，我因此获得系列意外收获，已因此受到深刻教育。即始终相信学术、崇尚学术、敬畏学术，坚持学术追求，保持学术兴趣，恪守学术品位!

第一，更加相信学术，增加学术自信。在基层党校工作，学术资源、学术平台、学术机会固然比重点高校少，但学术主要是靠“练内功”，更多地在于自己的勤奋钻研。学术面前人人平等，

“酒香不怕巷子深”，学术界欢迎真正的高水平高质量学术成果。因此，要紧的是按照学术规律加强学术研究，提升学术水平，而不能被学术平台等外在条件所束缚。

第二，更加崇尚学术，提高学术自觉。由于工作性质与工作任务的不同，大多数基层党校对学术与科研的强调可能比不上重点高校，但这不能表明学术与科研在基层党校工作中是可有可无的。按照《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的规定，在党校工作格局中，教学是中心，科研是基础。俗话说得好：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要紧的静下心来，加强学术研究，夯实科研基础，而不能盲目茫然。

第三，更加敬畏学术，实现学术自强。学术是神圣的、高尚的，不容马虎，不容亵渎。学术成果不会从天而降，需要研究者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学术研究不是一天半载的事情，需要研究者持续努力，跑马拉松，打持久战。我决心以中国法学会给我的系列意外收获特别是拙文有幸发表在《中国法学》为新的起点。志存高远，内心纯净，不贪多求全，不好大喜功，争取出力作、出精品。

以特殊方式纪念中国法学会恢复重建30周年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对中国法学会给予我的有形荣誉与无形财富，特别是难得的学术信心，我感激在怀，备感珍贵。今年是中国法学会恢复重建30周年，我以特殊的方式来纪念与庆祝在我人生特殊时期给予我特殊支持的中国法学会：一方面，我衷心祝贺她在过去3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诚挚祝福她在未来的岁月中不断取得新的辉煌；另一方面，我用“以身说法”的形式讲述了她在我从中南大学法学院来到湘西州委党校这样一个特殊时空背景下给予我的特殊支持，彰显其对学术平等的尊重；再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决心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增加学术自信，提高学术自觉，实现学术自强，这应该也是中国法学会对我辈青年学者的期望吧。

(邓联繁，中共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党校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连继民

《请你断案》答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保险合同并未将保险车辆的发动机排除在保险标的之外，而发动机作为车辆不可缺少的部件，应认定为保险标的的一部分，其所受损失亦应视为保险车辆损失的一部分。本案中保险车辆虽然存在涉水行驶的情况，但是由暴雨所致，与车辆在天气状况良好而驾驶人员操作失误或故意涉水行驶情况不同，保险公司不能当然引用“涉水条款”拒绝承担理赔责任。新北公司购买保险的目的在于分散因无法预料的事故而导致车辆损失的风险。本案事故是新北公司驾驶员在行驶途中遭遇暴雨，对该暴雨的发生、降水量、路面积水的速度和程度，均无法预料；对于多深的水可能导致发动机进水，亦因不具备专业知识而难以判断。因此，对于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新北公司驾驶员既不存在故意，亦无过失。如果此种损失无法得到保险理赔，就无法实现新北公司的投保目的。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车辆驾驶员立即向保险公司报案，拆解发动机时保险公司也派定损员在场，保险公司完全可以查明事故原因且举证加以证明。现保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发动机损坏新北公司驾驶员二次打火所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终，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作者：邓联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