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犯罪危险犯问题刍议

2022-09-23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加强,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立法情况看, 起初各国立法并不承认危险犯之犯罪形态, 而是以结果犯为首要原则。上世纪60年代, 被喻为基本权利的环境权产生。与之所伴随的是, 传统法学理论渐次由人类中心主义过渡到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并重的阶段, 刑事立法也实现了由罪责刑法到安全刑法的转变。

根据我国传统刑法学理论, 刑法分则中的犯罪构成是以既遂形态为模型进行的构建。既遂形态可以分为结果犯、行为犯、举动犯和危险犯。我国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了结果犯、行为犯犯罪形态, 但并未明确规定危险犯犯罪形态。我国学界从环境犯罪危险犯设立的必要性、具体立法设置等方面进行对环境犯罪危险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力主刑法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 以最大限度的保护环境法益, 惩治侵害者。 (1) 本文拟借鉴环境犯罪危险犯之国外立法经验, 对我国环境犯罪形态立法现状进行梳理, 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我国环境犯罪危险犯的立法建议, 以期对我国相关立法有所裨益。

二、环境犯罪危险犯域外考察

(一) 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环境犯罪危险犯考察

1.德国。《德国刑法》第326条规定:“未经许可在规划范围以外或背离规定的或许可的程序, 存放、储存、排放或去除下列垃圾的, 处5年以下自由刑法或罚金:1、可能含有或产生对人或动物具有公共危险且能传播毒剂或病原体;2、具有致癌、严重危害具有爆炸危险性、自燃或者非少量放射性的”。 (2) 可见, 作为传统大陆法系重镇的德国对于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持肯定态度。

2.日本。《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共计7个条文中, 几乎每个条文都规定了环境犯罪的危险犯形态。例如第2条规定:“凡伴随工厂或事业单位的企事业活动而排放有损于人体健康的物质 (包括通过在人体内蓄积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在内) , 给公众的生命或身体带来危险者, 应处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三百万日元以下的罚金。 (3) 有学者指出, 该法的特色之一体现在伤害这一形式, 即使不直接对人的健康产生实际伤害, 在“发生危险”的阶段即可予以处罚。

(二) 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环境犯罪危险犯考察

在英美法系中, 环境犯罪立法秉承生态主义的主旨, 对于特定的环境侵害行为, 并不要求实际损害的发生, 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对环境造成潜在的危险状态, 即构成犯罪既遂。

1.在美国, 环境刑事法律主要以附属环境刑法的形式散见于相关环境行政法律之中。美国《资源保护和回收法》和《联邦水污染防治法》中就有环境犯罪危险犯之规定。例如, 《联邦水资源防治法》规定:“过失或明知违反本法的规定、违反由行政部门或州颁发的许可证中的强制性条件或限制、违反被批准的预先治理项目中的强制性规定、同时, 明知其行为会导致他人的生命或身体健康处于危险的境地, 可构成犯罪, 最高处每日25万美元罚金并最高十五年有期徒刑。”

2.英国于上世纪90年代陆续颁布实施了《环境保护法》、《水资源法》、《清洁空气法》等法律。例如, 《水资源保护法》第85条将故意排放有毒物质、固体废物等进入清洁水体的, 即使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只要对环境造成危害即构成犯罪。 (4)

(三) 两大法系环境犯罪危险犯之总结

从两大法系关于环境犯罪立法的内容来看, 承认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形态已经成为了发展趋势。

1.两大法系均制裁环境犯罪危险犯和行为犯, 只要危险环境的行为一经实施, 即使未发生环境危险事故, 即构成犯罪, 以达到防止事故发生、保护环境的目的。

2.环境犯罪危险犯并非一开始就为立法所接受。通常情况下, 均是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才推动立法的前进。例如, 日本熊的水俣病事件、阿贺野川水银中毒事件、富山县的骨痛病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联碳公司因斯蒂图特农药厂泄露事故等。

三、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 环境犯罪立法现状

现阶段中国环境刑事立法采取的是以《刑法》为主、以附属刑法为辅的复合立法模式。 (5) 整体来讲, 我国环境犯罪立法较为分散, 且没有专章规定, 只是作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一个子章节存在, 位阶较低。同时, 将其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表明, 我国立法并未将环境权益本身作为重点进行规制, 而仅仅将其作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二) 我国立法对环境犯罪危险犯形态之态度

虽然有学者指出, 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八) 》将《刑法》第338条的规定变更为“违反国家规定, 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 严重污染环境的……”, 该规定将承认了环境污染罪的危险犯形态。 (6) 但笔者认为, 对于条文进行文义解读, 仅仅是将原来的“重大”变更为了“严重”, 并没有承认环境犯罪的危险犯形态, 仅仅是降低了犯罪构成的门槛。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两高环境污染司法解释》) , 其第一条第 (一) 至 (五) 项的规定方才对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形态予以承认。而对于其他环境犯罪罪名, 均以产生相应后果为前提, 并未承认危险犯形态。可见, 就我国目前环境犯罪立法而言, 其危险犯形态仅仅在局部得到认可。

(三) 我国环境犯罪危险犯立法缺失带来的问题

1.与我国环境政策相悖。我国环境政策体现为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该原则强调对于环境保护, 应当重点放在预防上, 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损害的发生。实际上, 很多情况下, 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后果并没有实际产生, 但如果对其放任不管, 很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和危害。实际上, 即使没有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结果发生, 只要发生了污染环境的行为, 就是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构成了危险, 就应当适用刑法调控。 (7)

2.与环境犯罪自身的特征不符。侵害环境法益的行为往往存在潜伏期长、波及范围广、取证困难的特点。而且, 该行为往往并不直接作用于人体, 具有间接性。这种间接性使得一般污染环境行为对法益的实际危害结果在行为实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才会逐渐凸显, 即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较长的时间差距。 (8) 因此, 如果仅仅以实际损害的发生作为判定环境犯罪的标准, 对于环境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将大大折扣, 对于证据的搜集和因果关系的确认更是添置了障碍, 与环境犯罪自身的特性不尽相符。

3.与国际立法趋势脱离。如前文所述, 各国均已在刑事立法中承认了环境犯罪危险犯形态的存在, 我国如果固步自封, 对于该趋势置若罔闻, 一方面, 不利于对环境法益的保护, 不利于对环境侵权行为的制裁;另一方面, 在涉及跨国环境犯罪中, 不利于国际间合作, 打击犯罪。

四、环境犯罪危险犯在我国立法中的构建

(一) 我国环境犯罪危险犯理论研究成果解析

我国学界主要从环境犯罪的特征、危险犯形态规定的必要性、可行性、危险的概念、危险犯形态的构成要件、我国环境犯罪危险犯的具体构建等方面对环境犯罪危险犯问题进行研究。基于篇幅所限, 本文仅就重点问题进行汇总分析。

1.危险犯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 危险犯是指以实施构成要件内容之行为, 致法益有受侵害之危险, 而不以受有现实侵害为必要之犯罪。亦有学者认为, 危险犯是将行为人实施的某种危害行为造成法律上规定的有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既遂标准的犯罪。 (9)

亦有其他学者对危险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但整体来看, 对于危险犯的界定并无太大争议, 均认为危险犯之成立本身就是犯罪既遂, 无须实际损害结果的发生。

2.危险的内涵

关于危险的界定, 学界主要有两种学说, 即行为人危险性说和行为危险性说。所谓行为人危险性说, 是指尚未犯罪者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和有前科者再实施犯罪的可能性。 (10) 而行为危险性说是对行为人危险性说的修正, 摒弃了行为人危险性说中的人格依附因素, 将危险的定义着重放在行为人之行为本身之上。

3.环境犯罪危险犯的客体

对于环境犯罪危险犯侵犯的客体, 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环境犯罪危险犯之客体为国家对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11第二种观点认为, 环境犯罪危险犯之客体为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以及所间接侵害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2第三种观点认为, 环境犯罪危险犯之客体为环境刑事立法所保护的法益, 而不仅仅局限于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13

我们认为, 第三种观点更为可取。第一种观点将客体局限在国家管理制度层面, 忽略了环境犯罪对人类生存自身的侵害。第二种观点有将自然界视为主体之逻辑无法自圆之处, 突破了生态主义之学说, 转向了颇有争议的自然主体学说。第三种观点综合了上两种学说的弊端, 为我国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4.环境犯罪危险犯的主观要件

对于环境犯罪危险犯的主观要件的争议主要体现在过失可否在环境犯罪危险犯中被承认。传统刑法理论认为, 危险犯只能是故意犯罪, 过失犯罪只存在于结果犯之中。但有学者指出, 基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 很多情况下, 环境犯罪中的危险性不容忽视, 应当将行为人过失情况下造成的危险作为犯罪处理。○14

5.环境犯罪危险犯立法模式

有学者认为, 有学者认为, 由于在立法模式上采用“严重一引起一危险”的表述方式, 这种方式的表述明显侧重于具体的危险犯, 对抽象危险犯并没有相应的规定。事实上, 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 由于缺乏相应条文的具体规定, 使得在抽象危险犯的认定上具有一定的困难。○15亦有学者指出, 若将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都规定为抽象犯罪, 无疑会大大增加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风险, 而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对法益造成真正的侵害, 这就明显背离了刑法保护社会公益的要求。○16但有学者指出, 基于危险犯罪中实际危害结果发生的急速性、持续时间的长期性和范围的难以控制性, 污染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罪宜设置为抽象危险犯。○17

6.我国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设立

学者在讨论环境犯罪危险犯的具体构建中多认为, 我国目前刑法所规定的14种环境犯罪中, 有四种犯罪应当增加或完善危险犯形态, 即污染环境罪 (刑法第338条) 、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 (刑法第339条) 、非法采矿罪 (刑法第343条) 和破坏性采矿罪罪 (刑法第343条) 。同时, 应当增设空气污染罪、水体污染罪、土壤污染罪和海洋污染罪四种新的罪名并设置危险犯形态。○18

(二) 我国环境犯罪危险犯的具体配置

对于环境犯罪危险犯的立法, 应当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构建。

1.环境犯罪危险犯的主观要件应当包括故意和过失

环境犯罪危险犯应当以故意作主观要件为原则。但是, 在很多情况下, 行为人之过失可能会导致环境权益的重大受损。在该种情况下, 如果对其放任不管, 置于刑法规制领域之外, 很难达致震慑与制裁之目的。因此, 有必要将过失纳入到环境犯罪危险犯的主观要件。当然, 过失危险犯作为法律的例外, 应当由立法予以明确界定。笔者认为, 应当以行为人应当或已经意识到其行为可能会导致人身、财产或环境权益造成重大损害作为判定危险犯注意义务的标准。

另外, 危险犯的主观要件的判定时间应当以实施环境犯罪行为之时为界点, 而不是以行为人能否判定环境危险出现与否为标准, 即应当是基于对行为的认识而非结果的认识进行判定, 否则, 不利于打击环境违法犯罪。

2.危险的认定应当以保护环境法益为导向

环境犯罪危险犯中危险的认定应当首先摒弃人类中心主义, 注重环境利益的保护, 达致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的融合。具体到危险的认定, 应当坚持以保护环境法益为导向。微而言之, 环境犯罪危险犯中的危险的认定应以科学法则为标准判断行为对环境法益有无危险, 考察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可能危害环境法益。○19所谓侵害环境法益, 立法应当考察环境承认力以及生态平衡维护之要求, 通过对危险物质排放量的具体规定量化危险的标准。

3.环境犯罪危险犯宜采抽象危险犯模式

如前文所述, 对于环境犯罪危险犯到底是采用具体危险犯模式抑或抽闲危险犯模式颇有争议。笔者认为, 应当采用抽象危险犯模式。虽然抽象危险犯在认定危险上存在一定的困难, 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 环境污染日益加剧, 立法上应当有所作为, 体现一定的立法倾向, 方能起到打击环境犯罪的目的。另外, 具体危险犯确立的理由认为, 抽象危险犯在行为未对法益造成真正侵害的情况下会导致刑法打击范围过广。但是, 危险犯本身就无须损害的真正产生, 而仅仅是危险的存在。换言之, 危险即结果。因此, 我国环境犯罪危险犯宜采抽象危险犯模式。

4.环境犯罪危险犯的具体配置

对于环境犯罪危险犯的立法配置问题, 我们同意学者所提出的在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非法采矿罪和破坏性采矿罪三种罪名中增加危险犯形态。一方面, 无论是从打击犯罪还是从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来讲, 均应当承认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形态;但另一方面, 危险犯形态毕竟不是环境犯罪中的常态, 应当对其适用范围进行限制。对于上述三罪, 即使在实际损害发生之前, 也会对空气、土壤等环境资源造成损害并可能诱发疾病, 具有急迫性和必要性, 因此, 应当设置危险犯形态。同时, 对于污染环境罪, 虽然《两高环境污染司法解释》第一条第 (一) 至 (五) 项已经承认了其危险犯形态, 但其所规定的标准偏高, 应当适当降低标准, 予以完善。

对于学者所提出的增设空气污染罪、水体污染罪、土壤污染罪和海洋污染罪四种新的罪名并设置危险犯形态的立法建议, 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这些罪名均可以为现有立法罪名所包括, 特别是在立法承认和完善上述四罪的危险犯形态之后。在目前理论探讨不足, 司法实践需求可以满足的情况下, 暂时还不需要增设上述罪名及其危险犯形态。

摘要：一些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确定了环境犯罪危险犯形态。我国目前没有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 但环境犯罪危险犯的立法得到了学界大力支持。基于司法实践的需要, 我国有必要在现行立法体例下完善污染环境罪危险犯形态, 规定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非法采矿罪和破坏性采矿罪的危险犯形态。

关键词：环境犯罪,危险,危险犯,结果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