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视野下受托人制度的窘境和及其完善

2023-01-08

《信托法》将一个首先诞生于英美法系的“舶来品”移植到大陆法系, 出现各种不适也实属正常现象, 但此类问题的核心毫无疑问应当是受托人问题。因为信托活动就是受托人一系列活动的集合, 受托人为委托人和受益人建立纽带, 决定着信托的设立、存续、终止。故而, 受托人制度是信托制度的核心, 而衡平机制又是受托人制度的核心, 信托法制度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托人制度的完善。

一、受托人制度的窘境

(一) 受托人的地位模糊不定

《信托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 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 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 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仔细思考, 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回避受托人地位的一种委婉用语。以此条之规定, 委托人在设立信托之时只是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而非“转移给”或者“处分给”受托人, 因此, 信托设立后受托人是否能够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就成了信托法律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

学者普遍观认为, 受托人权利的来源可以借用传统民法的委托代理关系加以论证。诚然, 通过对《合同法》第396规定的委托合同和《信托法》第2条规定的信托进行横向比较, 我们可以推导出, 委托合同是受托人和委托人之间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因, 信托和委托代理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很多情况下从法律关系的外表已经无法识别。

但是,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 信托与代理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性质上来讲, 委托代理来自于被代理人的授权, 本人和代理人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合同关系, 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对方是本人。而在信托关系中, 信托通常是在受托人接受让与人转移的财产, 并且允诺将按照委托人的要求管理信托财产而设立。故而, 受托人和让与人 (委托人) 之间形成合同关系, 受托方的相对方是让与人, 但是受托人却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 也即受托人需要对受益人履行义务, 由于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 一旦受托人未按照要求而为信托行为, 受托人也不会对受益人产生合同法层面的违约责任。

故而, 如上所述, 由于不承认双重所有权制度, 套用传统民法的委托代理理论已无法论证受托人权利来源的正当性, 使得受托人以何种身份去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问题始终无法明确化。

(二) 受托人信义义务具体规定的缺失

学者普遍认为我国信托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等同于英美法中的信义义务, 因为从功能上来讲, 二者都是对法律滞后性的有益补充, 都是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结合为一体, 兼有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 都使得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更加具有弹性。

然而, 笔者认为, 诚实信用原则和信义义务在实践中还是存有差异。诚实信用原则来源于罗马法中的善意诉讼, 是规制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行为的帝王条款;而信义义务则来源于衡平法, 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比, 它的适用范围更窄, 内容较为明确。诚实信用原则既可能是指双方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显失公平标准、善意标准, 是一个富有弹性而有待于依据特定情形予以确定具体含义的概念, 而信义义务除了要求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使权利外, 还要求以最大谨慎作为判断其行为是否符合要求的标准, 故而这种义务应该排除显失公平标准和善意标准。

(三) 受托人资格负面清单制度缺失

对商事主体资格的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商事交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信托法》第24条第1款规定:“受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这是对受托人积极资格的规定, 但是《信托法》缺乏对受托人消极资格的规定。鉴于信托的独特架构, 信托受托人以所有权人 (或者无权代理人) 的身份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 道德风险更为巨大, 片面规定受托人的消极资格对于削弱受托人道德风险作用不大。

二、受托人角色窘境的完善

如上所述, 我国《信托法》对于受托人制度虽有较为专门规定, 但这些规定仍有缺失, 主要体现为受托人地位的矛盾、受托人信义义务、受托人资格负面清单制度的缺失等方面。笔者认为, 完善受托人制度可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 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主体地位

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主体地位, 可以圆满的解决传统民事委托代理理论无法论证缘何在仅有受托人和委托人的代理合同情况下, 受托人需要对受益人履行义务的问题。

首先, 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和我国《物权法》所规定的一物一权原则丝毫不会产生冲突。从委托人设立信托的本质意图来看, 除了自益信托外, 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就是不希望受益人直接享有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而且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所有权效力的关注和一般物权所有权人对物权效力的关注的迥异, 受益人更关注受托人通过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而给受益人带来财产保值增值的空间, 受益人只会在受托人未按照约定而为信托行为之时才会考虑所有权的效力。

次之, 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和受益人享有对信托财产的最终所有权不会矛盾。笔者认为, 《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在转移给受托人之时, 信托方的设立, 如若承认受托人的所有权主体地位, 则应该将其享有权的内容予以细化, 承认受托人拥有对信托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乍看之下, 受托人拥有的所有权的外在形式和《物权法》规定的所有权的内容完全一致, 但诚非如此。这里承认的是受托人的“收益”而非“受益”, 因为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所得收益可以解释为《物权法》上的孳息, 归于原物所有权人也即受益人享有, 故而此时不会动摇深入人心的受益人单一所有权制度。

最后, 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可以解释受托人对受益人履行义务依据缺失的问题。受益人是信托财产的最终所有人, 享有对受托人的或者其他与信托有关的第三人的救济权, 受托人因为承诺而接受信托财产而成为受托人, 也就负有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行为的义务。

(二) 增设具有可操作性的受托人信义义务的规定

鉴于《信托法》第25条第2款规定的忠实义务和谨慎义的规定过于粗陋, 而且即使可以套用诚实信用原则依旧无法具体判定受托人行为的合理性。笔者认为, 可以逐步借鉴英美法中有关受托人是否如实履行信义义务的判断标准, 如显失公平标准、善意标准、被信任者标准等。同时可以根据成文法的特点, 采取正面列举加概括式的形式规定信义义务的具体情形, 如此方能使信义义务发挥评判的实效。

(三) 建立受托人资格的负面清单制度

鉴于信托受托人在实施信托行为之时的道德风险之大, 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公司法》、《破产法》等法律的规定, 增设受托人消极资格的规定, 如规定自然人负有较大数额的个人债务且到期未偿还或者法人被被吊销营业执照、被申请破产、有严重违法行为的不得担任受托人, 如此双管齐下, 方能确保在前端对受托人的道德风险予以筛选控制。

三、结语

信托制度中受托人制度关系信托的兴衰成败, 对于受托人的角色而言, 不应该囿于大陆法系一物一权原则的束缚, 本能的认为承认受托人的所有权地位会招致该原则冲突, 窥其内在, 承认受托人的所有权地位是对一物一权原则的有益补充, 可以更加完整的论证受托人权利来源的正当性。此外, 增设受托人的信义义务和受托人消极资格的规定, 也是防范受托人道德风险的的必要举措。

摘要：信托架构和运行的灵活性, 决定了受托人具有天然的信息垄断优势。我国信托法由于采用绝对所有权制度, 使得受托人地位始终无法得到明确, 并且缺乏对受托人消极资格的规定, 受托人的道德风险规制机制缺乏。笔者认为, 破解这一窘境的良策在于有限度的承认双重所有权制度, 同时完善受托人任职资格的负面清单规定, 强化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受托人,信托财产,信义义务,负面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