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事诉讼模式及其成因

2022-09-10

一、民事诉讼模式的涵义、划分标准和类型

诉讼是现代社会当事人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之一, 诉讼模式则是关于民事诉讼的一系列关系、制度和审判方式等的总体概括。在我国推进民事诉讼改革和依法治国的过程中, “如何改革审判方式, 确立一种什么样的诉讼‘模式’, 已成为全国法院深化改革和法律界关注的热点问题。”[1]其对民事制度的基本构架有决定性作用, 对民事诉讼的改革发展亦有指导性作用。

关于诉讼模式的涵义及其外延, 张卫平教授认为“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是对特定民事诉讼制度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的概括, 藉以进一步阐明此民事诉讼体制与彼民事诉讼体制的主要异同, 分析民事诉讼基本模式与特定民事诉讼中各具体诉讼制度的相互关系, 分析同类模式民事诉讼体制的形成中各外部因素的影响和作用。”[2]江平教授认为民事诉讼模式指“法院审判行为 (职权行为) 与当事人诉讼行为 (诉权行为) 之间的关系模式, 亦即法院与当事人之间诉讼权限的配置模式。”[3]刘荣军教授认为“‘民事诉讼模式’是指支持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运作所形成的结构中各种基本要素及其关系的抽象形式”, 是“对民事诉讼程序及制度结构的抽象概括”[4]。

综合上述学者观点不难看出, 诉讼模式的核心在于当事人和国家裁判机关即法院的关系和诉讼权限分配。其涵义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 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是对民事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的概括和抽象。其二, 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是对民事诉讼结构的构成要素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基本关系的抽象和概括。其三, 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表现为一种形式, 集中反映了民事诉讼制度与程序的主要特征。

传统观点依据庭审询问方式不同将民事诉讼模式分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且有学者认为“英美法系国家多采用当事人主义, 大陆法系多采用职权主义”[5]。然而, 民事诉讼区别于其他种类诉讼之处在于, 民事诉讼的本质是利用国家公权力来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纠纷, 是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博弈, 因此, 庭审询问方式这一表面现象难以体现民事诉讼的本质。

事实上, 依据张卫平教授的观点[6], 将民事诉讼模式分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应当从实质上进行理解。在一个民事诉讼案件中, 当事人的争议主要包括实体问题的争议和程序问题的争议。实体问题主要涉及裁判对象和裁判依据两方面, 二者从本质上决定了当事人和法院的关系。

(一)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 争议的实体问题由当事人决定。这一诉讼模式特征有二:第一, 民事诉讼中的裁判对象和裁判依据由当事人决定;第二, 诉讼程序的启动和终了由当事人决定。根据民事诉讼过程中法院职权干预程度不同, 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分为当事人进行主义诉讼模式和法官职权进行主义诉讼模式。

当事人进行主义诉讼模式以英美法系为代表, 又称对抗制。在当事人双方以及法官这一构造中, 原被告对自己的主张负有调查、举证和辩论的责任, 而作为中立的争议裁判者, 法官的主要职责是倾听原被告及其律师的陈述和辩论, 并就其公平正义理念进行裁判, 整个诉讼过程均由当事人双方控制。

张卫平教授将法官职权进行主义也称之为大陆型当事人主义[8], 其不属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根本原因在于双方争议中实体问题即裁判对象和裁判依据由当事人决定。与英美法系一致, 大陆法系实行当事人自治原则、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这些原则充分保障了当事人意思自治, 体现了民事争议私权处分的私法性质。作为中立方, 大陆法系的法官在诉讼程序推进过程中有更为积极和主动的权力。同时, 法官拥有释明权, 有权“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正确、有矛盾, 或者不清楚、不充分, 或者当事人误以为自己提出的证据已经足够时, 法官依据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 让当事人把不正确和有矛盾的主张予以排除, 把不清楚的主张予以澄清, 把不充足的证据予以补充”[9]。由此可见, 释明权是一项具有职权主义色彩的权力, 是一种法官对当事人的指向性的交流。通过释明制度, 法官得以对当事人诉讼过程进行适度司法干预, 有效弥补了私权处分原则下当事人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的缺陷, 提高了诉讼效率。

(二)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是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相对应的一种诉讼模式, 在这一情形下, 争议的实体问题由法官决定。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诉讼模式可以纳入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范畴。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征为:第一, 民事诉讼中的裁判对象和裁判依据由法官决定;第二, 诉讼程序的启动和终了由法官决定。例如, 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179条规定, “诉讼请求的数额如果不是根据双方当事人以前所成立的协议或者依法律规定的程序决定 (票据、合同和税则) 的时候, 法院可以依照已经查明的情况作出超过原告人请求数额的判决。”[11]

二、民事诉讼模式的成因

关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成因近年来已有探讨, 而为何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虽同属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却仍呈现出当事人进行主义和法官职权进行主义这样不同的诉讼模式呢?笔者认为, 其影响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法律传统的影响。

在大陆法系, 只有制定法才被视为法律的正式渊源, 判例则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制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所编纂的罗马法, 此后大陆法系法律的发展都建立在罗马私法之上, 从公元11世纪罗马法在欧洲大陆复兴, 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自然法思想和理性主义, 到1971年法国《人权宣言》, 到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制定成文法并形成以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为内容的成文法体系, 不难看出, 大陆法系法典化运动自古以来未曾停止过, 并且一脉相承。这就决定了大陆法系的法律发展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以法院为代表的公权力机关率先完善起来, 为法官职权进行主义的诉讼模式提供了条件。

英美法系起源于英国, 在法律形式上, 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主, 兼有部分制定法。在英美法系国家, 判例法又称为法官法, 一般指高级或上诉法院通过判决来确立的审判原则和规则, 对以后的法院裁判具有约束力。即使是制定法, 其与大陆法系法官适用法律时探究立法者原意不同, 英美法系法官在适用制定法时, “要看先前法官的解释, 在该条文首次被解释时, 法官也不是问立法者在立法时的意思是什么 (立法者的原意) , 而是问当立法者自己在处于当下的情形 (手头案件) 时他的意思会是什么”[10]。即英美法系的法律适用是从特定判例出发, 这种自下而上的过程决定了法官必须依据当事人的行为行使公权力, 这也就形成了当事人进行主义诉讼模式的传统。

第二, 诉讼成本的影响。

社会总成本是指社会各个生产部门汇总起来所产生的总成本, 仅就民事诉讼领域而言, 社会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和司法成本两方面。其中, 立法成本指整个社会在立法过程中各项资源的耗费量;司法成本指整个社会在司法过程中的资源耗费量, 具体又包括国家司法成本和私人司法成本。

英美法系国家奉行实用主义, 法官本身拥有造法职能, 国家无需投入大量时间、金钱、人力、智力等资源专门制定法律。由于英美法系具有判例法传统, 多数法律在实践中逐渐形成, 因此立法成本初期较低, 而后期也只需付出少量的立法成本用于制定成文法, 以弥补判例法的漏洞和空白。相对于立法成本, 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成本相对较高。一方面, 国家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构建司法体制。如美国陪审团成员的选任、安排和召集均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司法成本。同时, 由于英美法系法官具有造法职能, 要求国家在培养法官时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 以确保法官在司法程序中以极高的素质水平公正裁判案件。另一方面, 诉讼当事人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的司法成本。英美法系中多数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对抗都体现为双方律师的对抗, 每一个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必须花费高昂的律师费用才能完成诉讼, 这也大大提高了社会的司法成本。

在大陆法系, 制定法为主要的法律渊源, 在立法初期国家就投入大量成本制定实体法和程序法, 从法律颁布前的专家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法律草案, 到组织立法机关通过法律, 到法律颁布后以研讨会、基金项目等形式呈现的立法讨论, 都要求国家提供大量时间、金钱、劳动等资源来确保法律的编纂、颁布和实施。从社会总成本的角度观察, 大陆法系国家在后期必须降低司法成本。一方面, 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 如法官享有调查取证权, 可以独立决定和进行调查取证并将其认为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用于裁判;同时, 法官的释明权力也能够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 尽早实现定纷止争。另一方面, 当事人双方的对抗性更为缓和, 在调查取证、聘请律师等方面, 当事人付出的司法成本也相对比较低。

第三, 法律职业文化的影响。

法律职业文化是指整个社会对法律及法律职业长期形成的认识和感知, 两大法系呈现不同的诉讼模式受到法律职业文化的深刻影响, 具体体现在法官职业文化和律师职业文化两个方面。

英美法系以事实出发型诉讼模式为特点, 由此形成了英美法系的律师职业文化, 即律师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精湛的业务能力、高超的法律技能, 且在整个社会都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律师采用计时收费、风险收费等多种收费方式, 他们有足够的动力积极为当事人谋求利益。英美法系的法官虽然在庭审中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 但其在适用法律的同时, 还具有“造法”的职能, 通过中立地观察和听取原被告双方的诉讼过程, 法官凭借其内心的公平正义理念和长期的审判经验进行裁判。因此, 英美法系的法官多由年长、声望德高、富有经验的社会精英来担任, 而许多法官也因其卓越的个人才能而名垂青史, 如科尔、马歇尔、霍姆斯等。这种法官职业文化也对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并最终形成了律师积极、法官消极的法律职业文化。大陆法系以规范型诉讼模式为特点, 法官首先根据成文法条文预见所要适用的法律, 确定诉讼的构成要件, 然后了解案件事实, 最终呈现一个由大前提到小前提再到结论的演绎过程。同时, 大陆法系片面的法官选拔考试也影响了法官队伍质量的提高, 使得法官的威信不足, 公信力缺失。同时, 大陆法系的律师在审判中的

影响力相对较小。英美法系中对出庭证人的提问主要由当事人双方的律师通过交叉盘问来完成, 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不能询问证人, 只能在双方律师终止盘问后提出一些补充性问题;而大陆法系的出庭证人首先必须由法官来进行发问, 待法官盘问结束后, 双方的当事人和律师才能进行补充发问。律师通常采用比例收费制, 导致律师在诉讼中缺少动力和积极性。因此, 大陆法系形成了律师消极、法官积极的法律职业文化。

三、结语

在世界各国都不断推进民事诉讼改革和发展的今天, 任何绝对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或是完全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都存在着自身缺陷, 因此, 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 都需要并且正在不断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适和变革。从总体上看来, 大陆法系的法院和法官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职权性不断弱化, 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不断加强, 因此协同主义这一新兴的诉讼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当事人对法院的制约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强调国家的职权性干预不同, 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强调应当从“自由主义”的民事诉讼向“社会的”民事诉讼转变, 要求法官和当事人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促使所有参与者协同推进和完成诉讼。对于法官而言, 其应当充分行使诉讼指挥权力和为发现案件真实情况的必要权力, 包括释明权等;同时, 法官还负有法律指出义务, 以帮助当事人双方顺利完成诉讼。对于当事人而言, 其不仅享有参与和进行诉讼的权利, 当事人同时还须承担诉讼促进的义务和真实义务, 诚信地参与诉讼。

在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的基础上, 我国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和谐主义诉讼模式, 其核心在于强调不要仅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而应当本着和谐的精神促进双方争议的解决, 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和谐主义诉讼模式对于我国当下的诉讼模式来说是一次结构性的变革, 这一诉讼模式要求不仅要在法律上解决当事人双方的纠纷, 而且要让当事人的纠纷从产生它的环境中彻底消除, 并让社会关系恢复或达到真正和谐的状态。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是一种恢复性司法, 法官与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双方之间不再是对立的关系, 而是一种互动和协作的关系, 这样一方面保证了纠纷和争议的解决, 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兼顾, 是民事诉讼功能和价值的本质性回归。诚然, 在推进我国民事诉讼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但是每一位法律工作者都应当以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为目标, 并朝着这一方向不懈奋斗, 以促进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和完善, 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摘要：诉讼模式的探讨已经成为民事诉讼法领域争鸣最盛的话题之一。本文就诉讼模式之争鸣与发展展开探讨, 简要介绍和分析了各诉讼模式及其成因, 并对未来诉讼模式的发展进行展望, 以期在我国民事诉讼司法改革之时, 完善诉讼模式制度, 促进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

关键词：民事诉讼,模式,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