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适用及其完善

2022-10-25

一、社区矫正制度的概念辨析

社区矫正适度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矫正制度, 在世界多数国家都得以适用, 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对社区矫正的定义并没有没有统一的定论。

在国外, 社区矫正 (Community Correction) , 也称之为“社区矫治”, 是一种不是犯罪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改造罪犯的方法, 是所有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1]。

在国内, 社区矫正的定义尚未定论, 《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将社区矫正定义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至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者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第二种观点认为, 社区矫正是通过使用各种非监禁刑罚或刑法替代措施[3]。第三种认为, 社区矫正是通过使用各种非监禁性刑法或刑法替代措施, 是罪犯得以在社区中接受教育改造, 以避免监禁刑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并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参加与犯罪矫正事业的一种罪犯处遇制度[4]。第四种观点认为, 社区矫正仅是刑罚执行方式, 并不是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 社区矫正并不完全等同于非监禁刑[5]。

总之,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 社区矫正是将特定罪犯置于社区中, 在非监禁的前提下, 对罪犯一定权利的限制, 运用社区的资源进行行为和思想矫治的一种犯罪矫正方式。

二、社区矫正制度在刑法中的适用范围

虽然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实行起步较晚, 但是我国刑法已经对社区矫正的适用做出了一般规定, 主要体现在管制、缓刑、假释、符合条件的保外就医以及其他监外执行的手段。其适用对象条件一般为犯罪情节较轻, 确有悔改表现, 对社区无不良影响的犯罪人。

三、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

基于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刑事司法运行过程中起步较晚, 社区矫正制度人在健全和发展过程中, 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不足。

(一) 实际操的具体规定不完善

首先, 矫正的主体规定不明确。虽然包括修正案八都对社区矫正做出了一些规定, 但是对于社区矫正的责任主体并未规定完善,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区矫正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难以明确社区矫正各方应尽的义务, 这也体现在公安机关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容易陷入失控局面。其次, 社区矫正的具体操作程序和奖惩措施规范不到位, 在刑法规范中只是规定了矫正的基本原则, 具体的操作规则规定较少, 以至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产生执行主体会因为犯罪人的不同情形而无统一的标准,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区矫正公信力的一面;另外, 相对于传统的刑罚执行方式, 社区矫正的参与者更为广泛, 除了代公安机关, 还有社区人员的参与, 奖惩制度的缺失, 各方责任不明确,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各方参与的积极性。

(二) 参与社区矫正的参与各方工作衔接不够

在实践中, 作为传统的司法侦查机关, 公安机关主要职责还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打击刑事犯罪的工作, 对于法律明确规定由其执行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大多转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 并且逐渐演变成公安机关备案, 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的局面。公安机关的重点集中在案件的侦查, 而社区的过低的参与度, 导致不同参与部门在工作职责上出现较大的差异, 在社区矫正过程中也缺少相互配合。并且, 现阶段社区矫正制度规定尚不完善, 二者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的工作内容过于模糊, 责任不明确加剧了部门之间社区矫正工作掣肘, 因而双方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的配合工作衔接不足。

(三) 社区矫正的实际操作与理论的偏差

《刑法》对缓刑犯应遵守的规定为:“ (一)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服从监督; (二) 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 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四) 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 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现阶段, 公安机关的警力资源缺乏, 社区矫正过程中犯罪人置于社区范围, 对犯罪人日常行为的考核给有限资源的执行部门带来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 对被矫正的犯罪人考核监督无疑会出现治理疲软。因此, 部分资源缺乏的执行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形。具体表现为在形式上要求犯罪人每月进行一次思想汇报, 而关于会客的规定在社区环境下基本难以执行。无形之中, 社区矫正的实际操作与理论的偏差导致的形式主义, 给对犯罪人的矫正意识大打折扣, 并让犯罪人对社区矫正的严谨性缺乏认知,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犯罪人在矫正时应有的悔罪意识。

(四) 考核机制影响矫正工作者的积极性

司法局对基层司法所在实际考评中, 往往通过重犯率、脱管漏管率等少数指标进行简单衡量和评比。就重新犯罪率而言, 如果矫正工作者所监管的矫正对象只要有一人重新犯罪, 此矫正工作者当月会被扣除相应奖金。对于基层司法所来说, 管辖范围较小, 需要矫正对象的总人数不多, 如有一人再犯罪, 下达指标可能立即突破。这种考评机制过于简单化, 而不会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导致矫正工作者消极对待, “只要保证矫正人员在矫正期限内不犯事就”, 工作积极性被极大地抑制了, 即使做再多工作, 也会因为一个再犯或脱管漏管而被全部否决。

(五) 社区群众参与度有待加强

虽然社区矫正是刑法规定的刑罚执行制度, 是避免监禁刑带来副作用的重要举措, 在一定程度上是刑罚在社区的延伸, 但是社区矫正的另一面是充分利用社区中守法群众正确的价值理念来对犯罪人对社会关系冲突的观念的改良。并且, 让犯罪人重新认知社区中的善, 乃至最终重新接受正确的价值理念, 也在这一过程中重新被社区接纳, 重新回归社会。因此, 社区群众的参与无疑在社区矫正中扮演积极角色, 也起着重要的价值导向, 思想教育的作用。从我国现阶段来看, 社区的发展相对西方仍然较为落后, 尤其是在落后地区, 城镇化导致的“村改居”, 虽然社区已经成立, 但是群众的认可度和归属感并未及时形成。社区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以政府为主导和核心, 社区群众的参与度极低。对于司法制度中的社区矫正制度性质和内容在群众意识中也鲜为人知, 这也导致社区矫正基本上是政府在唱“独角戏”。这也导致, 社区群众对矫正对象产生陌生感和戒备心, 在行为上少于矫正对象沟通, 在心理上也较为排斥。这种低下的群众参与度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矫正人回归社会的信心, 无沟通的社交也给矫正人重新回归社会产生了较大的障碍。

四、社区矫正实践的完善

(一) 规范执行主体及细化矫正的程序制度

《刑法修正案 (八) 》明确将“社区矫正”纳入其中, 使得社区矫正有了效力层级较高的法律依据, 在一定程度上使社区矫正做到有法可依。但相关规定过于分散和抽象, 可执行性不强。因此必须完善立法, 在刑法制度中细化社区矫正的具体操作程序, 或者制定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法律制度。在制定专门法时, 应结合全国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 以及现代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要求, 学习借鉴国外立法的有益经验, 对社区矫正的性质、对象、管理、保障、程序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的设置、职责、权利和义务, 执法监督, 法律责任等方面都要作出明确的规定, 以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二) 加强矫正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工作

首先, 法律文书的移交是防止因法律文书移交环节出现问题而导致缺管、漏管现象的出现。应加强司法所与公安派出所、社区的工作衔接, 切实执行定期例会制度、情况通报制度、核查核对制度。其次, 建立完善的档案信息, 针对每一个社区矫正的犯罪人, 了解每个矫正对象的真实资料, 便于因人施矫的矫正工作开展, 严格实行一人一档制度。再次, 以个性化教育为主、集中教育为辅。针对每个社区服刑人员的具体矫正进度, 及时运用最适宜的矫正方案。除每月定期的集中教育, 应将工作重心放在个性化教育上, 针对不同的矫正对象制定相应的矫正方案, 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与矫正对象进行当面谈话, 主要询问其生活、工作、思想及情绪状况, 并进行相关法规政策和形势教育, 有效地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实际困难。

(三) 建立完善的矫正队伍

社区矫正的执行难一方面归咎于矫正队伍的不足和专业性的缺失。在不断提高社区矫正人员的专业性同时, 也需对社区矫正志愿者开展适当的专业培训。相对于司法工作者来说, 志愿者所处的地位更容易被矫正对象所接纳与信任, 能够更好地促进志愿者与矫正对象之间的沟通交流。

在矫正工作中, 除了专业的矫正工作人员和社工志愿者们, 社区居委也有着紧密的协作关系。社区居委扎根于社区, 与矫正人员也有较多的日常接触。矫正工作者想了解矫正对象近况又因矫正对象不愿如实告知时就可与居委会联系。社区矫正的实施仅仅依靠社区矫正人员显然有限, 还应壮大其队伍, 组成一个由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参与的社会团体。

(四) 加强宣传和社区群众的教育和动员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起步较晚, 不少人受传统“报应思想”的影响较深, 服刑人员也并不了解社区矫正的真正意义且不愿配合。因此, 社区矫正需加强对外宣传, 尽快让社区矫正这一理念深入民心。应当经过实证调查, 举例出社区矫正在有效矫正罪犯、节省行刑成本、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等方面的科学数据, 并推出一些典型的成功案例, 向各方面进行宣传, 可以借助法制宣传日, 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让全社会了解、认识到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意义, 在理解的基础上支持这项工作的开展, 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加入社区矫正队。

摘要：社区矫正是我国结合传统刑罚执行方式适用的监禁刑罚, 在立法规范和日常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 在对犯罪人的矫正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对当下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的一些浅显了解。

关键词：社区矫正,监督管理,完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