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血亲复仇与礼法之争

2022-09-12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全盛时期, 唐代在隋朝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了强大的封建专制统治, 封建法制制度的发展也空前完备。唐代集战国以来封建法律的大成, 以德主刑的原则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 刑罚为政教之用”[1], 内容完备体系完善, 为唐代以后的封建王朝树立了封建法典的楷模, 并赢得了后人“一准乎礼”的评价。

清末民初的政治家徐世昌为《唐明律合编》作序评论“三礼丧服之学, 盛于唐初, 故唐律一本于礼, 而得古今之乎”。

历代评论者都认为唐代法律礼刑统一, 一准于法, 礼法合融。唐律的编纂标志着礼法完全融合, 可见是信而有据的, 也被历来很多法学家所认同。但是封建统治者的实际需要和礼法差异性决定了礼法不可能完全统一融合, 血亲复仇和对其的处理即为礼法冲突中的最明显的例子。本文将通过史料的分析对唐代血亲复仇的表现、原因以及冲突争议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唐代的血亲复仇现象

血亲复仇并非在唐代才出现, 它有着悠久的历史。血亲复仇在各朝各代都有大量存在, 比如原始社会, 没有国家机器, 复仇是社会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夏商周三代, 国家产生以后, 对血亲复仇已经采取了一定限制和规范, 但并没有明令禁止;春秋时期, 国家并没有干预血亲复仇, 文献多有血亲复仇的记载, “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 人亦杀其父, 杀人之兄, 人亦杀其兄, 然则非自也, 一问耳[2]。”

可见当时血亲复仇之风很盛行;西汉受儒家思想影响, 孝的观念经过董仲舒改造, 宣称以孝治天下, 在司法活动中用儒家经典来解释法律, 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贯彻到国家法律中, 对复仇不予禁止, 极大助长了复仇之风;到了唐代, 唐代法令集历代法律之大成, 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丰碑, 对血亲复仇的规定也出现新的特点, 但是并没有成功处理血亲复仇案件, 唐代一准乎礼的法律精神使礼法的矛盾存在于法律规定中。

在唐代有很多影响很大的血亲复仇案件, 从这些案件和对这些案件的处理情况中, 我们可以看到礼与法的较量和较量的最后结果。下面从一组对血亲复仇的处理数据来看唐代法律对血亲复仇的具体操作。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复仇者并非全部处死而是大多数能活下去, 而且都由皇帝亲自过问, 有些案件甚至经过激烈争论, 久议不决。这体现出当时法律在血亲复仇上和礼在血亲复仇上的矛盾, 两者冲突不分胜负, 或礼让于法, 或法让于礼, 摇摆不定。虽有法律的明文规定,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多与法律规定脱节。血亲复仇的处理问题的模棱两可, 使得血亲复仇不绝于世[3]。

二、血亲复仇现象存在的原因

大量血亲复仇的存在和不绝于世并非偶然, 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宗法伦理社会中, 血亲复仇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

(一) 封建礼教对血亲复仇的隐性张扬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 以儒家伦理作为评判是非曲直, 以封建礼教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中国由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奴隶社会, 残留浓重的家族宗法思想, 尊尊亲亲的宗法等级原则与忠孝观点融合, 尊尊为亲, 忠忠为孝。孝的人伦观念深深烙进中国人的社会意识中, 流淌在中国人的血脉中。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 孝一直被视为一切道德的基础, “百行之本要道唯孝”, 显示人们对孝的推重。《孝经》云:“五刑之属三千, 罪莫大于不孝”“夫孝,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3]。

古代社会是以父为核心、父权至上的宗法伦理社会, 在家庭中, 父亲是一切关系的核心, 父亲的利益是家族利益的基础, 对父亲的伤害和侮辱被视为切肤之痛, 这些都是封建礼教对血亲复仇的隐性张扬, 是血亲复仇的民俗心理和基本根源。同时儒家经典对复仇也一贯持支持态度。在儒家经典中《公羊传》首倡复仇, 记有“父不受诛, 子复仇可也”、“君弑, 臣不讨贼, 非臣也。子不复仇, 非子也”、“九世犹可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可见<<公羊传>>对复仇持积极主张的态度。<<小戴礼记>>云:“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4]。”

这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表达的儒家对于血亲复仇的鲜明态度。儒家思想两千余年的影响, 使人们在行为的时候不由自主的依照儒家经典, 可见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加固了复仇观念。

(二) 封建法律的庇护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巩固封建政权, 以“三纲五常”教化百姓并以法律给以保护, 《唐律疏议》记载十恶, 七恶曰不孝。注云:“谓告言诅詈祖父母, 及祖父母, 父母在, 别籍异财, 若供养有缺, 居父母丧, 身自嫁娶, 若作乐释从吉, 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 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唐律疏议·贼盗》:“诸祖父母及夫为人所杀, 私和者, 流两千里;期亲, 徙两年半;大功以下, 递减一等, 受财重者各准盗论, 虽不私和, 知杀期以上亲, 经三十日不告者, 各减二等。”《唐律·斗讼律》又规定:子孙在父母、祖父母遭殴击时, 可以殴打对方。可见唐律极力保护家庭伦理纲常, 是封建伦理纲常的卫护士。从对复仇行为的处罚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虽然在立法上禁止复仇, 但是事实上大多数复仇案件的结果都是对于复仇者不予追究或者从宽处理。

从上面唐代的血亲复仇的史料看:十一个血亲复仇的史例中有五个被处死六个被赦免、从轻发落或者嘉奖。为了提倡孝道, 维护巩固封建政权, 皇帝往往会不惜动用赦免权, 下级司法官也常舍弃官职甚至性命来维护复仇者。复仇者的被宽宥给人们造成了复仇不必抵罪的印象。因为无论是自首还是以被捕结局大都不会死, 复仇者也会得到美名, 流传百世。这对复仇者无疑是一种鼓励, 唐代复仇案之所以数量众多, 与此也是分不开的。

(三) 文学作品在道德上肯定血亲复仇, 对民众起了舆论导向作用

在唐代文人的小说中也多能见到关于复仇的影子:《伍子胥变文》中的血亲复仇, 还有《原化记》中写了以美女匿居京城数年终于杀掉曾冤杀其父的郡守的故事, 作者还有“古之侠莫能过焉的评价”。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位女侠的赞赏和敬仰心态。文人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了他们对至孝之人的推崇, 认为血亲复仇是正义之举, 在道德上肯定它, 无疑对于民间血亲复仇有推进作用。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血亲复仇的存在以及争议, 是中国这样一个宗法伦理社会、封建专制社会必有的社会现象。中国传统家族宗法思想, 尊尊亲亲的宗法等级原则与忠孝观点融合加固了复仇观念。

三、血亲复仇问题的礼法争议及其解决途径

唐玄宗时, 张9、张琇二人杀仇人复仇的案件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并且引起争议。《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八》的《孝友传》记载, 张9和张琇杀死了诬陷其父谋反的仇人, 当时人认为张9、张琇年幼而能至孝复仇应该予以宽恕, 张九龄想由玄宗赦免张氏兄弟, 而裴耀卿和李林甫认为不能赦免。

玄宗曰“复仇虽礼法所许, 杀人亦格律具存, 孝子之情不顾命, 国家设法焉得此, 杀之成复仇之志, 赦之亏格律之条”[5]。

可见玄宗作为最高统治者, 对于血亲复仇案件也颇矛盾, 很难在礼法中做出选择, 但是认为“国家设法, 事有久要, 盖以济人期於止杀, 咎繇作士, 法在必行”, 玄宗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利益, 考虑到维护封建统治和社会安定, 最终对9琇二人处以死刑。“9琇既死, 士庶痛之, 为作衰诔, 榜于衢路, 市人敛钱於死造义井”。

当时社会认为9琇为亲情而奉献生命是值得崇敬的, 还特地造了义井, 可见人们认为血亲复仇有其高尚之处。宪宗时期, 梁悦报父仇杀死秦果后投案自首, 宪宗对于如何处置梁悦拿不定主意, 也引起了官员的争议, 宪宗命尚书省议, 诏曰“复仇之事据礼经则义不同天, 征法令则杀人者死, 礼法之事皆王教之端, 有此异同”[6]。

最后宪宗下敕曰:“复仇杀人, 固有彝典, 以其申怨请罪, 视死如归, 自诣公门, 发于天性, 志在殉节, 本无求生之心, 宁失不凶, 经特从减死之法, 宜决一百, 配流循州。”宪宗认为梁悦为报父仇杀人符合儒家经典而其事后又主动投案自首, 有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 所以对其从轻发落。

最后议定梁悦流循州。穆宗时, 康买德救父难案, 刑部侍朗孙革建曰:“买德救父难不畏暴, 不解而击不为凶, 天王制刑, 必先父子之亲, 《春秋》原心定罪, 《周书》诸罚有权, 买德孝性天至, 宜赐予今宥[7]”。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 儒家以礼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 法家以法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 以德教维持礼之动量。法家以法律制裁为推行法之力量。儒家在礼法关系上更注重道德教化的感召作用。孔子说:“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8]。”

儒家在判断人们的行为时往往把伦理标准放在第一位, 把法律标准放在第二位, 而法律自从其产生起, 便有了:“杀人者死, 伤人者刑。”的原则是百王之所同, 和伦理有本质的区别, 起的是安定社会秩序防止无休止的残杀的作用。

国法要求生杀予夺之权由法律规定, 司法机关执行, 私人绝无擅杀行刑的权力, 但按人伦之道父母君主之仇不共戴天, 不复仇非子, 非臣, 著于经义, 所以伦理的观念和法律的责任相互抵触。

礼教对孝的宣扬, 法律对血亲复仇的规范、限制或者禁止, 使血亲复仇有了礼与法的矛盾。

韩愈曾上书皇帝指出:“尽以为不许, 复仇则伤孝子之心, 许复仇则人将依法专杀, 无以禁止其端矣[9]。”

这里明确指出了复仇在礼法上的矛盾与冲突。复仇者在礼法上要遵循尊尊、亲亲的封建礼教, 而在法上又要遵循法律, 免受法律制裁, 国家既要以孝治天下宣扬孝治观, 在法上又要限制禁止复仇伤害以避免因复仇而带来的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以及对统治的不利影响。在复仇问题上每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血亲复仇礼与法的争议中, 无论是维护法律的权威, 还是遵从封建伦理最终都要寻求一个解决办法。

为亲复仇是伦理道德加诸于人们的亲情义务, 而禁止杀人却是各个朝代人们无法更改的法律义务, 这两者之间是必然对立的, 这种对立归根结底就是礼与法的冲突。

这种礼法结合引起的冲突, 使法律不能完整的遵从自身性质及自身逻辑结构来对事件作出评价和处理, 不能自圆其说, 必然会形成处理标准的混乱。从上面唐代的血亲复仇的史料看, 十一个血亲复仇的史例中有五个被处死六个被赦免、从轻发落或者嘉奖。

从整个司法过程来看, 首先, 在立法时就照顾到复仇者的感情依照礼来立法, 例如唐律的“一准乎礼”。既从法律方面作出禁止复仇的规定强调国家法律的权威性, 同时又回应儒家的礼教思想, 礼法兼顾, 礼刑不失。其次, 执法断案时遇到血亲复仇案件时, 官员或者皇帝会本于情礼, 从轻发落。唐宪宗时韩愈认为对复仇的处理, 既要“据礼经”, 又要“征法令”, 不能简单肯定或否定, 应根据不同情况, 酌情处理。即所谓“有复父仇者, 事发, 具其事由, 下尚书省集议以闻, 酌处之”[10]。可见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法律实践上, 都赋予了司法官员自由处理的权力。这样就使复仇的处理没有一定的标准, 礼法处于左右摇摆之中。

综上所述, 我们从血亲复仇的表现, 存在的原因, 争议以及解决途径可以看出, 血亲复仇最终并未根本解决。

血亲复仇在礼法双轨道上也左右摇摆, 时而偏入礼的轨道, 时而偏入法的轨道, 这种现象应该归结于封建伦理社会的人治, 人治的不稳定造成了对血亲复仇案的具体操作无法统一, 在重礼轻法的民俗心理背景下, 血亲复仇这样违法法乱法的行为亦成为正义之举。在当今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 我们应该以史为鉴, 吸取经验教训, 在法律案件上对礼法作出明确的界定, 减少司法争端。

摘要：唐代的法律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制史上的丰碑, 但是对历史上存在已久的血亲复仇问题并没有成功解决, 唐代仍然有大量血亲复仇存在, 并且存在众多争议。在这些争议的背后是礼法的较量, 也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伦理社会的固有矛盾的反映。在唐代, 对于血亲复仇案件无论是在法律规定上, 还是司法操作过程中都存在着礼与法的冲突。

关键词：唐代,血亲复仇,礼法冲突