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基础教育改革

第一篇：英国基础教育改革

英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及其立法

摘要]管理体制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起着“龙头”作用,其合理有效性在相当大程度上决 定着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文章通过对英国学前教育主要政策及法律中关于管理体制的相关规

定的分析,认为英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及其立法主要有以下突出特征:强化中央政府对学前

教育发展的领导与管理职能;凸显地方当局在儿童教育和保育中的地位与责任;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

责与权力,注重绩效管理;打破部门间组织性障碍,推动和促进部门间的协作与整合。这些对我国学前

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及其立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英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政策;法律 在一国教育制度中,教育管理体制占有突出地

位,发挥着“龙头”作用。[1]管理体制的改革往往直 接影响或决定着教育中其他领域的改革;而教育改 革和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或存在的各种问题,也都直 接或间接地与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密切 的联系。[2]教育管理体制也可简称为教育体制,它 是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根本性 管理制度,主要是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 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 划分、人员的任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 施,也涉及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 式。[3]相应地,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则是指学前教育 管理部门,包括中央、地方及其他教育机构间的相 互关系、职能权限、组织结构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 从宏观管理的角度上讲,学前教育管理主要包括国 家及地方学前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制定法律、法规、 政策、规划和方针等,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行 计划、组织、引导、监督和评估,并协调有关部门的 关系等,以保证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近些年来,英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本国学前教育 事业的发展,通过制定和颁布许多相关的法律与政 策报告,如《儿童法》(198

9、2004)、《儿童保育法》 (2006)[4]、《每个儿童都重要》绿皮书(2003)[5]以及 《儿童保育十年战略》(2004)[6]等为其学前教育事 业发展提供政策与法律保障,以此来加强和改善本 国儿童的教育与保育质量,确保每个儿童潜能的发 挥及其健康发展。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其核心内容 之一即是改革本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其目的是从 现代公共管理的视角不断认识和改进政府对学前 教育的领导、组织、协调与干预,强化中央政府对学 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领导职能,加强地方政府在学前

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与责任,进一步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与权力,推进部门间的协作与整合,其中不

乏许多值得我们在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立法 中学习和借鉴的内容与特点。

一、英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

在英国,由于受长期教育传统的影响,人们普遍 认为对儿童的保育和教育主要是父母的责任,再加 上5岁以下儿童的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因此英国 的学前教育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相应的管 理体系和职能薄弱,机构和部门之间缺乏整合与协 调,不能有效地为本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服务。 (一)各级政府学前教育管理权责不清,管理绩 效较低

英国是一个强调地方分权的国家,加之长期以 来对学前教育缺乏应有的重视,因此,从中央到地 方各级政府在对学前教育进行管理时,缺乏一套简 洁、明确、适当、高效的组织体系。在国家层面上缺 乏对学前教育发展目标、计划、财政来源和监督体 制等系统、清晰的组织与制度安排,由此也导致了 中央和地方相关部门的职能权限不清,组织管理比 较混乱。许多地方儿童服务的分类体系或交叉重 叠,或流于形式。此外,由于不同部门对儿童管理的 责任分散或交叠,[7]导致信息不能及时、有效地在 部门之间共享,使儿童得不到及时的相应的服务。 (二)学前教育与保育分离,部门之间沟通与合 作不畅

英国托幼机构的发展有多种不同的源流,加上 其行政管理的特殊性,英国托幼机构的性质、类型 多样,且长期以来分裂并行为教育和保育两个不同 的服务体系。在管理的归属上,为出生到3岁幼儿 提供的托儿服务由社会保障部门管理,招收3～5 岁幼儿的托幼机构则由教育部门管理,[8]此外,在 国家和地方层级都由不同的部门管辖。这一体制上 的分裂导致在许多情况下部门之间以及学前教育 机构和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与配合不协调。除此 之外,上文所提到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学前教育职 责、权限的模糊以及信息机制的薄弱与不完善也使 得教育与保育分离的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 (三)儿童权益保障机制薄弱,呼吁加强政府职责 由于在学前儿童的保育和教育方面,英国各级 政府及相关部门之间责任不清,儿童权益保障机制 薄弱,儿童的基本权益不能得到良好保障,甚至在 不少情况下被损害。近些年来,英国社会问题越来 越严重,贫困儿童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其教育、保 育、卫生、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也愈益突出。 2003年由兰姆爵士(Lord Laming)提交给英国政府 的调查报告(The Victoria Climbie Inquiry Report)便 充分证实了这一问题,并引起上至英国首相下至普 通民众的惊诧与忧虑[9],改善学前儿童安全、健康 成长与发展的环境成为人们的普遍愿望。

二、英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及其立 法的主要特点

(一)强化中央政府对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领 导与管理职能

英国具有地方分权的传统,地方政府在教育方

面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力。1988年《教育改革法》的 颁布是英国教育管理体制发展的转折点,它大大地 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教育领导权限,[10]此后,中央政 府在对教育事业的宏观规划和调控中发挥着越来 越大的作用。英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是教育与技 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DfES), 它负责制定学前教育相关政策,颁布法令,制定发 展规划等,并由教育大臣(the Secretary of State)直 接负责对学前教育事业的管理。在1989年和2004 年的《儿童法》中,均规定了其主要职能,包括对地 方儿童服务当局履行的具体职责以及早期教育机 构的运转、管理和儿童权益保障等制定规章、进行 指导和监督检查等。此外,在2006年《儿童保育法》 中,第1～13条均明确规定了地方当局及相关部门 在履行其各项职责时必须接受来自国务大臣的监 督和指导。在中央层面有专人负责对学前教育事业 发展进行宏观调控,政策法规、发展规划的制定和 监督指导等,这不仅有利于保障全国的学前教育事 业具有明确的发展方向,[11]而且有助于促使各级政 府努力履行相应的职责,并对学前教育机构的健康 运转和儿童发展基本权益的保障发挥积极的促进 作用。

为确保每个儿童都在生命的早期拥有生命中

最佳的开端机会,减少妇女参加工作后带来的后顾 之忧,并且使家庭能够拥有更多的机会与选择,同 时为消除社会贫困,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贡 献,自1998年以来,英国政府积极鼓励并扶持“国 家儿童保育战略”(National Childcare Strategy)和 “确保开端”(Sure Start)项目,除了制定、明确项目发 展目标、规划、开展方针之外,还投入了大量财政以 加强、扩充和改善对儿童和家庭的服务,中央政府

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此外,《儿童保育十年战略》(2004)、《每个儿童都重

要》绿皮书(2003),以及多部与学前儿童及教育相 关法律的制定无不彰示着英国中央政府在加强自 身对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宏观指导、规划、组织领导 与协调方面的职责,[12]值得我国借鉴。 (二)凸显地方当局在儿童教育和保育中的地 位与责任

在英国,地方教育当局一直拥有较大的自治

权,主要按照本地区的需要对当地的教育进行管理 和监督,对地方教育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 然中央对教育的宏观调控呈增强的趋势,但地方当 局在教育管理与发展中的地位仍然不容忽视,在英 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立法的过程中其地位 与责任得到了进一步凸显。2004年《儿童法》第52 条明确规定英国地方当局有保护和促进儿童健康 成长及提高教育成就的职责。2006年《儿童保育 法》在第1～13条进一步明确了地方当局在学前教 育管理方面的总体职能和具体职能,前者指地方当 局要在改善学前儿童教育与保育、促进每一个儿童 健康成长,减少儿童在接受保育、教育、健康等服务 上的不平等等方面承担起责任;后者则主要包括制 定具体计划,并负责总体组织与协调,确保向家长 和儿童提供满足其需要的早期服务;确保为工作的 家长提供充足的儿童早期服务;对儿童早期服务项 目、实施及质量进行评估、检查和监督;向家长提供 早期服务的信息、建议和援助并建立一定的服务机 制;向儿童早期服务机构提供信息、建议和培训等。 对地方政府教育职能的规定是国家对政府承 担学前教育发展责任在地方一级的进一步延伸和 明确,它不仅有利于地方政府更好地在中央的指 导、监督之下实施具体管理,确保国家发展学前教 育事业的政策意志得以贯彻落实,而且有助于在统 一的领导下发挥地方管理的灵活性和积极性,充分 展现地方特色与优势。

(三)明确各相关部门职责与权力,注重绩效管理 英国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教育与技

能部在学前儿童社会服务、保育教育、家庭政策以 及儿童和家庭支持与咨询服务等方面的责任。为促 进年幼儿童的教育及健康,2006年《儿童保育法》 第39条规定,教育大臣必须负责向提供早期服务 的学前教育机构明确儿童学习、发展的要求及保育 要求,确保教育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能满足儿童成长 与发展的基本需要,并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为确保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改善儿童的发展状 况,英国政府设立儿童服务指导(Director of Children’s Services)的职位,负责地方当局的儿童 教育和社会服务,并在教育与技能部设立儿童、青 年与家庭部长(Minister for Children,Young People and Families)的职位,以在地方政府间协调政策, 支持和促进其合作。此外,还规定在地方上设立地 方儿童保护委员会(Local Safeguarding Children Boards),专门负责对儿童权益的保护。关于学前教 育机构及其质量的监督机制,1999年8月,英国政 府宣布要整合幼儿教育与保育法规为国家标准 (national standards),由专设的教育标准办公室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主管,专门负责制 定全国统一的托幼机构学前教育服务质量规范以 及注册和督导检查工作标准等,从2001年9月开 始,所有的托幼机构都要接受教育标准办公室的视 导监督。

明确相关部门在学前教育和儿童服务中的职 能,有助于儿童的基本权益得到保障,并获得更高

质量的教育和相应的服务。[13]为进一步提高管理效 率,改善管理绩效,2003年英国《每个儿童都重要》 绿皮书一方面提出要改善学前教育相关部门之间 的信息分享机制,并努力消除妨碍建立这一机制的 法律障碍、技术障碍和体制性障碍等,还提出地方 当局及其合作者在建立地方信息分享机制的过程 中要起带头作用。另一方面,绿皮书提出要制定一 个有效的评估框架,目的是要获得有关儿童成长、 教育和服务的关键信息,并减少部门间工作的重 复,努力使相关部门所提供的信息和服务具有针对 性、有效性,能够更好地满足儿童及其家庭的实际 需要。这一改革策略的提出,符合现代社会中教育 管理追求高效率、高质量以及民主化、科学化的发 展趋势,有助于英国学前教育管理目标的实现。 (四)打破部门间组织性障碍,推动和促进部门 间的协作与整合

当前,打破部门间的壁垒,消除现有的组织性

障碍,进行新的组织和制度安排已经成为英国和国 际上许多国家与地区的共同趋势。英国一些地方当 局已经将儿童的社会服务和教育融合,成立了儿 童、学校和家庭部(Minister for Children,School and Families)。针对长期以来英国学前教育领域中保育 和教育在体制上分裂的状况,近年英国政府推出了 将两者整合或推进“保教一体化”的新政策。这在

2003年教育绿皮书、2004年《儿童法》以及2006年

《儿童保育法》等相关报告和法律规定中均有体现,其中《儿童保育法》第4条明确规定了地方当局要

协调各相关部门合作的职责,“第一次为整合的儿 童早期服务提供了法律支持”。

在中央一级管理上,主要由英国教育与技能部 负责全国的学前教育事务,在其他可能对儿童产生 影响的事务上,政府其他部门如卫生部,财政部,环 境、食品与农业部,文化部和工商部等十几个部门 共同继续发挥作用,中央政府负责领导并加强其协 调合作,并确保其更好的整合。为达到这一目标, 2003年绿皮书提出在教育与技能部建立“标准设 立与调控机制”(standard setting mechanism),负责 制定不同部门需要满足的基本标准,并设立联合的 监督与检查团对各部门的工作及部门间的协调合 作进行评估,设立干预和激励机制以激发各部门的 行为表现等,消除影响服务有效性的障碍并减少相 关的行政性负担。此外,英国政府还通过在各种服 务中确保儿童优先,制定清晰的与儿童相关各部门 的操作标准,使其行为目标、计划、资金来源、经济 责任及其他各方面指标明确化、合理化、制度化,建 立起整合的儿童服务监督指导框架,推动地方各部 门间的协作。

打破部门间的组织性障碍,并通过建立相应的 机制来保障和推动部门间的协作与整合,既有助于 充分利用多种资源实现管理的目标,提高学前教育 管理和服务的效益与效率,更有助于满足学前儿童 在教育、保育、健康、安全等诸多方面发展的需要, 进一步促进儿童全面、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斌贤主编.现代国家教育管理体制.上海:上 海教育出版社,1996:17 [2]谢维和.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及其分 析.教育研究,1995,(10) [3《]教育管理词典》编委会.教育大辞典(第二版).

第二篇：都铎王朝与英国教会改革

亨利八世

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第二代统治者亨利八世(亨利七世的次子)，是一位才华横溢且私欲膨胀的英国国王，一生娶了六个妻子，在历史上曾留下无数瞩目的争议。也是英国历史上宗教改革——基督新教的创立者。

亨利八世的第一任王后是西班牙公主凯瑟琳，要娶其嫂子身份的凯瑟琳为妻，和当时的天主教教义伦理相违背，于是费劲心机说服教皇，使凯瑟琳变成了王后身份。但凯瑟琳只诞下一个女儿玛丽(英国历史的第一代女王，血腥玛丽)，苦无子嗣继位的亨利八世对她不再宠幸，转而爱上女侍官安妮-博林。由于安的家世在朝中势力强大，强迫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取代王后位置。

由于与凯瑟琳的结合、分开都是有违天主教教义伦理，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对抗，最后脱离罗马教廷，自封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这就是后来的基督新教。

安妮也只生下了一个女儿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比凯瑟琳更为悲惨的是被亨利八世以通奸罪名送上了断头台;“此生真爱”的侍女简-西摩是亨利八世的第三任王后，诞下了儿子爱德华六世后的第12天去世了。

爱德华六世、简·格雷

爱德华六世九岁即位，舅父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摄政。坚持其父亲的英国国教政策。1549年萨默塞特公爵在宫廷斗争中失势，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摄政。由于国王年轻病弱，在位六年便去世(据说英国王室血统携带有血友病基因)。由于爱德华并无遗下任何子嗣，便由他祖父亨利七世的外曾孙女——简·格雷继承王位。其在位只有9天，还有传说这位Jane国王没有王室血统，她的继位违反了英国的议会法令，是英国历史上不被承认的国王。

玛丽一世(血腥玛丽)

亨利八世的长女玛丽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其童年的成长经历极为曲折，同时由于简·格雷继承王位的不合法性，当时英国很多天主教徒拥护玛丽推翻了登基九天的简·格雷，成为都铎王朝的国王。自然，玛丽登基后的头等大事就是恢复天主教，为此，她曾处决了差不多三百个反对者。而被称为“血腥玛丽”(Bloody Mary)。

玛丽继位后嫁给了西班牙王子飞利浦，由于妹妹伊丽莎白是虔诚的新教教徒，为了天主教能够长期流传，玛丽防止将王位传给伊丽莎白，对伊丽莎白长期关押软禁在伦敦塔内，并想尽快诞下子嗣作为合法继承人。但最终玛丽没能如愿，终生没有子嗣。

在玛丽弥留之际，大臣们要求其指认一位天主教贵族作为国王继承人，但玛丽几次召见伊丽莎白要求她皈依天主教，并传位给妹妹，而伊丽莎白都没能顺应玛丽的要求。最后，玛丽也没有指认继承人，在信仰和亲情中选择了后者。

伊丽莎白一世(童贞女王)

伊丽莎白继位后，迎来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她即位时英格兰处于宗教分裂的混乱状态，不但成功地保持了英格兰的统一，而且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后，使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英格兰文化也在此期间达到了一个顶峰，涌现出了诸如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培根这样的著名人物。为此，伊丽莎白终身未嫁，被称为“童贞女王”。这也是历史对伊丽莎白最大的批判，没有给自己提供一个继承人。

伊丽莎白登基后和西班牙关系恶化，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向英格兰发动进攻，多次交锋，战争持续到1604年双方几乎打得平手。同时，英格兰经历多年的海上战争，取得了海上霸主地位。

但是，伊丽莎白时代不齿的两件事，第一，伊丽莎白支持海盗事业，从中获取暴利;第二，贩卖黑奴。

伊丽莎白的继承人是她时任苏格兰国王的侄子詹姆士六世，后来继任英格兰国王，改为詹姆士一世，结束了都铎王朝时代。

此时，英格兰和苏格兰同归一个君主，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下，开始了不列颠统一进程的第一步——王室联合，但英格兰和苏格兰依然被国际承认为两个国家，而两个国家依然保持自己独立运作的政府。后来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英国形成了一个短暂的共和国。

第三篇：英国电力体制改革历程与启示

北极星智能电网在线2014-1-24

●英国“破碎化”电改的国情背景是：撒切尔政府推崇私有制、市场化和自由化，迷信“市场万能”，这与我国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国情截然不同。

●“破碎化”改革后，英国电力市场主体从“各环节独立”演变为“一体化重组”：厂网分开时的12家供电企业整合为6家发输配售一体的集团公司，占据大部分市场。

●本土电力企业丧失市场主导地位，德、法企业成为英国电力市场上主力军，占据60%份额。

●电价持续上涨，工业和居民电价9年间分别上涨47.1%和31.6%，居民电价涨幅比法国高28.7个百分点，比欧洲平均水平高13.1个百分点。

●2014年英国将实施的新一轮电改方案不再以“促竞争、提效率”为目标，而以保障安全供电、促进低碳发展和用户负担最小为目标。

●电改没有统一成熟的模式，各国电改须立足国情、因地制宜地探索改革路径，决不能照抄照搬，还应根据形势变化和改革实施情况进行调整。

英国电力改革的背景及历程

上世纪90年代初，电力工业改革作为撒切尔政府推行的整体经济体制变革的一部分，伴随着这一阶段英国国有行业的私有化步伐拉开序幕。

改革前，英国由国有化的中央发电局统管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发、输、配电业务，实行垄断经营，下属12个地方电力局，按照所划分的区域进行供电。另有一个协调组织——电气委员会负责电力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以及相关事务的处理。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也有类似的垄断机构，如苏格兰发电局。

1989年，英国对原有中央发电局资产实施厂网分开和私有化重组，同时建立了竞争市场，并在后续的20多年中不断总结和调整改革模式。市场模式经历了从集中竞价到双边交易的转变;市场主体经历了从各环节独立到发、配、售电环节一体化重组的过程。

改革第一阶段是行业结构重组、私有化和电力库模式建立。19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1989年电力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原中央发电局拆分为3个发电公司(国家电力公司、电能公司和核电公司)和一个输电公司(国家电网公司)，

然后，将分拆后的公司和原有的12个地方电力局逐步实施私有化。在苏格兰，南苏格兰发电局和北苏格兰水电局在民营化后股份全部售出，成立了苏格兰电力公司和苏格兰水电公司，统一经营发、输、配、售电业务，各部门独立核算。北爱尔兰电气服务部在1992年私有化中将所属4个发电厂售出，同时成立了北爱尔兰电网公司，经营输电、配电和零售业务，并于1993年转变为股份制公司。

在进行电力重组的同时，英国电力工业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了竞争性的电力库。在这种模式下，电力输出超过5万千瓦的电厂必须持有发电许可证，通过电力库进行公开交易(直供除外)。供电公司、批发商、零售商及用户(除直供用户之外)也必须通过电力库来购买电力。一个名为电力联合运营中心电力市场交易机构成立，由国家电网公司负责运营。

改革第二阶段是建立新电力交易制度。由于强制电力库存在定价机制不合理、市场操纵力等问题，英国议会于2000年7月28日批准了新的公用事业法案，对电力市场的框架和行业结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新的管理机构OFGEM和新的用户组织Energywatch。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以双边合同为主的新的电力交易机制完全取代了电力库模式，建立了新的经营执照标准，重新规定了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改革第三阶段：BETTA模式建立。1990年以来的改革，主要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区没有建立竞争性的电力市场。2005年4月开始，英国政府决定将NETA模式推广到苏格兰地区乃至全国，称BETTA计划。

其主要特点是：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竞争性电力市场，统一电力贸易、平衡和结算系统。第二，实现全国电力系统的统一运营，由英国国家电网公司负责全国电力系统的平衡，保障供电质量和系统安全。苏格兰原有两个电力公司保持输电资产所有权。

英国电力行业结构演变及现状

耐人寻味的是，在拆分中央发电局和私有化电企后，受市场利益驱动，英国电改初期“破碎化”的电力行业结构竟然重新出现了一体化并购趋势。

厂网彻底分开初期产生的12家供电企业逐渐整合为6家同时拥有发电、(输)配电、售电或发电、售电一体化集团公司，占据英国市场大部分份额。经过20多年的不断重组、并购和改革，目前英国电力行业呈现以下结构：

发(售)电环节：6家同时拥有发配售(或发售、发输配售)垂直一体化集团公司，占据英国发电市场65%和售电市场87%的市场份额，其余市场份额由独立发电或售电公司占有。

输电环节：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输电资产归属于英国国家电网公司;苏格兰地区输电资产归属发输配售垂直一体化的苏格兰电力公司以及苏格兰和南方能源集团公司。输电网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以及苏格兰地区实行全国统一调度，调度机构隶属于英国国家电网公司。

配电环节：英国有7个主要的配电网运营机构拥有并运营配电网资产。此外，英国特定地区还有一些独立配网运营机构，主要拥有和运营部分接入既有电力配送网络的电网扩展项目。

政府监管机构体系：英国的政府监管机构主要包括4个部门：一是能源气候部，是能源宏观政策的制定部门;二是天然气与电力市场监管办公室，是英国电力监管部门，独立于政府，受议会监督，同时监管天然气和电力两个市场，主要监管手段是价格监控;三是公平交易办公室，主要依据反垄断法、竞争法及公平交易法对操纵市场、企业并购等行为进行监管;四是竞争委员会，主要应前两者的要求对纠纷处理进行详细的调查、仲裁。

英国电改四大问题不容忽视

总体来看，英国电力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力市场的良性竞争，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发展了大量联合循环天然气机组来替代燃煤机组，促进了电力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2009年天然气发电量占44.1%，而改革前不足2%。

但英国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

首先，改革后市场机制未能有效吸引投资，造成系统备用裕度下降，2006年英国发电容量备用系数已经从改革之初的35%降到22%。

其次，改革导致英国本土电力企业失去了电力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德国E.ON、RWE，法国EDF、GDF-Suez等企业逐渐成为英国电力市场上的主力军，占据约60%的市场份额。

再次，受到电网监管方式的约束，电力企业的研发投入连续多年逐步降低，英国电网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从改革前的2%下降到2011年的0.1%。

最后，进入21世纪后，随着供应冗余度降低和一次能源价格的增长，英国电价持续上涨，2000～2008年，英国工业和居民电价分别上升了47.1%和31.6%，升幅高于同期法国(法国工业和居民电价涨幅为11.7%和2.9%)和大部分欧洲国家水平(欧盟15国工业和居民用户电价平均涨幅为37.7%和18.5%)。

值得关注的英国电改新趋势

近年来，随着北海油气资源的逐渐消耗，从2004年起，英国结束了能源自给自足的局面，开始成为能源净进口国(2011年能源对外依存度为36%)，保持能源供应安全的压力开始显现。

此外，碳排放目标的压力使得英国需要在未来的20年中将其碳强度快速下降。《大型火电机组法令》和《工业排放法令》的实施，意味着大量燃煤和燃油机组都将关闭，取而代之的是可再生能源机组和其他运行灵活的低碳机组。这些低碳技术都将是高成本或者具有明显的出力间歇性(例如可再生能源)，需要通过充足的电网备用、先进的需求侧管理机制、储能以及电网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支撑其发展。英国原有的市场机制不能满足未来发展需要，需要对市场模式或机制进行变革。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英国能源部制定了低碳减排路径，提出需要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电力市场机制。2011年7月，英国能源部正式发布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白皮书(2011)》，开始酝酿以促进低碳电力发展为核心的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英国新一轮改革将以保障供电安全、实现能源脱碳化以及电力用户负担成本最小为目标，改革主要内容包括针对低碳电源引入固定电价和差价合同相结合的机制、对新建机组建立碳排放性能标准、建立容量市场促进电源投资等。2013年10月10日，英国能源气候变化部发布了《电力体制改革实施草案》，针对差价合同和容量市场两项政策提出实施草案，计划将于2014年正式实施。

英国电改对我国电改的启示

电力改革没有统一成熟的模式，深化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必须立足国情，因地制宜探索改革路径。

英国电改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国情特点：撒切尔政府推崇私有制、市场化和自由化，迷信“市场万能”，对电力行业推行拆分式改革，走“破碎化”的道路，很大程度是为了私有化电力资产。此外，英国改革初期能源自给率高(90%以上)、天然气供应充足，还具有经济增长缓慢、电力工业发展成熟、生产力水平较高等特点。而且，英国本身在实施了最初的行业拆分后，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重新出现了整合趋势，形成了如今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格局，由6大同时拥有发配售(或发售、发输配售)的垂直一体化集团公司主导市场。

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能源资源与能源需求逆向分布的格局和电力工业处于较快发展期等基本国情，都决定了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只能从我国能源电力工业的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发展道路，促进电力工业的科学发展。

电力市场化改革是逐步推进的过程，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和改革实施情况，动态调整和完善改革思路和目标。我国2002年提出的电力改革方案，较多借鉴了英国的改革模式。当前，我国电改发展形势已经与十年前有很大不同，清洁能源开发突飞猛进、智能电网技术快速发展、电力企业全球化竞争加剧等都是新的重大变化。从国际上看，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电力市场化改革在这十年间也出现许多新的情况，英国市场模式几经调整，近年来随着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应对气候变化任务的加重，英国电力改革已不再单纯以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为目标，即将开启的新一轮改革进入了以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保障供应安全为核心的新阶段。因此，进一步深化电改，需要对前一阶段的改革进行系统总结和评估，立足新的形势和要求，对改革的取向、思路和重点任务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

第四篇：试论19世纪中期英国文官制度改革

试论19世纪中期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背景与过程

摘要：19世纪中期，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和国会制度改革的巨大推动力，以及英国官僚制度的腐败根源和东印度公司职员任命矛盾的产生，英国进行了文官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探索，最终确立了由法律规定的，以对文官的公开考试、录用、考核、监督、升降、奖惩、免职等为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文官制度，对英国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给我们今天的改革也留下了许多值得研究和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 19世纪中期;英国;文官制度;改革背景;过程;启示

正文：

文官制度，亦即人事制度，是由法律或法令规定的关于文官的考试、任用、考核、监督、升降、奖惩、退休、免职等管理制度。19世纪中期英国进行文官制度改革，从而确立了现代英国文官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确立资产阶级文官制度的国家。

19世纪中期英国实行文官制度改革，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首先，工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为文官制度改革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英国社会、经济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开拓创新精神的形成，极大地冲击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呼唤着英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其次，国会制度改革为文官制度改革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1832年、1867年，英国先后对国会进行改革，改革的结果是使得城市选民的人数超过了农村地区，并使城市的熟练工人基本上获得了选举权，在工业革命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工业资产阶级得以在国会中取得主宰地位，结束了土地贵族对下院的控制。他们受功利主义观点影响，要求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从政治上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

再次，英国官僚制度的腐败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对文官制度改革的强烈愿望。1688 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确立了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制政体。革命后的“权利法案”虽然提高了国会的权利，但却仍然保留了国王的行政大权，土地贵族继续垄断了政府行政部门的各级官职。此后，在英国政治生活中，买卖官职、贪污腐化依然成风，庸碌无能之辈继续占据政府要职。官吏一旦上任，往往只升不降。任用和晋升完全靠资历与后台而不在乎才干与成绩，这就造成了官僚队伍的日益庞大、臃肿，而且工作混乱，效率低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议会民主制度进程的加速，建立新的文官制度成为英国社会各阶层的迫切要求。

1 最后，东印度公司官员任命产生的矛盾成为文官制度改革的直接起因。东印度公司的职工多为贵族子弟依靠私人关系安插的，既为公众舆论反对，也不利于该公司的发展。因此在1853年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期满，向国会请求延期时，国会随即提出了该公司必须改革人事考选制度的要求，并委派麦考莱、哥威特和莱弗维三人研究该公司人事制度的改革方案。三人经过深入研究后提出报告，主张该公司用人应该采用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实行择优录用、公开竞争、平等的原则。考试合格后，则应受训两年，受训期满，再经考试，按成绩优劣分配工作。这一改革方案成行后，效果显著，逐渐被运用到文官制度改革中。

在以上四大背景之下，十九世纪中期，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者掀起了改革英国文官制度的运动。1854 年 2 月，屈维廉、诺斯科二人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文官制度的种种弊端，对文官的选任、使用和晋升等,提出了一整套改革计划。建议通过公开竞争考试录用各级文职官员;严格文官工作考核,实行政绩晋升制,奖优汰劣,奖勤罚懒;区分文官类别,统一规定文官录用的年龄和薪俸标准,量才使用等等主张。报告虽然在国会中大多数保守分子的强烈反对下被内阁撤回，但它为日后英国进行文官制度改革提供了基本准则,奠定了改革精神,做了充分的准备。

1855 年 2月帕麦斯顿内阁上台以后，为了满足工商业资产阶级对改革的期望，同时又避免国会贵族议员的反对，开始了温和的改革。1855 年 5 月 21 日，帕麦斯顿以枢密院的名义颁布了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一个正式法令——《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命令》，法令规定成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文官制度委员会,负责审查文官候选人的年龄、身体、品格等条件是否合格,然后允准参加考试。对考试合格者颁布证书,分配到各部用人机构,经过6个月的试用期后,再决定是否正式录用。

1868 年，积极主张改革的格拉斯顿出任内阁首相，英国在文官制度的改革方面才迈出了较大的步伐。1870 年 6 月 4 日，格拉斯顿颁布了关于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二道枢密院命令，明确规定除外交部和内务部以及某些高级文官外整个国家绝大多数文职官员一律通过考试公开录用;建立对于各级官员的日常考核，以其才干和工作业绩作为提拔晋升的主要依据。1870 年的枢密院命令，是英国文官制度形成的标志，基本实现了官员任命到公开考试的历史性转变，这是19世纪中期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最大特征,也是其核心内容。以后经过英国历届政府的完善和补充，英国文官制度日趋完善、成熟。

2 综上所述，19世纪中期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经历了自由主义者的初步探索，再到帕麦斯顿为减少改革阻力施行温和的改革，虽然不彻底但是为格拉斯顿改革奠定了一定基础，最终1870年的第二道枢密院命令的颁布，英国文官制度基本形成。这不仅是政府要员对改革政策承接性的产物，更是全社会强烈要求和积极探索下的结果。

腐败和改革从来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它是整个世界所有国家都需要研究的课题。韩国民主运动时期的斗士金大中总统上任后，推行南北和解的“阳光政策”，沉着应对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重振，赢得国民的高度支持，但他共12名亲属涉嫌腐败，3个儿子均锒铛入狱，令他英名毁于一旦。同理见于我国的官场制度，如果说富二代可以是家业传承的自然产物，官二代则是社会官场畸形的肿瘤。父母在机关任职，子女的仕途往往会比一般年轻人平坦的多，这也是现在找工作、进单位都要有人的原因，裙带效应影响广泛。此外，基层公务员的确是通过一系列严格考试录取的，但此后，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一般都是只升不降，这时候的升迁调动，的确是有能力、成绩显著者的自然调动，但其中的潜规则更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更应该学习借鉴外国对文官的考核制度，不应该是简单的高进低出，当然国家现在也在改革，公务员招收的门槛提高了，大多需要研究生文凭和一定时间的工作经历，这的确是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务员的基本素养和能力，但如果后期考核制度跟不上，这仍旧只是一项平平之举，作用不大。重要的是对于政治官员的选拔，除了在初期的海选基础上，还应该定期定量地对官员的政绩、能力等方面进行考察，实行精选，要让他们意识到，晋升和未来的前途，完全取决于他们履行职务的勤奋程度和能力，从而确保官员素质的不断增长，而不是一无所依就能平步青云。假如公务员不再是铁饭碗，也如企事业单位一样有严格的奖惩、合同制度等，奖优汰劣，奖勤罚懒，如果表现严重不称职则要准备下岗，我想我国公务员阶层的改变会更加明显。我还假设，是否应该对普通百姓和官二代在考试时区别对待，尤其对于官二代的升迁调动应该严格考核，是否达到了相关政绩和水准，这样也许对这种现象能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此外，我们也看到，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离不开自由主义者的初步探索和社会各阶层的强烈要求。不仅是英国，西方大多数国家公民的自主和权利意识非常的强烈，宪法和法律也确实予以了保障，这就使得公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的意愿和要求能真正渗透到政治生活中。但反观我们国家，虽然强调是集体领导，在面对系列社会问题时，政府机关也的确会对民意进行调查，如听证制度等，但收效甚微，做决策的仍旧是政府部 3 门的事，社会民众和团体并不能向外国那样发挥其作用，也缺少对社会问题的系统研究和探索解决方案并提交政府的这种自觉性，往往是民心愤慨，但之后又是无动于衷，所以公民应该首先提高自己的参政意识，积极地有所作为，而不是期待、抱怨政府的无作为。

当然，研究借鉴十九世纪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经验，决不能盲目的照搬和模仿。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自己不同的国情和特点。我们应当认真地研究、适度地借鉴，剔除其糟粕，吸收其合理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之路。

以上即是我对19世纪中期文官制度改革的背景与过程的论述，并提出了一些我个人的看法。最后衷心感谢倪老师本学期的授课，不足之处希望予以指出，谢谢!

参考论文：

1、朱世广《十九世纪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现代启示》 法制与经济 2009年9月

2、陈友义《试论19世纪中期英国文官制度改革》 嘉应大学学报 第21卷 第一期

3、李治国《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

2012年6月5日

第五篇：英国议会改革的理解及对中国的启示

英国作为“议会之母”的国家，其议会制度被世界各国借鉴。英国议会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经验，经历了几个世纪，1215年签订的《大宪章》被认为是英国议会的开端，1689年《权利法案》的完成被认为是英国议会的确立，再到1911年《议会法》的签订被认为是英国现行议会制度的基本确立。英国议会也随着时代发展经历了不断地改革完善，主要有十九世纪的三次改革。我对英国议会改革的理解体现在议会改革的原因、内容、特点及影响方面。首先，改革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政党的斗争是议会改革的重要推力，公民的民主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其次，改革的内容主要针对选举制度，选区及议席调整，是对人民意志的重视;再次，英国议会改革具有保守性、温和妥协性、渐进性、民主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最后，英国议会改革促进了英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使人民更能发挥主权，权力运作更科学合法，也为其他议会制国家的发展提供经验。英国议会改革对中国的启示，我认为基于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中国和英国的代议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英国议会改革给中国所带来的启示需结合中国的国情，在选举制度，选区分配，改革方式等方面都有可借鉴之处。

英国议会改革是在工业革命产生了大量新兴城市和工业地区，兴起了大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背景下进行的，工业革命导致了新兴城市和工业地区由于选区范围而使得议席不足，工业资产阶级和富农的选举资格不足，引起人民的不满，促使了改革。1832年改革在此背景下，重新分配了议席，取消衰败地区的选区议席，将人口增加的新兴工业城市的议席增多;更改了选举资格，使得选民范围扩大;通过和平方式削弱贵族保守势力，体现了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间的妥协，也体现了议会统筹兼顾各阶级的利益，通过温和方式调和阶级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表现其妥协性、灵活性和温和性。中国可以借鉴英国议会改革采用温和方式解决社会问题，避免了革命带来的流血冲突;同时注重人民的意志，考虑民众的意愿，维护人民的利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英国工业革命使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方式的改革，进而推动了上层建筑的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也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作出适当地调整。

1867年的议会改革是由于之前改革不太完善，议席分配依然存在问题，广大工人，雇农，妇女仍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改革对议席分配再次做了调整，基本取消了“衰败选区”，进一步扩大了选民范围，使英国在议会制民主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1884年议会改革在继续完善选举制度，通过《人民代表制法》把“房主选举权”扩大到各郡区，使部分农民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选举权进一步扩大，使选举更加合理。政治制度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英国议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渐进地进行改革。中国的选区划分也不合理，需要进行调整，我们在面临国家发展问题时要迈出适当的步伐，善于发现存在的问题，进行渐进的改革，从而使政治呈现出稳定的连续性。

英国议会在1918年的法案中，授予年满30岁的妇女以选举权，1928年又将妇女选举权的年龄限制降低为21岁。成年公民普选权得以实现。妇女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这是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1999年至2012年上院的改革中取消了议员的世袭，使议会制度更加合法化，扩大了民众参与。我们在制定选举制度时，要保证民众的充分参与。

结合英国议会这两个多世纪的改革，我认为对中国的启示主要有，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渐进的改革，要充分尊重民意，要完善作为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的选举的有关制度。中国作为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英国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较大差异，政治制度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需要结合国情对他国优秀成果进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