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的外向观:艺术社会学的出现

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1892-1978]是20世纪西方艺术社会学的奠基人,是欧洲著名的文化社会学家和艺术史学家。豪泽尔在他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中,深受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威廉汉姆·豪森施泰因[Wilhelm Hausenstein,1882-1957]和弗雷德里克·安塔尔[Frederick Antal,1887-1954]等人的影响。

一、艺术社会学早期的发展

所谓艺术社会学,是指艺术史研究方法的一种。根据艺术史学者的一般理解,这是一种“旨在推断出关于规则,或所谓的受社会条件制约的艺术发展法则的一般性理论”[1]。

早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实践者莫里斯就在《人民的艺术》[The Art of the People]一文中探讨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到了20世纪初,《艺术社会学:绘画与社区》[Die Spziologie der Kunst:Bild und Gemeinschaft]的著作者豪森施泰因,进一步将美术史同社会史、经济学进行有机结合;不仅如此,匈牙利美术史家安塔尔在他的《佛罗伦萨的绘画及其社会背景》[Florentine Painting and its Social Background]一书及多篇学术论文中同样运用、阐述了这一方法[2]。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们所主张的艺术社会学研究方法都未得到当时艺术史学界的重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豪泽尔也始终坚信艺术社会学作为研究艺术史方法论的重要性,他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对其做出进一步的整合、补充,并加以建构。由此,艺术社会学才得以被重新搬上历史的舞台,获得欧、美艺术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与一致认可,从此,开启了我们从外部研究艺术史的新纪元。

二、艺术史的外向观

纵观整个西方艺术史学史,可以说是一部“内部艺术史”与“外部艺术史”相互影响的历史长卷。古希腊时期,人们对艺术的研究一般多集中于艺术“内部”,即对艺术的形式、风格等加以分析,并希望找出其中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然而到了19世纪,艺术史研究者开始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并对艺术史方法论加以重新界定。在此,艺术史不再只是集中于研究艺术“内部”的发展史,而更多的,则联系到了古典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形成了一部“外部艺术史”的研究体系。

从“外部”研究艺术史,简言之,是将艺术放入到社会框架中,同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加以联系,从而做到多元化、多角度地展现艺术史风貌;与之相对的,是从“内部”研究艺术史,即将线条、色彩、构图等当作主要观照对象,从而分析、探究出艺术内在风格的演变史。诚然,不管从哪个方向研究艺术史,它们都是沿着各自的传承脉络发展起来的。

从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撰写《古代美术史》开始,就创立了艺术史分期理论,并对艺术形式和风格的进化规律进行了探求;此后,李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从温克尔曼的“视角”出发,吸收当下心理学研究成果,提出“艺术意志”、“触觉-视觉”和“客观-主观”等一系列概念,继而从艺术内部对形式问题进行阐释;到了沃尔夫林[He inrich Wolfflin,1864-1945],他批判继承了李格尔的研究成果,宣布美术史的主要目标就是对风格变迁的理解,并运用形式分析法继续在艺术内部寻求艺术形式的自律性。当然,从内部研究艺术史的方法还有很多,例如马克斯·德沃夏克[Max Dvorak,1874-1921]的“作为精神史的艺术史”的方法论,瓦尔堡学派的文化-图像学等。然而,这些方法论并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作为艺术“内部”发展脉络上的一个重要分支,不断地对其“内部”系统加以完善和扩充。

换个角度看,从“外部”研究艺术史也延续着其自身发展的脉络。18世纪,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的旗手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在历史学科的背景下,首次将历史学与文化学进行交叉结合,创立了文化史学科。他在1756年出版的《风俗论》被看作是第一部文化史。文化史,顾名思义,是通过深入观察社会生活,从而多维度地对历史事件进行阐释的一门学科。从前,历史大多是以列国志或政治史记述的,文化史的出现第一次将历史放入社会视角中,在综合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要素,历史学科的研究道路被大大拓宽。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到了19世纪,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在继承伏尔泰的理论方法下,进一步奠定了文化史研究的内容、范畴。布克哈特的思维并没有被禁锢在从社会环境对历史的考察中,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了历史以外的学科——艺术史。正是布克哈特这一创造性的举动,才使得艺术史家们注意到艺术与文化之间存在的一种普遍联系。正是如此,艺术史通过借鉴文化史的研究观念和方法,打破了艺术通史中概念化的历史叙事方式,将艺术同社会相结合,从而开拓了从外部研究艺术史的新道路。因此,布克哈特的艺术理论贡献,作为艺术社会学发展的基石而存在着。[3]

艺术社会学理论奠基人法国历史学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同布克哈特一样,也时刻关注着艺术与社会的动态联系,在他的《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 l'art]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三要素”论,即种族、环境和时代,全面阐述了艺术社会学作为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和观点。

到了20世纪中叶,豪泽尔继续将艺术社会学作为从外部研究艺术史的推动力,打破长久以来艺术史研究只在艺术“内部”进行的封闭性与局限性,为艺术史的研究引导了新的方向。

我们在这里笼统的将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归结为“内”、“外”两个方向是不甚恰当的,但为了理清艺术史研究方法的脉络,才不得以而为之。对艺术史研究方向的判定,应当更具有科学性。纵观艺术史学界,始终是将方法论放在更偏向对“艺术”的研究,还是更偏向对“历史”的研究的问题中展开讨论的。诚然,更偏向“艺术”,或更偏向“历史”,又或者两种兼顾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是取决于艺术史家自身的学识储备,另一方面则由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决定的。俗话说,“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艺术史研究的方法也是如此。因此,是“内”、是“外”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人类的智慧下,创造出的多样的对艺术史研究的方法。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艺术方法论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不同艺术流派、应运而产生。我们认为,对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史研究,应当采取更适合它的研究方法。

三、豪泽尔对艺术社会学的构建

艺术史学家豪泽尔,1892年出生于匈牙利,早年求学于布达佩斯,随后辗转巴黎、柏林攻读艺术与文学史。完成学业后重返布达佩斯,成为“周日讨论会[Budapest Sunday Circle/Sonntagskreis]”的一名成员。该社团的主要成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乔治·卢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家弗雷德里克·安塔尔以及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等。那时起,豪泽尔算是首次接触到,并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这对其一生致力于构建艺术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有着重大的意义。1923年,豪泽尔移居维也纳,1938年定居伦敦。此后,其于1951年出版了《艺术社会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这部巨著奠定了他在艺术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七年后,豪泽尔的《艺术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出版,这是他在对自己先前理论进行总结、完善后编纂的又一力作。当他结束了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的教学工作后,便受邀前往美国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任教。1964年《样式主义:文艺复兴的危机与现代艺术的根源》[Mannerism:The Crisis of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Origin of Modem Art]问世。晚年,豪泽尔重回欧洲,着手撰写《艺术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Art],其德文原著于1974年得到正式出版。该书是传统艺术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学理论的集大成,是豪泽尔一生艺术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总结。可以这么说,正是有了这四部巨著,艺术社会学这一学方法论才得以建构。

摘要：自古希腊以来,人们对艺术的研究多专注于其形式、风格的变化上。而到了19世纪后,科学的繁荣发展促使一批学者开始借鉴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的一般方法,从而不断丰富着艺术学的方法论。其中,20世纪西方著名的艺术社会学家阿诺德·豪泽尔,注重将艺术的发展联系到社会各要素中,并尝试从艺术“外部”探究艺术发展的历程,从而率先构建起艺术社会学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豪泽尔,外向观,艺术社会学

参考文献

[1] 曹意强著:《艺术与历史》,浙江: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2] 冯白帆:《艺术社会学奠基人阿诺德·豪泽尔的学术与生平》,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3年6月,第132页。

[3] 陈平著:《西方美术史学史》,浙江: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