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秩序之建构与维系

2023-01-09

一、法与秩序的关系

在哲学上, 秩序是一个系统的范畴, 它指事物存在的一种有规则的关系状态。在一个系统中, 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都有自己不同的存在和运行特点。如果要素之间的关系总是能表现出某种恒定的规则性或协调性, 及系统的协同性的话, 我们就说这个系统或事物是有序的。反之, 我们称之为无序。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认为: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当我们在讨论法与秩序关系时, 我们更多的指向社会秩序, 故此文的探讨也仅指向社会秩序。社会秩序, 概括而言有如下特征: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

而在法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上, 二者虽然存在双向互动, 但更多的表现为法对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 而这种由法律建构并靠法律维系的社会秩序不同于原始社会完全依靠习惯甚至本能建构起来的秩序, 我们称之为法秩序。法律通常通过对国家权力的配置、社会资源的配置及流通、公民的社会等级地位及公民权利、义务的确认等来建构社会秩序:首先, 法律通过确认国家权力由谁享有、权力之间如何分工、制约以及权力如何运行来确立权力运行秩序;其次, 法律通过对社会资源的配置确立财产的所有权问题, 并制定流通规则来规制经济活动的运行, 从而构建、维系经济秩序;再次, 法律规定了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享有何种权利、承担何种义务, 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法律评价, 从而引导社会生活秩序的建立与维系。

不同文明社会自有法律以来, 社会秩序无不打上法律的烙印, 法律成为社会有序的重要保障。但是, 我们也应看到, 法律只能规制人们的外部行为故其调整范围有限, 且法律作为一种秩序的建构与维护手段本身具有很多局限性, 更重要的是法律不可避免的会深受其所处的文明的影响, 这些都决定了了我们再探讨法秩序问题时不得不将眼光流转于法律与法律所处的文明之间。

二、传统中国与近代西方法秩序之建构与维系

(一) 传统中国法秩序之建构与维系

传统中国的法秩序是指依传统中国法建立起来的或调整所形成社会秩序。虽然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并不完全是依法建立起来的, 它还广泛依赖于行政、礼教、宗教和风俗、习惯等多种手段, 但法无疑是最重要的手段。当然, 这里所说的法是法社会学意义上的, 包括具有强制性和准强制性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自周公之礼以来, 中国就确立了一整套严密的宗法等级制度, “礼”与法也便无法严格区分开来, 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和巩固, 改造后的儒家思想逐渐居于统治地位, “三纲五常”的宗法等级制度更是完全体现在传统中国的立法、执法及司法的方方面面。在宗法等级制度及儒家文化中, 从来讲求的都是尊尊、亲亲,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以此为纽带建立起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如下特征:

第一, 在政治方面, 形成金字塔形的权力构造, 强调皇权至上, 君臣之间、官员上下级之间以及臣民之间都有森严的等级制度, 这种等级制度把人民约束得毫无自由可言, 从而确保了政权的相对稳固。

第二, 在经济方面, 重视农业、强调自给自足, 故而人民安土重迁、有浓重的乡土情结, 不重视商业发展 (因为商业文明要求商品和人员在不同地区的自由流通) 。

第三, 在文化方面, 法律直接或间接的弘扬宗法文化、礼教思想, 使人们在精神上统一于这种宗法文化, 它强调皇权至上、国家利益至上、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不重视个人的自由与利益。相较于政治和经济, 体现于法律中的宗法文化及儒家思想无疑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它潜移默化的规制着人民的行为, 形成并维系统治者期望的社会秩序。并且鉴于文化的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 这种传统中国文化延续数千年, 在其影响下的法秩序也就维系数千年, 成为某些学者眼中的“超稳定社会结构”。

(二) 近代西方法秩序之建构与维系

自工业革命以来, 近代西方逐渐形成了以商品经为基础、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为要素的法律观念, 并在立法中体现上述要素。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 人民强烈的要求自由、平等, 为了避免公权力对个人自由的侵害, 人民要求立法及政府注重保护人权、体现民主原则, 以法治国。以此种法律建构起来的法秩序便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的法秩序:

经济上, 近代西方商品经济发达, 且近代西方的崛起也正是源自于此。故而, 西方法秩序的建构追根究底也都是为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服务的。西方法律确认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 以便交易双方平等参与市场活动;法律保障人民的各种自由, 以便人民自由迁徙、经商。政治上, 为了确保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 西方法制确立了分权原则、有限政府、坚持法律之上、保障人权。文化上, 积极追求个人自由, 百家齐放。概言之, 近代西方法秩序的建立源于商品经济和个人自由更服务于商品经济和个人自由, 重视个人本位。

三、当代中国法秩序建构之思考

(一) 当代中国未形成稳定的法秩序之缘由探析

传统中国稳定的法秩序自清末土崩瓦解, 一百多年来, 中国也未曾建构起新的稳定的法秩序。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

第一, 虽然传统中国宗法等级文化几乎被全面否定, 但植根于中华文化中的礼法思想并未被完全清除, 宗法思想在当代中国仍然有广阔市场, 但这种宗法思想再也不能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秩序的纽带了。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改革推进, 无不强调“政府主心骨”“顶层设计”, 这些都是崇尚集权、注重集体利益的体现。再如, 父母期盼子女考公务员“光宗耀祖”屡见不鲜, 办事“走后门”“托关系”“找熟人”仍然是当代中国一大特色, 这些都是人情社会的特征, 但我们又在极力的构建法治社会, 提倡以法治国。

第二, 源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以及受到上述传统观念的束缚, 加之法律研究起步晚、研究水平相对较低, 当代中国在法秩序建构的过程中内源性动力不足, 法治进程中很少有符合中国实际的完全本土化法律法规的创制。

第三, 我们在法秩序建构的过程中极力的想去移植西方法律, 但实质上我们引进的往往只是作为工具的法律规范的表述, 而没有从法律思想上接受法秩序所体现的价值, 故而在执法、司法中也就不可能完全依法办事。

第四, 绝大多数的中国公民都没有宗教信仰, 也不再受到传统中国儒家思想注重德行、信义观念的束缚, 这就导致当代中国严重的拜金主义盛行、诚信的缺失更导致社会整体的浮躁。这种浮躁是稳定社会秩序的大敌。

综上, 传统宗法思想虽仍有较大的影响但已不能维系当代中国社会秩序, 在法律发展内部创造力不足的情况下, 我们引进法律却又畏首畏尾、甚至只学皮毛, 而不涉及法治精神的建构, 且没有宗教信仰和道德束缚公民的内心, 这就导致当代中国法秩序的建构一路坎坷。

(二) 当代中国法秩序建构之建议

笔者认为, 当代中国法秩序的建构需注重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 从立法角度, 我们要放开意识形态束缚、敢于接受先进法治观念, 从立法程序到法律内容上都应更好的体现民主、法治、自由等思想, 确保法制的完备、统一及科学性, 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其次, 从执法角度, 政府权力来源于法律授权, 无授权则无权力, 权力与责任并存, 行政机关决不可滥用职权, 必须严格体现行政合法原则、权责统一。政府作为执法者一旦践踏法律的尊严, 那么公民便更不愿遵守法律, 因为根据社会契约理论, 公民让渡部分权利给政府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个人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而当政府用公民让渡的权利侵害公民权利时, 政府及法律的权威性便荡然无存。

再次, 从司法角度, 首先必须做到司法独立, 无司法独立则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刑讯逼供成为惯用的审讯手段, 这正是源于司法不独立, 法官根据某些领导的意志而非事实及法律判案的结果。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从法律监督角度, 我国应当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赋予宪法以生命。宪法颁布三十年来, 我国没有一起违宪审查案例, 违宪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却比比皆是。宪法的抽象性和原则性决定了其内容必然要靠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来细化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实施, 而作为宪法下位法的法律、法规违反宪法规定, 却仍然有效, 往往正是这些违宪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在侵害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对稳定法秩序的建构构成极大威胁。

摘要：社会秩序表征社会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法律具有建构、维系社会秩序的价值, 以法律建构并维系的社会秩序为法秩序。传统中国法秩序以宗法等级制度为基础建构, 注重皇权至上、集体本位, 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近代西方法秩序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 注重保障个人自由。当代中国并未形成稳定的法秩序, 原因主要在于我们仍深受传统宗法思想的影响但传统思想却不再能维系社会稳定, 法律移植的过程中我们又只学皮毛而不学其法律精神。笔者认为, 当代中国法秩序的建构要从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几个方面做起。

关键词：法与秩序,社会结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