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伦理论文范文

2022-05-09

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职业伦理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法官职业伦理的重要性越来越被提及。①当然，笔者使用这个标题并不意味着职业道德不重要，恰恰相反，道德的强调对于职业是很重要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对职业共同体的维系有着相似的作用。

第一篇：职业伦理论文范文

论法律职业伦理

摘要:法官职业伦理是在法官职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官在从事裁判事务的职业活动过程中，必须要无条件地遵守制约其行为的特殊伦理规范。本文探讨如何推动法官职业化建设，促进法官职业伦理的内化，真正实现司法的公正。

关键词:法官职业化职业伦理基本品德

随着司法的专门化和法官的职业化，法官形成了独立、公正、忠诚于法律的职业品德，这种品德正是法治国家建设所必需的职业伦理，而法治也反过来为其提供了保障，所以法官的公信力要比其他官员的公信力高，因此，我们有必要理性地来探讨法官职业伦理的构建问题，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法官的职业化进程。

一、当代中国法官改革进程中存在的伦理问题

目前我国的法官职业化建设才刚刚起步，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法官职业化程度低，包括法官的准入标准低;法官的学识水平低;司法的地方化;法官职业的稳定性还不够等。其次，法官遴选与晋升存在的问题，包括初任法官资格要求较低，导致法官自身缺乏职业尊荣感，在社会上也缺乏公信力;法官遴选与晋升机构不独立，缺乏基本的中立性;法官遴选与晋升制度缺乏正当的程序规定，标准不明确等。第三，我国法官监督惩戒的问题表现，主要为惩戒体制行政化，司法性弱;惩戒工作无具体的法律依据，且处理手段简单;惩戒体制党、政、司法不分等。

二、我国法官职业伦理问题的成因

(一)司法权的行政依附性——缺少法官独立的场。

由于政治体制上存在的原因，我国法院一直具有比较浓厚的行政色彩，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他们并不存在一种单独的权威，他们进行的司法活动需要服从统治阶层对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要求。鉴于其权力和威望的依附性，他们自身的伦理也一直缺少生存和发展的独立空间。

(二)传统思想的桎捁——缺少信仰的依托。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并始终影响、决定着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而法官职业化建设所需要的那种最为本质的思想条件却与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不相容，更何況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所发挥的作用已到了极致，没有为法治思想留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没有法治，法官的地位与专业化程度就要受到根本性影响。

三、当代中国法官职业伦理建构的基本思路

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也是司法的终极价值准则，而良好的道德操守是形成法官司法良心和正义情感的伦理基础，是正义的保障。在经过大量研究中尝试着找到我国法官职业伦理建设中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对法官职业伦理研究的现况，笔者认为我国进行法官职业伦理的建构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确保法官职业伦理建设。

首先，严格法官准入制度，改革法官遴选制度，从源头上确保法官的高素质。为适应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一定要规范法官任职的考试制度和培训制度。其次，完善法官职业的监督保障制度，强化法官的自律与他律。最高人民法院要成立道德纪律委员会。适度引进法官自治的理念，尝试、借鉴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机构模式，来代替现有的法官惩戒机关——行政味道十足的——各级法院的监察部门，但是一定要在基于维护法官独立的基础上操作。

(二)加强法官职业伦理的内化。

无论一个国家的制度化建设多么完善，终究是一些原则性强、他律性强的规则，但是法律职业伦理应该是自律性的，所以使他律的道德约束转化为法官内在的自觉和自律，即由强迫性遵守的消极情感到自觉遵守的积极情愫，由被动的他律到自动的自律，达到法官对伦理的遵守的行为与思想的统一。首先要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我克制能力。法官的职业伦理，就是要求法官要有自觉的理智，遇到事情要冷静，特别在审判活动中遇到金钱和物质诱惑时，要冷静对待，不受任何私念影响，这样才能做到清正廉洁。其次，在法学院应开设法律伦理课程。第三，法官的职业再教育，职业再教育是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和职业伦理水平，避免司法信任危机的最佳选择。

(三)对法官职业伦理进行立法。

在国际司法机构中，围绕确保司法公正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立法倾向，重点旨在确保法官在履行公务中遵守行为规范。这种潮流不可能不影响到司法界关于法官职业伦理的思考。在这一方面，我国可以像其他成熟的司法系统一样进行冷静的思考，以便制定周密的、细致的法官职业伦理法典，既规范司法人员在履行职责中行为规范，也对他们完善关于自身职业伦理理念的思考加以培训和引导。

(作者：新疆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

参考文献：

[1]唐永春.法律职业伦理的几个基本问题.求是学刊.2003年第5期.

[2]蒋惠岭.法官维护司法独立的义务---司法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之一.法律实用.2001年2期.

[3]贺卫方.司法公正需要合理的制度环境.检察日报.1998年4月20日.

[4]自谭兵、王志胜.试论我国法官的精英化.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

作者：张晋丽

第二篇：从职业道德到职业伦理

法官职业伦理的重要性越来越被提及。①当然，笔者使用这个标题并不意味着职业道德不重要，恰恰相反，道德的强调对于职业是很重要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对职业共同体的维系有着相似的作用。之所以将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分开，是考虑到道德问题比较宽泛，并且实践中在对两者不做严格区分的前提下更多地强调职业道德(甚而有泛道德化的倾向)而淡化了职业伦理的建设——这也正是目前法官职业化进程中比较尴尬的一个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职业伦理的建设出发，以此来推进道德的提高，并最终促进法官的职业化进程。当然，法官的职业伦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面临的任务也不是法官职业伦理从无到有，而是对它的重述。基于此，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构成法官职业化的职业道德、职业伦理与职业能力三个要素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它们对于维系和促进法官职业化都有着怎样的作用?为什么在当前条件下更需要提出优先法官职业伦理的建设?法官职业伦理在当前条件下又应当包括那些内容?

一、职业能力、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的关系

职业能力、职业道德、职业伦理是职业化不可缺少的三个要素，它们都是基于社会分工产生的职业化的衍生物，共同促进职业化的进程。但三者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不能混淆;它们对立统一于社会分工所产生的职业化的内部矛盾。

职业化是社会分工的内在要求，或者说，是社会分工的外在形式。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用涂尔干的话说，“分工已经不再仅仅是植根于人类理智和意志的社会制度，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普遍现象，是我们在有机体本质要素中必需有所把握的条件。因此，社会劳动分工只不过是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社会要符合这一规律，就必须顺应分工的趋势。”[1]5当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某些专门的技术来解决特定问题，而当一定数量的人能够掌握这些专业的技能并用来解决这些特定的问题时，职业群体就会产生了。因此，职业化的基本要求就是它的专业性——专业性程度愈强，职业化程度就愈高。专业性也因此成为衡量从业人员水平的一个基本指标。但另一方面，专业性也是造成职业化“外部性效应”的基本原因，即由于专业性可能造成职业垄断，进而造成职业人员降低产品或服务质量。[2]50外部性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职业的社会功能的发挥，容易造成职业的反社会倾向。甚至可以说，专业性程度愈强，职业的反社会化倾向就愈强。换言之，职业的专业性是矛盾的焦点所在：它既是职业化的内在要求，也是职业化的反社会倾向的根源。

职业的专业性主要是通过职业群体的职业能力——即一个从业人员对职业所需求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来体现的。从业人员应当经过一定时间的专门训练，从而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通过某种形式的考核，并在实践中体现这种知识和技能。职业能力主要体现了职业本身的内在要求，从这个角度说，加强职业能力建设是职业化的重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职业能力并不直接涉及从业人员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职业能力的程度却会影响人们对从业人员的信任和该职业的社会声誉。

职业的专业性所产生的副作用主要依靠以利他主义为形式的某些行为准则加以克服。“……用团体的……道德戒律和价值来感染其成员，旨在降低其成员暗中违反他们头顶上的行会限制的可能性”。[2]50这些准则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指职业的内在要求，它们只是直接调整从员人与社会大众和相关人员的行为关系，目的是要使从业人员能够获得后者的信任。它们是职业化进程的外部重要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称“劳动分工将会成一种绝对的行为规范，同时还会被当作是种责任”。[1]5

这些准则或责任是通过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两个概念来描述的。个人的道德取决于个人的认知与修养，而个人在社会责任则取决于其在社会角色的要求，即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纯粹是取决于个人的认知和修养。这种不分在古代用语不会带很大的麻烦，因为中国古人的思维都是推已及人的，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今天职业多元化的世界中，这种一元的思维方式就行不能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不能简单以是否一个“好人”与“坏人”的标准来评价职业人。对职业人的评价应当根据其职业的性质要求来确定。然而，这种思维确实在影响着我们：一个“好人”不管其是否符合职业的要求更容易得到普通群众的认可。其中的逻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好人”，而一个“好人”所做的事容易为人们所信任和接受;因此，若一个法律职业者有比较高的道德品质，显然有利于法律职业的开展。从这个角度讲，道德的强调有利于消除职业的外部性问题。但是道德与伦理是区别的：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未必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法官。因此，区别伦理与道德是重要意义的。其实，这两个概念在我国古代也是区别使用的。伦理中的“伦”主要是指秩序、次序。《孟子》：“识人事之序，从人从伦。”“理”则是指道理和准则。而道德中的“道”主要是指世界的本源性的东西。《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德”则指合乎道理。朱熹《四书集注》：“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又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独得。”简单地说，伦理主要是指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理与准则，而道德则指个人对天理的把握。在英文中伦理“ethics”是指“一套在人们中形成共识的理念，这种理念可以控制人的行为，尤其指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理念”。它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中遵守道德的重要性。综上所述，两者既有区别也联系。区别在于伦理是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而道德强调准则的正当性来源，即世界的本源，同时，道德强调个人的认识和修养对道德实现的重要性。两者的联系在于伦理需要通过道德来发挥作用，道德应当体现伦理的内容，否则社会和谐就是空话。

从职业道德到职业伦理

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的关系也如此。就法律职业而言，职业道德包括法律家的职业行为规范、道德品质以及调整法律工作中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3]18然而，实践中，我们往往只是将对一般人的道德要求也加在职业人员身上，或者说是一般道德要求在职业中的体现[4]也而很少从职业的要求来考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道德观，并且同一个人的道德观在不同时期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仅以一般道德来要求职业者，这是不够的，也是靠不住的。因此，职业化还需要对职业从业人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要求特定从业人员在处理与相关人员之间关系时需遵循特定准则和规范，以确保职业人员的行为能够为社会公众所接受。显然，这些内容与一般所理解的“道德”是不同的，它不涉及对职业从业人员品质的“好”与“坏”的评价。就其内容来说，它主要取决于职业本身的性质：不同职业，由于其专业性不同，从而带来的外部性表现并不相同，为消除这个外部性，从而不同职业的从业人员在处理相关人员关系时就会有不同的要求。因此，职业的进程与职业伦理是最直接相关的，只有职业伦理才真正产生于职业化的过程中。

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在功能上的相近性使得“职业道德”一词在客观上会产生模糊职业伦理与一般社会道德的效果。的确，将一般社会道德纳入职业道德的范围，使职业人员更容易为一般大众所接受。但是，职业道德的强调，其实并没有促进职业伦理的建设，也没有促进职业化的进程，因为道德问题与职业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由于道德建设强调的是社会的同构性，它的最终目标是促成社会的大一统，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消除职业的分化而不是职业社会所体现的多元性。从这个角度讲，不能过于强调一般社会道德，更不能用一般社会道德代替职业伦理。否则反而会忽视职业伦理的建设，不利职业化的进程。因此，将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作出区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综上，职业能力、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的关系可以概括如下：这三者都渊源于社会分工所造成的职业外部性，并且都是一个特定职业得以维系的要素;职业能力是对从业者在处理专业问题时的要求，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则是对从业者在处理与社会大众的关系时的要求。其中，职业道德是出于一般社会道德和个人的认知和修养的要求，职业伦理则是出于职业本身性质的要求来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或者说确定职业从业者的行为准则。

二、法官职业伦理的理论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会对社会分工有不同的认识，相应地，职业的定位也就会不同，进而影响对职业伦理的认识与建构——这也是职业伦理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被重述的原因。这就使得在分析职业伦理时，应当将其放在具体的环境中分析，这是分析职业伦理的基本认识论前提。对法官职业伦理的分析当然也是如此。具体来说，法官职业伦理的“环境”包括两方面：一是法官的职业化，这是法官职业伦理的前提;二是法治的要求，这是法官职业伦理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法官的职业伦理就是在法治的价值取向下、法官的职业化过程中的衍生物，也就是在法治的背景下从事法官职业处理与相关当事人之间关系时所应当遵守的那些准则和规范。所以，对职业化和法治两方面的认识，共同构成了法官职业伦理的理论基础。

(一)以职业化为前提

法官职业伦理的前提是法官的职业化。韦伯在论述近代专业化官僚产生的时候说：“近代官吏团体已发展成一支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有专长。并且近代官僚集团出于廉洁正派考虑，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给这个团体造成致命的威胁：没有这种廉洁正派，甚至国家机构纯粹技术性的功能也会受到威胁。国家机构对于经济的重要性，一直在稳步上升，尤其是随着社会化的扩大，这种重要性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5]68韦伯的这一论述对于法官职业也是适用的;但是，仅考虑“廉洁正派”和“荣誉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般社会道德的要求;换言之，这一论述并没有严格区分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

对于法官来说，首要的职业能力是熟悉法律，其职业群体在社会中形成了涂尔干所谓的“有机团结”，从而需要特殊的共同价值作为维系群体的机制;[1]3-45在职业共同体和社会大众的关系上，以美国社会学家默顿为代表的“利益交换论”认为职业伦理的功能在于职业共同体和社会大众的利益交换，即职业共同体以职业伦理的自我约束为对价，以此换取社会大众对其垄断社会职业资源的容忍;[6]125-157对于法官来说，其职业领域垄断了法律资源，作为交换而对于社会大众承担的一定责任，例如法律援助等。但是这一点对于所有的法律职业都是一样的，还不足以区别法官与其他法律职业。

与另一个主要的法律职业——律师相比，法官职业有其自身的特征：律师的主要工作是为当事人摆明对其有利的事实，并从有利于当事人角度来理解法律。从这个角度来说，律师从来不是中立的，也不会被要求中立。但在某种中立的规则下，由于律师的专业性，他们的参与更有利于法官查明事实并恰当适用法律;所以，律师毋宁说是法治的参与者。而法官则不同，他们不仅要熟悉法律，而且要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作出判断。

所以，以职业化为前提的法官职业伦理呈现三个层面：第一即一般性的职业化群体，其职业伦理基于韦伯所说的“廉洁正派”和“荣誉意识”，但仍然是与一般社会道德相混同的;第二即法律职业群体，其职业伦理主要基于因垄断法律资源而对社会大众所承担的责任，但这一层面涉及所有的法律职业;第三即法官职业，其职业伦理主要基于法官中立的职业地位和判决终局性的职业属性。

(二)以法治为价值取向：两种法治观的影响

一般认为，法治就是指法律的统治，它反对的是人治，即反对那种出于统治者的恣意、从而令社会成员无所适从并没有安全感的统治方式。然而，法律本身又来自于哪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引致不同的法官职业伦理观。

一种关于法治的观点是，法律是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制定的那些规则，即法治就是立法的统治。由此出发，法官的基本作用就是查明事实，并根据法律的规定作出裁判。它最大的特征是不需要法官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只是法律的执行者：法官对社会的基本伦理要求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秉公执法。所以，法官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其比别的社会成员更多地了解制定法的内容，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其他要求，其极端的样态就是“上面投入案件事实，中间经过三段论推理，下面掉出判决结果”的自动售货机式法官——换言之，只要熟悉法律的人，都可以从事这样的职业。这种法治理念下的法官职业化程度是不高的，因为它只是法律的“发现者”，并且不是唯一的发现者，任何熟悉制定法内容的人都可以对其“发现”法律的过程进行实质性的检验和评价。这种职业化程度比较低的状况，也就使得法官的职业伦理局限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即更多地强调法官与审判的客观对象(案件证据与法律文本)之间的关系，而对于法官与审判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相对就较为忽视了。

另一种关于法治的观点认为，法律的统治不能仅简单地理解为立法的统治，法官通过具体的案件审判确立的判例也是法律的重要来源，即“法官造法”。因此，法官就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被动的法律执行者了，而是法律的“发明者”。特别是，由于判决效力的最终性，法官的判例在某种意义上还高于制定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就是司法的统治或法官之治是不为过的。从这一点出发，对法官职业的基本要求是能够公正审判每一个案件。为此，法官需要极强的说理技巧——我们称之为法律方法。为能够胜任这种任务，法官就应当有更高的要求，包括专业水平和个人道德，在处理法官与相关人员的关系上也有近于严苛的要求。因为职业的重要性，所以将个人道德纳入职业道德的范畴加以规范也不为过;因为专业，所以严格设置职业的伦理才显然特别有必要。只有做到这点，法官才被真正看成是法律或正义的守护神，才能被信仰。

相比较而言，第一种法治观以人民主权和民主的理念作为假设前提，从古希腊开始，直到今天仍然被许多国家所遵循。但这种理念下，法官的独立性相对较小，职业化程度较低，职业伦理也就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二种法治观滥觞于古罗马时期，并由英国的普通法体系传承下来，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假设前提。在这种理念下，法官的独立性有实质性的意义，其社会功能也比较大，因此法官的职业伦理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它并不以民主为前提，因此法官的判决，特别是针对权力争议的裁判权和违宪审查权的合法性就会存在质疑。

但是，这两种法治理念本身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相反甚至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第一种法治观强调立法，必然要求制定法本身能够事无巨细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但事实证明这种包罗万象的制定法是无法实现的，这是由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和立法本身的滞后性所决定的，此时就需要法官在个案的审判中通过对制定法的解释，来将法律规范具体化;第二种法治观强调司法，但是在缺乏普通法传统的国家，法官审判的正当性依然要从“民主”中获得支持，即法官审判所依据的法律必须是经过民主程序所制定的，尽管法官对该法律的解释与其字面含义已经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受这两种法治观影响而产生的对法官职业伦理的认识也是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进而可以成为确定法官的职业伦理的共同因素。综合来说，基于第一种法治观的职业伦理，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法官职业伦理的底线;而第二种法治观可以设计出更具体的、更有针对性的职业要求。

三、我国法官职业伦理建设

(一)我国法官职业的定位

新中国的法官职业是以民主为基本的理念，同时揉合了“案结事了”的职业定位而建立起来的。这对我们认识我国法官职业伦理有着重要的影响。

1.民主理念的主导

民主理念的主导，即以民主的立法至上，将法官定位为法律的发现者——也就是前文所述第一种法治观的表现：法官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理论上没有独立的裁量权。于是，法官职业的基本要求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可以说，它十分清楚地包含着秉公执法的要求，但却并不能当然地推导出司法公正的要求。近十年的司法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理解上的变迁和摇摆。

“以事实为依据”被理解为法官必须在能够确定的具体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作出裁判。因此，查明事实是法官的基本的任务。由于传统上都认为案件事实是客观存在、并且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还原的，因此法官可以并且应当主动去查明事实。由此，法官在整个诉讼的过程中当然要处于主动的地位，其他的诉讼参与人所做的活动都是为法官查明真相为存在的。“查明事实”要求法官必须主动行动，这就容易与具有主动属性的行政相混同。在这种理念下，具体的诉讼制度被设计为法官纠问制就可以理解了：其职业伦理的出发点不是保障当事人权利，而是保证法官能够及时、全面、客观地查明事实。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国的法官职业伦理，使其并不当然地包含司法公正的要求。直到1997年以后，诉讼法才开始慢慢检讨这种制度，作出了一些制度性调整，强调了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减弱了法官在查明事实问题上的主动性，逐步体现了司法公正。但是，如果对于“事实是否真的客观存在并且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完全还原”的基本问题不进行彻底的反思，就无法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以法律为准绳”被理解为：对法官的要求只是熟悉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人，法官也只以按照法律的规定机械的来办事就行。至于抽象的规定是否在个案中实现公正正义，这并不是法官必须思考的事。因此，法官职业的入门条件并不高，职业化程度当然也不会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法官的职业化程度不高，对法官的职业伦理要求也不会有太多的要求;即使有抽象的规定，如司法公正的要求等，实际上也不会起多大的作用。实践中，法院也没有把自己定位于追求司法公正，它们更多地是将自己定位于熟悉法律，从而更好以利用法律来为社会的其他目标——如经济发展、维护稳定等——服务。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法院提出要利用自己熟悉法律的优势，提前介入，为政府的发展规划提供司法服务，充当政府律师的角色，[7]这就更是混淆了法院与司法的角色。

2.“案结事了”的功能定位

近几年，法院中比较流行“案结事了”的说法，即在和谐司法的理念指导下，法官要想办法尽快结束一个业已产生的纠纷，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附件[A].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C].2007(4).需要指出的是，“案结事了”的表述虽然是近年才出现的，2005年，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但相关的理念在“马锡五审判方式”中就有体现，甚至可以追溯到“无讼”的传统思想。所以，“案结事了”所指代的法官职业的功能定位其实是源远流长的。这一职业定位看重案件的结果，即消除纠纷(尽管很多时候只能消除表面上的、试图通过正式途径解决的纠纷)，而怎样达到这一结果则并不重要;于是，往往要求法官尽量运用调解等非诉的办法来解决纠纷，而法官作出裁判的功能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一定位更加了削弱了法官职业的专业性。

不难发现，案结事了的功能与民主的理念对法官的要求是一致的：两者都是以维护整个社会秩序或社会的整体目标来设计的。法官职业的专业性要求不高，其职业伦理就会更多地强调法官个人的道德品质，即传统上包青天式的人物——这其实与对其他职业者(至少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的要求没有什么根本差别。诚然，道德是根本问题，是信仰所在，也是法官职业的根基。没有高的道德水平，法律就不会被信仰，职业化也就不可能提出来，更谈不上职业伦理的建设。然而，若不通过职业伦理的约束，要保证个人的道德是很难得到实现的(即使有制度性约束，道德问题其实也是难以解决的)。只有职业伦理才更具有现实性，可以通过制度性安排来实现，因此，从现实的角度，更需要优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解决职业伦理的问题。

目前对于法官的个人道德及相关职业伦理虽然有所规定，但正如前述，该职业的专业性不高，因而职业伦理的重要性并没有被重视。这就令法官职业在面对司法腐败时走上了歧路：应当说，解决司法腐败根本途径在于司法的职业化，并通过职业的伦理关系来约束法官的行为。然而，很不幸的是，目前司法腐败导致了更多的对法官的不信任，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会更少，造成法官的职业化程度更低，从而对法官更多的是进行道德上的强调，并通过行政上的更多的控制，职业伦理建设更加不可能被提出来，又反过来影响职业的专业性——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事实上，更多的行政性控制已经使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疲于应付，更缺乏职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二)我国法官职业伦理的重述

诚然，我国法官职业伦理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对法治理念的缺失，因此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要实现法治。但法治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法治建设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法官职业伦理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学者的任务仍然需要阐述法官职业化的必要性及其实现条件。从可行性的角度，这些实现的条件应当从现有的认识中去挖掘，才有可能形成共识。

1.对“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再解释

事实上，从我国传统的人民民主理论中也可以推导出法官职业化需求。如前所述，两种法治观并不必然矛盾，而是可以相容的：立法至上并不必然排斥法官的职业化;恰恰相反，它需要法官的职业化作为补充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立法，说到底是制定抽象规则的行为，而正如前述，事无巨细地制定“极度精密”的法律，这早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了;于是，抽象的规则要发生效力，最终必须要落实到具体的事件上。这样，法官职业化的需要就已经形成了：将抽象的规则运用于具体的个案，这本身就已需要足够的专业。这样，对传统理论作精细化的思考，是有可能实现法官的职业化的，而对法官职业的传统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也会发生新的变化：

以事实为依据，并不意味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是依合法确认的事实，即法律事实。当然，事实曾经存在过，而且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寻找各种证据的目的就在于还原那个曾经发生的事实。然而，不得不承认另外一个事实的存在：我们无法做到还原那个客观的事实的。被确认的事实，也只能一个主观活动的产物。“还原”是科学主义的臆断!我们能够做到的被排除怀疑，即通过不断提出问题，不断排除这些疑问，最终可以得出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实。显然，从“还原”事实到“排除疑问”就已经可能使法官的工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排除疑问的前提是由一方提出一个事实，排除疑问可能是由法官自己排除，也可能由另一方提出相反的证据来排除。显然，由于另一方当事参与了事实的发生，更可能排除疑问，而法官只是在必要时才参与对事实的疑问的排除。法官不能先入为主，更多的应该是倾听。

以法律为准绳，并不意味着法官被动地执行法律，而是要将抽象的规则运用于个案，这当中包含着需要精细化的法律推理活动。法官的权威最终也体现在这一点上。所谓“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讲的就是制定抽象规则是一回事，具体地运用这个规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差距是客观的，只有法官才能在解决案件的过程中沟通这两者，这也是法官职业存在的基本理由。为使法官的解释最终能够说服双方当事人，法官也不能先入为主，应该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同时，为了防止法官的恣意解释，就会要求判决应当前后一致，继而就会产生带有某种“遵循先例”色彩的要求。

因此，通过对传统的伦理观进行精细化的解释，新的伦理观就得重新提出来了：“以事实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最终都要体现为法官尊重当事人，并严格地站在中立的角度并作出判断。换言之，尊重和中立是法官职业伦理的核心价值。

尊重就是法官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当然，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对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人格保持基本的尊重，但这属于一般的道德要求(即本文所界定的“职业道德”的范畴);法官的职业工作内容是判定争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归属，而只有对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保持尊重，法官的职业工作才能受到当事人以及社会大众的认可乃至信任，所以这是法官职业伦理的支柱之一。法官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主要表现为：第一，确保当事人的知情权，即法官要让当事人能够通过便捷的渠道了解与其实体权利或程序权利有关的各种信息。第二，保障当事人的选择权，即法官在确保当事人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前提下，尊重当事人对其实体权利或程序权利所作的处分，而不应强迫或诱导。第三，平等对待当事人，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具体表现，这里的“平等”包括形式平等和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之内的实质平等。

“中立”即法官应当严格站在中立的角度作出各项判断，作为“自然公正二原则”之一的“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8]112-113就是对此的经典表述。法官这个群体只有持续不断地生产出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判决(而非“当事人接受”，因为许多纠纷是“零和游戏”，无论怎样判决都会引起至少一方当事人的不满，“当事人接受”只能通过上诉制度等程序安排和社会整体意识来实现)，法官职业才能为社会大众所信赖。然而，针对社会大众的这种“可接受性”无法来自于“正确”，因为法官并不必然比其他人更加聪明睿智;也无法来自于“权威”，因为法官的地位与威望并不是最高的——而是反过来，法官职业的“正确”与“权威”来自于源源不断的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判决——于是，这种“可接受性”只能来自于“公正”，而公正的判断来自于判断者不偏不倚的、决不先入为主的中立立场。这种立场不仅包括实质上的中立，也包括形式上的中立。

2.法官职业伦理与司法调解

法官的另一种活动――司法调解，因需要法官的主动介入，特别是常常成为“被”案结事了的一种方式，因而常常受到法律人的疴病，认为其与法官的职业要求并不相符。然而，笔者看来，作为解决纠纷的另一种途径，调解既带有中国传统的色彩，又在欧美等法治发达国家方兴未艾，其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不过，从法官职业伦理的角度来看，法官进行调解活动应当符合以下职业伦理要求：第一，法官应当将可能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各种信息告知当事人，而不应为了调解而隐瞒甚至歪曲某些信息;第二，在保障当事人知情权的前提下，尊重当事人对于是否进行调解的选择，可以向当事人说明选择调解的利弊，但不应强迫或诱导当事人进行调解;第三，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对是否进行调解的选择，并且在调解过程中也平等对待当事人;第四，在各方当事人对是否进行调解的选择中保持中立，不应为了调解而偏袒或压制(以及“显得”偏袒或压制)某一方当事人;第五，在调解过程中应当保持中立，不应偏袒或压制(以及“显得”偏袒或压制)某一方当事人——当然，这些只是法官职业伦理对于法官调解行为最基本的要求，而只有符合这些要求，法官所进行的调解才有可能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司法调解制度也才有可能在法治的框架内建立起来，同时不会破坏法官的职业伦理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法)埃米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美)理查德·A·波斯纳.超越法律[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沈忠俊.司法道德新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孙笑侠.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分野——为什么要重塑我们的法律职业伦理[J].中外法学，2002(3)：375-380.

[5](德)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6](美)罗伯特·默顿.制度化的利他主义[M]//(美)罗伯特·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125-156.

[7]娄银生.长卷舒展向大海——连云港法院保障沿海开发战略见闻[N].人民法院报，2010-07-01(01，02).

[8](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郑成思，校.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作者：夏正林冯健鹏

第三篇：智能媒体时代的高校传媒职业伦理伦理教育改革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智能技术给传媒职业伦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传媒业界实践呼唤新的传媒职业伦理教育，因此智媒时代传媒职业伦理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然而，目前高校传媒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传媒专业教育的理念以工具性知识教育为核心，传媒职业伦理学科不受重视，多年来教育效果不佳;传媒职业伦理教育的师资培养力量薄弱，教材建设也较为滞后。有鉴于此，智媒时代的传媒职业伦理教育改革应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重构：宏观层面要重塑传媒职业伦理教育改革的理念;中观层面要更新智媒时代传媒职业伦理教育的内容体系;微观层面要借助课程思政建设改革教学方式方法，积极开展岗前培训。

【关键词】智媒时代;传媒职业伦理;传媒职业伦理教育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媒体行业的运用日益广泛而深入，算法透明与信源保护的矛盾、虚拟现实与新闻真实的冲突等一系列新的传媒职业伦理风险不断出现。诸多互联网公司转型为平台型媒体，也有诸多非新闻专业背景的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等投身到传媒行业，他们的传媒职业伦理意识与素养参差不齐。这些新变化呼唤着传媒职业伦理教育的变革。本文主要探讨传媒职业伦理教育改革在智媒时代的必要性与基本路径。

一、智媒时代传媒职业伦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传媒职业伦理教育的改革要适应传媒市场新变化。一方面，智能技术给传媒职业伦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传媒业界实践呼唤新的传媒职业伦理教育，因此智媒时代传媒职业伦理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一)智能技术给传媒职业伦理带来新的挑战

智媒时代，新闻生产的各阶段流程包括新闻内容的采集、生产制作以及分发投送等方面都受到了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在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突破的同时，也给新闻传播职业伦理带来新的挑战。

1.新闻内容采集流程中数据带来的传媒职业伦理风险

在新闻内容的采集流程中，随着数据资源采集方式从人工采集转向智能自动化采集，带来的伦理风险涉及新闻的客观性、信息来源的保护以及个人隐私的侵犯等问题。首先，算法新聞所依赖的数据可能存在“先天缺陷”，比如来源单一、数据错误、清洗失误等问题，从而使得数据的可靠性大打折扣，但它却又以“客观”的面目出现，潜在地对新闻客观性产生威胁。①其次，公众呼吁要算法透明，但算法新闻数据来源的公开透明可能会与新闻媒体一贯尊崇的信源保护伦理准则相冲突。再次，基于数据抓取的算法技术，可能会带来对用户个人隐私权的侵害。②

2.新闻内容制作流程中自动化新闻与沉浸式新闻带来的传媒职业伦理风险

在新闻内容的制作流程中，自动化新闻与沉浸式新闻是两大突出的依托计算机技术进行新闻生产的形式，带来的伦理风险主要涉及伦理责任主体边界的模糊、新闻真实性等问题。就自动化新闻而言，其新闻生产的运作模式表现为记者与算法分工合作。路透社的OpenCalais智能系统、《卫报》的Open001机器人、《纽约时报》的Blossomblot智能系统以及中国新华社的“快笔小新”、腾讯的Dreamwriter、今日头条的Xiaomingbot都是比较成熟的智能技术，③这些技术负责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挖掘故事撰写初稿，而记者针对初稿做出补充采访与修改完善。那么，谁该为自动化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负责?传统新闻伦理具有很强的个人伦理色彩，记者、编辑就自己生产的新闻内容承担风险、享受赞誉。但自动化新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传统新闻记者群体不再作为新闻报道的唯一主体，而增加了计算机编程师、数据程序员等职业群体作为新闻报道的主体。而沉浸式新闻需要依靠虚拟现实技术模拟新闻发生场景，为受众提供沉浸式互动体验。正是因为它力图营造一种现实感超强的类似于游戏刺激的体验，有意无意忽略甚至牺牲了新闻真实的严肃性与客观性。④

3.新闻内容推送流程中算法带来的传媒职业伦理风险

在新闻内容的分发与投送流程中，算法技术能轻易实现碎片化聚合与个性化投送，带来的伦理风险主要包括算法透明、算法偏见、信息茧房以及算法权力滥用等问题。首先，在传统新闻业，信息来源的公开、坚持平衡报道的准则是新闻实现客观透明的保证，然而新闻算法分发存在“算法黑箱”，用户不清楚算法如何设计、分发内容是否准确无误，所以算法新闻的透明性无法保证。其次，传统新闻业恪守客观全面的伦理准则，力求保持受众对社会的全面认知，然而算法分发的实质是根据用户兴趣、社交与浏览痕迹等数据投放信息，极易产生针对用户的算法偏见。而且用户在算法推荐的作用机制下，容易产生只关注自己喜爱的人和事的惯性，最终导致信息茧房效应。此外，低俗化的新闻、虚假捏造的新闻也往往以标题党的形式吸引用户眼球，骗取用户的点击量而得到泛滥传播，进一步戕害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最后，算法推荐机制下的信息分发权，逐渐会从传统媒体新闻编辑把关人手中溜走，⑤由于信息流通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令人很难不去怀疑算法把关权的背后是否有互联网公司从中操纵，以攫取巨大的商业利益。

(二)传媒业界的实践呼唤新的传媒职业伦理教育

郑保卫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我国新闻职业道德领域存在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侵权新闻、低俗之风和不良广告这“五大公害”。⑥在智媒时代，这些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现象仍然没有绝迹，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除了自媒体的道德失范行为之外，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平台媒体的道德失范行为也值得关注。

以号称中国第一家引入算法推荐技术的平台公司某新媒体平台为例，自2012年成立以来它一直对外宣称“没有采编人员，不生产内容，没有立场和价值观，运转核心是一套由代码搭建而成的算法”。但2018年5月该平台发布了自媒体账号“暴走漫画”关于丑化恶搞董存瑞等烈士的视频《囚歌》，引发公众对该平台缺乏内容审核社会责任的强烈批评。⑦无独有偶， 2019年1月22日，百度因为“百家号”引流问题引发争议，百度被批评“百度搜索第一页基本有一半以上会指向百度自家产品，尤其频繁出现的是百家号，而百家号内容质量堪忧”。2019年6月8日，新浪财经推送了一篇自媒体“商业锐眼评论”的文章《为什么说林志玲结婚是一次失败的IPO》，从而招致公众对其蹭热点、引流量的低俗媚俗行为的质疑与批评。⑧这些案例鲜明地反映了平台型媒体“去编辑化”的运转所引发的职业伦理争议。

另一方面智能媒体从业者的职业伦理素养意识与水平堪忧。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的主体发生了重要的拓展，互联网技术公司与算法工程师成为新闻伦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研究者通过互联网向四家著名互联网企业中从事推荐算法等相关后端算法工作的工程师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发现，算法工程师的传媒专业伦理认识薄弱，尤其对于“透明”“及时”“分享”三大伦理理念的态度并不积极，这种状况很难保障算法运行的良性发展。因此，提升传媒业算法工程师的算法伦理水平极为必要和紧迫。⑨在国外，算法工程师的伦理问题已经引起重视，比如奥巴马政府2016年在提及美国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时指出，建议AI从业者和学生都要接受伦理培训。

这些传媒业界实践反映出的新问题，也昭示着新的伦理规范出台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据调查，目前备受全球媒体推崇的排名前十的伦理原则主要包括保护消息来源、保护隐私、更正、明确新闻界限等。⑩但显然这些原则在智媒时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透明性原则日益被提升为美国新闻伦理规范的核心内容。2014年9月，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新修订的《职业道德规范》，在原有的“新闻工作者诚实可信”(Be Accountable)这一条规范后面新增加了“透明”(Transparent)这个术语。透明性原则还被美国Poynter研究所和广播电视数字新闻协会(RTDNA)视为专业记者的新核心价值。此外，中外许多科技公司成立了伦理道德委员会，腾讯提出了“科技向善”，微软还推出了六项人工智能伦理道德准则，它们包括公平、可靠和安全、隐私和保证、包容、透明和责任。新闻传播从业人员需要知晓、了解、接受和广泛认同新修订的传媒职业伦理规范，而传媒职业伦理教育是一条不可或缺的路径。

二、智媒时代传媒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

从教育理念、教育效果、师资力量和教材建设四个方面来衡量当前传媒职业伦理教育，现状不容乐观。

(一)传媒职业伦理教育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传媒专业教育的理念以工具性知识教育为核心，反思性知识教育逐渐被边缘化，传媒职业伦理学科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王哲平指出，过强的功利指向、过窄的专业知识、过弱的人文精神成为时下新闻传播教育的“软肋”。受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潮流的影响，以服务于社会目标达成为旨归的工具性知识压倒了以关心和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终极指向的反思性知识并渐占上峰。

(二)传媒职业伦理教育的效果不佳

陈力丹指出，新闻学界分别在1997年、2003年和2006年做过多次全国性的新闻职业道德意识调查，每次调查结果反映出来的“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意识的整体缺乏和个别人员甚至不知职业道德准则为何物”的现实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可见多年来我国的传媒职业伦理教育并没有明显起到应有的效果，也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明显的改善。

(三)传媒职业伦理教育的师资培养力量薄弱

随着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并加大对新闻业的渗透，传统媒体尤其是纸媒不断停业，就业岗位大幅度削减，而新兴新闻岗位不断涌现，直播编辑、创新实验室主任、虚拟现实编辑和拼接员等新职位相继出现。市场就业岗位的变化也对新闻专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传媒专业教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本领恐慌”，大多数教师自己都没有亲身体验相关技术或在这些岗位实践过，又何谈传授相关知识给学生?而这种应接不暇的“本领恐慌”就已经令教师们手足无措，哪还有精力去考虑道德伦理等形而上层面的问题。尽管新闻就业市场的调查数据表明，未来新闻从业人员的三种素养不可或缺：一是某方面擅长的特别专业技能，二是好的写作技能及严肃的报道理念，三是强烈的道德感和分析思考能力。但实际上，因害怕被市场淘汰，老师和同学们都在不遗余力地接受专业技能培训，而道德感与思考力却逐渐被抛之脑后。因此，“工具理性”让位于“价值理性”是当前传媒职业伦理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四)传媒职业伦理教育的教材建设较为滞后

2003年黄瑚主编的《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集体编写的新闻法与新闻职业道德教材。多年来，大部分新闻传播院校的相关课程都是采用这一经典教材。该教材于2010年出版了第二版、2017年出版了第三版，书名更改为《新闻传播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这部教材最大的特点就是实时性，紧跟我国新闻传播法制的发展脚步，选取了诸多新近发生的案例。2018年黄瑚主编的《网络传播法规与伦理教程》出版，将内容核心聚焦在网络与新媒体方面的诸多传播伦理问题。尽管这些教材的内容紧跟媒介技术的发展，但是在追赶智能媒体时代的脚步上仍心有余而力不足。受众面比较广的教材还包括王军著的《传媒法规与伦理》(2010年初版、2020年再版)、王炎龙编著的《传媒法规与伦理》等。这些教材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将新闻法规与新闻伦理混杂在一起，且侧重新闻法规。同时，对国外相关教材的翻译与引进也相当有限。目前所见的仅有美国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等人著的《媒介伦理：案例与道德推理》一书。

三、智媒时代传媒职业伦理教育改革的路径与内容

鉴于以上传媒职业伦理的风险与传媒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智媒时代的传媒职业伦理教育改革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

(一)在宏观理论建设层面，应更新传媒职业伦理教育改革的理念

在传媒人才教育问题上，如何看待人才培养的“智”与“德”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传媒职业伦理教育改革方向的确立。不应在“技能培养”与“品格养成”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应树立工具性知识教育与反思性知识教育并重的教育理念，这样我们的传媒职业伦理教育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重视。坚持价值理性优先于工具理性，坚持内容为王而非流量为王，我们的传媒职业伦理教育才有可能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二)在中观知识体系建设层面，应更新智媒时代传媒职业伦理教育的内容体系

第一，要全面介绍智媒时代传媒职业伦理规范的新内容。智媒时代，新闻真实性原则、客观性原则等传统新闻伦理规范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媒介伦理规范呢?目前学界还在展开积极的讨论，尚无定论。比如杨保军、杜辉提出透明原则、风险可控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以及核查与更正原则;赵瑜指出，机器人伦理提出的人的尊严和人权、责任、透明度、避免滥用和共生繁荣等原则，也是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的知识来源。第二，要厘清智媒时代传媒职业伦理主体的边界，并因材施教。智能科技发展及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渗透，必然要求将平台型媒体、算法工程师乃至机器人纳入伦理主体的考核范畴。要考虑到算法工程师(计算机专业)等非新闻专业背景的人才的实际情况针对学科背景差异进行知识体系建设。第三，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职业道德观应对智媒时代传媒伦理的新困境与新争议。马克思主义新闻职业道德观是马克思主义对新闻工作者道德品质和行為准则的基本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新闻职业道德领域的反映与体现。在知识体系建设方面，我们要充分挖掘这一宝贵的理论来源。

(三)微觀课程建设层面，应改革教学方式方法，积极开展岗前培训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016年12月提出了“课程思政”的要求。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长期以来，传媒职业伦理教育采用案例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运用传媒法学原理、新闻道德理论、法律制度、行业规范及自律条例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新闻伦理问题，要培养学习者道德认知的敏感性、辨别力以及在复杂情境中做出最佳选择的能力。按照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路，我们需要通过案例教学将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道德观的教育贯穿始终，使理论性与实践性有机融合。

算法工程师、算法程序员等也需要传媒职业伦理的专业学习与系统培训，因此学界与业界开展合作，进行岗前培训十分必要。2015年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正式成立，地方新闻道德委员会也相继成立。除了通过新闻评议通报曝光等方式进行行业监督之外，开展相关教育培训也是其重要职责之一。比如2014年贵州省新闻道德委员会在全省新闻单位组织开展了“新闻职业道德大讲堂”活动，将新闻职业道德建设融入到“走转改”活动中去，收到良好的效果。但目前培训内容较少，培训体系尚不健全，仍需进一步完善。要设计个性化的培训方案，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业界与学界教师资源共享的形式，采用课堂讲座、网络互动、经验分享、媒体宣传、角色扮演、案例讨论等形式，开展积极而有益的探索。

注释：

①王超群：《智媒背景下媒介伦理研究的现状、问题与路径探析》，《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②王晓培、常江：《新闻生产自动化伦理挑战——算法伦理分析的框架地图》，《中国出版》2019年第4期。

③郑春风：《自动化新闻的实践、影响与困境》，《青年记者》2018年第28期。

④刘海明、付莎莎：《技术的界碑：人工智能对新闻真实的伦理挑战》，《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9期。

⑤胡江伟、周云倩：《新闻算法分发的技术伦理冲突及其规制》，《青年记者》2020年第3期。

⑥郑保卫：《论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的理论依据及实践要求》，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论集》编辑部：《新闻学论集(第19辑)》2007年版，第17页。

⑦喻国明、杜楠楠：《智能型算法分发的价值迭代：“边界调适”与合法性的提升——以“今日头条”的四次升级迭代为例》，《新闻记者》2019年第11期。

⑧刘鹏、方师师：《2019年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新闻记者》2020年第1期。

⑨袁帆、严三九：《模糊的算法伦理水平——基于传媒业269名算法工程师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20年第5期。

⑩牛静、刘丹：《全球媒体伦理规范的共通准则和区域性准则——基于134篇媒体伦理规范文本的分析》，《新闻记者》2017年第10期。

王哲平：《智媒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价值塑造、知识重构和能力再造》，《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