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划界归于实践政治论文

［摘要］针对现在思想政治课与专业相结合中出现的理念错位、内容混淆、形式混乱等障碍，文章借鉴科技哲学研究中“必要的张力”这一术语，提出高职思想政治课教学与专业课相结合之间必须保持平衡，维持必要的张力，为此，应通过划界、硬结合、软结合等路径去建构结合的张力。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科学划界归于实践政治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科学划界归于实践政治论文 篇1：

论《实践论》《矛盾论》的民族视野

[摘要]《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品格的经典著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代表性著作，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实践论》《矛盾论》对19世纪30年代民族问题的呈现、民族解放道路的探讨以及解决民族问题思想方法的阐释，其中隐含了特殊的民族视野。深刻体会《实践论》《矛盾论》的民族视野，不仅对于正确评价《实践论》与《矛盾论》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实践论》；《矛盾论》；民族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简介]邬丹，女，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

在一定视角上看，《实践论》《矛盾论》（下称“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之所以如此，关键不仅在于“两论”在哲学学理上取得了一些理论创新，而且更在于它们对于民族问题的呈现、民族解放道路的探讨以及解决民族问题思想方法的阐释，因此，“两论”拥有特殊的民族视野。深刻体会“两论”所具有的民族视野，不仅对于阐释“两论”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或缺的。

一

从写作背景和动机看，“两论”是时代的产物，服务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需要。“两论”最早成文于1937年。据考证，1937年7月、8月，毛泽东在延安给红军大学（后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的革命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编写使用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当时这个提纲以油印本形式面世，但并没有作者署名。之后被陆续翻印，得到广泛流传。特别是1938年4月开始，广州统一出版社出版的《抗战大学》（半月刊）从第一卷第6期起在“新哲学讲座”专栏连载《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时标明“毛泽东主讲”。上海的《民主》杂志，从1940年3月的第1卷第1期开始，也署名连载讲授提纲。[1]新中国成立后，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2章“辩证法唯物论”里的第11节“实践论”单独修改成文，以“实践论”为题正式发表在1950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此后，又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3章“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统一法则”单独修改成文，以“矛盾论”为题正式发表在1952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两论”被编入第1卷。

因为“两论”特殊的问世经历，一些疑问和问题就产生了。

第一，关于“两论”的问世时间的疑问。龚育之先生曾经关注到：“六十年代中，国外有人发表论著，怀疑《实践论》以及《矛盾论》不是1937年的作品，甚至断言它们是1950年和1952年的作品。他们自认为有力的论据是，在这以前，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和党的文件集（如《整风文献》）里都没有收过这两篇文章，中国理论家们的文章里也没有提到过这两篇文章。”[2]在《实践论三题》一文中，龚育之先生对这样的疑问做出了回应。笔者认为，这样的回应之所以必要，不仅在于弄清楚“两论”文本诞生的时间，而且在于正确评价“两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两论”首先是以未署名的演讲稿形式出现。这样的演讲稿完全可能是集体讨论和创作的产物，通过毛泽东的演讲而问世，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出现了署名和不署名的两种流传形式，并且没有收进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换言之，“两论”问世的时间和形式表明它是时代的产物，是集体的智慧。

第二，关于“两论”创作动机和效果的设想和判定。有一些学者尽管没有对“两论”问世时间产生疑问，甚至认定“两论”就是毛泽东的个人创作。但是，他们对于毛泽东创作“两论”动机和效果抱有另类的推测和判断。如美国斯图尔特·R·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解剖了毛泽东1937年作理论演讲的个人动机，他说：“自列宁的时代以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已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毛泽东当初作这一系列讲演，无疑是以确立他在这方面的地位为目标的，在他之前，也力求具有这种资格。毛泽东在党内的对手都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在其后的五六年间，他就要同他们展开实力较量。因此，他感到自己容易受到攻击之处是人们可能说他不过是个农民游击战争的领导者，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能力分析抽象的范畴。然而事实不久就表明，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演并未真正达到预期目标。这些演讲有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开始讲的那几章，几乎是不加掩饰地照搬苏联的材料，而毛泽东用自己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常常不甚理想。”[3]

施拉姆的上述论断，不仅提醒人们，“两论”在哲学学理上与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渊源关系（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讨论），而且提示人们需要对“两论”创作动机以及社会影响进行深入细致的考量。换言之，施拉姆正确地看到，按照西方哲学学术观，“两论”在哲学学理上的创新价值并非是它的强项（国内有学者也指出“两论”在哲学学理上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文脉，而且具有实践智慧的特点），但是，施拉姆关于“两论”创作动机的判定确是值得商榷的。

需要思考的是，一种理论演讲对于个人人生发展的价值和对于民族解放的价值是否可以并行不悖？毋庸讳言，毛泽东的延安演讲对于他个人在党内以及全国地位的确立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将“两论”的创作动机仅仅局限在服务于毛泽东个人职位升迁的需要上，并不实事求是。远的不说，这样的说法无法解释，新中国成立前，载有“两论”的演讲稿文本为什么不仅能够在各大解放区不胫而走，而且在广州、上海等非解放区的一些非党的正式刊物上也被刊载。历史地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及后来在全国的领袖地位并非靠演讲得来，而主要是领导实际斗争实践的结果。因此，将毛泽东延安演讲的动机仅仅界定为确立个人的党内地位而不顾及这种演讲对于民族解放的价值和意义，是片面而有害的。

毛泽东在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七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4]

我们完全可以按照逻辑的推理责疑毛泽东的事后回忆是否带有主观情绪。但是，必须注意到一个细节，毛泽东没有用第一人称单数“我”来说明“两论”的问世，而是表明“两论”是“我们”的创作。因此，仅仅将“两论”视为毛泽东出于个人动机照搬他人的理论的私家产品，是否有一种“仆人眼中无英雄”的瑕疵？

当然，需要补充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是因为毛泽东在其中有特殊的贡献。“两论”的创作也是如此。毛泽东对于“两论”的特殊貢献以及“两论”产生的具体历程还有待历史档案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现有的一些材料和描述对于我们把握这方面的信息有一定的价值。

毛泽东的朋友斯诺先生曾经以记者的身份描述过延安演讲的背景：“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星期里，毛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的空闲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下，毛泽东写就《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

斯诺先生的描述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相互印证，成为一个有力的证据链，表明在1937年前后，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在如饥似渴地学哲学，用哲学。目的并不仅仅是要当理论家，而在于提高即将奔赴前线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水平。

曾经担负过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重任的李德（德国名字奥托·布劳恩）在其《中国纪事》中，尽管很瞧不起“两论”，视之为“庸俗唯物主义”，但是，对这两篇著作产生时间和毛泽东的贡献，还是承认的。他说：“1937年七八月份，毛写了两篇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他在抗大和中央党校宣讲了这两篇著作，之后又收入了《论辩证唯物主义》一书。”[5]

对于毛泽东的学哲学用哲学，李德说：“毛学习理论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弥补他极其缺乏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是要寻找他能利用的合适词句，来论证他自己的，完全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观点，更正确地说，来装饰他自己的观点。”[6]这些否定性论断恰好表明，毛泽东学习哲学，写作“两论”是要阐释新观点和新见解的。

二

1937年，以卢沟桥事件为代表，中华民族危机深刻而全面地呈现在当时各界、各团体、各政党和各个中华儿女面前。“救亡”实践是压倒一切的实践活动。为此，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第一，中华民族面临的是怎样的问题？第二，中华民族还有没有救？第三，谁来救？第四，怎么救？第五，中华民族将被救向何方？上述问题又可以概括为“中华民族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总问题。

对这些论题的直接回答构成了当时各党各派各社会团体关于时局分析的主张、宣言、通电和演讲。这些战略或策略性的言论还不是哲学的应答。“两论”是毛泽东在哲学的层面上，对上述问题做出的系统回应。

第一，实践第一与人民第一的观点。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言论、观点和主张，在诸多认识中，哪种是正确的和真理性的？毛泽东给人们演讲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主义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7]

因此，在解决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是从事“救亡实践”的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8]

第二，矛盾的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将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转化为科学的理论，需要有科学的研究和叙述方法。毛泽东指出，承认矛盾，并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应该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的和普遍的方法。与矛盾的观点以及矛盾分析方法不同，形而上学是否定矛盾并因而孤立、静止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方法。

第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矛盾观点要应用到中国当时的实际，就必须有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号召人们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为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运用现代辩证法到客观对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9]毛泽东因此批判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

第四，过程的观点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信念。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不得不越来越面对全方位的危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但是，屡战屡败。如何直面这样惨淡的现实。毛泽东指出：“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成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10]

在“两论”中，毛泽东还指出，经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以日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将被打倒，而且旧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也将被打倒。“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由被统治者转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社会。”[11]

从哲学学理上说，在“两论”中，毛泽东探讨了一系列的哲学问题。如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着重阐释了对于中国传统的哲学论题知和行的关系的新见解。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阐释了对于矛盾问题的系列见解。但是，毛泽东无论讨论哪个哲学问题，都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创新，其论题的产生不是哲学家的学术推论，其对问题的解决也不仅仅只是追求学理上的完整、严密和逻辑上的丝丝入扣。

比如，对中国传统的哲学论题知行关系，毛泽东不仅宣讲了马克思的“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引用了列宁的名言“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之后，阐释了辩证唯物主义实践第一的原理，其后又介绍了“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物，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这个基础上，又强调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以及实践与认识之间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的重要意义，说明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释并非全都是理论的创新，有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再叙事和再传播。这种再叙事和再传播的意义主要不在于理论上重新建构一个独立的认识论体系，而在于回应实践斗争的需要，振奋即将奔赴抗日前线广大将士的精神和激发他们的斗志，教给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

在毛泽东之前，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致力于认识论的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发现“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携志也”[12]。

孙中山的知行观倡导“知难行易”，也不是他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逻辑推演或逻辑悖逆，而是对由领导同盟会到组建国民党，进行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的《实践论》也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知行辩证法的阐释，不同于孙中山的知行观。在一定意义上，这种不同并不在于理论的对错或者深浅的问题，而在于：第一，出现的时代不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不同。1937年的中国和1918年的中国有着不同的社会面貌。到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深重，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族的抗战是各种进步与爱国的力量、团体的共识，在这个时候，认识上的一致性倒是比较容易获得了，投入到殊死的抗战实践和组织有效的抗战斗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二，1937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不仅出现，而且经历了第一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洗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已经更加深入，马克思主义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论战已经深入展开，马克思主义不仅掌握了对于中国革命的话语权，并在一定意义上取得了进行社会思想建设的理论制高点。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难发现孙中山知行观在将中国传统知行观带入现代，完成中国现代思想方法建构的同时，留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他对于“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以及“不知不觉”的划分，对于民众的实践智慧与理论家的思想理论之间关系的划界，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有机械论的色彩，而且也表现出先行者的理论局限。

与此相对，毛泽东在“两论”中阐释的一系列观点，是站在中国人民立场上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问题的回答，是对以前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毛泽东在“两论”中关于民族问题的呈现，对于民族解放方法的探讨不仅有时代的烙印，阶级的立场，而且也反映出他个人的成长。

在1921年《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下称《发言》）中，毛泽东也关注到中国的民族解放问题。与“两论”相对比，《发言》中的毛泽东还处于主流的社会实践活动之外，带有青年知识分子特点。因此，在他的气势磅礴的宏阔语言背后透露出实践实力的缺席。

经过16年革命实践打磨的毛泽东，在“两论”的行文中呈现出王气和霸气的特点。在《发言》中，毛泽东肯定走俄式道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原因在于“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实践论》开篇就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13]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笔下已经不是将来时的可能有效的理论，而是已经正在进行时的现实实践。

其次，这时的毛泽东对民族危机有深刻感受，对民族统一战线有急迫的期待。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将“两论”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下称《分析》）对比来看。在《分析》的最后，毛泽东有一个总结，他说：“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个地方所说的我们，是革命党。也就是说《分析》的视野是革命党的视野。与“两论”所竭力要呈现的民族视野相比，这个视野不仅有点不够大器，而且有点不切实际。

在“两论”中，以延安为标志的我们党的符号被要求服从于民族的视野。“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都是事物的现象。……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是能够成功的’。”[14]

“两论”并非是孤立的文献，在“两论”的前面有一些酝酿，后面有一些呼应，呈现出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思想中的民族视野壮丽景观。

1935年12月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立足于变化了的形势，即“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根据这样的历史条件，毛泽东重新分析了各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政治态度的变化。这一次的阶级分析不同于1921年。

在1937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以民族矛盾为重，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统一战线必要性。中国共产党任务是领导抗日统一战线。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15]

毛泽东在“两论”中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在其后的《论持久战》中得到犀利、流畅而有力地呈现。

其实，创作“两论”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着力于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与处于敌对方的日本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与友邦苏联的关系。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回答斯诺的提问时，做过阐释。毛泽东说：“中国共產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胜利时，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不能代表俄国人民讲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只能维护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在中国大众的利益和俄国大众的利益相一致时，才能说‘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只有在中国大众像他们的俄国兄弟一样处于民主政权之下，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解放之时，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才能大大加强。”

三

有些人不太同意将毛泽东当成哲学家来看待。他们认为毛泽东没有受过专业的哲学培训，也不以哲学研究为谋生的手段。但是，这样的哲学观只是在学科意义上的。如果将哲学放在社会生活中去考察，结论或有所变化。对此，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理解很有参考价值。他说：“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和成因。”正因为抱有这样的哲学观，在罗素看来，“有些人——例如卢梭和拜伦——虽然在学术的意义上完全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是他们却是如此深远地影响了哲学思潮的气质，以致于如果忽略了他们，便不可能理解哲学的发展。就这一方面而论，甚至于纯粹的行动家们有时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很少哲学家对于哲学的影响之大是能比得上亚历山大大帝、查理曼或拿破仑的”。[16]

抗日战争的烽火激发了毛泽东学哲学用哲学的豪情，抗战的民族斗争实践赋予“两论”以特殊品格。因此，毛泽东也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行列。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转化为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凝聚中国社会的革命力量的思想武器。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历程，因此，“两论”呈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品格。

第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立场高于阶级取向。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具有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属性。“两论”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决策的视野上，代表的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因此，从这样的视野去认识现实的实践世界，其主体自然就不是个人，甚至不是单纯的阶级，而是作为各种阶级大联合的团体或社会。对此，冯友兰先生的体会是“《实践论》所谓认识，和西方传统所谓认识，主要是就个人说的，其主题是个人，《实践论》所谓认识，不是就个人说的，其主体可能是一个社会团体，也可能是整个社会。”[17]

第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地在社会实践的舞台而不是哲学家的书斋。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当代中国式的实践取向。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的实践取向，被人称之为“实践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诞生伊始，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实践取向：“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取向既承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实用理性”，又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当然，“两论”所体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上述两种哲学精神的简单传承或克隆，而是以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主、解放和发展的实践为土壤，一种新的哲学体系的发育和生成。

“两论”的问世已经有80年多，以“两论”为哲学基础而进行社会改造和建设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也迎来了自己97寿辰。当前，中国人民正在党的伟大领导下，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北京共识”“中国经验”“中国问题”“中国道路”乃至“中国震撼”等受到西方政要、新闻媒体、时事考察者以及大批理论研究者的关注。有些人认为，“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写照，回避或模糊毛泽东思想对于特殊语境下的“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是一个革命的巨人，但并不被公认为“建设的能人”，因为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走过很多的弯路，甚至曾经陷入全面的错误。

揭示在革命岁月中诞生的“两论”所具有的民族視野，以“两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对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应该更加清晰一些。建设是革命的继承与发展，而不是另辟蹊径，另起炉灶。正如邓小平所言：“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指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19]邓小平讲的这件事应该是指中华民族在取得独立、解放以后的发展、繁荣和富强。

如果看不到“两论”所蕴含的民族视野，“两论”仅仅被曲解是党派之间的“夺权”哲学或党内斗争的思想武器，就会在革命与建设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会将中国共产党97年的奋斗历程截为两段，这是不可思议的。通过对“两论”民族视野的剖析与揭示，更加明晰了“两论”的哲学智慧，更加证明了“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化成果。所以，当前，掌握运用“两论”蕴含着的哲学智慧，要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2]龚育之.在历史的转折中[M].上海：三联书店，1988：291-292.

[3]（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思想[M].田松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8.

[4]龚育之，逢先知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上海：三联书店，2009：85-86.

[5]（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M].东方出版社，2004：284.

[6]（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M].东方出版社，2004：285.

[7][8][9][10][11][13][14][1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孙中山.建国方略[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58.

[16]罗素.西方哲学史：美国版序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

[17]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上海：三联书店，2009：139.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0.

责任编辑：杨伟民

作者：邬丹

科学划界归于实践政治论文 篇2：

与专业相结合的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摘要］针对现在思想政治课与专业相结合中出现的理念错位、内容混淆、形式混乱等障碍，文章借鉴科技哲学研究中“必要的张力”这一术语，提出高职思想政治课教学与专业课相结合之间必须保持平衡，维持必要的张力，为此，应通过划界、硬结合、软结合等路径去建构结合的张力。

［关键词］必要的张力 高职 专业课 思想政治课

［作者简介］郭星（1970- ），女，河南南阳人，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部，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覃秉金（1963- ），男，广西南宁人，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黄海峰（1978- ），男，广西柳州人，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广西 柳州 54500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与重点专业相结合的高职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1JGA216，项目主持人：郭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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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专业、课程教学领域的改革创新，其中为各专业量身打造的人才培养模式，原则上要求专业课与公共基础课必须有效结合。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过程中起着引领和导向的作用，如何实现与专业课的无缝对接是当下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科技哲学研究领域中有一个重要术语——“必要的张力”，意指在发散式思维和收敛式思维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的能力。一个理论、学科、专业、课程的形成和发展必须在自己固有范式中具有必要的张力，内外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平衡，对内要继续深入地研究和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对外要扩大和加强与其他理论、学科、专业、课程之间的交叉。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隶属于马克思主义学科下面的重要分支，在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中同样也要维持必要的张力。因此，与高职其他专业的外敛式结合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路径，一方面，可以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另一方面，能够更加贴近学生、贴近实际。同时，也应该注意调节两者之间量度的平衡，不是结合得越多就越好，在不弱化思想政治课教学主渠道和主阵地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适当结合才是可取的，只有做到收放自如才能保持必要的张力。

一、思想政治课与专业相结合的障碍

（一）理念错位

当今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众多科学家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让人类惊叹不已，科学万能论正在左右着人们的认识和舆论。当部分有识之士还在争论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孰轻孰重的时候，科学主义思潮已悄然渗透进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之中。“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高职专业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一经提出就一发不可收拾，在许多高职学校，它成为衡量、检验和评价一切专业和课程（包括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和标准，不容质疑，不容讨论，凡是与它不符合的理念、思路和做法直接一票否决。笔者认为，思想政治课教学与专业结合绝不是上面提到的什么“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理念，这是一种认识上的错位与误区，我们的教学不仅仅只是为了学生今后更好地就业，更好地适应工作岗位上的能力要求，我们更要注重学生职业以外的各种能力的培养，使高职生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能够可持续发展。原有的高职思想政治课教学与专业相结合的理念必须改变，应始终坚持“以党的思想路线为导向，以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本位”的核心原则，这样才能扭转思想政治课教学在高职人才培养中的弱势地位。

（二）内容混淆

理念的错位导致高职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在与专业课教学内容的结合上极易不分主次，发生混淆。思想政治课教师在给某个专业的学生上课前，按照与专业结合的要求，一般都会去仔细认真地研读一下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了解人才培养目标，学生必须具备什么样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尤其对思想政治素质有何特殊的需要，这种做法叫做备专业、备学生。但是，我们调查了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大部分专业特别是几个重点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后，发现不知是专业课的教师轻视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抑或是对此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他们方案中所提到的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的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每个专业都是把思想政治课提供的人才培养要求照搬上去，几乎没有任何改进和建设的意见，思想政治课教师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看来，既然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对所有学生都是通用的，那何必还要提出结合的要求呢？另外，又有少数思想政治课教师在给某专业学生上课时，所讲授的内容都是该专业的内容、案例，力求做到两者的“有机”结合，但是，一堂课或者一个学期下来，思想政治课的内容没讲多少，几乎变味成上专业课了，那也就没有开设思想政治课的必要了。很显然，这些做法都是片面的，明显违背了各学科、专业之间不能相互僭越或取代的规律，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不管是思想政治课教师还是专业课教师都应该把握好这思想政治课与专业课相结合的度。

（三）形式混乱

教学方式或方法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它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好坏。高职思想政治课教学与专业相结合，其中一项就是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寻找结合点。目前，在一些高职院校中比较盛行和推崇的结合途径是把专业课教学中基于工作过程的项目教学法或是行动导向法引入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模拟实际工作环境，把逼真的工作流程和环节作为主要的教学导向，把与工作过程无关的课堂教学环节舍去，另外，把拆解出来的工作流程设计为一个接一个的项目模块，完全打乱原有的教材体系。上述教学方式方法是否适合思想政治课教学，经过近几年的探究，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三：一是思想政治课教学所要进行的思想政治素质培养贯穿学生的终生，工作过程当中的素质要求只是一定范围、一段时间内的事情；二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件）规定严格编写的，绝对不允许修改或自编教材，这是一条红线，因此要打乱教材原有的体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三是就教材内容章节本身来说，分解为一个个的模块或项目无论是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课程自身有它规范的逻辑思维形式，如果任意用别的来篡改或替代，那明显是违背科学规律的。

二、思想政治课与专业相结合的路径

（一）划界

要实现高职思想政治课教学与专业课的正确结合，首要的前提条件是对二者进行科学的划界工作。所谓科学划界就是为科学划定一个边界，从而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区分开来，为此，必须把思想政治课程的学科性质与专业课程的学科性质界定清楚。毋庸置疑，思想政治课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下面的一个分支，而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确立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专业课程绝大多数属于理工科，归于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科学是研究无机自然界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的有机自然界的各门科学的总称。认识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即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认识的任务在于揭示自然界发生的现象以及自然现象发生过程的实质，进而把握这些现象和过程的规律性，以便解读它们，并预见新的现象和过程，为在社会实践中合理而有目的地利用自然界的规律开辟各种可能的途径。

从以上划界的结果我们不禁产生疑问，既然思想政治课与专业课在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等方面都大相径庭，那它们之间的结合又有何意义呢？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按照上述做法，无疑会人为地矮化思想政治课程的原有地位。三贴近的要求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为培养高职生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服务。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但可以运用到学生的生活实践中，工作实践中也是不可或缺的，职业竞争力和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低关键还得看这一素质的培养。

（二）硬结合

高职思想政治课教学与专业相结合要形成必要的张力就必须在硬的方面和软的方面同时做文章。我们理解的硬结合是指短期内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而下”的结合；软结合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的结合，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显露出来。当然，软硬结合没有好坏优劣之分，两者都不可或缺。硬结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思想政治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的互动交流。这是按照学院教学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双方的教师都应该经常参加对方的教学研究活动并形成固定形式，通过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掌握各自的教学改革方向、目标、存在问题。

2.思想政治课教师与专业学生的交流。我们不能只是在教学时才与学生进行有限、短暂的交流，课外的交流能解决学生更多的疑难。要适当增加接触的机会，为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思想政治课教师可兼任一下所教专业班级的客座辅导员或班主任，经常下到班级参加主题班会或课外活动，与学生打成一片。

3.深入实践。思想政治课教师到专业学生今后实习、实训、工作的基地、企业等地方进行短时间的调研、挂职，了解工作单位、岗位对学生职业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培养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回到课堂教学中加以解决。

4.在教学中多讲专业案例。这是采用最多的结合方式，效果也非常不错，问题是案例素材的积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学校专业那么多，教师数量有限，这需要过程，还有就是怎样把握专业案例的比重，是不是每节课堂教学都要出现专业案例，我们认为那倒未必，那样就是为结合而结合了。

（三）软结合

1.建构一个结合的范式。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探索、教育和训练中形成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路，为他们提供了考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共同方法，从而成为该学科的一种共同传统，并为其发展确定了共同方向。为此，我们应该把之前做过的结合工作经验进行系统地总结、概括和提炼，上升到理论高度，努力在思想政治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间达成一种共识，用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

2.掌握一种结合的话语权。“话语权”，简言之，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我们认为，在结合的过程中，思想政治课教师必须而且也能够牢牢掌握话语权。首先，思想政治课教师间要形成合力，以教研共同体或团队的形式开展工作。其次，要提升整体的实力。教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职称层次，尽量扩大研究视域和范围，在区内外构成一定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M］.范岱年，纪树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梁国钊.自然科学方法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件）［Z］.2004-08-26.

［3］（英）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郭星 覃秉金 黄海峰

科学划界归于实践政治论文 篇3：

武汉大学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哲学

[摘要]曾长期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星拱，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他的名著《科学概论》，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部哲学著作。该书对科学与玄学论战中所提出的主要哲学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与探讨，建构起一个相当完备系统的科学宇宙论体系，从而对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开展进行了系统总结，成为20世纪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关键词]王星拱；《科学概论》；经验论；科学主义；武汉大学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大学就曾聚集过一批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有影响的哲学家，并留下了有着重要学术价值和思想影响的著述。其中，首先值得重视的就是王星拱和他所著的《科学概论》。1930年，该书作为《国立武汉大学丛书》之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在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校园中孕育出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总结性成果，不论是在武汉大学学术史上，还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位置和价值。在武汉大学115周年校庆之际，该书纳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重新出版。透过王星拱其人与《科学概论》一书，我们能够直接感触到武汉大学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开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一、王星拱：10世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与哲学家

王星拱(1887～1949年)，字抚五，安徽怀宁(今属安庆)人。早年留学英国，学习化学。学成归国后，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王星拱不仅在化学领域学有专长，而且积极参与当时革新中国的政治活动与文化活动，尤其在教育生涯和哲学研讨中成就卓著。

王星拱曾长期担任大学校长，特别是长期主持武汉大学工作，成为20世纪中国的著名大学校长和著名教育家。1928年，由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王星拱成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参与负责国立武汉大学筹建工作，并来到武汉大学任教，先后担任理工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副校长、教务长诸职，并一度兼任安徽大学校长。1933年，他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一方面多方筹措资金，主持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工作，奠定了今日武汉大学主体建筑的格局；另一方面规划了武汉大学的未来发展，积极把武汉大学建设为中国名校。但随后而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断了武汉大学的正常建设和顺利发展。抗战八年，岁月艰辛，王星拱一直坚守校长岗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维持并发展学校，耗尽心血，功不可没。1945年，王星拱调任中山大学校长，未能在抗战胜利后重返珞珈山。王星拱虽长期担任学校领导，却始终是一个正派严谨的学者，公私生活一丝不苟，深受武大师生爱戴。

王星拱又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位著名哲学家。在哲学思想上，他深受西方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认同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以科学化、实证化为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正是这样，他拥护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树立的“科学”旗帜，是科学主义思潮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推动者。1920年，王星拱著《科学方法论》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作为教科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科学方法论专著，对现代经验科学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从一个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在1923～1924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中，王星拱发表《科学与人生观》一文，坚定地支持丁文江及其科学派，认为科学所得以构造的根据在于因果原理(Causality)与齐一原理(Uniformity)，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观念或生活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论战以后，王星拱又著《科学概论》一书，对科学主义思潮的开展进行系统总结，成为其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著作。

1949年10月8日，王星拱病逝于上海。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陈毅，对这位著名的学者兼教育家予以高度评价，誉之为“一代完人”。

二、王星拱与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

20世纪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启始于严复；而至新文化运动及科学与玄学论战，形成了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王星拱作为20世纪中国的著名哲学家，是与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相联系的。这个哲学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当推胡适、丁文江与王星拱。胡、丁、王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即通过对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论争，强调科学方法的意义，否定形而上学，建设科学宇宙论，推动现代形态中国哲学沿着科学化、实证化的方向发展。丁文江在为王星拱《科学概论》所写的《序》中引了两句话：一句是胡适所说的“哲学是假科学”，另一句是他自己所说的“科学是真哲学”，正可以概括他们的这一思路，看作是他们共同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即“哲学是假科学”；另一方面是对科学主义哲学体系的建设，即“科学是真哲学”。这两个方面，一破一立，本是不可分割的。但具体到胡、丁、王三人中，对于这一纲领的贯彻却是互有区别、各有侧重的。

丁文江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最为坚决和彻底，其主张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鲜明而典型地表现出来。在论战中，丁文江激烈地反对玄学派为确立本体论存在的基础所作的努力，指出形而上学在古代作为根本哲学，包罗了宇宙人生的一切重大问题，但随着近代各种科学部门相继独立出来，只剩下本体论这块地盘。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知识论成为20世纪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这种知识论是根据于可以用科学方法试验的觉官感触，与正统派哲学的根据不同。”根据科学的知识论，感觉经验是证明物质是否存在的最根本的根据；离开人的感觉经验，不可能证明物质是否存在。这样一来，形而上学所追求的超感觉经验的本体，就成为不可证明其有无的东西了。因此，形而上学终将会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地与存在价值。他由此断言：“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不怕玄学终久不投降。”

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哲学活动，是他对于科学方法的大力倡导。胡适所讲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的科学方法。他始终把实验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来解释、来宣扬。在他看来，实验主义是对近代经验主义加以改造的结果。在以往的经验主义者那里，经验只是依靠瞬息的、原子的、单独的感觉构成的，是被动的、守旧的、盲目的，因而又有理性主义者提倡理性，设置本体，用以综合、组织散漫的感觉经验。而实验主义则把经验看作是人、自然、社会交互作用所产生的连贯而有意义的活动，这种活动也就是生活，具有文化的意义。根据这种科学方法，胡适对传统本体论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既然经验就是生活，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像理性主义者那样去为分散的经验找一个统一的理性，设置一个绝对的本体。他强调用这种科学方法来研究宇宙人生问题，提出了一套包括宇宙论在内的“科学的人生观”的框架，主张用这一框架来取代传统的形而上学。总的来说，胡适通过倡导科学方法，对于这个纲领的两个方面都有贡献，但这种贡献又往往没有来得及充分地展开。

王星拱在哲学上与胡、丁二人相呼应，但他最有建树的，是在经验论基础上对于科学宇宙论的建设。这是胡、丁二人所不及之处。丁文江所重视的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而很少顾及新的哲学形态的建设。胡适虽然提出了“科学的人生观”的框架，但这仅仅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论纲，当时没有、以后也没有加以详尽的展开。王星拱则于倡导科学方法、参加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对新的哲学形态建设作了潜心研究，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系统的科学宇宙论体系，在《科学概论》一书中具体地详尽地展现了出来。正是有赖于王星拱的《科学概论》，胡、丁、王的共同纲领才得到了全面贯彻，他们对于科学主义哲学体系的建设才卓有成就。因此，《科学概论》对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开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科学概论》的哲学思路

在《科学概论》中，王星拱对自严复以来中国科学主义发展中、特别是对科学与玄学论战中所提出的主要哲学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与探讨，由此而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并由此建构起一个相当完备系统的科学宇宙论体系。他的思考与探讨、阐发与建构，主要是沿着下面的基本思路而展开的：

第一，明确划分科学与哲学的界限。自科学与玄学论战始，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就被凸显出来，成为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论争的焦点，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家确立自己哲学体系的前提。王星拱在建构科学宇宙论体系时，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前提，对此作了认真的探讨。他对科学与玄学论战的经验教训作了较深刻的反思，克服了胡适、丁文江乃至自己倡导科学方法万能论的偏激情绪，认为科学与哲学是不同的学问，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他指出：“哲学是偏重理论的，科学是偏重事实的；哲学是偏重思想的，科学是偏重试验的；哲学家多用脑，科学家多用手。”根据哲学与科学各自的这些特点，就不难对两者作出明确的区分，从而解决两者的划界问题。

第二，重申哲学发展的科学化、实证化方向。王星拱指出，哲学尽管与科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两者不能混同，但从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史上看，科学毕竟比哲学高出一筹。“依历史沿革和近代趋势而言，哲学的历史甚长而进步甚缓，科学的历史甚短而进步甚速。”其原因就在于：哲学由于离开了经验，使其理论无法证实，不能定论，争来争去，没有结果，从而造成了哲学老大不前，发展缓慢；也正是由于科学立足于经验，使其理论能以证实，成为定论，不断得到积累和丰富，从而使得科学突飞猛进，后来居上。这就要求哲学一反自己的非经验的思辨传统，努力向科学学习，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就是要求哲学回到经验中来，摒弃无定论而常争论的形而上学追求，采用科学的方法，具有实证的性格。他说：“假使现在有一个哲学家，因为他自己偶尔高兴，不管事实究竟如何，依随他自己的癖性建筑一个哲学系统起来，其立脚总是不稳固的。惟其因为立脚不能稳固，所以大家对于它也没有久远的信从，则此系统之摧毁，或者比此系统之建筑，还要容易。所以我们可以说：科学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哲学也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换言之，即具有科学的精神，方能成为哲学。二者之方法渐渐底要趋于一致了。”在这里，王星拱强调了哲学对于科学的依赖性，反对离开经验、离开科学方法来讲哲学的发展。他还指出，随着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原来哲学的问题都可以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在宇宙方面，凡哲学所应研究的，都可以付与科学去研究；在人生方面，凡哲学所应解决的，都可以付与科学去解决。”

第三，重新定位哲学的作用。王星拱认为，这种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并不意味着哲学要变成为科学，由衰弱而渐至灭亡。他强调，面对科学的发展和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方向，哲学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他明确指出：“哲学固然不能脱离科学而另有独立的存在，但是哲学仍然有它的合法行使的职权。”哲学合法行使的职权在于：哲学是各种科学的合一、综合。这种合一、综合，对于科学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其理由有二：(1)由于各门科学之间的界限太严，限制了彼此间的了解；而有一些重大的科学问题，不是一门科学所能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若想再行前进，须有较宽大的眼光——即是照注其他专门科学的眼光——为之引导，方可底于成功。”(2)由于各门科学仅专注于宇宙人生的某个方面，因而对于宇宙人生的大体往往毫无认识，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培养一种关于整个宇宙人生的价值观：“在行为方面，我们固然不能实践所有的善，但是我们应该爱慕所有的善；在知识的方面，我们固然不能得着所有的真实，我们也应该培养对于所有的真实之爱慕。”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离不了哲学的合一、综合作用。因此，王星拱把哲学称之为“科学之科学”。他说：“哲学为科学之科学，之一个命辞，实在包含着深切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上，王星拱对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的作用作了重新理解。在他看来：“科学致力于事实之分析，哲学致力于原理之综合。只要我们以科学为基础，而综合又不陷入于急遽的弊途，则哲学不会成为幻想的构造。同时，有哲学以总集科学之大成，则科学不至于破碎支离而无所归宿。那么，哲学与科学既可以得着一与多的谐和，而各种科学又可以得着彼与此的谐和，那就是分工合作的好结果了。”这就是说，哲学不能作为形而上学继续存在，而应作为“科学之科学”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既吸取了科学方法，有了坚实的基础，又保持了与科学不同的作用和地位，不致完全变成一种科学。这样一来，王星拱就对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作了与胡适、丁文江不尽相同、但却更为深刻的理解。他看到了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不是简单地用科学改造哲学，使哲学变成科学方法，而应当保留哲学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权利，肯定哲学有各门具体科学所不可取代的价值和作用。这对于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哲学是假科学”、“科学是真哲学”的基本纲领，无疑是一种合理的修正和完善。正是这样。王星拱从“哲学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观出发，建立了一套科学宇宙论体系。

第四，以感觉经验为科学宇宙论的基础。王星拱认为，他所要建构的科学宇宙论的基础仍是感觉经验。他说：“我们不必超过直接感触的范围，去断定不变物质之存在。”这是因为，哲学家一旦试图超出这个范围去认识宇宙的本体，就必然会陷入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的困境，根本无济于问题的解决。王星拱指出，哲学史上的唯心论者和朴素唯物论者都曾陷入这种困境。他说：“我们逐日所看的日月星辰草木鸟兽等等东西，乃是哲学家所叫做的物理的对象。这些物理的对象，究竟是否存在，乃是唯心派和唯物派所争论的焦点，就是宇宙之本体之问题。”在唯心派看来，物理的对象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物理的对象乃是性质而非本体。凡是我们器官所能感触的，都是物之性质，不是物之本体；物之本体——物质，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知道的东西，当然不能相信其存在。而感触是不能离我的心或上帝的心而独立的；因此，天下唯有心是实在的，宇宙间唯有心才是本体；倘若没有心，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在唯物派看来，物理的对象是存在的。他们认为，宇宙问唯有物质是实在的，宇宙的各种现

象都不过是原子的碰击。由于物质是实在的，因而它的各种性质可以为我们的器官所感触，而且人们的感觉是一致的。用一句笑话说：你若不相信物质是实在的，请您拿您的头往墙上碰，一碰就知道物质是不是存在的了。王星拱认为，这两派观点都存在自身的理论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唯心派以心为实在的本体，强调了观察物理对象的主体性而忽视了被观察的物理对象的客观性。对物理对象的认识，实际上有二观：一是由观察点而定的，可以叫做心理观；另一是不由观察点而定的，可以叫做物理观。心理观是认识的主体性，物理观是认识的客观性。从心理观出发，各人有各人不同的宇宙；从物理观出发，则肯定了物理对象可以离我、离心而独立存在。唯物派以物质为实在的本体，强调了现象背后必有物质存在而忽视了现象并不能表现本质。不仅发生同一现象，不必是同一的物质，甚至我们可以看见一定的现象而客观界里并没有发生这个现象的物质。例如，人们在迷惑时见到鬼，就不能说有产生鬼的物质。因此，不论是唯心派还是唯物派，只要当他们超出经验范围去追求本体，不论这个本体是心还是物，都会产生“二律背反”。正是这样，王星拱主张科学宇宙论应当放弃对本体的追求而立足于经验世界。他在对唯心派与唯物派进行批判时，对强调经验的马赫一派的唯实主义(实在论)表示赞同：“唯实派说：心也不是实在的，物也不是实在的，只有感触——目所见的，耳所闻的，手所摸的——是实在的。即以桌子而论，桌子的本体不是实在的，它的形式、颜色、声音、坚度等等性质，是实在的。这些性质，是直接底由感触得来的，若桌子之本体——康德所谓物中之物——乃是由这些感触得来的张本推论而来。凡由推论而来的，都不能算作实在。它是逻辑的构造，不是客观的实质。我们所能直接知道的，只有器官的感触，纵然我们拿头和墙碰一碰，所得的结果，仍然是一种感触——痛而已矣，——仍然不能证实墙之物质之本体。”他认为，唯实派所强调的这些感触经验，从客观方面讲，就是现象。由于唯实派主张本体不是实在的，只有现象才是实在的，因此它又被称为现象论。在这一点上，科学与唯实派是一致的。“科学以现象为宇宙之本体，这就是科学中的宇宙观。”科学对于物理对象的探讨，都是对现象界的探讨，都是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科学的概念原理是通过经验的观察试验获得的，也能够为经验的观察试验所修正或否证，而不会像离开了经验的哲学本体论那样，总是处于“二律背反”之中。正是这种试验室的态度，使得科学有切实的进步和新异的发明。因此，王星拱主张重新拿起“奥康的剃刀”，剃掉那些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的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把目光转向现象界的经验认识。

第五，在经验论基础上厘定科学宇宙论诸范畴。王星拱认为，科学宇宙论既然以感觉经验为基础，那么科学宇宙论诸范畴都必须在经验论的基础上加以厘定。他从经验论出发，首先对科学宇宙论的最基本范畴——“物质”概念进行了厘定。他认为，以往的哲学家都去追求物理对象的本体，结果不知道费了多少脑筋，用了多少笔墨，也无法说明物质是什么。而只有像科学那样，运用经验的观察试验研究物理现象本身，才能获得关于物质的正确认识。在科学家看来，物质就是具有以下性质的实在：(1)占据性；(2)吸力；(3)惰性；(4)可移性；(5)可变性；(6)不灭性。这些性质都是通过经验的观察试验所证实的。因此，“它们在过去曾经做过开国的元勋，就是到了现在，也还不是退伍的将士。”这种通过经验的观察试验所确立的物质概念，具有一种确定性。当然，某些科学的物质概念，由于为以后的经验的观察试验所证明其不能成立，也必须加以摒弃。对于“以太”概念，就应如此。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感触过以太是什么东西，而相信它的存在，乃是奥康刀所小允许的。”对于科学宇宙论的其他一些基本范畴，如能力、时间与空间、有限与无限、生物进化与地球变迁等，王星拱也都按照经验证实原则进行了清理。凡是不能为科学所证明的内容，即淘汰之；凡是能为科学所证明的内容，则吸取之。就拿生物进化来说，自中世纪以后，进化观念就逐渐发展起来，当时一些哲学家如康德、笛卡儿、莱布尼茨等都提出了关于进化的学说。“但是这些学说不过是哲学的思辨，不是科学的证明；不过是从生物学范围以外的研究而延及生物学，不是由生物学范围以内的研究而构成系统的联贯。有系统的科学的生物进化之理论，实在是查里士·达尔文一人苦力创造出来的。自他的《原种》出世之后，大家才知道这生物界中许多的种，都是同出于一原。生物进化之理论，到了他的手里，才有确定的意义、丰富的证明。”科学宇宙论所接纳的生物进化概念，当然只能是这种经过经验科学证明的概念。通过这种在经验论基础上对科学宇宙论诸范畴的厘定，王星拱确立了他的科学宇宙论的基本框架。

四、《科学概论》的哲学意义

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史看，王星拱的这些思考与探讨，特别是他所建构的科学宇宙论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在王星拱之前，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开启者严复曾率先引入西方的经验主义传统与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在此基础上以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为其思维框架，建立起以“天演论”为特征的科学宇宙论，从而解构了中国古代本体论与宇宙论相结合的传统思维方式，开启了中国现代科学宇宙论的发展。与严复相比，王星拱的科学宇宙论也是以经验主义作为基础的，但却没有以某种自然科学理论作为思维框架，而是对有限与无限、时间与空间、物质与能力、生物进化与地球变迁诸科学基础问题进行了较系统深入的探讨。他的这些探讨，既不是纯哲学的，又不是纯科学的，而是用“科学之科学”——哲学对科学之综合的眼光看待宇宙论问题，解释宇宙论问题，从一个新角度开启了对科学宇宙论体系的建构。

第二，王星拱的科学宇宙论，强调以感觉经验为基石，主张立足感觉经验认识现象，反对超感觉经验去追求本体，表现出鲜明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倾向。他对历史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批判，固然未能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正确评价唯物论与唯心论长期对立与斗争的意义，但确实是抓住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将世界二重化、把本体与现象相对置的要害，指出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尽管坚持本体一元论，但却不能解决世界二重化问题的困境，揭示了哲学的出路在于摒弃传统的本体观念。这些思想比之严复、丁文江、胡适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更为深刻。他批评朴素唯物论者，认为“拿头和墙碰一碰”不能证明物质本体，也是正确的。后来，武汉大学的另一位校长、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也不同意用“搬一块石头来证明物质第一性的搞法”

第三，在对传统本体论深入批判的同时，王星拱的科学宇宙论又孕育了重建哲学本体论的契机。首先，他提出哲学应当是“科学之科学”，这本身就包含有形而上学的倾向。其次，他在思考人生问题时，主张科学与哲学、美术、伦理结合起来，达到真、善、美的统一。他说：“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如何使善发生愉乐，如何使恶发生痛苦，这都是实际生活里边所应逐日解决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怎样呢?有知识以扩其见地，有情绪以砺其力行；科学、哲学是有益于前一层的，美育、群育是有益于后一层的；而又培之以经济的营养，辅之以政法的准绳，凡圆颅方趾之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使其从之也轻，故其行之也远，则天下同归于善，自然有沛然莫之能御之势了。”在这里，不仅科学的意义范围受到了限制，而且科学宇宙论本身也被赋予了人文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色彩。正是这样，丁文江在为《科学概论》所写的《序》中对王星拱提出了批评，认为王星拱“所说的科学范围还嫌狭隘一点。支配人生不外乎情感与知识。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凡不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结论都不是知识”。这一批评恰从反面说明了王星拱对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基本纲领加以了修正和完善，甚至有了突破。

因此，王星拱在《科学概论》中所建立的科学宇宙论，对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具有双重的意义：既是这一哲学派别合逻辑发展的结果，又是这一哲学派别临近终结的标志。王星拱之后，科学主义思潮由对传统本体论的拒斥转向了对哲学本体论的重建：不是从经验出发拒斥本体，而是在经验基础上确立本体；不是完全否定传统本体论，而是吸取其中具有生命力的范畴加以现代意义的改铸。这就产生了金岳霖的“道论”体系。由此来看，王星拱是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发展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科学概论》是20世纪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责任编辑　严 真)

作者：李维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