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读者意识——以辜氏《论语》英译为例

众所周知,读者和写作者即为相对的一个概念,读者意识和写作者存在内质的联系。一些资料表明,读者意识即“写作人员从接受者的层面分析并调整写作内容的主体观念。读者意识侧重于写作主体,而主体不但明确了读者是写作行为与结果的接受者,而且还是创造者”。此概念再一次阐释了读者意识即为写作者主体意识的构成因子。文章将以浅析辜鸿铭的读者意识——以辜氏《论语》英译为例作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予以深入的探究,相关内容如下所述。

一、译者的读者意识

美国翻译理论家Eugene A.Nida的“动态对等”观念,此观念从根本体现了Eugene A.Nida对读者的关注。而我国一些翻译家则体现出了十分强的读者意识。近代翻译学者严复为了让清朝的士大夫接受他所翻译成的西方理论,择取了先秦“雅”语言翻译《天演论》。通过王佐良的全面研究,明确了严复是要将《天演论》翻译成册“有较强历史观念的著作”。王佐良经深入研究严复,明确表示:“吸引特定的读者,即为所有翻译家需侧重的主要问题。”这句话体现了翻译主体对受众的重视度,但是受众意识在现阶段才被引用至翻译领域。

二、Thomson的读者意识

Thomson在《论语》译序内明确的体现了他对译文读者的关注性。Thomson认为,英国翻译学家James Legge译文读者面相对较小,无法匹配于大部分英国读者的需要。针对James Legge译文在英国民众眼里的重要性,Thomson曾明确表示:“James Legge在其译著内所体现的中国人的智慧与道德,就像是在一般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外表,使其产生古怪之感”。很明显,Thomson对James Legge的批评正是为了体现自己在读者接受上所付出的努力。显而易见,Thomson译文的侧重点即为大部分英国人。Thomson在表达译书目的的基础上也深化了自己的意向读者,而对意向读者的明确,从根本上影响着译文的处理方式。若译者的概念中未明确意向读者,那么他或许就会在翻译形式上显示出缺乏章法与模式化。所以一个人的理解,翻译人员自身的意向,即为择取有效翻译方法的先决条件,换而言之也是译文成功关键所在。

三、Thomson依附于意向读者选择翻译模式

上述提及,Thomson的意向读者即为受过教育的英国人。从侧面证明Thomson的译文在表达模式上即为英国读者所熟悉的,匹配于英语的思维特点。同时,Thomson的翻译模式具有下述几个基本特性:(1)Thomson最大限度使英国受众产生亲切感,“在译文内没有使用任何中国专有词汇”。(2)Thomson引用了欧美著名思想家的言论对译文予以翻译,Thomson想使英国读者产生熟悉之感,因此利于英国读者理解孔子的理念。下文即为《论语》译文中挑选的例子,进而分析Thomson的读者意识。

(一)针对于译文语篇的完善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I daily examine into my personal conduct on three points:---First,whe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duties entrusted to me by others,I have not failed in’conscientiousness;Secondly,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I have not failed in sincerity and trustworthiness;Thirdly,whether I have not failed to practice what I profess in my teaching.”

经上述译文分析基本语篇构架,Thomson择取了英语中“概括—具体型”的语篇方式。我国翻译学家构建了First与Secondly。若站在英国受众的角度,经构建以上词语,能够最大限度的彰显语句的层次感,因此迎合了受众对词语的固有观念。

众所周知文章内有一些是孔子和其学生之间的对话,而且每一句都可能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不过在有关联语句时,Thomson予以相应的处理。其中,有大量的问孝语句,经进行比较,会发现Thomson采用承前指代的方法,并未重复翻译,这使读者对语篇有了一个整体的概念。

(二)地名及人名的处理

经研究发现,Thomson在《论语》翻译中对人名的处理方法。仅保留了孔子、仲由与颜回等人的名字,而其他人的名字均被Thomson省略,通过其他解释方式所取代。举例说明,孔子的弟子通常译成a disciple of Confucius。而“问孝”的例子中,“孟跳子”被翻译成a noble of the Court in Confucius's native State“孟武伯”即为a son of the noble mentioned above。Thomson通过此类处理形式,虽然在文化信息的表现上差强人意,不过基本可以明确问话人和孔子间的联系。若只是音译人名,不存在其他注释,那么英国读者必然不知所云。

Thomson针对地名的处理也择取了类似的方法,并未将地名完全表述,一般Thomson都会将具体的地名译为“某地”。When on an occasion Confucius and disciples on their travels were threatened with danger from the violent men of a certain place,his disciple,the favourite Yen Hui,was separated from the party.在上述句子,“匡”是我们所熟知的地名,Thomson只是具体的地名译为a certain place。

Thomson对他认为十分重要的地名进行了细致的诠释。同时,Thomson担心英国读者无法全面理解,在翻译个别地名或人名的基础上通过脚注再一次标明。

四、总结

综上所述,“动态对等”观念从根本体现了Eugene A.Nida对读者的关注。而我国一些翻译家则体现出了十分强的读者意识。近代翻译学者严复为了让清朝的士大夫接受他所翻译成的西方理论,择取了先秦“雅”语言翻译《天演论》。通过王佐良的全面研究,明确了严复是要将《天演论》翻译成册“有较强历史观念的著作”。王佐良经深入研究严复,明确表示:“吸引特定的读者,即为所有翻译家需侧重的主要问题。”翻译学家Thomson认为,James Legge的译文读者面相对较小,无法匹配于大部分英国读者的需要。针对James Legge译文在英国读者心中的地位,Thomson认为:“James Legge在其译著内所体现的中国人的智慧与道德,就像是在一般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外表,使其产生古怪之感”。

很明显,Thomson对James Legge的批评正是为了体现自己在读者接受上所付出的努力。显而易见,Thomson译文的侧重点即为大部分英国人。Thomson在表达译书目的的基础上也深化了自己的意向读者,而对意向读者的明确,从根本影响着译文的处理方式。若译者的概念中未明确意向读者,那么他或许就会在翻译形式上显示出缺乏条理性及系统性。

因此本人认为,读者意识即“写作人员从接受者的层面分析并调整写作内容的主体观念。读者意识侧重于写作主体,而主体不但明确了读者是写作行为与结果的接受者,而且还是创造者”。此概念再一次阐释了读者意识即为写作者主体意识的构成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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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1857.7.18-192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惠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

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摘要：针对翻译而言,读者意识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差异化语言文化间的互溶。翻译家Thomson(辜鸿铭)在其《论语》英译中体现了十分明显的读者意识,Thomson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对我国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辜鸿铭,读者意识,《论语》,英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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