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伦理道德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本文以营销伦理道德研究的历史演进为线索，首先，对相关营销伦理概念进行辨析;其次，对营销伦理研究的演进进行简单归纳和分析;最后，进行总结提出目前的营销伦理层面目前研究和实践中存在的不足。
第一篇：伦理道德论文范文
科技伦理道德论析
摘要：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故使人们更多关注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两者能联系在一起的桥梁是科技活动，科技活动受伦理道德评判而产生科技伦理道德问题。对科学技术及其引发的科技伦理道德问题应采取科学态度，坚持两手抓。在明确科技伦理道德责任归属的基础上，加强科技伦理道德建设，以促进、引导和规范科技发展，为科技进步保驾护航。
关键词：科学技术;伦理道德;科技活动
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故使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有无关系、有何关系一直在学术界存有争议。深入探讨、正确认识两者关系，进而形成科学态度尤为必要。
一、科技伦理道德是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有机统一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到底有无关系呢?这就首先要弄清两者的定义。一方面，科学技术由既有明确区别又有紧密联系的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组成。科学是指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的规律的知识体系。技术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科学与技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呈现一体化发展趋向，科学是技术的指导和总结，技术是科学的应用和发展，所以人们将科学和技术统称为科学技术。广义的科学技术是指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的总和，本文指自然科学技术，不包括社会科学。另一方面，伦理道德也是由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伦理和道德两个概念组成。伦理指处理人们之间涉及人性、人伦等关系所应当遵循的规律和规则。道德是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的,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行为准则与规范。伦理侧重客观性,而道德侧重主观性。伦理与道德的共性在于两者都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原则、规则，也正因此，伦理道德常被联系在一起。
由以上各自定义可以判断，单纯讲科学技术跟伦理道德，两者并无关系。那么，是什么将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呢?这就是科技决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以及科技成果应用等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我们可以统称为科技活动。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动性活动，是主体能动地改造和探索客体的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科技活动的本质属性是实践，这就使科技活动与伦理道德有着必然的联系。原因在于：其一，科技活动的实践主体是人，而人都有自己的主观世界，有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用以指导其进行的科技活动，以期达到自己的实践目的。科技活动的价值取向与伦理道德分不开。其二，科技活动的实践主体都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实践活动，这就必然与其他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也就必须遵循社会的伦理道德。事实上，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进行前、过程中和完成后，都会涉及到伦理道德。可以说，伦理道德对于科技活动是相伴始终的。在进行前的立项与决策会涉及到价值取向的问题，即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研究和开发?如为了获取非法之财而进行毒品的升级改进研究，其结果是危害更多人的生命健康，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在科技活动中也会涉及到伦理道德问题，如科研过程中使用活人进行细菌病毒试验，显然有违伦理道德。在科研成果出来后，如何利用更是与伦理道德分不开，如炸药的利用、核武器用于战争等。可见，科技伦理跟科学技术如影随形、密不可分。基于这一认识，就有助于我们能够厘清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解决人们在科技与伦理道德问题上的争议。
科技活动同其他行为一样会受伦理道德的影响，这样就出现了科技伦理道德这一概念。所谓科技伦理道德，是指人们在从事科技创新活动时对于社会、自然关系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所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也就是说，人们在从事科技决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以及科技成果应用等科技活动时应恪守一定的伦理原则和遵循一定的道德标准，这体现了科技活动的本质要求和人们对科技活动主观愿求的统一。科技伦理道德既有一般伦理道德的共性、普遍性又有其个性、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跟科学技术的紧密相关。科技伦理道德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在一定历史阶段具有相对稳定性，能够作为科技进步与否的衡量尺度、评判标准，从而能够成为规范科技活动的行为准则。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技术无国界，但科技伦理道德却有国界。尽管我们承认有些科技伦理道德具有普适性为全人类所适用，但有些科技伦理道德在不同国家、地区却有差异。之所以说科技伦理道德有国界，是因为：其一，受国家间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状况所决定。如某些经济欠发达国家在一些高科技领域尚处空白，就自然不存在经济发达国家进行的高科技所引发的科技伦理道德问题。其二，受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各不相同的伦理道德传统所影响。科技伦理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而一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其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都会带有历史和民族传统的影子。比如整容手术在某些国家备受推崇而在有些地方受民族、历史传统观念影响就不为人们所接受。其三，受有所差异的各国社会制度所制约。一国科技的战略选择、实现路径和应用领域必然受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利益所左右，伦理道德具有阶级性。如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制度环境当然会造成科技伦理道德有所不同。因此，我们更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有所区别地对待，不盲从，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本国国情出发，以切合本国实际的科技伦理道德标准来促进、引导、规范、评价我们的科技活动。
二、以科学态度对待科学技术及其引发的科技伦理道德问题
科学技术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促使人类的物质文明有了长足的进步，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但也引发一些危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象，甚至有些还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健康，违背了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由此产生了科技伦理道德问题。早在19世纪时，马克思就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它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日益成为别人或自身的卑劣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下闪耀。人类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进入20世纪以来，更多科技伦理道德问题涌现。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推动全球工业化进程一再提速，造成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环境污染加重，严重威胁人类栖息的家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核武器、生
化武器等的发明和制造使地球面临瞬间毁灭之灾：转基因食品、克隆技术、器官移植等新兴高科技在不断挑战人类伦理道德底线;计算机及因特网技术的开发和广泛应用衍生出信息盗窃、网络欺诈、舆论误导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科学技术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生产和生存，大有主宰人类命运之势。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这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如何分析科技伦理道德问题责任归属、如何更充分地利用科学技术的积极正面作用和规避科学技术所引发的负面影响，都成为科技伦理道德研究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1，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观察事物、看问题要用矛盾分析法，要一分为二看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看待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这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亦不例外。事实上，科学技术的积极正面作用是居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矛盾主要方面：而科学技术带来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即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是处于被支配地位、不起主导作用的矛盾次要方面。
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一再证明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以迄今为止人类经历的四次科技革命为例，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技术使生产力数次实现质的飞跃，像具有神奇魔力般使世界一次次变脸。由18世纪60年代蒸汽动力的应用到19世纪70年代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再到20世纪40、50年代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又到20世纪后期细胞与分子的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形成了生物能源、生物信息与生物材料的全方位生物产业革命。数百年的科技发展创造了惊人的巨大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使人们的衣食越发丰足、居住越发舒适、交通越发便捷、通讯越发发达。联想到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中华儿女不会忘记，正是由于清朝统治时期的旧中国错过了前两次世界科技革命的良机，使曾经强大的中国国力日衰逐渐落伍于世界，以致最后遭到全球列强的欺侮、侵略、瓜分，给中华民族带来长久且沉重的灾难。痛彻心扉的血泪历史昭示：不紧跟时代潮流大力发展科技就会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必须毫不动摇地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事实说明科技发展的同时也确实带来很多消极负面影响。如许多科技应用于军事武器领域，导弹、原子弹、氢弹、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刻威胁人类文明的进步。又如科技推动了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却导致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能源浪费、温室气体排放过量等，严重危害人类生存和发展。还有计算机病毒、网络黑客、克隆技术等引起人们沉重的忧虑。再如人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甲醛、三聚氰胺、苏丹红、孔雀绿、瘦肉精、一滴香、面粉增白剂等的研制与非法使用，直接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
辩证唯物主义提醒人们，矛盾的次要方面对事物的性质也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在充分肯定科学技术的强大功能同时也必须时刻关注科学技术引发的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那么到底应当以什么科学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首先要解放思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科技伦理道德属上层建筑，科技是不断发展着的，而科技伦理道德在一定历史阶段具有相对稳定性，科技的发展总是先于科技伦理道德的变化，原有道德观念、固有思维定势往往易于成为构建新的伦理道德的羁绊、桎梏。有些人因循守旧，一看到新科技的出现就认为是离经叛道，如临大敌、惶恐不安，排斥甚至反对，成为科技进步的阻碍，历史上有名的“马拉火车”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面对科技新发展就必须首先要解放思想，勇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于直面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而不是盲目排斥。其次，要实事求是。对科技负面影响要作全面、细致、深入地考察和理性分析，准确把握其负面影响程度，区别对待之，对于具有较小副作用的科学技术应抱着支持、宽容、理解的态度，正所谓瑕不掩瑜：对于确经实践检验具有巨大危害、直接危及人的生命健康的科学技术应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反对、谴责与批判。再次，还要与时俱进。科技发展在当今时代一日千里，伦理道德属意识形态领域，很容易滞后于科技发展，所以要与时俱进地推动科技伦理道德的转变与革新，才能给科技活动以正确促进、引导和规范。
2，如何看待科技伦理道德问题责任归属。到底应该谁来承担科技伦理道德问题之责任呢?这是科技伦理道德研究须认真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伦理有标准、道德有底线，科技活动触动了标准和底线就出现了责任承担问题。谁是责任承担主体要分情况来讨论。显然，科学研究、技术改进的主体是科研人员，他们与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脱不了干系。但我们必须仔细甄别带有负面影响的科技成果是科技人员的主观目的的达到还是其自己所不能左右的客观结果，即科学研究、技术改进的实践动机的价值取向是善还是恶的问题。其一，如果科技人员的科研实践价值取向是善的，那么其客观结果即便是带来消极作用而引发的伦理道德责任也不应由科技人员来承担，不应成为科技伦理的批判谴责对象。反之则不然，如某人钻研设计网络病毒、木马程序以赚取私利，其实践动机价值取向就违背了伦理道德，应该承担伦理道德责任。其二，由于社会大分工的发展以及维持个人生存的必要，科技人员像其他劳动者一样要使自己的劳动力为他人所支配，这样科研活动不再是一种纯个人行为，而成为其职业，因此科研实践动机就不只是科技人员一方的事了。这又分三种情况：一是科技人员确切知晓科技研发的结果会带来恶果但为了个人利益而最终参与进行这项研究活动，那么这就跟其劳动力支配者形成意志共同体，扮演同犯角色，这自然应受到伦理道德的谴责和批判。二是科技人员不知晓科研成果之最终用途或难以预见科研成果之善恶，仅作为在科技专业领域的一种求真求知探索客观规律的从业人员，那么科研人员就不必承担科技伦理道德责任。三是科技人员迫于压力或威胁，如为了自身生命安全，而不得不进行自己明确知晓会带来恶果的科研活动，这是无奈的非主动的科研行为，是身不由己的违心活动，那么过分苛刻地对科技人员进行道德谴责亦有些不妥。
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科技人员并不是所有科技伦理问题的责任承担者，雇佣科技人员进行科学研究、技术改进的资本所有者、科技活动的决策者以及科研成果的使用者亦是科技伦理道德责任承担者。其根本原因在于，科技活动已经主体多元化，必然相应地责任承担主体多元化。
还有一种情况，即使科技项目投资者、决策者、科技人员以及科技成果应用者的动机和行为都是为了给人们带来福祉，但仍有可能会带来科技伦理道德问题。如核能应用于发电，其意图在于节省日益紧缺的资源能源，应对日益加剧的能源危机以及化石能源发电所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环境污染等问题。相对说来，核能是清洁、高效的，可今年3月在日本发生的9级地震引发了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虽有防震安全设计，但地震规模超出预期，仍酿成悲剧。此种情形下，责任恐怕只能归于地震抑或核设施设计的安全系数不足。痛定思痛，人们需要做的，要么就此停止核能的利用，如瑞士、德国在5月份相继宣布分别于2034年和2022年后不再使用核能，要么是继续发展科学、改进技术，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遇到的问题，以使核能的开发利用更加高效和安全。
三、加强科技伦理道德建设以应对科技伦理道德问题
为了更充分地利用科学技术的积极正面作用和有效地规避科学技术所引发的负面影响，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科技伦理道德建设。
1，加强科技伦理道德研究。马克思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首先要有“批判的武器”，所以科技伦理道德研究十分必要。由于科学技术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相应地日益涌现出科技伦理道德问题，因此仅靠某些人自发地观察然后进行伦理道德思考是远远不够的，亟需建立一支有关科技伦理道德研究的专业理论队伍。进行科技伦理道德研究的人员既需有科技相关专业知识背景又需有对伦理道德比较丰富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还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和能力。科技伦理道德研究，就是要以社会伦理道德为坐标，通过全面考察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进行客观、深入分析，科学、理性地做出判断，从而确定哪些科技活动需要大力支持、哪些科技活动需要经慎重论证后而为、哪些科技活动需改进后再继续进行、哪些科技活动应列入禁止行列等。需再次强调的是，在这一研究中必须秉持前文所述的科学态度。
2，增强责任意识。科技活动参与人员包括投资者、科技工作者、政府相关部门等都应增强责任意识，这是一种自觉、自律行为。此责任意识并非进行科技活动的工作责任，而是专指科技活动中应承担的科技伦理道德责任，是指参加科技活动的个体及群体应当对科技活动所关联的自然及社会所履行的恪守伦理原则和遵循道德规范的责任。自觉履行这一责任，要靠坚定的内心信念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是每位科技活动参与者均应具备的优秀品质。比如，当科学家、技术人员在科技活动中一旦发现或意识到正在研发的项目有可能产生某种危害时，就应或主动告知相关部门或设法采取补救措施，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责任意识薄弱或缺失是导致科技伦理道德问题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增强科技伦理道德责任意识呢?一靠教育，即在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中开展相关教育，不断培养、提升他们的自觉性。科技伦理道德责任意识源自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应作为责任意识教育的首要内容。要在教育中大力学习和宣传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科学家的科技伦理道德观，如对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观就应不遗余力地宣扬，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精神力量能够感动人、吸引人、塑造人和鼓舞人。还要注重教育方式，避免枯燥无味的单纯说教，而应通过真实案例、纪实影像、实地考察等使受教育者真正感同身受到科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唤醒其灵魂深处的良知，激起他们强烈的责任感。二靠学习，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要加强自身学习和修养。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外在的教育必须转化为内在的真正领悟才能发挥实效。通过理论学习，牢固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强化科技伦理道德责任意识才会有坚实的思想基础。还要主动、积极学习科技界的道德楷模，将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内化为自己的行动指导，培养起自身的责任意识。更要注意多关注、考察因科技的负面影响而引发的诸多违背伦理道德的问题和现象，增强对这些问题的感性认识。
3，充分发挥舆论、制度和法律的作用。第一，科技伦理道德研究提供了针对科技负面影响的“批判的武器”，进而就要进行“武器的批判”。对此，应该占据舆论、宣传阵地以发挥舆论的监督导向功能，即以科技伦理道德明确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对科技活动参与人员的思维和言行发挥正确监督与引导作用。这一功能既是显而易见的又是潜移默化的。因此就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客观地向人们通告有违科技伦理道德的科技研发项目，以给科技活动的决策者、实践者施加舆论压力，必要时发动群众对危害人民群众的科技成果进行抵制和斗争。第二，强化科技伦理道德责任意识是朝向科技活动主体自身提出的要求，是一种自觉自律行为，但对世界观、价值观扭曲、利欲熏心的人来说是不起丝毫作用的，只有问责制才能起到震慑作用。所以必须健全问责制的制度体系及相关机构，不断完善并严格执行定责、问责、追责等规章及相关惩治措施，使之长期地、稳定地、有效地发挥作用。第三，道德的底线是法律，科技伦理道德亦有底线。这就要加强有关科技活动方面的法律、法规设立。法律、法规有滞后性，一般而言，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科技，只有在某些科技的负面影响明显显露出来且造成一些既定损害性后果之后才会被引起重视，继而再形成法律、法规。虽属亡羊补牢之举，但却仍不失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比如法律对毒品研制的禁止、对某些有害食品添加剂的禁用等。还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大对那些进行违法科技活动人员的惩治力度，提升其违法成本，让法律法规成为真正的“高压线”，以维护科研秩序，引导、规范科技活动参与人员的思想和行为，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保驾护航。
四、结束语
科学技术与科技伦理道德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科技伦理道德是第二位的，科学技术决定科技伦理道德的形成，科技伦理道德具有反作用，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人认为，讲科技伦理道德会阻碍科技进步，给科技工作者背上沉重的伦理道德包袱，会扼杀科研自由和创造力，束缚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功能发挥。这完全是由于对科技伦理道德认识不足而导致的误解，恰恰相反的是，科技伦理道德是促进、引导、规范科技进步的不可或缺条件。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如果没有科技伦理道德的引导与约束，更多的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威胁人们的生存环境、给子孙后代潜藏无穷后患。因此，科技伦理道德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使科学技术朝着“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的方向更好、更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路甬祥，关于科技伦理道德的思考[N]学习时报，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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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吾伦，百年科学伦理的演进与当前的论争[J]，求是2003，(22)，
[6]胡启恒，科学的责任伦理与道德[N]，科技日报,2002，(6)，
责任编辑 文嵘
作者：李磊
第二篇：营销伦理道德文献综述
摘 要：本文以营销伦理道德研究的历史演进为线索，首先，对相关营销伦理概念进行辨析;其次，对营销伦理研究的演进进行简单归纳和分析;最后，进行总结提出目前的营销伦理层面目前研究和实践中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伦理;市场营销;时代发展
一、营销伦理道德相关概念
(一)营销的概念
关于营销的概念，最具有权威性的当为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在2013年对其的最新定义。“市场营销是在创造、沟通、传播和交换产品中，为顾客、客户、合作伙伴以及整个社会带来价值的一系列活动、过程和体系”。另外美国营销大师philip kotler“世界上最短营销定义”——比竞争对手更有利润地满足顾客的需要。
(二)伦理的概念
伦理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伦理一词的著作为《礼记·乐记》和苏轼《论给田募役状》以及郑瑗《井观琐言》卷一，在这三个著作中伦理被称为“事物的条理”。另外汉贾谊《新书·时变》，《朱子语类》卷七二，明谢锐《四喜记·泥金报捷》以及冯雪峰《苦力父子》著作中伦理一词解释为“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西方对伦理定义。( Taylor，1975)将伦理学定义为对道德的本质和基础的一种探究，其中道德意味着“道德判断、标准和行为准则”。( Beauchamp&Bowie，1983)认为伦理就是“对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对与错的理论进行探究，从而探究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三)营销伦理的概念
( Vitell，1986)将Taylor的倫理的定义应用于市场营销伦理，定义为“根据市场营销决策和市场营销情况，对道德判断、标准和行为规则的性质和依据的探究。”( Murphy etal.，2005)文中认为营销伦理就是“对道德标准如何应用于营销决策、行为和机构的系统研究”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市场营销伦理包括“市场营销管理者在对战略制定、实施和控制进行监督时所期望的权利和公平实践的社会和职业标准”( Laczniak and Murphy，2006)。
二、营销伦理道德研究的演进
(一)20世纪60年代
(Blankenship，1964)，(Twedt，1963)最早地关注市场研究中的伦理问题。(Bartels，1967)集中研究公司伦理决策以及(Patterson，1966)在“规范和准则”上的研究。这个时期最杰出的著作是(Bartels，1967)发表的《营销伦理的一个模型》。其文章主要针对伦理决策过程中所涉及的变量，提出了一个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的理论框架，对当时和当今的营销伦理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20世纪70年代
到了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对营销伦理的研究的兴趣进一步加深，主要体现在市场营销伦理问题之中。比如例如(Frazer，1979)和(Hawkins&Cocanougher，1972)集中研究了和市场营销教育相关的伦理问题。产品管理方面，如(Hise&McCinnis，1975)和广告(Kelly，1979)。另外，还有研究关于研究社会营销的概念和定义，比如(Kotler&Zaltman，1971)，(Laczniak等，1979)和(Luck，1974)。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此期问，有一篇题为社会营销：计划社会变革的方法的论文(Kotler&Zaltman，1971)是这10年内被引用最多的文献，这篇文章在当代被认为是社会营销领域的基石。
(三)20世纪80年代
营销伦理道德相关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是20世纪80年代此领域研究的特点，一些新学科以及新课题得以发展。(Storholm&Friedman，1989)研究分配有关的伦理问题(Lee，1981)提出与国际环境有关的伦理问题。新的主题和方向也不断地出现，销售人员的道德冲突(Chonko&Bumett，1983)以及(Dubinsky&Ingram，1984);个人销售伦理(Caywood&Laczniak， 1986).
20世纪80年代被引用最多的论文是由(Ferrell&Gresham，1985)在《市场营销杂志》上发表的《理解市场营销中的道德决策的应急框架》。然而，这个时期还有另外两部重要的作品对这一领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Laczniak，1983)提出了市场营销规范伦理的框架，(Hunt&Vitell，1986)建立了基于义务论和目的论论证的市场营销伦理通论。他们的研究在营销伦理道德的研究领域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
(四)20世纪90年代
在20世纪90年代，营销伦理的研究从一般的宽泛性研究转换到具体的项目研究之上。在这个时期(Shannon&Berl，1997)对市场营销教育进行了相关研究，(LaTour&Henthome，1994);(Treise et al.，1994)对‘提升’理论进行了研究;市场营销研究方面，(Akaah&Riordan，1990)以及(kelly et al.，1990)进行了探索;(Armstrong，1996)对国际语境话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然而，这个时期关于公司伦理决策方面的研究是相当多的，如(Goolsby&Hunt， 1992);(Mayo&marks， 1990);(Singhapakdi&Vitell，1991);(Singhapakdi et al.，1996);(Sparks&Hunt，1998)。一些新的话题也得以兴起((Gupta&Rominger，1996);(Stieber，1991)进行了价格有关的伦理问题研究。( Laczniak，1999)分了宗教信仰层面因素，脆弱消费者理论研究有(Austin&Reed，1999)，(Benet et al.，1993)，(Sautter&Oretskin， 1997).
绿色营销理论如(Davis，1992)和法律相关的研究如(Gundlach&Murphy，1993)。“关系营销交流的伦理和法律基础”(Gundlach&Murphy，1993)，这篇文献探讨了新主题：营销伦理和法律同时也是这个时期被引用最多的一篇文章。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直到90年代，学者们才开始更加关注与消费者有关的伦理问题。道德问题以前主要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讨论的，而消费者实际上被忽视了(Vitellet al.，1993)。消费者道德价值等问题、社会责任消费者、消费者研究中的伦理问题，这些理论开始成为学者们研究的核心。
国内对于营销伦理的研究也開始起步，(史仲文，1992)提到了商业伦理文化的概念及其基本内容。(甘碧群、符国群，1996)基于维尔特的营销伦理一般理论的基础，从道与义的角度提出了对我国营销道德研究实践一些看法。(刘建荣、方虹，1998)把营销道德和儒家思想相结合，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理论。(冯益谦、邹小兰，1999)分析了市场营销和伦理道德之问的相互联系公变互动关系并提出了自觉遵守的4条市场营销伦理规范。
(五)21世纪10年代
从2000年以来，营销伦理的理论的研究主题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其多个分支依然向前发展着。特别是与消费者道德相关问题的研究，如(BeckerOlsen et al.，2006);(Mitchell&Ka Lun Chan，2002).
营销教育方面的研究，(Hunt& Laverie，2004);(Yoo&Donthu， 2002).(Cavusgil， 2007);(Fraedrich&Iyer， 2008);(Lund， 2000);(Maignan&Ferrell， 2004);(Singhapakdi etal，2000)研究了公司伦理决策。规范和准则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话题，如(Grein&Gould，2007);(Laczniak&Murphy ，2006);( Murphy et al， 2007);(Sirgy&Lee， 2008);(Smith，2001)。国际营销伦理方面也有了探索，(Rawwas，2001);(Saeed et al.，2001);(Singh et al.，2007)，这些研究话题和领域依旧富有学术吸引力。
目前为止，(Maignan&Ferrell，2004)在《市场科学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营销：一个综合框架》是这十年内被引用最多的文章。自2000年以来一个出现的新主题是在互联网环境下营销伦理。例如，(Bush et al.，2000);( Palmer，2005);(Stead & Gilbert，2001)。因为互联网和媒介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所以这一点不足为奇。国内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渐得到发展。
一个研究的热点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营销道德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比如(师冬菊、魏云鹏，2010);(李新泰，2007);(李耀辉，2007)从医疗和药品行业的角度研究市场营销伦理问题。(朗琳，2008);(马芳芳，2008)从房地产行业的视角出发。更多的学者从更加广阔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如(周喜林，2008)从中小企业的角度探讨营销伦理问题。
(六)21世纪20年代
在这个时期研究的热点基本上继承了上个时期的特点一不同的角度研究行业或者企业营销伦理或者道德的缺失，追究原因和对策，如(陈诗静，2011)，(刘山琴，2010)，(王文松，2015)，(Avinash Newaj，2016)从食品行业的角度探究相应问题。(Kosovka&Lekarstvo，2018)从牙科医学的角度探索了行业的营销道德准则。同时在绿色营销层面也有相应学者做出一定贡献如(任智、王国猛，2012)。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研究也逐渐地进入这个板块。(田力学，2011)，(张淑燕、巴睿，2014)等在网络营销的层面做出了相应研究。也有一部分研究涉及广告营销伦理层面，比如(殷伟人，2014);(李语纯，2014);(胡璐，2017)。到了这个时间段的后期也是互联网和大数据兴起的时期，所以有很多相应研究随势而出。(杨红，2017)“数字传播时代事件营销的伦理问题研究”以及(胡振宇，2018)“国内数字营销伦理乱象探因与治理研究——基于数字营销从业精英的访谈”。大数据角度的有(邓琳琳，2016)“大数据传播中隐私问题的伦理的表现”，(贺磊，2016)“大数据时代下程序化购买广告的伦理问题研究”，这些研究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
三、总结
从国内外营销伦理道德研究结果来看，西方学者对现代企业营销道德的研究方面，理论研究同实证分析结合，重点从伦理角度分析营销战略与决策，并且同时在西方前些学者的理论和模型基础之上进行相应创新;在研究方法上侧重应用伦理学、市场营销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方法。而我国对学术界对现代企业营销伦理道德的研究起步很晚，其次侧重在规范性研究方面，重点针对当前经济活动中的不道德营销行为的现象、成因和对策进行了探讨。
虽然国内外在对营销道德评价问题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现代企业营销伦理道德的研究依然存在一些欠缺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l)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相应道德伦理和道德评价体系，但是针对现代企业营销道德评价问题研究的理论文献不多。研究如何去建立一套现代企业营销道德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式来对现代企业的营销道德状况进行评价和量化，这一问题至今缺乏广泛认可的研究成果。
(2)现代企业对营销道德研究参与程度和实践经验不足。在国外，一些大型企业制定了伦理道德规范，而在国内，只有少数的知名企业制定了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也一定得到企业的真实实践。
(3)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营销伦理道德规范和标准也会随之变化，再加上伦理道德本身的复杂性，使得伦理道德的研究具有复杂性、模糊性和缺乏实践性等特点。因此，许多研究成果的实践性缺乏检验。
(4)我同学术界对营销伦理道德领域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尚处于理论探讨阶段，有关深层理论研究相对落后，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研究十分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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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森 杜金莉 万思达
第三篇：传统伦理道德现实价值研究
【摘要】“公忠”道德精神是否依然需要？人际关系的处理是否仍需伦理道德的指导？个人道德修养是否还有必要？这些思考不仅影响着伦理道德的发展方向，也影响着新时期伦理道德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文章通过阐述传统道德规范与相关内容的发展及现状，并与当前社会伦理道德形势进行对比，寻找传统伦理道德在新时期的价值体现。
【关键词】伦理道德 道德精神 道德规范
传统伦理道德的演变和发展
我国历史悠久，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建设较为完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严格按照社会伦理道德要求而生活，与社会伦理道德相违背的行为都将受到谴责与惩处，对人的行为评价也以伦理道德标准执行，所以说，传统伦理道德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伦理发展的过程中，共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分别是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和宋元明清这三个历史阶段，在该阶段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结合佛、道、儒、释形成了现代伦理道德雏形，我国现代伦理道德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
先秦时期。先秦时期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萌芽时期，从古代神话和相关典籍中可以发现传统伦理道德的“身影”。我国古代神话故事宣传思想大致相同，普遍为忠、孝、仁、义、礼、信等，深刻影响着先秦时期人们行为规范的约束。先秦时期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形成既是统治阶级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的诉求，在封建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最初的伦理道德架构，为以后的伦理道德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汉唐时期。经过先秦时期，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基本框架已经确定，然而，此时的伦理道德思想并没有成为主导社会规范的思想标准。直到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开始据理力争，在思想方面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思想在当时看来是文化领域的“灭种”行动，然而，在今天看来，董仲舒的思想对于规范社会秩序，使社会伦理道德形成体系，维护社会安定有着极高的历史意义。②董仲舒在总结孟子的“五伦”、“五常”后，创新性提出了“三纲五常”理念，董仲舒为确保儒家学说的社会地位，将统治者地位推崇至无限高地位，从而使儒家学说在统治阶级心里占据了一席之地。
宋元明清时期。新儒学伦理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最具代表性。程朱理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在这种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的正当需求被漠视，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而这种伦理道德思想在与封建政治相结合而沦为道德专制主义，则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也是如此，他与程朱理学站在了对立角度，强调人心，以人心为万物本源，导致社会自由主义盛行，陷入混乱。
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传统伦理道德内容与儒家学说内容基本一致，不仅证明了孔子是我国伦理道德思想的创始人，也是对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文化成果的整理。直到今天，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思想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依然在影响着我们，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着积极作用。③
传统伦理道德的特点。首先，修身养性，向内探求。传统伦理道德发展基于人性的善良和社会的稳定，对人本性的信任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理论的基础。传统伦理道德并不要求“灭人性”，而是要求人们能在面对利益时控制内心欲望，加强个人思想对私欲的控制。然而，仅仅通过个人修养实现对人行为的规范极不现实，传统伦理道德依然需要相关制度性的规范作为补充。尽管如此，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人性修养对于伦理道德思想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极为重要。通过修身养性认识到自身思想上的不足，发现个人与传统伦理道德要求之间的差距，进而追求对个人身心上的更深层次的修养。
其次，克己奉公，注重整体。传统伦理道德对于社会成员责任感的培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强调社会成员根据社会伦理道德要求为社会发展而努力。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体服从于集体，私利服从于大局，这就要求个人对私欲的控制，实现各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和各司其职。传统伦理道德将国家统一、民族团建、社会稳定作为三大重要前提，因此，社会各成员应当按照此要求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集体利益为重，特殊情况下需要牺牲个人利益，这是民族使命感、责任感和历史感的直接体现。
最后，先义后利，见利思义。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理论主要任务为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在“利”和“义”方面我国传统道德伦理就要求人们能够做到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孔子就曾劝诫弟子要“见利思义”，在面对利益时要时刻考虑道义。只有当利与义在一起时，人的最终选择将会暴露此人伦理道德思想上的问题，这也是伦理道德在划分君子与小人时依据的标准。识大体，讲大义才是君子的行为，而为获得利益无所不用其极的人则被视作小人。④
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理论缺陷
科学与理性精神的缺失。我国传统社会状态是一种伦理社会，社会成员关系是一种较为简单的伦理关系，道德是规范成员之间行为的标准，因此，道德就成为衡量社会成员的价值核心。然而，当伦理道德被当作工具任意使用将会造成社会成员在个人价值观、人生观上的选择出现错误。⑤
伦理道德作为主要的社会关系调节规范是对传统儒学文化的误解，是一种泛道德思想，泛道德思想导致我国人民对新事物、新文化的接受能力极低，甚至拒绝与外部文化的交流，导致我国在近代历史阶段发展极其缓慢。
法治精神的缺位。传统伦理道德作為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方法之一，只是一种补充，伦理道德在一定范围内并不具备强制性，完全根据个人自身修养对个人行为进行规范。法律是国家管理必不可少的工具，是一些行为的最高准则。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依靠国家暴力机关强制执行，这就是法治国家的概念和内涵。
使用伦理道德作为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法治精神”的缺失，这种缺失不仅影响到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也会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⑥
公共伦理原则的缺乏。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长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因此，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要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理念也无法接受以雇佣关系为主要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出现。而且，以传统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限制了底层群众获得平等资源的机会，这这种情况下，无法形成较为开放的社会空间，导致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隔阂，无法接受社会文明思想，这种伦理道德思想下形成的社会文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文明，而是一种公共行为下的“社会文明”，不具有广泛意义的代表性。
传统伦理道德的现实价值
“公忠”爱国的道德精神。“公忠”作为我国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内容，一直受到最广泛的推崇，“公忠”强调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在面对利益冲突时，应当从大局出发，敢于牺牲个人利益。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不计其数的英雄践行“公忠”思想，他们在面对国家利益时能够牺牲个人利益甚至个人生命，这就是伦理道德理念中“公忠”的最直接、最动人的体现。“公忠”理念的培养，对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极为重要，能够提高全民族团结程度，增强中华儿女在世界上的自信心和自尊心。⑦
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智慧。第一，要求社会成员具有“仁爱”思想。“仁爱”是协调、规范人际关系的重要伦理道德理念，通过人与人之间较为和谐的社会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要求社会成员严以律己，学会宽容。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和对他人的宽容重要之处在于修身，即道德修养，通过对个人行为的约束达到和他人、社会保持和谐关系，当修身行为广泛存在之后，社会和谐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状态。
第三，明确自身定位与合理定位他人。正确的自我定位对于提高个人对他人与社会的认知极为重要，通过正确的认知自己、他人、社会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采用科学的手段，得出正确的结论。认知错误将会对人际关系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发生错误判断和行为。
第四，诚实守信。诚实守信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诚信是立人、立国之本，只有恪守诚信才能得到他人信任，在进行承诺时，应量力而行，对于承诺的事情，应竭力完成。
第五，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谦虚是个人修养高低的直接体现，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通过谦虚的态度可以获得对方的好感，更利于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护，便于工作的开展和感情的加深。
传统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以伦理关系为主要成员关系调整依据，关注成员之间因伦理关系而建立的各种义务和权利，其中以“三纲五常”、“五伦”、“五常”为代表，这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成员关系的深度总结，使家庭生活井井有条。⑧在剔除其中的糟粕后，传统伦理道德中的成员伦理关系准则依然适用于新时期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依然是我国传统美德的重要体现，值得我们学习与发扬。
律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教导人们及时行善，通过不断行善提高自我修养，严于律己，超越社会平均道德水平。《礼记》认为，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诚信守道之人，人人皆可成为圣贤。这一说法印证了伦理道德和修身之间的关系，通过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质修养，实现个人道德素质的升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理论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极为有益，伦理道德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力依然存在，多数人也承认对道德准则的遵守是个人修养的一种体现。
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理想道德人格。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需求不断得到满足，追求精神领域的需求是当前大多数人的目标，精神追求是高尚伦理道德素质的体现。对于道德精神追求古人也有着较为直接的定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对于新时期道德精神养成具有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是对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总结，新时期核心价值观对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与当前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伦理道德在不同高度对新时期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帮助，指导并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对新时期发展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建议
树立法律的权威，实现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与互补。在传统伦理道德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伦理道德标准超越法律制度的现象已经得到了改善，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然而，伦理道德依然作为法律之外的补充。传统伦理道德在内容上有一定的负面性，然而，绝大多数伦理道德理念仍然是正面的，通过对伦理道德的有效利用，可以达到法律所不能达到的效果。法律通过强制性而使人屈服，道德通过内心的责问而使人心服。
强调奉献利他，注重集体利益。我国经历了长期的自给自足生产经营历史，在此期间的人际关系通过宗法关系维系，最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体系，进而形成具有实际可操作的道德行为规范。由于宗法关系基于族群而存在，因此，集体意识较早地存在于古代人的思想中。在面对利益选择时，伦理道德要求个人服从于集体、集体服从于国家。市场经济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因此而导致的个人主义已经偏离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对此，应当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进行再认识，只有在保证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个人利益才能实现，单独维护个人利益而忽略集体利益，虽然得益于一时，然而却因损害了集体利益，集体无法保全，个人利益也因此而最终受损。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先公后私的道德理念仍然需要。
建立完善的道德赏罚机制。现代伦理道德规范也应当关心人的内心诉求，通过对人内心情感、心理的分析，以及个人对利益的追求进行了解，对个人行为进行正确引导。传统道德中的奖惩措施就是在法律范围之外的另外一种行为引导手段，对遵守伦理道德要求的人员给与表扬和奖励，对违反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的人员进行批评和惩罚。通过道德的奖惩实现对个人行为的正确指导，使社会成员能够明辨是非，知悉对错。
结语
传统伦理道德是我国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建设的基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极其重视社会伦理道德在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客观评价伦理道德的积极作用，分析其价值，选择性的继承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内容，相关法律文件的制定要与传统伦理道德相呼应，逐渐建立适合当前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伦理道德规范。针对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研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作者为鲁东大学食品工程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王红武：“关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思考”，《学术探索》，2007年第3期。
②于铭松：“论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③魏英敏：《當代中国伦理与道德》，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
④王殿卿：《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⑥尧新瑜：“‘伦理’与‘道德’概念的三重比较义”，《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⑦肖祥：“‘伦理’与‘道德’之辨析”，《唯实》，2006年第7期。
⑧王浩斌：“论人的可持续发展与全面发展的理论分野”，《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责编 /韩露（实习）
作者：赵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