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管理信息整合与服务论文

摘要：大数据知识服务正逐渐成为数字图书馆领域新的服务增长点。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规划管理信息整合与服务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规划管理信息整合与服务论文 篇1：

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模式分析

【摘要】文章从行政主导、协同治理、社区治理三种模式出发，分析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经验，即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强化社会协同治理、增强社区治理能力，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必须推动社会管理与服务制度化发展、增强社会组织的管理服务能力、明确社区服务管理目标和增强社会资源动员能力。

【关键词】基层 社会管理与服务 模式

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分析

行政主导模式。行政主导模式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与服务方面的主导作用，从多方面利用新的管理和技术手段来实现社会管理与服务创新，这种创新主要有政府内部机制创新和管理信息技术创新两种途径。

第一，政府内部机制创新。内部机制创新是指改变政府内部的职能与结构，通过理顺部门关系、优化组织结构、创新机制体制、强化业绩导向来创新基层管理和服务模式。

推动政府内部职能的转变。通过调整政府内部职能与结构，规范治理行为，提高管理和服务的供给效能。北京市清源街道办事处的参与式社区治理是政府内部机制创新的典型模式，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转变街道办事处职能。街道办事处在服务项目执行过程中逐步转变为为社区服务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监督指导，实现了由原来的直接提供服务向为社会组织服务和提供服务资源的转变。二是推动社区服务中心从管理转向服务。社区服务中心从行政工作下派转变为与社区共同协作开展社区服务项目，承担服务项目管理的设计、咨询、监督以及项目资金使用的审计等职责，发挥沟通街道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桥梁作用，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角色转变。三是服务项目从政府制定到以社区需求为导向设置。服务项目根据社区特点并在需求调查基础上设置，由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街道部门以及社会组织共同参与评选，确定社区项目。

健全内部竞争机制和绩效考核。通过给政府部门以压力，改善其服务意识，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欧盟国家推出的适用于公共组织的通用评估框架（Common Assessment Framework，缩写为CAF）吸纳了全面质量管理、平衡计分卡和卓越绩效模式等企业绩效管理工具中的合理要素，并融入了公共管理的管理经验，成为公共组织绩效管理的先进工具。深圳市龙岗区2008年试点整体等效导入CAF，尤其是引入以公民为中心的导向，即以顾客群体确认的重要领域和组织能够改进的特定服务领域为基础，在职能转变、运行机制、工作流程、改进管理方式和建立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关系等方面，实现事务性管理向愿景管理、从局部管理向系统管理、从人治管理向法治管理、从定性管理向定量管理的转变。

第二，管理信息技术创新。目前管理信息技术创新主要是网格化管理和数字化管理相结合。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地理信息系统和无线通信等多种数字技术，将社区细划为网格，形成精细化的管理单元。为每个网格整合配置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警员、网格督导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工作者和网格消防员“七种力量”，并在基础数据平台基础上，运用移动智能终端，结合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各类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基础数据的动态更新，准确掌握网格内的基础数据、民情民意。

数字化管理实质是政务信息化系统的一部分，将电子流程管理与服务通过现代网络技术进行集成，对政府需要及拥有的信息资源、关键数据进行深层次挖掘、分析、利用和管理，以提升政府行政服务能力。

协同治理模式。协同治理模式是通过更新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形成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相结合的社会管理与服务新格局，以此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促进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能力的提升。根据基层组织内部创新的不同层次，协同治理大致可以分为管理组织协同化和运行机制协同化。

第一，管理组织协同化。管理组织协同化侧重于从组织架构方面创新基层管理与服务的组织结构，构建多元化的参与主体，实现组织目标的重新定位和不同组织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浙江省慈溪市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就是管理组织协同化的典型。2006年4月，慈溪市率先在坎墩五塘新村创设了“村级和谐促进会”，以人际和谐为目的，以村（社区）为单位，由市镇两级党委政府引导推动，当地群众与外来建设者共同发起，把外来人口服务管理纳入基层自治范畴，解决村（居）两委会在外来人口管理上的缺位。随后，这一社会组织的功能由融合为主向参与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拓展，形成了以村（社区）党支部为核心、村（居）民委员会为主体、村（社区）经济合作社为支撑、和谐促进会为依托、社会各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管理与服务模式。

第二，运行机制协同化。运行机制协同化是为原来独立的社会管理服务的政府组织（包括“条”上的职能部门和“块”的综合管理机构）和社会组织建立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网络，形成资源共享、彼此依赖、合作互惠的组织结构和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协作的机制。义乌市总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就是运行机制协同化的典型。义乌市总工会通过与新闻媒体、律师事务所、劳动部门、司法部门、兄弟市县工会、高等院校等先后实现社会性联合。一是发挥工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的作用，建构工会工作体系。二是把政府管理的过程性与社会团体的互动性结合起来，形成“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

社区治理模式。从行政权力和基层民主变化的取向来看，社区治理出现了形式各异的模式。

第一，议行分设模式。议行分设是按照“社区自治、议行分设”的原则，将居委会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行政、服务和自治职能归位于自治组织，形成“议”与“行”的并立同行。其代表是深圳盐田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社区服务站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拨付的社会公益服务资金、购买社区服务的专项资金以及服务站开展低偿社区服务项目的自收经费。社区居委会则履行社区自治功能，由居民依法民主选举产生，其功能是充当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与居民之间的桥梁，将居民的权利要求转达给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并代表居民对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其经费来源于政府拨付的办公经费、资产的收益资金及向社区募集的资金。

第二，合作模式。合作模式是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相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相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模式。

宁波市海曙区构建新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是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2004年3月，该区政府出台政策，试行为高龄、独居的困难老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区政府以改革职能履行方式为出发点，将扩大社会参与作为重要内容，寻求与社会组织和社区之间的合作，吸引社会资源参与养老工作。政府主要扮演服务规划者和购买者角色，形成了“政府扶持、非营利组织运作、社会参与”的合作机制。“政府扶持”指区政府将购买服务的开支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向星光敬老协会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非营利组织运作”指星光敬老协会负责项目运作。“社会参与”指整合和利用社会资源，一方面实施“义工银行”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整合社会企业资源，将居家养老和社会企业提供的信息服务平台联系起来。

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的建议

各种模式的实践经验表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强化社会协同治理、增强社区治理能力等是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取得良好效果的保证。为了加强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下工夫。

推动社会管理与服务制度化发展。一方面，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是社会政策的发展和完善。社会政策的本质是通过政府的再分配以缩小社会成员初次分配差距，提高全体成员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必须在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方面进行统筹规划，通过顶层设计勾勒出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的框架，与国家社会政策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厘清政府、社会与市场的职能，将应当由市场、社会完成的治理功能交还给市场与社会之后，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部门建设，完善公共服务监管。其要件在于以组织方式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制度化的途径完善政府的服务监管、资源支持等职能。

增强社会组织管理服务能力。着力构建政府主导、资源激励、合作互补的新型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机制，解决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居民参与不足、多样化社会需求难以满足的问题。一是形成制度化、有序化的公众参与渠道。政府应释放社会空间，要寻求“信息相关”、“业务相关”和“需要相关”等协同的粘合因素，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合作治理。二是推进公共服务组织体系建设。三是强化社会工作体系建设，使社会工作者能融他们所具有的社会“管理职能”和作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行为”为一体。

明确社区服务管理目标。一方面要明确社区是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的落脚点，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要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展开。另一方面要解决好基层服务管理与社区居民需求之间的矛盾，关键是以“服务”来强化基层的社会网络，加强邻里互助、增强地区归属感，培养互济互助因素，培育基于互惠主义的服务机制。

增强社会资源动员能力。一方面，政府要夯实基层组织基础，将资源下沉到基层，让基层真正有人力、有资源、有手段去为群众提供服务。另一方面，要根除基于政府提供服务管理资源的依赖性，着力解决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匮乏的问题，其重要的路径就是使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自发组织起来，通过理性的集体行动破解政府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加强社会组织的资金筹集能力，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西昌学院副研究员）

责编/王坤娜

作者：卢凯

规划管理信息整合与服务论文 篇2：

数字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协同设计研究

摘 要：大数据知识服务正逐渐成为数字图书馆领域新的服务增长点。文章通过网络与文献调研，对数字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对比分析了其协同设计的特征，搭建了一个基于SOA架构、开放式的、松散耦合的体系架构，并从功能管理、协同管理、信息管理、服务资源及协同过程等五个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其所涉及到的关键技术与协同设计运行模式进行了研究与分析。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大数据；战略规划；知识服务

Key words digital library； big data； strategic planning； knowledge service

1 引言

目前，大数据知识服务正逐渐成为数字图书馆领域新的服务增长点。随着大数据与数字图书馆的飞速发展，知识服务逐渐发展成为多重角色协作参与、多个领域协同设计的活动，需要跨机构、跨区域、跨领域的知识服务资源的支持，由于大数据知识服务资源的分布不均衡，许多图书馆尤其是西部地区县级以下公共图书馆面临着资金紧张、信息资源与人才匮乏、服务技术及软硬件资源落后等问题，从而大大制约着数字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和知识服务能力的提升，而研究型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与一些中东部公共图书馆大量的信息资源、软硬件资源与能力资源处于相对闲置状态，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大数据知识服务模式[1]的提出，为解决大数据与数字图书馆的融合问题，特别是资源丰富、服务需求量大的高校、研究型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产品开发与分配问题，实现知识服务资源与服务能力的最优化协调、增效与增值，进而提升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基于知识的交互协同创造能力[2]，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法、思路和途径。正是因为大数据知识服务能为数字图书馆的生产型信息服务模式向智慧型知识服务模式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使其成为智慧图书馆、云图书馆、移动图书馆的关键技术之一，对智慧服务、泛在服务或云服务的实施和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2 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知识服务概述

2.1 相关研究简述

目前国内有关于数字图书馆与大数据的融合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服务创新、系统研发、技术实时与现状分析等理论研究方面，对于数字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协同设计的研究较少。由于大数据与数字图书馆的融合研究是一个较新鲜的概念，国内外对大数据知识服务方面的研究正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在国内，张兴旺等对大数据知识服务提出的背景、内涵、典型特征及体系结构等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并给出大数据生态系统在图书馆中的软硬一体优化集成的综合解决方案[3-6]。陈传夫等在分析大数据的特点和数字图书馆建设需求的基础上，就如何推动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实现大数据服务与管理实践，提出了四条战略性建议：改进资源选择、整合与保存方式；发展新型数字知识服务；完善财政投入机制；规避知识产权风险[7]。

数字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协同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对数字图书馆所包含的大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从其中抽取出对用户有价值的知识，并将其构建成可支持查询、分析和计算的知识库。目前，全球各类政府、商业或组织所构建的大数据知识库与知识服务应用程序多达上百种，较为典型的知识库或知识服务应用有：KnowItAll[8]、Probase[9]、SOFIE[10]等，以及一些类似于维基百科与百度百科等在线知识协同管理的知识库，如DBpedia[11]、YAGO[12]、WikiTaxonomy[13]等。此外，还有美国政府推出的Data.gov知识服务平台[14]、Evi公司的TrueKnowledge知识搜索平台[15]、Google的知识图谱（Google Knowledge Graph，也称Google知识图）[16]、Facebook公司的Graph Search知识搜索服务平台[17]等。国内的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平台研发和建设工作也出了不少成果，其中最为典型的有CNKI知识搜索平台[18]、中科院的OpenKN[19]与Knowware[20]、上海交通大学的zhishi.me[21]中文语义互联知识库、复旦大学的GDM中文知识图谱平台等。

可以发现，大数据知识服务各方面的研究已经陆续展开，但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应用实践上，数字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知识服务模式和标准。协同管理尤其协同设计作为大数据知识服务的关键技术之一，一直被数字图书馆领域所重视，而大数据技术的出现，给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体系协同设计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2.2 大数据知识服务协同设计的特点

大数据知识服务作为一种面向嵌入式协作化知识服务、自主需求和强调用户参与的泛在化智慧服务新模式，可以通过大数据网络环境为知识服务全生命周期过程提供随时获取、按需使用和支付、安全可信、绿色优质的各类知识服务活动。它可看作信息服务、知识服务、移动服务、信息推荐服务等先进服务模式在大数据环境下的发展与延伸，它继承了数字图书馆各种先进服务模式的优势，同时又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的优势与特征，弥补了传统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的不足与缺点。从协同设计在大数据知识服务、传统信息服务及知识服务3种服务模式下的特点对比（见表1），可见大数据知识服务具有明显的优势。

3 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知识服务协同设计的体系架构

3.1 体系架构

根据前面的分析，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的协同设计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能够提供访问和使用数字图书馆所提供的各类异构软硬件资源的支持，这些异构软硬件资源包括完成数字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协同设计的所有资源（如文本、图片、音视频等信息资源；服务器、存储器、网络设备等物理资源；人力、场地、服务设施等物料资源）；二是能够提供在数字图书馆运营者、服务提供者、用户等大数据知识服务主客体之间协同管理工作的支持；三是能够提供数字图书馆中动态资源能力服务的分布式协同调度的支持。整个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的协同设计框架在逻辑结构上可描述为五层结构（见图1）。

第一层为大数据资源层，包含物理资源和虚拟资源两层，提供在数字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协同设计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类软硬件资源，将分布在互联网各个角落的异构知识服务资源虚拟化封装后接入到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中，进行统一的协同规划、设计和管理；第二层为大数据知识服务协同设计支撑层，负责管理与维护各种被封装的、可组合、可重用的大数据服务模块，同时按照既定的标准、规范进行服务注册、发布，为协同设计服务层提供各种标准、规则、约束和支撑；第三层为大数据知识服务协同设计服务层，为协同设计需求提供各类型服务，按照上一层制定的标准确立相应的标准化接口，并向数字图书馆运营者、服务提供者和用户提供对应的服务接口；第四层为大数据知识服务协同设计门户层，将数字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所涉及到的各类管理、服务和建设过程分别（按照权限、类型、服务与管理需求等进行分类）向数字图书馆运营者、服务提供者和用户等提供交互接口；第五层为应用层，可以使数字图书馆运营者、服务提供者、用户等通过较为简便的操作界面，在不同服务终端上使用数字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的协同设计平台获取相应的知识服务。

3.2 体系架构的描述与解读

由于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的协同设计过程较为复杂，单从某一方面来对其体系架构进行描述和解读，都难以反映该体系各个层面的特性及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此，笔者从管理功能、协同管理、信息管理、服务资源及协同过程等五个视角对其进行分析。

3.2.1 管理功能视角

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协同设计的功能主要包括：（1）知识服务资源的管理，负责对各类异构软硬件、信息与技术等知识服务资源进行管理，包括知识服务资源的虚拟化、封装、发布、组合优化、监测及服务质量评价管理等；（2）协同规划与设计需求的管理，负责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协同规划与设计需求的分解、服务与管理流程建模、资源调配，以及对参与整个协同设计过程的机构、人员和企业的管理；（3）协同规划与设计过程的管理，负责对整个大数据知识服务协同设计过程进行监控，实时检测出在协同设计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类故障、错误及冲突，并提交至容错机制、知识服务需求冲突消解机制等管理模块中进行解决；（4）提供负载均衡、容错及冲突消解机制等功能模块，保证整个大数据知识服务协同设计过程的成功进行；（5）协同设计工具的管理，负责数字图书馆运营者、知识服务提供者和用户之间交流、协作通道、平台及通信工具的正常运行，确保大数据知识服务主客体之间能有效及时的进行信息交互；（6）数据、信息与知识的管理，对数字图书馆产生的所有数据、所拥有的信息资源与知识，以及在整个大数据知识服务协同设计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类知识等进行管理，如教学类知识、科研类知识、经验类知识、标准类知识、案例类知识等。

这些所有功能模块有机融合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环环相扣。随着大数据知识服务协同设计流程的启动，一个功能模块开始运转缓缓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其他功能模块的运转，才能提供与用户知识服务需求相匹配的服务，从而增强知识服务协同效果。

3.2.2 协同组织视角

通过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将分布在不同区域、机构和领域的各种数字图书馆资源（包括数据库厂商、高校及其图书馆、科研机构、用户及管理者等）紧密的关联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数字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协同组织体系（见图2）。

3.2.3 信息管理视角

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的信息涉及规模大、内容多、结构与类型复杂，包括数字图书馆信息、用户信息、知识服务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信息、安全信息、管理信息、协作信息、评价信息及其他信息等。通过对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协同设计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信息进行分析，得出其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的信息管理视图（见图3）

3.2.4 服务资源视角

针对数字图书馆中知识服务资源的分类有多种方式，依据大数据知识服务过程所涉及到的资源性质，本文将服务资源分为：信息资源、知识资源、服务能力资源、人力资源、物能资源及其他资源等六大类。其中，信息资源主要包括数字图书馆所提供的各类文献、图书、专利、标准等各类知识服务信息资源、知识服务市场信息、图书馆与所属机构信息、用户信息、技术信息、数据库厂商信息、协同工作信息等；知识资源主要包括数字图书馆所提供的各类服务实例知识、建设与服务规范类知识、服务设计原理类知识、经验类知识等；服务能力资源主要包括底层软硬件资源、各类知识服务协同设计能力、服务模拟仿真能力、知识与知识服务生产能力、管理能力、运营能力及维护能力等；人力资源主要包括数字图书馆的各类管理、运营与维护人员、技术人员、参与大数据知识服务协同设计的各类专家等；物能资源主要包括数字图书馆建设与管理所需要的物理场地资源、基础设施资源、物料资源、办公设施等；其他资源主要包括资金资源等。

3.2.5 协同过程视角

通过协同过程视角可以将上述四个视角进行有机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较为系统的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的整体运转流程（见图4）系统的描述了在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协同设计过程中，各种服务资源、协同组织的交互过程，以及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协同设计的各个功能模块信息的组合情况。

4 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知识服务协同设计的关键技术

4.1 基于SOA的大数据知识服务架构

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SOA）是一个由彼此之间可通信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服务构成的灵活抽象的分布式IT架构模式[22]。通过SOA技术可将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中的各个不同服务单元分解成多个独立的功能模块，并通过已经定义好的服务接口和规则联系起来，从而使得数字图书馆可以在大数据环境中对松散耦合和跨平台的粗粒度知识服务应用组件进行分布式部署、组合、交互和使用。一方面，通过SOA设计模式，可将数字图书馆、管理者与用户之间协同设计过程，以及数字图书馆所提供的各类大数据知识服务直接转换成可操作性强的、基于标准系统接口的、可被重组和优化的一系列相互嵌套、相互关联的服务功能模块。另一方面，基于SOA的大数据知识服务架构还可为服务提供者、服务运营者与用户屏蔽掉数字图书馆及对应的大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在运行平台、操作系统、数据与信息来源等方面的复杂性、异构性，使得数据、信息、服务等在跨系统、跨平台环境下，按照一种统一的、标准化的接口提供有效的大数据知识服务。因此，将SOA引入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协同设计过程，能有效地打破运行平台、管理与服务等异构性的限制，使得其具备较强的迁移性、互操作性和可重用性，进而使数字图书馆能够迅速应对用户的知识服务需求。

4.2 服务资源管理

服务资源（数据、信息和知识资源、软硬件资源、服务能力资源等）管理问题是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协同设计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之一。数字图书馆是一个集成知识服务资源和服务能力的环境，且拥有大量异构的服务资源。针对大数据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资源的科学、有效管理可从五个方面展开：（1）对服务资源的表达与描述模型进行研究，对数字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资源进行标准、统一、系统的描述与定义，消除异构的服务资源之间的定义误解与语义冲突；（2）由于服务资源规模庞大、类型与结构复杂，在对其进行表达和描述时，需要采用标准化手段对其进行统一定义与描述；（3）针对用户知识服务需求，需要充分考虑到与之相匹配的服务资源发现、匹配、选择、优化与组合等问题；（4）要对服务资源的虚拟化、封装与协同管理方法进行研究[23]，对数字图书馆所涉及到的物理资源进行虚拟化封装，以及对信息、知识与服务资源等进行协同管理，使得用户忽视服务资源的地域性与异构性，只在统一的标准化访问接口中获取大数据知识服务；（5）对数字图书馆中服务资源快速发现、匹配、组合和优化等模型进行研究。

4.3 知识服务智能匹配与组合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从大数据知识服务智能匹配与组合的全生命周期（即服务匹配与组合执行前、执行中与执行后）角度出发，可将数字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智能匹配与组合分为五个阶段：知识服务设计阶段、知识服务部署阶段、知识服务选择与优化阶段、知识服务执行与监控阶段、知识服务综合评估阶段。每个阶段所涉及到的操作内容与管理方式都不一样，但有几个共性问题却是每个阶段都会涉及，且需要解决的：

（1）大数据知识服务建模、描述、一致性检查与可执行模型转换问题[24]。由于大数据知识服务是对知识服务资源的能力进行大数据化后的产物，且具有异构性、动态性及专业性等特征，加上用户知识服务需求、知识协作关系与知识利用的动态变化性及复杂性，使得用户对大数据知识服务有更高要求。为形成不同粒度的知识服务资源和知识服务能力，实现大数据知识服务按需分配和使用的目的，就必须研究大数据知识服务建模与描述方法，建立模型后，还需要对其进行形式化验证，解决大数据知识服务智能匹配与组合过程中的服务冲突、流程死锁、匹配不一致等问题，而在知识服务过程中还需要研究知识服务匹配与组合的可执行模型转化与验证方法。

（2）大数据知识服务组合的关联问题。由于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是将一系列服务单元按照既定的规则、标准与规范进行组装，进而满足用户知识服务需求。而在知识服务组合过程中，大数据知识服务单元之间的组合关联关系（如统计引文合作关联关系、服务主客体关联关系、服务组合关联关系等）对整个知识服务组合质量（如服务可靠性、服务组合成功率、用户体验质量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大数据知识服务组合中的服务之间关联关系进行研究，一是知识服务组合关联关系的分类、定义、内涵及描述方法；二是知识服务组合关联关系的动态QoS评估方法与模型；三是基于知识服务组合关联关系的智能构建方法。

（3）大数据知识服务组合的柔性管理方法。随着数字图书馆中大数据知识服务资源和服务能力、知识服务状态与服务质量、知识服务组合关联关系，以及用户知识服务需求的动态变化，使得大数据知识服务组合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对其服务过程和服务质量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当这些不确定因素发生变化，影响到大数据知识服务组合的执行时，就要求数字图书馆能够及时调整大数据知识服务组合方案，从而成功执行满足用户知识服务需求的服务能力，即对大数据知识服务组合的柔性管理方法进行研究。大数据知识服务组合的柔性管理研究主要包括：一是大数据知识服务组合柔性管理的影响因素；二是大数据知识服务组合柔性测量方法；三是大数据知识服务组合柔性管理的提升策略。

（4）大数据知识服务组合网络研究。在传统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下，信息资源或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用户都希望最大化实现信息资源、知识的效用或效益。因此，数字图书馆就必须明确应该提供怎样的知识服务，以及如何提升数字图书馆的利用率，才能实现知识与知识服务的增效和增值。但在数字图书馆中，单个知识服务单元被用来满足用户服务需求的较少，通常是与其他服务组合在一起来满足用户的知识服务需求。因此，有必要结合复杂网络、系统科学等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对所有大数据知识服务单元构成的服务网络进行系统研究，如知识服务网络构建规则、知识服务网络动态演化模型与构建方法、知识服务网络的动力学特征分析、知识服务网络的服务节点控制方法与策略等。

（5）大数据知识服务选择、优化与评估研究。数字图书馆用户的知识服务需求不是简单的计算、存储或网络带宽的服务需求，而是对数字图书馆中各类异构信息资源、知识资源和知识服务能力的综合需求，同时由于用户知识服务需求涉及领域广，使得需求是动态变化的、不确定的、大规模的。此外，随着用户知识服务需求、大数据知识服务资源状态和服务能力的动态变化，加上数字图书馆拥有着大量待选的知识服务单元，使得可选的大数据知识服务组合的方案也是不确定的。因此，如何选择最为合适的大数据知识服务组合方案也显得尤为重要，而对大数据知识服务选择、优化方案进行评估（包括大数据知识服务质量评估、可执行性评估、最优化方案及最佳选择方案评估等）也变的十分有必要。

（6）大数据知识服务组合的其他相关研究。与大数据知识服务组合相关的研究还有：知识服务过程（如服务质量、服务需求等）中的不确定性研究、知识服务可视化研究、基于大数据生态系统的知识服务组合链研究等。

4.4 知识服务交易模型

为管理数字图书馆中大数据知识服务提供者与用户之间知识服务交易过程，就需要提出一种科学的多模块动态知识服务交易模型，该交易模型应包含多元化动态知识服务交易模式（支持知识服务定位、协作、协商、支付与购入等多种交易模式）、知识服务交易流程管理与控制（交易流程一般包括服务规则制定、服务规则执行/服务规则交易、交易后流程管理与控制等）、知识服务交易规则制定（通过制定可信的交易规则，提供评价机制来维护知识服务提供者、管理者与用户之间的信任关系）、基于协同设计的多赢的自动知识服务协商模型等，用来支持动态变化、异构、高度协作的大数据知识服务交易。

4.5 知识服务协同监测体系

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知识服务协同设计监测体系主要包括：（1）知识服务资源的协同监测。数字图书馆有着大量的、异构的软硬件资源，怎样对其进行有效的协同监测、管理及控制，是实现大数据知识服务的基本保障。这一环节就需要重点研究这几个问题：研究利于协同监测的体系架构，以满足协同监测需求；研究高效的、灵活性强的知识服务资源协同监测策略；研究知识服务资源状态的智慧化管理技术等。（2）知识服务过程的协同检测。在整个知识服务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类问题，对其进行有效的协同监测，有助于大数据知识服务过程高效、准确的完成。（3）协同设计过程的监测。这一部分主要研究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中协同设计过程中的模型、方案、协同过程设计等各个环节产生故障、冲突或错误的影响因素、原因、特征及问题类型，从而研究出适合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的智慧化监测模型，以对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协同设计过程进行及时有效地监测。（4）知识服务平台的协同监测。毫无疑问，数字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平台是用户获取其所提供的大数据知识服务的交互接口。

针对大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建立多层次协同监测体系，研究不同层次的协同监测体系的故障状况及相应的解决方法，实现智慧化监测和预判各类问题，并对可能发生的故障、冲突与错误进行预警，从而确立对应的容错机制、迁移与恢复策略，及时排除问题，确保整个知识服务过程的高效运行。

5 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知识服务协同设计的应用模式

在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中，用户无需深入了解知识服务协同设计环境的提供者，只需要向大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提交知识服务需求，在接受用户知识服务需求后，数字图书馆会自动组织服务资源进行协同设计，开始知识服务协同设计过程，并自动配置相应的知识服务资源来完成整个知识服务过程，为用户提供最合适的知识服务（大数据知识服务协同设计的运行模式见图5）。

数字图书馆管理者与运营者通过互联网，在服务资源模块注册、发布各类知识服务资源、知识服务等，知识服务协同设计体系将服务资源与知识服务进行虚拟化、封装成相应的服务，并发布、保存到大数据知识服务资源中心；用户在明确其知识服务需求后，通过数字图书馆所提供的大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对其知识服务需求进行表达与描述，确立其知识服务协同设计方案、相应的服务资源及知识服务环境；数字图书馆在接受用户知识服务需求任务后，对用户知识服务需求处理任务进行拆分、解释、服务资源匹配、选择及服务资源组合优化，并将最优化的知识服务资源提供给用户，结束整个知识服务流程后，将最佳知识服务方案及结果反馈给用户。

6 结语

随着大数据理论与技术的飞速发展，急速膨胀的信息资源建设需求和多元化知识服务需求不断给数字图书馆的知识服务模式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由于大数据知识服务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正处于不断改进和发展的阶段，并且现有的数字图书馆尚未形成功能完备的、标准的、稳定的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因此，需要根据数字图书馆服务特性及用户知识服务需求，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统一进行协调规划、设计，分步实施。

目前这一领域还存在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本文简要描述了数字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理论与应用的研究现状，对比分析了面向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知识服务体系协同设计的特征，搭建了一个基于SOA架构、开放式的、松散耦合的体系架构，并从管理功能、协同管理、信息管理、服务资源及协同过程等五个视角对其进行分析，指出其所涉及到的关键技术及主要研究内容，并结合应用需求对其运行模式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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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兴旺（1982-），男，桂林理工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晨晖（1984-），女，桂林理工大学现代教育中心讲师。

作者：张兴旺　李晨晖

规划管理信息整合与服务论文 篇3：

图书馆知识服务背景下的通借通还服务研究

摘 要：通借通还是城市图书馆的基本要求与服务之一，并越来越多地被图书馆所应用，但在现代图书馆知识服务的背景下，通借通还还应寻求新的服务增长点。文章主要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读者借阅数据为依据，说明了在中科院各个图书馆之间采用通借通还服务模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对知识服务背景下的通借通还增值服务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知识服务 通借通还 现代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随着社会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模式改变，审视知识经济社会和信息环境双重环境作用下的图书馆定位与用户需求，寻找新的服务增长点成为现代图书馆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信息的海量激增为图书馆带来了馆藏困扰及电子资源的便捷获取，走资源共享、服务覆盖之路也成为现代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社会背景之下的发展道路，以通借通还为城市图书馆基本服务条件的图书馆联盟、总分馆、区域集群图书馆等都已证明其是最适合当前我国民众知识获取需求的图书馆发展模式。因此，在当前以图书馆知识服务为主题的背景下，挖掘通借通还的服务潜能，提升图书馆的知识服务水平成为图书馆研究的问题之一。

1 图书馆通借通还与知识服务

1.1 通借通还的概念与管理模式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通借通还是指读者凭借着图书馆的有效借阅证件，可通过现场或网络等服务途径，实现对已纳入通借通还体系的图书馆总馆、分馆或任一成员馆实现图书的任意查询与借还。从通借通还的管理模式来看，通借通还主要有三种管理模式：总分馆管理模式、分散—整合管理模式和分散—共建管理模式［1］。总分馆管理模式是指由总馆负责统一组织管理，通过统一经费来源、统一业务协调、统一技术支撑系统，并采用统一服务标准，统一收费标准，从而保证读者可持“一卡通”借阅卡在全体分馆或成员馆中享受同等服务待遇，国内外多数图书馆都在采用此种管理模式。例如2001年由上海市政府出台“上海市中心图书馆计划”，建立了以上海图书馆为总馆，市内各区县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科研图书馆为分馆的地区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体系，目前已建35所分馆，其中公共图书馆20所，大学和科研图书馆15所，覆盖全市19个区县，并向基层街道和乡镇延伸，拟计划于“十一五”规划期间发展基层服务点至100家［2］；分散—整合管理模式指同一地区内的图书馆保持现有的管理体制与原有行政业务运作模式，但通过地区性的协调机制来实现通借通还，如北京地区的图书馆联盟等；分散—共建管理模式指多所图书馆保持现有的条块分割、分散管理的管理体制，但通过协调方式共建一个专门的馆藏和实施项目的管理机构，如佛山禅城区的联合图书馆等。

1.2 我国图书馆通借通还服务的开展现状

早在1998年，广州市就做出了通借通还的项目规划，但因各个图书馆所属管理机构的不同而产生产权归属意见不统一让该项目止步于规划，真正的通借通还直到本世纪才开始出现。2004年8月12日，深圳市图书馆、南山图书馆和宝安图书馆联合推出的“通借通还”［3］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实现了在多个所属不同管理机构图书馆的通借通还，之后，通借通还如雨后春笋，产生并成长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如截止2012年6月，山西省实现了全省70余家图书馆的通借通还［4］，北京市实现了全市60余家图书馆的通借通还［5］等。据笔者对“211”院校图书馆、各省级图书馆及直辖市图书馆的网站访问统计，发现截止2012年6月15日，所访问的我国高等院校图书馆基本均能实现同一院校多个图书馆之间的通借通还，但公共图书馆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区未能做到通借通还，即使做到通借通还的图书馆，其管理也主要是上述的总分馆管理模式与分散—整合管理模式。但总体而言，我国图书馆的通借通还服务不管是从开展的范围还是深度来说，都还发展不成熟。

1.3 现代图书馆知识服务背景下的通借通还

知识经济的发展及图书馆用户信息获取中出现的数字化、个性化及知识化倾向，使得现代图书馆必须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系统平台的力量，去完善、创新传统的服务途径与模式。以知识需求为起点，与用户进行知识的互动服务，帮助用户深化知识［6］的新一代服务模式——知识服务，体现了图书馆的知识价值，并已成为现代图书馆的发展旋律，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国科图）等图书馆均将知识服务作为图书馆的发展战略之一，知识服务成为了新世纪以来图书馆的发展背景。产生于城市图书馆服务理念、以便捷传统图书借还的通借通还服务模式，也应该在这个发展背景下寻求新的服务增长点，如个性化知识咨询服务等。

2 中科院图书馆通借通还服务构想

2.1 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借阅服务现状

中科院为了给广大的科研人员提供专业、便捷的文献服务，不仅建设有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各研究院、所也根据其学科属性需求建设有馆藏重点不同、特色鲜明的院所图书馆。本文在此主要以国科图的读者借阅量等数据为例，说明中科院图书馆的读者借阅现状，并以此说明通借通还等服务在中科院图书馆实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国科图自2002年搬入新馆后便开始启用了新一代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新世纪系统。通过该系统统计发现，截止2010年底，国科图为京区院内、外读者办理借阅证共计40911个(见表1）。同时，笔者还以中国科学院京区四十多个研究所距离国科图远近为基准,对其中的13个所2002年至2010年利用借书证借阅国科图的文献资源情况进行了统计（见表2）。

（1）读者持卡利用率与借书率不高，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读者借阅证的利用率不高，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馆际互借效率与开展范围等均不能满足读者需求（国科图为院京内所图书馆40多家成员单位提供图书代借服务并送书到所，但只有15家（京区8家、外地7家）院所图书馆提供馆际互借服务）；借阅证不能在中科院各个图书馆之间通借通还（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图书馆与本所自动化系统相统一，建设有各自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和借书证,但凭借书证只能借阅本所的图书）等，同时，电子文献信息的数字获取更为便捷并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选择和接受，到图书馆进行纸质图书的借阅并不是文献信息获取的唯一途径等也可能都是持卡利用率不高的原因。

（2）距离成为制约读者借阅证使用率的一大因素，提供代借服务、馆际互借服务的图书馆也大受欢迎。从数据可发现，位于玉泉路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办证数量最多（6444个）, 但使用率最低（45%）, 除因为研究生流动性较大的原因以外（研究生院大约一半的学生第二年要离京回原单位继续上学），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距离国科图比较远，致使其借阅使用低，与之对应的是离国科图较近的三个位于清华东路附近的研究所读者借阅证使用率均超过70%，与国科图都在中关村的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等六家研究所的图书馆读者借阅证使用率均超过80%，与之只隔一条马路的国家纳米中心的图书馆读者借阅证使用率最高达（96%）,其次，从数据来看，提供代借服务、馆际互借服务的图书馆也大受欢迎。为京内院所读者提供馆际互借的中科院青藏高原所图书馆读者借阅证使用率较高，这说明了提供代借服务与馆际互借服务的图书馆也大受欢迎。

2.2 通借通还成为中科院图书馆读者的时代诉求

从国科图的读者借阅证利用情况及借阅流通量来看，院所图书馆之间各成体系、条块分割的局面是影响中科院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利用的一大主要原因。为了提高借阅证使用率，提高馆藏资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科研人员和不同类型读者的需求，使各成员馆文献资源得以共建共享，使读者在最便捷的一家中科院图书馆就能借还中科院乃至北京市其他图书馆的书籍，由此节省时间，可见开拓新的服务模式——通借通还服务势在必行。

2.3 中科院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服务的构想

（1）实现城市图书馆理念下的基本通借通还服务。提高对城市图书馆服务理念的认识，尽早实现中科院图书馆之间基本的图书通借通还，如：通过网络、电话或任何一家中科院图书馆读者都可以查找到所有中科院图书馆的馆藏信息；可以到任何一家中科院图书馆外借、预约、归还中科院所有图书馆的图书等，真正解决因距离远、借阅方式单一等因素带来的借阅率低等问题，真正实现城市图书馆基本的服务与管理；并可考虑在实现中科院图书馆通借通还的基础上加入北京市图书馆联盟，实现中科院图书馆读者在北京市更多图书馆的通借通还。

（2）实现知识服务背景下的通借通还增值服务。由于现代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主要依赖于数字资源与系统平台建设，传统的通借通还服务还不能满足用户的服务需求与图书馆知识服务体系的建设需求，因此，还应考虑利用通借通还读者身份信息卡，实现诸如基于个人综合信息分析所呈现的用户知识需求个性化知识定制、基于机构知识库的学科知识咨询与互动、基于嵌入式服务的学科信息推送、基于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多维度沟通等新型的通借通还增值服务变得成为必要和可能。

3 结语

尽管我国图书馆在通借通还服务模式上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中科院图书馆不管是在内部图书馆之间还是与北京市图书馆联盟的跨系统之间进行通借通还，都还面临着诸如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的共享、服务数据库及网络的建设、图书的物流派送、管理机制的协调建设等问题，同时要在现代图书馆知识服务的背景下寻求通借通还新的服务点，也会面临着诸多图书馆之间的知识服务协调、学科知识的交叉服务、服务平台的信息分析等问题。但不管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多大多难，中科院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都是一种趋势，在知识服务的背景下拓宽其发展路径将是未来图书馆发展的道路之一，而研究如何拓宽道路的途径、模式等必将是未来的一大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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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季毅（1961-），女，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助理馆员；刘婉琦 （1962-），女，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馆员。

作者：季毅 刘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