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
马克思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比较
摘要：马克思企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在企业的起源和性质、企业的规模和变迁以及企业内部委托权安排和剩余分配等基本观点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是由于两者的分析方法、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所涉及的社会背景存在着差异，但在契约、交易和企业类别演化上，两者的观点又有共同性。
关键词：马克思企业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交易;契约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和新制度经济学都把对企业制度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也都有各自独立的企业理论。比较这两种企业理论，可以对企业的起源和性质、企业制度的变迁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等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一、马克思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差异
马克思经济学与以新古典为内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内核和保护带上存在着较大差异，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核仍然是新古典的，其企业理论自然与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对企业起源、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等方面。
在企业起源的问题上，自科斯开创性地提出企业只是市场的替代这一观点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沿着科斯开创的从交易角度来认识企业的起源，张五常、威廉姆森、阿尔钦、德姆塞茨、杨小凯、黄有光、哈特、詹森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企业的认识。他们普遍认为，企业是一个有效率的契约组织，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形成的一个契约关系，企业的职能、效率与风险等问题均可通过对一组契约的研究而得到揭示。起源问题关涉的是企业从无到有的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并没有真正解释清楚企业的起源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起源的研究实际上是建立在“企业和市场已经存在”这一假设基础上的。正如霍奇逊在批评威廉姆森的“市场先验地存在”这一观点时指出的那样，“新制度经济学回避了规则的起源问题，没有源初规则，也就没有博弈的展开，更没有博弈的结果。”
马克思是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待企业起源问题的，他并未凭空设想出已经存在“两种替代”，而是通过对社会经济系统演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协作、分工与交换关系的发展考察企业的起源。“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资本同时雇佣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劳动力成为商品和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则成为企业产生的现实起点：“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通过对手工作坊到工场手工业的考察，马克思详述了伴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自由雇佣工人和最低限额单个资本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正是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和原始积累，造就了劳与资的雇佣关系，造就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
在企业的性质问题上，两种理论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定位。马克思经济学从生产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存在，首先是由于生产的需要，因为生产的进行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企业就是实现这一结合的一种组织。企业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能够利用社会分工和协作产生新的社会生产力。而市场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配置资源的场所，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要素和商品、买者和卖者的交易。因此，企业与市场是有区别的，但企业和市场又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同时，马克思也注意到了企业的交易属性，主要体现在他对资本循环和流通费用的分析当中。但是，交易属性是生产的延伸，是服务于生产活动的。
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企业性质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科斯认为企业的性质是“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即企业是取代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经济组织，是选择市场还是选择企业方式，就取决于哪种方式更能节约交易费用。威廉姆森对企业性质的认识基本相同，他也认为企业本质是市场的替代物，但是这种替代是以内部交易来取代外部交易。张五常认为企业和市场都是一种契约，只是形式和机制不同。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的本质是团队生产。其他经济学家则基本上都把企业的本质看作是一种契约。与马克思强调企业的物质资料生产功能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主要考虑的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注重的是商品交易的功能。
对于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变动的原因，两种企业理论也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企业运行的实际出发，动态地、历史地考察了企业规模问题。宏观层面上，企业规模的变化表现为企业制度的变迁，即企业由萌芽形态——简单协作，到简单形态——工场手工业，到典型形态——工厂制，再到高级形态——公司制。微观层面上，即企业在上述每一个发展阶段，其规模也是不断变化的，是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生产的技术条件、市场需求和竞争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克思在分析简单协作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时，就细致地考察了企业规模扩大的功效。他认为“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人数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马克思也分析了对于规模扩大所产生的效果，“只有在大工业中，人才学会让自己过去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产品大规模地、像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发生作用”……“生产的规模越是随着预付资本量一同扩大，生产的全部发条也就运作得越是有力”。
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规模变动的影响因素的认识并不统一。科斯认为，影响企业规模变动的唯一因素是交易费用，其他因素如技术因素，都通过影响交易费用来间接地影响企业的规模变动。如果企业组织交易的费用低于市场，那企业的规模就扩大，反之就缩小。在两种交易费用相等的点上企业取得最优规模。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企业规模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问题，涉及的是企业内部的契约和产权结构的安排。但总体而言，边际分析和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核心所在。科斯认为“企业规模的边界在企业的边际交易费用等于企业的边际管理费用或行政协调费用的这一点上”的观点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仍是主导性的。这是一种静态的逻辑推演，缺乏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分析。
二、两种企业理论观点差异的成因分析
(一)分析方法不同
马克思采用的是历史一逻辑一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基本逻辑方法。《资本论》绝不限于抽象的理论的演绎，而是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把逻辑的分析与历史的分析辩证地结合起来，提供了大量的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而这些历史的材料有机地结合在《资本论》的整个逻辑结构之中的。”马克思根本论点
是生产力决定社会制度的选择。所以，他在论述企业的起源和成长时，是以不同形态的协作所对应的自然力水平为主线进行讨论的。马克思是将企业置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背景下的，所以，他并没有直接采用企业这个词眼，而是用单个资本代替企业。马克思着重论证资本主义总体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必然，企业仅仅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众多企业的有机结合体才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是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他们研究市场经济中个体如何利用生产和交易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进行的仅仅是局部均衡分析。局限于对个体的分析，就必然会忽略历史逻辑的分析，即忽略了企业产生及发展的历程。新制度经济学家分析企业是从“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的假设开始的，他们并没有说明和论证其假设条件是不是合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也用企业史为自己辩护。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就是一部研究现代西方企业史的巨著。他考察了从19世纪末开始产生的现代企业的历史，发现“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多单元的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小公司”，“商企业只有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的协调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图时，才首次在历史出现。”他们把“现代公司”的起源和发展等同于企业的起源和成长，否定了企业的前期发展历史。
(二)研究出发点不同
马克思主张从现实生产关系出发研究人，把人的本质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经济行为不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支配，马克思经济分析中“现实的、历史的人”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中，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强调只有按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或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研究社会历史的运动，才能揭示社会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的人”出发，对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企业进行详细而深入地研究，从而揭示了深藏在“自由平等”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们物质利益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以具有有限理性的“新经济人”、不确定性及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为研究的出发点。“新经济人”实际上还是停留在对人理解的“抽象”层面上，这样的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把企业制度看作是“新经济人”理性选择的产物;抽象掉社会生产关系来分析企业的经济性质。他们把企业视为无数个体之间长期契约的集合;把企业存在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新经济人”假设下的交易费用的节约。同时，他们只是从企业表层关系上强调契约的平等、自由和个人的理性选择能力;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仅仅被视为实际结果和目标函数间的不一致。
(三)历史背景不同
马克思经济理论所考察的正是19世纪以“机械化”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大分工下的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从萌芽走向确立，显示出比以往社会高得多的社会生产力，企业内部的协作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广、复杂，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马克思正是从这一历史变革的趋势中把握住企业的本质特征的。企业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是生产社会化条件下以分工和专业化为技术基础的生产组织。当时企业的主要功能在于生产商品以满足海外殖民地和国内市场的需求，资本家重点关注的是如何管理协调，改进生产技术水平，而商品的销售和生产资料的购买等交易活动是非常顺利和简单的。因此，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了交易的重要性，但是他并没有着重强调。另外，当时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相当严重和赤裸，这两大阶级的矛盾很突出，所以资本支配和剥削劳动是马克思企业理论重点强调的。
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是20世纪初、中叶，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因此，他们所分析的企业是指西方国家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即已经存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分工、各方彼此通过市场进行协调，市场协调成本很高。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巨大的资本联合使得企业的生产一蹴而就，而如何销售产品和采购生产资料，如何管理企业成为了关键问题。也就是说这些交易活动制约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同时，这些现代公司确实是通过横向联合和纵向一体化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原来作为不同市场主体的企业同化到一个更大的企业之中，因此，看上去是对市场交易方式的取代，自然地，新制度经济学家关注于企业的交易功能，而忽略了它的生产本质。
三、两种企业理论的共性与互补性
(一)两种企业理论中的“交易”
马克思认为，企业除了完成最主要的生产功能之外，也要进行市场交易。一方面，作为企业家的资本家要在市场上购买分散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企业生产的商品必须在市场中顺利进行交易才能实现其价值和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分析市场交易的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是：揭示资本雇佣劳动是资本家巨额财富的唯一来源。如果仅停留在交换领域，我们无法理解企业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也对市场交易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涉及到了交易费用，只不过马克思将交易费用称为“流通费用”。马克思把发生在资本流通过程中的费用称为流通费用，它具体包括买卖所费的时间、簿记费用、货币磨损费用、运输费用、保管费用、政府税收等。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对企业的分析是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包括“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督促契约条约的严格履行”。威廉姆森在科斯的基础上对交易费用进行了扩展和细化，他认为交易费用包括搜寻交易对象的费用、与交易对象谈判的费用、交易双方签订合同的费用、执行合同的费用、交易物运输的费用、与交易相关的政府税收等。对照和比较马克思的流通费用和科斯等的交易费用，可以看出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并没有超越马克思流通费用所覆盖的范围。“因此可以说，交易费用即流通费用。流通费用即交易费用。”流通费用和交易费用是“一种费用，两种说法”、“一个过程，两个侧面”的关系这种认识上的一致性也表明，在研究企业的过程中，市场和企业运行的费用都是客观存在且不容忽视的。
(二)两种企业理论中的“契约”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最核心的范畴无非是契约与交易费用，这两者构成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基石。契约本身也是引发交易费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契约这一概念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马克思也清楚地认识到契约的含义。但是，马克思在理解这种契约时，首先基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对称而产生的阶级差异之上，是一种对整个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体现，是资本雇佣劳动这一特殊历史的社会宏观契约。他的确没有像新制度经济学家那样，以微观企业为解剖对象来分析契约，马克思更为看重的是这种契约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这种契约内在的紧张关系，资本家既不能只停留在流通领域，也不能离开流通领域，契约是他联结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纽带。在流通领域，“资本家和工人，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在生产领域，他执行契约，“着手消费他购买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说，让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消费生产资料”，将资本生产出来和再生产出来。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企业虽然是以契约为纽带组织起来的，但一旦离开了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平等”的契约关系就变成了一个科层等级结构。为了使劳动的分工、协作顺利进行，生产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权威协调，只能采取科层等级结构这样的形式。但对于这种科层等级结构的运作规律分析，马克思显然弱于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一点上，两者无疑具有明显的互补性。
尽管马克思的“契约”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契约”是两个不同层次和不同目的的契约，但并非完全对立的。它们都客观存在，其辩证关系也在现实中得到了体现。在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总是试图缓解紧张的资本雇用劳动的关系，这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契约，它说明基于阶级的契约紧张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契约效率上考察，高效率的企业与有效的契约缔结与契约执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表明。可以通过构建有效的制度结构来理顺生产过程中各个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矛盾，为企业运营建立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企业本身绩效的改善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雇佣劳动这一紧张的社会契约，但却可以为缓解这一契约的矛盾提供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被雇用方的赤贫地位，“大股东话事”的决策方式意味着不对等依然存在。
(三)两种企业理论中的“企业类别演化”
马克思分析了商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行使职能的资本的原因和过程：虽然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都是资本，它们又有各自的特性。“由于现代经济学，直接把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混为一谈，实际上完全看不到商业资本的特性，我们就更有必要这样做了。”从产业资本循环公式：C-W…P/(A，Pm)…w'-G'出发，马克思指出，当“处于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职能独立起来，成为一种特殊资本的特殊职能，并且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由分工给予特殊种类资本家的职能，商品资本就成为商品经营资本或商业资本。”这样，“商业资本职能已经不是生产者的附带活动，而是一类特殊资本家即商品经营者的专门活动，它已经作为一种特殊投资的业务而独立起来。”商业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之后，“它有助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它就能间接地有助于产业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增加……它的职能就会提高产业资本的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资本的积累。”商业资本中处于流通过程的资本不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作为一种职能资本，它必然要求得到相应的利润。这个过程是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按照某种均衡的平均利润率来分享产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在分析完商业资本之后，马克思还研究了借贷资本问题。
相比之下，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分析的企业没有类别之分，只是一般意义的企业，但是其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可以帮助分析马克思所说的三类企业间“剩余价值的分割”。转换一个视角，我们就知道马克思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企业交易费用的节约问题，产业资本家把商品资本的职能和货币资本的职能分离给商业资本家和借贷资本家的目的就是要减少交易费用，从而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借贷资本与产业资本以及借贷资本与商业资本之间的利润分割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一点上，两种企业理论是可以互补的。
四、结束语
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不是完全对立的分析范式，而是企业理论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和两种模式，分别具有不同的研究定位，形成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重点，在差异性中又体现出一般的共同性，因此，真正科学的研究态度是，既要看到各方的长处，又不应该回避各自的不足，采共同之所长，补彼此之不足，总结历史研究成果之精华，尝试把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某些分析方法以至某些具体结论整合进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框架，以达到真正的理论创新，进而指导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
作者：曾宏志 顾月娟
第二篇：会计理论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罗斯·L瓦茨(RossL.Watts)与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JeroldL.Zimmcrman)的《会计理论的需求与供给：市场解释》(Thede-mand for and supply of accounting theories：the Market for Excuses，以下简称“解释”)一文认为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在于解释与预测广义上的会计实务，并将会计理论视为一种经济商品运用经济学的供需理论解释了对会计理论研究的需求。
一、作者简况及本文献的诞生背景
瓦茨是著名的会计学家、会计教育家，是罗切斯特大学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1966年，瓦茨毕业于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获得学士学位，并分别于1968年197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瓦茨曾在《会计评论》、《会计与经济学杂志》、《亚太会计杂志》、《会计研究杂志》、《英国会计评论》和《金融经济学》等许多著名杂志上撰写及与人合著了多篇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齐默尔曼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1978年与1979年的9月，瓦茨与齐默尔曼合著的文章连续两次获美国注册会计师会计文献杰出贡献奖;1986年，他与齐默尔曼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获会计领域杰出贡献奖;1996年罗切斯特大学授予其研究生杰出教育奖。齐默尔曼是罗切斯特大学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美国会计学会的重要成员，国际会计理论著名的会计学家，曾担任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访问学者。齐默尔曼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主要集中于财务和管理会计等方面，因其独到的见解与高质量的理论价值而多次获奖。
20世纪60年代，受经济学和理财学对有效市场假说(EMH)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CAPM)进行大量经验性检验的影响与启发，美国一些年轻会计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开始尝试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早期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年轻学者，多数来自实证经济学和财务学研究较强的芝加哥大学，包括鲍尔、简森、瓦茨等人。自1968年以来，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以瓦茨和齐默尔曼为代表所创立并逐渐形成的实证会计学派，更是为现代会计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70年代运用实证研究的会计文献大量涌现，瓦茨和齐默尔曼合著的《关于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和《解释》是其中最具代表力的文献。该文原载于1979年4月《会计评论》(AccountingReview)第54卷第2期。
二、《解释》的基本结构
《解释》_文共分五个部分论证和阐述了作者的学术观点，其基本框架如图1。
瓦茨和齐默尔曼在该文中首先提出了绝大多数会计理论都是规范性的原因和为什么没有单一的可广泛接受的会计理论。该文将会计理论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商品进行分析，认为会计理论的产生是为了适应需求。论文首先验证了自由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需求的本质，接着验证了管制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需求的本质。通过研究，作者指出政府管制刺激了个人对会计程序的院外游说活动，在院外游说活动中会计理论是一个有用的辩解手段。而且，政府的干涉产生了对会计理论多样性的需求。因为每一个被会计程序变更影响的利益集团需要一个会计理论来支撑它的观点。不同的观点阻止了会计理论的一致性。会计理论之所以规范，是因为其被用来作为政治行的借口。
三、《解释》的主要学术观点
(一)会计理论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商品在引言段，作者依据以往的观察提出问题：会计理论在决定会计实务方面起什么作用，同时说明研究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决定会计理论的理论。该理论倾向于是一个实证理论，即一个理论能够解释决定现存的会计文献因素，预测随着因素的变化会计理论研究应如何变化，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中，解释该理论的作用。作者的假设是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完美的逻辑或经验的结论。其研究的初步结论与Zeff和Horngrett的观察结论是一致的。他们预测会计理论将被用来支持事先形成的概念，并进而解释其原因。作者进一步指出相对Zeff和Horngren的观点，其贡献在于给予更多的框架以致能对会计理论作进一步的预测。这个框架来源于经济学，将会计理论作为一个经济产品，并且验证这种产品的需求与供给的本质。
(二)不同经济条件下的会计理论的需求差别一方面是自由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的需求。在自由经济条件下，政府仅有的作用是加强契约。在政府强制要求审计之前，公司财务报告已经开始自愿进行审计。瓦茨对代理关系的分析认为，在自由经济条件下，被审计过的财务报表的功能是减少代理成本。该理论预测会计实务在不同的公司出现取决于代理成本的性质和数量。在所有其他要素中，代理成本是公司债券数额和经理持有权益相对份额的函数。这些数量影响了经理采取行动从而解除与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冲突的积极性。代理成本随着监督经理成本的变化而变化，同时，监督成本取决于公司的规模、股权的分散程度和复杂性。此外，规范财务会计报告的会计实务将在不同公司之间不断变化，因为会计实务能最小化一个行业的代理成本，但并不一定也能最小化其他行业的代理成本。为了减少权益和债务的代理成本，几项契约策略被用来减少经理和股东降低资本股票价值的可能性：(1)股利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利润百分比，该条款被当作一项阻隔器;(2)如果要支付股利，必须保留固定金额的储备金;(3)股利分配之前，固定资产被作为一个价值变化与利润密切相关的存货账户。自由经济条件下会计理论的作用表现为：一是教学需要。会计程序的设置是为了降低契约成本。由于不同企业的契约成本各不相同，会计程序也将迥然不同。然而，会计程序的多样化增加了会计实务教学的难度。如果缺乏实证会计理论，教师只能自己建立教学法(经验法则)来分析实务中的差异。为了满足这一教学需要，研究人员考察了现存的会计程序，并总结了不同程序之间的异同点。对会计实务的描述着重指出，具有某些特定属性的企业倾向于遵循特定的会计程序。二是信息需要。经理、审计师、债权人和财务分析专家需要会计理论来了解和预测会计政策选择对其财富的影响。同时审计师还需要了解管理当局所选择的会计程序对契约成本的影响状况。三是辩解需要。早期，经理曾就人们指责其改变折旧方法以增加“利润”和其自身的报酬是以牺牲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观点进行辩解。会计教科书和文章不仅为审计师反对经理的论点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经理进行辩护提供了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是管制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的需求。由于财务会计报表在财富转移过程中起一个主要的作用，因此，财务会计报表直接或间接受到政治过程的影响。Moonitz(1974a，1974b)和Homgren(1973，1977)的文献也证明了被管制的公司将寻求或反
对那些通过直接或间接财富转移影响公司价值的会计程序。政府对会计理论需求干涉的结果表现为：一是政府对企业管制而形成的各种规章制度增加了对会计理论的教学和信息需求，也增加了对会计理论的辩护需求;二是政治家和官僚不但需要实证研究来帮助其权衡各种决策，还需要向新闻界和选民表白他们的活动是合理的;三是政府管制增加了对以公共利益为理由的规范会计理论的需求，也就是说，之所以要采纳那些会计程序是因为它们会优化投资者的决策。可见，理论可以成为政治活动的有效辩护这一命题与实证信息和结盟成本是相一致的。
(三)会计理论供给的本质 会计处理方法需求是多样化，作者期望发现各种各样的规范性理论。会计理论学家认为会计理论应当用于决定会计实务或标准，大部分会计理论学家认为，研究的目的和提供理论的原因在于最终促进会计实务的发展，而不是提供所谓的“解释”。瓦茨和齐默尔曼则认为对于会计理论最显著的需求(在管制经济中会计的需求)是对理由——“解释”的需求。那么，会计研究的供给是如何对所需求的经济物品的性质和数量变化进行反应的，Stigler(1976)的观察简要的总结了只要存在大量的个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理论，供给就能够回应需求。 在政治过程和市场活动中都存在辩解需要，消费者(既得利益者)通过对会计规范的需求决定着会计理论的供给。一个会计研究者的声望和表达力越强，实务工作者、管制者和其他学者就越有可能了解他的作品，就有更多的学生和资金流向其所在的大学。研究者受到的激励是非物质的，其回报是较高的工资和大量的研究资金。如果会计研究者的成果与现时利益相关，那么实务工作者、管制者和教学者就越有可能知晓其研究成果。因此，受到物质和非物质利益驱动的研究者会倾向于关注会计中的现时问题。当既得利益者对会计标准有分歧时，会计争论就产生了。
会计研究者经常将政策建议作为其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这些基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的建议不可能成为那些处于自身利益而倾向于推荐程序的公司经理、实务工作者或政治家们的“解释”。不过，研究结论会被那些既得利益者所引用。研究越容易理解，被引用的越多，研究者的声誉则越高。同样，对备选会计实务的批评将被既得利益者引用，也将提高研究者的声望。会计务所的合伙人、政府机构的官僚和公司经理会寻找有说服力的提倡某种符合这些实务工作者、官僚和经理自身利益的特别实务的研究者，并且委派其作为咨询专家，或授权其从事有关会计问题的研究。研究工作的一致性使得授权一方可以更加准确的预测最终的研究结论。这样，研究和顾问资金将会流向最具有说服力和一致性的会计实务方向，而这一方向的既得利益者将会从这些会计实务的采纳或摒弃中获益。
由于会计标准是政治行为的结果，各会计标准之间的理论基础并不相同。结果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各方的相对成本。这些成本随着预期收益的不同而不同。某一标准的理论基础是胜利方的理论基础;如果是妥协的结果，如公司合并的APB16号，其理论基础即是折中的产物。同一团体并不是每次都获胜;有许多也并不是每一次都参与。而且，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问题上也较少给予相同的理论基础。因此，可以看到在某一场合支持历史成本的一方在另一个场合可能会支持市场价值。如果政治交易成本很高，那么就有对解释的需求，因为其在政治领域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如果对会计理论的需求取决于对解释的需求，且如果需求决定了生产，则会计理论将会由政治争论所产生。可以观察到会计理论的性质随着政治问题的变动而变动。会计理论同步或滞后于政治问题。无法观察到会计理论引导政治行为。
作者指出与其在备选会计理论下所期望的相反，唯一能够部分明确的备选理论是在会计文献中有助于“公众利益观”的理论。如果文献中理论的出现引导或滞后于管制时，就可以辨别作者所提出的理论和备选的公众利益理论之间的不同。如果是引导，公众利益假设就得到了支持。如果是滞后，作者的理论就得到了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文献和管制是同步的，那么就无法辨别两者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公众利益观”，推动了理论和管制的产生，但是理论的出版却滞后于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利益观和作者的理论都无法解释。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样会产生对会计文献的另一个解释或会计理论。
(四)政府对现存会计理论干涉的影响具体研究了会计实务和理论如何受到铁路法、所得税法和证券法三种主要法律的影响。
(1)铁路立法对会计理论的影响。许多会计人员认为铁路的发展在会计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亨得里克森将之作为1800年至1930年间影响会计理论发展的主要因素。利特尔顿也描述了折旧会计的发展和19世纪有关折旧文献与铁路发展之间的关联。毫无疑问美国和英国的铁路发展影响了关于折旧本质文献的发展，包括将折旧作为费用处理的问题。20世纪之前，折旧一般并不作为一项费用，而是被视为利润的分配。随着政府对铁路的收费标准进行广泛管制，这些标准又与利润联系在一起。早期美国铁路宪章包含了铁路部门有权根据利润调整其收费标准的条款。英国国会早期有关铁路问题的私法也明确限定了铁路的最高收费标准，如果没有管制，企业确定净利润时就不必每年系统计算折旧费用。由于管制是为了限制垄断企业的经济利润或消除“破坏性”竞争，这也迫使企业解释折旧为何当作利润扣除的一项年度费用。
(2)所得税法对会计理论的影响。直到19世纪80年代将折旧作为费用核算的做法仍只存在于铁路会计文献中。作者观察到在一二十年间英国大量涌现出讨论折旧问题的期刊论文和教材。但没有观察到同一时期的美国有同样的现象。作者认为折旧问题在英国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的原因在于1870年之前，英国的税收法并没有折旧免税额。“1878年修改税收法允许扣减合理数量的产生于损耗的机器设备价值的减少。法案中没有提及折旧。”瓦茨和齐默尔曼认为他们找到了对年折旧概念争论的另一个原因，即税收。第一个有效的美国所得税法是1909年的国产税收法案。因而，1880年不存在驱动折旧争论的联邦法案。美国1880年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核算“用于支付股利的利润”。所得税法不但影响折旧争论的时间，而且还影响了各种折旧和会计盈利概念。在核算“来自利润的股利”的过程中，折旧被视为估价程序。如果期间价值以历史成本的固定比例取代的话，执行税收法的成本较低。早期的文献确认了这一成本节约，而这也很可能是美国和英国的折旧所得税免税额基于历史成本的原因所在。寻找这一程序和其他应计制的理论基础的需求最终导致了基于配比原则和实现原则的收入概念。
(3)证券法对会理论的影响。1933～1934年的美国证券法案对会计文献至少有两方面的影响：促使会计研究的目标转向“信息观”;推动了会计原则的研究。两者均由于证券法案的颁布而开始。证券法案颁布之前，理论学家倾向于基于会计的多重目标进行描述和设定，并列示了多个使用者。人们通常强调管控
和经管责任。Daines将传统和主要的会计目标描述为“反映合法的支付股利的利润”。Sweeney认为“会计的根本目标应是试图区分资本与收益的不同”。证券法案后，为有助于投资者和贷款者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而向其提供信息成为会计的主要目标。作者称之为信息观。最早解释强调投资者决策的文件是AAA在1936年发布的“会计原则的暂行公告”。讨论了许多“不令人满意”的会计程序，包括资产的重估增值。作者认为信息观的主导地位源于与证券法案相一致并支持之的公众利益观的提出。证券交易委员会是为了维持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尤其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为了保护公众避免再次的股票市场崩溃。市场崩溃被认为部分是由于企业的不充分披露，尽管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这一观点。
关于信息观的盛行源于SEC的假设不仅从现代学者引用公众利益观作为伴随信息观的一个目标的趋势中得到了支持，而且从认为满足信息目标对于“公众利益”是必要的这一趋势中也得到了印证。后者的例证来自FASB：财务会计和报告是作出投资、借贷和相关决策所需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财务信息不仅在确保资本公平分配的个人决策中很重要，而且在确保对自由市场体制持续的公众支持中很重要。近来在文献中出现的关于会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是公共物品和可能出现生产不足的观点例证了信息观与“公众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公众利益”可能要求颁布披露法案以向投资者提供信息。
此部分的讨论表明很多会计理论是追随政府干预的。作者指出证据与他们的假设相符，即很多会计理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且会计理论满足了对解释的需求。证据与他们所谓的“公众利益”假设并不相符。毫无疑问应存在有另外的备选理论能够解释会计文献出现时间的不同。对于那些支持备选理论的理论学家而言，其挑战在于应明确这些理论，并显示这些理论与作者所提出的相比与证据更加相符。
(五)研究结论作者认为，会计理论在决定财务报表内容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可能没有被理论学家所看到。会计理论不是为发布“恰当的”的财务报告实务提供“基本框架”，而是有助于“从方法上支撑一个人预先设想的观点”。会计理论除了具有信息角色和教学角色以外，还一直扮演着辩护的角色，政府干预拓展了会计理论的这种辩护功能。会计理论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满足需求的解释，这种需求由政治进程引起;结果会计理论不断变得规范起来。论文指出作者讨论的是在现有的经济、政治组织，政治家、经理、投资者等开始参与会计标准制定过程的情况下，提供与观察到的现象相符之规定的唯一的会计理论是基于自利思想的。现有会计文献中不存在其他理论或规范理论能够解释或被用于解释所有的会计标准，因为：一是运用受益于会计标准的既得利益者的理论证明会计标准是正当的;二是既得利益者运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不同的问题;三是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问题上获胜。即使自利理论能够解释会计标准，此理论也不会被用于证明会计标准的正当性，因为自利理论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是不适宜的。因此，能够证实会计标准的公认会计理论不存在。
四、《解释》的学术贡献及评价
《解释》一文是运用实证研究的会计文献的代表之一。瓦茨和齐默尔曼运用经济学的市场供给理论，对会计理论的供给和需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最主要的是两人通过对政府干预和会计理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拓宽了会计理论的研究领域。一直以来，会计理论都以规范性研究为主，试图从会计活动的规则来概括会计的理论概念，并试图导致“良好的”会计实务，这种理论着重于说明会计“应当是什么”，而实证会计理论回答的则是“实际是什么”。该文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瓦茨和齐默尔曼分别研究了英美两国的铁路立法、所得税法和证券法对会计的影响，通过对两国出现的不同的现象进行分析，来验证其提出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证研究方法在会计学科的运用和发展。
美国实证会计研究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此阶段是EMH和CAPM为基础研究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调查会计数据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但未对会计实务做出解释和预测。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以经济学中企业理论为基础，试图解释企业为什么选择某一会计政策而没有选择其他会计政策：试图解释由于成本效益原因而选择某一会计处理，以减少代理成本。《解释》一文正式发表于1979年，正是美国实证研究两个阶段的转承之时。此文运用经济学原理，对英美两国会计问题(折旧)争论出现时间的不同做出了解释(虽然没有对其他会计实务作出预测)。由此可见，该文标志着美国实证研究第二阶段的出现，对其后会计学科的实证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重要的意义。
五、《解释》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会计科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所谓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把握会计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法的总称，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正确的认识会计”。方法是指导学习和研究的有效工具，只有掌握了进行理论研究的科学的方法，才能做好学术研究。在会计科学的发展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会计科学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效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会计科学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在我国会计科学得到迅速发展的20世纪，在会计研究方法上重演绎、重抽象、重定性、重逻辑思维和推理的研究定式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由于会计理论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式相对滞后，因而会计理论工作者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个体性劳动和个体操作的状态;加上研究信息传递方式上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成果在不同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运用，由此而导致研究内容上重复性劳动也造成了一种研究资源上的不应有浪费，从而对会计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21世纪我国会计科学发展的基本方式就是应当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各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利弊，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实证研究相较规范研究而言，具有如下优点：一是拓宽了会计理论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二是实证研究的结论有助于解释和预测未来;三是实证研究以实际资料为依据，其结论尽量用严密、科学的“模型”进行定量描述，更符合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证会计研究在国外被广泛应用，已成为会计研究的主流学派。在我国，实证会计理论是在80年代末开始引入的。伴随着国际会计交流领域的日益广泛和我国会计学者对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实证会计理论在我国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且日益受到学术界和职业界的重视。而我国证券市场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也为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极端的现象。由于广大学者对实证研究方法的一致推崇，导致了部分学者提出应以实证研究方法取代规范研究方法，以此与国际理论研究接轨，促进我国会计研究发展的观点。尽管实证会计研究有诸多优越性，但如果将两者简单的对立起来，一味的支持一方，否定一方，对会计研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而且对一种研究方法不能片面地理解，应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待。实证理论是以规范理论为基础和前提的，前者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排斥后者，只有二者并重，才能不断提高我国会计研究水平。因此，当前要做的就是从中国的会计环境出发，积极地汲取20世纪中后期西方会计科学发展所取得的先进经验和已有成果，但是不能全面照搬，盲目地追求用实证性的数量分析方法来全面取代规范化的定性理论分析方法。尤其是我国当前会计信息失真严重，极大影响了实证会计研究的结论。如果这些数据本身就不是真实的，那么运用这些数据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是正确的，也不可能指导相关利益者作出正确的决策，进行实证研究也就失去了实践的指导意义和科学意义。
由此可见，会计学作为一门管理类的应用型学科，理论研究运用什么具体方法，不能一概而论。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因此在进行探索性科学研究时，不存在一种固定模式，也没有一种预示成功的现时规定可以照搬，而必须在继承前人或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运用适合的研究方法，才能有所作为。
(编辑 代 娟)
作者：苏艳霞 王昌锐 邓启稳
第三篇：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背景特征及其理论超越
[关键词] 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无政府状态;行为主体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与全球化不断的深入和拓展所引发的大量新现象,对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在此背景下,相对于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说,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理论研究的前提假定、研究思路和主体选择以及理论视野和分析方法等方面实现了超越。
没有一种理论或理论性的分析框架是完美无缺的,当遇到用现存的理论无法解释反复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时,新的理论研究将会出现,[1]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简称IPE)的变迁与发展同样离不开其特殊的历史背景。[2]IPE理论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的IPE研究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围绕着以国家和市场相互关联为核心的议题,展开了对于国际冲突与合作的争论,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团体,但是这一阶段的IPE主要是以政治学的视角来分析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密切相关,我们称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为“第一代IPE”。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和全球化不断深入和拓展所引发的大量新现象对第一代IPE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此背景下,第二代IPE理论在理论研究的前提假定、研究思路和主体选择以及分析方法和理论视野等方面实现了超越。首先,在行为体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放弃了“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界定”,接受了“无政府状态”的“洛克界定”;其次,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国内—国际”或“国际—国内”思路,而是采用了“国内—国际—国内”的一个立体互动的思路,同时将研究的行为主体扩展到国家以外的企业、产业、国际组织等非政府行为体;再次,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大规模的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接受建构主义挑战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来界定行为体的利益,进而考察集体行动问题以及制度在协调这些利益表达过程中的作用,我们称这一个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为“第二代IPE”。
一、第二代IPE理论产生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总结来说,国际社会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全球化的深入拓展推动了国家与市场利益的进一步统一,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程度提高,但由于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使得民族主义又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另外就是大量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成员,其影响力不断上升。二是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虽然结束了两极格局对立的局面,但是美国霸权影响力并没有增加,美国在多极势力的挑战下,霸权影响力逐渐衰落,因此,各国为了解决矛盾,寻求发展,倾向于签署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①对全球化以及全球化弊端的论述,参考Richard Falk, Predatory Globalization, Oxford:Polity Press,1999②(1945)认为打断与他国商业或金融关系的力量是一个国家通过市场关系在他国获取实力地位和影响的根源。[HT][HJ]
(一)国家与市场利益的进一步统一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国家与市场利益的进一步统一①。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策略的实施,使得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迅速扩展;二是金融管制的放松与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促进了金融的全球化进程,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三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长,而且远比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产出增长得快,跨国公司重要性的提高连同贸易和金融流动的增强,已经大大改变了国际经济的面貌。跨国公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为本国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逐渐地、不平衡地而又不可抗拒地由主要适应于为世界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所取代,是生产国际化的一种反映。所有这些现象说明全球化的分工和生产成为决定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的重要机制,市场经济成为国家资源分配的主要方式,世界经济正在发生从以国家为主导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变化,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更加相似。但这并非如一些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是国家的退却,而是国家开始适应早期就得到提倡的市场经济价值与规则。[3]
(二)不对称相互依赖与“民族主义”持续存在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提高,然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产生了一种可供利用和操作的脆弱性②,使得在不同集团和国家之间或多或少地建立一种等级森严的、依赖性的实力关系。基欧汉和奈就曾经指出相互依存表现为一国影响他国,使其付出代价的能力。[4]由于国家的现状和面临的机遇不同,在市场体系中,财富的增长和经济活动的分布就不会均衡,有的获益多,有的获益少。各个国家企图引导市场的力量朝有利于本国国民的方向发展,努力加强自己的独立性,增加他国对自己的依赖性。这起码在短时期内,造成市场参与者之间,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中不同国家之间的财富和权势的不平等分配。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称依赖的存在使得经济民族主义持续存在。
(三)国际经济行为主体的多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已经不是唯一的行为主体,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国际政府组织作为独立的国际行为体成为全球化重要的组织形式,它分为全球性组织和区域性联盟两种形式,组织和协调各国参与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活动;其次,非政府组织,例如环保组织、产业组织等,它们同联合国和其他政府国际组织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广泛地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或安全的进展;再次,跨国公司的活动日益频繁,其活动的触角伸到了全球各地。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双重性:一方面反映了公司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是国家的特殊利益,而这种双重身份容易遭到世界不同国家民族主义的抵抗。
(四)均势的“无政府状态”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制度化”
苏联解体意味着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美国及其盟国(欧洲和日本)的威胁被严重削弱。然而,苏联解体并没有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虽仍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然而伴随着欧洲经济的复苏,日本经济的追赶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美国正在逐步丧失其经济中心地位,美国的霸权影响力衰退。因此,苏联解体以后的世界呈现出一种多极势力相互制约的“无政府状态”。
各国为了谋求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的发展,一方面,每个国家都在重新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战略,特别是提高军事、经济等实力,以求自立和发展;另一方面就是求助于国际组织,签署共同的国际规则,以约束各国行为,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寻求国际组织或制度协调的原因是:首先,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各国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要求进一步提高,但是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性,需要一定的规范来协调国家交往中的矛盾与摩擦;其次,发展中国家由于本身经济的落后性和脆弱性,需要得到国际规则和程序的保护;再次,灰色经济的全球化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例如国际人口迁移、有组织的国际经济犯罪(避税、毒品、走私等)和资本外逃等行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国家经济管理秩序,这种跨国界的活动只有通过国家多边合作才可以得到妥善处理。
二、第一代IPE理论的“困境”与第二代IPE理论的“超越”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这些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特征,对第一代IPE的理论研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同时成为第二代IPE理论滋生的土壤。相对于第一代IPE理论来说,第二代IPE理论在众多方面实现了超越,我们从理论研究的前提假定、研究思路和主体选择以及分析方法和理论视野三个方面来总结概括。
(一)无政府状态的“洛克界定”与世界经济“非零和博弈”
“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别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标志,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背景。第一代和第二代IPE理论虽然都承认和坚持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他们的分析重点和逻辑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他们对无政府状态的界定:以现实主义理论主导的第一代IPE理论坚持“霍布斯界定”;而第二代IPE理论则坚持“洛克界定”。[5]
1第一代IPE理论的逻辑:“人性—无政府状态—冲突—安全—权力”。
无政府状态一词实际上起源于古典现实主义的“自然状态”一词。霍布斯将国际社会的“自然状态”定义为解决国内社会“自然状态”的附属结果。霍布斯认为人的天性是自私的,即自我保存和趋利避害,人们具有保存自己生命的“自然权利”,然而,在缺乏公共权威的状态下,为了求利、求安全、求名誉,首先必须寻求自保,而自保之道在于先发制人,直到他认为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自己为止,因此人们必然处于战争状态之下。人们为了结束“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就不得不集中权力,建立利维坦,但这在国际层面就导致了一个后人称之为“霍布斯悖论”[6]的情景,即在国家之间,“国王和最高主权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而这就是战争状态”。[7]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代IPE理论虽然承认无政府状态的存在,比如卡尔和摩根索的分析,但是对于无政府状态的这种假定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他们以人性为起点展开对国家行为的探索,把人对权力的渴望放大到国家行为中,指出国家受人性的支配,冲突和战争植根于人性。在此基础上,第一代IPE的主流理论认为:世界经济是一种“零和博弈”,即一个国家的所得必须以其他国家的失去为前提。国际事务本质上是冲突性的,无政府状态是常态,而秩序、公平以及道德都是例外。因此,在自助体系里,国家囿于权力与安全,倾向于冲突与竞争,即使存在共同利益,也不易实现合作。据此,国家应该优先考虑其安全,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强制力和高压政治通常是可以选择的手段。
2第二代IPE理论的逻辑:“理性—无政府状态—合作—共同利益—制度协调”。
20世纪80年代,在现实主义体系框架内进行研究的学者一直认为,两极化将继续,他们设想任何一极都不会和平地消失。当苏联瓦解时,现实主义者又开始对国际制度的牢固性,以及对继续在国际经济领域进行合作的看法表示怀疑。然而在20年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国际形势的发展要比现实主义所预期的好得多。因此,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第一代IPE理论所秉承的“霍布斯界定”,仅能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冲突与竞争的一面,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所发生的市场化导向的深入与国际合作的蓬勃发展,以及国际组织和制度协调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的解释力度是有限的。
相对于霍布斯的悲观假定,洛克虽然也承认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没有一套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也没有执行法律的力量和机制,但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是生来平等的,不存在从属和受制的关系。他认为“自然状态”不是一种放任状态,人不仅是自然的人,而且还是社会的存在和理性的存在,人们希望合作与和平,因为“理性”的自然法起到支配作用。理性教导人们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因此,对洛克来说,自然状态的特征是“和平、美好意愿、互助”,它的缺陷是不存在组织、法院和律师、成文法以及对人的惩罚和奖酬,[8]但人们在理性的指示下通过契约建立政治社会,来寻求对个人自然权利的切实保障。社会契约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有条理的法律和秩序,通过已知的法律和公正的制度来纠正“自然状态”下的不利情况。[9]第二代IPE理论中,除了米尔斯•海默等少数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具有霍布斯主义的原教旨倾向外,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对无政府状态作一个更为客观的“洛克界定”。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第二代IPE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追求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可行的,且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国际制度对于国家行为具有外在的约束作用,成为协调国家冲突与矛盾的重要方式,从而达到促使全球市场的完全自由和开放。
(二)“国内—国际—国内”研究思路与多元行为主体并存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行为体的选择和研究思路密切相关,不同的研究思路和角度的选择决定了行为主体的选择。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国内—国际”到“国际—国内”,然后再到“国内—国际—国内”的立体分析思路,而行为主体的选择也由以国家为中心拓展到“国家为主导,多元行为体并存”。
1“国内—国际—国内”双向研究思路与行为体选择。
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集中于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相互关联性。由于国际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都是国家行为的结果,因此,学者们更多集中于国内政策变化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当属吉尔平和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霸权稳定论”。他们所主张的“国家权力分析法”认为,国家与市场关联性的核心在于“国家”,国家通过影响财富的分配进而影响权力的分配。这种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其研究对象自然是国家。
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外部环境的制约。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然而在实行“国际—国内”的研究思路时遇到一个难题,即国外政治经济环境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国内政治经济决策的呢?总的来说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做出不同的反应,例如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9]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认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的结果,而是国内政治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势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第二类是通过界定国内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分析不同的行为体为应对国际力量而采取的不同政策,例如罗格斯基(Ronald Rogowski)的政治联盟假说。[10]
20世纪末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表明,仅仅从国际体系理解国家财富的增长和国家的兴衰是不够的。全球经济不均衡发展表明全球化是一种政策选择,国家在面对国际经济体系时,可以选择融入、部分融入、不融入,但这种选择受到国内政治的约束。[11]这是因为全球经济不仅对国家间关系及其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再是以国际体系为中心,而是以国内与国际体系结合与互动为中心,成为一个立体的“国内—国际—国内”分析框架。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的双层博弈论认为,国家的行为受到国内和国际的双重约束:在国家层次上,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是国内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在国际层次上,国家之间同样存在一个利益博弈,国家会试图最大化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同时尽量克服利益集团对外发展的约束。[12]因此,国际体系会约束国家行为,修正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但是国内行为体的决策同样会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进而影响国际体系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已经不是唯一的行为体,企业和产业、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可忽视的行为主体①。①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行为主体的扩展,主要应该归功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迅速发展。罗纳德•罗布斯基(Ronald Rogowski,1987)引入了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资本、劳动)组织的作用,米歇尔•J希斯考克斯(Michael J Hiscox,2001,2002)引入了产业组织的作用,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1988)则进一步扩展到企业。
2“国家”行为体的主导地位。
“多元行为主体并存”并不是否定“国家”作为主导行为主体的地位。任何理论,无论其逻辑演绎多么严密、论证多么有力,最终都要具有解释力,能够解释广泛的现象才能成为广泛关注的理论,才能成为主流而非边缘性理论。国家中心的基本事实决定了它应该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只有以国家为主导行为体才能使理论具有普遍的意义,才能谈得上解释力的广泛性。正如吉尔平所指出的那样,之所以将国家界定为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是因为国家的本质以及国家间关系的类型,在任何特定场合都是国际关系特征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这并非否认其他个人和集体行为者的存在。温特认为以“国家中心论”为由批评国际政治理论就像以“树木中心论”为由批评关于森林的理论一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13](P298)
总之,此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只局限于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而是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对于国内政治经济的约束,以及反过来国内政治经济变化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即以“国内—国际—国内”的思路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代IPE理论行为主体也不单单局限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而是扩展到国家以外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包括国内企业和产业、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正是这些行为主体的政治经济行为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内容,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构形态构成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或“秩序”。
(三)超越“权力政治”视野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
1超越“权力政治”。
第一代IPE理论的核心是深入分析在冷战的格局下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持久性,他们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权力分配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而探讨的主要问题就是霸权及其衰落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冷战及其联盟结构提供了世界经济在其中的运作框架。美国及其主要的盟国通常让潜在的经济冲突服从于维持政治和安全合作的需要。强调安全利益和联盟团结成了政治黏合剂,促使世界经济凝聚在一起运行,有利于各国对经济问题上的重要分歧做出妥协。围绕这一主题出现了三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其中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直主导着第一代IPE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市场的扩展使得社会组织和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问题上升到国际关系的最高点。第二代IPE理论集中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市场与国内政治经济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其核心问题是在理性选择模型的基础上,首先通过对国际经济力量影响下的行为体进行利益界定,进而考察集体行动问题,并考虑制度在协调这些利益表达过程中的作用。国际贸易问题不再是最为重要的分析问题,货币竞争与合作、资本流动与控制、一体化与区域化、经济发展不平等问题以及国际组织也成为新IPE理论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随着1989年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也从军事上和战略上转移到了经济领域的竞争,从霸权稳定转向相互依存与制度协调,其分析方法也更多地借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2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包容性与第二代IPE理论的修正。
对于第二代IPE理论学者来说,引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促进政治、经济的结合与互动,加强学科的交流,但同时他们并非要构筑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是在主导分析方法不断修正的基础上,增加理论的包容性。
(1)IPE理论分析中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因素。
在IPE理论的分析过程中,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相反,通过对经济学和IPE理论的分析过程的对比可以发现,IPE理论的分析过程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逻辑,而这一点恰可以反映出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包容性。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资源的稀缺性,IPE理论分析的起点则是权威的稀缺性,即无政府状态。经济学的永恒主题是,寻求资源在稀缺状态下的最优分配方式,包括市场方式和计划方式两种;而IPE理论永恒主题是,寻求在无政府状态即没有共同的中央政府状态下国际秩序形成的方式。于是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答案,现实主义是权力平衡,自由主义是国内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依存,制度主义是制度合作,建构主义是建立身份认同。而这种分配方式的行为单位,在经济学中是“经济人”——厂商与家庭;在IPE理论中则体现为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既然都是行为者,就需要以理性作为思考原则。经济学中微观行为体的理性是指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其中家庭的利益是效用最大化,厂商的利益是利润最大化,为了实现最大化目标,家庭和厂商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对比,而后作出消费和生产决策;IPE理论中同样将利益原则赋予国家,认为国家所有行为都是基于利益考虑的。然而IPE理论对于国家利益则有不同的界定,新现实主义认为首要的国家利益是安全,这就要求国家提高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首先追求的是福利,因此必须加强国家合作。总之主体对那些可供选择的利益和为获得相应利益所应付出的代价会进行一个综合的对比,即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对比,从而做出既定条件下能获得最大满足的决策或行动。同样,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规律成为经济人外在的制约力量,它限制个体的行为规范、修正其行动愿望,影响个体的互动模式及其与市场的互动模式;在IPE理论中,则是国际结构制约国家的行为,影响国家的互动模式,进而影响整个国际关系结果。此外,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可以出清,最终达到均衡,而IPE理论中的均势理论与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大国互动决定国际政治结构的观点与经济学中的寡头垄断理论所反映的基本原理都极为相近。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包容性使其在IPE理论的分析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2)建构主义的挑战与博弈论方法的引入。
引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一方面,可以在预期的纯利益和所表现的行动之间确立一种系统的从而可以预测的关系;另一方面为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结合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途径,这是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和政治领域时应用同一套的分析方法,在分析行为体行动过程中,既考虑了经济因素的影响,也考虑了政治因素的作用,以及经济因素的政治条件和政治因素的经济条件。如此一来,第二代IPE理论对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国际与国内的互动分析更为透彻。然而每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是十分完美的,每一种研究方法也不可能适用所有的问题,理性选择模型同样存在一定的缺陷,受到了来自“建构主义”的研究挑战。
理性选择模型将行为体的偏好或地位视为理所当然,而这点成为建构主义批判的把柄。[14]建构主义强调规范与观念对利益的决定作用以及制度对身份认同的内生作用,并以此作为解释结构和体系变迁的重要变量。建构主义认为规范、观念或身份的认同可以减少人们对事物的不确定感,当人们强调某一特定的观念被制度化并因此长期存在时,这一思想观念可以被融入一个共同遵守的制度的框架。因此,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建构主义的分析除了可以解释国家在面对相同的市场条件而做出差异化的行为外,也为“经济民族主义”的存在提供了一种解释途径。建构主义并不是没有缺点,他把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关于观念、意识形态和建构的作用的观点区分得太过分了。虽然建构主义强调国家的观念和世界的社会建构的重要性没有错,但是世界是由许多经济技术和其他强大的制约因素构成的,他们限制了人的智慧和某些观念及社会建构的现实可行性。另外规范和价值并不独立于行为体的利益之外,由规范和价值所形成的身份,其本身也是一种利益。
面对建构主义的挑战,IPE理论引入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博弈论既继承了理性主义合理的成分,又恰恰能够弥补理性主义的这些欠缺。博弈论研究的是其行动将相互影响的决策者们的行为,但却不必再僵硬地坚持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权力、制度、文化等要素可以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之内统一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博弈论的运用更是由完全信息过渡到不完全信息状态下的讨价还价和案例分析。不完全信息博弈论成为分析战争起源、威慑、联盟政治、军备竞赛和民主和平论题的主导工具。博弈论方法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应用直接推动了IPE理论发展和现实议题的研究,为IPE理论走向更加科学化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三、小 结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所出现的大量新事实对传统的IPE理论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给第二代IPE理论的修正和发展提供了动力。
首先,在理论分析的前提假设上,第二代IPE理论将“无政府状态”的界定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取代了第一代IPE理论人性假设。他们认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国际制度是协调国家政治经济关系,促进合作的重要方式。“无政府状态”界定的理性基础设定是第二代IPE理论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与国家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这一背景的高度提炼,冲突不再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题,促进合作,包容差异,寻求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特别是经济福利的增长成为各国对外政策制定所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
其次,在研究思路和行为体选择上,第二代IPE理论研究突出“国际—国内”的互动研究,形成了“国内—国际—国内”的立体分析框架,将行为体的选择由“单一的国家”,拓展到“以国家为中心,多元行为体并存”。
再次,在理论研究视野上,第二代IPE理论已经超越了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权力政治”的视野,其研究的核心转移到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的互动上,经济问题上升到国家问题的最高点。就其研究的问题来看,第二代IPE理论关注的问题更加广泛,国际贸易问题不再是最为重要的分析问题,货币竞争与合作、资本流动与控制、一体化与区域化、经济发展不平等问题以及国际组织也成为第二代IPE理论关注的主要问题。在分析方法上,IPE理论的分析过程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相反,通过对经济学和IPE理论的分析过程的对比可以发现,IPE理论的分析过程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逻辑,而这一点恰可以反映出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包容性。但引入新古典方法因素并不是要构筑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是在吸收建构主义等思想合理批判的基础上不断修正,特别是将博弈论用来分析多种行为体行为决策,进而增强了理论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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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s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ies Beyond
LEI Da, SUN Zhongdong
[JZ](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Key word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IPE theory; anarchy; the main actors; methods of analysis
[责任编辑 陈翔云]
作者：雷 达 孙中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