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劳动教养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徐静村，四川江安人，1963年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任职于四川省公安厅，1979年返回母校任教至今，曾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高等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务。
第一篇：劳动教养论文范文
浅谈我国劳动教养制度
从满足政治需要到满足治安需要，劳动教养制度已走过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长期的实践证明，劳动教养制度为维护社会秩序、预防犯罪、教育改造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立下汗马功劳。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治国思想的确立，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已经开始走上了与国际接轨的道路，我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一样进入一个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时代。
劳动教养制度的概念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前苏联引进，世界上中国独有的制度,是指行为人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尚不够刑事处罚，或行为人犯罪，但犯罪情节较轻微不够或不需刑事处罚的，收容于劳动教养场所，实行强制性教育的一种措施。
劳动教养制度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宪法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劳动教养显然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在多个方面都明显滞后于时代的要求，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劳动教养审批权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我国立法机关和国务院批准、颁布的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从未明确授权参与劳教管理工作的具体部门可以行使劳动教养领导机构的职权，因而按照现有的劳动教养法律、法规，此种做法也是欠妥的。
·劳动教养的执法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正是由于劳动教养在程序规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使得公安部门在适用劳动教养和劳教机关在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随意性。劳动教养 机关在审批和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缺乏统一的标准，难以对案件作出公平、公正的处理。
·劳动教养的期限过长且无具体的适用标准
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3条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4年。与刑罚中自由刑的期限相比，劳教期限的起点要比自由刑的起点高，其最高期限也比管制、拘役的最高期限长，甚至高于对轻罪适用的有期徒刑。
对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几点建议
对于劳动教养的出路，学术界大致有三类不同的主张：一是保留并强化，二是废除，三是改革。从近几年的讨论情况看，绝大多数人倾向第三种观点，笔者也不例外。现就几个主要方面的讨论作一粗略考察，并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应适当限制勞动教养的严厉程度及期限
从现行立法规定来看，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与刑法中的管制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严厉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显然是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实践中往往会导致种种反常现象。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从根本上有别于刑罚，降低其严厉程度，从期限上应予以缩短，并考虑设定为3个月以上1年以下。
·应准确界定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
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发展的要求，应当通过修订现行劳动教养的法规或者在将来制订专门的《劳动教养法》时，取消适用范围上的地域限制，规定把劳动教养普遍适用于全国城乡，适用于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中国公民，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劳动教养的程序设置应当司法化
现行劳动教养法规在程序规定方面相当缺乏，应通过适当的简易司法程序，决定是否对行为人实行劳动教养。公安部门的治安机关负责对有稍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治安案件进行调查，认为需要收容劳教的，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我们对劳动教养制度的批评绝不意味着要彻底否定其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中国目前不仅在国家法制的目标上从过去的单一看重社会保护转变到更多地关注人权保障，而且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公正观也在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变革势所必然。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法学院)
作者：刘书弟
第二篇：劳动教养，何来何去
徐静村，四川江安人，1963年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任职于四川省公安厅，1979年返回母校任教至今，曾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高等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务。
1987年我国律师学科的开山之作《律师学》一书问世；1990年我国第一部《侦查辩证法》专著出版；1991年我国第一本研究法律情报学的专著《法律情报学概论》付梓。这些著作标志着相应学科在我国正式建立。
1980年他执笔编写了《刑事诉讼法讲义》和《民事诉讼法概论》两本教材，是当时全国仅有的诉讼法学教科书，为相继恢复法律院系的许多大学所采用，产生过重大影响。1997年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新教材则被誉为“新中国第三代教材的首创之作”。
40多年来，徐教授已出版法学专著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著述总字数约1000万字。
2003年岁末的一个午后，突然接到了在北京工作的一个学生的电话：“徐老师，您看看刚出来的《检察风云》……”电话是急促和短暂的，那边正在进行激烈的讨论。我有种预感：这期的《检察风云》肯定又披露了什么惊人内幕！作为一名六十年代初期就进入政法战线后又进入高校教学的法律工作者来说，见过形形色色的事太多，但当翻开杂志，看到阎胜红为母申冤受尽常人难以想像的折磨时（见2003年第23期），我还是震惊不已。阎胜红所发出“为什么要送我去劳教”的哀鸣，时刻撞击着我的心口，因为那不仅是对劳动教养制度的质疑，也是对刑事诉讼法学学者良知的拷问。因此，我决意针对劳动教养制度说点什么。
建国伊始 安邦定国非常之策急出台
1955年，国家机关内部大规模地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拉开了序幕。时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了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为了尽快使该指示得到落实，1956年1月，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紧接着，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劳动教养机构并开始运行。1957年8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
当时出台劳动教养这项制度，是为了处置“肃反”中清查出来但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以及反右派运动中划出的部分“右派分子”而设立的。设立的理由是：对于“这些人”需要一个既能够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方法；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来养活他们自己，同时也通过劳动来改造他们自己，这就是最好的办法。可见这项制度在初创时是一种由政府施行的政治处置手段，带有惩罚性。但就在该法规通过不久，由于“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劳动教养工作在实际操作时却远远脱离了最初的指导思想，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其审批权限和程序也没有得到很好地遵守，把劳动教养人员错误地当作专政对象来对待。
依法治国 民主高扬不合潮流显弊端
如果说劳动教养制度产生的那个年代法制尚不健全、刑事制裁与行政处罚的界限还十分模糊，加上政局尚未完全巩固，其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用来处理反革命分子有一定必然性的话，那么，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一个可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一至四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在与现行法制严重对抗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存在，不能不说是中国法治的一个“奇迹”。
这一制度的最初设计及后来的变化表明它具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多年来在有关劳动教养存废的争论中，多数学者以劳动教养有违法治原则而呼吁废除，而实务工作者尤其是警务工作者则要求保留这一制度作为控制社会治安的有效手段。特别是今天，有些地方还将劳动教养作为控制上访活动的有效工具来使用。阎胜红上访被送劳教的遭遇便是明证。然而，劳动教养制度作为控制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的负面效果是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被公然践踏。在实施过程中对法治原则和正义理念的不良影响，早已超出了它对于维护社会治安所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可以说现今劳动教养所取得的功利效果是在不合法的基础上以牺牲公民权利为代价的。
劳动教养制度不仅没有宪法依据，而且与《立法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明显冲突，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已完全消失。
这制度主要的依据有：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司法部《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等。上述法规中，只有《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经过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并且引用了1954年宪法第100条作为依据。但是，宪法该条内容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显然，将这作为其宪法根据是牵强附会的。另外，有的是经过国务院批准后发布，还有的是根据全国人大关于禁毒决议的规定制定的。但是上述规范都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实体程序 诸多冲突有损于国际形象
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存在诸多冲突，不能不引起我们认真思考——
与《立法法》相冲突。按该法第9条规定“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通过立法途径解决，而不能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来规定。然而，劳动教养制度设立的最高依据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行政法规而已。
与《刑事诉讼法》相冲突。《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0条规定的适用对象之一是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人，可我国刑诉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为有罪”。由此可知，行为人之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必须由法院来认定的，而被劳动教养的人未进入审判程序，公安机关何以能够认定某人有轻微罪行而必须接受劳动教养呢？
与《行政处罚法》相冲突。该法第9条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该法第64条还要求与该法规定相冲突的法规规章，须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然而，目前作为适用劳教的依据仅是国务院及公安部发布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这与《行政处罚法》规定明显冲突。
就实体规范而言，劳动教养的对象和构成要件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刑事制裁与行政制裁的界限不清，以致劳动教养的决定机关可以任意处置自认为是违法的行为人。在阎胜红上访案中，阎胜红被送劳动教养及解除劳动教养的全过程，决定机关竟然可以不做任何说明，而对其作出长达三年的劳动教养决定，这与“过罚相当”、“罪刑相应”的惩罚原则是相违背的。
从程序规范来看，劳动教养的实施机关、决定程序均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其审批和决定实际上都是作为行政机关的公安机关，他通过行政审批的方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使被处劳教的公民不能真正享有公正程序中应有的陈述、参与、申辩和救济等正当权利，这与公正程序和民主法治的要求相去甚远。
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明确提出：“任何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人，都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来决定这种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是否合法，若为非法应立即予以释放。”然而，剥夺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制度根本不能进入审判程序，法院也无管辖权，这已成为境外反华势力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借口，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与时俱进 权为民用劳教制度应废除
从1957年的《规定》到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加上各地制定的有关劳动教养的文件，对劳动教养的对象均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在《检察风云》的报道中，阎胜红因为多次上访而被收容遣送，最后又被处劳动教养，其依据就是山东省颁布的《关于在集中整治农村社会治安斗争中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而这个《意见》是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制定的。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规范之下山东全省的有关民众何以能够在劳动教养争议中获得司法的救济和保护？劳动教养对象的任意扩展，使行政权力越来越深地介入了公民的正常生活，威胁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已成为激化“干群关系”、“官民关系”，恶化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良好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在三个代表高扬，与时俱进、权为民用的观念正深入人心的今天，弊端深重的劳动教养制度该何去何从呢？在我看来，这项制度应当尽快废除。但在废除劳教之前，应将目前受劳动教养处罚的行为加以分解，对于涉嫌犯罪的行为由刑事法律制度调整，其他行为由行政法律制度规定。但凡涉及行政机关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均需提请法院审查决定，以此来平衡行政权、公民权和司法权的关系，在制度理念上，也较符合法治、人权和正义的要求。
作者：徐静村
第三篇：劳动教养制度的法治思考
摘 要 2013年1月7号，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会议上提出将进一步推进劳动教养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国从苏联引进，但和苏联的相关制度并不完全相同，形成了一套中国独特的法律制度。
关键词 劳动教养 法治 改革 司法化
随着中国现代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用现代法治的标准来考量，劳动教养制度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法治需要，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显得格格不入。
一、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教养的相关规定与《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相抵触。
我国的《立法法》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来设定。《行政处罚法》也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目前劳动教养的主要法律依据是相关《决定》，这些规范性文件均不是上述两法所要求的法律，以此来设定长期限制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处罚，显然与现行上位法的明确规定相冲突。
(二)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初衷与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
劳动教养既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其主旨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以维护公共秩序和有利于社会的建设。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却比适用于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甚至比短期徒刑也要严厉：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则为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在原居住地执行，属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开放性刑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人，就近执行，每月可以回家1至2天。被劳动教养的人，则要收容于专门的戒备森严的劳教场所，节、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不仅如此，刑法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还可适用缓刑，而劳动教养则无此类规定。劳动教养的这种严厉性，与刑事处罚存在严重的脱节，没有起到无缝衔接，顺利过渡的效果。以致于使社会上和部分劳教人员中产生了“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三)现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在适用对象上过于笼统。
除了原来规定的“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被纳入劳动教养的范畴外，有些省市还擅自把劳教对象扩展到农村，对农民也采取劳教措施。近年，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已呈现扩大化的趋势。究其内在原因就在于现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和对象过于笼统，适用条件不明确，难以体现法治层面上的处分法定、违法与处分相适应等原则，易于导致执法者滥用权力，侵害公民合法权利。
(四)劳动教养审批权的行使运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
按照规定，劳教决定应该由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但劳教委员会如今已成为一个虚设机构，实际权力掌握在公安机关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目前，作为法定的劳动教养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机构，是由民政部门、公安机关以及劳动部门负责人兼职组成。其主要法定权限有两项：一是审查批准收容劳动教养人员，一是批准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和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而这两项职权长期以来实际上分别由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公安部门的有关机关既是劳教的审批机关，也是对不服劳教决定之申诉的复查机关，同时又是错误劳教的纠正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也不仅对劳教人员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拥有审批权，而且还授权劳教场所可以以劳教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对劳教人员减延3个月期限内(含本数)的审批权。在这两项权力的行使中，惟一来自外部的检察监督也仅限于提出纠正意见，对主管部门不予纠正的，亦无其他救济途径。值得指出的是，目前这种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代行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劳教和其提前解除、减少或延长的审批权的做法，是在劳动教养管理工作中逐渐形成的，其所依据的仅仅是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有关文件，我国立法机关和国务院批准、颁布的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从未明确授权参与劳教管理工作的具体部门可以行使劳动教养领导机构的职权，因而此种做法是欠妥的。
(五)劳动教养措施的使用在实践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性。
由于劳动教养的审批权的行使缺乏有效监督，致使一些不够劳教条件的，作了劳教处理;本应追究刑事责任的，降格作劳教处理;有些案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否有罪，公安机关为避免被检察机关退回，干脆不移送检察机关，而采取劳教的办法;还有的案件，检察机关已经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被不起诉人在押，应当立即释放”，但有的公安机关不但不放人，反而对被不起诉人处以劳动教养。又如，按照劳动教养法规的规定，劳教收容的对象是有地域限制的，即适用于“家居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和“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但有的地方已将劳教对象范围扩大到乡镇、农村地区。另外，对哪些行为可以适用劳教，理解也颇不一致，有的认为不到20种，有的认为有20多种，还有的认为《试行办法》等法规的模糊用语，几乎包容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所有行为，因而“凡够得上治安处罚的，就可以适用劳动教养。
(六)劳动教养制度与我国即将履行的国际义务相违背。
现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中存在的问题使我国难以履行已经承担和即将承担的国际义务。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对于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剥夺必须由法律设定，并必须经过司法程序来决定，我国政府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在这方面就有明确的规定。显然，我国现行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和决定程序与此不符。如不适时制定相关法律，确立符合国际社会通行做法和国际公约规定的程序，将难以满足我国在未来履行相关国际公约义务的需要，并将继续不断地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和攻击。
二、理性选择：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方案和建议
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对劳教制度进行改革，应当按照现代法治的要求，合理规范国家权力，在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前提下完善立法。
(一)未来劳动教养制度的权力分配问题。
劳动教养决定程序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司法化。教养的决定应当根据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建立独立、公开的决定程序。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不经司法程序可以剥夺一个人的自由3年，必要时还可以延长一年，这与现代法制的发展极不协调，无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因此劳动教养制度程序在设计的过程中，应解决以下两个重大问题：
第一，教养的决定权交由人民法院行使。应当在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法庭审理教养案件，审理程序可以参照刑事诉讼简易程序。
第二，确立被教养人员权利保障机制。一是除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案件之外，教养案件一律公开审理;二是在决定程序中赋予当事人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三是允许当事人聘请律师参加诉讼;四是赋予当事人上诉权，采用二审终审制，在当事人上诉期向不得实际执行劳动教养。
在启动程序上，由办案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决，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二)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适用对象问题。
劳动教养制度的适用对象问题主要指这一制度针对什么人，解决什么问题。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笔者认为应当对其作具体分类：
(1)构成犯罪，虽不需要给予刑罚处罚但有重新违法犯罪可能的轻微犯罪人;
(2)严重或多次违反治安行政法规但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者;
(3)虽不构成犯罪，但有严重潜在社会危害的违法者，主要包括吸毒成瘾者和屡次卖淫嫖娼人员;
(4)利用邪教、迷信等手段危害社会、扰乱社会秩序的人;
(5)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的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而需要由政府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未来的立法中，劳动教养适用的对象不能仅进行笼统的分类，而是需要在分则中明确、具体地规定应当适用或可以适用教养的行为和对象。
(三)劳动教养的具体执行。
由于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人身危险性，笔者认为应当未来的教养应当是对被教养人员的强制性教育措施，教养执行工作应当继续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被教养人员重在教育，立足挽救，把教养场所办成教育、挽救他们的特殊场所。努力使教养的执行制度、执行模式、执行方法从根本上区别于刑罚的执行，使被教养人员在自由度、教育、劳动和生活等方面明显区别于罪犯，并大力营造有利于教育挽救的场所文化氛围。对于有精神病的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可适用监护处分，意在治疗和保护;对于未成年人因不满16岁而不能接受刑罚处罚但人身危险性极大的人员可适用感化教育处分，针对青少年可塑性较强的特点，对其加强教育;对于屡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恶习深重的违法者以及那些触犯刑法有轻微犯罪情节，但又不够刑罚处罚的从犯、胁从犯等适用预防处分，防止其再犯;而对于那些吸毒后又复吸的，和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之后又继续卖淫嫖娼的可适用劳作处分，使其戒除恶习，恢复正常生活的能力。
(四)也可适当借鉴国外保安处分制度的改革方案。
1、将现行的劳动教养、强制戒毒、收容教养(对因不满16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强制医疗(对造成危害结果的精神病人)、强制集中教育(对卖淫嫖娼者)、强制留场就业等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较长时间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统一规定于《治安司法处分法》(或称《保安处分法》)，并明确规定此类治安司法处分措施适用的实体要件、司法程序和执行机构。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保安处分制度。
2、此类治安司法处分案件一般由人民法院设立的“治安法庭”负责审理;审判适用简易程序;涉及其他罪案的，亦可由有管辖权的少年法庭或者刑事法庭一并审决。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和上诉权，实行二审终审制。
3、治安司法处分的期限一般不宜太长(3个月以上2年以下)，但对于有证据表明具有特别人身危险性的被处分人，可依法适当延长执行期限;对于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者，应依法予以减期或假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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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