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文化论文范文

第一篇：伦理文化论文范文

大众影视文化的伦理审视

摘要：大众影视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伦理功能。但是，由于许多大众影视文化工作者在巨额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放弃了其应有的道德原则和社会责任，从而导致了部分大众文化影视作品出现了庸俗、低俗和媚俗的不良倾向。对大众影视文化进行伦理分析和审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并发挥大众影视文化的伦理导向功能，规避其对社会大众的不良影响，具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大众影视文化;“三俗”文化之风;伦理分析

2010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问题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是近年来中央最高层首次明确强调抵制“三俗”之风，一场新的文化领域的“道德运动”正在掀起，如何反“三俗”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大众影视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抵制“三俗”之风的重要阵地。因此，从伦理学的视角出发，对大众影视文化进行分析和审视，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大众影视文化的伦理功能，规避其伦理困境。

一、大众影视文化的界定

大众影视既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也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和一种文化形态。其中，“电影是一种以活动照相术结合幻灯片放映发展起来的综合艺术，主要流程是用电影摄影机以每秒摄取格画幅运动的速度，将运动过程拍摄在条状胶片上，成为许多格的动作逐渐变化的画面;然后经过一定的工艺过程，制成可以放映的影片：当影片通过放映机以同样的运转速度被灯光连续的投影于银幕时，由于人类视觉具有暂留印象的特性，观众便从银幕上看到像是实在活动的、放大了的活动影像。”电视“是使用电子技术传播图像和声音的现代化传播媒介。它通过光电变换系统把图像、声音和色彩转换为信号，用电缆和天线发送出去，由接收端将电信号还原为图像、色彩和声音，重现在荧屏上。”可见，仅从电影和电视的技术定义来看，二者仅仅是大众传媒的两种手段。因此，从二者仅作为传播手段来看，它们既可以与大众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大众影视文化，也能够成为传播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重要载体。从电影文化和电视文化的实质来看。二者均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大众心理的结合体。大众电影文化和大众电视文化，在大众文化特征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这也就使得理论界在进行大众文化研究时经常将二者合在一起，合称为大众影视文化，即指以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影视作品为主体的影视存在形态。其具体类型包括电影故事片、电视剧、艺术电影以及影视记录片等。

商业片和娱乐片是大众影视文化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突出体现着当代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精神需要和道德要求，其生产目的和运行机制带有鲜明的大众文化特征。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大众影视文化凭借其低廉的价格和轻松愉快的叙述方式越来越成为人们缓解心理紧张和宣泄情绪焦虑的重要途径。

二、大众影视文化的特征

大众文化时代，也被称作文化工业时代或商业文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生产活动包括艺术创作都以商业利润为核心，一切产品包括艺术品都必须转化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实现商业价值。大众影视作品与音乐和文学创造相比，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这也就决定了制片商对大众影视剧作品商业利润的关注远远高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大众影视文化的创作目的与艺术本质的不断背离必然导致大众影视文化本身的大众文化特征日益凸显。美国的丹尼尔-切特罗姆曾对电影的作用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电影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折点，它巧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艺术和景观融为一体，使自己与传统文化的精英显得格格不入。”因而。大众影视文化具有鲜明的商业性、娱乐性和大众性特征。

第一，商业性是大众影视文化的最根本特征，也是其与生俱来的特性。大众影视文化从其诞生之日起，其目的就是通过娱乐大众而获得经济利润。从大众影视作品的制作和资金循环而言，它主要遵循的是市场规律和商业运作。制片商的投资行为和产业化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就是巨额的商业利润和商业回报，这种情况必然导致收视率和票房收入成为衡量大众影视作品的最主要标准。美国的好莱坞被公认为是世界商业电影的主要产地，据资料显示，好来坞影片的票房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占有全球票房的百分之七十。尤其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好莱坞几乎成为了商业电影的代名词。另外。影视文化的商业性还体现在影视剧作品的“明星制”和随片广告的加入。“由于有了明星制，制片业有了属于自己的‘预定市场’。明星的形象和名字成为了影片的商标，从而建立起观众(消费者)对影片的消费吁请结构，因而影片销售量、票房收入便可以相对稳定。”这样，影视剧作品就可以充分发挥明星蕴含的商业价值。获得更高的票房收入。随片广告和嵌人式广告是广告加入影视作品的两种主要方式，其中，随片广告是在片头或片子中间加入广告，而嵌入式广告是将某种商品的商标或实物直接体现在影视作品中。与随片广告相比。嵌入式广告的形式比较隐蔽，不容易引起观众的反感和不满，因而成为了影视作品中比较常采用的一种广告形式。比如我国著名导演冯小刚的《手机》、《天下无贼》等作品中，商业广告就比比皆是。可见。无论从大众影视文化作品的创作目的、运行机制、评价体系还是作品内容，都充满了商业性的特征。

第二，娱乐性是大众影视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大众电影的商业性和娱乐性是紧密相联的，其中，商业性是对大众影视文化作品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关注。而娱乐性则侧重于对大众影视的内容和风格所体现出来的伦理取向和道德内涵进行总结和归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众影视文化的商业性特征决定了娱乐性，而大众影视文化在内容和风格方面的娱乐化趋势则是商业性特征的体现和实现商业目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在高科技时代和全球化的语境中，大众影视文化作品通过营造视觉化和奇观化的影像世界，满足了现代人的视觉心理需求，丰富了现代人的视觉内容。缓解了现代人的精神压力，释放了人性中的种种欲望。比如刀光剑影、神奇诡秘的武侠片为大众编织了个人英雄的梦世界。满足了人们对自由和浪漫的渴望;光怪陆离的科幻片刺激着人们的想象力，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扑朔迷离、结构紧凑的侦探片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和对正义的追求：缠绵悱侧的言情片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爱情和真挚情感的向往;而温馨、轻松的家庭剧则是普通百姓现实生活和现实情感的表达。大众影视文化作品的娱乐性不仅体现在类型和内容上。也表现在影视文化作品的宣传和炒作

上。大规模宣传造势、明星效应和新闻炒作已经成为当代影视文化传播最重要的环节。甚至很多商业电影在这方面的投资远远高于电影本身的制作费用。可见，无论是大众影视文化作品的内容还是传播过程。其目的都是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迎合世俗的娱乐化、视觉化和平面化的需要，这也致使影视文化作品本应包含的道德内涵、理性厚度和历史沧桑感被大众的消费性和娱乐性所淹没。

第三，大众性是大众影视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动力。现代社会。大众影视文化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们日常生活和休闲娱乐最主要的方式和途径。由于大众影视文化的主要艺术定位是满足大众的共同口味，从而导致了大众影视文化的类型化趋势及其数量规模的不断发展。人们已经习惯于在某一段时期欣赏某一类型电影或电视剧，看其他人都看的大片。尤其是包括网络、电视、光盘等一系列大众传媒手段和信息传播产业的飞速发展使大众影视文化作品扩展到世界各地，进而形成了全球性的大众文化氛围。好莱坞大片的全球同步上映就是大众影视文化大众性特征的突出体现。

商业性、娱乐性和大众性构成了大众影视文化的最基本特征。这三个特征紧密联系。体现了大众影视文化的大众文化特点。其中，商业性是大众影视文化的根本目的，娱乐性是实现商业性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而大众性则是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大众影视文化的伦理功能

大众影视文化是当代社会大众日常生活娱乐的主要方式，具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心理焦虑和情绪紧张成为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这使得人们需要一种轻松、娱乐化的方式来缓解压力、调节身心平衡。大众影视文化通过营造视觉情境和充分调动观众的情感参与热情。满足了大众的情感需要，调剂了大众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在商业化的当今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已经成为了一种奢侈品，而大众影视文化作品恰好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交流的主题。当然，除了人性欲望的满足和人际交流的需要外，大众影视文化作品也为观众提供了角色认同的蓝本，使观众在欣赏影视剧的过程中获得虚幻的满足感。

大众影视文化具有着重要的伦理功能。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道德观念和伦理价值取向。进而影响着社会大众的心态、社会的道德风尚和道德水平等。因而，对大众影视文化的伦理功能进行分析和讨论。既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大众影视文化的道德内涵和道德功能，也有助于我们能够有效的对大众影视文化进行道德约束和道德理性引导。

大众影视文化是现代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是人们为自身构建的心理宣泄和补偿的虚幻空间。这使得娱乐功能自然成为了大众影视文化的特质。但是，大众影视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形态，其本质在于满足人的深层次要求。“原始艺术之最高的社会职能是统一……而且更能提高人类的精神。科学充实并提高了我们的知识生活，艺术也同样充实并提高了我们的感情生活。艺术和科学是人类教育中两种最有力量的工具。所以艺术不是无谓的游戏，而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职能。也就是生存竞争中最有效力的武器之一;因此艺术必将因生存竞争而发展的更加丰富，更加有力。人们致力于艺术活动，最初只是自己直接的审美价值。而它们所以在历史上被保存下来并发展下去，却主要因为具有间接的社会价值。艺术对于社会福利的重要意识已经存在于各时代的人类中了。”可见。大众影视文化作为当代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大众文化形式。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和道德精神，发挥着重要的伦理功能。必将从多角度塑造着人类的人文精神。

第一，大众影视文化蕴含着伦理等人文精神价值和大众对真善美人性的追求。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人们逐渐远离了田园经济和自然生活方式。而不断增加的生活风险和精神压力又使人们处于严重的精神困境中而无法自拔。大众影视文化凭借其逼真的影像和美好的情境使观众在欣赏过程中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大众影视文化以人性的美和善作为价值导向，引导着人类善的回归。大众徜徉在大众影视文化构建的“精神家园”中，心智获得了健康发展。精神得到了审美的愉悦，道德情感找到了依托。正如《廊桥遗梦》打动人心之处已经不仅仅是主人公的情感故事，而是影片体现出来的对真情和道德责任的呼唤;《泰坦尼克号》的风靡则体现了人们在物欲横流的年代对人类真挚情感以及道德职责的追求和向往。

第二，大众影视文化有助于构建整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趋同体系。大众影视文化不仅为社会个体提供了精神抚慰，也成为了鼓励人们以快乐的心态追求道德价值和道德理想的动力。大众影视文化通过类型化的故事情节，使大众得到了一定的道德关怀和价值引导。例如以社会道德生活为题材。以人伦情感为主线和家庭成员的情感纠葛为主要内容的家庭伦理剧的兴起。就体现了当代社会人们对传统家庭美德的弘扬和对现实家庭道德问题的思考。以战争题材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战争片，如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亮剑》、影片《集结号》等，则充分表达了社会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歌颂。

可见。大众影视文化在终极价值意义和社会道德价值导向问题上与社会主流价值形态具有一致性，它为人们形象地描绘出了“至善”的理想图景。鼓励人们不断地寻找自身的理想价值和人文精神。进而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但是。大众影视文化中的很多影视作品则被媒体称为“很黄、很暴力”，比如李安导演拍摄的电影《色戒》，在威尼斯获奖时遭遇记者及影评家批评，继而被奥斯卡拒之门外。在美国公映时。被认定为限制级影片。而在中国大陆却赢得了一片赞美之声。甚至很多观众认为触动他们的是影片透露出来的颓废奢华、纠缠的情感、模糊的道德界限和男女主人公的性爱镜头。通过《色戒》我们可以看出，缺乏道德理性指导和道德关怀的大众影视文化作品。必然导致社会大众道德的坠落和价值观的混乱。

四、大众影视文化的伦理困境

大众影视文化关注平民的日常生活。迎合大众的口味，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求，具有积极的伦理功能。但是，大众影视文化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尤其是大众影视文化对其商业本性和娱乐特征的过分关注。遮蔽了大众影视作品本身所蕴含的道德价值和深度的伦理精神，这也就使得很多大众影视文化作品缺乏对道德内涵、终极价值和社会责任的深刻认识。而是凸显出平面化、无深度、反神圣以及反传统等文化表征，进而弱化了艺术本身的社会批判和道德教化功能，从而走人了伦理困境而无法自拔。

大众影视文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大众传媒不断进步的产物，其创作目的和运作机制完全市场化的轨道运行，经济效益和票房收入日益成为衡量大众影视文化生产的重要参数。为了赢得尽可能多的观众和商业利润，大众影视文化不断远离其本身蕴涵的伦理价值和道德内涵，向大众日常生活品味贴近。这就促使大众影视文化将经济效益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将迎合大众的口

味作为实现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大众影视文化作品的模式化、平面化和世俗化，必然导致其对人文精神和道德批判功能的背离。大众影视文化作品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文化商品，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为了提高市场效益，大众影视文化不断削平其本身的深度模式，降低审美品味，消解历史意义和社会责任，消弭艺术和生活的界限，用以迎合大众的口味，吸引大众的眼球。在这一过程中，金钱、性欲、感官享乐、消费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道德价值观等逐渐成为影视文化表现的主题，价值理想、道德追求和人文关怀则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范围，传统影视艺术的道德教化功能逐渐被娱乐消费功能所替代。

大众影视文化的娱乐消费功能，使得大众影视文化作品中充斥着以满足感官刺激为目的的性爱和色情因素，以刺激消费和奢侈享受为目的的时尚因素，以及以满足大众好奇心为目的的野史和秘闻。大众影视文化对其娱乐功能的关注和对大众口味的迎合，导致了电影的类型化趋势。大众影视文化制作商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观众，降低投资成本和规避市场风险，从内容和形式上模仿成功的作品就成为了最佳选择。而电影的类型化趋势压抑了文化作品的独创性和主体性，比如影视圈出现的“戏说热”、“清官戏热”、“武打热”以及电视剧出现的“韩剧热”、“婚姻家庭剧热”等。无论是这些大众影视剧作品的形式还是内容，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大众影视文化作品的类型化趋势使得大众逐渐呈现出审美疲劳和道德关怀淡漠的表征。事实上，大众影视文化作品中过量的感官刺激因素经常会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造成严重的错误引导。例如在美国哥伦比亚中学发生的枪杀案中，肇事学生就是由于观看了《骇客帝国》等一系列充满恐怖和暴力的影片而产生了模仿的冲动，从而导致了惨案的发生。而香港娱乐圈发生的“艳照门”事件。使很多青年学生深受色情照片和录像的影响。“艳照门”以后在学生中曾出不穷的模仿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可见，只要大众对大肆渲染的感官刺激充满热情和好奇，以商业效益为导向的大众影视文化作品仍将迎合他们的口味，成为误导观众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源泉。

大众影视文化的商业本质和娱乐消费功能决定了当今社会的大众影视文化作品不再像经典文化那样承载着社会的真善美本质和人生的真谛。而是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次性文化消费品，即快餐式的文化。大众影视文化作为一种快餐文化，表现出了无主题、无深度、平面化、反权威、反传统、反普遍价值和反永恒价值的特征。这种大众影视快餐文化不断取消深度模式，消解精英文化特有的道德理性意义，从而不再肩负对社会和个体的伦理道德取向进行审视和探索的责任，也不再承载文化的道德内涵和审美价值，而是使大众影视文化作品仅成为满足大众感官刺激的途径和方法。同样。这种快餐文化表现出来的平面化特征，使影视文化作品不再具有精英文化的沉重和焦虑，即便某些作品具有一定的主题思想，但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和娱乐消遣。大众影视文化作为一种快餐文化，导致了很多影视文化作品呈现出“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局面，即使某些大众影视文化作品在某一时期引起了观众的巨大反响。但由于其本身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人文价值，也就很快被大众所遗忘，也就很难成为经典。大众影视文化表现出的反权威、反传统的特征，使很多作品的历史感消失，进而表现出碎片化的趋势。比如现在社会流行的很多先锋实验电影。其内容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具有很大的跳跃性，其图像展示的也不再是某个完整的故事或事件。而是很多片断。

总之，大众影视文化的商业本质和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其必然要迎合大众的口味，满足大众的需求。随着大众影视文化作品的商品化和消费功能的强化。大众的审美兴趣日益集中到游戏消遣和感官刺激，而大众审美兴趣的转变又反过来促使大众影视文化作品缺乏对影视剧本身的人文内涵的深度挖掘和对人性问题的深刻探讨，进而逐渐成为宣扬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平面文化和快餐文化，从而导致影视文化作品人文精神的蜕化和道德内涵的缺失。走向伦理困境而无法自拔。因此，当代中国大众影视文化的现状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其进行辩证的分析，既要看到大众影视文化的积极道德功能。也要充分认识到大众影视文化的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1]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陶东风.大众文化教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美]丹尼尔·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4]何建平.好莱坞电影机制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5][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作者：贾雪丽

第二篇：和谐文化语境下法治文化的伦理路径

[摘 要]和谐文化引领与支撑着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法治文化与伦理文化是和谐文化的主要内容;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弘扬法治精神与培育法治文化理念是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的必然选择;自由、公平、正义等法治精神引领着伦理文化的创新与进步，而伦理文化则以其丰富的资源与深刻的内涵支撑着法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立法的伦理形式、司法的伦理适用与守法的伦理机制是法治文化的主要伦理路径。

[关键词]法治文化;和谐文化;伦理文化;立法;司法;守法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因而，建设和谐社会，必须确立和谐文化的发展理念。和谐文化是一种现代的法治文化。“民主法治”位于和谐社会六大特征之首，说明现代社会的和谐必须建立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之上。民主彰显人民的主体性及政治制度的平等性，而法治则是民主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的集中体现，民主与法治是一对孪生的“事物”，二者不可分离。社会主义民主是其制度的主体根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充分体现人民民主必然要以法治为其主导的治国方式。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和谐，是一种制度性、机制性的和谐，也是一种持续性、秩序性的和谐。和谐文化也是一种现代的伦理文化。在和谐社会的特征中，无论是“公平正义”、“诚信友爱”，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蕴涵着深刻的伦理精义。和谐文化不仅仅包括现代法治文化与现代伦理文化，还有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宗教文化等等。但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现代法治文化与现代伦理文化是主导文化，它们与其他文化一起充实、支撑着和谐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弘扬法治精神与培育法治文化理念是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的必然选择。法治文化与伦理文化并非分离或割裂的，而是同构的、互契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法治文化的自由、公平与正义精神充实、引领与丰富着伦理文化的创新与进步，而伦理文化则以其深刻的内涵支撑着法治文化的孕育、生成与发展。本文主要从立法的伦理形式，司法的伦理适用、守法的伦理机制等3个方面探讨法治文化的伦理路径。

一、立法的伦理形式

立法的伦理形式主要表现在立法权的正当性与立法者的伦理素质、立法原则与立法内容的正义性、立法程序及其技术的伦理建构等方面。

在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过程中，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从法治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与汲取教训，不断细化与完善立法体系，直至“立法法”的颁布实施。毫无疑问，只有充分并完全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机关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立法权，这种立法权才具有合宪性、合理性与正当性。在当下中国，人民不仅仅是守法主体，而且也是法的创造主体，因为“法律确实并非独立于人们生活伦理规则之外的‘圣人’的主观创造，而是以大众为主体的并由他们创造的生活伦理规则的自然反映。”[1]而“事实上，虽然在立法和司法阶段，道德追问的宗旨是同一的，即都是为了实现良法之治，但从具体内容上而言，这种追问又是颇为不同的。在立法阶段，主要是考察立法机构所从事的立法活动本身是否体现了相应的道德要求，所创制的法律是否符合一定的伦理精神，法律所内涵的价值是不是具有‘应然’意义的道德价值之逻辑转换，从而最终得出法之存置抑或废止的结论。”[2]这就是说，立法权的正当性是良法诞生的根基，也是公正司法与执法的理论源泉，更是促成公民积极守法的潜在性、长久性伦理机制。实践证明，只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统治阶级或集团所拥有的立法权，才能制定出真正的“良法”，才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立法权也才具有真正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一个最为人们所诟病的典型例子就是纳粹德国的立法权及其所得以确立的政治统治权，但是，拥有纳粹德国立法权的政治统治阶级缺少民意基础与伦理正当性，因而其所立之法是“恶法”，“恶法”不是法。在立法权及其正当性方面，除了在立法权得到合理配置而导致立法机关具有合法性、正当性以外，立法权如何获得合理的使用也显得相当重要，因为立法主体的合法性并不必然导致其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具有正当性。这就必然要从立法决策的内部层面剖析立法资源的合理性配置问题。换言之，如果立法资源配置合理、比例得当，所立之法的法律调整效益也必然较好，反之亦然。如我国物权法的酝酿与起草过程就是典型的立法资源的合理配置过程。物权法诞生的过程，既是法律回应社会与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也是凸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特征的不断发掘过程，更是法治精神与伦理精神的融合发展过程，其法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对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加以平等保护。另外，立法者应该具备良好的伦理素质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立法者肩负建设法治社会与完善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不仅应该具备公正无私的优良品质，知政、参政、议政、督政的能力，而且应该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与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等素质。“立法者的价值和作用，就是实现立法意图和目的，完成立法任务，以立法的方式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法的标准，为社会的秩序化提供法的调整。”[3]从我国目前的立法者素质看，基本上都是专家学者与高素质的人民代表，这既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需要，也是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与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

立法必须注重内在合理性。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既要注重立法的外在合法性，又要注重立法的内在合理性。因为“只有坚持立法的合理性原则，才能使创制出来的法律有成为‘良法’的可能，进而为实现社会的法治化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而要做到坚持立法的合理性原则，立法者就必须在立法过程中从伦理角度准确把握立法原则的道德意蕴，充分顾及社会的价值理念，以全面彰显社会的正义、平等、自由及其共同利益。”[4]现行的中国《立法法》在合理的法律移植的基础上，提出了立法的法治原则、民主原则与科学原则。这些原则的本身就蕴含着指导立法的伦理精神与伦理方法，同时，这些原则的内涵与和谐社会的特征也是互契融合的。在法律运行或法律调整过程中，其起始环节就是良法的创制。如果说立法权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是法律运行或法律调整过程的潜在性伦理力量，那么良法的诞生与创制则是法律运行或法律调整的实质性伦理显示。衡量法律是否“良法”的标准，主要从法律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两个层面去探寻。所谓法律的形式正义就是指法律的一种形式合理性，或者说从形式上看，法律是否与伦理文化内涵相契合。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把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看做是法律的内在道德性。具体表现在8个方面：(1) 法律的普遍性;(2) 法律的明确性;(3) 法律的稳定性;(4) 法律应予公布;(5) 法律应适用于将来而不是溯及既往;(6) 应消除法律的自相矛盾;(7) 法律不应规定人们做不到的事情;(8) 官方行为应与法律的规定一致[5]。所谓法律的实质正义，主要是指法律的内容体现社会正义的程度，或者说是分配社会资源的公正程度与保护公民权利的程度，这是从法律实质正义的外部性角度分析的。而法律实质正义的内部性，则是指法律的基本内容及其精神与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度的契合程度。因为任何法律不仅仅是一种条文式的规范，它还蕴含了立法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甚至法律的所有规范也仅仅是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的工具或手段，所以在研究法律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规范的水平上。“法律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规则体系与制度的客观组合，而且还包容了人类在认识与改造主客观世界过程中对自身生活目的和价值理想的情愫记载，蕴含了一种深刻的法律精神。”[6]在立法伦理的表现形式上，立法程序及其技术的伦理建构也是相当重要的。立法在程序及其技术方面的伦理建构，主要是指什么样的立法程序是正当的，以及对正当程序的理性设计。程序结构的本身存在价值吗?程序工具主义认为，“法律程序不是作为自治的和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的，它没有任何可以从其自身的品质上找到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因素，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用于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而且它也只有在对于实现上述目的有用或有效时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7]因此，从工具主义理论出发，程序的价值性主要体现于实体法的效用性，即“程序法的唯一正当目的，则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法。”[8]季卫东教授认为，判断程序正当性的最低标准是：“公民的权利义务将因为决定而受到影响时，在决定做出之前，他必须有行使陈述权和知情权的公正机会。”[9]这就是说，公民权利得到保护是立法程序正当性及其程序设计合理性的最低标准，因而保护公民权利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就是立法程序正当性的最低价值目标，这也是程序本身具有公正性的伦理品质。

二、司法的伦理适用

在建设法治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法律调整的目的与立法的目的之比能否达到最大化，法律精神能否真正化为公民积极守法的行为动力，法律至上原则能否在公民社会中得到遵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专门的司法机构所从事的法律适用行为。因此，司法的伦理适用主要是指司法活动过程中的伦理追求，它包括司法的正义价值与执法的伦理基础。

伦理对司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由司法工作者的道德素质所决定的司法公正是法律适用的必要前提。司法作为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活动，其本质的要求就是公正。不公正的司法会导致人们蔑视法律的权威，动摇司法的信心，弱化守法意识，丧失法治的信仰。倘若司法不公，社会公正便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弗兰西斯·培根曾精辟地指出：“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公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10]司法实践中的司法不公问题，既有司法体制方面的原因，又有司法工作者的道德素质问题。如果由于后者的原因影响了司法本身的公正属性，那么势必严重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因为社会和谐的最本质要求就是法治社会条件下的公平正义。司法独立的目的就是要排除司法过程中的种种非正义性因素，确保法官良好法律素质与公正司法品格的有效实现，让法官“公正地、无偏袒地，而不是根据任何个人偏见或外来影响来裁决他所审理的每一案件，”[11]充分体现“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12]的法伦理精神。而法官的这种建立于职业道德判断与道德意志能力基础之上的司法伦理品格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需求。相反，如果在司法实践活动中，这种司法伦理品格阙如或淡薄，无论是法律的形式正义或是实质正义均不可能从法治的应然价值层面转化为实然价值层面，法律也就无法实现自身之于社会的价值，就无法把法治精神辐射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进程中去，从而法律只能停滞于纸面，而不是生活中的法律。第二，司法和法律的特点决定了司法工作者的道德素质对法的适用具有重要意义。从司法活动来看，出于社会事务是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每一条律令都有一定的容纳度量，有一定的解释范围，司法工作者不可避免地具有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司法工作者是否具有公正、忠于职守、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等道德品质，直接关系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运用。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曾对法官道德品格的重要性有过专门的论述：“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尤为重要。”[13]其实，法官所行使的自由裁量权就是一种司法交互主体性的道德活动。随着司法审判机制与价值观的不断改革，“现代司法实践中的法官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关系，在一个确定的司法关系中已经从以往的‘法官与当事人’的单项主体性转为‘法官与当事人’的交互主体性。在现代司法过程中，法官必须正确面对司法价值选择的四大困境：(1)是法官的个人利益和偏好及价值观与中立地位结合起来，个人利益和偏好及价值观往往是和中立地位相矛盾的;(2)是既要保持司法的被动性，同时又需要主动性;(3)是既要实现实体与程序正义，又要照顾个人利益之间的难处。法官生活在既定的现实社会系统之中，经常与周围环境发生着个人的利益关系。在实现司法正义中，往往损失自己的利益;(4)是既要严格依照法律规范，又要改变这些法律规范，既要支持法律规范现状的某些部分，同时又得试图改变法律规范现状的某些部分。以上困境涉及的事实上都是关于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交互主体性问题。”[14]因此，弘扬社会正义，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正确处理好法官与当事人的交互性主体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如果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的现象不能消除，甚至经常出现执法主体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等现象，那么，法治社会的目标只能是“水中仙月”，和谐社会的理想图景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适应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法治文化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固有的伦理文化结构不断受到冲击，还没有形成与法治文化相适应的新型伦理文化模式。因此，社会不同阶层与不同利益集团交相混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不可避免地侵袭与影响各种公务领域。在现实生活中，某些执法人员往往为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丧失对法律的信仰与应有的尊重，公然践踏法律尊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无论是执政主体还是行政主体，必须塑造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与职业道德形象，从根本上认识到理性执法与捍卫法律尊严的法伦理文化意义，真正认识到“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 [15]认识到“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永远力求执行在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中默示的实用的道德命令。”[16]只有这样，执法主体与行政主体才能从内心深处体认法律尊严的正义感和执行法律的神圣感。从而做到在执法过程中能唯法是从，消除专断与偏私，理性执法，公平执法，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合法权益。

三、守法的伦理机制

如果说立法伦理主要是为良法诞生创造条件的话，那么守法伦理就是解决良法价值的实现问题。法律信仰意识是公民守法的内在驱动性因素，而道德他律则是公民守法的外在驱动性因素。

日本现代著名法学家川岛武宜在其名著《现代化与法》中辟专章讨论守法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并不必然导致人们对它的服从，其中守法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法不只是靠国家加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17]对公民而言法律毕竟是一种他律，法律义务往往带有外在的强制，所以法律主体必须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一项要求服从法律的法律将是没有意义的。它必须以它竭力创设的那种东西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种东西就是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这种义务必须，也有必要是道德性的。” [18]假如没有这种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那就不会有什么堪称法律义务的东西，服从法律就仅仅是暴力下的被迫服从而已。一种社会的法律体系要得到实施，必须以人们头脑中道德义务感的确立为前提，一旦公民确立了这种道德义务感，公民就增强了对法律的亲近感，法律就会对公民有亲和力，服从法律就成为公民的自愿选择与自觉行为。伯尔曼在谈到法律与革命时指出：“作为历史的事实，所有继承西方法律传统的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一直根源于某些信仰和假设：即这些法律制度本身一直以这些信仰的有效性为先决条件。”[19]46法律意识的构成要素是互动的，相互渗透的，同时每种构成要素也是发展变化的，而不是静止不变的，因为法律心理与法律思想都是一定社会文化观念的反映或折射，而社会总是发展变化的，因此，法律意识也必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权力本位、义务本位、社会本位、厌讼观念、以言立法、以言代法等意识就是传统法律意识的典型表现;而民主观、自由观、权利观、以人为本、法律至上、法律信仰等意识就是现代法律意识的主流因素。在建设法治国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权利与平等、秩序与利益等法律观念逐渐成为主流意识。所以说，“守法也是协调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三者关系，并确保人类整体利益的有效途径。社会要臻于和谐、秩序，就必须接受法律的调整、规范和控制。”[20]事实上，公民守法的过程也是公民信仰法律的过程。一种信仰的生成和培养，除了外在的强制力量起作用以外，主要靠内心自觉力量的支撑。法律信仰的生成在国家强制力的基础上，“首先就是确立了一个导向，开展法治教育、营造法治氛围，使法治观念内化于民，显然是有明显作用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西方法治信仰的生成，教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法连同其发展原则本身，渗入到了西方世俗法律制度之中，教会在宣传灌输教会法的同时，就宣传了法的知识和信仰。中国的法治实践表明，法律信仰不能以宗教为支持，但法治精神的弘扬必须以道德为根基。因此，法律被信仰的根基必然是公民的道德意识。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它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21]而伯尔曼则坚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19]28公民信仰法律有利于实现守法环节及法律运行效益的最大化，而法律运行效益最大化的过程就是彰显公平、正义、利益与秩序等法律价值的过程，这正是法治社会的内在与必然要求。因此，公民对法律信仰的程度与法治进步的程度成正相关，亦即缺乏法律信仰的社会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法治。因此，强化公民的法律信仰意识，是法治社会构建良好法治秩序的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

但是，由于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法律的遵守仅仅靠公民的法律信仰意识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法律信仰意识是公民守法的内在性驱动因素，那么，守法的道德他律则是公民守法的外在性驱动因素。守法观念的确立、法律规范的内化、守法理性的形成，均需要一种外在的约束手段和感化力量才能得以实现，这种过程就是守法的道德他律。道德他律是一种异己的、外在的必然力量，而并非道德主体内在的动机或心理法则;是一种被动的、外在的强制原则，而并非道德主体内心的道德需求。不过，道德他律的约束力最终还是取决于道德主体的自主选择。守法的道德他律是道德他律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是道德他律的普遍性或一般性在守法道德事实领域中的具体应用。首先，从守法观念的来源看，守法意识具有他律性。守法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自于后天的教育与培养，是在法治与道德环境的氛围中，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逐渐生成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恩格斯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22]而守法道德观念形成的基础是道德他律，是守法的“外在性”向“内在性”转化的必然结果。其次，从守法目的的本身看，守法动机具有他律性。守法是为了什么?这就是守法的目的性问题。而守法的目的性是公民的守法动机的目标性要素，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守法目标，就有什么样与之相对应的守法动机。马克思说：“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人类的利益。”[23]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道德规范的他律性，就是“集体利益对个人利益的正当节制与约束在道德规范上的反映，他律的目的是使那些意欲摆脱集体利益的个人，重新调整个人追求利益的价值标准，使个人利益的目标同集体利益的目标趋于一致。”[24]这就是说，对那些“意欲摆脱集体利益的个人”必须利用他律的约束机制，以抑制一味在行为目的上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而不顾集体与他人利益的道德事实，否则就无法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再次，从守法效益的实际效果看，守法行为具有他律性。守法效益是法律运行的守法环节的实际效果，而这种“效果”不可能自动产生，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守法行为的积极性。可以说，法律离开了他律性的外在力量，就失去了其本身的威慑力，无论秩序或利益的外在价值，还是自由与正义的内在价值都难以实现。

[参考文献]

[1]王桂芳.亲亲相隐及其在我国现代刑事法律中之活化[J].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4(2)：43-46.

[2]刘云林.法律运行道德追问的两重维度[J].伦理学研究，2005(1)：19-21.

[3]王光辉.当代我国人大代表素质的几点思考[J].法商研究，1995(6)：9-12.

[4]肖 毅.论立法原则中的伦理意蕴[J].求是，2005(8)：106-108.

[5]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58-61.

[6]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J].法学评论，1998(2)：3-8.

[7]汪全胜.论立法的正当程序[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2)：15-24.

[8]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7-28.

[9]季卫东.程序比较论[J].比较法研究，1993(1)：9-13.

[10]培 根.培根论说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3.

[11]千古洲.与美国大法官面对面：奥康纳大法官谈法治的原则与目标[J].中国律师，2003(3)：9-13.

[12]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29.

[13]史尚宽.宪法论丛[M].台北：荣泰印书馆，1973：336.

[14]许富仁.论司法与伦理结合的内在基础[J].江西社会科学，2004(3)：133-138.

[15]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43.

[16]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26.

[17]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74.

[18]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35.

[19]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20]迪丽娜.关于守法的若干思考[J].前沿，2001(4)：59-60.

[21]卢 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73.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3.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67.

[24]肖 祥.论道德他律与权力约束[J].东岳论丛，2004(2)：135-138.

(责任编辑 杨海濒)

The Ethical Path of Rule of Law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Harmonious Culture

LIU Tong-jun

(School of Law，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212013，China)

Key words：rule of law culture;harmonious culture;ethical culture;legislation;judicature;law-abiding

作者：刘同君

第三篇：客家生态伦理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摘 要] 客家生态伦理文化，较为全面完整地继承了汉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文化，是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的“活化石”，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文化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客家生态伦理文化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解”，通过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达到既利用自然又保护自然的目的。

[关 键 词] 客家文化；生态伦理；当代价值

生态伦理学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由法国哲学家施韦泽和英国环境学家利奥波德创立。他们主张将道德行为的领域从人与人、人与社会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认为“当一种行为趋向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

基于西方伦理学的发展以及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处境，中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生态伦理学的建构和论述，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和论文，如刘湘溶的《生态伦理学》、余谋昌的《惩罚中的觉醒——走向生态伦理学》、余正荣的《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理性重建》等，在探索生态伦理学的基础理论、梳理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主要理念、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资源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促成了生态伦理观念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大多数观点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其本身就孕育着大量精致的生态学思想，可以为解决人类生态问题提供许多有益的理论依据和资源支持，因此国内学者在对西方伦理学进行解读、讨论之外，更多地立足于本国实际，注意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发掘、探究。正如生态伦理学著名学者李培超教授所说，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不是简单地模仿和照搬外来的研究成果，而是将关注的视角投向自身；它不满足于‘外激型’的发展轨迹，而秉持自我认同和个性张扬”，应“强调学术研究的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论和自主创新精神。”

客家作为汉民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文化，如尊重自然的风水文化、顺应自然的建筑艺术和保护自然的村规民约等。近年来，从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角度研究客家生态的文章不少，如王经北、蓝美玲将赣南客家文化生态思想的基本观点总结为尊崇自然的天人观、敬畏生命的平等观、相亲相爱的宗族观、余盈求吉的发展观；韦晓娟、张洪春从客家人的建筑设计、歌谣和禁忌等民俗传统入手，对客家人关于人与自然的生态理念进行了发掘；隋春花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客家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并认为“客家文化从提倡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和谐观、引导人与自然融合的审美观、秉承限度发展的生存观和学习‘以人为本’的居住观等方面体现其值得传承的当代价值。”

但是，伦理学者们似乎对客家这一特殊的民系，对客家文化这一独有的体系少有关注，对作为客家文化内核的伦理文化缺少必要的研究和解读。由此，从伦理学角度深化对客家生态文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客家文化的本体研究，而且还可以透过客家文化生态内涵，挖掘更为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客家生態伦理文化的基本内涵

1.客家生态伦理文化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客家人千百年来积极努力地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不断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增强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顺应自然要求，与自然和谐共处过程中积累形成的独特的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客家生态伦理文化渗透在客家人的普遍意识中，体现在客家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动方式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客家人的思想、行为、心理、语言、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主导、调节和规范的作用。

2.客家生态伦理文化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解”，原则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不是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参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和构建，通过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达到既利用自然又保护自然的目的。客家生态伦理文化的载体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梯田耕作、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禁忌制度、村规民约等。

二、客家生态伦理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的关系

1.客家生态伦理文化，较为全面完整地继承了汉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文化，是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的“活化石”，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文化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客家先民是中原华胄，他们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比较全面地保存了河洛文化的本质，继承了中华民族“仁爱万物”“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优良传统。在对待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客家人强调尊重自然，崇尚“天人合一”。在自然生态系统不断遭到破坏的今天，客家大本营所在的赣闽粤山区却仍然保持着相当完好的自然生存状态。这正是客家人崇尚“天人合一”，世世代代尊重自然，崇拜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结果。客家人在长期的生存发展的实践中，积极努力地协调人地关系，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不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增强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与自然和谐共处，与自然形成了一种友好共处、水乳交融的和谐关系，体现了客家人对自然生态的良好适应。

2.客家生态伦理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文化有它共性的一面，但是也有它个性的一面。客家文化是移民文化，客家民系在迁徙中不断成熟完善，又在与周边民系或民族的冲突融合中丰富与发展自己，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各民系或民族文化的精华。客家人也由此形成了自身既独具地域特色又富有群体普遍意义的生态伦理文化。客家人使自己的住宅顺应山川形势，在视觉上使自己的住宅与天地山川和谐，在心理情感上使自己的住宅与自然融为一体，无论是选址、空间布局、房屋座向，还是小路、池塘、树木，都根据“堪舆”理念建构，他们坚持不懈地追求“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完美结合，追求着人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和谐。

三、研究客家生态伦理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

继我国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之后，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五位一体”的国家战略高度，可以预见，对生态问题的研究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以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心，创造性地借鉴西方生态伦理学理论，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汲取营养，因地制宜，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思想体系，切实解决好“五位一体”平衡发展的问题，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将是生态伦理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客家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然而，目前从伦理学视角对客家文化的研究非常少，研究客家生态伦理文化更是稀缺。因此，以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范式，对客家文化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时俱进地传承其精华和积极因素，协调其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新道路，构建一种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可以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

（二）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一直較为成功地维系着客家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关系，对客家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客家人的行为方式发生着巨大变化，有些人逐渐遗忘了祖先留下的生态伦理文化，片面追求物质水平的提高，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出现了毁林开荒、无序过度开采矿产、污染水源等现象，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地质灾害频发，地域性生态失衡。

2012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指出要“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所处的位置，正是赣南、闽西、粤北的三角地带，与客家聚居地基本重合。以赣南为切入点，结合目前“美丽中国”建设的国情和实践，以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范式，深入挖掘客家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内涵，传承其精华和积极因素，可以为客家地区提供生态保护与和谐发展同步进行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对于唤醒客家人的生态文明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实现客家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绿色崛起具有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湘宁.生态伦理学研究综述[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100.

[2]李培超，张天晓.追踪“生态关怀”的足迹：中国环境伦理学三十年述评[J].江苏社会科学，2009（1）：237.

[3]王经北，蓝美玲.赣南客家文化生态思想初探[J].兰台世界，2014（10）：44-45.

[4]韦晓娟，张洪春.客家民俗文化中的生态理念阐微[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1）：17-19.

[5]隋春花.客家文化蕴含的生态智慧及其当代价值研究[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3（1）：10-14.

作者：杨智勇 黄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