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环境形成背景

第一篇：中国地理环境形成背景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

随着中国由衰亡走向兴盛，中国共产党也在磨难中一路走来，不断成长，开辟了中国发展的新气象，也创造了一系列科学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理论，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除毛泽东思想外，后几者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思想不仅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促进了中国的各方面快速发展，为快步前行的中国注入了蓬勃朝气，也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个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总是和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紧密相联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7年10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和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把握新的时代要求,密切结合时代特点,立足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取得的丰硕理论成果，深化和丰富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水平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这段话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1]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

1、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整个世界发生着大变动大调整，这种变动调整的剧烈和深刻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大国间关系不断调整，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强，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促使世界各国经济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全球市场、资金、资源的合作和竞争更加复杂，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较量越来越激烈。特别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科技竞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重大科技发明的广泛应用，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也引起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2] 邓小平曾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这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国际背景。这一主题造就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随着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更为激烈。另一方面尽管人们极力倡导和平发展，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恐怖主义危害上升，一些地区的冲突和争端时起时落，世界还很不安宁。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增长，一些国家的发展弊端暴露出来。由于一些国家在社会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弊端，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不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致使发展遇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3]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深刻总结世界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2、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潮的国内氛围

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精神，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科学判断和始终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新时期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不断增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的自觉性。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重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强调我们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指引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它牢牢立足于这一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之上。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实践依据。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回首30年来，改革开放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现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改革全面推进、对外开放广度深度不断拓展的壮丽场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30年来，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一路高歌行进：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领域改革到其他各个领域改革，从经济特区的兴办、沿海城市的开放到沿江沿边和省会城市的开放，从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到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使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可以说，改革开放每一步发展都推动了理论创新，党的理论每一次创新都推动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天地。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党在新时期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共同推进的历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不竭源泉。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国各族人民实现自己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成功探索和新鲜经验都来自于基层，来自于人民群众。坚持从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寻找路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讲过，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是群众的智慧。我们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江泽民同志说过，好办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们头脑里固有的，归根到底来自于人民群众实践。胡锦涛同志指出：“尊重人民实践、从人民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思想营养并上升为理论，是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无不显示了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智慧和活力。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热情支持、鼓励、保护、引导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深刻总结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产生的丰富经验，从中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人民群众中凝聚力量、汲取智慧而形成和发展的。[2]

3、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提供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认真总结和汲取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认真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2]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一片混乱，工业百废待兴，思想亟待整顿，但就在这重要的时期，由于领导人的错误判断，发动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一事件使中国的思想理论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很多极端的思想，使国家也处于一个混乱状态，经济无法恢复，人民生活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这样关键的时刻，以邓小平为领导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及时结束了这种混乱状态，他们总结前人在后期建设时所出现的思想认识、方向上的问题，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实行了改革开放，并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伟大理论成果，使中国迈开了走向小康的步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逐步走向小康，经济形势、结构，发展模式也随之变化，在这种快速发展的情况之下，中国急需一套理论来引导其继续发展，于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而科学发展观则是在中国处在大发展、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党总结实际所得出的重大科学理论。这些理论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也都来在于中国发展的实践经验。

三、结束语

当今，中国处在大发展、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发展是中国的关键点，而理论则是指导发展的航标和灯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是中国永远的指向标。

四、参考文献

[1]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时代背景(一) 作者 罗尚义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

[3] 总政治部宣传部 组编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第二篇：孔子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孔子创立儒学的地域文化背景

地处泰山之阳、黄淮平原东部的邹鲁地区原属东夷，农耕文化和礼乐传统发达较早。大汶口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的考古成果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一点。商部族源出东夷，商王朝在盘庚迁殷以前，曾在这一带建都四十余年。西周建立后，周公父子受封建鲁，这里又成为周王朝控制东方的头号重镇与姬姓贵族推行“周礼”的示范性大国。鲁国初封时，因为周公的关系，在各大诸侯国中有着特别优越的地位，曾被赐以整套的祝宗卜史、文物典册、官司彝器，后来又被特许祭祀周公可用“天子礼乐”。鲁国宗法贵族也以恪守周公“遗训”为职责和荣耀，所以直到春秋时期，鲁国仍以完整保存“周礼”著称。

向来史家都称春秋社会的**导致“礼坏乐崩”。实际上，如果着眼于孔子学术的主要特点，则春秋时期无疑是西周礼制的“复述”期(包括改造和突破)，郑重其事的礼学和后世儒家所推崇的理想“周礼”形态都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发育和成熟起来的。广义的“周礼”涵盖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但从较狭的意义上理解，它主要还是姬姓宗法贵族的礼制，并不能完全包括各地诸侯国独具特点的传统礼制和民间礼俗。《左传》襄公十年记晋人称道“诸侯宋、鲁，于是观礼”，是说宋存“殷礼”，鲁存“周礼”，各具典型。而与鲁国为近邻的小邦邾国、大邦齐国等，保存“夷礼”特多，仍与鲁国宗法贵族的独“秉周礼”大异。其实，即使在鲁国及鲁都城内部，“周礼”与“夷礼”、“殷礼”并存的局面也从未消失。鲁城内有“周社”、“毫社”，后者即是为土著的殷遗民专门设置的行礼场所。前些年在曲阜鲁故城内发掘出两组墓葬，葬式、葬俗和随葬风格都迥然不同。其中甲组墓属于土著墓，从西周初年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突出特征是盛行殉狗，随葬陶器组合规整，且流行簋、豆等圈足器，制作也较精致;乙组墓属于周人墓，有的下及战国早期，而绝不见殉狗，随葬陶器则制作较粗陋，组合亦凌乱，且完全不见簋、豆等圈足器。两组墓差别如此之大，可使人们获得对“周礼”的新认识。看来古籍所乐道的伯禽受封之鲁而“变其俗，革其礼”，即使确有其事，那实行的程度也相当有限。

“周礼”与民间礼俗的差异既包含了阶级对立的内容，也包含了国、野之别。所谓“礼坏乐崩”，主要是指周王室东迁后上层贵族社会礼制的混乱与多变，对民间礼俗未必有多大影响。据我们所考察，孔子早年习礼所接受的还是“殷礼”遗制。他是殷王室后裔，但自幼生活在鲁地，接触最多的还是东夷风俗。他“十有五而志于学”，由于家境贫困，曾做过仓吏、牧吏之类卑微差事，实际是通过“宦学事师”的途径求学的。起初他还不可能学习贵族礼制，《论语·八佾》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被时人讥笑为“邹人之子”不“知礼”，说明他那时对“周礼”还知之不多。《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朝鲁时，讲了一大篇“少昊氏鸟名官”的古史传说，孔子闻所未闻。他真正了解和研究东夷古史大约自此始，时年27岁。与当年郯子所说少昊兴起时的“凤鸟适至”恰成对照，他在36岁时“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说明他已开始自觉搜访古代文化遗产了。他对东夷文化始终不能忘怀，晚年还萌生过“欲居九夷”的念头(《子罕》)，又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话(《公冶长》)。

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到鲁昭公二十四年，即他34岁时，鲁大夫孟僖子去世，临终立下遗嘱，令其二子(即南宫敬叔和孟懿子)师事“圣人之后”的“达者孔丘”学礼(见《左传》)。这表明孔子此时已经以办私学成名，他的贵族后裔身份也得到鲁国贵族的承认。《史记·孔子世家》说他稍后由南宫敬叔陪同，到东周王都洛阳“问礼”，并会见了做史官的老子。孔子真正得以系统地接触周官典籍，并全面检讨“周礼”，恐怕就始于此时。后来随着所办私学的

扩大，他一面整理和传授《诗》、《书》、《礼》、《乐》等典籍，一面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学说体系，最终以一位古典王官文化继承者、传播者和集大成者的成就，成为鲁国的“国老”和儒学的开山。

孔子的学术以礼学为主干，在总体上表现为“述古”的形式，但基本精神还是“维新”的。他强调“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三代之礼皆相因而损益，“其或继周者”仍会有变化(《论语·为政》)。这观点可说是古礼学上的一大发明，也是他会通“殷礼”入“周礼”的纲领。他还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八佾》)这等于承认各国礼制自有其传承统系。所以，孔子所标榜的“周礼”实际只是他认为在春秋之世合理而适用的理想礼制形态，而决非是周公时代的礼制原形;否则，他也不会被称为“圣之时者”。

一、宏观背景分析

有关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学术界存有较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又是同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即中国到底是于何时脱离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相联系的。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上限，学术界主要有种四种意见，即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其中影响最大的在“文革”前是西周封建说，“文革”后则是战国封建说。但是，很显然，不论人们对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如何，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阶段乃是确定无疑的。

二、中观背景分析

对春秋之际社会状况所作的上述分析是我们了解孔子思想得以形成的宏观背景，但是，接下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同样的时代或同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家呢?面对春秋时代所提出的社会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诸子之学”的不同观点呢?或者更进一步问：即使是同为“礼学”，为什么在鲁国产生的礼学即孔子之学会别具一格呢?毫无疑问，这是由春秋之际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也是由孔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即鲁国的政治文化历史特点所决定的。

第三篇：大部制背景下中国环境管理体制之反思与重

构

——以《环境保护法》第7条的修改为视角

高晓露

2012-10-26 15:31:35 来源：《财政监督》2012年6期

【摘要】：中国环境管理体制至今已经历了初始、形成以及逐步完善三个发展阶段。基于《环境保护法》第7条而建立起来的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在组织结构、职权结构以及权力运行机制等方面仍存在问题,已远远不能适应大部制改革以及中国环境保护实践的需要。究其原因,主要根源于《环境保护法》第7条的规定。为此,应修改《环境保护法》第7条,将环保部门的职能由"统管"改为"综合协调",同时合理设置环境管理机构及其职责分工,完善环境管理权力的运行机制。

【关键词】： 大部制改革 环境保护法 环境管理体制

大部制改革是中国为了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大部制改革重点不在于合并或新设部委，而在于部门之间职能的重新梳理和整合。经过200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拥有了人们所期待的“话语权”与权威性。然而，我国的环境执法状况却并没有随着环境保护部门的“升格”而好转。现实的情况依然是国家环境立法的实施效果无法体现在环境质量的提高上。究其原因，现行环境管理体制是主要桎梏之一。根据《环境保护法》第7条①的规定，中国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是统一监督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监督管理相结合。各级环保部门是环境保护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部门，亦即“统管”部门。然而，在环境管理实践中，环保部门并未能有效地行使“统管”职能。环境主管部门更多呈现的是“形式管理主体”。升格后环境保护部在其法定职能中所罗列的牵头协调、监督及参与等环境保护职责都可能更多地成为摆设或美好愿景。因而，大部制背景下，以修改《环境保护法》为契机，理顺健全环境管理组织体系、职能结构以及运行机制，对中国环境管理体制进行重构实乃当务之急。

一、中国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中国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1.组织结构方面。环境管理体制中的组织结构是指享有国家环境管理权的管理机构的具体设置以及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国环境管理体制从各部门分工管理转变为统一管理与各部门分工负责相结合。根据《环境保护法》第7条的规定，我国环境管理机构除了国务院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之外，还包括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港务监督、渔政渔港监督、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和各级公安、交通、铁道、民航管理部门，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等众多分管部门，而且，统管部门与分管部门执法地位平等。它们之间只有在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分工上有区别，即监督管理的对象和范围有差异，但都是属于环境执法机关。《环境保护法》第7条对统管部门与分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并未具体的规定。

2.职权结构方面。环境管理体制中的职权结构是指各种环境管理机构横向的职权分工以及纵向的职权位阶等。首先，从横向方面看，以中央层面为例，在2008年以“大部制”为核心的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明确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正式进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伴随着组织地位的提升，环境保护部在职权、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革。但是，单从环境主管部门法律地位的提升来看待其在环境管理方面的作用可能会有失偏颇。综合分析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难发现，环境主管部门统一监管职权执行比较顺利的包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噪声污染控制、辐射和核安全、大气污染控制、农村环境保护等领域。在其他领域尤其在水污染防治、自然保护区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土壤污染防治等方面，因涉及到水利、林业、草原、海洋、土地等资源管理部门等分管部门的分工合作和依法制约，环境主管部门统一监管能力依然显得十分脆弱，特别是伴随着草原、土地资源、水资源等单项立法的相继出台，环境主管部门更多呈现的是“形式管理主体”。例如，根据《草原法》的授权，国务院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草原监督管理工作。②环保部门面对草原“主管”部门，根本无法进行“统管”。因而，《环境保护法》第7条的“统管”条款形同虚设。

其次，从纵向方面看，目前，中国的环境管理体制是以行政区域管理为核心、国家与地方双重领导的体制，即各级人民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总责，国家和地方分别设立环境保护部门，作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尽管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总责，但对负什么责任，是政治责任还是法律责任，抑或经济责任，都没有明确规定。在政绩考核中也缺乏对环境质量状况和资源消耗的考核，从而使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成为空洞的口号。同时，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的双重领导体制，使其既从属于环境保护部，也附属于地方政府。在这样的体制框架下，地方环境管理的力度往往取决于地方政府的价值取向和态度。

3.运行机制方面。首先，在协作机制方面。虽然在新一轮体制改革中，中国环境管理协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如环境保护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八部委联合探索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与国家海洋局以及多个省(区、市)签署合作协议，与中央统战部合作建立国家环境特约监察员制度。先后建立由环境保护部牵头的松花江、淮河、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海河等水污染防治部际联席会议，国务院九部委联合开展环保专项行动，进一步丰富了部际协作机制。但是，由于职能分散交叉现象依然存在，各部门和各地区各自为政，环境保护统筹协调、统一监督仍需进一步加强。

其次，在监督制约机制方面。随着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和华南、西南、东北、西北、华东、华北六大环保督查中心的陆续成立挂牌，国家环境监察体系新格局正在形成。这些超脱于地方管辖的区域环保督查机构，无疑有利于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有利于打破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的不当制约，将增强国家层面的监管和协调能力。但是，按照环境部规定，这些督查中心只是派出机构，受环境保护部委托从事公务，其中督察业务接受环境部环境监察局指导，应急工作接受环境应急办公室指导，对所委托事务均由环境部的相关部门进行处理。也就是说，环境督察制度没有进行中央层面的体制变革，只是应环境事件频发的需要，将感到力不从心的部分环境监察职能下放到设在地方的中央部门去实施。环境督察顶着环境中央监督之名，但可能更多地仅有提出建议的权力，以至于有人认为各环境督察中心更多的只是充当了环境部的传声筒和监视器。

(二)原因分析。中国现行环境管理体制的法律基础是《环境保护法》第7条的规定，因而，问题也主要根源于该条的规定。首先，《环境保护法》第7条对环保部门的职能定位与中国相关的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的现实不符。从近年来国务院发布的有关政策和环境保护部门发布的《环保部门机关“三定”实施方案》，以及环境保护实践看，环保部门的职能实际上已经由“统一监督管理”转变为“综合协调”。如1990年国务院发布的《对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家海洋局有关海洋环境保护职责分工的意见》中规定：“国家海洋局或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在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中，如有意见分歧，由国家环保局进行协调。”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应按照区域生态系统管理方式，逐步理顺部门职责分工，增强环境监管的协调性、整体性”，“应健全环境保护协调机制”。《决定》中关于“按照区域生态系统管理方式”的提法，表明国务院认识到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责分工应当符合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1994年国家环境保护局“三定”方案提出转变国家环保局职能，其中一条就是，强化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促进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的完善，增强国家环境保护的综合协调能力。这个“三定”方案中规定环保部门的“主要职责”包括：协同有关部门制订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经济、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政策，组织对重大经济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价;受国务院委托„„协调省际环境污染纠纷;综合协调并监督检查生物多样性与野生动植物、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工作;指导和协调全国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等。环境保护部于2008年10月发布的《环境保护部机关“三定”实施方案》中，需要加强的职责之一就是“加强环境保护综合协调、参与宏观决策职责。”在现实中，环保部门真正从事的已不是“统一监管”，而是“综合协调”。从近年来的环境保护实践看，统管部门对分管部门具有“规划”和“协调”的职责。例如在制定环境保护规划和环境监测规范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于“牵头”的地位，其他环境管理部门在监督管理活动中发生意见分歧时，由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面协调解决。环保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往往是环保部门的综合、协调和服务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因而，环保部门应“仅作政策统合及法规制定及改善规划”这类综合协调职能，而不应成为一个执行“个别污染及自然保育事项”的部门。

其次，《环境保护法》第7条赋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管”职能定位与许多环境单行立法相冲突。施行于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第7条规定，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是环境保护的统一监督管理部门，而一些在其后制定或修订的单行环境法律却作出了与此矛盾的规定，如2002年修订的《水法》第12条规定“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2000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再如，200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5条规定，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无论是水、海洋，还是土地都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因素，都属于环境的构成要素。环境立法中的环境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不是指单个的环境要素。环境的整体性需要对其实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需要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合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只能与水行政主管部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协调和合作。

综上，《环境保护法》第7条所构建的环境管理体制不仅与我国环境保护的需要极不适应，而且与各环境单项立法之间不衔接的问题已非常突出，且严重影响到了法律的执行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修改《环境保护法》第7条，加强环境管理体制创新，成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中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大部制背景下重构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建议

(一)修改《环境保护法》第7条，将环保部门的职能由“统管”改为“综合协调”。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为最大限度地协调其与《水法》、《土地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单行法在管理体制方面的矛盾规定，应当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监督管理”职权修改为“综合协调”职权。建立超越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和行业利益的环保大协调机制。

“统一指导、协调和监督”既是我国环保最现实、最紧迫的需要，也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与环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规律相符合。所以，修改《环境保护法》第7条，将现实中环保部门职能定位的重大变化规范化、制度化，是《环境保护法》修订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从法理上说，成立一个新的行政机关或改变其职责权限都必须有法律依据，要有“先立法后改制”的法治观念。2010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要求“各级行政机关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所以，本着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应对环保部门的职能定位重新做出界定，改“统一监督管理”为“综合协调”，具体内容应包括“统筹协调、指导、监督和服务”四项内容。

(二)合理设置环境管理机构及其职责分工。首先，在横向层面，应该立足于综合协调与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设置模式。将相关部门进行整合和职权的重组，设置真正意义上的大部门体制下的环境综合协调部门。将土地、林业、水利、海洋等主管部门的“生态化”职能纳入“大环保”管理体制中予以重构和完善。授权环境主管部门“统筹协调、指导、监督和服务”权责，切实提高环境主管部门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和重大问题的决策能力、监督能力及协调能力。在更高的层次上，实施对分管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综合监督检查。

其次，在纵向层面，继续坚持分级管理，但应该科学划分中央和地方环境管理的权限职责。具体来讲就是要在环境主管部门内部上下级之间建立决策与执行相分离的机制，将公共服务和行政执法等方面执行职能分离出来。为此，环境保护部于2008年10月发布《环境保护部机关“三定”实施方案》，在强化自身环境决策职能的同时，不断剥离其具体行政执行的职能，进行环境决策权和执行权相对分离的实践探索。目前，主要问题表现为环境保护部能否有效处理与地方政府及地方环境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解决此问题的主要对策就是完善政府环境责任制度。

(三)完善运行机制。首先，扩展环境管理体制的内涵，培育多元化环境管理机制。环境的公共性特点决定了环境管理机制的多层次性。而中国的传统公共管理模式与西方国家差异很大。企业和公众的参与则被视为环境管理体制的外部作用机制，没有被纳入体制本身的范畴。需要对传统的思维惯性作实质性拓展。其次，加强监督制约机制建设。具体措施包括：第一，通过法律或行政法规，明确环境督察的权力来源，这样才能有利于明确环境督察的国家督察性质，为正常开展环境督察工作提供法律保障;第二，厘清环境督查机构的职责与权限。鉴于环境督察监督对象广泛，既有地方政府，也有地方环境机关和企业。除了监督地方执行环境法律之外，督察中心受委托承办环境事件的查办和协调工作。因而，在赋予督察中心众多责任的同时，也应赋予其审核、整改及信息获得的权力。这样，区域督察中心就存在监督对象的多样性与监督权限的单一性，监管事项的多元性和监管能力有限性的矛盾;第三，加强环境督察机构的能力建设等。

注释：

①《环境保护法》第7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港务监督、渔政、渔港监督、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和各级公安、交通、铁道、民航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的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②《草原法》第8条。

(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第四篇：从自己的成长背景剖析自我个性的形成

1. 星座分析：O型血的射手座：O型血的射手座朋友应该是最典型最引人注目的射手座了，你们对于人生有着高远的理想，坦率又自信，为人热情大方，不喜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渴望成功，充满了竞争性和好胜心，喜欢以强者的姿态出现，即使内心有不安或难过也会竭力将其隐藏。无论何时，脸上总是带着令人开心的微笑，人们看见你的笑脸就会觉得心情也晴朗了起来，都喜欢向你靠近。爱上一个人的O型射手朋友是直接和坦率的，不会遮遮掩掩自己的感情。也因为他们这种可爱的自信，在爱情上的成功概率总是很高!即便遭到拒绝，乐观的他们也会表现的很洒脱，决不会纠缠不休。恋爱的时候，O型射手是不喜欢整天粘在一起的，爱保持一份自由的空间，但是对爱人的心是全心全意的。

2. 成长经历

1991年农历十月二十二日晚，我成功地在一个普通百姓家诞生。估计那个时候世界应该没有因我而产生什么变化，但对于这个家庭，我的出生确实是一个喜讯，因为我是老大，也是第一个儿子(当然了，三年后又有了第二个)。

其实说实话，我对小时候的事基本上忘得差不多了，我对自己记忆力一向不敢恭维。但一些比较深刻的记得还是挺清楚的，比如说，小时候我妈经常打我。记得九几年上小学前的一个冬天(好象是)，由于不懂事把父母朋友家的东西弄坏了，带来的后果是赔了钱，我也被狠狠地揍了一顿。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因而这个习惯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延续，直到我上了初三。出于种种劣迹，小时候的我对于“妈妈”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真的是一点好感也没有。不过万事都有两面性，慢慢的我的性格中就包含了做事勤奋、谨慎小心、能吃苦的好习惯，这对我以后的生活也带来了不少帮助。这就是妈妈在小时候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随着我年龄的逐渐变大，这种想法也就逐渐的消失了，毕竟父母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我爸就属于那种很闷很闷的那种性

格，因此在家当家作主的是我妈。小时候爸爸常年在外打工挣钱、养家糊口，我对爸爸的期待就是每次他要回家的时候，因为每次他都会带一些好吃的一起回来，好像也就仅此而已了。对于爷爷奶奶，小时候我是真的无语了，从来没有过任何想法，有没有一个样，没给过零花钱，没买过好吃的。

我的童年基本上就是这样，没被宠过，没被溺爱过，家里管的很严。这就使我比较自强、自立。现在，有时我还会感谢父母当初对我要求这么严格，这对我的影响是终生。

2004下半年—2007年下半年，初中三年，没啥事发生，平平淡淡度过了初中三年，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

我高中三年是在县里的私立高中度过的，当时我们是学校的第一届学生，因为学校是刚建的。学校注重素质教育，和当今社会普遍的高中观念不同，校长是个思想前卫的中年人，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是县里面的教育骨干。那三年应该是我自然性格释放的第一阶段，属于射手座先天的开朗性格被慢慢的展现出来，和同学的关系都比较好，朋友也有很多。学校由于走素质教育的路线，所以平常会有不少的活动，以提升学生的思想意识。我在这里也算是受到了思想启蒙教育。2010年高考失利，换了一所学校开始了我的复读路。天天见书山，日日盼解放。至此，自己的性格和一切情绪被刻意的压制了整整一年。这一年过的很有压力也很痛苦。有人说经历过的复读的学生更成熟，我完全同意这句话。这一年我无能为力，只能任意被应试教育体制所摧残。

2011年，再次高考并以一般的成绩考上了“著名”的嘉兴学院。8月29日下午，带着行李独自坐火车南下，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但从小养成的自强自立的性格并没有把这当回事。来了快一年了，开朗外向、渴望自由快乐的性格得到了第二次释放，认识了不少人，也经历了许多以前不曾遇到过的情况，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一年我学会了很多，不论是生活还是学习、社会人际交往上。我有了明确的大学规划，以及长期的人生目标。现在是我们该为自己生未来做打算的时间了，做的每一件事没

一个抉择都该为自己负责。我没想过考公务员，因为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渴望幸福生活，向往有挑战的生活，人生只能年轻一次，现在不拼搏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就是我的个性，射手座的典型性格。

以后的路还有很长，还有很多快乐需要我们去追求，还有许多挫折需要我们去攻克。挑战无极限，只要肯登攀。

以上便是我这20年来大概的成长经历，虽然说的很粗糙，但已可以说明这些年我性格的变化趋势，以及成长背景对个人性格的形成产生的影响。人生虽有终点，但信念却不曾中断。

第五篇：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

摘要：时代主题的转换的时代背景。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根据，也就是其形成发展的实践基础。

关键字：和平与发展、历史依据、现实依据、科学体系、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的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形势和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时代主题逐渐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为我国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时代主题的转换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普遍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首先，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直接推动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对外开放方针的贯彻。国际政治格局的主流由对抗转向缓和，世界由准备战争转向争取持久和平，东西方国家由相互封闭转向相互开放，不同意识形态由相互排斥转为相互渗透、相互抗争，世界整体联系加强。新的条件，新的实践，必然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其次，战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引起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为我国既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成为促进改革图强、加速发展的重要外因。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引发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又为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手段。另外，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遭遇的挫折，尤其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进一步促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许多深层次问题重新认识和思考。总之，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敏锐把握是他创立“特色理论”的必要前提。

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根据，也就是其形成发展的实践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依据。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长时间的“左”的错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分析了失误产生的原因，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和巨大的发展。邓小平领导党从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建设的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推向前进。

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根据有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社会实践，二是人民群众迫切的理论需要。就前者来说，邓小平理论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最新科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 - 1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理论原则、发展战略和指导方针，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形成了理论的基本框架。就后者来说，邓小平理论是适应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是对人民群众的迫切理论需要而做出的积极回应。20世纪

七、八十年代，我国社会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又十分突出地摆在大家面前：中国的国情到底有什么特点，中国社会到底处在社会发展历史长河中的那个阶段上，社会发展的目标、动力、战略到底应当怎样认定等。这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做出正确的解释和回答，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实践的需要呼唤着新理论的诞生。在上面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指导中国实践的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它同样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哲学思想，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基本观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些基本观点的真理性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所证明。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除了上面指出的几个方面外，邓小平理论体系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军队和国防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祖国完全统

一、党的建设等理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党的建设等各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个方面进一步发展的科学体系。

为了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科学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郑重地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定为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1999年又载入宪法。邓小平理论有着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网址：

http://edu.qq.com

http://zhidao.baidu.com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