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营利商法论文提纲

2022-11-15

论文题目：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的监管路径 ——以轻松筹为样本

摘要：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作为互联网金融与网络慈善相结合的一种新型模式,凭借着平台的便利性、运营的市场化,迅速成为慈善领域的新星,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了更为高效、便利的选择。但同时也为部分投机取巧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诈捐”“骗捐”乱象的层出,不仅打击了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的发展,同时也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形成了冲击。而目前,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仍游离在监管之外。所以,尽快将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纳入法律框架内予以规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第一部分是对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的概述。首先对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将本文的研究对象明确限制为无回报型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目前,学界在研究网络慈善时并未对其作出具体的类型区分,但是在众筹平台与慈善相结合的模式中,存在有偿、无偿等不同类型,其监管意义、监管标准理应不同,不宜相提并论。在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后,笔者进一步对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的性质以及特异性进行分析,明确其为互联网众筹与网络个人求助的结合体,因此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在影响上具有公共性,兼具慈善之意的同时,众筹平台却具有营利性。这种慈善与营利相结合的特性奠定了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的监管存在一定难度。具体而言,众筹平台具有多重法律地位,其不仅仅是营利性法人,同时众筹平台事实上承担了一部分慈善组织的职能。因此,无论是在界定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或是在寻求监管路径时,均应充分考虑其特异性。本文第二部分是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分析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笔者分别从民商法和经济法两种视域下审视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中各方主体的法律关系以及权利义务的内容与界限。从民商法的角度分析,求助人、捐助人、众筹平台三者应为媒介居间合同关系。所以众筹平台所承担的责任不仅仅局限于报告交易的机会,同时应起到沟通、传递信息、斡旋或撮合等作用。这也是众筹平台信息审核、信息披露义务的根本来源。而求助人与捐助人之间为目的性赠与合同关系,所以求助人必须按照求助目的使用捐助款项,否则捐助人的缔约目的无法实现,受领给付欠缺保有给付的正当性,则求助人此时保有捐助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从经济法的角度分析,在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面临严峻的捐助人保护问题。所以如何保障捐助人的知情权、监督权是规范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运行的重点与难点。本文第三部分是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的现状以及面临的监管困境。首先,在立法上,尚未有一部法律明确将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纳入规制范围。2016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慈善法》将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排除在其规制范围之外,而传统民法领域的《合同法》在规制以互联网为基础而产生的新型法律关系上显得十分乏力。其次,立法的空白导致在具体的监管中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暂对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进行监管的民政部门由于并不名正言顺,只能在出现严重问题时消极的履行监管职责。最重要的是,由于立法的空白,众筹平台的义务并不明晰,因此在监管问题上往往令监管主体无从下手,同时也加大了追责的困难。本文第四部分对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的监管路径进行初步的探索。从立法和实践两个角度出发。首先,立法上应尽快明确众筹平台的权利义务内容,使众筹平台在法律框架内规范运行。并且应明确众筹平台的法律责任,避免在发生“诈捐”事故时,众筹平台因无须为其疏于审核的行为买单而怠于履行义务。其次,政府部门应当加大扶持力度,由于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的无偿性,众筹平台不应从中汲取利润。所以,一味的强调众筹平台的各项义务会打击其积极性。只有通过政府扶持,与医院建立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减轻众筹平台的义务,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才是规范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的长久之计。最后,应当明确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的监管主体,以督促监管部门积极地履行监管职责,而不是出现问题时消极的解决。但是,由于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仍属于刚刚兴起的阶段,各项配套制度尚未完备,所以,填补立法上空白仍然是现阶段实现有效监管的主要方向。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去设计更为完备的监管措施。

关键词：众筹;慈善;网络个人求助

学科专业：经济法（全日制）

摘要

abstract

导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三、研究方法

四、论文结构

第一章众筹式网络个人求助概述

第一节案例导入—“轻松筹”

一、“0”手续费与“2%”手续费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