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与海派之争范文

2022-06-12

第一篇：京派与海派之争范文

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

第二节

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2学时)

一、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

“京派”的名称只是一种沿用，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当文学的中心南移上海之后，继续留在北京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他们是“左联”(包括“北平左联”)之外最重要的文学派别。“京派”没有正式的结社，主要是由几个大学的师生松散组合而成的;但他们有自己的阵地，如《文学月刊》、《骆驼草》、《水星》、《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

“京派”作家在思想和艺术倾向上较为复杂;大体上，他们是一面揭露社会的不平，一面又惧怕革命与破坏。他们把人生理想寓于自然美、人性美，尤其是乡土的人情美之中，来与现实的丑相对抗。他们强调文学是作者感受的强烈表现，并有意识地让它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他们，文风自然诚朴，对人生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文学修养也比较深厚，并接近人民的生活，有的则直接来自底层。他们反对脱离社会的唯美派文学，但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也不相容。

“京派”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批评方面均颇有建树，且成员众多、人材济济。其中的小说家，除前期的老舍以外，主要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林徽音及稍后的汪曾祺等。

1、废名早期的短篇集《竹林的故事》，多写乡土，尝试多种手法，具有田园牧歌风味。后转向诗化小说，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做小说。多写自然风物，蕴涵禅趣，追求平淡古奥、朴讷静美的审美意境。他往往直接从古代抒情诗文中获得诗意的灵感，构成小说意蕴的核心。文字简省，富于弹性，能够表现较为丰富的内容。他精心锤炼每一单句的完美，联想和想象瞬息多变，却不指示抒情意象之间的联络路径，语言跳荡，趋向生辣晦涩。短篇《桃园》、《菱荡》，长篇《桥》可为代表。

2、凌叔华早年作品《酒后》、《绣枕》等多写绅士家庭的生活情趣和中等人家女儿的梦，长于心理描写。其后的《小哥儿俩》、《花之寺》、《疯了的诗人》、《倪云林》等小说，礼赞童心，吟咏自然风物，神往于古代的高人雅士，融诗、画艺术于小说之中，具备传统写意画的神韵。

3、萧乾以忧郁的儿童的眼光，描写人间的不平和世态炎凉(《篱下》、《放逐》、《雨夕》);以“乡下人”的眼光，发现劳动者的苦难和人性的美(《印子车的命运》、《花子与老黄》、《邓山东》);从民族意识揭露宗教、教会的虚伪(《栗子》、《皈依》、《鹏程》)等等，都带有人生、人性忧郁的色彩。长篇《梦之谷》通过爱情悲剧控诉金钱社会和黑暗势力;抑郁缠绵的情感抒发，笼罩了南国山光水色的明丽，成为感伤的抒情诗。

“京派”的特点：人道主义为根基的为人生的创作思想;由文化层面探讨人性、人生和国民性。多写自然风物、纯真爱情、童心、原始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时或对都市上流社会发出讥刺。艺术上化“古”纳“洋”，熔写实、浪漫、记“梦”、象征于一炉，把现代抒情写意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二、新感觉派小说的兴起和特点

1、初期海派：接续鸳蝴派的文学商业性传统。

概说：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表现市民生活，迎合大众口味;过渡性都市描写，沉醉于物质享受而又有负罪感;“都市男女”主题，性爱小说风尚，表现现代人性的“新式肉欲小说”;重视形式的创新，上海追新猎奇的风貌。 (1)张资平

经济和性的双重压抑主题，彻底的媚俗化。“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显示出海派的驳杂。创作《最后的幸福》《长途》《上帝的儿女们》。 (2)叶灵凤

以感伤恋情小说为起点，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最早的推行者之一。31年后转向对都会女性的动态刻画。最现代的文体，狂放颓丧背后潜藏着旧式的温婉。《朱古律的回忆》《七颗心的人》。还创作过通俗长篇小说。

2、新感觉派

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海派承上启下极重要的一个阶段。

现代人的眼光，新异的现代形式，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引入。

(1)施蛰存早年的短篇集《上元灯》中的小说，颇有诗的意味，但并不采用现代主义方法。《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等短篇集，运用弗洛伊德学说，转向较为典型的心理分析，有时略带神怪、魔幻色彩(《将军底头》、《魔道》等篇)。写城镇中青年女性性苦闷的《春阳》、《雾》，折射着性爱意识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明的冲突。其后的《小珍集》、用心理分析方法写社会现实生活的怪现状，则有回归现实主义的趋向。 (2)穆时英早期的短篇集《南北极》，写到阶级对立、又宣泄破坏、占有一切的情绪，具有流氓无产者气味。此后转向感觉主义、印象主义方法，表现爱情和死亡(《公墓》)，都市的战栗和肉的沉醉(《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黑牡丹》)，展览“十里洋场”的畸形“风景”。写出人物在“快乐面具”后的悲哀，是穆的一大成就。 (3)刘呐鸥短篇集《都市风景线》，多写大都市病态和糜烂。

“现代派”的特色与倾向：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与病态，提供了另一类型的都市文学;引进多种现代派手法，在小说结构、形式、方法、技巧等方面有所创新;对人的“精神内海”的表现，有新的开掘。醉心于表现二重人格;有某种悲观绝望、颓废色情的倾向。作业：

1、三十年代小说的多元化发展

2、京派小说与海派小说

第二篇：京派小说与京味小说区别联系及特点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萧萧》、《长河》等是其中较为出色的作品。

京味只是添加到写作里面的对话方式，但是事实上京味根本不能作为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可以说后者不过是被人杜撰出来的奇怪的概述，没有根据和标准。

梦幻乡土。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京派作家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着他们的乡土梦幻的。基于此，他们对宗法制乡风民俗多取宁静认同的态度，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老向的河北农村，汪曾棋的苏北乡镇，萧乾的京华贫民区等无不表现了这一特色。两部《新编》同样继承了这一风格，比如潭柘寺、戒台寺的描写；母矮脚虎回乡的描写；保定府的描写；客栈的描写；青楼的描写；批八字的描写，母矮脚虎出嫁的描写，颠轿的描写等等。总之，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者的一种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悲悯人生。京派小说多表现出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京派作家在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既由衷地赞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又看到了礼教、宗法制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同时，京派浓厚的学院背景又使作家们在理论上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种悲剧意识。沈从文和废名都十分郑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剧的美学特质的一面指出来，在他们看来，人的神性存在与悲剧性存在有着必然性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京派小说的悲剧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剧；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单纯信仰又使得他们的悲剧是“明快的”，又带着“悲悯的微笑”的情怀。这样，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在所写的人事上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丽的死亡，并借此使情爱升华到崇高境界。这些作品在对爱、美遭罹毁灭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悲悯中，表现出京派作家“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的努力。京派小说中尚有一类表现美丑、善恶对立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鲜明的爱憎取舍的人生悲剧，如沈从文的《菜园》、《丈夫》等；萧乾的作品这种特点更明显，他崇尚虽败尤荣的人与命运的搏战，因此，他的悲剧中具有一些英雄主义的因素，这在《邓山东》、《小蒋》、《印子车的命运》中都可以看到。

诗意抒写。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京派作家往往都有着意境营造的自觉。他们的小说或以景结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两部《新编》很多处运用诗歌、歌曲、散文、舞蹈，其中“母矮脚虎与老马聊斋的爱情、婚事”“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这一情节从多个视角描摹了西柏坡的自然风光和人性之美，从而为主人公“母矮脚虎与老马聊斋”

设置了一个“恰当”、“和谐”的生活背景，于是古朴宁静的自然脱化出了西柏坡人的达观自如与世无争的生存观念，这样母矮脚虎就成为了整篇小说的核心，而且作者还把禅境中的静观、顿悟等引入到小说中，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意境化。伴随诗性意境而来的是京派作品结构上的疏朗和散文化倾向。京派小说往往取一种形散而神聚的结构，而这正是典范的散文体结构，人们称京派作家都是遗像文体家，主要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

第三篇：海派文化与上海知识产权工作

海派文化与上海知识产权文化及案例

海派文化及其特征

以“海派文化”为核心的上海文化独树一帜，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一个典范。海派文化所蕴涵的时尚，求变、创新等方面的特征，十分突出。海派文化，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融汇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精华，并吸纳消化一些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因素，进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有学者认为，广义的海派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几个主要时期。即萌芽时期：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孕育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成长时期：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19世纪30、40年代，上海的外来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转折时期：1949～1976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海派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成熟时期：1976年至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浩劫后，海派文化开始了新的繁荣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焕发了青春，走向成熟。

海派文化有着鲜明的特色，具有开放性、创造性、扬弃性和多元性。首先，海派文化具有开放性。海纳百川、熔铸中西，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不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不排斥时尚。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是海派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其次，海派文化也具有创造性和扬弃性，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海派文化讲求实际和实效，义利并重。同时能够清醒地辨别是非，不唯利是图，能有选择、有区别地对待新鲜事物，不盲目和盲从。最后，海派文化具有多元性，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先进与落后，都能在海派文化中共存共生。

旧上海的知识产权制度与案例

1 中国最早的著作权晓谕

上海是我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发源地和中心，旧上海出版业比较发达，在全国率先引入了铅印、石印等印刷技术。同时期版权的保护意识虽然处于萌芽状态，但已在书籍出版发行活动中有所体现。

光绪庚子春三月(即1900年4月)，《申报》的创始人、英国商人安纳斯·美查(Frederick Major)创办的“图书集成局”以铅字排版出版线装书《资治通鉴》，并于光绪壬寅年(1902年)印成上市，书内就附印了上海道袁树勋与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公堂张贴的晓谕各一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官方最早为著作权签发的晓谕。二份晓谕的内容相近。从晓谕的内容可以看出，该晓谕指出古籍不存在著作权的问题。但是当图书集成局将古籍重新整理再用铅字排版出版后，图书集成局就对出版的书拥有了版权，他人再利用照相制版石印该书，就构成盗版，所以被禁止。

如上所示，该晓谕的主要内容是：

钦命二品顶带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哀为出示谕禁事，正月十七日准。英总领率霍函送英商美查公司经理图书集成局毕礼纳原亲一扣，据称局中向用华文铅字排印中国各书，字模号数甚多，内有扁字一种，系本局独创，为各印书局所无。前年本局所印之《东华录》等书，被华人照样石印，继又书《经世文编》等书割裂缩印，减价出售，柞特大碍声名，且亦因之耗本。兹闻又有华人，欲将本局所

1印之《二十四史》及各新书，潜谋翻印及缩作石印，似此不顾损人专图利己，洋商资本何以保全。请照会严行禁止。函请出示晓谕并札伤上海县租界做员示禁等由到道。除函复并分行县委严禁外，合行出示谕禁。为此仰各书坊及诸色人等知悉，所有该局扁字铜板排印新旧书1籍，均不准照缩重印，其新书不准重刊翻印，改头换面，以图射利，如敢故违或被指告，定提究罚不贷，凛之切切。特示。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示

2 旧上海的商标官司

(1)“仁丹”控“人丹”案

晚清时日货“翘胡子仁丹”行销我国城乡，仁丹的主要原料大部分是中国药材，只是生产设备和操作技术比较新颖。当时上海开办中法药房的老板黄楚九看到仁丹销路很好，于是便找到了一张名为“诸葛行军散”的药方，根据药方做成药丸，主要成分有薄荷脑、儿茶，冰片、丁香，砂仁等10余种药料，号称“人丹”，以“龙虎”为商标，称作“龙虎人丹”。龙虎牌人丹刚上市时，业绩平平，曾作价转让与人，但因为接手者无力与日产的翘胡子牌仁丹抗争，后不得已又回盘给黄楚九。五年后，黄楚九也有了些“法律意识”，遂正式将此商标向农商部注册，同时仿效日本商人的经营之道，大做宣传。于是打开了销路，“龙虎人丹”也就此抢走了“翘胡子仁丹”的生意。生产仁丹的日本东亚公司老板以“冒牌”的罪名，正式起诉要求黄楚九的中华制药公司马上停止生产。黄楚九也不甘示弱，特意聘请了一位律师据理力争，认为人丹是一种药品，注册了商标的龙虎人丹不存在冒牌仁丹的问题。双方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各执一词。官司一直打到北京大理院，前后历经10多年未能定案。据说黄楚九为此花去诉讼费10多万元。但有关官司的新闻报道也正好替他做了免费广告，获益远远超过了10万元诉讼费用。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官司再从北京打到南京，转至上海，最后是黄楚九胜诉。最终，“龙虎人丹”驰名全国，畅销至今。

(2)佛手牌味精案

上世纪20年代初，十里洋场上海滩，外货倾销，到处是日商“味の素”的巨幅广告。于是，我国近代味精食品工业创始人吴蕴初发出了为何我们中国不能制造的感叹，并自己买了一瓶回去仔细分析研究，最终发现“味の素”其实就是谷氨酸钠，1866年德国人曾从植物蛋白质中提炼过。随后，吴蕴初就在自家小亭子间里着手试制。

1923年11月，吴蕴初的“佛手牌”味精研制成功，并以其绝伦的质量，赢得了国人的信赖与欢迎。这对一向垄断中国味精市场的日本“美女牌”“味の素”造成了极大的冲击。1924年春，日本铃木株式会社得知吴蕴初已将“佛手牌”味精向北洋政府农商部商标局呈请注册，便经由日本驻华大使出面，借口“佛手牌”商标及“味精”二字与他们广告宣传所使用的“调味精粉”四字相似，从而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向农商部商标局提出异议，要求取消“佛手牌”商标及“味精”二字。针对这种情况，吴蕴初等一面北上北京，到农工商部、外交部和商标局说明事实真相，一面在上海各大报纸上登载这件事情的所有真相，并进行驳斥。一时间，上海各界议论纷纷，日本“味之素”的销售更加冷落。恰值此时，上海“五卅惨案”引起的抵制日货运动爆发，日本人由此不敢再扩大事端。农商部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认真调查，研究该案，最终驳回了铃木株式会社的无理要求。

3 旧上海的专利制度

(1)《沪江商业市景词》中的旧上海专利

出版于1906年即清光绪三十二年的石印本《沪江商业市景词》，作者为“余姚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是一部介绍旧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百科全书，其内容全部以竹枝词的形式予以展现。其中有两首有关当时“创业专利”的竹枝词：

自开专利动人心，竞出新机卜赏音。

世上聪明推白种，无行无处不搜寻。

旧业翻新别出奇，有才创造必多赀。

奏明专利无人夺，仿制应需限满时。

从上面两首竹枝词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显然是十分熟悉当时的上海市场和专利制度的。在前一首中，作者认为专利机构的建立及专利法的颁布对进入上海的洋商十分有利;第二首则表明，专利法的出台有利于保护发明人的权利，从而有利于推进中国发明的起步。

(2)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十年专利”

晚清光绪初年，在列强经济侵略的深入刺激下，中国产生了第一家机器织布业——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者为洋务派官僚和商人，公开宣称的目的是为了抵制外国纱布的进口，与洋商分利。由于机器织布获利丰厚，所以从开始创办工厂之初，洋务派官僚便要利用手中掌握的官府权力独揽这项财源，防止别人染指。从1881年到1882年，郑观应代表织布局先后两次上禀，经李鸿章奏准，上海机器织布局拥有“十年专利”。李鸿章奏准清廷明令：“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十年专利”政策是晚清半封建半殖民地政府的政策，虽然它公开昭示的意图与实际作用严重背离，但“十年专利”政策所扶植的官督商办的机器织布局，毕竟成为中国近代化纺织工业的先导，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上海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影响

经济学家传统地将资本分为三种类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而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显然已经成为第四种资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报告的《多种文化的星球》一文中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力量。”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也曾经说过：“文化是与经济、环境和社会并列的可持续发展的第四大支柱。”布迪厄是近40年来在西方学术界中被人们引用最多的当代法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文化资本”。他在其著名的论文《资本的形式》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布迪厄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历史文化的积淀。作为中西文化碰撞的主要地区之一，上海形成了以“海纳百川、中西合璧”为核心内容的海派文化。虽然海派文化不等于全部上海文化，但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独特性的集中表现。对上海而言，海派文化就是一种其他城市无法复制的文化资本。海纳百川，兼蓄并存，多元博采的海派文化符合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特别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时代。

同样，海派文化的浸润对于推动上海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及管理也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海派文化与上海知识产权文化

建设将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1 海派文化有利于企业的开放式创新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永恒主题。随着创新阶段和水平的不断变化，自主创新又逐渐涵盖了开放式创新的内容。开放式创新的概念最早由Henry w.Chesbrough于2003年5月在其著作《开放式创新：进行技术创新并从中赢利的新规则》中提出。Henry w.Chesbrough针对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面临形势的改变而不得不改变创新模式而提出了“开放式创新”的观点，建立了开放式创新的模型，指出开放式创新是指在均衡协调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资源来产生创新思想，同时综合利用企业内、外部市场渠道为创新活动服务。开放式创新模式主要是针对封闭式创新模式而言的，企业员工流动性的增强、知识扩散化的加速以及私人风险投资的发展，致使企业研发部门或实验室的创新效率低下而成本过高，企业不得不放弃封闭式的创新模式而寻求开放式的创新模式，以便让创意流出企业，并最终找到实现其商业化的更好途径;当然与此同时，也让创意流入企业，并将其作为新的激励和企业模型。

开放式创新理论的提出、发展为企业打破企业边界的藩篱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战略指导。开放式创新理论的要义在于：企业要充分利用内部和外部两种资源，进而得以高效地利用本行业、其他行业人士所拥有的、彼此看似毫无联系的知识财富。纵观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开放式创新必将成为企业走出创新困境的主要创新模式，不能进行开放式创新的企业终将被市场所淘汰。因此，能否深刻理解开放式创新的要义，成为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海派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开放、包容，它代表了文化的某种特点：开放创新，兼收并蓄。上海企业的国际化程度高，市场自由度高，能够与相关产业形成创新联盟，有利于开展开放式创新。而且，上海是中国大陆英语、电脑教育完善、普及程度最高的城市。当大部分国人还不知英语为何物的时候，上海的英语培训学校已经遍地开花。比如，上海最早的“洋泾浜英语”就是上海开埠后，华洋杂处所形成的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从中我们可以感知到上海人在中外交流中的开放、包容与睿智。正是这种普遍较高的外语水平为开放式创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语言基础。所以说，海派文化熏陶下的上海企业特别适合开放式创新的模式，海派文化有利于企业的开放式创新，是上海企业进行开放式创新的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

2 海派文化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

“敢为天下先”，是海派文化的独特品质之一。上海率先引进、推广了很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了不计其数的先进技术和工程项目。比如，上海最早引进了印刷技术，先是引进了铅印，石印，随后又引进了机器动力，从而使得上海出版印刷业得以快速发展，并最终在近代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文化中心;1865年，上海第一家煤气厂在苏州河畔建成;1882年，上海外滩扬于天路诞生了我国第一个电话局，电话第一次在中国使用，2003年，上海建成了世界上跨度最大、最长、螺旋最大的钢拱桥——卢浦大桥，2003年，全球首条商用高速磁悬浮列车线路在上海运行;2005年，上海建成世界最长、最宽跨海大桥——东海大桥，世界最大深水港——洋山深水港也已正式开港运营„„

上海在知识产权方面也总是走在全国前列。1984年，须一平建立了上海专利事务所，成为国内第二家涉外专利代理机构;1994年，上海大学与北京大学一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知识产权学院，迄今为止，上海已经拥有4个知识产权学院，6个知识产权研究中心;1997年，上海知识产权培训中心成立，2001年，

上海知识产权服务中心成立，2005年，上海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成立;2004年，《上海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正式发布：2008年，上海成立了知识产权仲裁院„„

与此相对应的是，海派文化熏陶下的上海市民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也较强，在晚清、民国时期就有了注册商标的意识，并且能够娴熟地利用当时的制度处理知识产权事务和纠纷。而且，海派文化是一种极具理性的地域文化。上海人的守法守纪、遵守契约的思想意识以及较强的法制观念使得上海人形成了追求公正、追求平等与崇尚规范的理念。时至今日，上海市民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度仍相对较高，并已形成了浓厚的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因而非常有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和谐的知识产权文化氛围的形成。同时，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事务的交往中，特别是在面临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压力时，海派文化有利于缓和、化解国际问的知识产权冲突。因为海派文化作为一种与现代西方文化有着天生渊源的东方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保护自身核心理念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接受现代文明的一个成功范例。基于海派文化的上海知识产权文化的独特品质，可以为我们寻找到一条能够融入世界而又不迷失自我的有效途径。

3 海派文化对上海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消极影响

当然，与我国传统文化一样，海派文化也有着与生俱来的不足、缺陷，这对建设上海的知识产权文化也会有消极的影响。海派文化熏陶下的上海人有着精明而自傲，崇洋媚外同时又盲目排外的思想，容易斤斤计较且崇尚实惠哲学，处事审慎保守，容易安于现状，缺少魄力。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造成了近年来上海的经济发展虽全球瞩目，但文化地位却没有较大提升的现状。联系到知识产权文化建设，海派文化的这些缺陷可能会使得人们在知识产权创造方面安干现状，阻碍创新力度的提升，使得民众有可能为了蝇头小利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对盗版等侵权行为熟视无睹，使得各个主体间知识产权纠纷不断，知识产权诉讼泛滥。因此，当我们在充分吸收海派文化中有利于上海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精髓的同时，也应防止海派文化对其的消极作用，以求去伪存真，扬沙拣金。

第四篇：理学与心学之争

理学与心学之争：朱熹与王阳明的教育目的论辨析

摘要：自学派诞生之日起，学派之争便应运而生。每一次的辩论都会带来学术的大爆炸，继而百花齐放，使文化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文章从理学与心学的学派争辩述起，简述了朱熹与王阳明的教育思想，进而对其中两种不同的教育目的论做一些简要的辨析和评述。所述程度皆较浅，希冀得出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积极借鉴意义的结论。

关键字：朱熹王阳明教育目的论 “明人伦” “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陆九渊之间的学术争论,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自南宋鹅湖之会至明清一代一直争论不休。其中陆九渊的心学传至明代，经王阳明的发展，形成一个比较精致的哲学体系，世称“陆王心学”。

一、理学与心学的学术之争

朱陆本人及其门人前后有六次争论,反映了朱陆在本体功夫论方面的分歧点。其中鹅湖之会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第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朱、陆双方辩论的“为学之方”，表现出朱熹与陆九渊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点。朱熹主张“格物致知”，着重通过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内心潜在的良知。陆九渊则认为读书不是成为圣贤的必要途径，要求圣人之道须“先发明人之本心”因而不主张多做读书穷理的功夫。讨论中，陆九渊提出“先立乎其大”为出发点。认为自古以来圣人相传的“道统”只是“此心”。主张只有认识“本心”，才犹如木有根，水有源。朱熹认为先于物而存在的“理”在人的心中。在他看来，“理”是世界的本原，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理”体现社会上儒家道德伦理。他认为把握“理”就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就是通过接触世间万事万物，体会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先天存在的“理”的体验，最终目的在于，融会贯通而明“理”。并不是对客观规律和真理的探索。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主张。

二、朱熹与王阳明教育思想简述

1、朱熹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为基础的。其的教育主张可以归纳为：教育的主要作用是“改变人的气质”;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圣人的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教育的内容是小学 “教之以事”， “大学是穷之其理”。其中，“存天理，灭人欲”不仅是朱熹教育目的、作用的表述，更是其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

2、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心即理”、“致良知”是他的哲学思想核心。王阳明的教育主张也可归纳为：教育的主要作用是“学以去其昏蔽”;教育目的是“明人伦”——通过“致良知”的方法实现教化目的“圣人之学，唯是致良知而已”;教育的内容是凡有助于“求其心”者，皆可学之。

三、朱熹与王阳明的教育目的论辨析朱熹与王阳明本质上对儒学的理解不同。

朱熹把儒家传统的教育观点，用理学作了新解释。他在阐述理学的基本理论时，把“存天理，灭人欲”的“复性”之说，与“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作用等同起来。他在给宁宗讲授(大学)时指出，古代圣王设小学、大学以教子弟，都是为了“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朱子语类》卷七)即是为了使士子革除那些“物欲之私”，回复“天理”，使其言行皆符合伦理纲常的规定，即“格物致知”，从而成为 “圣贤”。

王阳明不同意朱熹将“心”“理”区分为二的观点，认为“理”存在于“心”中，“心即理’同时他又继承和发展了孟轲的“良知”学说，认为“良知即是天理”，即是“心之本体”。良知不仅是宇宙的造化者，而且也是伦理道德观念。他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人天生具有良知，因此天理就在自己心中，不必外求，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儒学发展到宋明时期，渐渐的由理学转到心学。其中的转折点主要得益于王阳明。

1、朱熹的教育目的论

朱熹的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的，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他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一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此而已。”(《孟子集注》卷5)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是教化众人，使众人都“明人伦”;只要大家都明白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么天下就太平、社会就和谐了。可贵的是，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

反观今天的教育，我认为朱熹的办学目的，才是教育真正的，教育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现如今可用一个词“唯利是图”，来贯穿我国当前的教育全局。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应试教育，产出符合规格的、适应国家需要的“人才”; 另一方面，个人主要希望教育能把他带出“众人”，走进“上人”的行列，以此来满足内心的虚荣心;家庭则是希望能获得一定的荣誉和经济收入。对于这些，社会显然并不买账。以至于十年甚至几十年的寒窗之后，从教育的金字塔尖上走下的“人才”们突然发现这个社会并不需要他们，这无疑打碎了他们对教育的一切幻想和期望。于是，人才们挣扎着，纷纷走出了国门。一些有危机意识的家长们更是焦虑万分，有条件的想尽办法把孩子送离牢笼;没条件的只好忍痛把自己变成“变态娘”、“狼爸”。由此，当前教育急需搬来朱熹，回复正气。朱熹居敬穷理、学思力行、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对于社会上普遍的“唯成绩论”、一味追求升学率的教风，该主张有一定的警示、借鉴意义。另外，针对现如今浮夸，虚假的学风和学问界浑浊的风气，“朱子读书法”应是一袭纯净的清风，卷走污浊，归还曾经的净土。

2、王阳明的教育目的论

王阳明的教育目的论也是“明人伦”，但他的理论基础则是 “致良知”说。他认为人人都有“不待学而优，不待虑而得”的“良知”，也就是天理。这个“良知”除了圣人之外，都被私欲所蒙蔽，处于不显露状态，要想除掉私欲，恢复本心，必须有个为善去恶的“致良知”的工夫。他说“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传习录》上)因此，“致良知”与“存天理，灭人欲”是为一路;“致良知”只是实现“明人伦”的一种手段。

最值得重视的是，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中关于儿童教育的论述。他从良知说出发，认为乐是心中本体，教学必须引起儿童的乐学情绪，要求教育儿童要从积极方面入手，要用培养、诱导、顺应儿童情绪，鼓舞儿童兴趣的方法进行教学。结合他提出的“训蒙教约”，他把教学比作时雨春风盎然生意，情意舒畅，在启发诱导、潜移默化中，得到成长。王阳明的这些主张，是符合儿童心理发展理论的。对如今强硬、单调、枯燥的应试教育来说，王阳明的这一主张应该得到重视。

注释：参考文献：

1、《朱子语类》《近思录》《白鹿洞书院揭示》《性理精义》《答陆子静》《与朱元晦》

2、《朱陆之辩的主题演释及其确立——以朱陆三次相会为据》陕西师范大学政经学院

郭锋航

3、《东南学术》 2006年06期朱陆之辩的缘由薛孝斌

4、《中国哲学史(季刊)》1998年第3期发表的《朱陆之辩的哲学实质——兼论陆象山的学术渊源》彭永捷

5、《简明中国教育史》第四版，王炳照、郭齐家等编;北师大出版社

6、《论语·朱熹集注》

齐鲁出版社

第五篇：案例C：腾讯与360之争

腾讯与360之争

360公司创立于2005年，旗下拥有360安全卫士、360杀毒、360安全浏览器、360保险箱、360手机卫士等产品。

业务对比

腾讯成立于1998年，旗下拥有即时通信QQ、腾讯网、腾讯游戏、QQ空间、无线门户、搜搜、拍拍、财付通等平台。

从来没有两家公司之间的口水仗，能让数亿网民同时在线围观。从9月27日360曝光腾讯QQ“窥私门”事件之后，360与腾讯的争执一直没有平息的迹象。

近日，360公司推出“扣扣保镖”，这款小工具如重磅炸弹般引爆了网民的热情，立刻成了百度等搜索引擎热词。随后，腾讯与360就“360扣扣保镖”是否合法分别发表声明。腾讯与360公司在电脑桌面“右下角的战争”又将完成一轮过招。是非曲直，作为普通用户，我们无法判定，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场恶战之中，鲜有权威部门的发声。我们不禁要问：谁来保护我们的网络隐私?

昨日，不少安装360软件的电脑用户登录网络后发现，系统提示安装“360扣扣保镖”。腾讯和360的恩怨不断升级，双方的对抗也从口水战上升至实际火拼。

10月29日，360公司宣布为“帮助QQ安全快速更好用”推出“扣扣保镖”，这款工具包括阻止QQ查看用户隐私文件、防止木马盗取QQ账号以及给QQ加速等功能。360公司总裁齐向东称，此举系大量网民“强烈要求”。

当晚，腾讯发出声明，谴责“扣扣保镖”是“通过外挂手段对腾讯QQ的多项功能进行破坏，严重影响QQ软件的安全和完整服务，手段之恶劣为中国互联网行业前所未见”。必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随即，360再发声明，称“扣扣保镖”并未破坏QQ的功能，完全合法，与所谓的“外挂”风马牛不相及，“望腾讯公司自查、自省、自勉”。

曾参与开发360安全卫士软件的傅盛，携新开发的可牛安全软件加入腾讯与360之间的争斗。可牛表示，将推出一款名为“361特警”的安全工具，意在“全面协助扣扣保镖”，对360的弹窗等功能进行全面清理。

360安全中心昨日发布消息称，刚推出72小时的“360扣扣保镖”软件下载量突破千万，平均每秒钟就有40个独立下载安装量。另据百度搜索风云榜显示，“360扣扣保镖”在发布首日(10月29日)就登上实时热点搜索排行榜榜首，成为当前最受网民关注的软件产品。事态扩大

360称遭“蒙牛式公关”发信感谢造谣者

360公司昨日发布一封“感谢信”，称360遭遇“蒙牛式公关”，并感谢幕后造谣者。信中360声称，360安全卫士、360杀毒、360隐私保护器，以及最新的360扣扣保镖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网上水军的攻击。

在这封信中，360公司在“表扬”完造谣者之后还捎带打击一下腾讯：“扣扣保镖”是保护QQ用户不被盗号的，导致用户丢号的应该是某聊天软件公司，而超级黑名单和偷窥用户隐私则更是这家公司的专利。这样的“光荣事迹”，还是不要栽到360头上了，360实在不敢夺人之美。文中的“某聊天软件公司”不言自明。

掐架始末

■中秋节期间，旧版QQ医生自动升级为QQ电脑管家，用户未收到任何告知。■9月27日，360发布隐私保护器专门曝光窥私软件，该软件仅支持监控QQ。■9月28日，腾讯发文称，360浏览器涉嫌借色情网站推广遭警方调查。

■9月28日，360称腾讯造谣，并未有警方取证一事，360已向警方报案。

■9月30日，360隐私保护器发布第二版，新增对腾讯TM和MSN监控。

■10月14日，腾讯宣布正式起诉360，法院已受理。360称将提起反诉。

■10月27日，百度、腾讯、金山、傲游、可牛等5大厂商发表《反对360不正当竞争联合声明》。

■10月27日起，腾讯与360互不相让的“弹窗”大战，掀起了“全民娱乐”高潮。■10月29日，360公司宣布推出“扣扣保镖”，称该工具全面保护QQ用户的安全。■10月29日，可牛称将推一款名为“361特警”的工具。

■10月29日，腾讯回应“360推„扣扣保镖‟”，称将会追究360法律责任。

■10月29日，360发表声明，称“扣扣保镖”完全合法。

■11月1日，不少安装360软件的电脑用户登录网络后发现，系统提示安装“360扣扣保镖”。

■11月3日，QQ发布360卸载软件，宣布在装修360的电脑上停运QQ软件。

■11月3日，360建议网民使用移动飞信、MSN、阿里旺旺、新浪UC、人人桌面等其他聊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