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世界史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基于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论文和全年索引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本年度中国世界史诸多领域在盘整回顾过往40年的同时，史学研究呈现诸多态势。海洋史引领专门史研究细致深入;传统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吸收新史学的给养、相得益彰;新文化史和文本阐释推进史学研究多样化。过往研究相对薄弱的地区、领域开始有学者涉足，布局失衡的问题有所缓解。
第一篇：世界史论文范文
高中阶段世界史教学的困境
摘 要：世界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学科地位，它在中学史中是一门基础课程，从我国近代教育开设历史课目以来，世界史就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整个历史知识的知识体系而言，中国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组成了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体系。世界史教学在中学德育教育方面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世界史教学，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较，从而扩大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形成完整的历史概念。它有助于学生全面地正确把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加深学生对时代特征的深刻理解，培养青少年的世界意识，树立符合实际的全球观，建立起在对世界正确判断基础上的国情观。
关键词：世界史教学;新课标;全球观
新课程的背景之下，高中世界史的教学却面临着非常多的困境。通过对邯郸市地区学校师生进行的调查，困境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高中生学习世界史兴趣缺乏、世界史知识基础的薄弱、世界史成绩在整体历史学科中偏低;教师关于世界史的教学目标不明确、世界史教学手段单一等。针对这种现象，笔者进行调研，认为当前高中世界史教学出现困境的原因主要出现在学生、教师以及教材的编写三个方面。
1 从学生层面看
首先学生世界史知识储备有限。高中世界史以专题形式出现就要求学生初中的世界史知识要有一定的基础，然而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在中考科目中不设历史学科，整体初中阶段的世界史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学生世界史知识的来源渠道少且乱，缺乏系统性，往往将电视电影中戏剧化的情节或网络中以讹传讹的描述视为史实，影響正常判断;其次世界史部分内容本身就头绪繁杂、内容复杂，学习难度比中国史要大，从心理学角度出发，青少年很容易因此产生畏难情绪;再次，学生学习世界史的方法存在问题，学习方式被动，同时在重难点的把握上存在困难，不知道应该如何在老师指导下进行思考，把握教师提问的意图，以便更准确地掌握知识，更迅速地发展自己思维的机敏性与灵活性。
2 从教师层面看
首先，教师自身专业素养参差不齐。新课改之后世界史的新教材上增加许多反映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新进展、时代性较强的新内容，使教师的知识结构老化的现象显得十分突出。其次，教师对新课程理解不够透彻。一部分教师依然在沿用旧的教学方式，使用传统的讲授方式满堂灌，没有根据现代学生的心理特点而对世界史教材进行特殊的处理，而另一部分教师又过分追求形式，认为课堂形式的华丽花哨就是课改的精髓，反而因此忽略了对教学内容的钻研。最后，课程改革之下，肩负之风盛行。直接体现在牺牲科技、文化教育史部分内容，会考高考，科技文教等方面都是牺牲品，或是全部，或是部分被砍掉，而其中相较于中国史内容，世界文化史特别是近代部分又是被删减的重点。
3 从教材上看
在新课程改革之下，高中历史课程的模块结构采取中外合编专题体例的方式，各模块中基本上是中国、世界专题各一半，它们之间基本没有时间的纵向联系和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课改后世界史部分内容也存在脱节问题，对学生已有知识储备要求略高，也给授课教师提出更大难题。面对着高中世界史教学的困境，笔者认为高中的世界史教学的改变要从教与学入手，把改革教学方法与指导学习方法相结合，在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的同时，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实现教学相长。
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就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是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前提条件，世界史知识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情感教育素材，这些情感产生于学习，也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动力，教师应该善于利用情感效应。同时世界史的相关知识由于时间地域的限制，学生在接受知识时更不容易自发地产生情景，这就需要历史教师有意识地帮助学生进行创设，产生身临其境的认同感，将世界史的知识同学生生活实际相联系，由此引发学生学习世界史的兴趣。其次，营造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是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保障。在世界史教学的课堂上，完全可以营造出一种教学民主的状态，创设课堂教学气氛的民主，创设辩论的课堂，师生进行平等对话与共同研究，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第一，要改进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有效性，教师要有良好的教学表现手段，中学世界史教材的内容大多失于简略，名词拗口，需要历史教师具备一定的口头表达能力，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描绘，来影响学生在内心方面的成长。第二 ，教师还应该要掌握现代教育基本的教学技能，世界史内容抽象，运用多媒体教育技术，可以创设出学生无法考察的历史情境，重现历史现象，可以变抽象为具体，变无声为有声，大大增强学生对事物与过程的理解和感受，调动学生各种感官共同作用以强化感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第三、教师应该更新教育理念，适应时代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历史教师在进行世界史教学时更必须转变观念，树立开放意识，抓住时代的机遇。
参考文献：
[1]刘家和.赵光贤先生的古史研究与求真[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2)：32-38.
[2]韩承文.关于世界近代史中的几个问题的商榷——读北京师范大学世界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编著的《世界近代史讲义》后[J].开封师院学报，1962(1)：63-71.
作者：李洋
第二篇：2018年中国世界史研究评析
摘 要： 基于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论文和全年索引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本年度中国世界史诸多领域在盘整回顾过往40年的同时，史学研究呈现诸多态势。海洋史引领专门史研究细致深入;传统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吸收新史学的给养、相得益彰;新文化史和文本阐释推进史学研究多样化。过往研究相对薄弱的地区、领域开始有学者涉足，布局失衡的问题有所缓解。但中国世界史研究持续推进仍有待学人携手共建。
关键词：中国世界史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专门史;海洋史;新史学
2018年——时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总结回望与反思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推陈出新、稳中有进。本文将通过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的论文数据与全年索引统计，归纳和分析该年度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全面呈现世界史研究过程中作者、期刊、研究机构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
一、2018年世界史学术论文转载情况
(一)世界史栏目设置与转载论文数量
根据2018年全文转载论文和全年索引数据统计，国内正式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共计1220篇，较去年减少了137篇，降幅为10.16%。其中，研究性论文计1089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131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以下简称《世界史》)
共计转载98篇，转载比率为8.03%。转载总量与往年基本持平，转载比率略微提升。(2017年转载数量为97篇，转载比率为7.14%。)主要栏目转载数量分别为“世界古代
中世纪史研究”25篇，“世界近、现代史研究”49篇，“学术史研究”3篇，各类“专题史研究”9篇，“动态与综述”7篇，“理论、方法与书评”5篇。总体而言，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和近现代史研究在世界史研究中仍占据重要地位，是《世界史》转载的重点，学术动态、理论方法与专题研究也得到了学界的密切关注。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世界史》也设立专题笔谈栏目，转载了古代史、中世纪史、英国史、美国史和国际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综述。
基于对2018年全年索引的统计分析，地区国别史和专题史研究仍旧占据较大比重。世界史研究重点诸如英、美、日、俄、德和法等国历史的研究，全年见刊论文分别为147篇、154篇、135篇、71篇、26篇和48篇。涉及上述6国的论文共计581篇，占据世界史全年论文的47.62%。发文数量和占比较2017年略有下降。(2017年关于上述6国的研究论文分别为196篇、171篇、150篇、78篇、33篇和43篇，共计671篇，占比49.44%。)这其中，英国史147篇论文包括39篇古代、中世纪英国史;81篇为近代英国史;27篇为现代英国史。美国史的154篇论文中，3篇研究印第安文化、2篇研究殖民地时期、4篇研究独立战争、49篇关注近现代美国史、96篇研究当代美国史，其中有56篇聚焦美国对外政策问题。德国史与法国史的研究与上述三国相似，近现代历史研究成果较多，古代、中世纪的考察较为薄弱。(德国史年度26篇论文，10篇为古代、中世纪;4篇为近代德国;12篇为现代德国。法国史2018年度见刊的48篇论文，9篇主题为古代中世纪法国;10篇研究法国大革命;29篇为近现代法国史。)
主题关照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历史的研究发文数量分别为11篇、40篇和49篇，数量同比2017年略有降低(2017年数据为16篇、41篇和54篇)，涉及大洋洲与太平洋岛屿地区的研究發文量较2017年略有提升，从8篇增加到13篇。就东南亚地区的研究而言，2018年关于越南的研究8篇、印度史研究16篇，对于印尼、新加坡等国历史的考察则更为薄弱。没有明显地区国别归属的论文，可依据研究时段区分。2018年世界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史发文量分别为90篇、43篇和54篇。与2017年相比，世界古代史发文数量上升明显，中世纪史发文量略有下滑(2017年世界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史发文量分别为77篇、61篇和55篇)。
由此可见，以英美为代表的大国和欧洲地区仍然是中国世界史学者研究的重点，相关成果接近世界史全年成果的半数;对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历史的考察尤为薄弱。即使是发文量较多的西方国家历史，研究成果也呈现出地区和时段的失衡，如2018年全年关注意大利史的文章5篇，涉及西班牙、葡萄牙等其他南欧国家历史的文章也是屈指可数。
(二)来源期刊全文转载量
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文章来源广泛，期刊种类多样，全文转载来源期刊共计47种。其中来源期刊所占篇幅较多的依次为《世界历史》《史学集刊》《历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史学月刊》《俄罗斯研究》等(见表1)。其中转载历史学专业期刊45篇，综合性刊物53篇;专业期刊占转载的46%，专业期刊转载数量与比率略有下降。(2017年转引自历史学专业期刊46篇，综合性刊物51篇，专业期刊占比47%。)综合性刊物日益成为《世界史》转载的重要来源，这也契合了复印报刊资料“精选千家刊物，荟萃中华学术”的办刊宗旨。然而，专业刊物虽在转载数量上略有下滑，但它的平均转载数量仍高于综合性刊物，这展示了专业刊物在世界史学术成果传播中的专业和编辑优势。(2018年《世界史》转载涉及刊物47种，专业刊物13种，综合性刊物34种;专业刊物的平均转载数目为3.46篇，综合性刊物为1.5篇。)
(三)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
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全文转载论文的第一作者主要来自高等院校和社科院研究机构。在全年转载的98篇文章中，共有81篇文章的作者来自大陆高等院校，比例高达82.65%，有7.14%的文章作者来自各级社会科学院，另有10.20%的文章作者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及其他国家。转载论文第一作者所属单位较2017年波动不大。
2018年《世界史》全文转载论文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以高等院校为主，依次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占总数比例高达51%。北京大学以13篇的数量居榜首，较2017年(2篇)有了长足的进步;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较2017年增长明显;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继续保持历史学科的优势，2018年度论文被转载数量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含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成果丰硕，共发文68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的研究实力较地方社会科学院领先优势显著。2018年转载各级社会科学院论文数量5篇，这与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数量一致，并列居于第2名。
依据世界史学科全年发文数量，高等院校的排名依次为东北师范大学64篇、北京大学58篇、南开大学46篇、天津师范大学39篇、复旦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同为28篇。对比“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具有世界史硕士授权的58所院校参评，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获得“A+”;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获得“A-”。世界史学科建设较好的这些院校，相关论文发表数量较多，同时在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量排名中名列前茅。世界史学科进入“双一流”名录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在2018年该学科发文数量与转载量都表现优异。
总体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等传统世界史研究重镇继续保持学科优势，地方高校开始崭露头角;世界史研究力量在地区上整体呈现出东部强、中西部较弱，多中心、广面向的分布特征。世界史研究力量分布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传统重镇仍然保持自身的优势;地方院校世界史学科建设初见成效，学科人才流动更加活跃。
二、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
通过对上述论文的研究选题与研究方法的分析，2018年世界史研究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总结过往40年，理论钩沉推新
2018年，世界史学界借改革开放40周年的契机，系统地总结反思了数十年来世界史诸多领域的研究。学者们认为研究者的增加和议题的广度、深度持续推进是40年来世界史研究的进展;“碎片化”、缺乏宏观关照和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则是世界史学界亟须解决的问题(晏绍祥：《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4，《世界史》2018.11;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4，《世界史》2018.11;钱乘旦：《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4，《世界史》2018.11;李剑鸣：《改革开放40年来的美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4，《世界史》2018.11;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4，《世界史》2018.11)。
此外，学术史研究还涉及对传统议题的新思考，如从政治史视角再审视美国革命，中西学术视域下的王权与法律关系研究(李剑鸣：《从政治史视角重新审视美国革命的意义》，《史学集刊》2017.6，《世界史》2018.2;王栋：《“王在法下”抑或“王在法上”：中西学术视域下的王权与法律关系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8.3，《世界史》2018.8)。这些学术史研究对于各自聚焦的问题和领域不仅进行了时长各异的回顾与梳理，更指出当前中国世界史相关领域研究的问题。如杜娟所指，当前拉美史研究存在队伍不稳定、“重大国，轻小国”、古代拉美考察不够和专题研究有待细化与深化等问题[杜娟：《近五年来拉美史研究回顾与展望(2013—2017)》，《史学月刊》2018.8，《世界史》2018.10]。
學术史的梳理与反思，往往伴随着研究理论的钩沉翻新。金寿福借鉴阿斯曼兄弟的文化记忆理论，以古代埃及为例，探讨了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高屋建瓴地解读了传统的“正典化”之于民族构建与永续前行的互动关系(金寿福：《古代埃及与轴心时代》，《世界历史评论》2017.7，《世界史》2018.2)。黑格尔与兰克曾在历史书写范式问题上激烈交锋，景德祥对之盘整后明确了理论、史实和历史书写三者的关系(景德祥：《黑格尔与兰克历史认识论之辩》，《江海学刊》2018.4，《世界史》2018.10)。
(二)海洋史引领专门史研究细致深化
伴随着世界史研究的专业化，专门史日益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议题日益具体细化。近几年来，海洋史研究领域表现出重大发展潜力，彰显出广阔的学术发展前景和空间。2018年，学者们将海洋史与全球史相结合，对海洋经济、海洋管辖权、海洋开发、海疆治理等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索，拓展了海洋史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如徐广淼注意到苏联时期北方海航道的开发利用，一方面梳理了1917-1991年不同时段苏联政府对北方航道开发的动因;另一方面论述了苏联对北方航道的管辖权的多元考量，反思了北方航道开发利用的经验与不足;更关照了当下“一带一路”海上合作的建设(徐广淼：《苏联北方海航道开发历史探析》，《俄罗斯研究》2018.4，《世界史》2018.12)。边界与领土争议是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海洋权益亦是如此。学者研究指出：“二战”后，美国基于利益和原则的双重考虑，在处理领土与海洋权力争议问题上，形成了放弃要求、外交谈判、提交国际仲裁和搁置争议等四种做法(孙天旭、贾庆国：《美国处理海洋权益与领土争议的时间与成因》，《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5，《世界史》2018.12)。另有学者考察了古代印度洋地区埃及与次大陆的贸易成为罗马东方产品的重要通道的历史进程(陈思伟：《埃及与印度次大陆的海上贸易及其在罗马帝国经济中的地位》，《历史研究》2018.1，《世界史》2018.5)。
海洋史研究的热点引领着专门史研究的多样、深入。冷战以降，西方学者用“文明范式”理解和把握世界政治现实。现有学者借“文明”视角对英国公司制度、英国学派的历史叙事、古代帝国与文明认同和14世纪东征理论与建构西欧文明优越意识等问题，进行了聚焦式专题讨论。(张乃和、任东波、史海波、卢兆瑜：《文明视角下的世界史研究笔谈》，《史学集刊》2018.4，《世界史》2018.9)。
城市是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空间，一些学者关注到历史中的城市问题。原祖杰探究了19世纪美国城市问题，指出不同背景下的移民、市政管理系统的落后与种族阶级矛盾是这一时期城市问题的重要成因(原祖杰：《相遇在城市：19世纪美国城市问题探源》，《南开学报》，2017.6，《世界史》2018.5)。田明孝注意到工业革命后英国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研究了居民的健康状况以及英国政府权力介入后逐渐建立了公共卫生体系。(田明孝：《19世纪英国的公共卫生观念》，《浙江学刊》2017.6，《世界史》2018.2)。然而，城市空间的低密度蔓延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空气污染，孙群郎以加州，尤其是洛杉矶为例，探讨了联邦政府对空气污染的治理(孙群郎：《美国大都市区的空间蔓延与空气污染治理》，《社会科学战线》2018.6，《世界史》2018.9)。
述及环境史，付成双考察了森林在美国观念中从“野蛮”到“文明”，从敌视到欣赏的变迁;这也带来了美国社会对植树造林的态度转变(付成双：《文明进步的尺度：美国社会森林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7.6，《世界史》2018.4)。频繁的地震促使日本社会反思追求经济大国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王瓒伟：《战后日本地震社会记忆变迁与灾害文化构建——基于阪神淡路大地震为中心的考察》，《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7.4，《世界史》2018.4)。
2018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在相关专业期刊的助推下，日本史研究学者围绕着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了主题性研究，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间。论文中既有对明治维新的整体剖析，又有透过“一君万民”的构造探讨革命的可能性(宋成有：《明治维新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日本学刊》2018.3，《世界史》2018.8;张东：《革命的冻结与激活：明治维新中的一君万民构造》，《日本问题研究》2018.4，《世界史》2018.9)。同时，学者们还指出明治维新仿佛是一个剖宫产儿，在西方的冲击下突破“牢笼”，于感性理性之间、理想与现实的交锋之中，几乎完成了近代转型;而从幕府专制到明治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天皇先后实现“王政复古”、“裁断”明治治国理政方针。皇权的复辟结束幕府末年的混乱，于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建构了日本近代皇权(杨栋梁：《皇权与明治维新》，《日本学刊》2018.6，《世界史》2019.4;韩东育：《明治前夜日本社会的体制阵痛》，《日本学刊》2018.6，《世界史》2019.3)。
此外，日本史学者还关注文本与观念问题。黄东兰基于中日两国东洋史教科书界定“东洋”概念。明治以降，“东洋”在中日认知中的区分，或为西欧外的“现代性”问题提供堪用的视角;赵轶峰等试图梳理19世纪末之后，日本现代编纂学的伴生概念，主张亚洲主义、东洋史观等歷史观前后贯通，对现代日本历史编纂学影响深远，支撑日本现代历史学在东亚居于“领先”地位(黄东兰：《东洋史中的“东洋”概念——以中日两国东洋史教科书为素材》，《福建论坛》2018.3，《世界史》2018.6;赵轶峰：《现代日本编纂学的几种伴生观念》，《安徽史学》2018.2，《世界史》2018.6)。另有研究表明日本近代初等道德教育源于对明清圣谕的吸收与阐发(殷晓星：《日本近代初等道德教育对明清圣谕的吸收与改写》，《世界历史》2017.5，《世界史》2018.2)。
经济史与社会史交融成就了经济社会史持续发展，研究问题得以拓展，关注时段持续伸展。中世纪农民与市民向来为经济社会史的研究重镇，相关研究持续深入，黄春高挑战了既往法律叙事下的英国公簿租地农研究，强调历史的复杂多样性(黄春高：《法律叙事还是历史叙事：14-16世纪英国公簿租地农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研究》2018.4，《世界史》2018.11);徐浩则将目光聚焦在中世纪欧洲工资劳动者的收入与消费(徐浩：《中世纪欧洲工资劳动者收入与饮食消费水平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4，《世界史》2018.9);还有学者对中世纪英格兰慈善性质的免息助学贷款进行探究，管窥中世纪英格兰大学的发展(徐善伟、仇杨：《贷款基金的设立与中世纪牛津大学师生的抵押借贷》，《历史研究》2018.3，《世界史》2018.10)。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拓垒，不仅体现在传统问题的再阐释、发掘新议题，也在研究地区时段上取得突破。如一些学者对英国工业化时期的企业家创业、金融危机、埃及的移民潮、德川幕府后期的财政改革、法兰西近代国家形成和20世纪中东国家土地改革等问题的探讨(尹建龙：《节俭与资本积累——英国工业化时期企业家创业成功的内在因素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18.1，《世界史》2018.4;徐滨：《一八二五年英国金融危机中的政府应对及制度改革》，《历史研究》2017.5，《世界史》2018.1;戴鑫：《托勒密一世与埃及的移民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8.3，《世界史》2018.8;韩东育：《德川幕府后期日本财政改革的正当性悖论》，《中国社会科学》2018.1，《世界史》2018.5;熊芳芳：《新财政史视域下法兰西近代国家形成问题述评》，《历史研究》2018.3，《世界史》2018.9;哈全安：《20世纪中叶中东国家的土地改革》，《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1，《世界史》2018.6)。这些研究着眼于传统经济、社会史范畴，又恰如其分地吸收了新史学的给养。
(三)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互利双赢
学术研究推崇否定之否定，鼓励学者发掘新史料、探寻新理路，开拓新领域。“新史学”的勃兴，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也为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教会史与思想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研究相得益彰，共同推进世界史研究。
以政治史为例，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下最高统治者的形象变迁得到解读，图像实物史料被学者有意识地大量运用，“长时段”的整体视角也被纳入其中(马峰：《1-6世纪罗马—拜占庭帝国皇位继承主导权问题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17.6，《世界史》2018.1;张崑将：《从“王道”到“皇道”的近代转折》，《外国问题研究》2017.3，《世界史》2018.1;奥斯蒙德·波比拉赫奇：《亚历山大大帝于印度—希腊君主们的钱币肖像》，《四川大学学报》2018.3，《世界史》2018.9;李隆国：《查理曼称帝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塑》，《史学集刊》2018.3，《世界史》2018.10)。
政治生活中的仪式、皇族联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宗教性、表演性和仪式性是罗马共和政治的重要特征;联姻则是管窥政治生态的重要途径(胡玉娟：《论古罗马的仪式与政治：以共和时代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2017.6，《世界史》2018.3;刘昌玉：《政治婚姻与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的治理》，《社会科学》2018.8，《世界史》2018.11;庞国庆：《732年拜占庭帝国与可萨汗国联姻动机的历史考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8.5，《世界史》2018.11;李宏伟：《资格审查：古典时期雅典官员任职的法律资格与道德规范》，《四川大学学报》2018.5，《世界史》2018.12)。
传统政治史研究的重镇，政治博弈的机构与制度的转型被再度解读，学者们试图解读希腊城邦中的政治组织——近邻同盟;着眼于政体、党派、议会等主体，着力阐释中世纪乃至近现代的政治让渡与基本态势(张爱礼：《从德尔斐近邻同盟看希腊城邦的政治博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2，《世界史》2018.6;王亚平：《中世纪晚期德意志的邦国制》，《世界历史》2018.2，《世界史》2018.7;张烨凯、哈里·T.狄金森：《爱德华·海德在英国内战前的游说与有限改革蓝图的失败，1640—1642》，《清华大学学报》2018.4，《世界史》2018.9;阎照祥：《论20世纪英国保守党政治哲学的优势》，《四川大学学报》2017.6，《世界史》2018.3;郭军伟：《近代早期苏格兰议会改革》，《史学集刊》2018.1，《世界史》2018.4;徐健：《“和谐政治”：弗里德里希二世及18世纪普鲁士的开明专制》，《求是学刊》2018.1，《世界史》2018.5;陈晓律：《君权变化的政治含义——英国近代政治转型的观念基础》，《南京大学学报》2018.2，《世界史》2018.6)。这其中，汤晓燕着眼于法兰克时期政治体制的问题，从文艺复兴晚期到18世纪启蒙时代，历时性地考察了政体争论;旧制度末期关于税收特权的辩论初现了革命话语和概念(汤晓燕：《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关于法兰克时期整体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2018.4，《世界史》2018.7;黄艳红：《革命话语与概念的初现：法国旧制度末期关于税收特权问题的论辩》，《世界历史》2017.6，《世界史》2018.3)。这些研究既从属于传统政治史范畴，又区别于传统研究;“长时段”视角的介入、图像史料的运用为这些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延展深化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
宗教思想史是传统世界史研究的重点，积累丰厚，相关学者在此基础上深化研究，反思寻找新的突破。基督教问题仍然受到学者们普遍关注，他们对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争端、天主教改革、教皇利奥十三世《劳工通谕》和明治日本基督教等问题展开讨论(董晓佳：《论早期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会聂斯脱利争端中的政治因素》，《西北大学学报》2017.6，《世界史》2018.2;付亮：《从〈教会改革倡议书〉透视16世纪天主教会的双重危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6，《世界史》2018.3;彭小瑜：《关注劳工“最近的目的和利益”——利奥十三世1891年〈劳工通谕〉以及美国天主教会的回应》，《北京大学学报》2018.2，《世界史》2018.6;赵德宇：《明治时代日本基督教的悖谬》，《史学集刊》2018.5，《世界史》2018.11)，引領基督教研究时段拓展，议题丰富和综合深入。还有学者对东方教会末世论思想进行了阐发(刘雅悦：《俄国旧礼仪派中反教堂派的末世论思想分析》，《俄罗斯研究》2017.4，《世界史》2018.2)。此外，古代的神话体系与战后非洲华人的宗教意识也相继为学者发掘研究(李安山：《试析二战以后非洲华人宗教意识的变迁与融合》，《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17.3，《世界史》2018.3;张若一：《论希伯来巨人神话体系——形象、母体及意识形态观念》，《古代文明》2018.2，《世界史》2018.6)。对史料的重新定位与阐释则构成了新的突破点。中世纪英格兰主教档案的使用经历了从制度史到社会史的范式转变，法国共济会的历史则因社会学、统计学和心理学的加入，叙事日益区域化、具象化(杨韶杰：《中世纪英格兰主教档案及其史料价值——以13世纪林肯主教档案为例》，《古代文明》2018.4，《世界史》2018.12;周小兰：《记忆与历史——基于法国共济会历史编纂学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2018.5，《世界史》2018.12)。
民族认同问题，尤其是“他者”与“自我”形象的构建是一个贯穿历史发展的问题。当代西方的各种思潮为这类问题的解读提供了异常丰厚的理论滋养，相关研究呈现推陈出新。以时间为线索，徐晓旭跳出马其顿人是希腊人、部分为希腊人的范式，主张希腊化时期马其顿人的身份认同处于动态建构之中(徐晓旭：《希腊化时代马其顿人的身份认同》，《郑州大学学报》2018.3，《世界史》2018.8)。及至近现代，北美殖民地建构自我认同过程中将本土印第安人矮化为异教信仰的野蛮“他者”;英国农学家阿瑟·杨的《法国游记》叙述了英国人眼中的“法国形象”(张慕智：《印第安人的“他者”形象与北美殖民地人认同意识的演变——以印第安人囚掳叙事为中心的考察(1675-1783)》，《史学集刊》2017.6，《世界史》2018.1;洪庆明、崔梅霞：《他者的想象：阿瑟·杨眼中的法国人形象》，《世界历史评论》2017.7，《世界史》2018.1)。视角转换到东亚，杨渝东将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里曼的宗族研究范式引入历史上韩国宗族的建构;桂涛则考察了18世纪朝鲜的本国观与清朝观(杨渝东：《从双系传承到宗族构建——以韩国光山金氏为例》，《江海学刊》2017.6，《世界史》2018.2;桂涛：《“祛文务质”：18世纪文质视野下朝鲜本国观与清朝观的转变》，《南京大学学报》2018.3，《世界史》2018.9)。
(四)国际关系史紧扣现实、关怀当下
20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两次世界大战已然远去，后冷战时代的今天，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始终具有浓烈的现实关怀，核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仍是学者们发力的重点。徐国琦考察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机遇与挑战，构筑了中国、日本、越南、印度和朝鲜等五国为主体的亚洲“共有的历史”;日本也经历了从被限制到被需求的海军作战经历(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亚洲“共有的历史”》，《文史哲》2018.4，《世界史》2018.10;胡杰：《英国视角下的英日一战海军合作》，《边界海洋史研究》2018.2，《世界史》2018.6)。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密，二战早期苏联空军支援队对华军事援助也被学者解读(陈开科：《档案里的历史真相：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几个问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3，《世界史》2018.8)。二战结束后法西斯主义最终落幕，但它的影响却是长久的。学术界对纳粹问题的反思从未停止(胡晓琛：《“政治与世界观培训”与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统治——以纳粹党培训总局为中心》，《世界历史》2018.3，《世界史》2018.8)。同盟国的非纳粹化改造和“集体罪责”的指摘，促使联邦德国社会发展出一种“防御性”的受害者意识，范丁梁指出，对这种受害者意识理性地在公共领域深入讨论与批判才是妥当的处理方式(范丁梁：《联邦德国人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7.5，《世界史》2018.1)。日本，作为战争的另外一个策源地受到关注。郑毅通过考察靖国神社的历史，探究近代日本战争记忆，透视东亚社会的外交问题(郑毅：《靖国神社·英灵祭祀·国家物语——近代日本战争记忆的生成与固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1，《世界史》2018.7)。
冷战中的政治军事竞争以及后冷战时期地区问题为学者持续关注。许海云和苏逸飞的研究表明北约的“前沿防御战略”在冷战中兼具战略、战术双重含义，在安全职能上强调防御和威慑双重目标(许海云、苏逸飞：《北约“前沿防御战略”的产生及演变》，《军事历史研究》2017.3，《世界史》2018.1)。军备力量尤其是核问题竞争，是冷战的重要内容。吴林章透过美国部署及撤离于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透视冷战之际美国与其同盟国区别的利益诉求(吴林章：《美国撤离土耳其“朱庇特”导弹的决策、交涉及影响》，《世界历史》2018.3，《世界史》2018.10);石斌则基于冷战期间凯南与尼采的两个经典文本——“长电报”和NSC号文件，剖析核时代美国追求绝对安全、强调实力偏重军事的战略理念(石斌：《核时代的美国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对两个经典文本的重新探讨》，《史学月刊》2018.9，《世界史》2018.12)。
紧张的区域问题也备受阐发。2018年，随着朝美两国领导人会面，朝鲜半岛问题再度成为国际政治关系的焦点。邓锋考量了1975年金日成访华之际，美国驻韩国使馆的反应，回溯了冷战格局下朝韩半岛的政治博弈;梁志对20世纪70年代朝韩关系缓和及其影响进行论述，为当下半岛问题提供了历史的思考(邓峰：《美国驻韩国使馆对1975年金日成访华的反应》，《史学集刊》2018.2，《世界史》2018.5;梁志：《20世纪70年代朝韩关系的缓和及其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4，《世界史》2018.11)。北方领土问题则是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另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冷战局势下日苏领土问题成为两个大国之间的较量[李若愚：《领土问题视野下的日苏关系(1917-1956)》，《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3，《世界史》2018.8]。此外，冷战中的种族、阶级问题与美国和第三世界的交往也备受关注。谢国荣将美国教育不公平的“布朗案”置于更加广泛的国际视野下，凸显出基于维护国家形象和“世界领袖”地位考量的黑人民权改革，客观、辩证地诠释了这一历史事件，这与政治史视域下的研究形成鲜明的对比(谢国荣：《冷战与黑人民权改革：国际视野下的布朗案判决》，《历史研究》2018.1，《世界史》2018.7;王禹：《“大佬”拉福莱特与“进步主义运动”的悖论》，《四川大学学报》2018.3，《世界史》2018.8)。美国工会上层的保守性在冷战初期的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披露(王心扬：《美国工会与马歇尔计划——从外交活动看美国工会上层的保守性格》，《史学集刊》2018.3，《世界史》2018.7)。黄忠则运用米尔斯海默的进攻现实主义理论，透过尼克松政府对智利的外交政策，反思美国对拉美的战略定位(黄忠：《尼克松政府对智利的外交政策：基于进攻现实主义的解读》，《拉丁美洲研究》2017.6，《世界史》2018.4)。
(五)文本阐释与新文化史交相辉映
史料文本化是近年来世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即研究者对更为广泛的文本进行理解、阐释和解构。相应地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此类议题，研究日益带有新文化史的印记。就史料文本的解读而言，吴晓群回到赫西俄德的《神谱》文本之中，区别阐明普罗米修斯盗火神话的原始意蕴与后世阐发(吴晓群：《普罗米修斯为什么要盗火——释读赫西俄德〈神谱〉中的奠基神话》，《江海学刊》2018.1，《世界史》2018.4);结巴诺特克的《查理大帝事迹》围绕着“查理曼竖立了一尊新塑像金头”的神谕展开，呼应了《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的“大像”，又隐含着加洛林必然衰落灭亡的寓意(朱君杙：《竖起“塑像金头”的查理曼——论结巴诺特克〈查理大帝事迹〉中的神学隐喻》，《历史教学》2017.22，《世界史》2018.1)。史料文本化并不标志着史料的隐退，一些重要的史料，如草纸文献的价值不容忽视(李强：《论佩特拉草纸文献整理在拜占庭学研究中的意义》，《外国问题研究》2017.4，《世界史》2018.4)。
史料的文本化吸引历史学者解读的同时，也引发了他们对治史、历史编纂的总结与反思。褚新国借由波利比阿的历史批评，考察早期希腊化时代乃至古希腊史学围绕人物展开、“从书籍到书籍”的编撰方法和要求审美的叙事流变;《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的“论证体”写作风格为学者所关注;普鲁塔克《名人传》的道德劝诫与历史叙事的紧张关系得到解读[褚新国：《早期希腊化时代历史写作与古希腊史学流变——以波利比阿史学批评为中心》，《史学月刊》2018.4，《世界史》2018.5;杨共乐：《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书写方式探析》，《史学史研究》2017.4，《世界史》2018.7;江琴：《在“传记”和“历史”之间——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叙事模式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18.2，《世界史》2018.7]。侯树栋对冈绍夫的《何为封建主义》与布洛赫的封建主义概念进行比较辨析，强调不同的主张背后的共性(侯树栋：《论冈绍夫的狭义封建主义——为冈绍夫〈何为封建主义〉中译本出版作》，《史學理论研究》2017.4，《世界史》2018.3)。
新文化史则旗帜鲜明地宣布历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的端绪在西方。周薇薇认为从1672年到19世纪末，时尚杂志作为法国传媒主体，成功引领了以巴黎为中心的外省、欧洲和美洲的时尚潮流;这种知识生产成为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之一(周薇薇：《传媒与时尚：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动力》，《南京大学学报》2017.6，《世界史》2018.2)。
总体来说，2018年中国世界史接续以往研究积淀，又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世界史学界以各种形式总结反思过往研究，持续推进世界史研究的议题丰富与深化，紧密关照现实问题。这其中两个趋势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伴随着新史学、专门史、新文化史与相关理论的勃发，中国世界史研究在史料运用、议题择选和理论吸收方面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其二，世界史学者开始逐渐涉足传统研究较为薄弱的地区、研究领域和问题，同时尝试回应重大、长时段问题。然而，近年来，虽然世界史专业研究人员数量略有增加，但是研究成果数量并未出现显著增长，学术创新和学术批评的论著仍不多见，这种现状与世界史一级学科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未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需要学术研究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共同携手，砥砺前行。
責任编辑：宋 鸥
New Tendency of China’s World History Studies in 2018： Focusing
on the Papers Reprinted by World History of Renmin University
CHAI Ying1， ZHU Wen-xu2
(1.Center for Book and Newspap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Key words： China’s world history studies; reprinting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by Remin University; specialized history; ocean history; new history
作者：柴英 朱文旭
第三篇：世界史双语教学实践中的得失
[关键词]高校，世界史，双语教学，实践
高校的双语教学主要是指母语和英语在教学中并用。从教育部2001年明确要求高校积极开展双语教学到今天，高校专业课双语教学已开展了好几个年头。在高校双语教学的专业课中，世界史课程由于其突出的课程特点，双语教学被师生接受和认可。笔者经过多年的世界史双语教学实践发现：世界史双语教学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仔细分析其原因，将有利于我们在世界史双语教学中进一步确定合理的目标定位、挖掘有利的教学资源、运用先进的教学手段、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一、世界史双语教学成功的表现及其原因
笔者从事世界史教学20多年，开设世界史双语教学课程也已经多年。教学实践证明：世界史双语教学是有价值的。
第一，双语教学加快了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在传统的世界史教学中选用的教材，都是国内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翻译编写的。虽然教材一直在不断地更新完善，但由于多种原因，教材的系统性、科学性、前沿性、综合性都无法和原版教材相比。这也是教育部要求双语教学引用原版教材的原因之一。国外高校使用的世界史原版教材，不仅具有资料丰富、信息量大、涵盖面广、综合性强等知识内容结构系统的优点，还具有学术观点权威或新颖、史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等知识水平结构科学的优点。原版教材在诠释世界各国历史的发展进程，阐明世界各国家、民族、地区由分散逐步转向依存的过程，描述世界各国文明交往的历史，总结世界史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时，要比国内编写和翻译的教材更加详尽，这是因为外国学者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资料，研究自己的历史，得天独厚。而翔实的资料、详尽的内容、丰富的信息正是历史学科所需要的。因此，在理论上，引入具有系统性和前沿性的原版教材，让国内学生使用国外学生使用的同类教材，在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方面，加快了国内与国际的接轨。
第二，双语教学加强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众所周知，语言有其独特的魅力，带有独特的民族特性。因为中外国情不同，在各领域人们不可能有完全对应的认识;又因为中外语言不同，在解读历史的过程中，汉语和英语不可能每字每词都有对等的翻译。因此，在世界史教学中，有些专用名词或特殊事件用汉语解释可能很费时费力，学生也不一定清楚其意境和诙谐的文化内涵，但用英语解释，也许只需要一个单词、一个词组、一个术语，学生就能清楚、明白、意会。所以，如果仅用汉语来学习世界史，或者靠翻译来解读原版教材和相关资料，可能会事倍功半。而双语教学，充分运用了英语的神韵，又借助汉语的魅力，帮助学生原汁原味地了解世界史专业知识，从而加深和提高了学生的理解能力。
第三，双语教学刺激了学生的专业兴趣，拓宽了学生的专业视野。由于历史是跨越时空的，内容浩瀚无比，学生无法直接感知。传统的教学模式很难形象地再现历史，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另外，课时的限制也给教师增加了讲授的难度。双语教学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制作多媒体课件，教师可以边讲解边演示。例如：多媒体课件首先把教学内容的英文梗概推出，再配以大量的图片资料、音像资料、影像资料说明，教师可以讲到哪里，把学生的视线带到哪里，有效地缩短了现实与历史的距离，拓宽了学生的专业视野，使枯燥的历史概念、历史材料变得直观化、具体化、富有感染力。学生有了直观的感受，学习的过程就变得轻松有趣，学习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另外，尽管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但多媒体帮助学生轻松掌握了专业词汇，使学生不会因为英语基础差而在听、说、看的过程中顾此失彼。
第四，双语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随着人才标准的日益国际化。英语的运用能力对于参与社会竞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史双语教学使学生在掌握学科专业知识的同时又掌握了英语，不仅提高了他们对专业词汇理解和运用的能力，而且为学生创造了学习和使用英语的空间，使学生在掌握学科专业知识的同时，能够尽可能多地使用英语进行思维，培养了他们在母语和英语之间根据需要切换的能力，树立了他们跨文化的意识，提高了他们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世界史双语教学之所以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历史学科中，世界史最适合双语教学。首先，世界史的内容涉外性强。它包含外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其外国元素的成分和外国影响的程度都比其他课程要高得多。其次，国际上世界史的教材英文版居多。目前国际上使用的世界史教材大多都是欧美国家的作者用英文编写的，选择的余地很大，这就容易达到教育部规定高校开设双语课程中引进原版教材的要求。再次，相对来说，世界史的师资力量外语水平普遍较高。由于专业的特性，在高校从事世界史教学研究的教师大多有出国留学、进修、访问的经历，他们既有世界史的专业知识，又有较高的外语水平，有能力承担双语教学的重任。正是这些重要的因素，保证了世界史双语教学不是教育改革的表面点缀，而是切实可行的。
二、世界史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虽然世界史双语教学的成绩值得肯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完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双语教学的目标定位过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才标准的逐步国际化，双语教学成为教育改革的趋势。在世界史专业中，培养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提高学生参与社会的竞争力，输出专业、英语双料的复合型人才是双语教学的最终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诸多复杂的因素，如：学校为世界史专业创造的教学条件、世界史专业双语教学教师的水平、世界史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和英语基础、学生未来职业的定位等等。事实上，我国高校的世界史专业课长期以来都是母语教学，英语只是作为学生的一门语言课程。目前，大多数普通高校的双语教学基本上还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因此，世界史双语教学和其他专业课一样，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定位大大高于当前许多普通高等院校的实际能力，在短时间内双语教学的最终目标实现是十分困难的。
第二，双语教学的资源不充足。双语教学是教育国际化改革中的尝试，目前，还缺乏国家颁布的统一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高校虽然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为学生订购了专业课的原版教材，但由于原版书价较贵，再加上学校经费和学生经济条件所限，原版教材的订购数是不足的。以我的教学实践为例：开设双语教学课程以来，一共就订购了两套书，教师一套，专业资料室一套，供学生借阅。不管一届学生人数多少，想看只能轮流借阅。几年下来，也没有增订。如果学生主动一些，还能常常翻翻教
材，如果不主动，课程上完也许都没有翻过教材，更，谈不上拥有与教材相配套的教辅资源和参考资料。因此，使用原版教材，加快国内与国际接轨的理论与实践有很大的差距。另外，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师资力量不足。高校大多数世界史专业的教师虽然英语水平不错，但口语表达能力要差一些，流畅地讲授专业知识还有一定的困难，有的甚至是“赶鸭子上架”，这不能不使双语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还有，部分学生英语水平低，本身学英语考四、六级都觉得是个负担，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定位又比较低，他们不希望专业课双语教学，有厌学情绪。
第三，双语教学降低了专业深度。教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再高，在表述和理解方面也没有母语自如。口语和听力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教学的互动。有些教师对那些表述困难的专业问，题、比较深奥的专业理论、相对复杂的专业思想有意识地少谈或者不谈，或者干脆用中文一带而过。这样，从专业的角度看，双语教学难以保证专业的深度，如果处理不当，双语课就会不伦不类，要么就像专业课，要么就像英语课。
第四，双语教学的教学手段还不完善。与传统教学手段相比，多媒体辅助双语教学显示出特有的优势。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多媒体教学课件的制作多由教师个人开发，受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经验、教学水平和教育技术创新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有的教师制作的课件过分强调美观性和趣味性，容易分散学生对理论和知识的注意力。有的教师只是简单地把以往写在黑板上的文字搬到电脑上，把屏幕当成了电子黑板。这种课件对双语教学都没有太好的辅助作用。
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学校的基础条件有限。学校虽然非常重视专业课双语教学的推广，并把在总课程中双语教学课程的比例是否达到10%作为教学考核的一项标准。但双语教学毕竟是教育改革中的新生事物，学校还没有一套合理的措施来解决出现的问题。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师资薄弱的问题。各高校有众多世界史专业的学者专家，也有大量高水平的英语教师，但就是缺乏两者合而为一的教师，这种情况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三、世界史双语教学的逐步完善
世界史双语教学在专业课双语教学推广中成绩是显著的，存在的问题通过努力也可以逐步完善。
首先，合理制定世界史双语教学的目标有利于学科的发展。我们不能因为目前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需要更多、更优秀的能以全球视角思考历史进程和国际事务的大学生，就把世界史双语教学的目标定得很高，仿佛通过世界史双语教学，我们就能培养出“双料人才”;也不能把目标定得太低，双语教学只是给学生增加一点专业的英语词汇，只是为了迎合教学检查和教学评估，作为教育改革的点缀。我们应该认识到：宏观上，世界史双语教学的目标不能是单纯的语言学习，更是一种文化的传递，是培养学生胸怀全球的观念，能够理解、尊重不同的民族、风俗和文化，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充满自信地与不同的民族坦然相处并与之交流、合作。微观上，世界史双语教学就是培养能够掌握并运用外语熟练表达本专业知识的高层次人才。这样的定位就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其次，科学设置有联系的相关课程体系是完善世界史双语教学的保证。要搞好双语教学，必须强化对学生的英语教学，特别是听说能力的培养。双语教学不能替代正规的英语学习，双语教学必须与正规的英语课程相辅相成。多年的教学实践表明，大学英语、专业英语、双语教学是衔接密切的相关课程。学生在大一大二阶段，开设大学英语，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为修专业英语课程打好基础;在大二大三阶段，开设专业英语，通过专业英语课程使学生以汉语形式构建的知识体系，经历一个符号对应的逻辑转换训练，培养学生用英语储存知识、思考问题的能力，为双语教学做好准备;在大三大四阶段，开设世界史双语课程，培养学生掌握并运用外语熟练表达本专业知识的能力。这样的课程流程和课程体系可以保证世界史双语教学水到渠成。
再次，重点培养合格的师资是实现双语目标的关键。在教师和学生两者中，教师的因素更为重要。学生的可塑性很强，教师的水平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质量。有了合格的师资队伍，就能有效地实现教学目的。所以，必须在培养师资方面加大力度。首先，可以不定期地举办各种双语教学英语培训班，以双语教学为目的有计划地指派专业教师出国进修。另外，还可以引进留学人员回国参加教学工作，或者聘请懂中文的外籍教师。其次，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鼓励现有专业教师开设双语教学课程，帮助教师克服工作量大、难度大等困难，在职称评审和劳务分配方面给予实质性的政策关心。这些有力的措施可以缓解师资缺乏的困境。
最后，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来增加师生互动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目前，高校世界史课程中利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的教学方法比较普遍，双语教学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有机结合，实现现代的教育技术同传统教学模式的嫁接，充分发挥新教学方法的优势。师生的互动不能仅仅局限在课堂上，还应该扩大到课外。虽然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可以弥补课时的不足，但世界史学科内容广博、浩瀚的特点，即使有再多的课时也会让教师感觉不够用。我的经验就是增加课外师生的互动，为提高教学质量奠定基础。教师可以在课外播放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影像资料作为教学参考，还可以提供国外网络资源，调动学生积极搜索，利用QQ、和MSN等联系方式与学生交流。课内课外师生的互动，一定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总之，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校、教师、学生的多方努力，世界史双语教学会不断完善，实现它真正的定位价值。
责任编辑 杨莲霞
作者：高芳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