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今及未来中美关系

第一篇：论当今及未来中美关系

论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从历史记载以及当今国际政坛的风云变幻来看，中美关系在近几十年内的确

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总体来说，双边关系仍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这个前提下，

中美关系的现状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姿态。那么中美关系的现状究竟是什么

情况呢?我认为，中美双方始终是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的关系。

我国正处于经济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因此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和平的，繁荣

的国际环境与经济环境，所以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发展好中美关系，以展开更多

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上的合作，以便发展自己。相比之下，美国处于一个世

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其政府更关心维护国家利益和他的霸主地位，美国现阶段的

对华战略方针应该在大体上维持现状，尽量将中国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轨

道，同时防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

事实上，美国从来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监视，震惊中外的中美撞机事件还令

我记忆犹新，但更令我吃惊的是，美国事实上已经多次秘密派遣侦察机侵入我国

领海上空进行间谍侦察，这些飞机利用先进的装备，在别国的阻截机达不到的高

空飞行，并偷窥我国的重大机密。那架EP-3军事侦察机上竟然安装有世界上最

先进的监听设备，能够根据监听到的人的声音判断说话人的身份。据说甚至能够

分辨出是谁打的喷嚏。

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关系显得更加 扑朔迷离。台湾问题也是妨碍中美关系

进一步发展的最敏感的问题。美国政府重视台湾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台湾对于他

们的军事作用：“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更是牵制中国，

和中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当美国需要中国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予以协作时，美官方

就着重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当中国有崛起之势时，为了牵制中国，美国人就

会拉拢台湾，向他们出售大量武器，以达到牵制中国，要挟中国的目的。美方近

几年对台出口的武器数量与杀伤力正在逐级增强。从内心深处，我觉得美国的确

希望台独，中美关系的现状似乎还跟一件事有关系——“911事件”。在911事

件之后，布什似乎略有收敛，因为他推行的“单边主义”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家，

甚至是盟国的不满。美国人也意识到：脱离整个世界，美国是无法生存与发展的。

因此，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好转，以利用中国加强他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并

帮助他进行反恐斗争。

美国在911事件之前是世界秩序的维持者，之后是世界秩序的改造者。我认

为这话是挺正确的。

对于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我们要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尽量全面地看问题。也要对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和平充满信心。因为机会和机遇很多时候是人们自己创造的。我不对美国抱幻想，因为美方做了太多令人厌恶，甚至是唾弃的事情：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及对南联盟人民进行非人道的摧残;引发中美撞机事件;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残杀„„尽管很多专家指出，克林顿时期和现在的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总体趋于缓和，克林顿仍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指手画脚，布什到现在也没有撤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美国连自己的种族歧视都未能消除，凭什么对它国的人权横加干涉!

我对自己的国家是充满希望的。我们有很大的诚意想要搞好中美关系。我国努力与其他国家，譬如俄罗斯，日本，欧盟等国进一步建立友好邦交必然会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我国现在重视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军事的发展和交流，重视国际协作，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应用，这对我们综合国力的发展大有好处。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有自信让美国不敢小觑。这也是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加油，我为你的和平与繁荣祈祷，我为世界的和平祈祷，我为全人类的幸福祈祷。

导语：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最现实也是最切实的国家利益，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经贸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同时，在互相竞争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中美在经贸中存在的摩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

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决定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一方面与中美双方采取的统计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关。中美又方的统计差异主要缘于中美贸易的特殊性和统计方法的不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和自美国进口的30%，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美国把中国出口至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后，这些国家再转口到美国的产品都算作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在统计对中国

的出口时，却对其通过香港等对华转口的商品忽略。这是造成统计不同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很多是美国企业在华分公司的商品。中国赚取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大量利润被美国在华企业取得。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也符合比较利益学说。中美贸易会造成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与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限制有关。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产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由中美贸易逆差这问题来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种理解，信任。正是这种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只有静下心来，加强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对抗。

中美经贸的另一个结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8。277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如调高人民币汇率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可能都受到冲击。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会使中国金融业固有的困难加恶化，扰乱中国经济，甚至扰乱全球经济。事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汇率。只有在适当的是机，实现浮动汇率才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有利。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没有为人民币升值高定“时间表”。可见，中美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只有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国情与现实，才能找到双方平衡的支点。强势压迫并不是解决之道。知识产权保护，是夹在中美贸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视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我们中国确实做到不够好，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加强了打击盗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动，并加强了对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国际合作，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中美双方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加强对话，加强监督与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最终解决知识产权纷争。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

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贸易战并不是出路，中美双方谁也打不起贸易战。只有双方妥善处理好贸易关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好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处理好一个地区发展大国与一个世界强国的关系，不但对两国有益，达到双羸;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两天能全部解决的。但只要本着接触，了解，信任，尊重，合作的原则，就能把这些问题逐步理清，并逐步解决。

第二篇：论中日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

以史为鉴，共同发展

——论中日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由来已久。同为东亚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历史的舞台上，谁也无法忽略谁的存在。中日关系又是国际关系中复杂的一环，充满了许多变数。这些变数无疑给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中日关系的走向，不仅是中日双方所关心，也为世界各国政要所注目。总的来说，中日关系的发展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国际因素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的接触最迟可追溯到隋唐时期。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巨大，自然也波及东边岛国日本。如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艳羡中国的文明制度一样，日本对中国社会的一切都有很大的兴趣，并发挥了日本民族拿来主义的优良传统。据史料记载，在各国学习唐风的热潮中，日本尤为积极。短短几年间，日本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就有数百人，这些人在唐朝的国家教育机构学成回国后，成为了日本政治社会改革的主流人物。当时中国和日本的交往频繁，时有互派学者留学生到对方国土上求学传教。著名的鉴真就有六次东渡日本的经历，而在唐帝国朝廷上担任官职的日本留学生也为数不少。日本当时的社会制度，甚至是生活习俗都极力模仿隋唐，经过大化改新，日本借助中国的影响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在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发展态势良好，且中国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处于主要地位，是影响国，日本处于附属地位，是被影响国。在官方和民间的交往中，和平和共同发展是主线，反映了当时中国包纳百川的大国风度和日本虚心向学的民族传统。这种环境的形成主要是高层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和初次接触的稳定过渡期。日本是属于中国的文化圈子里的。

进入元明时期，中日关系变得复杂起来，蒙元的两次远征使日本改变了对中国的传统看法。而中国在明朝中后期出兵朝鲜，驱除日寇，以及在日本国内战争中流散的浪人集团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掠夺骚扰，在给中国政治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的同时，恶化了中日的外交关系，埋下了今后两国政治经济敌对的种子。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大国外交保守政策，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政治动荡，造成军国主义泛起的必然结果。

在清一代，日本起初对满清政权抱有不信任的态度。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日本的上流社会视满清统治者为蛮夷，在清初对台湾政权的支持和对满清政权的敌对可以知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中国和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交流，由于日本和中国同时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双方交往并不频繁。鸦片战争以后，日本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带来的严重后果，举国震惊，从而走上了明治维新的道路，而清政府继续顽固不化，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日本在二次改革的过程中主要沿袭了德国的发展道路，以铁血政策为主导，走军国主义强国的模式。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反映了东亚生存空间的争夺，也反映了西方对东方政策的影响。此次战争是中日关系开始恶化的标志，造成了中日关系半个世纪的紧张。 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中国的所谓政治家面对强权主义，不敢反抗，反是服从和退让。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给日本奴役中国创造了机会，在清末民初的数十年，中日关系始终是中国和外界关系的重点，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中国的外交逐渐丧失了主导权，东北事件的爆发，标志着中日关系的严重恶化，卢沟桥事变则标志中日关系的彻底恶化。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在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后，终于取得了民族的伟大胜利。中日关系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受到了国际关系和两国政治方针的影响。日本是岛国，资源缺乏，满足不了工业化的需要，所以必然会加紧对外扩张，而中国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状况无疑是日本侵凌的首选。中国当时政治分裂，国内战争频繁，无暇外顾，对日本的行为采取退让的态度，一进一退，最终引发了火药桶。中国和日本的两国关系恶化主要在于政治经济的对比悬殊，也是西方国家寻 1

租行为在亚太地区的典型表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关系一度处于冻结的状态。这主要是两个阵营的划分的影响和中日民族感情的结果。中国在这一时期，为了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先后采取了一边倒和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方针。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直接影响了日本对华关系。而中国对日本的外交在国内热火朝天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中冷却。直到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最终实现了破冰之旅。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为标志，中日关系走向了战后的新起点。

但中日关系发展至今也充满了不稳定因素。首先，日本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日本在战后走美国路线使其在经济上实现了罕见的大腾飞，而富裕之后的日本加紧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决定了其国策在近期内不会改变亲美传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战略地位的维持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日本的协助。而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也是亚太地区的大问题。因此中日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和政策。其次，中日在经济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能源问题。好不宽张的说，21世纪是能源时代。能源是现代国家发展的血液。中国和日本在东海有共同的利益交合区，主要反映在海上油田开发的问题上.。春晓油气的开发和归谁所有是中日在东海的一个焦点和争端。日本基于本国资源不足和政治领土上的考虑，对海上资源问题一直很看重，韩日在竹岛上的冲突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日本不会轻易在东海能源问题上让步，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使这一区域问题复杂化，随着中国的资本外输和勘探能力的进一步加强，能源开发和利用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议题，因此中日关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经济利益关系。钓鱼岛事件历历在目，对于领土主权方面和资源能源的冲突演变得越来越激烈。日本这个岛国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背后霸权主义的支撑，(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子)越来越猖獗。再者，中日关系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中日民族历史观问题。在世界各国中，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伤害最大最深，中国在日本侵华期间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而日本军国主义试图抹杀历史，否认其历史行为给亚洲各国带来的伤害，此举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日本首相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和不承认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恶劣行为使得中日关系走进了冰河期。

总的来说，中日关系在新世纪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中日关系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共同为亚洲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另一方面，中日关系的走向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领土能源问题，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是解决中日问题的三大关键。中国和日本的明天既掌握在两国政府的手中，也掌握在两国人民的手中，中国和日本应该以史为鉴，共同发展，这既是新时代的要求，也符合两国的利益。

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3年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在如何发展中日关系上，学界也出现了争论，并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为此，2004年4月25日，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中日关系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从学术角度对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 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评价

如何评价中日关系的现状，是会议的焦点之一。与会学者认为，中日两国是地处于东北亚的两个大国，地理位置上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关系，两国关系发展得如何，不仅影响到中日两国自身的发展，也影响着东北亚局势的健康发展。代表们对中日关系的现状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问题不少，前景不乐观;二是有好有差，即所谓“经热、政冷”;三是不好不坏，属正常关系。有学者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关系进行了分期，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到1982年的第一次教科书事件，为中日关系的友好合作期;从1982年到1992年的天皇访华为摩擦与合作并存的时期;从1992年到今天，为对立与合作时期。1996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开始恶化，中日对抗发展到军事领域。

历史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有的学者认为，中日之间有着长期和平友好相处的历史，曾有过三次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但也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100多年的不幸历史。中日百年来的恩恩怨怨，怨大于恩。有的学者提出，中日历史问题的根源和责任在日本，不在中国。历史问题是无法超越的，也是搁置不了的。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中已有结论，现存的问题是对历史的认识问题。中日两国首脑人不能实现互访，关键就在于小泉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一再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有学者对靖国神社之所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以及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的历史做了深刻地分析，认为中国在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同时，也应了解靖国神社的背景，两国都应主动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的途径。

有的学者认为，尽管现在中日摩擦不断，而且至少在未来30-50年内不会减少，但在近代100多年以来的历史中，当前的中日关系尚处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因而不必过分悲观地看待当前的中日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中日关系的现状不仅仅是“政冷经热”，在经济“热”中也出现了“官冷民热”的状况。中日两国有实现首脑人互相访问的愿望，却不能实现，令两国国民感到不满。而往来于两国之间的留学生、商人、学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中日政府面对两国的对立与摩擦能够保持一定的理性，但当前中日关系中民间的对立情绪严峻，会议代表们对此表示忧虑。大家普遍认为舆论导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双方的新闻界应该正视自己的责任，在宣传报道上要着眼于发展中日关系大局。经济上，日本官方对华援助大幅度减少，而日本民间对华直接投资不断扩大，双方贸易额不断上升，2003年已经达到了130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有的学者认为，未来中日经济关系将进一步发展。东亚区域共同体已不是口号，而已经进入实际探索阶段。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日本也认识到了中国经济上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有的学者认为，尽管中日政治关系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由于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密切关系，中日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对中日目前存在的对立与摩擦，要以平常心看待。

二 影响当今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

会上，学者们对影响当今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有的学者认为，要将中日关系放到世界总局势和东亚总局势之下来考察。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共产主义处于低潮，全球化与局域化不断发展。日本逐渐走出战后时期，成为普通国家，中国也在和平崛起。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与韩朝共同构筑东亚共同体的任务。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中日还可以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新的合作。这些是保证中日关系和平发展的稳定因素。

有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和平崛起，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引起了日本的警惕和提防，日本不愿看到中国的强大，这是中日当前矛盾的根源所在。中日两国处于同一大陆板块，在两国实力接近或相当的情况下，发生矛盾、冲突是必然的。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政治关系上，也体现于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日在经济领域已不仅是互通有无的合作关系，现已在能源等领域形成了竞争关系。在将来的中日经济关系中，竞争的色彩会更浓。

历史认识问题仍然是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日本政治总体趋于保守化。日本政界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老一辈下台，新生代尚未成熟。右翼势力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否认、歪曲历史真相，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尤其是首相小泉将自己的国内政治利益看得高于中日两国的国家关系，不惜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四次参拜靖国神社，是导致中日政治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

有的学者认为，在发达国家主导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日益高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情绪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一样，此随彼长。中日两国目前都处于艰难的改革阶段，由改革带来的各种社会不满情绪，极易转化为排外的民族主义。这也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有的学者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存在着进步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复古的民族主义，当前，保守的民族主义占据优势地位。但民族主义不同于右翼势力，要区别对待。对日本国民正常的民族爱国心我们要正确理解。

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三个“钢性约束条件”，即日美同盟关系钢性、文化意识形态钢性及区域利益冲突钢性。所谓“钢性”，是指缺少变化性因素，会向特定方向直线发展。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到日美同盟关系的制约和影响。战后日本的发展战略，始终将日美同盟置于首要位置，日本对华政策，受到美国的影响。中美关系则由于人权问题和价值观的差异，中美间的冲突将会长期存在。中日、中美、日美这三对关系中的矛盾在短期内无法消除，因而，日美同盟关系的稳固发展，会影响到中日关系。中日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中日两国民族性格差异巨大。中日都是儒学国家，但两者的实质内容却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的儒学注重“仁”和“孝”，而日本的儒学则注重“忠”。中日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这种差异，导致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可能达成共识。

三 如何发展中日关系

如何发展中日关系，与会学者提出了各种见解。有学者认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中日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抓住稳定的大好时机，发展经济，壮大实力，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处理中日间存在的各种问题，要服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

有学者主张明确提出“政经分离”或“政经分立”的观点。该主张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日本学者提出的，当时在冷战的环境下，中国学者未与采纳。现在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明确提出“政经分离”或“政经分立”的主张，有利于支持日本国内的左翼进步势力，有利于放手发展经济，促进中日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并以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这样更有利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也有部分学者反对这种提法。认为政治和经济是无法分离的，当前中日的政治关系，已经影响到了经济关系，例如西伯利亚石油管道和新干线铺设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中日关系中的问题的确需要解决，但要讲究战略战术，在战略上要坚持原则，战术上可以灵活对待。中日问题的解决，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相互妥协，不能一厢情愿。要防止过度的情绪化和焦躁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静观待变。在钓鱼岛问题、台日关系等敏感问题上，要坚持原则立场，抱着“求同存异”，“求同争异”的态度，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不要在舆论上过分吵作，以免中日本右翼势力的下怀。

还有的学者从构筑国际秩序的理论角度谈了发展中日关系的问题。认为民族主义不能构筑国际秩序，只有国际主义才能构筑永久和平的新国际秩序，只有遵守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建立真正和平的国际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也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

有的学者还以史论今，提出古代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三足鼎立格局的理论。在公元7世纪，中、日、韩三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东北亚格局的历史演变过程，突显了朝鲜半岛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东北亚格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大陆势力与列岛势力要以平常心来看待半岛的统一问题。尊重半岛的独立存在，有利于三国的共同发展，否则三国俱损，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实。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历史上日本只要有力量，就会向朝鲜半岛扩张，因而只有在唐朝力量强大，对日具有威慑力之时，三国势力才会平衡、稳定地发展。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并存的大背景下，中、日、韩朝应在平等的条件下，共同努力构筑东北亚共同体。

有的学者指出，对中日关系研究中的相对薄弱的环节文化交流，应予以重视。文化交流、民间外交在中日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交往不可忽视，要充分发挥大批旅日华侨在发展中日关系中的作用。尤其要重视中日青年一代的交流，增进两国青年的相互了解很有必要，这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基础。

对于前一段时间提出的“外交新思维”及“外交革命”，学者们普遍认为中日关系需要新思维，但必须是科学的、符合中日关系实际情况的新思维，否则无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新思维”和“外交革命”在战略上缺乏常识性，属“浅见”，经不起历史与实践的考验，妨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都要双向思维。中国应在中日关系中大事讲原则，小事不纠缠，不上纲上线，不搞对抗。要以“求同存异、求同化异、求同纳异、求同尊异”的态度去对待两国关系。与会代表认为，如何发展中日关系，作为学者，首先应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学者从事的是学术研究，不易作出政府决策式的结论。坚持国家利益和安全，维护民族尊严，这是作为中国学者的基本立场，违背国家利益的做法是必不可取的。中国学界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反思研究过程中的情绪化问题和各种不足，注重实证，用扎扎实实的资料来研究，避免以偏概全，对中日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做细致、全面、综合地研究，才有说服力，才能更好地争取日本一般民众和学者的支持与理解，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除上述问题外，代表们还围绕着日本掠夺中国文化遗产的归还问题、日本的历史教育问题、日本古代史研究的最新动向、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自信心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需要。两国政府及各界人士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都应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致力于稳定、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3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双方已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呈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截至2004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达666亿美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中日两国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也保持了协调与合作。作为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民间友好往来是中日关系独特的传统优势。两国年人员往来已由邦交正常化之初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435万人次。两国间的友好城市已发展到226对。每周飞行于两国之间的各种航班多达500架次。

但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右翼政治势力愈加活跃，日方在历史、钓鱼岛、台湾等问题上大开倒车，不仅一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失信于中国人民，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当前复杂局面，这样的结果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

日本在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也没有对年轻一代进行正确、全面的历史教育。因此，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社会土壤，右翼势力不时跳出来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而日本政府则以种种借口，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化，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倾向更趋突出。最近再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不能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日本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只能破坏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它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有损它在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就曾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因此，中日两国都应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积极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我认为要全面地去看代日本!大和民族的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现在的极右翼势力十分顽固拒不承认战争罪行也令我们非常愤慨。但我们也不应只看到日本的这一方面，虽然在我心中一样地瞧不起或者愤恨这个死不认错的民族，但全面地看日本人也不是一无是处。

日本人能够从其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带来的灾害中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自然有其民族的可贵之处，他们一样有其艰难困苦和勤劳善良的一面，也有其忍辱负重改革自新的一面。随着其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他们虽说自以为何等地优越或者何等地自负，但从来没有放弃向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化学习，而且日本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团结注重集体荣誉感。

这些说多了也许让人觉得我如何崇拜日本，其实我认为每一民族都不应自高自大，都应该取其他民族的长处以及优秀的素质为我所用。我们一样，日本也一样。日本的科学技术值得我们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管理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现在日本与我们的贸易已相当大，我们的文字及礼仪日本人不是多年以前就一样借鉴和吸收吗?

我们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科技在很多方面都比中国进步，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的经济实力比我们现在要强，承认这些也没什么可耻，因为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超过日本，总有一天会让日本人感到惭愧---为他们曾经所做的一切而惭愧。我们自然不能接受一些日本人给我们近似侮辱的举动，但我们知道发愤图强，一个能够面对自己包容一切的民族、一个能够面向未来不断进取的民族会有更多理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三篇：论大学生活与未来职业发展的关系

近年来各大高校都进行大规模的扩招，教育产业化现象尤为突出。大规模扩招直接使高等教育惠及到更多人群，使更多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社会的素质普遍提升。但是在盲目提高升学率的同时，是否考虑到了其他各方面的因素。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是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联的，教育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应该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应该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的经济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扩招的规模还是超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大规模扩招与教育产业化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最直接的就是大学生白菜价、大学生就业难，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精英化的教育不再精英向大众化教育过渡，必然造成大学的精神失落。教育产业化使许多老师的目标并不再是教书育人，而是忙着自己的科研项目。忙着自己的论文发表与评职称。

大学生现状：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与中国父母包办式的教育，使中国学生的独立生活观念与自制能力比较差。迷茫是现在大学生共同的现状，甚至也可以说这个社会普遍迷茫。大学生迷茫是因为对于自己现在所学的课程与自己的专业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的怀疑与不确定。中国的大学生被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与压力，来自各个方面的，包括父母、社会、同学.....。于是乎，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三种的大学生活方式。有的人就一直学习，保持着高中时的学习方式，让自己的学习成绩一直跑在前列。有的人认为大学是走向社会的过渡时期，于是乎每天奔波于各种社会实践与社团活动中。还有的人对于自己的学习与社会实践综合考虑权衡两者关系。对于这三种不同的大学生活，我想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学生活与未来职业发展的关系”。首先就体现为是大学生活是大学生提升自身素质使自己未来成为社会上受欢迎人物的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为了提高这种准备的针对性，首先就要清楚社会职场对人才的真实需求是怎样的，从而通过与现实需求的对照，知道自己究竟在那些方面存在着差距和不足，以便在大学的几年中，在进行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课堂和书本学习的同时，也能够有目的地、按照社会实践的要求，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有效缩短自己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差距。大学生活也是按照社会实际需要形成对环境适应性的重要阶段。对于一个已经完成大学学业的大学生，应该对自己即将开始的职业生涯和工作环境，具有较好的适应性，从而可以经过不长的时间，就能够很好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较快地进入基本的职业状态。这样的大学生就是社会所欢迎的。

大学生活中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有选择地进行专业学习和未来职业准备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强调的是主动地学习，有选择地学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大学阶段的学习与以往学习阶段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它的实践性，我们的努力目标不应当是单纯考高分。我门因从社会实践的需要出发，适时调整自己的学习目标与学习的内容。

大学生活还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它为我们赋予了可以终生受用的再学习能力，它同时是我们职业发展的一个必须的技能。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因此学习是没有止境的，学习将贯穿人整个生命的始终。大学生活是人在进入社会职场前的最后一个准备阶段，学习更多地是靠自我把握，没有人看着你、强迫你。尤其是当你将今天的学习与明天的社会实践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学习更体现为一种自觉地学习，一种对学习方法、学习方式、学习规律的掌握与感悟。

第四篇：《货币金融学》论黄金和货币的关系与未来的发展

《货币金融学》

班 级：学 号：姓 名：指导老师：

论黄金和货币的关系与未来的发展

“货币天然不是黄金，黄金天然是货币”

——马克思

黄金是人类认识最早的金属。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金属，不仅它的颜色非常特别，它完全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种可以触摸的，权利和财富的象征。古埃及人把黄金比喻成太阳，还把黄金看作神圣之物。从竖立在世界各大基督教堂顶上的黄金十字架，到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黄金五星”标志，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黄金，作为塑造权威标志的最佳金属。

与此同时，人类逐渐发现贵金属的物理属性比较稳定，更容易保存和流通，是最为理想的交换媒介。所以大部分的国家，也相继选择黄金、白银作为自己铸造货币的原材料。马克思曾说：货币天生不是金银，而金银天生就是货币。黄金本身是一种商品，也是人类使用范围最广、历史最长的货币。在人类几千年的货币史中，黄金的特殊属性决定其成为国际货币，被国际社会所认可。金本位制的出现更是确保了黄金作为货币的法律地位，保证货币与国内物价的稳定。

1816年，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从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黄金作为货币形式来发行纸币英镑，英国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实行金本位制度的现代国家。

黄金成为货币，其实并不是英国的创举。早在他们之前，从波斯帝国到马其顿帝国，从罗马帝国到拜占庭帝国都有着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由于“格雷欣定律”，货币越来越贬值，把罗马送上了衰亡的道路。这几乎是任何一种货币乃至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究竟要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

1971年牛顿确立了每盎司黄金对应3英镑17先令101/2便士的标准。这个数字成为一个坚定的承诺，上至国王，下至百姓，人人都无法逾越。坚守契约这一信念像条纽带，牢固地使英国同黄金站在了一起。整个18世纪的英国，铸币的成色从来没有被故意降低过，货币总是可以自由兑换。

此后的200多年中，世界大多数国家紧随着英国的脚步，先后渡过到金本位制，促成了国际金本位体系在19世纪70年代的最终形成。各国在黄金为载体的契约体系下，互相信任，共同合作，促成了世界经济进入一段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货币是什么?她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泥板，她是黄河远古文明用于交易的贝壳，她是小亚细亚吕底亚王国的黄金，她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古老银行家族的徽章。她是欲望的载体，她是交换的工具，她是我们最熟悉的，却也是最陌生的——她就是货币。

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联系的物化，它首先是表现为一切交换价值平等关系的东西，一切交换价值在货币上都是同名的，一切商品都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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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从一产生就被人类赋予了它特殊的属性，它是人类为了方便进行交换而产生的一种工具，一种交换媒介。货币丈量着一切，从货币诞生后，地球上每一商品都可以用货币量化，有形劳动和无形的发明创造。货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全球资本市场的繁荣，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和丰富，同时货币引发全球金融风暴，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人们正常生活，货币改变着人们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世界格局。

最初的货币是贸易的工具，中世纪的犹太人发掘货币的资本价值，意大利的城邦帮助货币完成了从货币到资本的跨越，货币完成资本化、债券化、股票化转变，而中国却由于士、农、工商等级划分，货币始终未能转化为资本。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资本化程度为亚洲最高，迅速成长为世界金融中心，货币促进着城市发展。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纸币被称作“交子”，出现在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的北宋时期。与惯常使用的白银和铜钱相比，纸币有很多好处，它们小巧轻盈，便于携带，于是很快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从纸币出现的那一天起，以黄金为首的贵金属作为流通货币的地位和权威就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纸币成本低廉、便于携带，和产量固定而稀少的黄金相比，它更受到各国统治者和商人们的青睐。

纸币是一个货币的符号，本身没有价值。传统观念认为，信用货币的发行应当跟黄金建立固定的关系。然而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两位当权者，他们运用自己的权力改变了游戏规则，让纸币成功地脱离了黄金的管辖和束缚，摆脱了实物担保的特征，将纸币的发行寄托于国家信用。这在他们的国家，乃至全世界都激起了深远影响。这两位当权者，一位叫朱元璋，一位叫罗斯福。

1374年，朱元璋靠帝国政权的专制与威慑，强制发行纯信用纸币。自朱元璋之后数百年中，在世界范围内人类始终伴随着纸币与黄金币值的更迭与交替。而其中，与朱元璋发行的“大明通宝”最相似、使用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泛的纯信用纸币，正是我们今天正在使用的以美元为标准的货币。

而这种纯信用纸币的缔造者，就是美国经济大萧条中上台执政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国家面临危局的时候，罗斯福推行新政，切断黄金与美元的联系。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一方面使各国的纸币陷入到完全依靠国家信用维系的危险境地;而另一方面，也使主导国美国大大丰富了摆脱困境与转嫁危机的手段。罗斯福的一系列举措，帮助美国度过了经济危机，并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最终成就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

随着支付方式的升级，我们现在出门不带现金也可以吃饭、打车、逛超市，流通中所需要的现金量越来越小，数字货币的概念应运而生。如果数字货币成功发行，除了百姓生活支付更便利，对国家来说，更有着提高经济交易活动透明度等多重利好。

数字货币是什么?数字货币目前尚无官方定义。业内认为，央行所指的数字货币应该是人民币的电子化，当前人们日常所用的银行转账、余额宝等第三方支付行为均与数字货币有关。而广义的数字货币又包括非官方发行的虚拟货币，例如此前火起来的比特币。

而人们更熟悉的数字货币的一种形式，应该是已渗入到各个消费场景的电子支付中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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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化人民币。电子支付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和颠覆无需赘述，刷卡支付、扫码支付等已经极大地缩小了纸币使用的空间，可见技术的进步已经有逐渐倒逼纸币退场的趋势。

现代货币的历史不足百年，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却帮助人类创造了巨量财富。下面以美元为主线，浅述货币如何在人类现代史上叱咤风云。

黄金美元从1944年布雷顿开始直到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仅仅27年的时光美元这只野兽便冲出了黄金的牢笼。生产力在科技的助推下节节高升，人类所能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多，所创造的的物质越来越丰富，各国之间贸易因此越来越频繁，世界对于美元的需求大大增长，可是以黄金为锚的美元的发行无法跟随这越来越快的脚步。为了向世界不断地输出美元，美国需要保持长期的贸易逆差(同时，由于布雷顿协议，各国须与美国一道捍卫美元对黄金的官价，实际上就是各国把自己的黄金存放到美国然后换取美元，这就是美国拥有世界70%黄金储备的重要原因，但在黄金美元时代后期，黄金开始流出美国)，但是长期的贸易逆差是各国开始怀疑美国的前景，各国纷纷用手中的美元去美国挤兑黄金，但就在此刻，尼克松宣布美国不在维持美元兑黄金的官价，改为依据市场自由浮动。随后各国也放弃了官价。现代的外汇市场的雏形初步显现。

黄金这个纸牢笼终觉无法困住美元这只野兽，因为美元的价值不再需要黄金来证明和担保。就在尼克松放弃布雷顿协议的同时，美国和沙特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那就是石油的结算货币采用美元的协议，美元由此进入了石油美元时代。

今天，如果黄金被央行抛弃，纸币和数字货币乃至国家的信用拿什么来作担保，以取得民众的信任?虽然这个问题有点天马行空，却很现实。好比一个问题：一个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存储了大量现金，转帐到美国，如果要在美国提现金。美国银行是否需要在中国银行索要等量的黄金，而不是货币?事实上，黄金这样要来要去的，既浪费转移成本，又浪费保管成本。在通讯、技术发达的今天，用黄金来做交割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国际储备中，除了黄金，还有很多，比如支付单位也是可以的。一般而言，银行系统中，清算，轧平头寸时候才可能用到黄金。

货币和黄金将何去何从?黄金作为流通货币有着长远的渊源，一直以来黄金被视为一种准货币，为国际所接受。如今黄金再一次接受自然与历史的筛选，随着文明的发展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黄金通过它的稀有与珍贵传递着人们对生产、生活、物质的认知与理解。5000多年前，商品交换的需要，促使人类创造了货币，货币又反过来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推动着经济的发展，甚至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300多年前，货币成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国家主权的象征，70多年前，货币成为政府干预经济制造经济增长的工具，货币使得交易更加顺畅，货币给了人们自由，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困惑。自从货币被人类创造出来，货币就不可能消失，现代法律为其提供了一种强制的契约，法治确保了市场经济的运转。

黄金与货币的关系：观察黄金价格的变化，可以洞察货币市场的走势。在经济波动和政治动荡时期，黄金被视为典型的首要货币形态和最后的安全投资。黄金与货币的关系具体表现：黄金价格上涨，则美元下跌。黄金和美元走势相反。如果黄金价格坚挺，则意味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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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元缺乏信心。过去10年，黄金和有利于美元的交易存在80%的逆相关。一旦出现地缘政治上的动荡，黄金就会显著的升值。金价上涨，则瑞郎上涨。瑞士法郎同样是一种安全的保值货币，历史因素是构成其地位的原因之一。瑞士宪法曾规定，每一瑞士法朗必须有40%的黄金储备。这一规定虽已失效，但瑞郎同黄金仍具心理上的联系。另外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家，政治动荡时期能吸引众多国际投资者。因此，如果金价上涨，瑞郎也会跟着上涨。金价上涨，则澳元上涨。澳大利亚是第三大黄金生产国，澳元同黄金有着80%的正相关关系。该国每年黄金出口额达50亿美元。强势黄金对澳国内制造业有利。金价上涨，则加元上涨。加拿大是世界第五大黄金生产国，加元同黄金有着60%的正相关关系。以上货币均与黄金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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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形势与政策)

中美作为当今21世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方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去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成功会晤，就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指明了两国关系发展方向，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日前，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二次访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规划中美高层交往与中方对表，让人对中美关系发展充满期待。另一方面，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携母亲还有女儿进行为期一周的访华行动，虽然她们本次的访华不谈论政治，但从一定的程度来看，这也是中美关系友好的一种表现。

然而俗话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美关系也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杂音。近期美国一些高官接连在钓鱼岛、东海、南海等问题上“拉偏架”，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矛头直指中国。这些言行既从一个侧面表明，美方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仍然“心存杂念”，又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担忧。

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

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矛盾不可避免，争吵和纠纷是难免的，但中美两国关系整体上会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双方的合作意愿也会进一步增强。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有激化的可能，但双方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将会越来越高，最后会出现 “和则两利 ，斗则两伤” 的局面， 两国关系会在曲折中前进。

大国相处之道最忌出现战略误判。中美合作，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由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搬。中美差异巨大，矛盾分歧难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肯定会面临各种干扰。我们都应该知道行胜于言，双方应把共识转化为行动，跨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我觉得两国应该：

一、探索扩大经贸合作的新途径。两个“巨无霸”扩大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估计又会超越历史的想象。双方应抓住机遇，拓展合作领域，打造合作亮点，提升合作境界。

二、维护历史正义和战后秩序。历史是面镜子，既可以折射现实，也能够昭示未来。

三、是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发展。中国欢迎美国为亚太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也要尊重中国在周边及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影响。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双方才能共同创造繁荣与稳定的亚太新世纪。特别是在涉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争议问题上，美国应明辨是非，谨言慎行，避免对外发出矛盾和错误讯息。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双方应该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必须服从世界市场，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两国的区别仅在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领域依然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而中国的优势，则集中在世界经济的物质基础领域。只有中国不再拒绝普世价值，而学会遵守国际法则，按理出牌，开放自强，才能永续发展下去。更重要的是，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和“阴谋论”，抛弃一些冷战时期洗脑式的敌对宣传，重新拥抱美国融入世界。虽然中美在双边及经济领域存在着诸多摩擦，但世界发展的主流是共同发展，合作，走向共赢，作为全球大国的双方，我们不能分道扬镳，转而对立，毕竟代价实在是双方都支付不起的。双方只要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寻求和扩大共同点，加强双方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交流，就能为21世纪中美稳定健康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