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浅论

岭南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浅论（共6篇）

篇1：岭南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浅论

岭南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浅论

马伟明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历史上被北方人称为“ 蛮夷之地 ” 的岭南地区 ,其独具特色的岭南土著文化能够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交流融合 ,发展成为具有共同特质的岭南文化 ,是与其既封闭又开放的地理区位、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土著居民的历史作用、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分不开的 ,这些因素构成了岭南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

关键词:岭南文化;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移民

岭南, 作为一个地域性概念, 指五岭以南地区, 在地域上包括今广东省、海南省和广西部分地区。由于岭南地区北依南岭, 南傍南海, 加上南岭万山叠嶂, 不仅使岭南地区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 而且孕育于其中的岭南文化也形成了迥异于岭北的文化特质, 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岭南文化鲜明特色的形成, 地理环境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岭南文化形成的地理因素

岭南地处我国南疆边陲, 北隔五岭、南阻大海。横亘广东北部的五岭山地, 在交通落后的古代, 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巨大屏障, 极大地限制了古代岭南与中原的沟通。唐代以前, 中原人对岭南基本上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斥之为“蛮荒”、“徼外”之地。同样岭南人也难以跨越五岭进入中原, 对中原的经济文化了解更少。因而在古代, 岭南一直保持着一种与中原基本隔绝的地理上的封闭态势。另外, 广东一带疆域被海洋包围, 又使它与大洋彼岸世界隔离开来。岭南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一方面极大地限制了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沟通, 使得岭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缓慢。另一方面, 外来的影响少, 又有利于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本根文化, 特别是有利于民族文化的积淀, 形成民族地方特色。在接受外地文化影响之前, 岭南文化已独立发展了十多万年, 这是以后岭南文化一直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最深刻的基础。自然环境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岭南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受纬度与地形的影响 ,呈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分布 ,具有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特点 ,水、土、光、热、动植物等资源非常丰富 ,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强大的基础。自然环境与资源的相互差异 ,又使得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居民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 ,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质。民系的形成与发展受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同是外来居民 ,他们在岭南所生存的环境不同 ,也会创造出不同的文化来。如广府系的稻作文化是生活在平原或者河流三角洲地区的居民创造的;客家系则生活在交通比较闭塞的山区 ,山多田少 ,气候干爽 ,且与土著居民有冲突 ,为适应这一环境 ,他们以耕山为主 ,形成以梯田为代表的土地利用方式;粤东福佬系定居于沿海平原或三角洲 ,人多地少、粮食不足 ,从而迫使这一部分居民注重开发海洋 ,捕捞、养殖水产 ,发展海上运输和贸易 ,形成以亲海冒险为特色的海洋文化。

五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岭南地处僻远 ,远离中原政治中心 ,历史上战乱较少 ,社

会环境较为安定 ,政治得以保持相对的独立和稳定 ,与中原

地区动荡的政治社会环境形成鲜明对照 ,所以我国历次移民

运动 ,其基本方向都是自北向南 ,多以岭南为最终归宿。

岭南政治上远远落后于中原 ,土著和地方势力强大 ,封

建中央王朝在岭南实行特殊政策 ,形成多元政治格局 ,利于

移民休养生息和形成地方文化风貌 ,有助于各民系按照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发展。如秦汉时期就开始的封建制度 ,在岭南

地区南越人的氏族制度却能够被保留下来 ,直至唐朝时期岭

南仍盛行奴隶买卖制度。这类特殊政策 ,还包括汉武帝时严

行抑商政策 ,却没有在岭南推行 ,这里“以其故俗治 ,毋赋

税 ” [ 2 ],免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对文化的冲击;唐朝时在岭南

实行任命土人为官员的“ 南选 ” 制度 ,也有利于保持土著文

化。所有这些照顾地方特殊性、保护地方势力的政策和措

施 ,客观上使岭南的社会政治环境安定 ,有助于民系及其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岭南民族和政治格局的多元性无疑为后来汉族与土著

居民结合以及文化融合提供了多种取向与发展余地。如汉

初南越国几代君主 ,摄于南越人势力和文化强大 ,不得不尊

重南越人的风俗 ,连南越王赵佗也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

佗 ” [ 3 ]。

参考文献:

[ 1 ]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 [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2 ]南越列传.史记(卷一一三)[M ].[ 3 ]胡守为.岭南古史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篇2：岭南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浅论

摘要： 岭南民俗文化是在南越土著文化的基础上，融汇了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和地域特征的区域性文化。它没有承载厚重的文化积淀和历史迫力，尚实效，重功利，开放兼容、崇新善变，促使岭南社会在近代反封建和当代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曾两度领天下之先。这些特质在成就岭南的辉煌之后，在当下社会很大程度上桎梏了它的发展，我们应该本着批判扬弃的原则，促使其向宏观、理性、深度的方向转变，寻找岭南民俗文化现代化的最佳路径。关键字：岭南 民俗文化 发展 传统一、岭南概况

岭南位于中国最南部，地处我国南疆边陲，北枕南岭，南临南海，西连云贵，东接福建，是以今天的大庾岭、骑田岭、越城岭、萌渚岭、都庞岭(一说揭阳岭)为界与内陆相隔。岭南是一个历史概念，各朝代的行政建制不同，岭南建制的划分和称谓也有很大变化。学术界对岭南的领域有不同见解，有的将其狭义为广东的代名词，有的将其广义为包括广东省、海南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广西省的大部分地区。

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后，岭南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锄耕农业、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逐渐进步。秦以前岭南是南越族的聚居地，公元前206年，龙川令赵佗“自立为南越王，都番禺。”同年，汉高祖刘邦创立汉王朝，他面对汉初的严峻形势，“为中国劳苦，故释佗不诛。十一年，遣陆贾立佗为南粤王，与部符通使，使和辑百粤，毋为南边害，与长沙接境”，向岭南开放了边境贸易，征收南越国的贡品，而对南越国的体制未作任何改变，对其施政也不加限制。

岭南自建置之初即与中央政权的特殊关系，历代延续。虽然其内部的行政区划时有变更，但是中原政府对这个边陲之地的控制却一直因地制宜，使岭南保留了很大的政治、经济、管理自主权和一种自然而然地与中原隔绝的“独立”状态，为岭南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氛围。

二、岭南民俗文化的特征

从地域上来说，岭南文化大体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主要以属于广东文化的广府文化、潮州文化和客家文化为主，这是岭南文化的主体。

（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风气

从古老的民间传说开始，就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开放心态，至今南海神庙中还立有波罗国使者达奚司空的塑像，西来初地还有达摩祖师的遗迹。著名的岭南画派，就是在继承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洋画的技术而形成；饮誉世界的粤菜风味，不但吸取了国内八大菜系的技艺，也吸取了西菜烹饪之精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更发挥了这方面的潜质，在全国率先敞开大门，在对外经济、文化的交往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这并不是偶然的。

（二）努力超越“传统导向”的进取精神

岭南地区远离中国传统文化内核，处处迸发出一种超越“传统导向”的进取精神。郑信是在泰国建立吞武里王朝的广东人，而在近代文化史上，涌现了一批努力超越传统导向的文化名人，如岭南画派祖师高剑父，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梁启超等，这些灿烂的群星，代表了岭南文化的思想，他们的言行与业绩，亦可见岭南文化的特异风格。

（三）实利重商的文化倾向

广东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它在唐宋时代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区，以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为中心向外辐射，特别是清中叶以后，随着国际市场对茶叶、丝绸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除广州、佛山两大商埠外，潮汕商人的足迹，“上沂津门，下通台厦”，远至新加坡、暹罗一带，形成了当时商业系统著名的“潮州帮”（潮商）“广东帮”。商品经济的发展，铸造了岭南文化讲求实利实惠，偏重商业的倾向既乐于创造新事物又自发性地固守老路子，开放创新与保守陈旧在岭南同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广东承担着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使命，岭南文化也同样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而且已经日益显示出其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在这时候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提出对岭南文化的再认识、再评价就显得更为必要了。

在历史上，岭南文化向来被视为非主流的边缘文化，一直遭到主流的传统文化的轻视和排斥，甚至在近代岭南文化走向全国之时，它的主流地位也得不到确认，这种状况影响至今，所谓“广东是文化沙漠”之类的论调便是证明。这往往出于偏见或者无知。为今之计，就应当对岭南文化给予正确认识和评价，做到：充分肯定，大力弘扬，认真正视。

充分肯定：说“广东没有文化”，在于所持的是传统中原文化的标准。岭南人不必妄自菲薄，要从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中发现优秀的因素，在复杂纷纭的形式中梳理出优长的特质，如务实世俗、重商远儒、兼容求新等，从而建立自己的评价标准。

三、岭南民俗举例

南粤民众在岭南大地上繁衍生息了十余万年，他们创造了许多具有地域特点的民风民俗，虽然岭南是全国改革开放、科技发展的前沿阵地，但是这些古老的习俗惯制并未在现代化的风云中黯然失色，仍然是岭南的象征。

以岭南的传统食品和居住习俗为例，岭南小吃、点心和粥品大多是民间流传之物。岭南古属楚地，端午纪念屈原的风俗一直盛行，粽子早有名气。《广东新语》记载：“广州之俗，„„端午为粽，以冬叶裹者曰灰粽、肉粽；置苏木为红心，以竹叶裹者曰竹筒粽；三角者曰角子粽，水浸数月，剥而煎食甚香。”以竹叶裹的竹筒绿豆粽，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盛行；以苏木为红心的碱水粽，仍是东莞农村的端午节必备之品；久富盛名的肇庆裹蒸粽也是肇庆民众端午节、春节时的传统节日食品。粥，古称“糜”，潮琼两地的群众至今仍沿用此古语，不管年岁丰歉，他们几乎每日食粥。在广州著名的粥品有状元及第粥、鱼腩粥、坠火粥、艇仔粥等等。广东点心以岭南小吃为基础，几千年来广泛吸取北方各地、包括六大古都的宫廷面点和西式糕饼技艺发展而成，足有一、二千种之多。代表名品有薄皮鲜虾饺、荷叶饭、娥姐粉果、叉烧包、荔浦秋芋角等，仍然是岭南大街小巷、茶楼酒店的常见之物。

客家围龙屋是岭南著名的传统建筑，其分布与客民分布相一致，多在山地及丘陵区域，以东江上游嘉应州一带及粤北各地为主，并延入广西、赣南、闽南诸地。曾昭璇先生认为客家围龙屋的独特构造是与客家人生活中的诸多需要相辅相承的，客家人是古代中原移民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或为逃灾荒，或为避战乱而移入岭南。由于移动急速，受到当地土著居民的剧烈反抗，由此形成了他们既有农业形态又有防御特征的独特住宅建筑形式。这种住宅形式有利于客家族人团结自卫，巩固了客家民系的宗族观念。即使进入现代社会，客家围龙屋仍然广泛存在于岭南地域的客家居住区，保持着坚韧的文化持久力，岭南传统文化的深厚与顽固可见一斑。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岭南大地也在尽情地上演着一幕幕现代时尚。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岭南设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岭南尤其珠三角地区成为中西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主阵地，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流行时尚率先在岭南大地上演。以节日民俗为例，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等大中城市和农村，过“洋节”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每当圣诞节前夕，在所有的城乡商店中，到处是圣诞节的节日礼品和用品，圣诞卡、圣诞树、圣诞礼物以及圣诞食品和圣诞之夜等文艺活动，使古老的大街小巷弥漫着西方节日文化氛围，其它的如“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也成为岭南民众节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过洋节，珠三角城乡近十年来，无论男女老少，过生日都要吃蛋糕、吹蜡烛、唱生日歌、许愿，而且在夜间举行仪式，统统都是西方的风俗，即使在农村也很普遍。充分吸纳西方现代社会的风俗时尚，使岭南地域的民众生活充满现代色彩。

传统民俗与现代时尚交织在一起，在岭南的城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人们常常上午喝早茶，下午去冰室吃冰淇淋，晚上在酒吧流连；在广州荔湾区，传统的骑楼、西关大屋与独具异国风情的沙面洋房互相掩映；在珠三角地区，粤语、英语和普通话同时被使用，是办公、经商、旅游、日常交往的通用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特征愈加显著，成为岭南民俗文化的一道风景。

四、文学与戏曲等

岭南的文学艺术雅俗并茂，岭南画派、岭东画派、粤剧、潮剧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诗人张九龄、学者陈献章享誉全国，电影最先从岭南传入，而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奠基者郑正秋，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蔡楚生。岭南教育起步较晚，但宋明办书院风盛，如潮州府在宋朝就有三大书院，其中两大书院韩山书院，元公书院的建制规模都比较大。到了近代更是领教育革命之先。葛洪在岭南炼丹，创金丹道教理论，并有贡献于化学、医学。伊斯兰教、佛教较早从海路传入岭南，惠能创中国化佛教——禅宗南派，影响及于全国以至世界。岭南的农技、手工技、医学等在中国科技史上有一定地位，明清之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为中国最早的生态农业，而潮汕人精工细作，种田如绣花。郑之侨所著的《农桑易知录》更是一本幸存的珍稀古代农书。西医东渐，中国的西医院、西医学校以及西医生，均在岭南最早出现。岭南民俗与岭南饮食，异于北方，最富于地方特色。岭南文化中的艺术部分，颇具特色，以粤剧、潮剧和汉剧为例，它们扎根于南疆，又吸收了中原和周边文化，很值得探研。北有秧歌，南有英歌，英歌这样一个南方艺林的奇葩也是值得关注。

五、岭南民俗文化评析与发展趋势

1840年以后，岭南成为“西风东渐”的窗口，掀起近代爱国主义运动高潮，为岭南文化注入浓重的时代意义。尽管1840年以来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改革开放后岭南地域民众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岭南文化的精英层面获得彰显，但是真正体现岭南文化精神的仍是岭南民俗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不同时代场景中不断更新自身的所指，使岭南民俗文化呈现出稳中有变，变中求衡的发展张力。在当下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全面转型的过程中，岭南民俗文化同样面临着现代化的严峻课题。一方面它没有沉重的历史负担，尚实效，重功利，开放兼容、崇新善变；另一方面这种“感觉型”的文化太注重局部的、具体的即时应变而缺乏理性的长远目光；热衷于事物表层的新奇而不关注深层的内涵；推崇个体的人性感受而忽略群体的集体规范，这造成了人们过多地注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短期经济目标，却忽视长远的社会效益，在不断提高工具理性的同时，却忽视了价值理性的建立和完善。因此现代岭南民俗文化中存在很多悖论，始终处于一种建设与解构的张力之中。岭南的辉煌由它们促成，岭南的进一步发展却受到它们的阻碍。近代，在政治上岭南一度领风气之先，当反封建浪潮席卷全国后，岭南让位于中原；现代，在经济上岭南先走一步，当改革开放浪潮席卷全国，北京、上海、山东、四川和国内其它地域的优势被开发出来后，岭南还有什么优势?作为全国经济发展先锋的广东省近来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仅靠发掘历史文物、保护民间故事就可以完成，真正需要改变的是积淀在社会群体心里的集体无意识和他们的文化观念。尤其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贸易与国际接轨，思想文化与西方社会频繁互动的大趋势下，岭南民众更要具备批判意识，扬弃自身文化中直观、肤浅、保守的成分，代之以宏观、理性、国际化的视角，扬长避短，与时俱进，寻找岭南民俗文化现代化的最佳路径。

参考文献：

篇3：岭南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浅论

关键词：企业文化；理论背景；经济背景

一、企业文化的涵义

每个组织都有属于自己特定的环境条件和历史传统，这为它们形成具有独自个性的哲学信仰、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提供丰厚的“土壤”，于是每个组织也都有属于自己特定的企业文化。所谓的企业文化是指组织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且为组织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有别于其他组织特征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的总和。

二、 企业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 企业文化产生的理论背景

1.古典管理理论

以泰罗“科学管理”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盛行的只是赤裸裸的逐利文化。“经济人”假设之上的管理文化，只能配以“胡萝卜加大棒”的刚性文化来协助管理。虽然古典管理理论在当时满足了当时特定时代管理的需要，但是随着社会化的不断发展，劳资双方矛盾的不断激化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促进了管理理论进入了行为科学理论时代。

2.行为科学理论

著名的霍桑实验把对人的管理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观念转变，这一时期的管理文化不仅在物质利益方面给予员工极大的满足，而且也在试图通过满足劳动者的精神需求，譬如自尊、社交、价值实现等的需求，来换取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已达到获得更多效益的目的。这一阶段所企业所表现出来的企业文化意识已经开始转移到关注员工的需求。

3.管理丛林理论

随着二战的结束，管理理论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历程。各种管理学说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人本主义思潮成为引领当代学术界的一面旗帜。由于企业成员知识文化水平和科学水平的普遍提高，员工更多的转向软性需求，同时由于企业不断的扩大经营规模，国际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已势不可挡，对企业内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问题的研究显得迫在眉睫。外加同一时期美国经济的衰退与蒸蒸日上的日本经济形成悬殊的对比，很多的美国学者开始对日本企业成功的原因进行研究。

他们通过研究发现日本企业自持的“企业文化”是它们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些新发现逐渐改变从前在企业管理过程中硬性管理的做法，进而转向研究怎么让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正是因为学者们对美日两国企业管理模式的比较，外加四大企业文化研究著作的问世，共同催生了企业文化理论的诞生，并将企业管理带入一个全新的模式。

4.文化人类学

除了前面提到的三种理论之外，企业文化的另一个孕育基础则是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这是一门将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系统科学研究的学科。文化人类学的诞生，为组织文化的研究打下基础理论，直接为企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以及结论的支持。当今，文化人类学将经济活动与组织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表明企业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文化已成为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组织借文化力来推动自身发展获得核心竞争力强有力武器，因此，组织文化的兴起无论对文化还是对企业发展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企业文化产生的经济背景

首先，新科学技术成果迅速转换成生产力促进企业原有劳动的性质和劳动力构成发生变化。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蓝领员工在价值观、情趣等诸方面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企业家们只能转向对企业文化培养，以强化对员工的期待和控制。用企业文化去统一职工的思想，形成统一的最高目标、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以此为基础去协调和控制员工的行为。

其次，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迅速恢复，停滞不前的美国对日本创造“奇迹”的奥秘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渴望能通过复制日本成功的秘密用于焕发本国一瘸不振经济，达到他山之石为我所用争霸全球的伟业。于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日美管理比较的研究浪潮，这个热潮直接产生的后果就是催生出了组织文化理论。

（三） 全球呈现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随着全球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浪潮的到来，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空前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大规模的跨国兼并和重组，在许多重要的生产领域，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甚至唯一的生产者，它们将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由于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的存在，因此，不同文化体系下的企业管理对旧的管理理论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在不同理念的支配下新的企业管理理念既要延续原本承载下来优秀的本国管理经验，又要适应新的文化体系的管理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万古长青。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要求文化一体化也同时推进，已经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各国由于文化上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差异，管理理论的直接“移植”会导致水土不服甚至直接夭折的现象并无不可能，这就要求各国在管理文化上呈现出相互借鉴的发展趋势，以扬长避短，为我所用求生存。

（四） 企业管理实践的需求

从企业管理实践的角度看，由于社会管理实践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而迫使理论形态随之作出相应的改变才能适应其发展，保证其不能成为变革的阻碍。这些主要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物质需求在逐渐缩小，精神需求方面却在不断增加；人员流动性比较强，员工抱一而终的工作观念得到解放与认同；“知识型员工”需要更大的工作权限，更愿意通过参与管理获得更大的成就感；人才竞争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新趋势。趋于以上这些意识的变化，企业固然被迫改善经营管理理念，以寻求新的管理思想、新的的理论、新的方法，才能满足管理提出的新需求。而企业文化正是对旧管理理念不能满足实践需要的补充。

综上所述，企业文化的出现不仅有深厚的理论支持，而且经济背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管理实践更是为企业文化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它的出现极大的丰富管理理论的发展，也满足了实践的需求。分析时代需要，考虑文化背景，丰富研究内容，完善研究方法，扩展研究视角，有利于推进对我国企业文化的研究，从而积极推进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步伐。（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著：《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四版.

篇4：岭南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浅论

关键词：文化遗产；岭南舞蹈；传承；发展

中途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2-00068-01

岭南传统舞蹈源远流长、悠久灿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舞蹈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承载着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使命，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广东人走出国门，将岭南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样带动岭南传统舞蹈的传承与发展。岭南传统舞蹈除了现如今大家最常见的“狮舞、龙舞”还有很多颇具名族特色的舞蹈形式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已经失传的艺术文化我们无法挽回，如今应该做的是如何将千年流传的岭南传统舞蹈与现代艺术相融合，促使岭南传统舞蹈能有效的传承和稳步发展。

一、岭南舞蹈的概述

1.岭南舞蹈的起源。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古南越族的先民在岭南就有舞蹈活动。岭南舞蹈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是独立发展时期。远古时期的岭南舞蹈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只能从考古发现中去寻找舞蹈形象。二是汉越舞蹈文化融合时期。这时期的舞蹈我们除了能在考古发现外，还有文字资料记载中去展开想象。三是岭南舞蹈的传承与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很多舞蹈形式都保留到了现在。

2.岭南舞蹈的多元化。岭南地区多名族聚集，形成了多元化的岭南舞蹈。其中除了汉族的“狮舞”、“龙舞”、“采茶舞”、“闹花灯”、“钱鼓舞”还有黎族的“招福舞”、“草笠舞”、“钱串舞”、“跳娘舞”、“清音舞”；壮族的“绣球舞”、“扁担舞”等等。岭南舞蹈形态各异，内容丰富多彩，有表现期盼丰收、喜庆的酒歌舞，有表现辛勤劳作的劳动舞，有表现爱情的情歌舞。这些舞蹈都蕴含着岭南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梦想、快乐与哀愁。这些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艺术瑰宝我们要重视、保护、传承并将它发扬光大。

二、广东岭南舞蹈的传承与发展

广东岭南人经历了岭南舞蹈文化和中原舞蹈文化相融合的过程，创造了绚丽多彩富有 广东特色的岭南舞蹈。广东民间舞蹈，多数是农时节令、婚丧礼仪、岁时节日、宗教信仰等民俗风气中展开。

1.广东民间传承的岭南舞蹈

1.1.傩舞：50年代在钦州发现傩舞“跳岭头”，随后在海康发现“走成伥”，湛江市郊发现“考兵”，化州县发现傩舞“跳花棚”，吴川县发现傩舞“舞六将”、“舞二真”。从广东“考兵”等几个傩舞特征考察，舞蹈动作和面具比较古朴，内容主要都是祭神驱鬼。流行于海康县等地的舞具有戏剧性的特点。

1.2.宗教舞蹈：佛教在广东历史悠久，香火旺盛，信佛拜佛者甚多，族中和家中做香花佛事也很普遍。在民间常可看到的较有代表性的有：“打莲池”舞蹈源自“目莲救母”的神话传说。是宣传佛教慈悲为怀、驱难报恩、普度众生。舞蹈时气氛严肃悲凉，低沉哀切，舞姿轻盈回转。

1.3.民俗舞蹈：岁时节日，是人们相互祝愿、共同娱乐、交流感情的重大民俗活动，而民间舞蹈在这些节日喜庆活动中，成了最活跃、最能宣泄人们情感的活动内容。在春节和元宵节的传统节日里，“英歌舞”、“钱鼓舞”在潮汕地区盛行。以及佛山“十番”等，这些几百年历史的舞蹈直接反映人们的生活，抒发人们的美好情感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这是一种表演性较强、艺术价值较高的民间舞蹈，深受人民群众欢迎。

2.岭南舞蹈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2.1.专业舞蹈演员不足，岭南舞蹈在日常的生活中演出机会很少，农时节令、婚丧礼仪、岁时节日这些时候才会展开，所以岭南舞蹈的演员薪资收入就较少，导致岭南舞蹈的演员严重不足。

2.2.观众对岭南舞蹈认识不足，岭南舞蹈不像电视上常见的歌舞表演，喜闻乐见，岭南舞蹈演出的机会比较少，所以观众对岭南舞蹈认识不足，喜好程度不深、受众群体太窄。

2.3.专项制度不健全，目前岭南舞蹈传承与发展中面临着专项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只有一小部分人在为这一传统的舞蹈表演的传承和发展努力，没有相关部门对它进行有效的管理。

三、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岭南舞蹈办法

1.加大媒体推广，电视台和广大新闻媒体是信息传播最快、最广的途径，岭南人想要把岭南舞蹈推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让广大观众都了解岭南舞蹈、接受岭南舞蹈、热爱岭南舞蹈就要加大媒体推广。政府也要成立相关部门扶持岭南文化的传承，多推荐优秀的舞蹈演员参加电视台的娱乐活动，加大电视台及广大媒体对岭南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播，发挥媒体优势，加大宣传力度，在观众欣赏岭南舞蹈的同时，加深对岭南舞蹈的了解及认可，促进岭南舞蹈的全面发展。

2.加强专业舞蹈人才培养，岭南舞蹈由于历史悠久，岭南日常生活中岭南舞蹈影响深远，岭南人对于基本的岭南舞蹈有所了解，但岭南舞蹈的技巧、内在情感和表现力，岭南人民了解甚少。因此，要想岭南舞蹈在当代社会中继续传承，就必须加大专业舞蹈人员的培养，重视舞蹈教学，对舞蹈人员的基本功、专业技能、美感意识、情感表演等进行专业的培养。才能感染观众，加大观众对岭南舞蹈的认可。

3.追求创新，岭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底蕴，它以各名族各时代的意识为主体，传扬一种具有精神内涵的文化状态。由于岭南地区，是沿海地带，也是我国贸易出口的重要地区之一，国外丰富的文化、商业文化、科学技术引进丰富及文化的传播，岭南民族舞蹈在创作新品时，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学习西方先进的舞蹈形式。岭南民间舞蹈在社会文化历史之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传承文化的同时不断的探索创新，激发人们潜在的想象和创造力，促使岭南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

4.社区平民化推广，现在广场舞、健身操已经普及到全国各个乡镇。岭南舞蹈的专业演员有志之士也可以组织在一起编排一套适合广大观众学习的健身舞蹈，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岭南舞蹈的热情及欢乐，营造活跃的氛围，把岭南舞蹈传播到神州大地每个角落，促进岭南舞蹈平民化、大众化。

参考文献：

[1] 崔英美.岭南舞蹈的传承与创新.《南方论刊》 2011（06）

[2] 吴惟庆.令人期待的岭南舞蹈.《广东艺术》2005（03）

篇5：浅论张库大道形成的历史脉络

关键词：张库大道；驿路；商业贸易；嘉卜寺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14-04

一、元朝驿路与张库大道

“始于明末，盛于清中，衰与民初”[2]的张库大道，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而建立的，后随逐渐由军事性质转变为集军事、经济、文化等为一体的综合性通道。对于张库大道的起源，有明朝末年之说、汉唐之说与宋元之说。史料记载：“汉唐以来，继以长安为枢纽，通往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另一条以山西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转往欧洲腹地的茶叶之路在宋代出现，景德年间，官府就以两湖茶叶与蒙古进行茶马交易，并以张家口为蒙汉互市之所。”[3]《张家口文史资料》记载：“张库大道历史悠久，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代。”从中可以看出，早在明朝之前，中原地区已经与北部草原地区有商业往来，而张家口是中原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往来的必经之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张库大道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张库大道的形成与张家口地区的古代道路有紧密的联系。据《张家口文史资料》记载，在唐宋时期张家口地区已有连接北京与大同等地的道路，元朝时期，从大都燕京（今北京）至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已经修建有连接两都的干线，其中一条是从大都至兴和路（今张北），这条路线从居庸关出发经榆林进入张家口地区，经雷家店、宣德（宣化）、宣平路，出德胜口（张家口以西），经万全至兴和路，之后往北经馒头营、土城子、丹清河、道尹地自宝昌州（今康保）。从元大都到上都的驿路不止这一条，据《蒙古史研究》记载，从大都到上都共有四条驿路，即孛老驿路、望云驿路、黑谷路、古北口驿路，其中孛老驿路是主要的一条。“这条驿路出居庸关北口后，向西行，经榆林、雷家店、怀来、宣德府（今河北宣化）等驿路，再向西北行，经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北）、抚州（今河北张北）北入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4]等地通往漠北地区。元朝建立以前，内地人前往漠北蒙古地区大多都走这条路，元朝建立以后，在这条路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从大都至上都的驿路。

元朝岭北地区的驿路与张库大道的形成有紧密的联系。元朝建立了我国古代最发达的驿站系统，“凡在属国，皆置传驿，星罗棋布，脉络贯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5]。早在成吉思汗时期，由于军事与商业贸易的需要，蒙元就开始在辖区内建立驿站，窝阔台执政后，在此基础上广设驿站，并建立了完善的驿站制度，加强了与各汗国之间的联系，开辟了连接欧亚的驿路，同时又开辟从蒙古汗国哈喇和林（库伦西南部）通往中原地区的驿道，即贴里干道和木怜道。据《蒙古族古代交通史》记载，贴里干道分为四段，其中第一段从大都至上都可以分为四路可走，其中三条在元以前即是大都通往上都的古驿路，其路线大致为“大都、居庸关、怀来、宣德、野狐岭（张家口西北）、兴和路（河北张北县）、昂兀脑儿（今张北县安固里淖）、察罕脑儿（今沽源县北）、桓州、上都”。可以看出，此时的张家口地区已经成为通往北部蒙古地区的重要枢纽。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将统治中心从漠北蒙古高原迁往中原地区。为了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对广阔疆域的管理，“元政府在全国设立驿站1500多处”[6]，“单是岭北行省所属的驿站，就多达119处”[7]，从而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的驿道交通运输网。从大都通往上都的驿路，以及从上都至岭北行省的驿路，将中原与蒙古高原地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张库大道的形成在一定程度得益于这些驿路。蒙古高原地区人民生活所需物资大多都沿着这些驿路运输到草原腹地，《河北省公路史志资料》记载：“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早在元代，便辟为驿路，明清两代又辟为官马大道。当时运送物资所走路线，多为驿路，多依驿站。”《张家口文史资料》也有记载：“张库大道历史悠久，七百多年前，元朝定都北京，为了加强对岭北地区的统治，便开辟了这条官马大道，但只是用于‘通达边情，布宣号令。”这些驿站除了“钦使来往休息之用，而且还接待过往商旅”[8]。元朝发达的驿路系统，将内外蒙古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便利了元朝对广阔疆域的管理，同时也为往来商旅创造了条件，促进了蒙汉民族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

二、明朝茶马互市与张库大道

元朝时期，漠北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通过发达的驿路运输网紧密相连，每年都有大量的粮食及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从内地运往草原。蒙地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其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物品都无法自给，他们对中原地区产品的依赖逐渐增强，这就更加促进了蒙汉间的往来。通过元朝时期的发展，张库大道已初具规模，到了明清时期，在茶马互市的基础上便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了除丝绸之路外的一条陆上国际商道。它以张家口为起点通往库伦，南至北京，北接恰克图，“张家口至库伦约1000公里，由库伦到恰克图约350公里”[9]。

明朝初年，为了边境安全，设立了北方九镇，实行禁边政策，但这严重阻碍了蒙地的发展。蒙古首领多次请求互市，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明政府在大同设立马市，与蒙民进行茶马互市。但是，由于蒙汉间的冲突不断，导致土木之变，马市皆停，蒙古首领屡次请求复市，都被明政府拒绝。明嘉靖、隆庆时期，蒙古俺答汗屡次率兵南下请求开市。明政府于隆庆五年（1571年）在张家口开放马市。张家口堡“自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北虏进贡以来，始立市场，每年互市，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之湖广。彼时督抚以各部夷人众多互市钱粮有限，乃为广招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是为民市之始”[10]。“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复筑来远堡，开马市与蒙古通商”[11]。张家口自开市以后，“百货坌集，车庐马驼，羊旃毳布曾瓶罂之居”[12]，景象日益繁荣。此时的蒙汉贸易大多是在政府的监督下进行的，但现有的互市条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在官市之外私市也在悄然进行。据《晋商兴衰史》记载，在永乐年间民市就已出现，但是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发展缓慢。自张家口开市后，明政府允许“官市毕，听民私市”，民市得到快速发展。《晋商史料研究》也有记载：“明清时代，北方重镇张家口、大同等地开辟为马市，开始了以茶马互市为主的重要的经济活动。大量的茶叶及其它内地商品，通过陆路流入蒙古腹地，其中一部分辗转输入俄国，初步形成了一条国际贸易通道。”所以，在明朝时期通过张家口通往蒙地转而前往俄国的商人就已出现。然而，张库大道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蒙汉民族长期交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明朝茶马互市是张库大道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清朝初年张库大道的正式形成

清朝初年，战乱频发，社会混乱，经济遭到破坏，沙俄乘虚而入，加紧对我国北部边疆的入侵，严重威胁清王朝的统治，因而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禁对外贸易。但清政府与北部边疆民族仍然保持着一定的交往，在局部地区进行贸易往来，“蒙古贸易向有定所，固初令喀尔喀于张家口、古北口贸易；康熙间令额鲁特于张家口、归化城贸易”[13]。随着新王朝政权的逐步稳定，以及中外交往发展的需要，清政府对北部驿路进行修复，通过张家口等地前往蒙地与俄国进行经济贸易，双方在库伦等地进行商贸活动。史载：“清代重修以北京为中心的驿路时，对该道（张库大道）进行了重点整修，列为官马北路三大干线之一，即由张家口经兴和（张北）、滂江、乌德、叨林至库伦的走向，全长两千余华里。”[14]在恰克图开市之前，中俄贸易就以库伦作为主要贸易点进行，何秋涛《朔方备乘》记载：“菊海以南，燕然以北，广袤数千里，商贾皆萃于库伦。所属之恰克图，亦朔漠之间一都会也。康熙年间，初设互市，本在库伦，迨雍正五年，卡伦既设，乃迁于卡伦外之恰克图。”[15]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划定黑龙江界，立约七条，条约除划定双方边界之外，另规定：“定市于喀尔喀东部之库伦……自后贸易之使每岁间岁一至，未尝稍违节制。”[16]条约对中俄双方贸易的时间和人员数量都有严格规定，并且有政府的相关证件才能通商。《尼布楚条约》规定：“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贸易互市。”这并没有阻挡双方贸易的发展，内地商人在张家口等地开设大量的商店，并且深入蒙古草原地区，在库伦开设分店，“康熙年间，山西商人在库伦经商的就有十二家，时隔六十年后就增加到八十多家。这些商店，进入外蒙古，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等要地开设支店”[17]，中俄商人以库伦作为贸易中转站进行往来。

随着中俄贸易的不断发展，沙俄要求重新划分界限并扩大通商，随之与清政府进行谈判，从1725年开始，雍正先后派人与俄国使节进行谈判，最后于1727年8月签订《布连斯基条约》和《喀尔喀会议通商订约》。双方在这些条约和协议的基础上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对贸易做了严格规定：“俄国商队定额二百人，每三年来京贸易一次，一切费用，俄商自行负担；与边境指定二处地点为经商贸易之市场；商人仍需持有官颁执照，方得贸易。”[18]自《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以后，中俄开始恰克图边境贸易，恰克图成为中俄边境贸易的互市中心，张家口也成为中国商人货物输出的集散地。从雍正六年（1728年）开始，“俄国商队来北京的路线，改道为经恰克图、库伦、张家口来北京往返。并允许俄国商人将部分货物沿途在库伦、张家口等地销售贸易”[19]。中俄两国商人通过张家口至库伦集聚于恰克图进行贸易，库伦也成为其重要的中转站，贸易不断兴盛。但是好景不长，俄商违背条约相关规定，“越国界立栅，假道运输，违禁贸易”[20]。鉴于此，乾隆时期曾三次下令关闭恰克图市场，与俄国重新商定条款，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重新于恰克图签订互市条约，续签了《恰克图界约补充条款》和《恰克图互市条款》。此后中俄间的贸易步入正规，通过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的贸易不断地兴盛起来，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年运量在250万公斤以上”[21]。据《晋商史料研究》记载：“雍正初年，恰克图对俄贸易每年大约100万卢布，乾隆中期达到200万卢布，嘉庆年增到600万卢布。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经晋商之手，输往恰克图的中国商品，仅茶叶一项达12万箱（每箱100磅），价值1240万卢布。咸丰初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卖给俄商的茶叶一年达15万箱，计900多万斤。”从中可见张库大道的繁荣。自中俄恰克图续签条约以后，中俄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强，张家口成为贸易集散地，库伦成为中俄恰克图贸易的中转站，恰克图也逐渐发展成为一座国际性商贸城镇。

四、晚清民初张库大道的命运

张库大道自形成后，中俄贸易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之上进行的，这种局面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发生变化。直接原因在于沙俄对中国疆土觊觎已久，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掠夺了中国北方大面积领土，并逐渐控制了张库大道的贸易权，张库大道走向衰落，中国对俄贸易开始下降。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1851年—1903年达59件，其中直接与经济贸易有关的占一半以上”[22]。通过不平等条约沙俄获得了在华贸易免税、增加通商口岸等特权，同时俄商对华商也进行敲诈、欺骗等，损害华商的利益。民国初年，沙俄支持外蒙独立，曾一度垄断张库大道的商业贸易，内地商人被排挤在外，遭受沙俄的剥削，中国对外蒙贸易逐渐下降，从而加速了张库大道的衰落。

张库大道沿途环境险恶，土匪猖獗，商队经常遭到掠夺，这也阻碍了商道的发展。《察哈尔经济调查录》记载：“当张库车通商时……因受外蒙独立，及口外匪氛猖獗之影响，遂一蹶不起；近年亦因匪氛不靖，大有行人裹足之概。”此外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张库商路毁坏中断：“民国十三年，中俄绝交，于是张库交通，一时断绝……而是年，张垣（即张家口）又遭大水，元气渐丧殆尽，讫今未能恢复。”[24]多伦诺尔为张库大道上重要的牲畜市场，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牲畜数量大减，市场衰落。《蒙古志》记载：“近以炎旱频仍，六畜不蕃，马市衰减，坐贾千余户，渐次闭歇。”不仅兵匪、灾荒使张家口等地的商业大受影响，官府的各种赋税加捐也使得商业萧条，市场萎缩。“民国十五年后，兵燹匪患，灾歉连年，摊款加捐，负担益重，商业影响，倒闭民户避难来张，所以民户日增，而商户减矣，迨库伦不通，商业停滞，致使繁殷之地面顿呈萧条之象，各行商户呈报歇业者不计其数”[25]。张库大道在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的双重影响下，最终被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五、张库大道对沿途乡镇的影响——以嘉卜寺为例

张库大道形成后不断向四周延伸，形成了范围极广的辐射面，随之一批商业城镇出现了。嘉卜寺（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是连接康保、张北、商都、二连、万全等地的纽带，为这些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据史料记载：张家口的旅蒙商在蒙古地区的交易以锡林郭勒盟的东、西苏尼特旗为主要经营范围，与其他地区的旅蒙商店相比，苏尼特旗有一百多家，嘉卜寺在这些运输路线中起到着重要的连接作用。以张家口为起点，旅蒙商到内蒙各地的路线一般按“张家口—化德—东、西苏尼特旗”，“张家口—张北—多伦—贝子庙—东、西乌珠穆沁”[26]等路线行走，嘉卜寺作为中间地带，将这些驿站连接起来，确保了张库大道的畅通。随着商业发展的需要，1917年，大成汽车公司修筑张家口至库伦的公路，“中间设十站——张北、嘉卜寺、四里崩、滂江、二连、乌得、赛乌苏、叨林、西里呼图、大坝以至库伦”[27]，在嘉卜寺建车站一所。1918年张库汽车路通车，嘉卜寺汽车站开办客货运营。嘉卜寺依靠张库大道得天独厚的优势，形成了便利的交通，随着汽车公路的通车，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清朝末年，恰克图至北京的邮送书信业务兴起，并在库伦、张家口、北京、天津设立邮局。到了民国初年，嘉卜寺相继设立邮局、电报局等机构，嘉卜寺将张家口、张北、康保、万全等地的邮政通信业务联系在一起。比如：“民国十六年，张北邮局改为三等邮局，直接通邮地方，张家口、土城子、康保县、宝昌县、化德设治局（1934年置，治所即今内蒙古化德）、崇礼设治局、尚义设治局及本县四乡。”[28]张北电报局自1920年成立后，直接通往察哈尔地区，另外“各县直接电线北通化德设治局，南通张家口”[29]，这些邮政设施将周边地区的邮政通信事务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最初嘉卜寺地区，荒无人烟，到清朝中后期，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鼓励内地人民赴边开垦。清末民初，在“移民实边、借地养民”政策鼓励下，大批汉民从山东、山西、河北等地迁入化德，开荒种地，给这里带来了大量的劳动人口，也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1935年，察哈尔政府在化德建立官围子，鼓励迁入人口在化德定居。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之下，大量的汉族人民迁移到了化德，开辟了大量的土地，发展农业生产、商业贸易，人口增加较快，到1937年时已经是数万人口的城镇了。

综上所述，张库大道在元朝驿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随着蒙汉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等交流而不断发展。到了明朝时期，随着张家口等地茶马互市的发展，蒙古民族对中原地区商品的依赖性的不断增强，张库大道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到了清朝，蒙汉间的经济交往空前繁荣，俄国也不断加强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张库大道正式成为一条连接欧亚的国际贸易商路。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中国的大门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上沙俄对中国北部广大地区的掠夺，华商遭到排斥与打击，逐渐退出张库大道。二十世纪初，在沙俄支持下外蒙古独立，使得张库大道的发展陷入困境。除此之外，由于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也加速了张库大道的衰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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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岭南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浅论

一百年前，在北方商埠烟台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机械制钟工厂——宝时造钟厂，后来称德顺兴造钟厂，从而改写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计时仪器的国家，却被外国钟长期霸占中国市场的历史。

一、烟台制钟业的形成与繁衍

1、民国时期——烟钟的诞生及成熟期

清代中期至晚期，我国苏、粤一带出现了制钟作坊。能工巧匠们模仿着西方技术，用手工制出了一批批具有民族特色的时钟，后来称之为中国钟表三大流派的苏钟和广钟。然而，随着对外通商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西洋钟涌进国内。手工制作无法与西方国家机械化生产竞争，制钟作坊相继倒闭，民族制钟业雏形随之消失。

1915年，民族实业家李东山怀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出资25000银元，购置德国设备，在烟台朝阳街开办了宝时造钟厂，专门生产座、挂式摆钟，注册商标“寶”字，成为我国机械制钟的发端。建厂后，经过3年的生产准备，于1918年试制出第一批摆钟。1934年12月由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的《中国实业志》第八编中记述造钟业时写道：“我国制造时钟厂极少，所有者大半集中于山东之烟台，烟台朝阳街朝阳胡同之宝时厂，为我国造钟业空前之第一家，于民国四年成立，宝时钟厂于民国二十年更名德顺兴，惟出品商标，仍沿用宝时两字。”

在宝时钟厂开业12年之后，即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中期，是烟台近代制钟业的鼎盛时期，烟台有永康、盛利、永业、慈业等5家钟厂相继开业，钟厂产销两旺，利润可观。1936年烟台第六家钟厂仁昌造钟厂开业不久，抗战爆发，华北沦陷。1938年日军占领烟台后，对烟台制钟业觊觎已久日本商行首先拿“德顺兴”开刀。其它钟表厂也都屡遭日伪政权巧取豪夺，再加之交通封锁，销路堵塞，烟台各家钟厂经营举步维艰。烟台制钟业元气大伤，中国的制钟业走向低潮。

2、解放初期至建国后——烟台制钟业的发展期

1945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解放了烟台。在中共烟台市委竭力扶持下，德顺兴等3家钟厂陆续恢复制钟生产。1949年，以德顺兴为主的各钟厂共生产摆钟480只，闹钟3000多只。生产经营进入良性循环，烟台制钟业进入了全面复苏期。以德顺兴为首的烟台制钟业，成为国家重要的钟表生产基地之一。

1950年，新德造钟厂（由原永康公司改组而成）、胜利造钟厂（由原盛利造钟厂改组而成）和永业造钟厂等制钟企业，相继进入生产发展期。1952年，烟台几家钟厂共生产摆钟和闹钟23000只。1953年，国家将钟表生产纳入统一计划，德顺兴等各钟厂可以集中力量扩大生产。1954年，德顺兴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同年，永业造钟厂、新德造钟厂先后实行公私合营。1956年5月1日，德顺兴、新德、永业3家钟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烟台造钟厂，仍然使用“寶”字商标，烟台制钟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工厂的生产经营走向正规化，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量大幅增加。之后，又新建和转产了几家钟表配套厂，形成了完整的钟表制造体系。经过改造和不断扩张，孕育出“北极星”这个驰名中外的民族品牌。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虽然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烟台制钟人仍然以不断创新的精神，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扩张，1975年初，以烟台钟表厂各分厂为主体，分别组建了木钟厂、闹钟厂、手表厂、钟表模具厂等专业生产厂。之后又先后组建了钟表元件厂、手表表壳厂、宝石厂、钟表研究所、钟表材料厂、钟表玻璃厂、钟表技工学校，形成了完整的钟表生产体系。与此扩张的同时，加快了科学研究的步伐，烟台钟表从生产规模化向技术先进化的迈进。

3、改革开放以后——烟台制钟业繁荣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烟台钟表工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随着民营资本的加入，为烟台制钟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民营经济、合资经济并行的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相继创立了以古典钟为特色的美时嘉、世荣，以建筑钟为代表的持久，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社会分工逐步明确，烟台钟表市场细分的大格局基本形成。各个钟表公司积极开发和投产新产品、新花色，一批具有国内首创和领先水平的新产品相继问世。烟台钟表得到进一步发展。烟台从中国现代制钟业的发祥地，已经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钟表生产基地。

二、烟台钟的历史地位

1937年，英国人A·G·Ahmed编著的《烟台通志（1935-1936）》中写道：“作为中国钟表工业的先驱，德顺兴有一个传奇的经历。德顺兴造钟厂今天在烟台工业界的崇高地位，完全归功于天生聪慧和眼光长远的企业创始人——李东山。”李东山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他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制钟企业，还在于他为烟台制钟产业乃至全国制钟产业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1、制钟业的诞生催生了民族工业兴起

许多人都知道烟台制钟业历史悠久，但对于烟台是中国现代制钟发祥地这一史实却未必清楚。在上世纪初，一个工业并不发达的小城市，何以能产生出在全国领先的精密制造业？首先，得利于开埠之先，烟台是较早对外通商的北方商埠，烟台人能较早接触西方工业文明，德顺兴五金行当时所处附近的朝阳街上，早已是洋行林立，商号遍布，兴办工厂者可借通商之便购进国外设备和原材料。其次，得力于烟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烟台地区的温度和湿度非常适合木质钟壳加工，有丰富的优质木材资源。最后，得力于人才，创业者的精明、务实、执着、敢为人先、善于谋划等品质和高人一筹的技艺，无疑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正如《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在评价烟台制钟业后感叹道：“制钟厂先开者，非资本之难，实人才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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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钟业发展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烟台制钟业的深远影响还在于它把现代制钟技术传播全国。17世纪中期开始，广州、扬州、苏州、南京等地兴起以家庭作坊为特征的手工制钟业。故宫钟表馆里收藏的那些精美绝伦的苏钟和广钟，记载着那个时期的辉煌。然而，中国能工巧匠的高技能毕竟抵不过西方机械化的高效率。到了19世纪中期，西欧与北美工业革命促成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洋钟涌进中国市场，民族手工制钟业逐渐衰败。

1906年，宁波人孙廷源、孙梅堂父子创办了鄞城制钟工场。1912年，工场搬迁到上海杨树浦，建成“美华利造钟厂”，仍靠手工制钟。1915年，孙氏又在上海闸北天通庵镇开办建筑时钟制造厂，购置了部分设备，并开始生产建筑用钟。到了1920年，宝时造钟厂以日本“马球”钟为范本成功仿制7天机心，从而开始了以机械加工自制时钟机心的历史。除了铜材、铁板、钢丝、发条等原材料仍需从日本或德国进口外，钟壳和其它零部件基本可以就地取材，自己生产。同时，钟厂又开发投产了挂钟。外观款式方面，座式多是参照日本座钟，挂式多是参照欧式挂钟。在外观装饰方面，则加入了一些民族民俗艺术的元素，使产品具有一定的民族风格。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是烟台制钟业的快速扩展期，烟台的许多有识之士和技术人才，相继到全国各地开办制钟企业。1932年德顺兴造钟厂鲁宣民、孙文庚等10多名技工，在天津开办了北洋造钟厂；1934年德顺兴造钟厂的刘玉秀、陈书祥，在青岛开办了时辰造钟厂；1935年德顺兴造钟厂技术工人赵传尧、徐宝任，先后离职去沈阳开办了新明造钟厂，在丹东开办了大陆造钟厂；1943年德顺兴造钟厂技工赵传尧，去上海与丛顺滋、李志海等人开办了忠众造钟厂；1944年德顺兴造钟厂技工徐宝任，去北京与徐华梅开办了长城造钟厂；1945年德顺兴造钟厂的李典章、技师唐志成、唐绍祥父子等人，去上海兴办了时民造钟厂；1946年德顺兴造钟厂的职员陈玉武，去天津开办了华威造钟厂。这些人把当时先进的制钟技术传授到全国各地，推动了当地制钟业的发展。烟台钟文化与当地的地域文化相融合，使烟台钟的风格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丰富、发展和成型。这些钟厂为新中国钟表工业形成奠定了基础，烟台成为全国现代制钟的发祥地当之无愧。

3、制钟业的发展促进了科技的进步

烟台作为最早开放的北方港口商埠，具有创办实业的天时地利条件，面粉、罐头、织布、火柴等制造工厂应运而生。1912年孙中山先生到烟台宣传“实业救国”时，曾称赞“烟台为北洋一大繁盛商埠”，当时李东山在现场聆听了震撼人心的演讲。“实业救国”的思想和国外先进的制钟技术、生产方式开阔了李东山的思路。他首先投资两万五千银元，购置厂房和设备。刚开业时只有冲床、车床16台，之后陆续添置机械设备。据1931年由山东国民政府实业厅编印《山东工商报告》中记载：“该厂机械为旋床、钻床、刨床、压力机、机锯、刨木机、铣床等，皆用电力为原动力，共八十三座，或购置德国或系本厂自造，共值洋三万元，业已使用十六年矣”， 真实地记录了宝时造钟厂建厂当时起点之高，设备之先进。1934年烟台各钟厂拥有德、英、法等国进口的生产设备149台。制钟业由手工生产转向机械生产，是工业文明的显著标志。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烟台的钟表制造业进入了繁荣期。1960年国营烟台钟表厂（北极星）。不仅在生产规模上不断扩大，而且先后开发了船用钟、日历座钟、怀表、手表等新产品。烟台钟表业的发展推动了相关工业的发展，与之配套的上游和下游企业相继成立，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烟台钟表成为与张裕葡萄酒相媲美的又一张城市名片。

三、烟台钟的文化内涵与特征

1、浓烈的民族精神

烟台钟表从诞生时就打上了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烙印。1912年8月20日，孙中山先生由上海水路北行赴北京议事，途经烟台做短暂停留。在烟台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上，孙中山先生发表演说，以张裕公司为例，倡导发展制造业，杜绝“利权外溢”，使烟台商界不少人士深受启迪，其中就有在场的李东山。他经营德顺兴五金商行已十几年，经销商品多为舶来品，尤其时钟皆是德国和日本所产，对“利权外溢”有切肤之痛。而中山先生的“实业救国”呼吁及“从制造业下手”观点，帮助他最终做出兴办机械制钟实业的决策。成为中国近代一代制钟带头人，也为后来的宣传推广定下了主基调。

20年代初，抵制洋货的爱国运动在全国此起彼伏。“宝时”不失时机打出“国货”牌——每只钟附有《保用证书》，承诺“永远保修”，注有“请用国货”字样。有关报刊报道：“社会人士亦均以系国产，咸乐购用。一时风声所播，遍及国内外，货物销路，日渐畅旺，北达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省市，南至安南、缅甸、新加坡以及南洋群岛各地。举凡交通便利之地，均可销货。”正是这一点吸引着众多爱国者的目光。1933年，以扶持国货为己任的新加坡华侨公司，慕名到烟台来订购烟台钟，烟台钟从此风靡东南亚国家。

以“实业救国”的宗旨精心打造国货精品，是在那个特定年代里，必然受到国人拥护的重要原因。现存于钟表文化博物馆里的“寶”字、“永”字、“盛”字和”業”字牌座挂钟的钟壳后身，都贴有一幅文字广告，其中诸如“齐心爱国，振兴实业 ，精造我国之货，勿用舶来之品”等字样依稀可见。有的挂钟索性在摆前玻璃上印着“请用国货”4大个字。这种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特征的时钟，在那个时代的同类产品中是罕见的。

2、先进的营销理念

烟台钟的初期市场，依靠三大营销战略占领了市场。这三大战略一是爱国主义——“请用国货”，二是质量保证——“永远保修”，三是“物美价廉”——低价销售，永康造钟公司更注重广告宣传，除了在报刊、电影院做广告外，还印制产品样本分送给豪商大贾和达官贵人。这些营销理念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在如今亦不过时，也是商家常常采用的营销战略。

“寶”字钟问世不久，恰逢“五四”运动引发了全国性抵制日货运动，烟台商界成立“维持国货团”，联合停止购销日货，提倡购买国货。李东山作为德顺兴商行经理，积极加入维持国货团体，坚决不卖日货，并发动职工家属上街支持游行宣传抵制日货的学生。而作为宝时钟厂经理，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国主义精神的真谛，同时，他从这场爱国运动中为推销“寶”字钟找到了契机。“请用国货”的广告宣传，“永远保修”的承诺，低于洋钟的销价，使“寶”字钟很快在胶东立住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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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至1928年间，因日本在旅大的租借权问题、日本人制造的上海“五卅”惨案和济南“五三”惨案，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地爆发抵制日货运动。在这个天时地利的环境下，为了与日本钟竞争，宝时钟厂一方面改进工艺，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另一方面不惜血本压低销价，将每只钟销价由5元降到1元多，“寶”字钟以物美价廉的国货面孔出现，深受国人青睐，迅速在华北打开销路。在东北三省“寶”字钟更是热销，用这种办法“寶”字钟先在胶东立足，随后挺进华北和东北地区，并开始销往南方大城市。最终将盘踞本地几十年的日本“马球”牌钟挤出中国市场。

3、健全的营销网络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市场受阻，华北市场萎缩，致使“寶”字钟滞销，资金难以周转。“德顺兴”钟厂及时调整市场重点，分别派人到广州、汕头、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重庆、郑州等地建立分销处，加大产品推销力度，采取先货后款的赊销办法推销，使南方市场的销量剧增，两年后南方市场逐步打通，“寶”字钟畅销沪、宁、穗、渝等一批大城市，并在上海等地设立代办处，产品远销香港和南洋。永康造钟公司的经营理念更先进一些。投产不久便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设立经销处，并采用先货后款的赊销办法，联络许多商家为其代理。1933年，以扶持国货为己任的新加坡华侨公司，慕名到烟台来订购“寶”字钟，自愿做在新加坡和南洋各国的总代理，当年即出口1万多台，烟台钟从此开始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热销不衰。

建国后，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商品统购统销，烟台生产的钟表通过国家调拨，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各地，其它地区生产的钟表也同样实行的是统一调配政策。虽然没有了市场竞争的压力，但是在市场上，烟台生产的钟表仍然是消费者的首选，烟台钟表经常脱销。六十年代到文革期间，国家实行大件商品凭票供应，当时能得到一张烟台钟表的购买券是非常幸运的。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钟表业的市场化进程比其它行业来得更早，也更猛烈。“北极星”最早设立了市场销售部门，最早在全国各地设立维修服务部，实施大市场战略向全国进军，两年间在全国28个各省、市、自治区设立2000多个销售服务网点，烟台钟表的销量雄霸全国，北极星品牌深入人心。在钟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烟台生产的钟表销量仍然处于领先的地位，这既得益于烟台钟表的科技含量、外观设计、产品质量和服务，又得益于一百年来烟台钟的品牌文化的积淀，当然，市场营销文化也是功不可没。

4、品牌效应

1928年，“德顺兴”和“永康”生产的摆钟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国货展览会上展出，受得了国人的欢迎。1931年，“德顺兴”和“永康”再次参加了在沈阳举行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德顺兴”被公认为“中国造钟首创第一家”。这是可查阅有文字资料中，记载最早的对烟台钟的褒奖。

1956年，烟台造钟厂生产的机械摆钟，在全国造钟展览会上被评为一等奖。1979年在国家产品质量奖评比中，“北极星”机械钟获得钟表类最高奖银质奖。1980年“北极星”商标被国家工商局授予“国家著名商标”证书。1983年，“北极星”机械钟再次获得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1986年企业获得国家质量管理奖。

凭着优质的品牌，过硬的质量，烟台北极星走进千家万户，1991年，在首届中国驰名商标评选中，“北极星”被消费者评为“中国十大驰名商标”之一，成为同行业中首个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著名品牌，并且两次获国际系列金奖，三次获全国质量奖等荣誉称号。 “中国的钟表有颗星，她是烟台的北极星”，这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语，诠释了有百年历史的民族品牌在国人心中的地位。

5、商标文化

宝时钟厂于1918年生产出第一批座式机械摆钟，注册商标“寶”字。1927年3月，从“宝时”分离的技术骨干创办了烟台第二家钟厂——永康造钟无限公司，注册商标“永”字。1928年11月，“宝时”与“永康”一起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寶”字、“永”字牌钟第一次在全国性展览会中亮相。在当时国内机械制钟业尚未成气候的情况下，一个北方小城居然有两家钟厂能生产出敢与洋钟相媲美的时钟，令参会者惊讶，更引起政府和媒体的关注。

1930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对“宝时”、“永康”的评价为：“以该各厂家出品，虽系仿造，但在我国实属创举，每遇国货展览会时，均佳评并颁发奖评奖状，以示提倡而炙鼓励”。为了出口需要，永康造钟无限公司专门注册了“YK”（“永康”英文译音简写）商标。1931年至1933年，盛利造钟工厂、永业造钟工厂和慈业造钟工厂先后开业，注册商标分别为“盛”字、“業”字和“慈”字。形成了“寶”、“永”、“盛”、“業”、“慈”五大钟表商标。由此折射出民族资本家的品牌意识，这种品牌意识在当时刚刚开埠的商界实属先进。建国以后，烟台钟表仍然沿用“寶”字商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寶”字商标停止使用。

1958年，烟台钟表恢复了中断20年的外贸出口，为适应出口需要，重新设计了“北极星”商标，1959年12月1日，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59>工商标志文核准，“北极星”商标核准使用（注册证号33351）。1960年1月，烟台造钟厂开始正式使用“北极星”商标。1991年9月，“北极星”被评为“中国十大驰名商标”，成为当时行业最早的中国驰名商标。1978年改革开放后，烟台制钟业迎来了品牌繁荣的时期，注册使用的商标如雨后春笋，百花齐放，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有持久美时嘉、荣华等等。2012年，“持久”商标成为继“北极星”之后的烟台第二块钟表“中国驰名商标”金字招牌。2010年，北极星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6、名人效应

1934年5月，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来到烟台，特意参观了永康钟厂。当他看到一台台足以与洋钟媲美的产品从同胞手中造出来时，即兴赋诗盛赞烟台钟表：“无论钟，无论表，大家都说外国物件好。到烟台看钟表，装置即辉煌，机件又灵巧，谁说国货没有洋货好。”并掏钱买了4台不同款式的摆钟留作己用。同年亦有报道：烟台时钟“社会人士亦均以系国产，咸乐购用。一时风声所播，遍及国内外……”

1946年春夏之交，周恩来副主席在延安写信给中共烟台市委，要求烟台组织生产一批优质时钟，作为宋庆龄先生赠送给外国友人的礼品。烟台市委将这一任务安排给德顺兴钟厂，在李东山的安排下，工厂圆满完成了任务，为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烟台钟表工业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明星，一直受到历届国家领导人对十分关注，自八十年代起，彭真、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温家宝等领导人相继来烟台北极星视察，为庆祝烟台钟表工业创建八十周年，吴邦国、荣毅仁、王光英等领导人视察北极星并欣然挥笔题词祝贺。国家领导人出访，数次用烟台钟作为国礼，赠送外国领导人，是对烟台钟表工业的充分肯定，提升了烟台钟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