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社会论文范文

2022-05-13

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法治与社会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关键词】和谐共建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是我国在发展探索过程中和法治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产物。

第一篇：法治与社会论文范文

2035年远景目标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

【摘要】203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一远景目标给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必须从法治国家着眼，坚持法律至上;從法治政府着眼，坚持依法行政;从法治社会着眼，坚持全民守法。我们必须将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全民守法这三大诉求(也是三大原则、三大目标)作为重要指南，进而使之彼此协调、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以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中国建设。

【关键词】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3.001

当前，正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历史时刻。“十四五”规划和2035，也成为新的期待。按照中共中央对这一规划和远景目标的总体设计及其建议稿，我们将在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同时，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都属于法治的构成部分。这三者有怎样的基本诉求，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笔者看来，基本建成乃至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其基本诉求是三大法律原则：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全民守法。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法治国家建设必须坚持法律至上

法治国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法治国家仅指所有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状态，并不包含法治社会。广义上的法治国家包含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我们这里说的法治国家是广义上的。法治国家建设所要求的是体现和实现法律至上。法律至上是法治中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法律至上在中国也被理解为宪法法律至上。

法律至上乃法律至高无上。法律至上是最为重要的法治原则，是判别法治与非法治、真法治与假法治的根本标准。它意味着一切社会主体、社会规范都必须尊重法律的既有规定，至少不得违反其规定。法律至上的本意是指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具体体现在社会主体和社会规则的两个方面。

从主体意义上看，任何人包括任何权力拥有者都必须遵守法律。社会主体是极其多元而广泛的。这里的主体是指全体社会成员、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它们都必须尊崇和遵守法律。这里的社会成员包括所有本国公民，以及其他应当遵守相应法律的自然人。也就是说，除了本国公民之外，还包括一定范围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这里的一切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国家监察机关。至于各政党，显然包括执政党在内，都必须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得享有违反法律的特权。

从规则上看，任何规则都不能与法律相冲突。一个社会的规则很多，除了法律之外，还有习惯、纪律、政策、宗教教规、乡规民约、市民公约乃至合同等。所有的规则，不论其覆盖面多大，参与主体多少，都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都必须将法律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服从法律、遵守法律。凡是与法律相冲突的规则，不管是谁制定的，都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都应根据法律作出相应的调整。

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法律至上只是对法治国家的形式要求。对于法治国家除了形式要求之外，还有高于这一法律要求的政治要求，那就是必须以民主政治或政治民主为基础和前提。没有对于民主意义的深刻认识，便无法深切理解法治精髓。但是在法律自身范围内来看，法律至上是法治与法治国家最基本的、最不可缺少的原则。

执政党必须依法执政。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执政权是一项特殊权力。在政党政治未出现之前，是没有执政权的。封建时代君主所拥有的权力不能用执政权来描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党政治尚未建立和普及，因此当时的理论家对于执政权也是忽略或者漠视的。自政党政治问世以来，执政党如何执政，就成为重要的政治与法治问题。执政党是否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是否依法行使执政权就成为一个国家能否法治化的门槛，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准。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法治对于国家的意义。1997年，中国共产党在十五大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设定了依法执政的执政基本方式，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将依法执政作为执政方式加以确认，并将其付诸新的实践。

依法执政就是指执政党依照法律规定执掌国家权力。在中国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依法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善于集中人民的意志，将党的主张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使之成为法律;善于通过法定程序，让党组织确定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善于支持国家政权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现自己的领导和执政。这就要求我们党很好地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之间的关系，依法执掌国家政权，依法行使执政权力。同时，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等等。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理论历经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的发展，日渐成熟，在实践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严密的法治化的执政方式。

国家权力必须依法行使。法律至上原则，在理论上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法治实践中却常常会遭遇各种挑战。最严峻的挑战往往来自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是多元的，有执政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等。这些权力的每一个部分、环节、方面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首先，所有的国家权力都必须依法行使。法律是权力的根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授权即非法，这是重要的法治原则。在民主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更以人民作为所有权力的最终所有者。任何机构或者人员所拥有或者行使的国家权力都是由法律授予的，究其根源都是由人民授予的。国家权力的具体内容与实现程序都必须由人民通过法律在事前设定。法律为各种权力的行使设定了实体和程序规则。没有根据的行权行为就是权力的滥用，就是违法。同时，对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来说，既要有实体的权力，又要遵守行权的程序。没有实体法作为根据的权力是“无权之权”，就不是正当的权力;不依照程序法行使的权力也是“滥用的权力”，同样也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

其次，所有的国家权力都不得违反法律。所有人都不能违反法律，国家权力更不能违反法律。对不同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国家权力的违法比一般主体的违法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具有其他違法所没有的特殊示范性和破坏力，必须严格禁止。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国家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赋予的，人民的神圣延伸为法律的神圣。神圣、庄严、严肃的法律是不容亵渎的。如果公权力违反法律，就必然毁坏法律的神圣性和严肃性，在全社会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法律的权威就会受到挑衅。

最后，所有的国家权力都不得享有违法而不受追究的特权，实施违法行为必须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一般公民或者法人有违法行为，必须被追责。国家权力被滥用，其实施主体也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受到法律制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失职渎职、贪污受贿等行为都必须受严肃追责，理当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这既是维护法律权威、社会公正的需要，也是保证权力合法性、正当性的要求。

法治政府建设必须坚持依法行政

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最终建成法治政府并维系法治政府是我们长期的任务。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直接动力和实现路径就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对政府运行的法治要求，也是其基本原则。只有坚持依法行政，法治政府才能如期建成并得以长期维系。

依法行政是建成和维系法治政府的动力。在政府、法治政府与依法行政之间，政府是主体，法治政府是目标，依法行政是动力。法治政府不是空洞口号，也不是某一个时间到来就自然降临的机遇，而是我们努力的成果。只有在依法行政的不断推动下，政府才能法治化，法治政府才能基本建成、全面建成。当然，法治政府绝对不是一个标签，也不是政府发展的终点站。即使是建成了法治政府，也还要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维系法治政府的状态。建成法治政府不易，维系法治政府状态更不易。只要有政府在，法治政府建设或维系的任务就一直在。建成与维系法治政府的所有动力中，一个直接动力就是依法行政。没有依法行政，既没有办法建成法治政府，也没有可能维系法治政府。

依法行政是建成法治政府的路径。如果说法治政府是目标，依法行政就是路径。只有行进在依法行政的道路上，才能不断靠近法治政府这一目标，直至建成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需要依赖国家的政治民主、管理体制，政府的运行机制、制衡方式，以及政府公务人员的政治觉悟、道德意识、为民情怀、奉献精神等。法治政府建设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和多种多样的措施，它们都必不可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唯一路径只能是依法行政。从终极意义上讲，法治政府依赖的是民主政治和政治民主。民主同样需要透过依法行政才能作用于法治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之间是直接关联而无需介质的，依法行政就是政府与法治政府之间的介质。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需要通过依法行政才能达成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目的。

依法行政是建成法治政府的保障。行政是政府存在的方式，也是政府发挥作用的表现;依法行政则是政府作用得到良好发挥的外在要求和客观表现。人类治国理政的历史表明，只有法治才是人间正道，才是政府行政的正确轨道，才是政府及其行政行为正当性的保障。依法行政是历史证明的、政府良性运行的最佳方式与最好表现。政府对人民有着种种承诺，对内对外有着种种宣示，但是政府的依法行政才是最重要的行动。只有通过依法行政才能达成施政目标和实现施政宗旨，依法行政就是法治政府的保障。政府最终必须归属于人民，法律是人民要求政府、评价政府的标准，法治也是人民主导政府的保障。唯有法治及其所依赖的民主，才能确保政府对人民的忠诚，并始终服务于人民。

法治社会建设必须坚持全民守法

法治社会建设有着诸多诉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民守法。法治必须借助于全民守法。没有全民守法作为基础和铺垫，就不可能有法治社会的建立、存在和发展。在现代政治背景下，在全民守法的视角下，执政党带头守法是首要要求，领导干部模范守法是重要保证，人民群众普遍守法是决定力量。

执政党的带头守法。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与总纲的要求。1982年《宪法》序言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在第1条中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规定。从现实来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客观实际。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必须带头守法不仅与之并不矛盾，更是其必然要求。早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就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及其每个党员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并将其写进了十二大党章，一直保留到现在的十九大党章之中。也是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诞生，其序言明确宣布：“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其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是简单的是否应该守法的问题，它当以自觉守法带动全社会普遍守法为目标，成为全民守法的领导者、示范者，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守法作出表率。

领导干部的模范守法。领导干部的含义十分复杂。狭义上仅指担负一定领导责任、处于特定领导岗位的人。广义上包括在执政党机构、国家机关乃至事业单位工作的一切人员。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监察机关，其中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些机构的领导干部能否模范守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把领导干部称为“关键少数”。这是因为，他们的人数不多，但作用和影响巨大，乃至具有关键作用。领导干部作为一般公民，理当如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自觉守法。由于其身份与其他社会成员不同，因此又会有更多、更高的要求。领导干部模范守法，首先是由其职务身份决定的。领导干部若不能用好手中的权力，就容易构成渎职、失职、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其次，领导干部要模范守法也与其政治身份相关。这也是对领导干部的政治要求。领导干部区别于一般社会成员的既有职务身份，也有政治身份。从政治上讲，领导干部更应该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榜样，自觉模范守法。再次，模范守法也是对领导干部的道德要求。领导干部应当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高的要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舍己为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等，最低的道德要求就是不违法、不犯罪。一个正当的道德要求就包括自觉守法，成为社会的守法模范。最后，领导干部模范守法也是为防止领导干部违法犯罪造成严重后果。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一般会比其他社会成员的违法犯罪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破坏力。因此，从危害性角度来看，同样应该要求领导干部在法律上严格自律，成为守法的模范，最大限度地减少给社会带来的损失与危害。

社会成员的自觉守法。全体社会成员是社会、国家最深刻、最广泛的基础，也是法治最深刻、最广泛的基础，他们的自觉守法才是法治最大、最终的决定力量。首先，全体社会成员是守法主体。尽管从学理上讲，法也责众。但如果众多社会成员都违法犯罪，法律的废弛只是早晚的事情。任何国家或者社会都不可能同时追究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法律责任，否则就是法律的闹剧。其次，全体社会成员是最大的法治力量。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守法就会成为法治进步的巨大推动力量，如果他们违反法律，就会成为法治的破坏力量。无论法律多么严格，只要广大人民群众不喜欢、不赞成、不拥护，都会成为一张废纸。轻则使法治不彰、法律失效;重则使社会震荡、政权更迭。最后，全体社会成员在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最终的决定因素。法治最终是人民的法治，法治必须忠于人民，没有人民便无法治。若有多数社会成员不自觉守法的现象，我们所要思考的，恐怕更应当是法律本身的是与非、存与废的问题。我们必须把人民的拥护、支持、赞成作为法治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作为判别法治好坏、得失、成败的标准。

在走向“十四五”进而走向2035年的历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全民守法三大原则，并将其有机结合起来。这既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基本诉求，也是将三者基本建成乃至建成所必须坚持的三大原则与三大目标。

责编/李少婷(见习)

作者：卓泽渊

第二篇：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和谐共建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法治政府”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是我国在发展探索过程中和法治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产物。具体来说，对于西方国家，“法治”与“法治政府”的内涵存在一定的重叠性，其核心内涵释义为“约束和规范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尊重和保证人权的实现”。自从我国2003年第一次将“法治政府”概念正式提出以来，学术界也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目前对于“法治政府”的内涵解释主要包括以下三点：首先，法治政府的核心内容是能够做到依法行政，也就是需要确保行政主体、内容以及具体的程序合法;其次，法治政府运作的根本是能够做到“权从法出”，也就是确保政府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最后，法治政府的具体表现形式为“透明廉洁、诚信负责以及便民高效”。总的来说，所谓的“法治政府”，就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进一步规范政府的行为，将公权力“关在笼子里”。

相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来说，“法治社会”是一个新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涵内容也在不断进行演变和延伸。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的发展理念，加深了对法治社会内涵探索，就内涵角度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法治社会的概念是相对人治社会而言的，是一种能够达到民主化、自治化以及法治化的社会运行状态，并且法治社会的主体更加侧重于社会共同体;其次，法治社会的覆盖范围广，包括全社会范围内的所有主体，都应该将法律作为行为方式的指引;再次，应当重点关注现阶段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从精神和制度两个方面来讲，包括法治精神的塑造与认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构建以及法治社会环境的营造等诸多要素;最后，法治社会也可以称为“法治地方”，也就是指某一个地方的运作达到了人们预期的法治状态。总而言之，从目前發展情况来看，关于法治社会的内涵界定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法治社会的核心内容、方向是统一的。

法治政府能够有效保障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法治政府的协调功能。从国家的政治权力以及政府所具有的行政权力角度来说，均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从一方面来说，国家政治权力以及政府的行政权力能够为社会的正常运作、社会公益的实现、广大公民群众自身利益的保证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其具有不可忽略的侵略属性，也可能会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甚至可能侵害到公民的正当权利。因此，法治社会的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力量进行配合，使资源得到合理分配，并且保证社会能够按照既定的规范进行运作，保证公民权利能够完全实现，自由与秩序之间需要达到一种动态的、科学的平衡，使政府、社会与公民之间形成良性关联。再者来说，法治政府还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调节以及裁决等方式来进一步解决社会中的纠纷，例如社会中的公民个体之间、不同组织之间存在的矛盾或不公现象。总而言之，法治社会的建立，需要法治政府充分发挥自身的协调功能。

法治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从政府的属性和服务输出角度来说，政府的存在是为了给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说，政府本身是一个服务机构，而服务型的法治政府在具体发挥作用时，需要向社会提供一系列的法治公共产品，例如社会的法治组织系统、社会运转的安全体系、社会的公共福利体制以及关于民生保障的多样化体制等。政府所输出的一系列公共产品，有利于构建文明社会，既能够使各种公共产品的作用发挥出来，又能够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为全面建成法治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法治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法治政府能够有效保障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其保障功能具体表现为：社会运作中的风险控制和安全维护。具体来说，在社会的正常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诸多问题和风险，比如，不同群体之间收入的差距明显、部分职能官员存在贪污腐败现象、自然界带来的灾害、社会就业困难等，这些风险和问题本身都具有极强的外部性特征，需要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进行控制和化解，最终实现社会的稳定运行。因此，法治社会的建立需要具有规范的运作标准，而法治政府就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维护方，通过维护社会的公共安全，依法对各种危害社会运作的事件进行处理，最终才能够让法治理念真正得到践行，为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保障。

法治政府的社会治理功能。在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之间，以共同治理作为连接点，且从职能角度来说，对于社会进行法治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属性，也是政府参与到社会运作的主要方式之一。为了能够全面建成法治社会，需要不断创新治理方式，构建多维度和多领域的治理格局，这都需要依托于政府本身的治理职能，使其发挥良好的示范作用，才能够有效促进法治社会的全面建设。

法治政府建设的最终追求为法治社会的建设

法治社会与法治政府之间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具体来说，法治政府的建立是法治社会全面建设的重要手段，而法治社会的全面建设是法治政府运作、发挥作用的最终目的。法治政府存在的作用就是为社会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一系列的法治产品，并且在具体的运作和功能执行过程中能够充分考虑到社会的导向以及人们的满意情况等。在法治社会全面建成的过程中，需要明确法治政府的职能属性，为社会的运作提供协调功能、保障功能、服务功能和推动功能，而不是让政府依托其自身的权力使其成为社会运作的统治者、指挥者。总而言之，基于法治社会与法治政府之间的目的与手段关系，需要充分发挥法治政府的职能属性，坚决摒弃“工具、控制、指挥”等负面思想，坚决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为全面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力量和支持。

法治社会与法治政府存在相同的价值目标，即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具体来说，“依法行政，促进社会的稳定运行，保障广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实现”是法治政府存在和运作的根本目标，而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最终目标为“能够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促进社会的有序和谐运作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从内容属性和本质角度来说，法治社会与法治政府在目的方面具有一致性，均以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保障为导向。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内容与建设法治社会的内容也存在着重叠部分，比如说“坚持贯彻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放管结合等，理顺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关系，使其清晰化”。

从社会的长久发展角度来说，法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集体的理性选择，是历史演变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法治社会为人们的利益提供了保障，也给人民提供了服务功能和引导功能，让社会能够在自然的状态下进行良好的运作和发展，这就是现代社会运作的最佳状态。对于法治社会的追求，不仅是法治政府的追求，更是全人类发展的需要，需要政府与公众共同努力奋斗。

作者：杨柳

第三篇：法治社会的推进与民族法治精神的培育

摘要：每一个民族的法治文明，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性，都孕育着符合自己民族性格的法治精神，而且这种民族法治精神构成了该国家法治现代化的基础和精神内核。因此，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全面审视社会法治实践与民族法治精神的内在逻辑关系，并通过建设性地阐述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来试图寻找这一生动的社会法治实践中所蕴涵的丰富“精神资源”，切实培育起符合中国特色现代法治需求的民族法治精神。

关键词：法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法治社会;民族法治精神

收稿日期：2009—07—30

基金项目：福建省委党校系统中特理论体系研究基地2009年课题资助项目(11)

作者简介：陈患禹(1979——)，男，福建长乐人，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阿兰·佩雷菲特曾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说：“一个民族的法律是他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的明白元误的见证。”无论对于中国而言还是对于外国而论，法治社会的建构与民族法治精神的培育之间的关系都是法学理论研究抑或法治实践中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意义深远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旨趣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国外，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在其代表性著作《论法的精神》中采用了历史的、比较的等研究方法对法的精神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法律应该与国家的自然状态和民族的性格有着重要的关系的论断。川岛武宜等著名学者从法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法治精神是一个社会法律发生实效的必要条件。在国内，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推进，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如马新福的《论法治与精神文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1期);曾代伟、郝廷婷《论壮族的民族精神——以民族法文化为视角的考察》(《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等，都从不同角度来论证法治精神的培育对于法治社会的推进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但是，既有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单方面的，要么是专门研究民族法治精神，要么就是阐述法治社会演进中的个体法律意识问题，并没有深入研究法治社会的推进与民族法治精神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为此，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维度出发，深入探讨法治社会的推进与民族法治精神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提出培育民族法治精神的具体路径，以期对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有所裨益。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应然和实然两个角度来论述社会法治实践与民族法治精神二者的关系，认为我国法治社会向纵深推进主要的障碍是民族法治精神的缺位;紧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核心议题，立足我国特殊国情，创新性地论述了培育民族法治精神的具体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目前生效的法律已经达到231部，其中，除与治安管理有关的8部法律是在1978年前制定的以外，其余223部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出来的。此外，我国目前现存有效的行政法规已有六百余件，地方性法规约七千余件。我国的立法速度之快为世界所罕见，创造了世界立法史上的奇迹。但是，制度层面的高歌猛进并未能促成法治社会真正的实现。“比如，大量迅速的现代立法、制度移植，并没有带来更多的秩序，而是存在着与现实脱节而难以实施、束之高阁的状况，甚至还出现了明显的‘权力扩张法律化’现象，法律权威反而受到了削弱;司法体制改革虽然不断推进，但司法工作者的职业思维、工作程式、法律操作技术等并没有根本改变，很难在司法过程和司法生活中扎根，法律职业伦理难以形成，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受到挑战。”再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有悖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现象，如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由于违规开采导致的矿难频发、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和个人之间的债务居高不下、各种违约现象的屡见不鲜、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幅上涨和交易安全感缺失以及企业诚信度的普遍低下、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等，这些都表明了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现状与理想中的法治社会相去甚远。现实状况之种种，使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我国法律制度所蕴涵的正义、公平等价值并没有内化为民众的内心信仰，更没有成为激励人们积极守法的一种永恒动力;绝大多数民众将守法视为单纯的外在强制，而这种社会趋势的出现无疑会严重阻碍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这里需要质疑的是：为什么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却没有理想的法治社会呢?为什么许多立法成果形同虚设，同时更进一步破坏了执法的环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法律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呢?说到底，我们国家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障碍和困境呢?这些困境是如何影响我国民族法治精神的形成的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培育民族法治精神?

二、社会法治实践与法治精神的辩证关系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意识不仅反映世界，还要能动地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基本原理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了马克思法哲学的始终。基于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我们可以做出这种推断：任何国家要全面进入法治现代化的状态，必须具备主客观两个方面的社会条件，一是要有一整套尽可能健全的、客观反映市民社会尤其是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法律体系，这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二是整个社会的民众特别是政府对法律制度所蕴涵的法治精神自觉地和坚定地信仰和选择，这是从法制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关键。因此，在任何一个国家推进法治化道路，都不得不考虑社会法治实践与(民族)法治精神的深层关系。这两者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一)社会法治实践决定法治精神的性质和意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实践”原则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存在理论彻底颠覆了法的形而上学理论，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它从根本上揭示了法权的本质和历史，并由此划清了与近代法哲学之间的界限，阐发了对法的演变过程的辩证立场。根据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理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由此可知，法治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现实的人们经济关系(市民社会)之中，在特定的社会当中是经济关系催生了法治。法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属于社会存在的内容;而既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就必然要被社会意识所反映。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推导出社会法治实践决定法治精神的基本原理。这里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主体法治意识、法治精神的产生与发展，只能从相应的社会法治实践中去追根溯源，而不能从法治意识、法治精神本身中去寻找原因。马克

思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其次，社会法治实践决定了法治精神的内涵与外延。再次，社会法治精神的发展变化、不同社会形态的法治精神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法治精神的不同特点与功能都是由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变化以及相应的社会法治实践的特点决定的。

(二)法治精神对社会法治实践具有重要的反作用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能动的反作用，换句话说，任何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的趋势，都离不开精神动力的作用;人民群众的一切社会实践(包括社会法治实践)，都必然有精神因素的参与，受精神动力的推动。同样，在特定的社会中法治精神对社会法治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当然，法治精神的这种能动反作用，由于它们自身的不同性质，其反作用的性质与意义也是不同的。这种反作用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过时、反动的法治精神与法治意识是为落后的社会阶层服务的，因此，它们的反作用是消极的，是阻碍法治社会现代化的，比如资本主义法治精神是无法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生成和发展的。第二，先进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所起的反作用是积极的，它的作用有利于促进法治社会的现代化，推进法治理想的实现。一个民族培育与现代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法治精神对于法治社会的成功构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法治精神对于一个时下正在历史性地展开的中国法治变革来说，具有如下重要的积极作用：1、法治精神对社会法治实践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个民族的法治精神是这个民族构建法治社会的主观价值基础和动力机制，在法律出现缺失时法治精神甚至具有弥补的功能和作用。法治精神是一种粘合剂，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功能，是维系法治社会良好运转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是遏制违法行为的精神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会渗透到这个民族的法律思想乃至民众法律行为的各个领域。2、法治精神是法制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要件。弗里德曼在论述促使民众服从法律的社会因素时认为，存在着一种影响到服从法律的“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内心声音的影响”。他指出：“服从的第三种重大力量是内心声音，即良心、道德感情、服从的愿望和正确感。谁也不能否认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人们不总是按内心声音所说的去做，但是人们至少有时对这种力量作出回答。”事实上，法治精神在民众守法心理中就是充当了这种“内心声音”的力量。3、法治精神有利于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拓展。“社会精神文明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外延十分广泛的范畴，它是指人类在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精神成果的总和。社会精神文明在社会整体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深层文明基础，是社会系统中的‘软环境’要素。法治精神不仅是社会法律文化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它还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标和重要保证。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追求，使人们的基本需求——利益与正义能够彼此兼顾和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并在它们相互矛盾时使其协调发展，是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

(三)理想的模式;社会法治实践和民族法治精神的和谐

法治社会的成功构建绝不仅限于法律制度的体系化，也绝不仅仅限于政府推动下的“运动式法治”。法治社会的有效推进，最为关键也最为基础的，乃是将体现民族特性的法治精神融入到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法治实践之中。特别是在一个法治文化较为薄弱的社会中推行法治，没有民族法治精神作为基础和灵魂，整个法治大厦的铸造将成为难以企及的梦想。反观西方法治文明国家的历史，都充分说明了社会法治实践与民族法治精神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德国法儒萨维尼认为：“法律同语言一样是‘民族精神(V01ksgeist)’最重要的表达形式之一。这种深奥的思想至少包含着这样的观点，即法律远不仅是规章准则或司法判例的累积，它反映并展示了整个文化概貌。民族或人民的精神囊括了全部民族史，同时也是社会群体通过追溯它本身生存的进程而获得的集体经验。任何时代记录下的民族或民众的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始终在变化着的文化演化过程的静态表象。从发生学角度来说，法治的生成不具有“普世”模式，它应该是地域生活与民族精神的展现。因此，一种理想的模式就是社会法治实践建立在深厚的民族精神根基之上，而法治精神能够成为民族精神的精髓和内核。只有体现民族法治精神的社会法治实践和法制，才会对整个民族形成足够的精神感召力和价值凝聚力，进而促使民众从内心产生对法治这一生活规则的认同和向往。民族法治精神的培育与法治社会实践的逐步推进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建设的两条不可分离的脉络。如何将法治精神有效地转化为中华民族整体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使社会法治实践与法治精神和谐共进，是未来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在这种辩证整体思维模式下，二者之间不再是单纯的社会法治实践与法治精神的决定与被决定单一线性关系，而是社会法治实践与法治精神(法治意识)的和谐共生关系。

三、我国法治社会现代化障碍的

深层根源：民族法治精神的缺失

从法治精神与社会法治实践功能互置角度来检视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我们会发现，许多问题的存在和许多难题的不能解决，归根到底，都与民族法治精神的缺失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民族法治精神的匮乏是如何导致了我国法治建设的举步维艰。

(一)法治精神的匮乏：“法制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主要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我国大量地引进、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或者以西方的相应法律制度为蓝本而进行大量立法，司法改革和普法教育也在不断加快，社会已然出现了“法制化”的局面。但是，在强调法治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法治工具主义”的倾向。在中国语境下，法律体系更多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一种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机制，而不是一种权利的保护机制。在法治社会的建设初期，法治被当作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和机制，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在逐步推进法治社会化的进程中，法治就不应该仅仅被视为社会控制的手段，而应是一种民众的权利保护机制和达致社会和谐的手段。权利意识、独立意识等难以真正进入老百姓的心中，老百姓就很难萌发出为权利而斗争的法治精神。这样的民众在法治建设中自然也缺乏主动性和参与意识，更不会主动承担法治主体应该负有的社会责任。法治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一个侧面，而法治现代化既包括法律制度和法律物质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也包括法治精神层面的现代化。行为只有发自于内心，其效

果才能获得更为长久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缺乏法治精神维系的被动守法，不仅容易使法律蜕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且极有可能导致法律最终失去其内部整合力。一个社会，如果公民的守法必须要完全依靠外在强制力才能勉强维系，那么，这个社会只能是缺乏法治精神的“法制社会”，而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

(二)民族法治精神的缺位：法治始终难以成为一种民众的“生活规则”

从法律应有的功能来说，“法律是一种人世规则，旨在营建合理的人间秩序，造福惬意的人世生活。同理，法治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依靠法自身拥有的力量和权威去实现人类对秩序和自由的期盼，实现社会的正义和公平，确保人们的合法权益，增强人们的安全感，进而使人们体验到人的价值、尊严乃至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最终意义。但是，法律要实现这一“世俗化”的目标，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法律制度必须符合该时代对正义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法律制度彰显的价值理念和法治精神产生认可。而在当代中国，法治在人们的心中缺乏一种神圣性，更谈不上人们都具有为了法律正义而献身的崇高境界。质言之，由于我国民族法治精神的缺失，导致了人们无法真正地将法治视为一种生活规则抑或一种社会发展态势。社会大众并没有普遍地产生对法律的高度认同，有时甚至认为法律与自己的现实生活之间不具有密切的关系，不是日常生活的“规则”。这样就直接影响到人们参与构建法治社会的热情和旨趣。正如德国著名的法学家萨维尼所认为的那样：“法律乃是‘内在地、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中，源自普遍信念、习惯和‘民族共同意识’。法律犹如民族的语言、建筑和风俗，首先是由民族特性、民族精神决定的。真正能够阻止违法行为的力量乃是社会整体的守法甚至包括护法习惯，而这样的习惯又植根于人们对法治精神的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对于一个守法者来说，法已成为自己的习惯;而违法者则被迫守法，纵然法并不是他的习惯。”显而易见，我国自上而下的法治建构模式内核之中正是缺乏这种守法的习惯、信念以及民族法治精神。

四、我国民族法治精神的培育机制

如上所述，我国法治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就是民族法治精神的缺失，因此，培育民族法治精神已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基于我国特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背景，民族法治精神的培育必须具有“中国特色”。笔者认为，应该遵循以下的路径来培育我国民族法治精神。

(一)充分发挥党政领导干部表率作用，为法治精神的培育提供引导机制

从应然的角度来讲，知法、守法以及护法是中华民族每一位公民最基本的义务和责任。但是，事实上，社会大众总体上却表现出对这一社会基本义务和责任的漠视。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依赖公民自觉形成守法的传统显得过于消极与渺茫。因此，在我国特殊国情的情况下强调党政领导干部模范地遵守法律和捍卫法律对于树立法律权威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内容和重要保障，也是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党政领导干部处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各个层次的重要岗位，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对法律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民众对法治建设的信心和决心。在日趋走向法治化的过程中，党政领导(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法治观念和依法行政的理念必须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相适应。特别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民众对于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取决于当地党政干部践行法治的自觉程度。毋庸置疑，党政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和依法行政行为对于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培育具有明显的引导和激励作用，而且对广大民众守法具有榜样和示范效应。为了适应法治建设对党政领导干部新的要求，党政领导干部必须积极践行。首先，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相应的法律知识，做到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在科学发展的新阶段，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知识既是适应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的需要，也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学法用法和自觉遵守法律的需要。”其次，党政领导干部必须牢固地树立起以人为本的法律价值观。只有正确的法律价值观，才能激发人们产生对法治精神的信守。以人为本的法律价值观要求党政领导干部在做出重要决策时必须坚持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人民对法治的认同。最后，党政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地引导普通大众应用法律去处理生活中的纠纷。唯有让民众切身感受到法律的权威和公平，才能使其产生积极的守法心态。

(二)发掘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为培育民族法治精神提供文化土壤

在培育民族法治精神的过程中，继承传统法律文化中“优良精神元素”的提法，许多人感到不解。在一些人看来，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水火不容。但是，传统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根基，一个民族法治精神的培育无法离开其传统的平台。一个国家法治的发展与该国家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性。正如黑格尔所指出：“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格和事功上的发展过程中。”因此，我国民族法治精神的培育应该发掘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笔者认为，这些积极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其一，应该将传统文化中的“仁”的精神纳入到现代法治精神当中。“仁”的精神不仅是现代伦理建设的精神资源，同时也是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法律制度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和优化作用。“仁”的精神所蕴涵的平等、诚信以及和谐等要素对于法治精神的培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公正精神是现代法治精神的源头。如《大清律例·吏律·收养孤老》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仗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这种对弱者群体的体恤和关切，不仅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而且体现了法律的公正精神。”

(三)通过法律与村规民约的有效结合，解决法治精神培育中的“城乡二元”问题

我国社会存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客观情形，使得国家法律法规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受到农村自有习惯法的冲击。事实上，乡村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源于法律的规制，而是基于村规民约的维系，在一些领域，国家法律在广大的农村甚至出现“失效”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源于立法的科学性问题，“立法者不能以‘城里人’的标准为唯一真理，通过立法径自‘改造’乡下人的活法，否则，无异于将一素来粗茶淡饭的百岁老农以‘老寿星’供于大宾馆，施以‘科学的生活方式’，所谓‘科学养爹’，而

求活千岁破记录，反损其健康，短其阳寿。”特别是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村规民约对于农民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在法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人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因此，在培育民族法治精神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关系问题。虽然，两者既存在相互冲突的一面，又存在相生相融的一面，但是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相互融合这一积极因素，将现代化法治精神以有效形式深深地嵌入乡土秩序之中，使民族法治精神成为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其有效形式应该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国家法律应该将其内容渗透到村规民约中，实现法律与乡规民约的对接和融合。特别是要将现代法治精神灌输到村规民约中，避免蕴涵腐朽思想的村规民约与现行法律的冲突和对抗。其二，将彰显法治精神的村规民约吸纳到现行的法律中，让法治精神直接在广大的农村生根发芽。“土生土长”的村规民约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因此，它对于民族法治精神的培育无疑意义重大。

(四)建立网络中的公民法治有序参与平台，为法治精神培育提供现代化机制

网络信息技术正在全面地影响着当今社会的发展，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且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新机制。网络信息技术使得法治朝着有利于普通公民认识和了解的方向发展。“在网络世界中，人们都是平等的虚拟主体。这里没有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一切身份、地位的羁绊都被打破，人们只要初步掌握网络知识，就能通过网络获得平等、开放地收发信息的权利和渠道。”由于网络具备虚拟性、开放性、交互性和自主性等特点，网络文化也就明显地具有主体隐匿性、交流平等性和价值多元性等特征。而网络文化的这些特征，正好满足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的需要。网络与法治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技术上讲就带有程序正义(一种重要的法治精神)的痕迹。与此同时，公民参与网络法治活动已经成为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公民参与网络法治活动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比如由于信息集权和技术优势而产生新的不平等现象。因此，政府必须建立公民网络法治有序参与机制，引导网民群体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网络法治参与有利于催生公民的法治精神，并促进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提高。例如“在‘周老虎’事件中，有网民为了证明虎照是从年画拍下来的，亲自动手用相机模拟拍摄，并将其结果发表在论坛上，其所拍照片与周正龙所拍照片一般无二;还有网民在网上把用标尺网格切分出来的年画老虎和‘周老虎’作比较，两者卧姿毫无二致，假虎照的面目逐步被揭开。”

民族法治精神是法律知识、法治情感和法治意志的集合和升华，是实现法治社会目标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精神内核，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形成民族亲和力、凝聚力、向心力的精神纽带，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法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培育民族法治精神，实质上是要构筑一个为社会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意义世界与信仰系统，使社会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依托。因此，培育和弘扬民族法治精神既是法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而艰辛的复杂工程，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经过长期的社会法治实践才能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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